驾驶马桶去飞行
中国大学生性行为现况分析摘要】目的分析中国大学生性行为现状,为制定适宜的健康教育干预措施提供依据。方法抽取18个省(区、市)33 653名大学生进行匿名自填问卷调查。结果曾阅读色情书刊音像制品报告率男生为45. 8%,女生为8. 5%;性行为报告率男生为14. 8%,女生为5. 6%。曾有性行为者中,有2名以上性伴侣者男生为41. 7%,女生为28. 5%;性行为系被迫发生者男生为12. 7%,女生为18. 8%;安全套使用率男生为48. 5%,女生为51. 5%; 18. 6%和20. 5%的男、女生报告曾使对方或自己怀孕。西部大学生性行为报告率明显高于东、中部。结论中国大学生性行为现况不容乐观,西部地区较中、东部地区更突出,针对大学生提供生殖健康教育和服务势在必行。【关键词】性行为;避孕;色情作品;妊娠;学生“2015年人人享有生殖健康”是继“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后WHO提出的又一个全球公共卫生奋斗目标;拥有生殖健康是每个人的权利[1]。随着青少年越来越早地开始性行为,意外妊娠、人工流产、性传播性疾病发生率不断上升;不安全性行为已成为全球青少年面临的重要危险行为之一,由此显著增加了青少年性和生殖健康的不良后果[2-5]。为了解我国青少年性行为发生现状,从而为制定符合我国国情、有针对性的性教育干预措施提供依据,笔者对全国18个省(区、市)大学生性行为现况进行调查。1对象与方法1. 1对象来自北京等18个省(区、市)的大学/大专生[5]。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先在省内按社会经济水平分好、中、差3类选取调查城市,再随机选取其辖内大专、本科高等院校各1~2所为监测点,整群抽取全体学生为受试者。大专、本科生统一按年级分组,共分大一至大四4个年级,年龄17~24岁。合计应答率为93. 1%,男生为93. 5%,女生为95. 7% (χ2=83. 73,P<0. 01)。1. 2方法各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组织测试队,由经过培训的学校卫生专业人员担任调查员,统一按《中国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调研细则》规定的步骤、方法实施。在教育部门和各院校密切配合下,组织学生以班为单位,在知情同意基础上匿名填写问卷。问卷统一发放,限时统一收回,学生独立完成。合计回收有效问卷33 653份(男生15 765份,女生17 888份)。有鉴于性问题的特殊敏感性,对相关问题无应答者亦视为有效问卷。指标分别来自下列6个问题:“过去12个月里是否看过色情书籍/音像制品”;“曾与几人发生过性行为”;“最近一次性行为时你或对方是否使用安全套”;“是否被迫(非自愿)发生过性行为”;“曾否怀孕或使她人怀孕”。采用χ2检验和χ2趋势检验分析不同年级、性别及地区间差异,用Logistic回归分析比较多个百分率之间的两两差异。2结果2. 1不同性别-年级大学生性及性相关行为发生情况表1显示, 25. 9%的大学生报告曾看过色情书籍、音像制品(电影、录像、VCD、图片等),男生显著高于女生(χ2=6 013. 0,P<0. 01),报告率随年级增加而上升(χ2趋势=435. 5,P<0. 01)。9. 9%的大学生报告有过性行为,男、女生分别为14. 8%和5. 6%,男生高于女生(χ2=762. 3,P<0. 01),随年级增加而上升趋势明显(χ2趋势=357. 4,P<0. 01)。报告有过性行为的大学生中, 37. 7%曾与2人以上发生性关系,男生(41. 7% )显著高于女生(28. 5% )(χ2=48. 3,P<0. 01)。14. 5%报告曾被迫发生过性行为,男生显著低于女生(χ2=18. 8,P<0. 01)。49. 4%报告在最近一次性行为时使用了安全套,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2. 8,P>0. 05);但大四年级女生最近一次性行为使用安全套报告率显著高于男生(χ2=6. 27,P<0. 05)。19. 2%报告曾意外怀孕或致她人怀孕,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 5,P>0. 05)。2. 2不同地区大学生性与性相关行为现况分析表2显示,西部地区学生发生性行为报告率显著高于东、中部学生(χ2值分别为114. 1, 57. 5,P值均<0. 01),意外怀孕报告率也明显高于东部学生(χ2=9. 76,P<0. 01)。不同地区男生观看色情书籍/音像制品、性伴侣2人及以上、被迫性行为、使用安全套等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相反,西部地区女生观看色情书籍/音像制品(χ2值分别为24. 2, 31. 3,P值均<0. 01)报告率均明显高于东、中部学生。3讨论我国10~24岁青少年约占总人口1/4[6]。近20 a来,伴随巨大的社会经济变革,西方文化的渗透,家庭结构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尤其是人们在性观念、性态度方面的变化,加之青少年“性等待期”延长(性发育明显提前,而结婚年龄却伴随其社会期望值的提升而不断延后)[7]等主、客观因素,使我国青少年危险性行为发生率显著增加,其严重性也愈来愈受到关注。