文学论文3000字

魏晋南北朝小说可分为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志怪小说记叙神仙方术、鬼魅妖怪、殊方异物、佛法灵异，虽然很多作品中表现了宗教迷信思想，但也保存了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民间故事和传说。志人小说记叙人物的逸闻轶事、言谈举止，从中可以窥见但是社会生活的一些面貌。魏晋南北朝小说篇幅短小、叙事简单，只是粗陈故事梗概，而且基本上还是按照传闻加以直录，没有艺术的想象和细节的描写。虽有人物性格的刻画，但是还不能展开。所以还只是初具小说的规模，而不是成熟的小说作品。在中国小说史上，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在人物刻画、细节描写，以及叙事语言的运用等方面，它们都为唐传奇的写作积累了经验。一些唐传奇的故事取自这个时期的小说，如《离魂记》与《幽明录》的《庞阿》，《柳毅传》与《搜神记》的《胡母班》都有继承关系。唐以后的文言小说始终有志怪一类，《聊斋志异》是这类小说的顶峰。模仿《世说新语》的小说达几十种之多，这也说明了魏晋南北朝小说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文学，上起汉献帝建安元年（196），下迄隋朝建立（489），前后约400年。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分裂、大动荡时期，战争频仍，军阀割据，朝代更迭，同时也是一个思想异常活跃、文化环境较为宽松、文学艺术极为活跃的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学大转变，且极富创造性时期。 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轨迹：诗歌是这一时期文学成就最高的领域。我们从三个线索予以表述：（1）时代线索：建安诗歌是中国诗歌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次大丰收，其代表人物有“三曹”和“建安七子”；正始诗歌，其代表人物有“竹林七贤”，而真正代表正始诗歌成就的是阮籍、嵇康；太康诗歌，作家众多，有所谓“三张”、“二陆”、“两潘”、“一左”，除左思外，成就不太高；永嘉诗坛，代表人物有刘琨、郭璞与玄言诗人许询、孙绰等；晋宋之际，陶渊明是成就最高的诗人；齐、梁永明体诗，代表人物有谢朓、王融、阴铿；梁、陈之际的宫体诗；北朝文学以庾信成就最高，庾信是南北朝诗歌的集大成者。（2）内容线索：建安诗歌，悲伤离乱，慷慨苍凉，梗概多气，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被称为“建安风骨”；正始诗歌继承建安诗歌的传统，由于环境险恶，变慷慨用世为忧生嗟叹；太康诗歌重模拟、颂功德，重形式倾向明显，而左思则是建安风骨、正始之音的继承者。其《咏史》诗，借古讽今，抒写怀抱，笔力矫健。其后，鲍照《拟行难路》和《拟古》之作，情感抑郁、体气豪迈；庾信《拟咏怀》抒发悲愤，开绮艳、清新、老成的诗风。在玄言诗盛行之际，陶渊明可谓独树一帜，他以平淡自然之风开田园诗歌一派。谢灵运和谢朓完成了由玄言诗向山水诗的转变，开山水诗一派。梁、陈时期的宫体诗风靡一时，这是诗风的一股逆流。（3）体裁线索。曹操四言诗，曹植五言诗和建安七子的文人五言诗彬彬其盛，蔚为大观。永明体新诗的出现为唐代近体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七言诗也得到了开创和发展。曹丕的《燕歌行》，标志着七言古诗的成熟；鲍照对七言诗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创制了以七言为主的歌行体；曹操以乐府旧题写时事，发展了乐府诗；以四言写乐府，使四言诗出现中兴。南北朝民歌是继周民歌和汉乐府民歌之后又一次集中的民间口头创作。艳曲兴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南朝民歌风格清丽柔弱，代表作为《西洲曲》；北朝民歌风健质朴，代表作为《木兰诗》。