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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yJun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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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碎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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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在中国古代“和”被看成万物生存和发展的动力,有了阴阳相和,有了不同的基本因素之和才有万物,才有一切。“和”成了生存之力,生命之依。重和,则体现了强大的内聚力、向心力与融合力,不仅天与人的对立可和,阴与阳可和,大至无限小至具象的不同对立均可相和。在“和”精神的影响下,中国古典舞体现为壮美与优美的对立统一,体现为雄浑与淡雅,豪放与含蓄的并重与相渗。作为中国的民族美学原则,无论出发点各异,但最终要归结到“和”的内核上来。问题二:在人的精神活动中经常把自然物与自然现象人格化,从中直观自身。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曾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那是因为山水具有君子所应具有的美德。又《说苑·杂言篇》:子贡问曰:“君子见大水必观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无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义;浅者流行,深者不测,似知;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绵弱而微达,似察;受恶不让,似包蒙;不清以入,鲜洁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万折必东,似意。是以君子见大水,观焉尔也。”在孔子看来,“知者”、“君子”见大水一定要观赏一番而得到美的享受,就在于“水”具有与“知者”、“君子”相“比德”的特征,即有“似德”、“似仁”、“似义”、“似知”、“似勇”、“似察”、“似礼”、“似善化”、“似正”、“似度”、“似意”等等美好的特征。和孔子一样,孟子也没有专门谈到自然美的问题,他在继承孔子“比德”的自然审美观时,对孔子的思想又有了一些新的发挥。《孟子·离娄章句下》载:徐子曰:“仲尼亟称于水,曰水哉,水哉!何取于水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孔子在观察水时,意在比附人的精神品质,把水的自然态势看作是人的精神品质的表现和象征,而孟子的解释则是从自然规律中联想到社会现象,从而悟出哲理。孟子分析了客观存在的河水和雨水。由于河水有本有源,可以滔滔不绝地奔流,注满沿途的沟坎洼地后,不分昼夜直归大海,而雨水则不同,雨季之时,雨水也能使沟塘充盈,可是因为无源无本,雨季之后用不了多久即会干涸。这就是有“本”之水“源远流长”的道理。孟子认为孔子屡次赞颂水的原因就在于一个“本”字,从自然现象中悟出社会哲理,后来逐渐成为一种传统,如“水滴石穿”等等,实与孟子的倡导分不开。古典舞《小溪·江河·大海》采用拟人化的表现方法,贯之于水的形象,每位演员都似一滴流动的水,从始至终运用“圆场”的主题步态,通过迂回折转的队形变化、流畅的舞台调度、纱裙的巧妙利用、艺术表现的准确到位,生动逼真地描绘了一幅潺潺小溪、欢腾江河、滔滔大海的动感的自然壮丽画卷,深情地奏响了一首生命的乐章。作品揭示了自然界一条既简单又深刻、既有启发性又富哲理性、亘古不变的规律,那就是“滴水成河”、“百川归海”、“奔流不息”、“生命不止”……问题三:“象外之象”着重以有限之形传达无限之意,跨越了写实再现而进入到“意象”的表达。从古典舞的形态特征来看,是以“象外之象”来求得“象”的形态与“意”的蕴含相统一的。这不仅是古典舞如此,可以说整个中国舞蹈都是以这种写意表现的“意会”方式来表达一种意境的创造。这既是古典舞以形传意的必然,也是传统艺术与古典美学对内在意蕴的强调。考据《易传》中突出的“象”,尤其是提出的“立象以尽意”和“观物取象”这两个命题,从而构成了我国古典美学的核心要义。其中,《系辞传》有一段名言:“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而,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这表明,“言不尽意”但可立“象”尽意。就是说,借助于形象,可以充分地表达圣人的“意会”,从而在美学意义上对“象”作出了一个重要的法则规定。由此可见,《易传》中的“立象以尽意”和“观物取象”的命题,其核心便是突出表现的写意性,而写意就是中国艺术精神的“意会”本源。由此,以这“象外之象”的观念来观照中国古典舞的写意“意境”的塑造,便如袁禾对中国舞蹈意象创造手法的归纳之说那样:一是以意象造型立“象外之象”;二是借自然物象写主观情思;三是以物象之象征性质的不断改变营造新的意象;四是通过虚拟创造内心视像;五是利用道具的象征创造意象。如此看来,古典舞“写意性”的表现,便从舞蹈的种种束缚中得到释放。舞蹈那种与生俱来的,有着表现意义的“虚拟性”与“多义性”,恰恰通过写意发挥出来。 像古典舞《高山流水》将创作者的主观情感灌注到舞蹈表现的对象之中,使对象成为一个拟人化了的,甚至是客观景物与主观情思交融化了的复合体。尤其是舞蹈视角并不是以营造壮阔的舞蹈意象为目的,而是让观众真正把山川变成生活的“人”来欣赏。而是化宏观为微观,以微观展现宏观,化景物为情思,传达于观众,令观众展开充分的想象,于无高山流水之处,看到高山流水之势。以虚喻实,思之则实。凭借着观众能动的接受作用而达到它以咫尺之“图”,写百川之“景”的目的。舞蹈以男子凝重沉稳的动态造型象征山之雄伟敦厚,以女子流畅婀娜的形体韵律象征水之清丽奔涌,可谓“化实为虚”的极好表现,并用“象外之象”的写意手法充实和丰富作品的审美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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楠木青城……

