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激励机制研究现状论文

“高薪养廉”政策倾向的出现，是对腐败的妥协，是政府的堕落行为。古今中外，没有那一个政治清明的国度采取这一措施藉此来遏制官员的腐败行为。就是全球最发达的美国，政府官员的收入也处在全社会的中下层。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6倍，可官员数量是美国的几十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采取高薪养廉，中国财政将完全变为官员财政，政府服务社会、服务民众的职能将完全丧失。现在的官员不是不作为，而是忙于权力寻租，高薪发放难填欲壑，只会加重财政负担。因此，用效率工资的理论分析政府高薪养廉无异于自欺欺人。腐败是一个历史性的社会问题，彻底根治的想法过于理想化。从现实角度看，通过采取一些措施对其加以抑制以减少腐败现象则是较为理性的考虑。我们之所以提出高薪养廉的对策，其根本目标就在于此。我们认为推动高薪养廉政策的一些具体做法可以是：1、必须改革目前公务员的工资制度，使政府公务员有合理和合法的途径来实现其贡献与收入的相对平衡。首先是要改变公务员目前收入偏低的状况，提高公务员队伍整体的收入水平，其主要政策目标在于增强激励效果，推动廉政建设。其次是彻底打破计划体制遗留下来的平均主义模式，使公务员的工资能够拉大档次。在计划体制下，社会缺少竞争，工资报酬近乎平均的分配往往被视为是社会公正的最好体现。平均主义思想左右了当时工资政策的制定取向。而在市场体制下，由于社会竞争日趋激烈，从而引起了社会公平观发生转移。人们已经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心安理得地领取平均的报酬，他们要求自己应得的份额且能够接受别人应得的份额(当然，这是在机会均等的前提下)。看来，把"按劳取酬"作为一种符号和象征的年代已经结束了。2、公务员涨薪是一个牵涉方方面面利益的敏感话题，决不可急功近利，必须要渐进而行。渐进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学习、不断反馈和检验的过程。决策者必须根据现有的条件和手段，借鉴以往的知识和经验，不断地调整政策目标，以期取得满意的效果。渐进的形式有利于社会形势的稳定，可以避免政策激变带来的重大风险和严重失误引起的重大损失。因此，高薪的政策选择应稳步实施。当然，公务员涨薪确有必要，但一定要把握好次序。目前，职工的社会保障体制问题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一些企业长期欠薪严重影响了职工的个人生活，如果这?quot;旧帐"不还，公务员的高薪制则将付出过高的社会成本。此外，冗员造成的问题是公务员加薪的又一障碍。因此，涨薪必须与机构改革并行，以提高工资作为竞争上岗的激励机制。从这个角度看，公务员高薪制应在3-5年的时间内分阶段实施，指望一次到位是不现实的。3、建议在工资分配的体制上进行一定的调整。目前在上海的一些居民住宅小区里建立起了业主委员会，它们有权决定小区物业公司的管理人员能够拿到高薪还是低薪。这是一种谁出钱谁决策的管理模式。受此启发，我们可以考虑在国内一些经济相对比较发达、地方财政实力较强的地区，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前提下，率先打破按行政级别取酬的传统分配方式，由地方政府自主决定当地公务员的工资水平，使公务员队伍中一部分人的工资先高起来。这种做法对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无疑都会起到很好的作用，从而能够有力地推动高薪养廉政策的贯彻实施。当然，这需要中央制定相关的政策并下放一定的权力。4、公务员加薪无疑会对中央财政构成很大的压力，怎样缓解这种压力，确是一个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目前全国公务员的人数在800万左右，按平均每人加薪200元计算，大约需要16个亿。这笔钱的筹措现在看来还不是太难的事情。目前的难点关键在于全国2800万左右同吃"皇粮"的事业编制人员。他们与公务员构成的公职人员加起来一共有3600万之多，这的确是一个让人眼晕的数字。高薪养廉的政策能不能得到贯彻执行，关键的问题还是要看事业这块能不能处理好。在目前已经进行、正在进行和将要进行的中央和地方政府机构改革中，应尽可能使那些具备一定条件的事业部门脱离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争取做到最大限度的剥离，从总体上缩小公职人员队伍的规模，为高薪养廉铺平道路。5、在奖励制度方面应加强对一线公务员(如国务院部委机关中的处级以下公务员)特殊贡献的特殊奖励，这将成为高薪制的有利辅助手段，对政府部门的廉政建设起到积极的作用。在反腐败斗争中，人们发现存在这样一种现象：政府部门的中下级官员拥有很多减少欺诈的机会，但却缺乏这样去做的刺激；而对高级官员来说，情况则恰恰相反，刺激有余而机会不足。要改变这种刺激与机会之间的不协调，就必须对刺激机制进行必要的调整。即对一线公务员加大奖励力度，提高刺激程度。还有一个与此相关的措施就是延迟付给他们所应得到的部分奖励，如退休金或保证金等，如果搞腐败这笔钱就会失去，那么他们保持廉洁的刺激动机将会大幅提高。6、我们提出高薪的主张并不只是单纯出于养廉的考虑，而是还考虑到要为政府部门吸收最优秀的人才。人才乃立国之本。政府没有高素质的人才，国家就没有高效率的行政。庸夫治国的结果人们不难想象。国家需要精英去管理，公务员应该是社会成员中最优秀的一部分。李光耀就曾经直截了当地讲："如果不给政府官员一笔可与私人企业相当的报酬，那么，就得把物色人才的范围局限在才能较差或成就较小的范围内，国家将为此蒙受损失"。

