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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无绝期日，身不由己时 ——试论典卖妻婚俗明冯梦龙《喻世明言》第二十二卷《木棉庵郑虎臣报冤》（以下简称《木》）中记述：小官吏贾涉携家童到杭州钱塘，途经王小四门，因行路饥渴想歇脚，便在门外喊道“有人吗?”，这一喊出来个妇人(王小四之妻)，虽荆钗布裙，却一副妖饶模样，长得是“随他呆子也消魂，况是客边情易动。”贾涉看得发呆，又思量自己尚无子嗣，便欲买之为妾。家童去打探，穷困的王小四竟一口应承，贾涉大喜，讲明身价四十两银子，马上请来村里的教书先生，写了卖妻文契，双方在上面落了十字花押，王小四就把娇妻卖给了贾涉。这是反映“典卖妻”婚俗的典型故事。这种习俗曾广泛分布于我国各地，而以浙江省最为严重。因时间、区域或具体形式的不同，典妻又有租妻、借妻、租肚皮、招夫养夫、贴夫、拉帮套、搭伙、押帐、挂帐、典赡、典子、僦妻、捆妓和穙妻等多种名称。“卖妻”与“典妻”虽然存在着一定区别（可否被赎回），但就其本质来说是相通的：它们都是买卖婚姻的一种形式，丈夫将妻子出典或出卖，而女性在整个过程中多处于被任意处置的地位。因此，本文将二者归纳成“典卖妻”来阐述。 从汉代开始孕育、南北朝萌芽，典卖妻这一特殊婚俗至唐朝成形、宋代成熟，历经元朝的立行期和明朝的盛行期，至清朝恶性发展，延续到民国逐渐衰落。它蔓延中国大地千百年之久，历代对其都设有禁律，却又都禁而不止。可见，这并不是偶然，其背后必然存在着一定的政治、经济、思想等社会根源。 总体来说，典卖妻妾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男尊女卑而决定的夫尊妻卑的体现，是在“君臣、父子、夫妻”三纲权力结构之下形成的特殊婚姻形态，即男子使用夫权把妻子或妾有偿地出卖或出租给他人。它是封建社会竭力强化男权，把男权引入封建家族之中，形成至尊至贵的父权的封建伦理秩序的综合反映。具体而言，有学者总结，典卖妻的出现和长期存在基于以下三点原因：第一，妇女地位低下；第二，山村贫穷落后；第三，传宗接代的观念。 我们可以在《木》中找到相应的例证： 首先，王小四之妻胡氏和贾涉谈及“别谋婚娶”时说：“既尊官有意见怜，待丈夫归时，尊官自与他说，妾不敢擅许。”足见地位之低，虽反抗过丈夫的几次“卖”欲，但是终究不能为自己做主。这说明，妇女在父权社会，没有地位可言，大多只能依附丈夫；没有经济权利，只能依靠男子生存，缺乏自立能力。 其次，王小四“因连年种田折本，家贫无奈”，作为卖方的他没有不舍得妻子的意思，在“一日不识修，三日不忍饿”的现实条件下，只得将作为“私有财产”的妻子卖予他人。这也是典卖妻多发生在经济落后、土地贫瘠的穷乡僻壤，而少见于上层社会达官贵族之家的原因。 第三，贾涉作为买方，除了为胡氏的容貌身段倾倒外，促使他买“妾”的原因主要是没有子嗣。“壮年无子”，是涉及到以后无法“事宗庙”、延续家族的大事，无后更是对祖先最大的不孝。这种根植于心底的封建宗法制度观念，使得典卖妻有了确实的正当理由和理论根据。且不论《木》记述得是否真实、是否存在着文学记述的“虚构”，但它确实反映了社会民俗真实的一面，并为我们理解和掌握史实提供了一定的线索和依据。 另外，考察近世社会的婚姻与家庭，可以发现典卖妻作为一种婚姻形式，自宋代始也渐渐有了一整套约定俗成的必办手续和习惯做法。例如，典妻须订立契约，亦称“典婚书”、“合同”，一式两份由原夫和典夫收执，还阐明出典原因，期限、典价、子女抚养及归属等具体条款；典妻所生子女归属典夫，典子有继承财产权，并可列入宗谱；典租妻都需有媒证等。另外许多地方也行迎娶风俗，在夜间抬便轿迎娶，以薄酒谢媒，宴请长老相亲等。这些在《木》中有一定体现，典卖妻契约也常见于各种史料记载。 可见，在所有典卖妻过程中，钱财始终是中间最重要的一环。金钱的诱惑总是大于女子的意志而存在，买卖（典）方出于各自的目的，将妇女当作物品转让。女人成了商品，只是拥有者有着不固定性罢了。所以，大张旗鼓地迎娶典卖而来的妻妾，更是一种伤害。买方无非是想为后代留一个正名，而决不是想要给这个用来生育的女人一个名分，也不是想肯定她的地位——她本就无地位而言。 悲哀至此，悲悯无用。 虽然冯梦龙用“夫妻配偶是前缘，千里红绳暗自牵。况是荣华封两国，村农岂得伴终年？”这首诗来说明胡氏与贾涉的结合“你情我愿”，并无不妥或悖理之处，而且似有支持、鼓励之意，但是我们看到，被典卖的妻子到了买方家中，受到不公待遇仍是不可避免的，苦痛也来得更深。文中，贾的正妻唐氏乃悍妒之人，她害怕地位动摇便百般折磨胡氏，贾涉用计使胡氏搬离才得以生下一子，然而辗转儿子过继给贾的表哥，胡也被卖给他人，导致骨肉分离。 其实，在现代作家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中，我们也能看到妇女被典卖的凄惨与无奈，它从一个侧面展现了这一特殊婚俗给妇女身心带来的巨大伤害。春宝娘因家贫被丈夫典给有两百多亩财产的秀才，在正妻的威势下，当牛做马，像仆人一样过活。她夜夜想念春宝，为秀才生下一子后便起名秋宝，刚疼上秋宝却被赶回原家，此时春宝已病得不轻，不太认识她这个娘了。就这样，她生了两个孩子，却总被剥夺做母亲的资格，她被当成工具、财产，甚至没有名字，在奴隶的身份下，苟延残喘，痛苦一生。 读这两篇文章时，我脑海里盘旋的总是鲁迅先生那一句：救救妇女和孩子！《诗经》有曰：“南有樛木，葛藟累之。乐只君子，福履绥之。”又曰：“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规，宜其室家。”然而，千百年来，两情相悦地立家、天长地久地安家，似都成了虚幻的梦想。 历史缓缓地走向远方，在婚姻家庭的围城内，留下了依稀佝偻沉重的背影。而近年来，这种曾一度消失的婚姻陋俗又以不同面目悄然复活，更要求当下的我们学会反思。 那些不曾自由的女性，那些被视作鸿毛的人格和灵魂，值得后人祭奠志哀。 嫁娶不由己，生死托于天。存在即合理？我不敢贸然肯定。 毕竟，“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并非一句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