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余秋雨的论文

一面重，一面轻，结果自然是天平失衡。真正的拷问者，自己也应当同是受拷问者。由于“受拷问者”身份的缺席，使得余秋雨散文本来能够达到的思想力度严重被削弱了。历史出现了断裂，人格出现了断裂。高贵的形象并不是通过对自身的遮掩来确立的。尤其在文学领域，伟大的作家们往往都具备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真诚”——真诚地向作者袒露自

我看余秋雨读余秋雨先生的文章总给人非常沉重的感觉，没有办法能够呼吸似的重。因为如此，才好几次放弃读下去的念头，但是此刻我看到的，不只是他对文化的理解，而是对世态的忧，怜，悲，愤。一个经历过苦难并真切感受到的文人的伤世情怀。他来到支离破碎的敦煌哀叹，来到塞外故城哀悼，来到雅典卫城前感受古人的气势，来到印度河边亲眼目睹惨不忍睹的一幕幕。……他的散文非但不华美，而且残酷地令人不忍看下去，因为他呈现了世界的另一面。“在法西斯屠杀无辜平民的现场，一个母亲高举着婴儿喊道；‘他还是个孩子！’然而喊声换来的 是笑声和枪声。她原以为还有一个在人性边界上的最后前提，事实上这里已经没有这个前提。”这是他在阐述作为一个前提的文明，被与野蛮混淆时举的例子。我看到的是一个对一人性泯灭的发指，在他看来这是文明的丧失，或是对文明概念的混淆，正是他苦苦追寻，四处漂泊，去挖掘的东西，拿出最残酷的事实，最悲凉的现实，让我们自己看清自己的面目，引领我们回归文明。于是我完全理解了他，有人说他的东西太旧，太迂腐，太拘泥，在我看来都不足与这个主题所表达的东西相抗衡。因为他唤起了我放眼世界，看清世界的心理，也是明白了，在现实美丽色彩包围下，文化道德缺失的不争事实。在这之后，我开始沉默，然后看周围的世界。仿佛是从一个天使乐园下来的我，发现在梦里已经睡了很久，很久。骄傲的我们，在美丽繁荣路上，作为新世纪的宠儿的荣幸，已经看不到身后的世界。贫穷，苦难，和失落。“有一天上海街上一辆公共汽车突然失火，驾驶员请求乘客们下车推一把帮助发动，请求来请求去，下来推车的是一帮去春游的小学生，大人一个也没有下车。小学生们憋着吃奶的劲儿竟然推动了这辆挤满大人的车，而当他们上车一看，他们原先的作为早被大人们抢走。——车上的大人们怎么了？怎么会卑劣的如此一致？堂堂七尺、衣冠楚楚，却一起丢失了文明石灰最基本的前提？”余秋雨先生的忧让我们更忧，而事实却仍在我们周围。一个全身瘫痪，四肢变形的小孩在地上滚爬，泪汪汪的眼睛看着周围的人们，哭呀喊呀，可是除了给钱的孩子外，也只有那些教训孩子不该给钱的大人们停留过了。走出学校原来如此，世界早已不是课本上教的那么高尚，也已经分不清好人和坏人了，也许我们的父母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让我们不耻，也许在年少时他们和我们的想法一样，但一切都变了。善良的小孩子在被一遍一遍的教导后，天真善良的心也渐渐伤害，明朗活泼的心情也从次暗淡，麻木。一个不忍伤害孩子的父亲对孩子说，“那个阿姨忘了。”是因为孩子做了好事后，那阿姨连一声谢谢都不说。这一切，余秋雨先生是看到的了，他写道：“人类的童年和成年，竟是这样一个结构，？文明的建造和失落，竟如此快速？我们不能不惶恐，今天欢天喜地地推着车的孩子，会不会过几年也成了不推车的一群？社会阅历和生活经验难道只会教会他们剥除文明？”于是，他带着他那被历史文化的沉重累得筋疲力尽的身躯，走成百岁老人的精神仍在出走。留给我们苍老的文字，一行一行，一篇一篇，这样的呼唤。对于一个留意人类文化发展，特别是关注中华民族文化走向的学人来说，不可能不思考余秋雨及其存在的意义。余秋雨，为中国文化人创出了一个独特品牌，探索出了一个新的发展道路。改革开放后，中国文化人呈现了有史以来最多元化的走向：有的当了官，进入了改革这场大戏的导演行列；有的下了海，进入了改革这场大戏的演员行列；有的继续治学，并将学问和现代人性有机结合起来，尽力为改革这场大戏提供有价值的参照；也有的干脆当观众，代表自己的利益阶层，对演出提出或褒或贬的意见，还有的流向欧美，是否怀有更大的企图，只能进一步观察……都不失为时代的弄潮儿。这其中，有几个新品牌很值得特别提出，诸如：冯骥才深恐民族文化在西化中悄然失落，致力于其开发和保护，显示了对民族文化的由衷怜爱并真诚负责的伟大态度；王蒙不当文化部长后似乎有归隐之态，仿佛对现代人性有了更深刻更广泛的思考，并多以谈话聊天的方式自然流露出来；张贤亮是把天然民族文化高度商品化的代表，走出了一条文化人经营文化商品的成功之路；余秋雨则是结合市场，把学术大众普遍化，把文化更加文化化的杰出代表，并与媒介有机结合，创造出明星效应，成为抢眼的亮点。在我看来，秋雨先生是个一有广博学问二有深刻思想三有宏大视野四有规范人性的人，因此他才有能力创出学者并不亚于影视明星的社会效应，为学人赢得尊严，为文化人独创一个品牌，并且并不丢失学者的性质及风范。我们知道，秋雨先生原为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他能从这样一个令人羡慕或被人追逐的岗位上撤出来，走上自己开发自己自己经营自己的道路，本身就是令人钦佩的超越，没有文化底气的人既不敢这么干也不会舍得这么干。他去考察的人类文明发源地，基本上属于落后地区和危险地区，以秋雨先生年龄名望和已拥有的生存状态，他没有必要冒任何风险，但他为何要做？这只能用关心人类文明发展来解释。不论如何，总比没啥本事坐在大位上装腔作势的家伙们伟大的多，这应该是个起码的认识。我们的文艺，是为人民大众的，这话虽对文艺的独立性有破坏性并增强其工具性，但从服务角度和教化角度说，永远都是正确的。