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百合2011
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陈原《语言与社会生活》读后文：吕叔湘出处：读书 1980年第4期 一 最近读了陈原同志的《语言与社会生活》，获得了许多新的知识，也温习了许多旧有的知识，非常高兴，也想借这个机会说点自己的感想。 说话是人们的一种最普遍最经常的活动，可也是一种很神秘的活动。怎么这个人说话，那个人就懂，而另一个人就只听见一阵叽哩呱啦，莫名其妙？怎么一句话能引起哄堂大笑，另一句话又会叫人生气或者发愁？按说这应该是人人感觉兴趣，要想了解其中奥妙的事情，然而一般人对语言确实是了解得不多。即使要想了解，也有点不得其门而入的样子。讲语言的书是有的，可是读者的反应是“枯燥！”“烦琐！”，除了应付考试，谁也不想看。有一位朋友有一天对我说，“你们语言学家写的书对我有用。”我说，“怎么有用？”他说，“我每晚上床之后抓起一本来看，看着看着就睡着了。”您看，够多损！现在，我可以对他说，“你把陈原同志的新著拿去看吧，管保你睡不成！”——哟，我得声明，陈原同志的书，《语言与社会生活》，还只有香港版，北京版还在排印中，不过也快得了。 语言是什么？说是“工具”。什么工具？说是“人们交流思想的工具”。可是打开任何一本讲语言的书来看，都只看见“工具”，“人们”没有了。语音啊，语法啊，词汇啊，条分缕悉，讲得挺多，可都讲的是这种工具的部件和结构，没有讲人们怎么使唤这种工具。一联系到人，情况就复杂了。说话(以及写文章)是一种社会活动，语言是社会活动的产物；社会是复杂的，因而语言也就不可能不是复杂的。不同民族的人说着不同的语言，不同地区的人说着不同的方言；这个民族、这个地区的人又往往会说那个民族、那个地区的话。一种语言，写下来的跟嘴里说的不完全一样；在某些地区，在某个时代，甚至是完全不一样。书面语里边有各种文体，口语里边也有不止一种风格。各个行业有自己的“行话”，“隔行如隔山”这句话不仅适用于业务，也部分地适用于语言。甚至年龄大小，男女性别，也会或多或少地反映在语言上。外国语言学界早些年流行过一种理论，说是由于语言内部的不一致，分析语言就不能拿“语言”做对象，也不能拿“方言”做对象，只能拿“个人语言”(idiolect)做对象。事实上，个人语言也不保证内部完全一致。以语言而论，大多数人都是“多面手”，都有一个或大或小的“语库”(repertoire)，在不同场合，跟不同的人在一起，说不同的话；不但是用的字眼儿有所不同，句法也会有出入，甚至语音也会起变化，可以说是“随宜取用，不拘一格”。一个人的情况尚且如此，一个社会就更不用说了。总之，语言不是一种单纯的事物，语文课本里边的语言，语言学著作里边的语言，都是一种抽象，尽管它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用处极大的抽象。在现实的社会里，人们的语言活动以及作为这种活动的工具的语言，都是极其错综复杂的一大堆。研究这错综复杂一大堆的学问就叫做社会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不否定传统的语言学——“传统的”在这里指社会语言学正式挂牌子以前的语言学，——但是认为这样的研究不够全面，并且预言，随着研究范围的扩大，它的种种理论，语音的、语法的乃至语义的理论，都将得到一定程度的改造。 回溯语言学的历史，它最初是为读古书和学作文服务的。到了十九世纪中，历史比较语言学兴起，才摆脱狭隘的实用目的，以寻求语言发展的规律相号召，这可以说是一次大解放。但语言学仍然被视为历史科学的一支。到了二十世纪初年，以索绪尔为代表，提倡为语言本身而研究语言，这是语言学的第二次解放。半个多世纪以来，虽然陆续形成许多学派，但目的仍然只是一个，就是以语言本身为研究对象，以探讨语言内部的规律性为唯一任务。直到五十年代，尤其是六十年代，才有一部分学者不愿意以此为满足，要求把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这可以说是语言学的又一次解放。中国的语言学旧时称为“小学”，是经学的附庸，其情形与西方颇为相似。西方的语言学传入中国，还不满一百年，还在吸收消化之中，开花结果还有所待。 十九世纪以前的语言学以实用为目的，但是这方面的成就并不显著。一个半世纪以来，语言学不以实用为直接目的，它的成果却很有益于实用(例如在语言教学上)。这里边好象很有点辩证法的味道。现在研究的范围更广大了，研究工作者的视野更宽阔了，研究的方法也更细密更多样化了，可以预期有更丰富的收获。 二 陈原同志的书里谈到“洋泾浜英语”。这是随着旧时代的消逝而消逝的旧事物，现代的人大概都只知道有这么一个名目，不知道实际是个什么样子了。我对于这东西也没有亲身的经验。倒不是“余生也晚”，而是有幸没有出生在那个畸形的社会层，因而没有接触到它的可能。我第一次遇到它是很偶然的，是在抗战时期的昆明，从朋友那里间接听来的。有一家从上海逃到内地的人家，带来一位保姆(上海话叫“娘姨”)，一年半载之后宾东失和，女主人把她辞退了。