刘驰《六朝士族探析》,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0年 梁满仓《汉唐间政治与文化探索》,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 卫广来《汉魏晋皇权嬗代》,书海出版社,2002年。 马植杰《马植杰秦汉三国史论文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高敏《魏晋南北朝兵制研究》,大象出版社,1998年。 谢宝富《北朝婚丧礼俗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李书吉《北朝礼制法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 杨光辉《汉唐封爵制度》,学苑出版社,2002年第二版。 陈良伟《丝绸之路河南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陈爽《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李小树《秦汉魏晋南北朝监察史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王利华《中国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周建江《太和十五年——北魏政治文化变革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方诗铭《三国人物散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胡阿祥《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雷依群《北周史稿》,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 傅克辉《魏晋南北朝籍账研究》,齐鲁书社,2001年。 王启涛《魏晋南北朝语言学史论考》,巴蜀书社,2001年。 汪波《魏晋北朝并州地区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 李凭《北魏平城时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周征松《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 熊德基《六朝史考实》,中华书局,2000年。 牛润珍《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程维荣《拓跋宏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汪维辉《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朱大渭等《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黎虎《魏晋南北朝史论》,学苑出版社,1999年。 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 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编》,文物出版社,1998年。 王素《高昌史稿——交通编》,文物出版社,2000年。 王素《敦煌吐鲁番文献》,文物出版社,2002年。 阎步克《乐师与史官——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三联书店,2001年。 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 李蔚然《南京六朝墓葬的发现与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 巫鸿主编《汉唐之间的宗教艺术与考古》,文物出版社,2000年。 巫鸿主编《汉唐之间文化艺术的互动与交融》,文物出版社,2001年。 杨泓《汉唐美术考古和佛教艺术》,科学出版社,2000年。 孙机《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文物出版社,2001年。 刘长东《晋唐间弥陀净土信仰研究》,巴蜀书社,2000年。 米文平著《鲜卑史研究》,中州古籍版,2000年 朱大渭《六朝史论》,中华书局,1998年 范子烨《中古文人生活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 薛瑞泽《嬗变中的婚姻——魏晋南北朝婚姻形态研究》,三秦出版社,2001年 薛瑞泽《汉唐间河洛地区经济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唐长孺《唐长孺社会文化史论丛》,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 胡阿祥《六朝疆域与六朝政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周勋初《魏晋南北朝文学论丛》,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 刘磐修《盛世探源——汉唐农业发展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 韩国河《秦汉魏晋丧葬制度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王永平《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江苏古籍,2003年1月 王承文《敦煌古灵宝经与晋唐道教》,中华书局,2002年11月 汪维辉《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 康中乾《有无之辨--魏晋玄学本体思想再解读》,人民出版社,2003年5月 孙明君《汉魏文学与政治》,商务印书馆,2003年3月 谷川道雄著、马彪译《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世界汉学译丛),中华书局,2002年 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毛汉光《中国中古政治史论》,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章义和《地域集团与南朝政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李文才《南北朝时期益梁政区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年 丁福林《宋书校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许福谦《南北朝二史八书疑年录》,北京出版社、文津出版社,2003年 王青《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与神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张承宗《六朝民俗》(六朝文化丛书),南京出版社,2002年 卢海鸣《六朝都城》(六朝文化丛书),南京出版社,2002年 李裕群《北朝晚期石窟寺研究》(考古新视野丛书),文化出版社,2003年 郑岩《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考古新视野丛书),文化出版社,2002年 姜波《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考古新视野丛书),文化出版社,2003年 陶新华《魏晋南朝中央对地方军政官的管理制度研究》,巴蜀书社,2003年 田余庆《拓跋史探》,三联书店,2003年 葛兆光《屈服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三联书店,2003年 罗维明《中古墓志语词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 韩树峰《南北朝时期淮汉迤北的边境豪族》》(东方历史学术文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刘季高《东汉三国时期的谈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9月 普慧《南朝佛教与文学》,中华书局,2002年2月 孙若风《高蹈人间—六朝文人心态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林超民、王跃勇主编《南中大姓与爨氏家族研究》,民族出版社,2002年 许辉、李天石《六朝文化概论》(六朝文化丛书),南京出版社,2003年 戴洪才、周瀚光《六朝科技》(六朝文化丛书),南京出版社,2003年 许辉、邱敏、胡阿祥主编《六朝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 唐翼明《魏晋清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 连镇标《郭璞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 王家葵《陶弘景丛考》,齐鲁书社,2003年 汤伟侠《汉魏六朝教育思想研究》,巴蜀书社,2001年 彭自强《佛教与道教的冲突与融合——以汉魏两晋时期为中心》,巴蜀书社,2001年 范新干《东晋刘昌宗音研究》,崇文书局,2002年 小林正美著、李庆译《六朝道教史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 章启群《论魏晋自然观——中国艺术自觉的哲学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刘纯鑫《魏晋南北朝诗文韵集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周伟洲《边疆民族历史与文物考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 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2003年 李万生《南北史拾遗》,三秦出版社,2003年 李万生《侯景之乱与北朝政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高敏《南北史掇琐》,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 张金龙《北魏政治与制度论稿》,甘肃教育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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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兰美黛子