因为文艺总会有个受众面的问题和市场问题。文艺只是文化的主体，不足以涵盖文化的全部，再扩展一下，整个文化也应该是人民大众的。目前把文化同全社会结合同人民大众结合同市场结合的最好的是谁呢？就人文学者层来讲，只能是余秋雨。余秋雨文化散文在文坛的确是独树一帜的，既是文化人深入思考的直接导体，又是文化重新整合的有益参照。当然，拥有余秋雨思考的人，未必只余秋雨一人，但你没写出来，只能证明没有。即便写，也未必采取余秋雨方式。余秋雨以游记散文方式，自然地融入了人类文化这个严肃命题，这就把学术问题通俗化了，大众化了，社会化，普及化了。假如象一般学者那样，只会用常规刻板论文去写，就不可能产生如此广泛的效果。这实际上是在学者和公众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对于作者本人来说，既可甩掉对学术著作刻板要求的枷锁，发挥自我优势，又可让读者在轻松阅读的美感中感悟人类应该共同关注的学术命题。这确实是个贡献。况且，余秋雨打破了世俗社会被演艺界所垄断的格局，创造了作家或学者并不亚于各“星”们的社会效益记录，这在中国学者品牌创造上，也是个独特贡献。可见，大文化人，大思想家，大作家，必须尽快转化为大俗家，大众家。否则，路会越走越窄。舍弃了人民大众，什么也干不成。余秋雨之所以被广泛认可，恐怕不全在于其高贵的思考，豪华的知识阵容，风格的老道成熟，表达的分寸感及遣词造句的精妙，而在于有平民之心，大众之心，真正属于天下人的心。一个不关注人类命运及其文化的人，一个鼠目寸光、心地狭隘的人，不可能写出这种东西。我以为，有的作家还不一定能称其为学者，有的学者还不一定能称其为作家，但他们都是文化人。只有当作家和学者融为一身的时候，才有可能成为大文化人，才能显示超众的价值，因为这样的人，才可能充当构筑一个民族文化的主将。我认为，秋雨先生已具备如是特点。就我本人来说，秋雨的见识，同鲁迅的深刻、巴金的真挚、李敖的胆魄一样，给我注入了不可缺少的思想文化营养，是当代作家和学者中给我启示较多的一位。秋雨先生调动自己的思想存储及其全部营养，孕育了秋雨文化的牡丹，足可以宣告一个生命的辉煌了。无论是对于这个世界，还是对于他自己，够了。以秋雨先生的年龄，也该歇歇了。说到秋雨先生停笔，我虽以为合于规律，但却不大敢信，因为思想家是很难停止思考的，而只要思考，就难以控制表达欲。

余秋雨走在中华民族的土地上,用其独特的观察力和洞悉力去深思这古老民族的深层文化,用心思细腻的笔触,为这趟巡视华夏文化的「苦旅」,写本书!它不甘甜,因为里头有太多不忍与亲身体验的辛酸.苦苦的味道,为这本纪录中国千年文化的书,多写了一道滋味.未看过「文化苦旅」之前,大概也不会想到,一处处令人流连忘返的风景名胜与历史古迹在它们的背后会有如此深层的涵义;而作者运其妙笔,以干净漂亮的散文,组合,使它们成了一篇篇让炎黄子孙惊醒的文章. 走进书中的情境与思考,我们不禁严肃起来.像一群被流放的孩子,流放到一块不甚熟悉的土地,逼使我们不得不因那历史和文化的推引,走向前去.宗于我们眼前出现了莫高窟的石洞,石洞依旧壮观,实像,壁画依然不言,我们静静看着光影投射在石壁上的变化,如同它们静静地看着敦煌千年的变迁.千年前的第一刀划下,开启了千年后莫高窟的壮丽.它曾遭遇浩劫:王道士手中一串钥匙把守了千年的敦煌,却任其流落在外人手里,而中华子孙却也将之弃而不顾,那一马车,一马车的文物输往外国.多年后的今天,那神秘又充满意义的洞窟,为何能引起大家的注目 它并非外表炫丽,而是它只是一种仪式,一种人性的,及它深层的蕴藏.我们在这儿看到,美,也有宗教的天地,以及它是中国千年的标本,一样美的标本,纵使它曾经残缺,被人无情的,任意的转换. 「浅渚波光云彩,小桥流水江村」这副楹联道尽了江南小镇的魅力.江南小镇它不是经由大自然雕琢出的自然山水,而是属于华夏古老文化的人文山水.我们不曾到过此处,但书中的江南小镇却给予我们一种,回到家中那般自在,难怪历年来,许多文人遇到了政治不清明或人生不得志时,便会到此隐居起来,但在荒山结庐有着生活上的麻烦,「大隐隐于市」便成了文人来江南隐居的最好推力.其实我们对「隐」有着正反两面的看法,好的一面其一就是当中国文化受到某些因素例如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中原地区而开始凋零时,文人或学者们就会带着他们的知识修养到此处隐居起来,藉以免于战争或政治的迫害;其二生老病死与官场浮沉是文人们的失意时刻,做什么事都不顺心,此时最好的方式就是让自己的身心获得纾解,找个地方隐居,等休息够了又是一段新旅程的开始.坏处是有人会把隐居当作沽名钓誉的工具,假隐以求得一官半职,这些举动让中国特有的隐的文化开始产生变质,隐士生前的孤傲和死后的名声全然黯暗.尽管如此,我们对隐还是保有着正面看法,因为古代中国给文人发展的空间实在大狭隘了,逼得他们除了隐或许只有一死,与其这样让自己的雄心壮志殒落,我们会选择沉潜,待有朝一日能东山再起. 余秋雨曾说他常伫立前人伫立过之处,观察自然与人文环境中去思考前人的情感 ;在柳侯祠前,由一尊石像追想柳宗元的一生,从他的文采想至他的被贬,既遭贬谪,而永柳二州又是荒远之地,因此他自放于山林水泽之间,将其困厄感伤的心境,完全寄托在游赏山水之间与文章创作之中,使中国文学史上拥有了「永州八记」这样出色的山水文学,这样的一代士人的气节与傲气让后世学者不得不去尊敬他的文化意识及人格,带着崇敬和疑问来瞻仰这位大文豪. 合上书卷,我们不由自主地走向窗前,流动的车潮及人潮正自我宣示另一种文化,这里是高雄,而深埋千年文化的故土呢 也许咱们应该背起满满对中国文化的疑虑,亲自去辽阔的土地,让我们读过书后,沉重而苦苦的步伐,也走在上面.