她说：“Fashion come，fashion go”，翻译过来是“怎么来的怎么去”，意思是“你得给我回上海的路费”。(保姆跟女主人当然都是说上海话的，这会儿忽然来一句洋泾浜，其情形正如同文人学士说话中间引用古书，这该也是社会语言学里的事例吧。) 早几年，在我被强迫赋闲的日子里，有时候走进旧书店里去看看，偶然看见一本题为《Pidgin－English Sing－Song》的书，是1876年伦敦一家书店印的。现在从里边抄一首最最短的歪诗，以补陈原同志书里边所举零碎例子之不足。 The Rat One－time one piecee lat Pull hard to catchee nail， And talkee when he come： “Look－see what largey tail！ “But now my gettee out T’his ting no good－no how！ One piecee olo iron No blongey good chow－chow.” Supposey man lose tim ’Bout one long foolo tale， He take you in－P’ho！ It all－same lat an’nail. (有一回有个耗子 使劲儿拔颗钉子， 钉子出来了，耗子说： “你看，多大的个尾巴！ 可是我弄出来这个东西 一点儿用处也没有！ 一块烂铁罢了， 真没什么吃头儿！” 一个人要是浪费工夫 听人家闲扯淡， 那就上了个大当， 象耗子拔了颗钉子。) “洋泾浜英语”是一度在香港、广州、上海等地流行的Pidgin－English，如果我们把“洋泾浜”作为pidgin的译语，那末在地球上许多地方还有(或曾经有过)别的种“洋泾浜”英语。下面是太平洋中所罗门群岛的“洋泾浜”英语的例子。 Mifele i－go go long salwater，lookoutim fish，now win i－ mi－fele i－go alabout long kino，now bigfele win i－kem now，mifele i－fafasi alaboute，rong tumes. (我们在海上航行捕鱼，风来了。我们坐的是小划子，刮起了大风，我们被刮得团团转，飘流得很快。) 不难看出，这一种“洋泾浜”英语，跟上海等地的“洋泾浜英语”面貌不同。 “洋泾浜”英语之外，还有“洋泾浜”法语，“洋泾浜”葡萄牙语。所有这些“洋泾浜”语言都散布在那些殖民主义者商船经常来往的航道上。 “洋泾浜”语言之外，还有所谓“克里奥尔”(creole)语言，这是“洋泾浜”语言的进一步发展。二者的分别是，“洋泾浜”是没有人把它当作母语的混杂语，“克里奥尔”是有人把它当作母语的混杂语，说这种话的多数是殖民主义者的后裔，尤其是混血儿，但也有土著人。这种语言不但是他们从小学会的话，并且往往是他们所能说的唯一的话。下面是苏里南(荷属圭亚那)沿海地区通行的、名为斯拉南语(Sranan)的“克里奥尔”英语(里边夹杂着少数从荷兰语来的字眼)的样品： Ala den bigibigi man de na dalcon e wakti kon nanga en buku na ondro en puru en ati na en ede，en a meki kosi gi den，Dan a waka go na a djari，pe den gansi de. (所有要人都在阳台上等着他。他来了，胳臂底下夹着一本书。他向他们脱帽鞠躬。然后他走向园地，那儿有鹅群。) 三 陈原同志的书里谈到语言拜物教，从民间迷信讲到现代迷信，寓开导于谐趣之中，发人深省。我也想在这里补充一些事例。陈原同志引了贴在马路旁边电灯杆上的遣送“夜哭”的揭贴，我在家乡也曾经见过，并且除遣送“夜哭”的以外还有遣送“夜尿”的，词句大体相同： 天皇皇，地皇皇， 我家有个射(za)尿(xu)郎。 过路君子念一遍， 小儿病去得安康。 野蛮人相信语言有神秘力量，是不难理解的。一个人说一声“集合！”，一群人就站成一排；那个人说“立正！”“向右转！”“齐步走！”每说一声，那群人就做出一种动作，让一个“原始”时代的人第一次看到这个场面，怎么能不以为这一串串声音具有不可抗拒的神力呢？一切祝福(例如“万岁！万岁！万万岁！”)，一切诅咒(例如“杀千刀！”)，当初所以产生，根子都在于相信语言能在客观世界引起某种变化，尽管后来变成了一种形式。 在一切祝福和诅咒中，名字是关键。一个人的名字跟他的人身或灵魂是神秘地连在一起的，一定要小心保护。《封神演义》第三十六回，黄飞虎说：张桂芳这个人“与人会战必先通名报姓。如末将叫黄某，正战之间他就叫‘黄飞虎不下马更待何时’，末将自然下马。”第三十七回，姜子牙辞别元始天尊下山，元始天尊说：“此一去，但凡有叫你的，不可应他。若是应他，有三十六路征伐你。”姜子牙行在路上，申公豹在后面叫他，起先不应，后来应了。果然如元始天尊之言，引来了三十六路征伐。 因此名字要避讳，皇帝的名字不能叫，祖宗、长辈的名字不能叫。在后世，认为这是礼貌；在远古，这是有保护作用的。“史讳”在中国古籍校勘中是小小的一门学问；“讳名”的风俗在史籍中也留下许多有名的故事。