对律师行业不正当竞争问题的法律思考内容提要：律师行业的不正当竞争是目前律师行业日益突出的问题，本文从深层次分析了律师行业不正当竞争的原因，并对禁止律师行业不正当竞争的必要性及可行性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律师 不正当竞争 必要性 可行性不正当竞争是伴随着商品经济竞争的产生而出现的不当行为，作为一个法律概念，最早见于1883年的《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该公约规定：“凡在工商活动中违反诚实经营的竞争行为即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将不正当竞争行为定义为经营者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而律师行业的不正当竞争主要是指律师或其执业机构（律师事务所）违反公平、平等、诚实、信用原则，通过不实宣传、诋毁、及低价收费等手段妨碍其他律师或律师事务所正常业务的开展，损害其合法权益，扰乱法律服务市场，扰乱司法秩序的行为。律师行业的不正当竞争与一般市场主体的不正当竞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律师从某种角度看也是市场主体，具有市场主体的一般属性，但其与一般市场主体又有显著区别，律师不仅有维护与其签订委托合同一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义务，同时还负有维护社会主义法律正确实施的义务，因此，律师行业的不正当竞争问题不仅涉及到对法律服务市场的规范问题，还涉及到我国法治目标的实现问题，对律师行业的不正当竞争问题进行探讨殊为必要。一、 律师行业不正当竞争的成因分析及特点我国律师行业产生不正当竞争的深层次原因是由于律师法律地位的变化。1980年8月26日第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5次会议讨论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将律师定位为国家的法律工作者,律师的执业机构为法律顾问处，属事业单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真正意义上交换和流通，没有冲突和纠纷，一切问题都是预先安排的，企业或生产者没有自己的独立身份、独立意识和独立经营权益，不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这种体制下的法律或规则也不可能具有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性，因为这里的法律或规则实际上是居高临下的长官意志的体现，是贯彻长官意图的工具，其目的和作用是把与权威与服从关系固定化。在计划型社会中，社会主体几乎没有独立的法律服务需求。因为行政命令将它扼杀了。 律师及其执业机构行使的仅仅是国家职能，并没有参与到市场竞争中去，其经费依靠国家财政拨款并列入国家事业预算，因而也就不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正当竞争与不正当竞争的问题。十四大以后我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时期，1993年12月国务院批准的《司法部关于深化律师工作改革的方案》明确提出：我国律师工作改革的总体目标是不再使用生产资料所有制模式和行政管理模式界定律师事务所的性质，应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国际交往需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行自愿组合、自收自支、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律师体制。律师及其执业机构的法律角色逐步由国家职能的执行者向市场主体过渡，律师行业被逐步纳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列，律师通过自己的知识、技能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当事人则通过给付金钱的方式向律师支付酬金，律师与当事人之间达成的这种双向合意的社会契约行为实质上是一种商业行为，从这点来看，律师及其执业机构与一般的市场主体并没有什么区别，在某种意义上说律师也是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只不过其提供的商品是无形的，是一种智力成果。作为受市场利益驱动的主体，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律师及其执业机构之间的竞争便不可避免，在竞争的同时也必然伴随着不正当竞争。随着1996年的《律师法》的颁布，律师在市场经济体系中的法律地位得到了进一步明确，即律师是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律师已不再是依托国家权力机器的强制职能的执行者，律师履行职责的方式是一种基于非强制性的双向选择基础上的法律帮助方式 。因此，由以上分析可知，律师行业由不存在竞争到不正当竞争的加剧其深层次原因是由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转变导致律师法律地位的改变所致。除了以上深层次的原因外，律师行业的内、外部机制及其所处的环境对该行业的不正当竞争也有一定的推波助澜作用，这些内、外部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点：(1)兼职、特邀律师的存在是导致现阶段律师行业不正当竞争的一个主要原因。在我国，由于律师资源的一度紧张，导致兼职、特邀律师的出现并与专职律师在较长时期内并存，从现阶段来看，我国的兼职或特邀律师绝大部分是一些高校法律教师及司法机关的离、退休人员，这些人员与司法机关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如高校法律教师与一些法官往往存在师生关系，司法机关的离、退休人员往往曾在原司法机关担任要职等），他们所具有的双重或多重特殊身份使得他们较其它律师有更多的案源以及“胜诉”的机会，另外，兼职、特邀律师与专职律师相比具有较大的松散性和随意性，较难受到严格、规范的专业管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律师服务市场管理的无序和混乱局面。从国外律师业来看，西方国家的从业律师大多为专业律师，不允许其他形式的存在。为此，有学者提出了取消兼职、特邀律师的观点， 笔者对此表示认同；（2）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律师及其执业机构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缺乏统一、明确的规范，没有统一的组织机构对其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监督和管理，从而导致律师行业的不正当竞争虽然在较大的范围存在但仍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的局面。(3)外部相关体制的不合理导致律师行业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存在。