天下文章一大抄 多看看别人的 借下人家的东西 方法 文章这东西只要你知道的比别人知道的文章多就是了 拿别人不知的文章出来就OK了 1暮色四合，喧哗的一切复于平静。静静的夜里，最好莫过于读书了。一盏孤灯，一杯浓茶，摆上余秋雨的游记散文集《文化苦旅》，细细品位起来。 静中求定，这便是读书的境界。书打开了，一瞬间眼前多了个余秋雨，似乎正与我品茗论文。渐渐，我身不由己的加入了旅行队伍中，又仿佛整个旅行中就只有一人，那就是我。天高地阔，万事万物如此真实。余秋雨就象一个导游影子，摸不着，却处处皆在，在指引着我，在牵动着我的思绪，让我真实去体验这苦涩的旅行。 我爱喝茶，尤其是浓茶——碧绿的水透出一股淡淡的清香。倘若你一口把它喝下，你一定回叫苦不迭。茶，只有慢慢去品位。初入口也许会感到苦，但细细噙入，仿佛一股细流淌过，一股甘甜清香自腹中升起直冲脑门，那舒服惬意只有身临其境才能体到。越咀嚼越有味，读书也是如此。 在这里，我的思想显得多么苍白无力。如钱塘江大潮，细细密密的文字却有席卷一切的磅礴气势。每一个跳跃的字符是最完美的组合，平实而感人。 我走过敦皇，进了莫高窟。“看莫高窟，不是看一个死了多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多年的生命。”在这儿，我完全被“历史的洪流消融”。“这里没有重复，真正的欢乐从不重复。这里不存在刻板，刻板容不下真正的人性。这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人的生命在蒸腾。”是的在这千年文化的积累面前，我又是什么呢？在这朝圣者众多的圣地，却偏偏出了个王道士。从此，它蒙了辱，中华民族蒙了辱，但不也是王道士才使莫高窟文化大放异彩吗？中国文化何其多，却偏偏忽视了这座文化宝库，何其的悲哀！ “历史，从来不给附庸以地位。”“历史，从不给弱者以怜悯。”上海人就是有一种精神，他们要证明他们是强者。“真正的强者，永远占据一席之地。‘这不正是中华民族所需要的吗？ “没有废墟就无所谓昨天，没有昨天就无所谓今天和明天。废墟是课本，让我们把一门地理读成历史；废墟是过程，人生就是从旧的废墟出发，走向新的废墟。废墟是进化的长链。”“没有皱纹的祖母是可怕的，没有白发的老者是让人遗憾的。”在心灵与心灵的撞击中，发出了“还历史以真实，还生命以过程”的呼唤。 在这儿，已超过了时空的限制，它是一次艰难的旅行。正如在茫茫沙漠中旅行。它更是一次历史的漫游，一次文化的苦旅，是对那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的默认。读它，让我受到了灵魂的震撼，精神的洗礼，心灵的升华。 人生，其实也是一种苦难旅行2 第一次拜读余秋雨的作品，便被深深吸引。《文化苦旅》是作者余秋雨第一本游记文化散文，全书的主调是凭借山、水、物以寻求文化灵魂，探索了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和中国文人的历史构成，余秋雨先生用其独特的观察力和洞悉力去深思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深层文化。 书中作者以踏过每一寸山河，每一寸古土为主线，表达了作者的喜与忧，用笔细腻，读后让人回味无穷。余秋雨先生以他独特的写作魅力吸引着读者，那是一种苦涩的回忆，焦灼后的会心，冥思后的放松。文中感触最深有两处。 一、 道士塔 初读，我还以为《道士塔》是为了纪念某位历史伟人而建的，读后却让我有一种和作者一样的恨之心情！ 狠在何处？此塔是敦煌石窟罪人王圆箓的葬身之处。他本是到处都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几经转折，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为灿烂的文化。王道士手中一串钥匙把守了千年的敦煌，却任其流落在外人手里，而中华子孙却也将之弃而不顾，那一马车，一马车的文物输往外国。还不止此，王道士对洞窟里的壁画不太满意，为了亮堂一点，他找了两个帮手，拎着石灰桶，拿着草刷子，开始了他的粉刷计划。第一编石灰刷的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他就又来了一遍。可悲可悲！中国人的可悲，世界人民的可悲！作者用文笔丑陋的批判了一个历史的罪人，也不解作者的一句“我好恨！”。 二、沙原隐泉 沙原隐泉是作者踏过阳关雪后的又一行径，当作者被眼前几座巨大的沙山遮挡，又别无他途时，作者表现出了“心气平和，慢慢爬！”“沙山的顶端是次要的，只管爬”的人生态度。 当作者脚下突然平实，眼前突然空阔时，眼前有一弯清泉，横卧山底，此时此景作者用了一句“动用哪个藻饰词汇，都会是对它的”，看到此景的作者已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了，怎么下去呢？作者用了这样一句话“咬一咬牙，狠一狠心，总要出点事的，且把脖子缩紧，歪扭着脸上的肌肉把脚伸下去。一脚，再一脚，整个骨骼已准备好了一次重重的摔打！”，可见作者当时的心情之急。当你在沙漠中有一弯不算太小，长可三四百步，中间最宽处，相当一条中等河道时你会是什么心情？且水面之下，飘动着丛丛水草，使水色绿得更浓。竟有三只玄身水鸭，轻浮其上，带出两翼长长的波纹，你又会是什么心情呢？看到此处，我好像听到了水鸭带动湖水时清脆的声音，自己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更有一种愿为此景背上行囊，顶着烈日不远万里追寻它的奢望！ 合上书本，大脑中有一种凌乱，心中有一种兴奋与失望。