浅议汉唐铜镜艺术之比较的论文

摘要 汉代和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两个非常重要的朝代,那种勇于开拓创新的精神、力求国家雄强的意识以及开放、富庶、包容并蓄、充满自信的民族自豪感,一直影响至今。汉唐两代不同时期的铜镜艺术的特点便是这种创新精神和雄强意识的折射。

关键词 汉唐 铜镜 开拓创新 雄强意识

铜镜是古人用以梳妆照面的生活用具,它与人们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古人不可缺少的生活用品。它正面照容,反面欣赏,巧妙地将古人的生活实用和艺术欣赏融入方寸之间。体现了古代匠师丰富的想象力和卓越的创造力。同时,铜镜又是深受人们喜爱的工艺美术品,承载着古人对美好事物的祈愿和向往,反映生活真实的或理想的状态。它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珍品,而且是研究其流行时期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及时代风尚不可缺少的实物资料。

中国古代铜镜的发明和铸造,自齐家文化时期开始至明清结束共计四千余年,虽历经不同朝代,但每个时期都有各自独特的风格与特点,有着不同时代所赋予的鲜明特色,形成了我国铜镜完整的发展演变系统。纵观整个铜镜发展史,其中最具魅力、艺术价值最高的当属汉唐两代,其铜镜制作精良、形态美观、图纹华丽、铭文丰富,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瑰宝,可以说这是与当时国家强盛分不开的。下面就汉唐两代不同时期的铜镜艺术特点试做一比较。

