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地理学论文参考文献

论自然现象的“理解"与人文社会现象的“说明"叶泽雄(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湖北 武j置430079)摘要：自救尔泰提出“自燕需要说明，历史需要理解”之后，关于说明与理解及其相王关枣的争论一直延续至令。关键词：说明；理解；自然辑学；人文社告科学说明和理解及其相互关系问题．在西方哲学发展中历来存在着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或“科学研究 与 人文研究”两种针锋相对的思潮、派别和观点。在“科学研究”看来．对人文社会现象的认识同对自然现象的认识在方法论上同属一系，因而主张在自然科学方法论基础上建立普适于自然认识和人文杜会认识的“统一科学”。这种观点．远可以追溯到古代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近可以追溯到孔德、约翰·穆勒那里：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都是基于经验现象的观察，并努力占L大量的现象重复中建立起某种因果性。科学的目的就在于对现象的因果性做出说明。孔德把说明规定为只是精确地分析产生现象的环境，用一些合乎常规的先后关系和相似关系把它们互相联系起来。穆勒认为．依据因果律指出某一现象的原因，或者一种现象可以依据一条自热定律演绎出另一种现象．这种结果或者被演绎出的现象就叫得到了说明。坚持近似观．点的还有R鲁德纳的(杜会科学哲学)．G 霍曼斯的(社会科学的车质) 及E．奈格尔(科学的结构)等 显然，在科学“统一”问题上，上述观点在其方法论上是 说明为基点的．理解只是“提供动机假说的．与心理学相关的助发现方法 (亨普尔)。亨普尔提出了著名的“覆盖律模式 (D—N模式)，认为历史学中的“说明 与自然科学中的说明，其逻辑性质是相同的．两者间只有粗细之别，历史说明不过是“科学模型的粗糙复制品”[1】。与之对立的则是各种反实证主义的“人文研究”立场．它I『]指责基于统一科学现而把人丈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等同的实证主义取向和设定。它们援弓f德国哲学家驮尔泰的“精神科学(Geisteswisser~cnaft)概念，强调对社会生活进行学科探究的“人文研究”从根车出发点上就不同于自然科学 人文研究的对象是导致人I『]行动的内在意义，与自然科学对象的物理性和经验性相比，内在意义具有无限开放性和相对不易把握性，因而它无法达到以自然科学为设准的说明和预测所要求的普遣性范畴和客观性论证。换言之，人文社会研究的目的在于“理解”(verstehendundemtanding)而非“说明”(explanation)。这种见解在敦尔泰的如下名言中得到鲜明的表达：“自然需要说明．历史需要理解。”这种观点的极端形式甚至认为．对，于人文杜会认识而言普遍性和客观性不啻是一种幻想。如果说．伽利略在物理学领域开创了自然科学的因果性解释之先收稿日期：2000—09—06作者简介：叶泽雄(1956一)．男，湖北武汉人．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社会认识论及方法论问逼研究29自然辩畦法研究， 邵幺缚 哲学求兼昕吐学岽德 依森(J·G·r) n，l 81 65 1884)则 执将』、丈社会抖学的理解 自然科学的解释加“ 匾讣．井悼弼已在听尘斟学的研究中一萁后．秋尔尜在他的解释学名作<精冲科学讳 ，(I 883)巾把”理解”怍为解释模式进一步推副整t人文社会科学(在德国台称为“精种斟学”)他关于说明与理解讣别指向自然科学与情种纠学的方法论的两分沦，经过修改而被韦伯接受为他的 理解}士尝学”的基础。到．Lltt纪中叶 经过悔洛一庞蒂、温奇和赖特等凡的发展而形成人文}七会科学研究的人文主义传缆应该看到，实旺主义的“科学研究”忽视乃至否认自然现象与』、文}士会现象、自然科学与人丈I七尝科学、自然科学方法 奁与』、文社会科学方法论之的差异性固然片面，世主张“说明 在』、文社会辞学中同佯适用 育教，则有其合理性。不过，这派观点既然主张』、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方法沦 同属一系，即簧求把对人文社尝现象的说明“同化”于自然说日』J之中 以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标准来促进和评判几文社会科学的进步，这实际上是 消解说明在人文社会抖学中应有的合法地位来换取』、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统一性。作为对科学主义的回音，各种反实证主义的“人文研究”的兴起及其积极意义就在于．它注意到了自然现象与人文社会现象、自然科学与人文}土会科学、自然科学方法论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之间的差异性，进而把“理解”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独立化、科学化在方法论上的一个独特的解释模式提了．出来。然而，这派观点虽然注意到}兑明与理解之间的差异性，并试图证明二者的统一性，但这种统一ⅢI}是以理解为基点的境一 这实际上从另一个角度消解甚至否认了说明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应有合法地位。要正确把握说明与理解及其相互关系，笔者以为，必须突破上述诸观点所固守的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的思维幞式，从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对象和方法上的共通性与差异性的统一中辩证回答说明与理解及其统一性。如果说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奎困以其 译不准”骧则强化 凡文社会科学中说明与理解的相对性和非确定性的话．