凌乱是因为书中有太多精彩之处，不知应该回忆那一幕。兴奋是因为大脑好像被注射了文化的兴奋剂，言语已无法表达。失望是因为凌乱，无头无绪。3 文化苦旅读后感 书写，书写文化之苦旅。 描述，描述历史之盛衰。 ――题记 中国灿烂的文明正在被时光磨灭，不知在角落里边回味心酸史边唾骂历史罪人的人们是否真曾闭一闭眼睛，平一平心跳，回归于历史的冷漠，理性的严峻。我一直以来欣赏懂史且敢于评论批判历史的学者，而也同时认为现任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的余秋雨先生是无数学者中的豪杰，他的《文化苦旅》是万千部文史学散文著作中最为出色的上品。 本书是余秋雨先生第一本文化散文集。其中有些文章曾在各类文学评奖中夺得首奖。全书的主调是凭借山水物以寻求文化灵魂和人生秘谛，探索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和中国文人的历史构成。余秋雨先生依仗着渊博的文学和史学功底，丰厚的文化感悟力和艺术表现力所写下的这些文章，不但揭示了中国文化巨大的内涵，而且也为当代散文领域提供了崭新的范例。 余秋雨先生以他独特的写作魅力吸引着读者，那是一种苦涩的回忆，焦灼后的会心，冥思后的放松，苍老后的年轻。 他也曾在本书中像许多知青学者样深情感叹，但同样的感叹，出现在不同的地方，韵味也相差甚远。正如他所说的一样“我也可以年轻”，他的人生是富有弹性的，他总是秉持着少年的激情，享受着老年的清闲度过他充实的中年时光，所以，余秋雨先生无论何时都是个混合体。因此，他的文章，也永远夹杂着不同感觉的口气。如他对中国文化日益沦陷丧失的悲伤感慨，就饱含了年轻人对不满的辱骂，中年人对世事的无奈和老年人沧桑的惋惜。 也许有些的观览完全无心，但撰成此书的灵感源头绝对是有意的。很明显，他发现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尘封点。在如今这个弘扬我国绚烂文明的蓬勃时代提出这样的悖论观点，自然更引人注意深思。中国古老的文明曾在古代创造过盛世，人们为了保留住曾经繁华便将绚烂的文化代代相传，陆续建造了莫高窟，都江堰等大型建筑，就连普通的牌坊，藏书楼也印有文化的痕迹。但人们的理想总是好的，而岁月却是逆人而行，变故也是层出不穷的，人们再想保存下来的东西到了一定的极限还是会被时间冲走，虽然也有些是出于人为，但归根结底，还是源于历史的轮盘上的空白。有些历史尘埃的东西是留不住的，不少学者在哀伤的挽回，总痛心的活在不属于他们的曾经，便永远无法活着走出来。因此，“正视过往与当下”，便是我从此书中悟出的一个当前重要的课题，我也同时认为这是余秋雨先生的研究与警世主题。因为，只有能真正认清历史风云的人才能在顺应历史车轮的基础上印出自己的车辙印。 抽一枝柳条，折一只桃枝。品一杯清茶，看一本好书。 走进余秋雨，走进《文化苦旅》。 《道士塔》读后感 《道士塔》这篇文章讲述的是一个历史悲剧,一个沉重的文化史实.它所揭示的问题让 人心痛,让人揪心,让人不禁为那个时代,也为我们的民族,发出一声声无能为力的叹息. 全篇围绕敦煌莫高窟展开,说的是在 20 世纪初,莫高窟由一位无知的道士掌管,因为 无知,他自作聪明地将窟中的珍贵壁画粉刷,甚至挖凿,代之以灵官塑像;因为无知,他将 窟中无价的国宝向慕名而来的西方学者换回历历可数的银元; 因为无知, 祖国的瑰宝受到糟 践,不幸流失,给我们后人留下了无限的遗憾. 国宝外流,我们发自内心地遗憾,痛恨,愤慨.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让我们在今天,在这 个觉醒了的民族当中,开始做一些事对遗失的文化进行补救.于是,在遗憾,痛恨,愤慨之 余,我们直截了当地想抓住罪魁祸首.那么,元凶是谁?是犯下了强盗行径的西方学者?是 目光短浅,愚昧无知的王道士?还是旧中国,那个没落在闭关锁国中的"天朝"?或许真如 古人所说的"慌不择路,饥不择食" ,自身的落后让我们已无心理睬一下被搁在西北荒凉之 中的文物们,只好让强大的势力来替我们保管?想想旧中国所背负的"东亚病夫"的耻辱, 想想"落后就要挨打"这铁一般的真理,我的心在滴血,我的民族自尊心在哭泣,我感到往 事不堪回首, 它令我感到那样恐慌与不安. 仿佛有一枝利箭从历史深处射来, 刺痛了我的心. 这就是历史悲剧,发生在祖先们的身上,但它带来的痛苦却可以绵延几个世纪.然而时 光即逝,往事不再,亦无法缉拿真凶,将其正法.我们所能做的,惟有无奈,无奈地历数罪 恶,无奈地遗憾惋惜,无奈地遥望历史,无奈地幽幽痛惜,无奈地叹出一口气,让它定格在 那一个个耻辱之日,罪恶之日的上空,化作晴空中的阴霾,眼睁睁看着愚钝的王道士在毕恭 毕敬地带路,看着洋人们在莫高窟洞开的一刹那惊诧瞪大的双眼,看着一箱箱文献,一尊尊 泥塑,一车车诗卷,一幅幅壁画被运走.这样的奇耻大辱,哪个国人还能坐视不理?一个当 代中国青年这样写道: "我好恨/恨我没早生一个世纪……要么你我各乘一匹战马/决胜负 于城下. "激荡人心的语言,道出了每位中国人的心声.但,现实与理想总是在作无谓的对 峙与较劲,从而无法统一.看看,现在中国人在干些什么?有一些人继续沦为洋人的奴隶; 有一些人忘掉了耻辱,忘掉了历史;有一些人在伦敦,东京等地的博物馆买下中国文物的胶 卷,回国后对着相片作空头研究;还有一些人在呐喊中吼出愤怒,却永远只是呐喊,无法付 诸实践. 一切皆因他而起,那愚氓———王道士.时至今日,不少人认识了这个名字:王圆箓. 我在想,如果让他知道了国宝的价值,让他知道了他所作所为的严重性,他会怎么做?依然 赚取蝇头小利?又或者, 转做了更大的买卖?还是改邪归正, 捍卫国宝?无从得知———我 的想象力有限.但这次的阅读却让我真实地接触了历史的阴暗面,那是一段可怕的,灾难的 岁月,但愿它不再发生. 不好找啊