本研究发现,我国大学男生曾看过色情书籍、音像制品的报告率远高于女生,提示男生对性知识的需求更强烈,更主动地利用各种渠道去了解性并更积极地去尝试,所以发生性行为的比例也更高。调查发现,大一学生看色情书籍/音像制品报告率较低,提示对该阶段学生进行性健康教育,有助于他们及早获得科学、正确的性知识,从而对色情读物产生一定免疫力。2005年WHO报告的有关全球人类生殖健康的六大现状指出,每年有8 700万女性意外怀孕, 50%意外怀孕妇女(约4 600万)选择堕胎,其中有1 800万是非安全性堕胎。不同国家、不同阶层妇女在生殖健康服务的可获得性、安全性上存在巨大的“不公平”现象。其中, 85%的非意愿性分娩、95%的婴儿死亡、99%的孕产妇死亡出现在发展中国家,不但严重危害妇女儿童健康,而且阻碍整个社会的发展[2]。这也是本次全国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调查将大学生性与性相关行为列为重点内容,而且将所谓的“危险性行为”明确指向那些“易导致性传播性疾病和意外妊娠的行为”的理由所在。换言之,根据我国青少年的性行为现状,加紧制定有针对性的预防、干预策略和措施,本身就是对改善人类生殖健康状况做出的贡献[3]。本研究是我国首次针对普通大学生人群进行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性与性相关行为的调查。该群体总的性行为报告率为9. 9%。但是,在那些报告有过性行为的大学生中, 1/3以上曾与2人以上发生过性关系;在报告曾有性行为的大学生中仅有不足50%在最近一次性行为时使用了安全套。可见尽管目前我国大学生中性行为的发生率并不高,但其较高的不安全性却引人关注。女生多性伴关系报告率低于男生,提示她们对性伴侣的态度比男生更专一。女生被迫性行为报告率显著高于男生,提示她们在性关系中仍处于弱势地位,更易屈从他人的性要求。被迫性行为大多在无保护状态下发生,极易引发性传播性疾病蔓延和出现意外妊娠。女生比男生更有使用安全套的意识;年级越高,性行为中安全套的使用率越高,提示伴随年龄增长,大学生自我保护意识显著增强。不过,总体而言,我国大学生的安全套使用率仍低于美国青少年(2001年为57. 9%,2005年为62. 8%, 2007年为61. 5% )[8-11]。目前,我国很多地区都在大学中开展了性教育,但其强度和针对性是远远不够的。对不同年级大学生应采取不同的性教育内容:低年级学生应侧重性知识、性态度教育,指导他们如何进行正当的异性交往;高年级学生则需提供技能为主的教育、培训,如怎样以正确方式拒绝他人的性要求,如何控制自己的性冲动等。对大学生性及性相关行为的地区间比较发现,西部地区学生的性行为报告率明显高于东、中部,但安全套的使用率却没有跟上,直接后果之一就是意外妊娠的报告率较高。本研究受方法(问卷)限制,无法深入比较导致不同地区群体性行为差异的原因,但无疑对健康教育基础相对薄弱的西部群体(尤其女大学生)的性健康教育和保护性干预应倾注更多的关注。4参考文献[1]符玉良.国际卫生新概念:生殖健康.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1999, 15(1): 18-19.[2]WHO. The world health report 2005: Make every mother and childcount. Geneva: WorldHealth Organization, 2005.[3]WHO.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sexually transmitted infections: Draftglobal strategy. Geneva: WorldHealth Organization, 2007.[4]WELLINGS K, COLLUMBIEN M, SLAYMAKER E, et Sexualbehavior in context: A global perspective. Lancet, 2006, 368(11):1 706-1 728.[5]季成叶,主编. 2005中国青少年健康相关/危险行为调查综合报告.北京: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07.[6]UNICEF, UNAIDS andWHO. Young people andHIV/AIDS: Oppor-tunity in crisis. New York: UNICEF, 2002.[7]SANTELLI J, OTTMA, LYONM, Abstinence and abstinence-only education: A review ofUS policies and programs. JAdolHealth,2006, 38: 72-81.[8]GRUNBAUM JA, KANN L, KINCHEN S, Youth risk behaviorsurveillance: United States, 2001. J SchHealth, 2002, 72(8): 313-329.