那幺符号指涉的条件性则表明r知识在既定系统中的相对确定性而在自蝗科学巾，海森壁的“测f准”原刚 彻底拆除r以知识的“确定性 和“非确定性”，“一般性 和30第17卷 4期“个别性”为毡础的艏亘在凡文 会斟学坷自然科学 理解与随叫之 的高墙 ，己I色足凡丈 会科学还是自然抖学，就其同勾凡娄的知 只 吉．确定性非确定性，一般性 个刖性．乃是其共同特征。它f】之间的关系．唯有基于彻底的辩证法—— 把绝对与相对 确定与非确定、般与个别等等视为对芷面的统一— — ‘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兑明与理解也不再分 于冉然科学和凡文社会科学的对立方法，而屉在这两个领域中并同执行认识的使命。H不过．由于两种僻学所面对的对象的性质和特点的不同．掰需要耐它们各自的地位和作甩怍出合理的厘定和具体阐释罢 。2宴际上，自放尔尜之后，凡们已不再固自然科学与人文杜会科学的区删而固守说明与理解之间的对立，而是开始世考和寻求二者之问的统一及其可能德径。我们不得不承认 与^文社会现象相比，由于自然现象相对于』、 凡的认识而言的外在性和客观性，因而通过 I兑明 即建立起普遍有效的嫫式解释特殊乃至个剧经验事实，仍 失为迄今自然抖学研究致知的重要的方法'仑取向。然而这一取向随着近代以降自然科学的长足进步和巨大成功而愈来．愈走向独断和绝对主义化。在』、『]面临大量的自然一社会阿题以及如何求解的夸天，这种方法论上的偏执必然遭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理论和实践上的多重诘难与批判。以库恩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首先发难。在库恩看来，科学不是单纯的认识活动，而是一种社会活动。科学必须与社会，与^联系起来，从而注入和发现存在于科学研究之中的几文精神。他在(辞学革命的结掏)一书中认为，科学对事实的观察和说明总是要通过现存的 范式 (paradigms}或理解的框架(frameworks of understanding)而展开的：“范式是科学的构成要顷·. ··也是自然掏成要项 ．因此，“范式对科学之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同于观察和实验州 。在这里，库恩是把“范式 看作影响科学认识的重要因索，把科学革命描绘成一种由经验现察和先验范式之闻相互作用所观定的飙 主动廿程 尽管库恩的“范式”类似于康德的先验范畴，但它暗含着的强涠科学认识中的主体因素及# 怍用利育其重坚的启示意义、逞一步看，即使在曙持 }斗学 义 宦场帕哲学家邵里，情形亦不 得好些 波普就认为．“理解” 能恂成人文社会科学 自然科掌统一的恨本障碍和鸿向 理解无疑也是人文}±会科学的一冲重要的环节或方法。波昔说，我们可以像理解一件艺术作品一佯把自然当怍一种创造．即人比自然击理解．“我确信，爱因斯坦说的用奔敢无羁的忍辨去‘捕捉’实在就是击理解实在。” ]如今，一些有远见卓识的自然科学家开始抛弃过击那种绝对客观主义的“价值无涉 的嘏端立场，不得不承认：观察渗透着理论。科学认1只的过程及其结粜摆目；}不了主体因素的“干扰”或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Hj，事实上，经验自然事实不可能像客观自然事实那样独立于认识主体，而是与主体的背景知识和认知图式等密切相关的。科学认识主体总是带着一定的“前理解”或“先八之见”而面对自然的 这种“前理解”或“先入之呢”不是科学认识的障碍．相反，它是科学认识获得有效性的不可或缺的前提。在这个意义t，一个独立于认识主体的客观自然事实是投存意义的．有意义的只是进入认识活动的经验自然事实。科学认识主体认识自然的过程(如同认识社会一样)是一种积傲的、能动的剖遗性过程。在科学理沦与其赖 建^I勾的经验事实之间必然存在着一种 解释学循环”。随着当代自然科学研究重心和关注点的转移，即由描述转向规范，人『『1对“理解”(方法)的理解厦其运用已进入到更深层次，使其更富于人性意味和价值内涵。遗就是 科学既是人为的，又是为^的它不仅要客观地揭示对象的历史和现状“是如何 并说明其“为什么 ，而且还要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角度揭示和预 其未来“将如何”和“应如何 ，并帮助^『门作出合理的行为抉择。相应地，才有了像地理学这样的传统自然讳学向人文地理学、社会地理学．历史地理学、文化地理学、旅游地理学、行为地理学等新 学科的转变，也才有了当今日益受到重视的生态学、遗传工程学、环境生物学、宇宙空闻学等的诞生。科学的这种内在联系，使得对于凡、人的社会、人的生存和发展的特殊关注，既作为一冲蜃很本的动力，也作为一种最崇高的原则渗透到科学研究的活动、过程和方法之中，成为当代辩学精坤所 可缺少的内在组成部分沱fI然删象柏“理解 凡空社 现象的“说日』I”显然．过去耶冲i^为H 育人文社会}斗学l才理解地界而自然科掌H能洗明世界的观点是站不佳脚的 既然自然科学耐自然世 的说明必然内含着入文性理解，那么，人文}土舍科学对社会世界的理解是否必然内渗着因果性说明呢?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在笔者看来，“理解”井 足把握人文性会觋象的唯一恰当的方式 的确，人文 会科学所面临的研究对象，决不是与人的需要、目的无美的外在世界、自在世界，而是通过人的活动及其产物所表现出来的价值世界、意义世界。因此，在研究人文社会事『牛或现象时棵八分析行为青的具体目的 动机、文化传统等都是非常重要的。看不到这一点固然片面，但由此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将^ 文性理解与囡粜性|兑明完垒对立起来．恐怕过于主观平Ⅱ相对主义化，即使在当代 反实征主义为主要目标的现象学和解释学传统中也难以见容。舒茨关于科学的讨沦表明．现象学并不暗古一种反科学的立场。奎因认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在性质上并无本质上的不同韦伯虽然强调“理解 方法是社会学的基本方法，但池认为理解不是社会解释的全部，不能取代解释的其它方面。因为行为者的动机、意图和认识中往往包吉着非理性因素。为了在理解中分离出这种非理性因素，在社会历史的研究中还必顼补之另一种方法，即因果分析方法 『也所提出的“理想类型”虽说是一种主观建构的纯粹的逻辑形式，但其“功能就是与经验实在相比较，以便确定它的差异性或同一性。. . 并且从因果性上对它们进行理解和说明”H 。