风雨天一阁不知怎么回事，天一阁对于我，一直有一种奇怪的阻隔。照理，我是读书人，它是藏书楼，我是宁波人，它在宁波城，早该频频往访的了，然而却一直不得其门而入。1976年春到宁波养病，住在我早年的老师盛钟健先生家，盛先生一直有心设法把我弄到天一间里去看一段时间书，但按当时的情景，手续颇烦人，我也没有读书的心绪，只得作罢。后来情况好了，宁波市文化艺术界的朋友们总要定期邀我去讲点课，但我每次都是来去匆匆，始终没有去过天一阁。是啊，现在大批到宁波作几日游的普通上海市民回来后都在大谈天一阁，而我这个经常钻研天一阁藏本重印书籍、对天一阁的变迁历史相当熟悉的人却从未进过阁，实在说不过去。直到1990年8月我再一次到宁波讲课，终于在讲完的那一天支支吾吾地向主人提出了这个要求。主人是文化局副局长裴明海先生，天一阁正属他管辖，在对我的这个可怕缺漏大吃一惊之余立即决定，明天由他亲自陪同，进天一阁。但是。就在这天晚上，台风袭来，暴雨如注，整个城市都在柔弱地颤抖。第二天上午如约来到天一阁时，只见大门内的前后天井、整个院子全是一片汪洋。打落的树叶在水面上翻卷，重重砖墙间透出湿冷冷的阴气。看门的老人没想到文化局长会在这样的天气陪着客人前来，慌忙从清洁工人那里借来半高统雨鞋要我们穿上，还递来两把雨伞。但是，院子里积水太深，才下脚，鞋统已经进水，唯一的办法是干脆脱掉鞋子，挽起裤管趟水进去。本来浑身早已被风雨搅得冷飕飕的了，赤脚进水立即通体一阵寒噤。就这样，我和裴明海先生相扶相持，高一脚低一脚地向藏书楼走去。天一阁，我要靠近前去怎么这样难呢？明明已经到了跟前，还把风雨大水作为最后一道屏障来阻拦。我知道，历史上的学者要进天一阁看书是难乎其难的事，或许，我今天进天一阁也要在天帝的主持下举行一个狞厉的仪式？天一阁之所以叫天一阁，是创办人取《易经》中“天一生水”之义，想借水防火，来免去历来藏书者最大的忧患火灾。今天初次相见，上天分明将“天一生水”的奥义活生生地演绎给了我看，同时又逼迫我以最虔诚的形貌投入这个仪式，剥除斯文，剥除参观式的优闲，甚至不让穿着鞋子踏入圣殿，卑躬屈膝、哆哆嗦嗦地来到跟前。今天这里再也没有其他参观者，这一切岂不是一种超乎寻常的安排？不错，它只是一个藏书楼，但它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极端艰难、又极端悲枪的文化奇迹。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最早进入文明的人种之一，让人惊叹地创造了独特而美丽的象形文字，创造了简帛，然后又顺理成章地创造了纸和印刷术。这一切，本该迅速地催发出一个书籍的海洋，把壮阔的华夏文明播扬翻腾。但是，野蛮的战火几乎不间断地在焚烧着脆薄的纸页，无边的愚昧更是在时时吞食着易碎的智慧。一个为写书、印书创造好了一切条件的民族竟不能堂而皇之地拥有和保存很多书，书籍在这块土地上始终是一种珍罕而又陌生的怪物，于是，这个民族的精神天地长期处于散乱状态和自发状态，它常常不知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自己究竟是谁，要干什么。只要是智者，就会为这个民族产生一种对书的企盼。他们懂得，只有书籍，才能让这么悠远的历史连成缆索，才能让这么庞大的人种产生凝聚，才能让这么广阔的土地长存文明的火种。很有一些文人学士终年辛劳地以抄书、藏书为业，但清苦的读书人到底能藏多少书，而这些书又何以保证历几代而不流散呢？“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功名资财、良田巍楼尚且如此，更逞论区区几箱书？宫廷当然有不少书，但在清代之前，大多构不成整体文化意义上的藏书规格，又每每毁于改朝换代之际，是不能够去指望的。鉴于这种种情况，历史只能把藏书的事业托付给一些非常特殊的人物了。这种人必得长期为官，有足够的资财可以搜集书籍；这种人为官又最好各地迁移，使他们有可能搜集到散落四处的版本；这种人必须有极高的文化素养，对各种书籍的价值有迅捷的敏感；这种人必须有清晰的管理头脑，从建藏书楼到设计书橱都有精明的考虑，从借阅规则到防火措施都有周密的安排；这种人还必须有超越时间的深入谋划，对如何使自己的后代把藏书保存下去有预先的构想。当这些苛刻的条件全都集于一身时，他才有可能成为古代中国的一名藏书家。这样的藏书家委实也是出过一些的，但没过几代，他们的事业都相继萎谢。他们的名字可以写出长长一串，但他们的藏书却早已流散得一本不剩了。那么，这些名字也就组合成了一种没有成果的努力，一种似乎实现过而最终还是未能实现的悲剧性愿望。能不能再出一个人呢，哪怕仅仅是一个，他可以把上述种种苛刻的条件提升得更加苛刻，他可以把管理、保存、继承诸项关节琢磨到极端，让偌大的中国留下一座藏书楼，一座，只是一座！上天，可怜可怜中国和中国文化吧。这个人终于有了，他便是天一阁的创建人范钦。清代乾嘉时期的学者阮元说：“范氏天一阁，自明至今数百年，海内藏书家，唯此岿然独存。”这就是说，自明至清数百年广阔的中国文化界所留下的一部分书籍文明，终于找到了一所可以稍加归拢的房子。明以前的漫长历史，不去说它了，明以后没有被归拢的书籍，也不去说它了，我们只向这座房子叩头致谢吧，感谢它为我们民族断残零落的精神史，提供了一个小小的栖脚处。范钦是明代嘉靖年间人，自27岁考中进士后开始在全国各地做官，到的地方很多，北至陕西、河南，南至两广、云南，东至福建、江西，都有他的宦迹。最后做到兵部右侍郎，官职不算小了。这就为他的藏书提供了充裕的财力基础和搜罗空间。在文化资料十分散乱，又没有在这方面建立起像样的文化市场的当时，官职本身也是搜集书籍的重要依凭。