散文一改两汉史传、政论独盛的局面，向多样化方向发展。与汉代散文相比，有四个特点：一、叙事言情的书信和山水散文兴起，用书信的形成写自然山水是魏晋南北朝散文的独创；二、历史传记逐渐独立于史书之外，成为文学传记；三、抒情成分增多；四、文章趋向骈俪。骈体文形成并臻于鼎盛。文章四六句型已成常规，追求精致的对仗、谐调的声律、使事用典、雕饰辞采、骈文创作盛极一时。辞赋由汉大赋演变为抒情小赋，并向骈化和律化方向发展。小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的新的文学样式，是我国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主要有志怪小说《搜神记》和志人小说《世说新语》。 文学意识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自由，带来了文学理论发展和文学批评的繁荣。曹丕的《典论·论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学批评专论，它对文学的社会地位与作用、文学批评的态度与方法、文体的区分、文风与作家的关系等重要问题提出了看法，标志着文学批评进入了新时期。陆机的《文赋》是一篇用骈体文写成的文论著作，阐述了相当完整的创作论，它第一次把创作动机、过程、方法、形式、技巧等问题归入文学批评范畴。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一部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巨著，是对前代文学理论的总结和发展。它初步建立了文学史观，既重视文学发展与世风的关系，也重视文学自身发展中的继承与革新，较全面地说明了作品的内容与形成之关系，总结了创作过程中各个环节的经验和教训，初步建立了文学批评的方法论。钟嵘的《诗品》是我国第一部诗论著作。《诗品序》是全书的总论，论述了五言诗的起源和发展，对诗歌的某些创作方法及诗歌的抒情达意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它也存在一些缺憾，如对某些作家品评失当，对声病说盲目排斥，在探讨诗歌传承关系时显得简单化，但它无疑是研究汉魏六朝诗歌的重要参考材料。此外，颜延之对文笔说的阐述，裴子野的《雕虫论》，萧绎的《金楼子·立言篇》，萧子显的《南齐书·文学传论》、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文章篇》等，都对文学问题发表了重要的意见。齐武帝永明年间，周颙、沈约、王融等提出“四声八病”的理论，是对声律说的新发展，对后世韵文和近体诗的发展有重大影响。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发展，逐步使文学创作置于其影响与指导之下。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同步发展，二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密切关系，对当时和后世的文学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文虽短，其味无穷——短篇小说《可怜的维纳斯》赏析白小易的短篇小说《可怜的维纳斯》（见《萌芽》一九八二年第1期），全文虽不足两千字，却写得非常成功，读后回味无穷。现就这篇小说的主题、人物性格刻画、结构和语言方面的特色，谈本人的一点粗浅认识。一小说写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位美术学院的学生看中了年轻美貌的小卖店的女售货员，想方设法去接近她，千方百计博取女售货员对他的好感，以至向女售货员求爱。出于对男方的关心，女售货员只得向他吐露了真情：原来她是一个安着一条假腿的残疾人。男方得知实情后，由震惊到失望，最后终于离开女售货员而去，小店从此再也见不到他的身影。小说是以第一人称“我”（女售货员）来写的，“我”就是这一事件的见证人。通过“我”所遭遇的不幸，小说揭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主题：怎样才算美？