以此就可 保证社会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和明晰性。对于因果性说明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是否可能和可行，巴伯在(科学与社会秩序)一书中认为，自然科学的许多方面 包括方法)对社会科学同样成立 这是因为 社会科学不仅可能，甚至从本质上讲，是与自然科学一样的。我『『1一直所研究的有关科学的社会组织与社会关系的经验事实，与其他种类的经验现象一样，能经受科学的研究 口】。奈格尔在(斛学的结构)中围绕科学的说明模式的可应用性丹忻了社会科学的方法论问题 他论证丁在社会科学中受控实验尽管要比在自然科学中相对困难，但m然是可能的；即使考虑到文化的相对性以驶科学观察青与观察对象的互动关系，也并 妨碍在有关社会因果性命题中获得一定程度的精确性 j 鲁蓥纳在<社会科学哲学)中也对“人文研究 的议端立场3l自然辩证法研究 第l7卷第4期做r类似的批判。指出人文研究试图用取消社会现象的因果联系来批驳实证主义，结果适得其反．不仅为实证主义者的反批判抓住了口实，而且反到为其在社会科学领域扩大影响提供了依据。上述的分析和论证并jF是没有道理的。我们看到．不同科学在方法论上的互渗和互鉴已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譬如说．近代以前．“说明”之重要捌划标尺的量化研究一直被看作自然科学的专利．而人文社会科学则由于其对象的特性而长期与定量研究绝缘。近代以来社会科学研究开始采用经验的、定量的、统计的方法，并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上世纪以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则大规模地运用量化研究方法，并取得了丰硬成果。客观地讲．迄今为止．除了摄步敦实在难以量化的领域，例如文学、艺术、音乐、审美心理等方面。人文社会科学大多数领域中都广泛采用量化方珐并获得了相当的成功。例如，教学与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结合，产生了数理逻辑学、数量经济学、计量史学、计量社会学、数理语言学、数理心理学、计量地理学等。使传统的以定性研究为主的人文社会科学向着量化方向迈进了一大步。尤其是20世纪以后，计算机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把定性与定量结合起来，增强其研究的客观性、精确性、可信度等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和手最。哈佛大学的卡尔-多伊奇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从1900年到1965年的62项社会科学方面的进展，其中定量研究占了2／3，这些定量研究中又有5／6是1930年 后作出的【 。这些事实不仅极大地推进了人文社会研究的科学化进程，而且为当代人类所关注的人文精神奠定了现实的科学基础，从另一个侧面加强了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互渗与融合。应该说，科学研究人文化，人文研究科学化，这正是当代人类的科学追求，也是现代科学所应当具有的人文意义。3至此．问题已经报清楚。说明与理解。作为人类科学认识的两种具体方式，无论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都决不是绝对对立，水火不相窖的，而是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 说明与理解的统一，前面说到，乃是基于人类认知的本32性；然而从根本意义 米 兑。人类认知的本性叉源于人类实践的本性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自然科学抑或人文社会科学．作为自然认识活动或社会认识活动的专门化和典型化形式能否成为“科学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方法的合理选择和运用 所谓“合理”，意味着方法的选择及其运用并不是任意的，而是受实践活动的逻辑或实践的“格”所制约和规定。在这里，实践话动对象的性质和持点对于方法的选择和运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历史地看．随着人类实践活动不断地向其广度和深度进军，科学所面l瞄的对象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人类活动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自然科学面l瞄的对象与其说是外在于人的“天然自然 或“自在自然”，不如说是与人相互生成着的历史性存在的“人化自然 或“社会自然”。从表面上看。自然科学本身一般并不作价值判断，但探层地看，当人们把自然科学本身作为一种“人文社会现象”来加以考察的时候，便会发现其中充满着人文因素和价值评价问题。并且这一问题随着科学内部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趋向，科学与当代人类生存和发展困境的密切关联而盎趋突出和明显 社会学家古尔德指出：“在原子弹轰炸广岛之前．物理学家也在谈论价值无涉科学，他们也曾发誓不作价值判断。而今天．他们中许多人已不再那幺坚信不移了。”【0]李凯尔特则从认识论角度指出；“把事物的特点明确地区分为本质和非本质的，这在每个科学家的概念构成中倒更多地意昧着一种评价。从这一点来讲。就连自然科学家也未能摆脱评价。”州由此不难理解。正因为事实与价值、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认知与评价之间的这种无法摆脱的“纠缠”，无疑决定着自然科学对其对象的把握，在其话动过程中，既投有纯粹的说明．也没有纯粹的理解。科学是说明与理解相统一的活动。自然科学是如此，人文社会科学亦是如此。一方面，人文社会对象的既成性事实性方面，决定着人文社会科学必须采用与自然科学相类似的说明方式和描述功能， 便获得与客观对象相一致的知识；然而另一方面，人文社会现象所包蕴的人文价值因素。