他每到一地做官，总是非常留意搜集当地的公私刻本，特别是搜集其他藏书家不甚重视、或无力获得的各种地方志、政书、实录以及历科试士录，明代各地位人刻印的诗文集，本是很容易成为过眼烟云的东西，他也搜得不少。这一切，光有搜集的热心和资财就不够了。乍一看，他是在公务之暇把玩书籍，而事实上他已经把人生的第一要务看成是搜集图书，做官倒成了业余，或者说，成了他搜集图书的必要手段。他内心隐潜着的轻重判断是这样，历史的宏观裁断也是这样。好像历史要当时的中国出一个藏书家，于是把他放在一个颠簸九州的官位上来成全他。一天公务，也许是审理了一宗大案，也许是弹劾了一名贪官，也许是调停了几处官场恩怨，也许是理顺了几项财政关系，衙堂威仪，朝野声誉，不一而足。然而他知道，这一切的重量加在一起也比不过傍晚时分差役递上的那个薄薄的蓝布包袱，那里边几册按他的意思搜集来的旧书，又要汇入行箧。他那小心翼翼翻动书页的声音，比开道的鸣锣和吆喝都要响亮。范钦的选择，碰撞到了我近年来特别关心的一个命题：基于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或者倒过来说，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没有这种东西，他就不可能如此矢志不移，轻常人之所重，重常人之所轻。他曾毫不客气地顶撞过当时在朝廷权势极盛的皇亲郭勋，因而遭到延杖之罚，并下过监狱。后来在仕途上仍然耿直不阿，公然冒犯权奸严氏家族，严世藩想加害于他，而其父严嵩却说：“范钦是连郭勋都敢顶撞的人，你参了他的官，反而会让他更出名。”结果严氏家族竟奈何范钦不得。我们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到，一个成功的藏书家在人格上至少是一个强健的人。这一点我们不妨把范钦和他身边的其他藏书家作个比较。与范钦很要好的书法大师丰坊也是一个藏书家，他的字毫无疑问要比范钦写得好，一代书家董其昌曾非常钦佩地把他与文徵明并列，说他们两人是“墨池董狐”，可见在整个中国古代书法史上，他也是一个耀眼的星座。他在其他不少方面的学问也超过范钦，例如他的专著《五经世学》，就未必是范钦写得出来的。但是，作为一个地道的学者艺术学，他太激动，大天真，太脱世，太不考虑前后左右，太随心所欲。起先他也曾狠下一条心变卖掉家里的千亩良田来换取书法名帖和其他书籍，在范钦的天一阁还未建立的时候他已构成了相当的藏书规模，但他实在不懂人情世故，不懂口口声声尊他为师的门生们也可能是巧取豪夺之辈，更不懂得藏书楼防火的技术，结果他的全部藏书到他晚年已有十分之六被人拿走，又有一大部分毁于火灾，最后只得把剩余的书籍转售给范钦。范钦既没有丰坊的艺术才华，也没有丰坊的人格缺陷，因此，他以一种冷峻的理性提炼了丰坊也会有的文化良知，使之变成一种清醒的社会行为。相比之下，他的社会人格比较强健，只有这种人才能把文化事业管理起来。太纯粹的艺术家或学者在社会人格上大多缺少旋转力，是办不好这种事情的。另一位可以与范钦构成对比的藏书家正是他的侄子范大澈。范大澈从小受叔父影响，不少方面很像范钦，例如他为官很有能力，多次出使国外，而内心又对书籍有一种强烈的癖好；他学问不错，对书籍也有文化价值上的裁断力，因此曾被他搜集到一些重要珍本。他藏书，既有叔父的正面感染，也有叔父的反面刺激。据说有一次他向范钦借书而范钦不甚爽快，便立志自建藏书楼来悄悄与叔父争胜，历数年努力而楼成，他就经常邀请叔父前去作客，还故意把一些珍贵秘本放在案上任叔父随意取阅。遇到这种情况，范钦总是淡淡的一笑而已。在这里，叔侄两位藏书家的差别就看出来了。侄子虽然把事情也搞得很有样子，但背后却隐藏着一个意气性的动力，这未免有点小家子气了。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终极性目标是很有限的，只要把楼建成，再搜集到叔父所没有的版本，他就会欣然自慰。结果，这位作为后辈新建的藏书楼只延续几代就合乎逻辑地流散了，而天一阁却以一种怪异的力度屹立着。实际上，这也就是范钦身上所支撑着的一种超越意气、超越嗜好、超越才情，因此也超越时间的意志力。这种意志力在很长时间内的表现常常让人感到过于冷漠、严峻，甚至不近人情，但天一阁就是靠着它延续至今的。藏书家遇到的真正麻烦大多是在身后，因此，范钦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自己的意志力变成一种不可动摇的家族遗传。不妨说，天一间真正堪称悲壮的历史，开始于范钦死后。我不知道保住这座楼的使命对范氏家族来说算是一种荣幸，还是一场延绵数百年的苦役。活到80高龄的范钦终于走到了生命尽头，他把大儿子和二媳妇（二儿子已亡故）叫到跟前，安排遗产继承事项。老人在弥留之际还给后代出了一个难题，他把遗产分成两份，一份是万两白银，一份是一楼藏书，让两房挑选。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遗产分割法。万两白银立即可以享用，而一楼藏书则除了沉重的负担没有任何享用的可能，因为范钦本身一辈子的举止早已告示后代，藏书绝对不能有一本变卖，而要保存好这些藏书每年又要支付一大笔费用。为什么他不把保存藏书的责任和万两白银都一分为二让两房一起来领受呢？为什么他要把权利和义务分割得如此彻底要后代选择呢？我坚信这种遗产分割法老人已经反复考虑了几十年。实际上这是他自己给自己出的难题：要么后代中有人义无返顾、别无他求地承担艰苦的藏书事业，要么只能让这一切都随自己的生命烟消云散！他故意让遗嘱变得不近情理，让立志继承藏书的一房完全无利可图。因为他知道这时候只要有一丝掺假，再隔几代，假的成分会成倍地扩大，他也会重蹈其他藏书家的覆辙。他没有丝毫意思想讥刺或鄙薄要继承万两白银的那一房，诚实地承认自己没有承接这项历史性苦役的信心，总比在老人病榻前不太诚实的信誓旦旦好得多。