如在税费制度上，对律师事务所征税时倾向以企业定性，实行高税率，而在物价上制订收费标准时又倾向以事业单位定性，实行低收费，又由于各地在税费标准上存在差距，从而导致一些律所采取规避法律的手段实行不正当竞争。即先在实行较低税率的地区注册，然后在经济发达、高税率的地区设立分所营业，以逃避税收；(4)社会的整体导向以及当事人的价值取向促使律师将追求胜诉作为办理案件的目标，社会整体导向是能打赢官司的律师才是好律师，当事人也正是基于此种价值取向来选择委托律师。为了胜诉，一些律师及律所不得不动用各种手段、通过各种途径进行不正当竞争；因此，律师行业的不正当竞争与当前的社会风气也有较大关系。从目前来看，律师行业的不正当竞争主要有以下特点：(1)不正当竞争行为主要发生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和沿海地区；在这些地方，由于律师及律所比较集中，众多的律师及律所为了争夺有限的案源，必然会采用各种不正当手段争抢业务，排挤同行；(2)不正当竞争手段多样化且具有隐蔽性。1995年司法部虽然发布了《关于反对律师行业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但由于对律师行业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界定不明导致现实中存在的一些不正当竞争行为并未纳入不正当竞争之列，现实中不正当竞争手段呈多样化的特点。如《规定》中对律师及律所的广告宣传问题缺乏详细规定，导致律师界利用各式广告进行不正当竞争的事例比比皆是，一些虚假及夸大的宣传混淆视听，误导当事人，严重损害了律师在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也扰乱了法律服务市场的秩序。而前述的因兼职、特邀律师的存在所导致的不正当竞争则具有较大的隐蔽性。二、禁止律师行业不正当竞争的必要性(一) 是规范律师行业秩序的需要律师行业作为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一部分，必须遵循市场规律，市场规律要求市场主体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应遵循公平、平等、诚实信用、公开和效益原则，否则各行其是必然导致混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维护和促进平等、公平竞争，反对不正当竞争和垄断。 不正当竞争作为正当竞争必然伴侣，在客观上将引起资源配置背离价值规律，造成资源流向的不合理，使市场机制不能正常地发挥作用， 从律师行业来说，律师及律所的一些不正当竞争行为，如无正当理由，以在规定收费标准以下收费为条件吸引客户的行为是严重背离市场价值规律，市场价值规律要求商品依据其价值进行等价交换。一些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行为从本质上来说也属于欺性交易行为， 其结果将造成法律服务市场的混乱，使当事人无法选择正确的选择法律服务，其合法权益由于缺乏正确的法律指导将得不到及时、合法的维护，另一方面一些高素质的律师由于受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排挤，无法获得充分的案源，无法施展才能，为了在法律服务市场的竞争中生存，最终或许也将走上不正当竞争之路，其结果将导致律师业务素质的下降，使律师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整体形象受损，因此，禁止律师行业的不正当竞争是规范律师行业秩序，保证法律服务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律师的整体业务素质的需要。(二) 是维护法律正确实施、保证我国法治目标实现的需要十五大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目标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社会主义法治目标的实现有赖于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原则的贯彻。就律师行业而言，虽然律师不再是国家法律职能的执行者，但其仍承担维护法律正确实施根本任务。律师的根本任务有两层含义：(1)律师及其执业机构自身必须严格依法办事；(2)律师有责任敦促执法机关和当事人严格依法办事。 律师根本任务的实现是我国法治目标实现的重要环节。因此，律师在其执业过程中若实施诸如故意诋毁其他律师或律师事务所声誉、故意在当事人与其代理律师之间制造纠纷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其本身就是违法行为，不仅无法实现律师的根本任务，而且是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行为，另外，律师利用其兼有的其他身份(如以前曾在行政、司法部门担任过领导职务或与现任行政、司法部门领导有特殊关系的)在法律服务市场进行不正当竞争的行为将严重干扰我国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检察权，是对“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治原则的践踏，因此，禁止律师行业的不正当竞争是律师及其执业机构严格依法办事的要求，是由律师的根本任务决定的，禁止律师行业的不正当竞争对于司法机关排除干扰、依法独立办案、保证法律的正确适用有重要意义。从根本上来说，禁止律师行业的不正当竞争是保证我国法治目标实现的需要。(三) 是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市场经济是开放经济，它一方面要求建立统一开放的国内市场体系，另一方面也要求国内市场国际化，加入国际经济循环，实现全球范围内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促进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从法律服务市场来看，1992年6月26日司法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颁布的《关于外国律师事务所在中国境内设立办事处的暂行规定》中规定外国律师事务所未经司法部批准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不得在中国境内设立办事处并从事业务活动；不得规避法律，以咨询公司、商务公司或其他名义从事法律服务活动；不允许外国律师直接在我国境内设立律师事务所或与中国律师联合在我国境内开设律师事务所。