决定着人文社会科学叉必须具备与自然科学相区分的理解方式和规范功能．以便使对人文社会现象的论自然现象的“理解”与人文社会现象的“说明认识能够保持自t2的”科学”性质。并且．I兑明和理解在推进人文社会认识的科学他进程中存在着相互胶着的互动关系 一方面．I兑明构成理解的基础．它以分析展开的方式推进着理解。没有说明，所谓理解也就失去r得 可能的对象性前提和现实基础，理解亦就成为不可能。一次演讲．一幅作品乃至普遢意义上的“文本”，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它的感性现实性．然后才有其对对象的意义阐释和把握 另一方面．理解叉反过来完结、包容和源化着说明 与自然认识不同的重要之点在于．对于人文社会现象的认识不能仅停留于现象或事件之间表面的因果关系．而无视或忽略它f『]的意义底蕴 这也就是说，“社会科学必然包含着释义的维度 它门不能仅仅只依靠观察和说明，而必须探索形成一定社会群体的行动和实践的具体背景的复杂‘意义”．L州。由上分析可知，正是人类实践的逻辑，即实践内含的事实性与价值性、客观规定性与主观能动性、认知性与评价性的这种相统一的双重本性．决定了人类科学、认识的辩证本性。据此．在认识论或方法论的层面上．对于自然科学研究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而言．我f『]所面临的问腰就不再是自然科学的说明方法能否适应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或理解是否为人文杜会科学所独有道样的问题．而是说明与理解在这两类科学中各自占有何种地位．作用怎样．和说明与理解在其不同领域、层次的适用范围以及运用的合理度如何的问题。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社会件学和人文科学)中，如果说自然科学中存在、或凸现出更多的“说明”，人文科学中存在或凸现出更多的“理解”．那幺，在社会科学中则悼观出二青的并俘与结台。同时．我f『]还可以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看做一个因果性说明依次递减．人文性理解依次递增．由比较客观向较多主观性发展的系列。进并非要否认社会科学尤其人文科学的科学性．恰恰相反．在笔者看来，科学之为科学，就在于根据对象的不同性质和特点，变更自己把握对象的思路和方法． 求得与对象相符合的真理 而反映人文社会现象及其本质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则正是人文社会科学之为”科学”的根本标准。参考文献[1]威靡-德雷厦史哲学【M]．北京：三联书店，1988 13．[2]库思科学革命的结构[M]台湾：允晨文化宴业股份有艰公司，1985 181—182．[3]渡昔客观知识[M]上侮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172韦伯．社台科学方法i色【M]北京：华夏出皈社，1991．140一】41[5]巴伯科学与社会筏序[M]．北京j三联书店，1991．抛【6J Emest Nagd The slnlclm'e of scI蚰件：Pr~kms lIlhe L州 c of Scientific Explanation[M] New York，196I 450 —485[7]丹尼尔 吼尔．当代西方社会科学[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 1—2[8]转 I自肯尼迪 吼利理代社会科学研究方}击fM】．上海：上海凡民出版杜．1986 89一 ．[9]参阅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c]上海：上海凡民出皈杜．1964 23[10J Karl—Otto．Ape1．Undelr~anding and EIpI-∞t|蚰[M ]．TheMit Press．Cambridge．USA 1984 7On the Understanding of Natural Phenomenon andthe Explanation of H uman Social Phenom enonYE Ze—Xiong{Schoo[ Politic and Law，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China)Abstract：SinceDih Pmp。sedtlmt”whez'e~s natureis subject TO exphmatlc~，historyis amenabLa TO underst~dSng ．there havebeen the debales about the underst~ dJng and exphaatlon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In th／s paper，the author argues that．”The explanation of nan】re phe nomenon is need of unders~andJng．and the~ dersuuuling of hum,an sociel phenomenc~is in needexpir ation Mor~ver．the author p~bes preliminari]y such problems as the importance and the tuncticct that the understandinga d the explanation have me “ 。g】∞I in the natured science，hum~nlties and social sci~ ces，the unification aJ：d ns mechanism ofunderstanding and explanation a d the likeKey words：explanation；understanding；nature,]science；humanities and soci~d sdences这个是我以前在网上下载的，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祝你好运！