一、汉镜不同时期的艺术特点

汉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兴盛时期,汉武帝在经过文景之治、修养生息后,国力恢复,扫平匈奴设立沙河四郡,使西汉人形成“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雄强国家意识。同时,开辟了丝绸之路。沟通欧亚。对外交流,使国力达到汉代强盛的顶点。这一阶段流行的铜镜在中国铜鉴史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气度恢弘、凛然而不可侵犯,透射出一种咄咄逼人的凶悍之气。厚厚的边沿,凸起的铭文带都显示出一种坚实的存在感,有岩岩泰山之气象。

西汉前期,汉镜主要仍沿袭战国镜类风格,此时最流行的是蟠螭纹镜,其地纹较粗疏,主纹多由双线和三线构成,布局有缠绕式,间隔式及博局纹相间式,并出现了铭文。具有了新的装饰特征。

西汉中期。铜镜工艺高度发展,形制和花纹都出现了显著的变化,镜面增大,镜壁加厚,弦纹钮和桥形钮少见,代之而起的是半球形圆钮和连峰钮、兽形钮等。平素缘或内向连弧纹缘。主题纹饰广泛使用四分布局方式,即以四乳为基点,将镜背分为四区,其间布置主要纹饰。此时,战国以来流行的地纹已经消失。这时期流行的镜类有星云纹镜、日光镜、昭明镜、重圈铭文镜、禽兽纹镜、连弧纹镜等。

西汉后期至东汉中期,铜镜工艺又有新的变化。镜背纹饰由静化趋于动化,出现了象征祥瑞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种及各种瑞兽、禽鸟和具有升仙之意的羽人等形象,图案生动活泼,具有强烈的现实感。表现手法仍以阳线勾勒,但比以前更细腻。非常美观。这一时期铜镜注重边缘装饰,多在边缘上饰花纹带,同时,铭文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常见的铭文有“尚方”、“善铜”和纪氏铭等,并出现了地支十二字和七言韵语。

东汉晚期出现的神兽镜和龙虎镜等,采用浮雕技法,使镜背纹饰成为半立体状,高低起伏,形象逼真。同时。也出现了以剔地平雕技法刻画的龙凤纹镜、对鸟纹镜和变形四叶弯凤镜、变形四叶兽首纹镜等,图案清晰,具有剪纸效果,富有民间艺术风味。此时的.纹饰布局也有新的变化,出现了“轴对称”的新方式,如直行铭文镜类,即在钮上下直行书写“位至三公”或“可至三公”等铭文,两侧对称饰双夔纹或双头龙凤纹,使内容和形式更好的统一,这时期铜镜铭文有“位至三公”、“长宜子孙”和“君宜高官”等,反映了当时的人们渴望高官厚禄、子孙繁昌和家常富贵的愿望。

二、唐镜不同时期的艺术特点

公元618年,李渊父子取得政权。建立了强大的唐帝国。经过唐初太宗的贞观之治后,到高宗李治、武则天时期。大唐国力发展到封建社会的鼎盛。这一时期,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社会经济和生产力迅速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昌盛,促进了中外贸易和文化的交流,此时。与唐朝进行友好交往的国家多达七十多个。频繁的贸易交往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开放的风气带动的对异域文化的渗透吸收,显露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来自于中亚、西亚等古国艺术品纹饰中兽与葡萄纹的组合,对唐镜的变革创新产生了特殊的影响。