另外，办事处不得聘用中国律师，不得办理中国法律事务。这些规定实际上是限制法律服务市场的对外开放。但自1986年我国正式提出恢复GATT席位的申请后，为了在“复关”问题上取得有利及主动地位，我国于1991年7月对世界做出了先一步开放包括银行、广告、旅游在内的6个专业服务行业的初步承诺，1992年7月起正式开始了允许外国律师事务所在中国设立办事处的试点工作。 在申请加入WTO的谈判过程中，我国已提交了服务贸易市场开放承诺单，根据承诺，中国一旦加入WTO，作为专业服务贸易领域一部分的法律服务市场将逐步开放，对外国律师业务的限制将逐步消除，国内外律师业的竞争将加剧，就两者的实力而言，国内律所无论是在服务理念和管理模式还是在办公的软硬环境方面都无法与国外律所相比，在此种情况下，本国律师及律所如果不注重提高自身素质，不注重改善软硬服务环境，仍把精力放在诸如拉关系、走后门、低收费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上，其结果必然会失去在市场中的竞争力，最终被市场所淘汰。二、 禁止律师行业不正当竞争问题的可行性探讨禁止律师行业不正当竞争的可行性问题关键是如何将禁止不正当竞争的规范或规定在实践中付诸施行的问题。应该说我国法律理论及实务界在较早以前就对律师行业的不正当竞争问题给予了关注，早在1995年司法部就制定了《关于反对律师行业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其中对不正当竞争行为做了界定，规定了不正当竞争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及惩戒机构和方式，然而该《规定》在实践中绩效不佳，律师行业的不正当竞争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呈蔓延之势，时至今日，律师行业的不正当竞争问题再度成为法律理论界及实务界探讨之焦点，其核心问题仍是可行性问题，笔者认为禁止律师行业的不正当竞争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1) 对律师行业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禁止应由立法机关制定法律规范来调整；我国律协的功能与国外律协有较大差别，如美国律协（简称ABA）有立法权，美国的律师立法是由律协而不是由政府的立法机构来进行，其制定的法律法规经各州政府的议会或高等法院通过后具有普遍的强制性。 而我国律协是社团法人，是律师的自律性组织，它没有立法权，其制定的规则也不具有强制性的规范作用，仅具有行业内的一般规范和指导作用，因此，在我国仅依靠自律或由没有强制力保障的行业规范来禁止律师行业的不正当竞争只能是一种权宜之策，从长远来看，只有将其调整的层次上升到立法的层面，即制定具有普遍强制性的法律规范才能实现令行禁止；因为法律规范在道义上的公正性，在形式上和内容上的明确性、稳定性，在效力上对全社会的普适性、权威性，都是其他社会规范所无法比拟的。 (2)在禁止性规范中应准确地界定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内涵及外延，尽量以明确的列举式方式规定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种类。我国1995年司法部的《规定》之所以效果不大，在很大程度是由于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界定不明、列举行为的外延过宽所致。如关于律师行业的广告宣传问题，其规定不符合实际的宣传为不正当竞争，但到底哪些行为是不符合实际在实践中难以把握；而事实上一些即使符合实际的宣传也可能构成不正当竞争，如某律师与法官有亲戚关系或其它特殊的关系，某律师曾担任过法院院长或其它领导职务，这些事实都是符合实际的，而且也是现实中不正当竞争的主要途径或方法，然而《规定》将其排除在不正当竞争之外，显然不妥。(3)应完善对律师行业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监督机制，健全律师惩戒组织机构，建立律师惩戒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强化律师惩戒委员会的功能，严格依法追究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律师及其执业机构的法律责任。95年《规定》颁发后，律师行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呈蔓延之势，其主要原因是缺乏相应的内、外部监督机制，惩戒机制不完善，如律师惩戒组织机构不健全，律师惩戒委员会功能没有得到强化。律师实务界的一些不正当竞争行为有目共睹，如关系案，人情案，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内、外部监督机制，使得实践中对律师行业不正当竞争的检举、举报情况甚少，导致有关律师行业不正当竞争的案源缺乏，相关的法律责任及法律制裁也就无法落实，法律的强制性和权威性也无从体现。法律规范只有得到实施它才有实效， 因此，要禁止律师行业的不正当竞争，保证律师行业的健康发展，工作的重点应放在如何具体落实相应的规范或规定上。参考文献：刘瑞复主编：《中国经济法律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35页。谢佑平著：《社会秩序与律师职业---律师角色的社会定位》，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20页。胡锡庆主编：《中国律师法学》，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4页。谢佑平著：《社会秩序与律师职业---律师角色的社会定位》，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56页孙国华主编：《法理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09页。徐孟洲主编：《市场竞争的法律调整与对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1页。②盛杰民主编《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理论与实务》，中国商业出版社1994年版，第261页。