论腐败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形态的渐进转型，腐败之风呈现蔓延、扩张趋势。 作为一种病态（Unhealth）经济现象，腐败在表现形式上具有多样化特点。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腐败产生的经济学根源进行了分析：腐败主体（腐败者）自身分析；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产生腐败的经济原因；体制转换时期法制建设滞后，权力制衡约束力量软化，缺乏独立监督体系。 腐败危及政府形象，影响经济改革政策执行、实施，严重恶化经济环境，导致社会经济的“内耗”，阻碍经济增长。 基于此，作者认为应当通过“制度创新”途径遏制、削化腐败，并且倡导建立一门新型经济学科——“腐败经济学”，尝试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腐败这一人类社会的共存现象进行分析、研究。 一、腐败——种病态经济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形态的渐进转型，腐败，也像瘟疫一样在神州大地滋生、蔓延。从1982年起，中国共发起五次“严打’高潮：1982年、1983年、1988-1990年、1993年、1995年。时至今日，全国范围的腐败之风非但没有抑制住，反而呈现出规模增大、频率加快趋势。（见图表1、图表2） 从1988—1992年的五年中，全国各级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案214318件，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95818人，追回赃款、赃物计25．8亿元，涉及县处级638人，厅局级38人，省部级4人。 而从1993—1997年，全国共立案查处违法违纪案件387352件。其中：立案侦查贪污案102467件，贿赂案70507件，挪用公款案61795件，徇私舞弊案5507件，玩忽职守案22211件。通过办案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经济损失亿元。五年中共起诉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被告人181873人，其中县处级领导干部2903人，厅局级干部265人，省部级干部7人。 1998年检查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35084件、40162人，通过办案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直接经济损失亿元。共立案侦查徐炳松等3名省部级干部、103名厅局级干部和1714名县处级干部涉嫌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50万元以上案件1773件。 1999年全年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38382件，比上年增加。通过办案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亿元。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干部2061人，厅局级干部136人，省部级干部3人。 世纪之交的2000年，更是腐败分子“前赴后继”、大案要案频传的一年：先是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因行贿受贿被判处死刑，继而又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因收受3700万元巨额贿赂而被送上断头台，紧接着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被公诸于众，这是建国以来查处的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案情极为复杂、危害极其严重的走私犯罪案件，走私货物价值人民币530亿元，偷逃税款人民币300亿元，首批案件涉案14人被判处死刑，25名涉案党员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其中包括8名厅级干部。 这些数据警醒我们：中国的腐败速度正以远远超出GDP增长速度“同步逼进”：一方面腐败主体由中低权力层向高层甚或最高权力层蔓延、渗透、扩张；另一方面，腐败数额呈现高额、巨额特征，具有惊人化、高速化发展趋势。（见图表3） 数字，令人振聋发聩；现实，更加触目惊心。 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正在危及政府的形象，成为社会经济不稳定的“重磅定时炸弹”。有识之士不无忧虑地指出：今后最有可能中断中国改革与现代化进程的因素来自恶性腐败。 现实的严峻和严峻的现实迫使我们从经济学角度对腐败这种病态（Unhealth）经济现象进行理性分析与冷静思考。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腐败是指公职人员为实现其私利而违反公认规范行为。该定义的假定条件是一国制度和法律是完善的，即腐败是违反制度和法律的一种与权力相关的活动，适用于现代市场经济国家。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腐败是一种“制度化逃避”现象。这里，制度化是指社会行为符合社会规范体系（即具体社会制度和规章制度）的程度以及与之相符合的过程，亦即制度的制定与实施的状况。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腐败的基本形式是政治权力与经济财富之间的交换，实质是“权钱交易”。马克思说，货币是特殊商品，其实在特定经济条件下权力是一种更加特殊的商品。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由于示范效应的结果，只要有一个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捞取特殊利益，其他人就会跟着这样干，在消 费欲望极高而消费水平极低情况下，就会出现一种被称为“权力泛化”的社会现象。