但是，毫无疑问，范钦更希望在告别人世的最后一刻听到自己企盼了几十年的声音。他对死神并不恐惧，此刻却不无恐惧地直视着后辈的眼睛。大儿子范大冲立即开口，他愿意继承藏书楼，并决定拨出自己的部分良田，以田租充当藏书楼的保养费用。就这样，一场没完没了的接力赛开始了。多少年后，范大冲也会有遗嘱，范大冲的儿子又会有遗嘱……，后一代的遗嘱比前一代还要严格。藏书的原始动机越来越远，而家族的繁衍却越来越大，怎么能使后代众多支脉的范氏世谱中每一家每一房都严格地恪守先祖范钦的规范呢？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我们一再品味的艰难课题。在当时，一切有历史跨度的文化事业只能交付给家族传代系列，但家族传代本身却是一种不断分裂、异化、自立的生命过程。让后代的后代接受一个需要终生投入的强硬指令，是十分违背生命的自在状态的；让几百年之后的后裔不经自身体验就来沿袭几百年前某位祖先的生命冲动，也难免有许多憋气的地方。不难想象，天一阁藏书楼对于许多范氏后代来说几乎成了一个宗教式的朝拜对象，只知要诚惶诚恐地维护和保存，却不知是为什么。按照今天的思维习惯，人们会在高度评价范氏家族的丰功伟绩之余随之揣想他们代代相传的文化自觉，其实我可肯定此间埋藏着许多难以言状的心理悲剧和家族纷争，这个在藏书楼下生活了几百年的家族非常值得同情。后代子孙免不了会产生一种好奇，楼上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到底有哪些书，能不能借来看看？亲戚朋友更会频频相问，作为你们家族世代供奉的这个秘府，能不能让我们看上一眼呢？范钦和他的继承者们早就预料到这种可能，而且预料藏书楼就会因这种点滴可能而崩坍，因而已经预防在先。他们给家族制定了一个严格的处罚规则，处罚内容是当时视为最大屈辱的不予参加祭祖大典，因为这种处罚意味着在家族血统关系上亮出了“黄牌”，比杖责鞭笞之类还要严重。处罚规则标明：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3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书橱者，罚不与祭1年；擅将藏书借出外房及他姓者，罚不与祭3年，因而典押事故者，除追惩外，永行摈逐，不得与祭。在此，必须讲到那个我每次想起都很难过的事件了。嘉庆年间，宁波知府丘铁卿的内侄女钱绣芸是一个酷爱诗书的姑娘，一心想要登天一阁读点书，竟要知府作媒嫁给了范家。现代社会学家也许会责问钱姑娘你究竟是嫁给书还是嫁给人，但在我看来，她在婚姻很不自由的时代既不看重钱也不看重势，只想借着婚配来多看一点书，总还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但她万万没有想到，当自己成了范家媳妇之后还是不能登楼，一种说法是族规禁止妇女登楼，另一种说法是她所嫁的那一房范家后裔在当时已属于旁支。反正钱绣芸没有看到天一阁的任何一本书，郁郁而终。今天，当我抬起头来仰望天一阁这栋楼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钱绣芸那忧郁的目光。我几乎觉得这里可出一个文学作品了，不是写一般的婚姻悲剧，而是写在那很少有人文主义气息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一个姑娘的生命如何强韧而又脆弱地与自己的文化渴求周旋。从范氏家族的立场来看，不准登楼，不准看书，委实也出于无奈。只要开放一条小缝，终会裂成大隙。但是，永远地不准登楼，不准看书，这座藏书楼存在于世的意义又何在呢？这个问题，每每使范氏家族陷入困惑。范氏家族规定，不管家族繁衍到何等程度，开阁门必得各房一致同意。阁门的钥匙和书橱的钥匙由各房分别掌管，组成一环也不可缺少的连环，如果有一房不到是无法接触到任何藏书的。既然每房都能有效地行使否决权，久而久之，每房也都产生了终极性的思考：被我们层层叠叠堵住了门的天一阁究竟是干什么用的？就在这时，传来消息，大学者黄宗羲先生要想登楼看书！这对范家各房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震撼。黄宗羲是“吾乡”余姚人，对范氏家族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照理是严禁登楼的，但无论如何他是靠自己的人品、气节、学问而受到全国思想学术界深深钦佩的巨人，范氏各房也早有所闻。尽管当时的信息传播手段非常落后，但由于黄宗羲的行为举止实在是奇崛响亮，一次次在朝野之间造成非凡的轰动效应。他的父亲本是明末东林党重要人物，被魏忠贤宦官集团所杀，后来宦官集团受审，19岁的黄宗羲在廷一质时竟义愤填膺地锥刺和痛殴漏网余党，后又追杀凶手，警告阮大铖，一时大快人心。清兵南下时他与两个弟弟在家乡组织数百人的子弟兵“世忠营”英勇抗清，抗清失败后便潜心学术，边著述边讲学，把民族道义、人格道德溶化在学问中启世迪人，成为中国古代学术天域中第一流的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他在治学过程中已经到绍兴钮氏“世学楼”和祁氏“淡生堂”去读过书，现在终于想来叩天一阁之门了。他深知范氏家族的森严规矩，但他还是来了，时间是康熙十二年，即1673年。出乎意外，范氏家族的各房竟一致同意黄宗羲先生登楼，而且允许他细细地阅读楼上的全部藏书。这件事，我一直看成是范氏家族文化品格的一个验证。他们是藏书家，本身在思想学术界和社会政治领域都没有太高的地位，但他们毕竟为一个人而不是为其他人，交出了他们珍藏严守着的全部钥匙。