根据我国《律师法》规定，律师有二个层次的任务，其具体任务是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本任务是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胡锡庆主编：《中国律师法学》，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6页。孙国华主编：《法理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09页。周福民 洪晴：《中国律师如何面对WTO》，载《中国律师》2000年第1期青锋编著：《美国律师制度》，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113页。赵震江主编：《法律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4页。(奥)凯尔森著 沈宗灵译：《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69页

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在《人类动机理论》一文中提出了需要层次论,阐述了人的需要可以分为五个层次,即生理、安全、爱、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 20世纪50年代后期,弗雷里克?赫茨伯格(Frederick Herzberg)提出了双因素理论,他认为,激发人的动机的因素有两类,一类为保健因素,另一类为激励因素。 美国心理学家亚当斯()在1965年发表的《在社会交换中的不公平》一文中,提出了公平理论的观点。这一理论,主要是用来解决工资报酬分配的合理性、公平性及其对职工生产积极性的影响。 美国新行为主义者斯金纳()1938年在《有机体的行为》一书中,提出了操作性条件反射的学说。他认为强化取决于反应,不取决于对刺激的感知,学得的反应会因强化的增加而增加,也会因强化的减弱而消退。 著名管理大师德鲁克在《21世纪的管理挑战》一书中,提出了知识型员工激励的特殊性,他指出,对于知识型员工的激励应该注重给他们在工作中学习和创新的机会,使他们在工作中发挥主动性,使他们具有主人翁的责任心

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现状及其完善1 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现状信息披露是投资者了解上市公司、证券监管机构监管上市公司的主要途径，信息披露制度是各国证券法律制度的重要原则。信息披露制度，也称公示制度、公开披露制度，是上市公司为保障投资者利益、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而依照法律规定必须将其自身的财务变化、经营状况等信息和资料向证券管理部门和证券交易所报告，并向社会公开或公告，以便使投资者充分了解情况的制度。它既包括发行前的披露，也包括上市后的持续信息公开，它主要由招股说明书制度、定期报告制度和临时报告制度组成。信息披露制度保障了交易的安全，维护着投资者的信心，也维持了证券市场的稳定秩序。我国证券市场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已逐步向规范化、法律化发展，信息披露制度也已建立较为完整的体系。但是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中仍存在很多违规行为，散布虚假信息、隐匿真实信息或滥用信息操纵市场、欺诈投资者、转嫁风险等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干扰了证券市场的完善和有序化，给投资者造成了巨大损失。 信息披露不真实、不准确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必须准确、真实，不得虚假记载、误导或欺诈，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但是，目前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中最为严重、危害性最大的也是信息披露失真这一问题，有些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严重失实，从招股说明书到临时、定期报告，一直是谎话连篇。他们为了达到某些目的，肆无忌惮地在财务会计信息上弄虚作假，致使虚假信息泛滥成灾。主要表现为这几个方面：其一，证券发行中的虚假陈述，即证券发行人、承销商等在发行申请书、招股说明书、募集办法等文件中作不实、误导、有重大遗漏的记载；其二，证券上市中的虚假陈述，即上市公司、中介服务机构在上市报告及相关文件中对诸如企业实力、经济效益、营业收入、利润水平等方面，作不实、误导、有重大遗漏的记载；其三，证券交易中的虚假陈述，即上市公司、证券商、证券交易所、投资咨询机构等在定期报告中作不实、误导、有重大遗漏的记载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发生了数起这样的案例，手段直露，胆大妄为。比如2001年引起股市地震的银广厦，通过伪造购销合同、伪造出口报关单、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伪造免税文件和伪造金融票据登手段，虚构企业交易，虚增剧额利润亿元，其中1999年亿元、2000年亿元。此外影响颇大的黎明股份、麦科特 、蓝田股份等案件也属此同类。 信息披露不充分、不完整上市公司应“依法充分公开内容完整的财务报告，充分公开实际发生的法定重大事件范围内的事项”。事实上，中国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大多是不完整的，对于关联交易等重大事项很少有作充分披露的。蓝田股份将公司股票公开发行前的总股本由8370万股改为6696万股，对公司国家股、法人股和内部职工股数额作了相应缩减，却一直未公开披露这件缩减公司股本的重大事项，后受中国证监会的严厉查处。棱光实业长期隐瞒对关联企业的担保事件，致使投资者损失严重。从公司的角度出发，大量的信息披露不但加重报告成本，而且容易使自己在市场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这是上市公司不愿作充分信息披露的客观原因。所以，证券法律允许上市公司自行决定是否公开那些与商业秘密有关的重大事件，以便在保护公司利益的基础上，保护股东及广大投资者的利益。