商品交换被“权利交换”所取代，而权力已经成为一种特殊商品，“权力上市”促成了权钱交易的实现，进而确立了权利交换关系。在与其它商品，包括货币这种特殊商品交换时，权力具有连续的交换价值。用权力和社会做 生意，百分之百赚钱，简直可以说是一本万利。 本世纪70年代，美国的泽.布坎南等学者提出一种“寻租理论”，他把种种生产要素供求差价及优惠条件，亦即支付给要素所有者的报酬中，超过要素在任何可替代用途上所得到的报酬的那一部分，称作“租金”。这些租金是政府管制、干预市场的结果。“寻租活动”就是指企业为了寻求租金，向政府官员行贿以获得这些差价。通俗地讲，寻租就是用较低的贿赂成本获取较高的收益或超额利润。泽.布坎南认为，要克服“寻租”现象，根本出路就是解除行政权力对市场干预和管制，通过市场开展公平竞争。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管理应有明确规范，提高透明度。 腐败虽然给寻租人带来收益，但并不增加社会财富，相反却增加全社会的交易成本，消耗相当部分的社会经济资源，使得资源配置低效率以及资源严重浪费，导致社会经济的“内耗”。由于寻租活动具有示范效应，导致腐败恶性化。寻租者不需通过市场竞争和技术创新，轻而易举地获得高额甚至超高额利润，这为寻租者提供强烈激励，同时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寻租活动，造成更大范围的腐败蔓延。 作为通过权力上市而产生的对社会经济资源和公共财富非理性侵吞和占有的反经济行为，腐败这种病态经济现象，不是基于对社会经济资源的有效、合理配置。而只会造成对经济秩序的震荡与破坏。腐败是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种反动。 二、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 在形式上，腐败具有多样化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种：贪污，贿赂，以权谋私，生活腐化，挥霍国家资财，为特殊利益者提供优惠便利，任人唯亲，兼职经商，严重失职、渎职，徇私舞弊等。 从1988一1998年这10年中，在社会坐标图上，贪污贿赂案件呈曲线上升趋势，此间全国检查机关根据群众举报立案侦查的各类职务犯罪案件共计万件，查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6100余人。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人们往往对以权谋私、行贿受贿等腐败行为深恶痛绝，而对危害同样严重的官僚主义、失职渎职行为并未引导起足够的关注和重视。 1991年，全国各级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的玩忽职守案件高达3189件，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多达亿元，平均每案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有26万余元之多。同样，经全国各级纪检部门处分犯有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错误的党员干部就有3339名之多，立案标准仅局限在10万元以上。 据有关人士最保守评估，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等腐败行为，一年给国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至少也在十几亿到二十亿元，加上间接经济损失，估计约有30个亿。惊人的数字意味着全国12亿人平均每人每年都要掏出2-3元钱来填补因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所造成损失的经济“黑洞”，意味着人均3000元年收入的100万名职工一年劳动成果被付之东流。 从某种程度上说，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甚至要比贪污受贿、以权谋私行为给国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更大、更多、更惨重。 三、产生腐败的经济学根源分析 （一）从腐败主体（腐败者）自身分析。 l、欲望的无限膨胀及扩张超过“欲望满足均衡点”，此时占有欲处于强势、统驭状态。 在市场经济中，官员作为经济人具有自利性动机，以欲望的满足为追求目标，而人的欲望是经济行为的原动力。在经济学中，理性的经济人总是追求自身利益的。因此，政府官员具有自利动机并非不正常。但是在消费欲望极高而消费水平极低情况下，人的欲望无限扩张趋势和社会经济满足欲望实际状态之间差别不断加剧，意味着人的“满足欲望压抑”的增强。为了弥补这种差别，人们便产生了“补充压抑”需要。于是在利益动机驱动下，腐败主体欲望逐渐逼进或超出“欲望满足均衡点”，而这种欲望的满足要通过权力上市和权钱交易的顺利完成来得以实现。 2、自利性动机扩张一（导致）公共权力异化一（获取）个人特殊利益一（诱导）寻官、跑官、要官一（形成）“权力拜物教”（“拜权主义”）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由于公职人员自利性动机扩张，他有可能将公共目的（利益）转变为他的个人目的（利益），当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的时候，实际上的公共权力异化便出现了，其实质是将国家的目的和公共的利益变为官员个人的目的和利益，即官员个人获得了特殊利益。这种现象诱使人们去“寻官”、“跑官”、“要官”，甚至不惜重金“买官”，然后又以官捞本。权力和官位在这里代表着名利，在权、钱的关系上，权力占居主导地位，从而使权力蒙上一层神秘色彩和诱人光环，权力大小和职位高低成了衡量人的价值标准。于是，“权力拜物教”（“拜权主义”）在整个社会盛行开来。因为人们深信，不经济怎么改革，只要政府还管经济，权力就永远是最有价值的财富。 3、主体行为的示范效应，导致腐败恶性化。 寻租活动具有恶性循环趋势。