最有名的该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吧，——不知道这个典故的人总以为是“放火”喻其大，“点灯”喻其小，仿佛是一般的反对特权罢了，不知道这里头有个故事：宋朝有个知州(一个不大不小的领导)姓田名登，因此他不许老百姓说“点灯”，叫他们改说“放火”，老百姓编出这两句话来讥笑他。 因为“名”要讳，所以“名”之外有“字”。“名”是正牌货色，不好随便动用，“字”是副牌，用来方便流通(正好象真古董不拿出去展览，用复制品代替)。 出于同一根源而表现为相反的形式的是给小孩儿起个下贱的名字。宋人笔记里有一则，说欧阳修家里有一个孩子名叫“僧哥”，有一个和尚问欧阳修：“您不信佛，干吗起这么个名字？”欧阳修说：“为的是让他容易养活呀，就象有的人家的孩子叫‘狗’、叫‘羊’一样。”欧阳修的话恐怕只有一半对，叫“狗”、叫“羊”是取其贱，叫“僧哥”很可能是冒充出家人，用以欺凶神恶煞。我们家乡从前就很有些人叫“和尚”的，叫“狗”的，我的本家长辈中就有一位叫“狗爷爷”，我们这些小孩子觉得非常可笑，“狗”跟“爷爷”怎么连得上呢！ 文字是语言的化身，可又似乎“青出于蓝”，要不怎么仓颉造字而鬼夜哭呢？纸篓子上面贴“敬惜字纸”，我见过；画一道符吞下去治病，我也见过。 陈原同志也谈到“塔布”(忌讳)和委婉语。在现代人的意识中，忌讳是因为“言之不雅”，但历史地说，“塔布”跟语言拜物教是一个来源，都是源于对自然界的不理解，“不理解自然导致了恐惧，恐惧产生了迷信”(陈书37页)。超自然的神力，表现在外界的是水、火、风、雷，表现在人生的是生、老、病、死。特别是两性相交、产生新的生命这件事引起极大的神秘感，因而两性关系成为拜物教的对象，并且中外古今一直是“塔布”的顽固堡垒。性器官、性行为是不能“直呼其名”的，与此有关的月经、怀孕之类也是说不得的。又由此而扩展到身体的邻近部分如臀部和肛门，以及有关的动作如排泄内脏里边的废物，包括气体。 由“塔布”引起的语言现象，除替代法(委婉语)外还有歇后法，例如“他妈的！”《儿女英雄传》第四十回有一个绝妙的例子。安骥由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升授内阁学士，简放山东学台，要进宫谢恩。珍姑娘给他准备服装，“说：‘这褂子上钉的可是狮子补子，这不是武二品吗？爷这一转文，按着文官的二品补子，别该是锦鸡……’舅太太听到这里，连忙就说：‘是锦鸡，不错的。好孩子，你可千万的别商量了。’不想舅太太只管这等横拦竖挡的说着，她一积伶，到底把底下那个字儿商量出来了。及至说出口来，她才‘哟’了一声，把小脸儿涨了个漆紫。……这个当儿幸得张亲家太太问了一句……又惹得大家一笑，才把珍姑娘这句玉兔金、金丝哈的笑话儿给裹抹过去了。”——这里的“玉兔金”后边隐藏一个字，“金丝哈”后边也隐藏一个字，这两个字连在一起是“塔布”的。(“金丝哈巴”是一种狗。) 跟这个相反的例子见于《红楼梦》第二十八回。贾宝玉、薛蟠、蒋玉函、云儿等人在冯紫英家喝酒行酒令，“要说‘悲、愁、喜、乐’四个字，却要说出‘女儿’来，还要注明这四个字的原故……。”轮到薛蟠，他说的前三句是：“女儿悲，嫁个男人是乌龟；女儿愁，绣房钻出个大马猴；女儿喜，洞房花烛慵朝起”，末了一句来了个“女儿乐，一根××往里戳”，引得众人都说“该死！该死！”这位薛大哥，他是不管什么“塔布”不“塔布”的。 让我们来看看字典、词典里的情形。一般最忌讳的是两个名词和一个动词，在现代方言里所用的字眼不尽相同。比较通行的，男性生殖器有一个单音词和一个双音词，后者流行较广；女性生殖器主要只有一个单音词；动词较通行的有两个单音词，但写成汉字却只有一个字。现在把常用的几种字典、词典里收与不收的情形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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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论文有很多，这里学术堂整理了十五个好写的语言学论文题目：1. On English Euphemism谈谈英语委婉语2. Metaphor in English Euphemism 隐喻在英语委婉语中的应用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boo and Euphemism and Their Respective Uses浅谈禁忌语和委婉语之关系及各自用途4. A Survey of Euphemism in English and Chinese对英语和汉语中的委婉表达法之研究5.