自汉代张骞通使西域,葡萄纹被引种到中国。直到唐代,这种果实堆砌、枝条漫卷、花叶铺陈的充满生命力的纹饰大量出现在丝织物中,契合了盛唐对精神和物质上绮丽奢华的追求。唐代工匠为宫廷铸造铜镜时将禽鸟、蜂蝶纹饰和隋镜中的小跑兽一起放到他们喜爱的葡萄纹中,创造出体现欧亚文明融合的“瑞兽葡萄镜”。它是唐镜中出现数量最多的一个品类,也是唐代铜镜的代表。在中国古代铜镜中也是最具特色的。是盛唐文化的一个灿烂结晶。它的演变主要是镜钮由圆形过渡到伏兽形,又向戏耍扭颈的瑞兽形象发展,内区瑞兽的数量由少到多又到简化,形态上由瑞兽奔驰到攀援戏耍,最后发展到扭捏作态:外区葡萄、枝蔓、硕果间饰的禽兽,由长尾乌发展至瑞兽蜂蝶相问,外缘由斜立锯齿纹向三角缘发展,小花瓣由密渐疏。内外区之间的双线高圈,早期较宽。中期较窄,后期葡萄枝蔓过梁缠绕,双线圈若隐若现。

玄宗时期。因为帝王对丰腴饱满造型的偏爱,此时流行各种饱满华丽的铜镜纹饰。表现丰硕鸟体造型的双鸾镜和宝相花镜就是其中典型的作品。我们在汉镜中常见到的环绕镜缘的铭文,到了唐代中期已消失无踪,这是唐人为了让他们喜爱的各种花鸟造型表现出最突出的装饰效果,于是汉镜中直抒胸臆的“长毋相忘”等爱情内容,在唐镜里面被双鸾鸟替代,成为温婉含蓄的东方对称的美。此类镜中,花鸟图案构图对称,灵活而不拘规格,每一种形态和构图都充满生气。表现出优美轻快、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意境。

唐代中期开始,铜镜的外形逐渐发生了变化,突破了以往方、圆镜的禁锢。出现了菱花形、葵花形、亚字形等形状。这种变革使得花鸟纹饰与镜形相呼应。为后世对铜镜外形的变革提供了开阔的思路。

唐代的铜镜,不仅形式多样,纹饰丰富,而且在铸造工艺上更为创新,创造出金银平脱、螺钿、槌金银、彩漆绘、嵌琉璃、镂空等特种工艺镜,唐镜中最为豪华的制品当为金银平脱镜,它的特点是精雕细刻、鲜艳华丽。唐代铜镜工艺一扫过去那种拘谨、抽象、神秘和图案化的作风,形成了一种色调鲜艳、构图完美、雍容华贵、自由活泼和富于生活气息的新风格。

三、汉唐铜镜艺术之比较

在中国铜镜的发展历程中,汉镜是一个鼎盛时期,是中国古代铜镜发展的第一个高峰。两汉四百多年间,随着漆器和陶瓷器取代青铜日用品的同时,铜镜却获得了重要的发展,成为汉代铜器铸造业中最多的产品。它的造型、纹样、技巧和意境均可称承前启后、开一代之先河,直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某些镜类还很盛行,使得这一时期的铜镜均可冠以“汉式镜”的称呼。汉镜的主题纹饰异常广泛,天上人间,奇禽异兽,五彩纷呈,立体的展现了汉人那开阔的视野,雄伟的气势,强烈的情感,汉人的情结无不蕴涵其中。唐镜是一个发展繁荣时期,是中国古代铜镜发展的另一个高峰。博大精深的汉唐文化在此时期孕育出了更灿烂的成果,它不仅突破了以往铜镜以圆为主的形式,出现了葵花形、菱花形、亚字形等花式镜。镜钮除圆钮外,也采用龟钮或兽钮的。主题纹饰也突破了汉镜的刻板及图案化,饱满绮丽,布局灵活多变。题材和风格除了反映当时新的工艺美术外,有的还吸收了中亚和西亚的因素。如常见的葡萄纹、花鸟与动物以及灵活多变的浮雕、高浮雕的装饰技法等,充满了异域的人文色彩,无一不显现出融合外来文化的痕迹,这些都充分反映了盛唐欣欣向荣的气息。

纵观汉唐两代的铜镜艺术,可以反映出两代那种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力求国家雄强的意识以及开放、富庶、包容并蓄、充满自信的民族自豪感。其影响一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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