由于寻租活动具有学习示范效应，其本身是企图获得一种垄断和特殊利益，破坏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其他人或部门就会感到“吃亏”，进而也想“不拿白不拿”、“不干白不干”，这样促使更多的人参与寻租活动。由此出现从上到下，从官到民，形成比以往更普遍、更广泛的腐败。 （二）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基于经济特权与垄断权的上市而形成的不公平竞争，政府对微观经济干预过多造成的价格扭曲和价格双轨制，国有经济产权模糊形成产权虚置、资产流失，以及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诱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投机心理等，都是腐败产生的经济原因。 l、权力上市形成不平等竞争。 前面讲过，权力上市促成了权钱交易的实现，进而确立了权利交换关系。一旦这种违反公平竞争原则、超越法律和制度限制之外的经济特许权或垄断权作为市场要素投入市场，便具有连续的交换价值，并且保证百分之百赚钱。 而这一切与经济学中的“机会均等”原则是完全相悖的。在市场经济中，竞争是创造个人收入的机制，只有在平等基础上的竞争所带来的收入才能被认为是真正符合“等量贡献获得等量报酬”的第二平等原则。竞争，通俗地说就是人们在市场上的竞相争先以及人们为此付出的努力。所谓的“竞争基础”其实是指个人参与竞争之前手中所掌握的生产要素产权的大小，个人找到和进入竞争场所的可能性大小，以及竞争过程中“裁判”的执法在每个人之间保证公正一致性的大小。人们又把竞争基础的平等称之为获胜机会的均等，即“机会均等”。 权力作为市场要素上市所形成的非经济的强暴力造成了机会不均等和不公平竞争，它使各经济主体一开始便处在不同的起跑线上，因此获胜机会对不同主体来说是不可能均等的。 2、价格扭曲和价格双轨制。 改革以来，在市场经济转型条件下，政府过度干预造成价格扭曲，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程度还比较低，仍存在少数商品价格双轨制。随着市场化程度的迅速扩大，商品价格双轨制正趋于向市场价格单轨制过渡。目前农副产品价格、社会商品零售额价格、生产资料价格中由国家直接控制或者计划指导的比重已经很小，然而部分租金仍然存在，这就为寻租者提供了相应的市场活动空间。 3、国有经济产权模糊，导致产权空置和资产流失。 这里产权指的是企业资产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的统称，即企业资产的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相分离。现实中由于国有经济产权关系的模糊，导致“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落空，而国有资产运营及保值、增值有效监督机制的空白或不健全，使得企业对出资者不承担资产的保值增值责任，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浪费现象。传统的国家所有是理论上的公有（所有权虚置），现实中的空有（造成经营者对生产资料的离异），这种产权责任主体模糊不清，是与现代市场“企业所有，经营者权、责、利界定明确，二者各司其职，共同配合，保证企业有效营运”要求相悖的。 4、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势必使人们在心理上存在着个人欲望膨胀与扩张，诱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投机心理。 （三）体制转换时期法制建设滞后，权力制衡约束力量软化，缺乏独立监督体系。 在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过程中，原有的一些法律法规已不适应经济发展需要，而新的法律法规尚未出台，导致法律空缺滞后，直接影响经济秩序和经济主体行为的规范化。加之受部门利益比较均衡化的驱使，司法机关一些掌权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以法谋私、贪污受贿，走上执法犯法的道路，直接导致司法腐败。 体制转换时期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权力制衡外部力量软化，约束机制悬空，使得权力失去有效的监督制约，从而导致权力泛化、滥用，使其作为要素进入市场，权钱交易盛行，造成寻租活动和腐败的滋生与蔓延。 四、腐败的经济破坏性与危害性 （一）危及政府形象，影响经济改革政策执行、实施。 贪污、贿赂、以权谋私等腐败行为，扭曲政府的经济政策、国家法律法规，破坏其执行、实施，危及政府形象，破坏改革开放声誉。而行业不正之风，又使作为经济主体的企业和劳动者重负难堪，进而挫伤其生产积极性，在社会上产生动荡和不安定因素，是政府掘墓人。 （二）在市场经济转型中腐败成为中国最大的社会经济污染，严重恶化经济环境。 市场经济是商品化、货币化经济。一切商品是由金钱来衡量、买卖，金钱往往越界，对权力产生极大的腐蚀性。由于权力的上市，使得市场经济秩序和经济主体行为扭曲，导致市场竞争一开始就处在不同的起跑线，机会均等原则在权力要素面前显得无可奈何、苍白无力。这种非经济的强暴力直接导致市场化改革步伐与进程放缓，严重恶化经济环境，成为中国最大的社会经济污染。腐败的恶性化趋势甚至可以断送中国改革与现代化已取得的成果。 （三）导致社会经济的“内耗”，资源配置低效和严重浪费，并使公共财富受到掠夺和破坏，公众利益直接受损。 腐败虽然会给寻租者带来个人收益，但却增加了全社会的交易成本，消耗相当部分社会经济资源。它不是以“看不见的手”来对经济资源进行公正、合理、有效的配置，而是通过政府对微观经济的过度干预来获得部门垄断利益，而使另一部分经济主体在竞争中受损。经济资源配置低效和严重浪费，使得社会财富在不均等竞争中受到破坏和掠夺，而公众利益直接受损。 （四）腐败现象妨碍私人投资，阻碍经济增长。 腐败造成经济环境污染，使得投资者对市场望而却步，一些本应付诸实施的投资项目也因此“流产”。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在不平等竞争机制下显得犹豫不决，投资曲线呈左下趋势，而经济的增长也因此而受阻。 