这里有选择，有裁断，有一个庞大的藏书世家的人格闪耀。黄宗羲先生长衣布鞋，悄然登楼了。铜锁在一具具打开，1673年成为天一阁历史上特别有光彩的一年。黄宗羲在天一阁翻阅了全部藏书，把其中流通来广者编为书目，并另撰《天一阁藏书记》留世。由此，这座藏书楼便与一位大学者的人格连结起来了。从此以后，天一阁有了一条可以向真正的大学者开放的新规矩，但这条规矩的执行还是十分苛严，在此后近200年的时间内，获准登楼的大学者也仅有10余名，他们的名字，都是上得了中国文化史的。这样一来，天一阁终于显现了本身的存在意义，尽管显现的机会是那样小。封建家族的血缘继承关系和社会学术界的整体需求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藏书世家面临着无可调和的两难境地：要么深藏密裹使之留存，要么发挥社会价值而任之耗散。看来像天一阁那样经过最严格的选择作极有限的开放是一个没有办法中的办法。但是，如此严格地在全国学术界进行选择，已远远超出了一个家族的职能范畴了。直到乾隆决定编纂《四库全书》，这个矛盾的解决才出现了一些新的走向。乾隆谕旨各省采访遗书，要各藏书家，特别是江南的藏书家积极献书。天一阁进呈珍贵古籍600余种，其中有96种被收录在《四库全书》中，有370余种列入存目。乾隆非常感谢天一阁的贡献，多次褒扬奖赐，并授意新建的南北主要藏书楼都仿照天一阁格局营建。天一阁因此而大出其名，尽管上献的书籍大多数没有发还，但在国家级的“百科全书”中，在钦定的藏书楼中，都有了它的生命。我曾看到好些著作文章中称乾隆下今天一阁为《四库全书》献书是天一阁的一大浩劫，颇觉言之有过。藏书的意义最终还是要让它广泛流播，“藏”本身不应成为终极目的。连堂堂皇家编书都不得不大幅度地动用天一阁的珍藏，家族性的收藏变成了一种行政性的播杨，这证明天一阁获得了大成功，范钦获得了大成功。天一阁终于走到了中国近代。什么事情一到中国近代总会变得怪异起来，这座古老的藏书楼开始了自己新的历险。先是太平军进攻宁波时当地小偷趁乱拆墙偷书，然后当废纸论斤卖给造纸作坊。曾有一人出高价从作坊买去一批，却又遭大火焚毁。这就成了天一阁此后命运的先兆，它现在遇到的问题已不是让不让某位学者上楼的问题了，竟然是窃贼和偷儿成了它最大的对手。1914年，一个叫薛继渭的偷儿奇迹般地潜入书楼，白天无声无息，晚上动手偷书，每日只以所带枣子充饥，东墙外的河上，有小船接运所偷书籍。这一次几乎把天一阁的一半珍贵书籍给偷走了，它们渐渐出现在上海的书铺里。薛继渭的这次偷窃与太平天国时的那些小偷不同，不仅数量巨大、操作系统，而且最终与上海的书铺挂上了钩，显然是受到书商的指使。近代都市的书商用这种办法来侵吞一个古老的藏书楼，我总觉得其中蕴含着某种象征意义。把保护藏书楼的种种措施都想到了家的范钦确实没有在防盗的问题上多动脑筋，因为这对在当时这样一个家族的院落来说构不成一种重大威胁。但是，这正像范钦想象不到会有一个近代降临，想象不到近代市场上那些商人在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会采取什么手段。一架架的书橱空了，钱绣芸小姐哀怨地仰望终身而未能上的楼板，黄宗羲先生小心翼翼地踩踏过的楼板，现在只留下偷儿吐出的一大堆枣核在上面。当时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先生听说天一阁遭此浩劫，并得知有些书商正准备把天一阁藏本卖给外国人，便立即拨巨资抢救，保存于东方图书馆的“涵芬楼”里。涵芬楼因有天一阁藏书的润泽而享誉文化界，当代不少文化大家都在那里汲取过营养。但是，如所周知，它最终竟又全部焚毁于日本侵略军的炸弹之下。这当然更不是数百年前的范钦先生所能预料的了。他“天一生水”的防火秘咒也终于失效。然而毫无疑问，范钦和他后代的文化良知在现代并没有完全失去光亮。除了张元济先生外，还有大量的热心人想努力保护好天一阁这座“危楼”，使它不要全然成为废墟。这在现代无疑已成为一个社会性的工程，靠着一家一族的力量已无济于事。幸好，本世纪30年代、50年代、60年代直至80年代，天一阁一次次被大规模地修缮和充实着，现在已成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人们游览宁波时大多要去访谒的一个处所。天一阁的藏书还有待于整理，但在文化信息密集、文化沟通便捷的现代，它的主要意义已不是以书籍的实际内容给社会以知识，而是作为一种古典文化事业的象征存在着，让人联想到中国文化保存和流传的艰辛历程，联想到一个古老民族对于文化的渴求是何等悲怆和神圣。我们这些人，在生命本质上无疑属于现代文化的创造者，但从遗传因子上考察又无可逃遁地是民族传统文化的了遗，因此或多或少也是天一阁传代系统的繁衍者，尽管在范氏家族看来只属于“他姓”。登天一阁楼梯时我的脚步非常缓慢，我不断地问自己：你来了吗？你是哪一代的中国书生？很少有其他参观处所能使我像在这里一样心情既沉重又宁静。阁中一位年老的版本学家颤巍巍地捧出两个书函，让我翻阅明刻本，我翻了一部登科录，一部上海志，深深感到，如果没有这样的孤本，中国历史的许多重要侧面将沓无可寻。由此想到，保存这些历史的天一阁本身的历史，是否也有待于进一步发掘呢？裴明海先生递给我一本徐季子、郑学博、袁元龙先生写的《宁波史话》的小册子，内中有一篇介绍了天一阁的变迁，写得扎实而清晰，使我知道了不少我原先不知道的史实。但在我看来，天一阁的历史是足以写一部宏伟的长篇史诗的。我们的文学艺术家什么时候能把他们的目光投向这种苍老的屋宇和庭园呢？什么时候能把范氏家族和其他许多家族数百年来的灵魂史袒示给现代世界呢？-《文化苦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