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nglish and Chinese Euphemistic Terms of Death英汉有关“死亡”的委婉语的对比研究6. A Contrast Study of Courtesy Language in English and Chinese英汉委婉语的语用对比研究7. The Phenomena of Ambiguity in English英语中的模糊语现象8. Noun-verb Conversion in Contemporary English现代英语中名词转化为动词的现象9. Onomatopoeia in English and Chinese Nursery Rhymes英汉语儿歌中的拟声词10. Syntactic Functions of Prepositional Phrases前置短语的句法功能11. Various Circumstances under Which Inversion is Used and its Comparison with Chinese 运用倒装的多种情形及其与汉语的比较12. The Analysis of “Up” and “Down” in English and Chinese分析Up和Down在英语和汉语中的用法13. The Comparison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Conjunctions 英汉连词对比14. Difference between Attributive in Chinese and English and How to Translate English Attributive Clauses英汉定语比较与定语从句翻译15. A Tentative Study of Post-posed Adjectives后置形容词初探
主君的太阳Soo
一）初创阶段（1979-1987）：从自发到自觉一般认为，中国的社会语言学是舶来品，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中国最早提出社会语言学的学者之一陈原则指出，社会语言学发源比较早。自古以来，中外语文学家都曾讨论过古语与今语、文语与口语、标准语与方言在社会功能上的差别。欧洲19世纪初的方言学家对于自己民族语言内部各种变体的调查，其实即是进行社会语言学的工作。事实上，社会语言学的诞生和有没有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是两回事。进行某一方面的研究并不等于建立了某一个学科。当然，一个学科的出现决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它一定是长时间学科积累的结果。现代中国历史上的许多语言运动，如20世纪初期的国语运动、20年代的白话文运动、30年代的大众语讨论以及北方拉丁化运动，50年代的推广普通话、现代汉语规范化等等，都可以算是社会语言学的工作。但是这些运动或工作可以说是自发的，而不是自觉的。70年代后期，随着“社会语言学”这个术语的出现，人们对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从自发走向自觉[7]。这一阶段，中国社会语言学的成果主要表现在通论性的著作和理论的译介方面。前者除上述陈原的两本著作外，还有陈松岑的《社会语言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游汝杰、周振鹤的《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许国璋早在70年代末开始引进社会语言学，有关论文后来收入《许国璋论语言》（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1980年到1982年，英国语言学家特鲁基尔的《社会语言学导论》由林书武等翻译，在《国外语言学》连载。198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祝畹瑾编的《社会语言学译文集》和前苏联什维策尔的《现代社会语言学》（卫志强译）。此外，《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85年第5期（中文版）以 “语言与交往：社会语言学研究个案与应用”的专刊形式，发表了一大批社会语言学的论文，很有指导意义。可惜因为发行上的原因，许多人没有看到。这一时期有两大缺点：一是结合中国社会实际不够，二是对社会语言学的对象和范围的认识还相当模糊。例如有的学者把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之类问题也列入社会语言学，这显然是不妥的。此外，受国外的影响，也有热衷于无谓的名份之争的现象。（二）迅速发展阶段（1987-1993）：从引进走向结合中国实际1987年12月1日至5日，中国社科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在北京举办了首届社会语言学讨论会。会议展示了7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语言学的研究现状和水平，它标志着中国社会语言进入了一个火热的阶段，对推动我国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1988年8月，深圳教育学院深港语言研究所主办了首次“双语·双方言”讨论会。