五、遏制、削化腐败的经济学途径 （一）“制度创新说” 一些学者认为，现行中国社会腐败是与市场经济转型过程相关的，包括制度缺陷、体系变动、法制不完善等，当腐败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时，必须以制度创新铲除滋生腐败的温床和土壤。 所谓“制度创新”，就是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包括取消价格双轨制，取消经济特权，取消经济垄断，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和贸易自由，限制特殊利益，纠正政府过度干预，减少政府失效程度。通过堵塞经济体制中的漏洞，铲除滋生腐败现象的温床。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反腐败与市场化改革并不是相互矛盾、相互对立，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 （二）“标本兼治，综合治理”说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所谓“标”就是已经形成的腐败现象，所谓“本”就是腐败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体制、机制、法制、思想、世界观问题，是带有根本性的原因。治标就是惩治腐败现象，治本就是消除腐败现象产生的基本原因，铲除其得以滋生的土壤。治标和治本，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促进。 而在治标与治本的着力点上，又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应加大治本力度，以“预防为主”；第二种观点认为，应根据腐败现象的特点与反腐败斗争的形势，确定治标与治本的对策以及各工作机构的任务，做到各有侧重；第三种观点认为，在当前腐败还没有得到根治及治本措施力度不够的情况下，要继续着重治标，同时，要加大治本力度，并使两者紧密结合。 （三）“国际反腐败协议公约”说 由于腐败问题正在国际化，所以一些人士指出，要在国际上采取有力的反腐败措施，达成国际反腐败协议，对成员国国内企业贿赂外国政府官员也要进行惩罚。而持反对观点的学者则认为，虽然谁都明白腐败在全世界造成的有害后果，但国际社会难以采取共同行动，因为在国际性腐败中存着一种经济学家所说的“囚徒困境”，所有有关方面都可以从没有腐败的世界得到好处，但是，促使一个国家单方面采取反腐败措施的刺激却非常小。 追本溯源，中国社会现阶段寻租活动的猖獗，从制度上讲，主要是源于资源分配权掌握在各级政府手中。与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相比，资源配置不是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承担，而是由各级政府代行市场功能来进行资源配置，从而使权力这只严重变形的手介入国家资源配置，导致腐败现象丛生，寻租活动蔓延。 基于此，本文认为，应当通过“制度创新”途径来遏制、削化腐败。这里的‘制度创新”包含五个层面：一是经济制度创新，即推进市场化改革，创造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二是政府行为改革，即政治权力从经济活动中退却，或者如哈耶克所讲，社会与国家应分开；三是法律体系的健全与完善，即加强法制建设，真正朝“依法治国”方向迈步；四是构建强有力的权力制衡机制和新闻监督体系，对寻租活动说“不”；五是国民意识创新，即全力提高民族整体素质，树立、倡导国民“纳税人”意识、民主意识、忧患意识。 作为现代化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后来者，中国可以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花费上百年时间，付出巨大代价不断发展完善的制度创新经验，包括制度框架、经济体系和法律规范，为我所用，发挥所谓的“后发优势”。 六、创立“腐败经济学”的紧迫性 在当今文明社会，贪污腐败现象被人们视为公敌，称作“灰色瘟疫”。环顾全球，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也无论是在哪一种社会制度下，腐败现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严重地危害着社会和公众利益。 当中国政府高举“反腐倡廉”大旗向腐败现象毫不妥协宣战的时候，世界上其他国家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惊呼“狼来了！”。德国《经济周刊》曾以“贿赂风行全球”为题向世人警示——腐败问题正在国际化。面对腐败的滋生与蔓延，国外的经济学家们不无堪忧地指出，腐败现象妨碍私人投资和经济增长，会在全世界造成有害后果。因此国际社会应当采取强有力的反腐败措施，进而达成国际反腐败协议，向腐败这种病态（Unhealth）经济现象举起“达摩克利斯剑”。 腐败，危及政府形象，影响经济政策的执行、实施，是政府的掘墓人，成为社会经济不安定因素。腐败的滋生与蔓延，成为最大的社会经济污染，严重恶化社会经济环境。正如投资风险具有不可避免性一样，腐败作为一种经济现象亦不可能完全消除，只可能最大限度地遏制、削化，将其控制在最小范围、最低程度之内，使社会经济资源在市场化、规范化基础上得到较为公正、合理配置。因此，经济学界应该像医生那样，对处于病态的社会机体及时进行治疗，使之早日恢复健康。 由此看来，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腐败这一人类社会的共存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已势在必行，而作为研究腐败现象产生根源、表现形式、造成危害、治理途径的新型经济学科——“腐败经济学”的创立，应该真正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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