与此同时，法律也一再强调，上市公司必须披露那些不利于公司股票价格、但有利于投资者做出重新选择的重大事件，比如上市公司涉及诉讼、仲裁事件，公司领导、高层管理人员违法受制裁的事件等等。 信息披露不及时众所周知，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与其股票的市场价格是息息相关的，信息往往起到价格信号的作用。从这个角度理解，在证券市场上，时间就是金钱。及时的信息披露，有助于投资者作出正确的投资判断；不及时的信息披露，却为内幕人员利用时间差进行内幕交易、牟取暴利或及时避险提供了条件，这对于普通的中小投资者而言，无疑是极不公平、不公正的。在我国上市公司的违规案例中，信息披露不及时并不少见：“漂河银鸽”买入“银广夏”股票未及时披露时间、恒泰芒果对于公司涉诉事项未披露事件等。经注册会计师签证的会计报表应当在报表签证后的两天以内向社会公众公布，但实际上大约只有三分之一的上市公司满足了这一披露要求。因此由于这些会计信息披露不及时的现象，为广大投资者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信息披露不严肃会计制度具有强制性和严肃性，但在现实中，一方面由于监督措施不力，一些企业为了自身局部利益而在会计处理上“各尽所需”，另一方面，证券监管部门要求上市公司必须在指定报刊或网站上发布信息，但总是有个别的上市公司不分时间、场合随意地披露。银广夏造假事件就是明显的例证。有些上市公司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有解释性说明、保留意见、拒绝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置之不理；有的在年报摘要中对注册会计师说明段所涉及的问题“三缄其口”；但虽然是“合规”地省略了会计报表附注，其经营中一些不容忽略的重要信息也被“淡化”处理了。会计制度的严肃性受到严重损害。2 造成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现状的原因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中存在的问题严重侵害了中小股东、债权人、顾客以及雇员的合法权益，使其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也给投资决策带来了严重误导。同时也损害了国家法律法规的严肃性，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破坏了社会经济法制化的进程。并且破坏了市场游戏的规则。因此，我们必须找出问题的成因，探讨出从根源上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 造成我国目前信息披露现状的动机和内部原因上市公司违反信息披露规则制度的动机从公司层面上看,上市公司违反信息披露制度的动机有三：第一、是简单地将上市等同于“圈钱”，有些企业把股份制等同于单纯的集资手段，把上市募集的资金看作是“永远不必还本的无息贷款”。为达到证券法对公司上市的资格要求，一些企业和中介机购、虚报资产、甚至伪造相关文件，以求上市“圈钱”。一旦上市成功，之前所作的种种承诺已成“南柯一梦”，投资者的钱早已“打水漂”了。第二、是为配合庄家操纵股价，以便谋取暴利。“利”字当前，各种违规手段层出不穷，比如虚报利润、虚增资产、修改财务报表，甚至联合媒介传播各种假消息。第三、是为应付证券法律规定的各种信息披露制度，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状况弄虚作假，尽量使披露的信息符合法律对业绩等情况的要求，以免被证监会、证交所“罚牌下场”。造成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现状的内部原因对于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从公司内部原因来看，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上市公司缺乏健全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治理结构对信息披露的影响已引起了会计界的广泛关注。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由于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引发的信息披露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一股独大”现状难以保障公司信息披露兼顾各方向观者利益，而是满足、体现大股东的意志，监事会形同虚设。其次，“内部人员控制”使得董事会职能失灵、上市公司与控股大股东之间不正常交易。也使信息披露极不规范，内部审计走形式，公司缺乏或不执行内部信息管理制度，公司内部也存在“信息不对称性”。最后，弱性效率的资本市场减弱了公司致力于信息披露的相关性，即所有公开可获得信息不能立即地、无偏见地为所有投资者获悉，或者是投资者没有能对公开可能获得的信息立即地、无偏见地做出反应，从而不能使股价做出正确反映，无法正确体现上市公司经营管理的好坏。第二、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不完善。 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制度还存在很大的问题。职责分配不分明、不能很好地相互制约、各司其职，从而使内部控制制度不能正常有序地进行。第三、企业内部财务人员素质不高。由于近几年会计制度规定和会计核算方法变化较大，使一些本来就一知半解的会计人员更难以胜任。有的会计人员往往不能有效地按国家财会法规、财经制度独立地进行监督，丧失原则、知情不报，共同作弊。导致法制规范失效。而且有些上市公司内部人员及其相关人保密意识和法律意识不强，导致公司内幕信息随意或提早泄漏。从而使公司和投资者利益受损，并且严重影响会计法制法规地发展，扰乱证券市场秩序。 造成我国目前信息披露现状的外部原因外部监管体系不完善从会计信息披露的外部监管环境来说，会计信息失真与虚假会计信息披露是由掌握上市公司控制权的经营者与会计信息相关利益主体(证券监管主体、鉴证主体、投资者等)行为博弈的结果。主要体现在证券监管主体对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不够；鉴证主体会计师事务所缺乏审计的独立性；监管者事实监管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近年来我国一直致力于信息披露制度的改进，但到目前为止，信息披露制度还存在不少问题：会计准则和制度的制定仍没突出市场经济主体，尤其是投资人和债权人的信息要求；制度制定速度落后于经济发展速度；对于一些重要信息(如表外业务、无形资产等)的处理和披露没有做出规定或规定得不够恰当；新旧法规以及各个法规之间存在着矛盾及不协调。