1990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和苏州大学在苏州召开了首届应用语言学讨论会，其中有不少的论文也是关于社会语言学的。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社会语言学的专题研究。著作有张清常的《胡同及其他——社会语言学的探索》（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0）、高天如的《中国现代语言计划的理论和实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等。论文数量很多，结集出版的有《双语双方言》（1-4集）（分别由中山大学出版社等出版）、《语言·社会·文化——首届社会语言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语文出版社，1991）等等。这个阶段，继续出版了一批关于社会语言学的译介、概论性著作和教材。在译介国外社会语言学研究成果方面，除了《国外语言学》等杂志连续刊登译介文章（例如Lesley Milroy的《语言和社会网络》等）外，还出版了佐伊基的《社会语言学演讲录》（刘明霞等译，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9）、郝德森的《社会语言学》（丁信善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等的中译本。其中有的还不止一个中译本。著作方面主要陈原的《社会语言学专题四讲》（语文出版社，1988）、《社会语言学论丛》（湖南出版社，1991）和《语言和人——应用社会语言学若干探索》（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陈建民的《语言文化社会新探》（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孙维张的《汉语社会语言学》（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等等。教材方面主要有祝畹瑾的《社会语言学概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王得杏的《社会语言学导论》（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英文版）、戴庆厦的《社会语言学教程》（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等等。据粗略统计，此期出版的社会语言学方面的著作（含教材、译著和论文集）达60本以上，在各级各类刊物上发表的相关论文更是难以统计。一个学科热到这种程度，实在少见。除此以外，不少学校逐步开设了社会语言学的课程，还有的学校开始招收以社会语言学为研究方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国家学位办也列社会语言学作为3级学科。这一时期也有一些明显不足。除了缺少理论概括和材料积累以外，方法的欠缺（如材料采集、材料分析的技巧，定量研究多于定性研究等）等现象比较突出。（三）稳定深入发展阶段（1994-）：从热潮走向冷静和成熟80年代末到90年代前半期，是中国社会语言学蓬勃发展的时期。然而，到了1995年以后，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表现得相对冷清一些。除了两年一次的“双语双方言”讨论会在主办者的不懈努力下继续照常召开以及应用语言学讨论会上还有人继续关注社会语言学问题外，专门的社会语言学研讨会从1992年起一次也没有举办。这方面的论文从数量上看也有所下降。以致有的朋友对中国社会语言学前途感到忧虑，甚至将其类比于日渐失式微的“文化热”，提出要重振中国社会语言学。事实上，这一时期中国社会语言学不仅没有走下坡路，相反，它显得成熟起来。一方面，学术界开始就中国社会语言学形成以来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在总结成果的同时也指出其不足，如高一虹（1996）就对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方法等提出了很有见地的意见。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出版的新著大多都极其注意紧密结合中国社会实际。所讨论的问题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超过了前两个时期。