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大学生应当怎样去看待美，应该树立怎样的审美观？怎样才算美，应该怎样对待美？作为一个美术学院的学生，“他”对这个问题是很容易回答的。“他”知道维纳斯的雕像是美的，“他”甚至可以具体地说出它美在哪里，指出它身上的每一条曲线。“他”还知道把现实生活中的姑娘的面貌与维纳斯相比较，甚至可以指出它们之间的极细微的差别。分析得头头是道，讲得天花乱坠。请听“他”对“我”的一套赞美辞：“你真美，拿维纳斯和你相比，惭愧的只能是维纳斯，而决不是你。你的眼睛能使维纳斯低下骄傲的头来，你的红晕能让维纳斯那苍白的脸无地自容，你才是生活中的维纳斯……我爱你！”可见“他”并不是不懂得美。但是，“他”真正懂了没有呢？没有。他看到了维纳斯的面容美，却没有，但应该看到她是断了胳膊的。同样，“他”看到了“我”的面容美，却没有也不会想到“我”是一个断了一条腿的残疾人。“他”所说的、所指的只不过是一种外表的美，而对维纳斯的真正的美学价值，对生活中内蕴的美（心灵的美）却不能发现，更不能理解。因此，当“我”向“他”说明自己是一个残疾人时，他没有勇气，也不可能有这个勇气说“我爱你”。当真正的美向“他”敞开大门时，“他”没有鼓起勇气走进去，而是临阵退却了。以至“他”不能，而且永远不能得到生活中真正的美，尽管“他”把所学的美学理论背得滚瓜烂熟，但“他”在这方面永远是一个无知者。年轻人往往只顾看事物的外表，而容易忽视事物的本质。在审美观上，他们往往会被各种表面的美所迷惑，而不善于发掘内在的美。小说中的“他”的态度无可否认地具有某种代表性。尤其是在年轻的大学生中间，具有这种审美观的人恐怕不在少数吧？因此，小说中提出的这么一个问题，确实是发人深省的。这篇小说，对于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大学生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二通过人物的性格刻画来揭示人物的精神面貌，是这篇小说的一个显著的特点。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他”是一个自私、庸俗、无知的大学生，这在“他”的言谈举止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他”那样热烈地追求“我”，在“我”面前竭力装出一副诚实谦恭的样子，以此来博取“我”对“他”的欢心。当然，“我”是有自知之明的，“我”并没有高攀之意，但有感于“他”的诚恳，向“他”吐露了真情，希望能得到“他”的宽慰，求得“他”的谅解。但是出乎“我”的意料，当“他”得知真情后，只是震惊、失望和无地自容，往日那夸夸其谈的口才，那说出“我爱你”的话时的勇气都不知到哪里去了。“他”没有谅解 “我”，更没有宽慰 “我”，极度自私的心灵占据了“他”的心房，约束了“他”的行动。“真的？”简短的两个字，既是“他”在失望之后发出的哀鸣，也是“他”自私心理的总表白。这种自私发展的结果是不管“我”的心里多么难受，竟别“我”而去，从此销声匿迹。为什么“他”不敢再向“我”表示爱情呢？其主要原因在于他的头脑中还存在着庸俗的传统观念。“他”是一个大学生，本来向一个女售货员求爱，已是降低身份，更何况“他”所追求的是一个残疾的姑娘呢？“你怎么没考大学呢？”这好象是对“我”的处境的惋惜，其实是庸俗的传统的尊卑观念在“他”头脑里作怪。因而也就决定了“他”在得知了“我”的内情后会弃“我”而去。尽管“他”把美学理论讲得头头是道，把赞美高调唱得铿锵悦耳，但是“他”并没有懂得什么是美，如何去追求并得到美。“他”追求的只不过是“我”的外表的美，而失去的却是“他”自己的心灵中的美。因此，“他”是一个无知者。但是，说“他”无知倒不尽然，在有的时候，“他”比任何人都“聪明”。比如说“他”为了得到“我”的欢心，并进而达到向“我”求爱的目的，故意在“我”面前装出一副诚实的样子，说“我”错给了“他”两张宣纸（其实“我”并没有错给），由此获得了“我”对“他”的好感。之后，“他”对“我”是一次次的接近，一连串的微笑和一系列的客套话，宛然是一个举止文雅、谦恭有礼的君子，进一步获得了“我”对“他”的好感。