如基本会计准则与具体会计准则之间，会计准则与税收制度之间都存在不协调甚至矛盾、冲突的地方，等等。中介机构管制力度不强注册会计师在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中没有履行其应有的职责。由于竞争，有些注册会计师为了眼前利益，在审计工作中为了维持与上市公司的良好关系，没有保持其真正意义的独立，在实践中没有很好地履行职责。有的会计师事务所对虚假的会计信息不揭露，还通过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等手段，为作假者服务。这种做法客观上助长了部分上市公司的违规违法行为。作为专业人士，会计师签名的文件一旦在上市公告中出现，无疑增加了该信息的证明力和可信性。但是，由于当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法律监管制度还不完善，而且某些会计师的道德素质低、职业操守观念差，出具虚假会计信息、误导投资者的事件屡见不鲜，严重损害了中小投资者的合法利益，比如“琼民源”一案中的中华会计师事务所和海南大正会计师事务所，是琼民源中小股东所深恶痛绝的虚假信息披露的重要“帮凶”。缺乏对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进行强有力的民事惩罚。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对违反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都有详尽的规定，主要以行政责任为主，辅之以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其中关于民事责任的规定最为薄弱，即重在惩罚，而不是对投资者的赔偿。在对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件的查处实践中，也主要以行政责任为主。所谓处罚力度的加大，也只是体现在追究主要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上。在财产方面，处罚后果往往只是表现为对当事人的违法所得全部由国家没收，而没有对投资者的民事赔偿。3 完善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现状的对策 完善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内部监管上市公司内部监管制度的建立，主要是解决内部制衡问题，防止权限失控和舞弊。健全内部监管制度首先要解决所有者对经营者的监管和控制，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其次，要完善公司的内部控制，经营者必须对下属进行有效的监管和控制。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治理结构作为会计监管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确保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内部制度安排，那么就要求企业产权制度的完善，使得所有权和治理权相分离的情况下，公司的治理机构能够如期实现企业的长期战略目标和计划，同时应对现行的业绩评价方法予以修改，将治理人员的个人利益同公司股东的长期利益联系起来，避免以基本工资和年度奖金为主的传统薪酬制度下治理人员的短期化行为倾向。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一项艰巨复杂的工作,要多方的共同努力,并在实践中不断发现问题，总结经验，在不断的改革中逐步深化完善。其基本方法可以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完善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形成有效的会计信息内部监控机制。其次，加快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建立独立的国有政权行使机构。最后，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只有在上市公司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时，才能建立起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内部控制的屏障。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制度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应当是职责分明、相互制约、各司其职、有序运行完善内部控制制度，还必须对公司内部治理组织结构和制度设置进行必要的调整。第一，进一步发挥审计委员会的作用。加强内部审计的独立性，从源头上对会计信息质量进行有效的控制。第二，完善董事会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中董事会的人员构成并强化董事会的责任，建立一种董事会与总经理相互制衡的机制；立法对董事的股份条件做明确的规定，使得股东不仅享有权益同时要真正负责起其应尽的义务。第三，发挥监事会的作用。监事会必须有精通业务、会计、法律的人员并有权监督公司财务、业务状况。由于我国不合理的股权结构与国有股东所有者缺位已经对经营者极力不足，还有公司控制权市场以及经理人才市场不够成熟等原因使得上市公司的委托代理机制基本上失效，失去约束的代理人选择败坏道德行为和进行虚假会计信息披露是其理性的选择。只有完善了公司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制度，才能有效地对公司会计信息披露进行监管，实现所有者、经营者和下属之间的合理关系，互相督促，实现企业利益的最大化。加强道德建设，提高信息披露诚信意识在会计信息披露法制规范最完善的国家，也避免不了法制规范在某些方面存在模糊、笼统等问题。会计信息披露主体就可能利用法制规范漏洞，以非法的手段达到“合法”的目的，导致法制规范失效。因此，法制监管约束不到的地方，就需要借助道德的力量。