其中主要有陈保亚《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汉越（侗台）语源关系的解释》（语文出版社，1996）、郭熙《中国社会语言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周庆生《语言与人类》（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邹嘉彦、游汝杰的《汉语与华人社会》（复旦大学出版社、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1）、汤志祥《当代汉语词语的共时状况及其嬗变——90年代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汉语词语现状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袁焱《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变》（民族出版社，2001）、于根元《网络语言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等等。此外，《双语双方言》继续按计划连续出版（5-6集）。其他论文集如陈恩泉主编《双语双方言与现代中国》（北京语言与文化大学出版社，1999）、李如龙主编的《东南亚华人语言研究》（北京语言与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等等也为相关的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批社会语言学学的英文原著，其中包括社会语言学的重要创始人拉波夫（William Labov）的语言学自选集（北京语言与文化大学出版社，2001）。这为中国社会语言学提供的理论“外援”。 说这一时期社会语言学从“热”到“冷”也并非没有道理。80年代中后期，是中国语言学步履维艰的时期（郭熙，1996）[9]。社会语言学的出现无疑给它以新的希望。它和文化热一样，成了学者们竞相追逐的目标。言必“文化”、言必“社会”，成了一种时尚。90年代以后，随着认知语言学等的兴起和计算机科学对语言学成果的需求，回归本体又成了中国语言学的一个趋势。或许可以这样说，今天在社会语言学领域辛勤耕耘的人，大概是真认准了这条道路。
Yuan圆圆圆
社会语言学论文题目：中国社会语言学的新发展 视觉语言学视阈下的聋人手语研究粤语提示词“呢嗱”的语用特点关于词类多功能性的思考跨语种交际中话语的解码--无共同使用语言前提下以俄汉语为例论现代流行语中体现的语言美学特质系统功能语言学发展的维度与向度马丁内的功能语言学体系网络语言中的方言因素中西民族语言对话篇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及其在交际中的作用从《正名》篇管窥荀子的社会语言学思想符号与跨文化交际 网络时代的新“语言”--网络语言现象分析网络流行语研究 委婉语研究：回顾与前瞻美国俚语与美国文化 话语分析的新发展--多模态话语分析 从礼貌角度对跨文化交际中禁忌语的动态研究语言性别差异研究综述语码转换的语用学研究 公益广告用语的社会语言学探析委婉语--社会文化域的语言映射从社会语言学视角论网络语言试论语篇分析的理论与方法 语篇研究的批评视角：从批评语言学到批评话语分析话语风格上的性别差异研究跨文化交际与对外汉语教学 社会语言学的语言观和方法论语言变异的部分原因及变异种类 权势关系与话轮转换：从社会语言学角度分析《雾都孤儿》中的会话外语交际中的文化迁移及其对外语教改的启示冲突性话语的语用学研究概述“同志”一词的社会语言学研究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社会语言学渊源英汉谚语中的性别歧视 面子：中西文化差异探讨语码转换和社会语言学因素 北京话话语标记“这个”、“那个”的社会语言学分析模糊限制语与言语交际香港粤语与英语的语码转换语域理论视角下的微博语言研究中国网络语言研究现状分析 “门”后的思考：“××门”的社会语言学解读社会语言学理论与对外汉语教学实践 “美女”面称的争议及其社会语言学调查网络词语的性质及特点中西文化中的礼貌探究言语幽默的语言学研究综述近三十年话语分析研究述评恭维语的性别差异研究性别歧视在谚语中的表现
珍珍zero
关于培养社会语言学专业人才的几点思考 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的现状与前瞻 关于社会语言学的学科定位问题 社会语言学的历史与现状 中国社会语言学发展的若干特点 变体概念及其在社会语言学中的运用 翻译的社会语言学观 社会语言学及其诸邻近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 从社会语言学视角看英语教学 社会语言学与ESL思考和行为的方式 《红楼梦》人物称谓形式的社会语言学透析计算机中介交流的社会语言学思考 西方社会语言学面面观 从社会语言学角度看象似性
大尾巴狼外婆
语言学被普遍定义为对语言的一种科学化、系统化的理论研究。那语言学的论文题目要怎么选呢?下面我将为你推荐语言学论文选题的内容，希望能够帮到你!