当“他”认为时机已成熟时，便滔滔不绝地向“我”唱赞歌，把“我”吹得比维纳斯还美，并正式向“我”求爱。直到真相暴露、懊丧离去的时候，“他”还说了一句“太对不起你了”，仍然装出一副通情达理的样子。但是，这一切“聪明”恰恰显示了“他”的无知。在短短的不到两千字的作品中，能够把人物的性格刻画得如此淋漓尽致，我们不能不佩服作者的功力。三从必然中突出偶然，从偶然中显示必然；看来是情理之中，却是出乎意料之外；看来是意料之外，其实是情理之中。时而奇峰突起，时而“柳暗花明”，这是这篇小说在结构方面的一个特色。在“我”与“他”的关系上，作者首先用大量的笔墨来写“他”对“我”的热烈追求以及“我”对“他”的好感，极力渲染出一种男情女意、情投意合的气氛，给读者造成一种男女双方必然走到一起的印象，可谓是情理之中了。为了突出这一气氛，加深读者的错觉，作者有意识地让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他”尽情表演，把“他”的性格发展逐步推向高潮。“我爱你！”便是“他”的性格发展高潮中的一个极点。然后，作者笔锋一转，借“我”之口道出了真相，引出“他”的态度的180度转弯，这在读者心目中是出乎意料的，因此感觉到这一事件的发展有些偶然。然而，作者正是利用这个必然中的偶然，让“他”的性格得到本质的展示，让“他”的灵魂在矛盾冲突中得到亮相。从而把人物形象刻画得更加丰满。“我”的命运是偶然的，但是这偶然中却显示着必然。作者在“我”的悲剧发生之前，早已为我们设下了许多伏笔。只要读者细心地去阅读体会，就不难看出，“我”的恋爱悲剧、“我”的被丢弃的命运是必然之中的了。作品在进入具体事件之前，安排了一段不长的“我”的议论，点明了“我”的身世、处境和“我”在这个处境中的想法，指出了“我”在大学生面前产生了压抑感，这种压抑感形成的原因明的就是“我”的地位低下，暗的就是“我”的生理缺陷。尽管“我”的面貌比较美，但是，这致命的“压抑感”早已安排了“我”的命运。“我”的命运也是由“他”的性格发展所决定的。在看来男情女意、情投意合的平面图上，其实已经埋伏着“我们”感情破裂的裂痕。比如“他”那伪装的诚实、不正确的审美观以及脱口而出的“你怎么没考大学呢”的只言片语，早已暗示着“他”在得知“我”是残疾姑娘时会离“我”而去，而“我”则不可避免地会有被丢弃的命运。四语言含蓄幽默，于肯定之中寓否定，于悲哀之中求欢乐，于风趣之中寄嘲讽，是这篇小说在语言方面的一个特色。在作品开头没有进入具体事件之前“我”的议论中，有此一句：“……命运似乎嫉妒我的这种清静了，终于像在无味的菜汤里加进味精一样，把一个，怎么说呢，就算是喜剧吧，投进我的生活中来了。”乍听起来，这句话的意思是肯定的。它在说即将发生在“我”和“他”之间的是一个具体喜剧色彩的事件。但凡接触过下文的读者都知道，对于“我”来说，即将发生的事件并非具有喜剧色彩，而是充满着悲剧的色调。作者在肯定它是“喜剧”的意旨下，正寓着对“喜剧”的否定。当然，说它是“喜剧”也未尝不可。因为在这个事件中，“他”扮演的角色确实滑稽可笑，但不是欢笑，而是嘲笑。这种嘲笑中包含的不是肯定而是更高程度的否定。在叙述了“我们”之间的关系破裂之后“我”的议论中有此一句：“我想起他给我留下好印象的那天，明白了，笑了，哭了，最后还是笑了。”这当中有痛苦，也有欢乐；有哭，也有笑。从“我”的处境看来，应该是痛苦，应该是哭。但事已至此，“我”痛苦，“我”哭又有什么用呢？固然，“我”曾哭过，但在哭过之后，“我”彻底醒悟了，因此“最后还是笑了”。但这不是欢笑，而是强作欢颜，苦中作乐的笑，是对庸俗的人、庸俗的传统观念、庸俗的社会道德的有力嘲笑。作品结尾的一句话讲得颇风趣。它是这样写的：“我突然想到，假如那断掉胳臂的维纳斯也是一个活物的话，她真不知会失去多少‘爱’她的人呢！”只要略会思索的读者都不难领会这段话在风趣后面包含着的深刻的意义：生活中的维纳斯（“他”是这样称呼“我”的）已经失去“爱”她的人，维纳斯是活物的话，也必然逃脱不了“我”同样的命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残疾人，因为庸俗的传统观念和社会道德在支配着人们。因此，在这风趣之后，其实包含着对庸俗的传统观念和社会道德的控诉，包含着对庸俗的道德观念支配下的人们的有力嘲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