社会整体道德的提高可以对企业的诚信起到积极的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同时，要提高公司经营治理者的道德素质，除了坚持对公司经营治理者的道德考核外，还应建立有约束力的职业经理人市场。通过职业经理人市场对公司经营治理者道德水准的激励和约束，长期坚持将会培养公司经营治理者老实守信的观念，提高公司经营治理者的道德水平，最终使公司也守信，不再披露虚假的会计信息。在加强社会和经营者道德建设的同时，建立上市公司诚信档案，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上市公司老实守信意识。将上市公司的问题和不真实信息公布出来，可以使企业自觉坚持老实守信，也可以方便监管工作的进行。 完善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外部监管完善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外部监管体系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外部监管体系，首先要强调政府的集中立法治理，将政府监管置于治理体系中的首要地位；其次要依靠自律机构完成一线监管活动，弥补因政府监管成本过高和政府失灵所造成的监管效率不足同时要注重法制，引入司法监督及媒体等社会监督力量。在以上两个方面为基础指导思想的前提下，首先要发挥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核心监管力量，对上市公司的规范运作及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内容进行监管和审核，及时发现和查处信息披露中的各种违法违规行为；其次要发挥证券业协会和证券中介服务机构的自律监管和社会监管力量；同时要发挥媒体和投资者的社会监督和市场监督力量。一家优秀的媒体为了获得市场的青睐，有动力来报道事实的真相，而这种事实真相的报道正是证券市场有效监管的另一种方式。而投资者则是会计信息的最终需求者，他们将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作为决策的依据，因而他们对于信息披露的监管是自发且严格的。与此同时，完善我国司法诉讼制度和证券法律法规的民事赔偿制度也是不可或缺的。完善我国司法诉讼制度，通过民事诉讼来惩处会计造假、会计信息披露违规，对上市公司高管行为实施严刑峻法，才是比较有效和现实的监管方法。发展集团诉讼制度，将小股民的力量集中起来，同心协力共同向虚假信息披露者索赔。加强会计信息披露的监管力度现今，信息披露违规行为屡禁不止，层出不穷，固然有巨大的利益诱惑，但更大程度上在于违规行为被监管者发现的概率较小。为提高违规者所支付的违规成本和违规行为查处的概率从而最大限度的降低违规者的违规期望收益可以做到。首先，提高违规成本，可以完善《证券法》中的民事损害赔偿制度。它通过责令违规者赔偿受害投资者的损失不仅可以有效地剥夺违规者通过违规行为所获得的非法利益,而且给违规者强行加上了一种经济上的巨大负担。同时可以建立中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信用体系。这样可以使严重违法的中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从证券行业中彻底出局,另其丧失执业资格。其次，提高发现违规行为的能力，可以确立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三位一体的监管框架，并使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加强对注册会计师的管理，最后还可以建立信息披露的风险预警系统。当有着内部逻辑众多的监测指标出现异常情况时，发出不同程度的风险预报，并将之转化为一般投资者能够理解的信息。这将大大地提高及时发现违规的能力，并有效的保护投资者免受巨大的损失。补充内容：摘要: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中存在着很多不规范的现象，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不真实、不完整、不及时、不严肃等情况的事件频频发生，社会对此的反应也十分强烈。这些现象不仅严重地损害了我国证券市场和上市公司的健康发展，也使广大投资者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对社会造成的影响也越来越严重。从而使社会对规范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因此，完善会计信息披露不规范的现状就变得刻不容缓。本文针对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中不规范的现象，深入地分析了问题的根源，从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现状出发，探讨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找出这些问题的成因，并提出一些规范与完善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对策。关键词: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 证券市场参考文献1.阮慧荣.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时代经贸,2007,112.杨文静.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失真分析.科技信息,2007,123.欧群芳.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问题研究.广东:广东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4.段秀芝.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规范研究及对策探析.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65.李秀芳.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问题的研究.山西:山西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