1、论修辞的定义及其发展历程
2、论修辞本质的现代意义
3、论修辞学的性质
4、论现代修辞学的研究对象
5、修辞学的研究任务
6、汉语修辞学的研究对象、任务和范围
7、论汉语修辞的民族特点
8、论修辞学与语言学的关系
9、论修辞学与语法学的关系
10、修辞学与心理学的关系
11、修辞学与社会学的关系
12、论修辞学与美学的关系
13、论修辞学与哲学的关系
14、论修辞与传播的关系
15、修辞学与传播学的关系
16、修辞学与心理语言学的关系
17、修辞学与广告学的关系
18、论修辞学与社会心理学的关系
19、论修辞学与新闻学的关系
20、修辞学的发展与现代社会科学
21、修辞学研究的多维方法
22、论现代修辞学研究的社会心理学方法
23、论社会心理修辞学的研究方法
24、社会修辞学研究概述
25、论修辞研究的心理学方法
26、结构修辞学及其研究
27、语言修辞学及其研究
28、言语修辞学及其研究
29、现代汉语修辞学的发展
30、现代修辞学的发展趋势
31、当代修辞学的发展方向
32、20世纪中国修辞学概述
33、21世纪中国修辞学发展展望
34、现代修辞学的体系建构
35、中西古典修辞学研究比较
36、中西修辞学研究方法比较
37、论修辞中的辩证法
38、修辞与语境的关系
39、话语建构与语境的关系
40、修辞关涉的社会心理因素及其修辞价值
41、语境与话语理解
42、语境与修辞效果评价
43、语境学研究及其发展
44、语境学与现代传播学
45、语境的构成
46、认知修辞学及其发展
47、比喻的传播价值
48、修辞与真理
49、论修辞交际中的伦理法则
50、修辞研究中的伦理学方法
1、论修辞手段的定义及其构成
2、修辞方法及其构成
3、汉语修辞方法的民族性及其在跨文化交流中的价值
4、同义修辞手段
5、同义修辞手段研究概述
6、模糊修辞及其研究
7、寻常词语的艺术化
8、论辞格的本质
9、辞格及其定义
10、辞格的分类标准
11、汉语修辞格研究概说
12、汉语修辞格研究的进展
13、新闻标题中的比喻及其功能
14、比喻的结构
15、汉语比喻的民族特点
16、汉语喻体中的民族审美心理
17、花类喻体的文化含义
18、动物喻体的文化含义
19、比喻的民族心理基础
20、比喻与认知模式
21、夸张的民族特点
22、汉语借代的民族特点
23、反复的修辞功能
24、双关的语义结构
25、比拟的修辞功能及其语体分布
26、现代汉语公众称谓的变迁与社会心理
27、道德观念与汉语词语的伦理分化
28、汉语新修辞格探析
29、移就及其语义结构
30、句式的整散调配与话语风格
31、话语句式的长短转换方法
32、句式的雅俗分化及其调配
33、话语句式语气变化的修辞价值
34、话语句式的杂糅及其修辞价值
35、话语建构中的句式调配
36、话语句式调配的原则
37、话语句式调配的方法
38、词语选择的方法
39、词语的附加修辞功能及其类别
40、词语的态度标示功能及其修辞价值
41、词语的语体标示功能
42、词语理性意义的轻重与运用
43、话语组织的原则
44、句际衔接的方法
45、话语句际组合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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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大吉CQ 4人参与回答 2023-12-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