[9]GRUNBAUMr JA, KANN L, KINCHEN S, Youth risk behaviorsurveillance: United States. J SchHealth, 2004, 74(8): 307-324.[10] EATON DK, KANN L, KINCHE S, et Youth risk behavior sur-veillance: United States, 2005. J SchHealth, 2006, 76(7): 353-372.[11] EATON DK, KANN L, KINCHE S, et Youth risk behavior sur-veillance: United States, 2007. MMWR, 2008, 57(4): 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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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提论内容的专业性与探索性;2.第二、论述语言的学术性与逻辑性;3.第三、思维方式的前瞻性与完善性;4.第四、写作形式的程式性与多样性.在形式构成方面,它有基本的要素要求,如:需有“内容提要”、“关键词”、“外文摘要”、“引论部分”、“正论部分”、“结论部分”、“引文出处”(注释)等,在文章结构手法方面,需要有自我“假说”、“假说”依据、文理内在逻辑、“假说”论证、(且需要“自圆其说”)、理论深度、“假说”结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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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学术论文的要素构成。在我看来，学术论文，是一种关于学术研究成果的基本的、也是特殊的表达性文体。 该文体的基本形式特征是：(1)提论内容的专业性与探索性；(2)论述语言的学术性与逻辑性；(3)思维方式的前瞻性与完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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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音乐史研究综述王丽君中国人研究西方音乐的尴尬状况，不仅使这方面的专家学者困惑，同时也令其他领域的同仁为其担忧。八十年代以来，尽管我们尽最大努力填补对西方音乐研究的空白，而且也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但我们始终还是未摆脱“被牵着鼻子走”的状况，很多时候我们做的工作仅仅是介绍和引入国外的研究成果，但对于国内来说却显得意义重大，即便是这样，我们仍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空白没有填补，而对于国际上新气象和新动态更是知之甚少。在这里，笔者将对2000年国内出版或发表的西方音乐史研究的主要成果进行简单归纳整理，并稍加评述，以提供这一年度国内在西方音乐史研究方面的新动向。一、热点研究首先，鉴于2000年是柴科夫斯基诞辰160周年，这年也成为研究柴科夫斯基成果丰硕的一年。毛宇宽的论文《骇人听闻的惨剧-柴科夫斯基死因考》，将国际上所关注的柴科夫斯基死因再考的论题引入国内，并加入了论争。文章指出：历史上和当今在国际上关于柴科夫斯基死因的描述存在重重矛盾，并一一提出质疑，进而予以否定。最后建立在最新披露的论据之上，得出最终结论，即柴科夫斯基并非死于霍乱，而是自杀致死。同时，进一步论述了这种惨剧背后隐含的社会和历史根源。我们姑且不去讨论这种论争孰是孰非，仅从学科意义上来说，这一讨论不仅对国内柴科夫斯基研究有所贡献，而且显示出国内学者在西方音乐史研究的内容上更为细致，形式上更注重实证，同时也加强了国际对话的决心和信心。彭志敏的《从bE大调交响曲到<第七交响曲>——纪念柴科夫斯基诞辰160周年》则是介绍鲜为人知的柴科夫斯基《第七交响曲》来源及其特征。除了这两篇论文外，2000年还出版了一系列柴科夫斯基研究专著。其中《柴科夫斯基书信选》（高士彦）和《彼得·柴科夫斯基——一幅真实画像》（VladimirVolkoff著，冷杉译）是两部译著，前者为我们研究柴科夫斯基提供了较为直接的材料，后者则是一部描述柴科夫斯基生活和创作道路点滴的传记。还有一部著作是《柴科夫斯基交响曲》（彭志敏著），虽被作为《外国音乐欣赏丛书》之一出版，但就其内容来说，提供了柴科夫斯基交响曲创作的全貌，既是一部作曲家作品研究的专著，又具有体裁风格史研究视角，同时既具备学术性质，也适宜音乐爱好者阅读，可谓雅俗共赏。其次，据掌握的材料看，国内近几年马勒研究热潮，有增无减，2000年可以说达到了一个高点。尤其是对马勒《大地之歌》的研究和争论可看作是马勒研究的焦点之一。在这方面主要有几篇文章值得关注：廖辅叔的《关于<大地之歌>那两首唐诗的难题》主要对马勒《大地之歌》第二和第三乐章的两首唐诗的来源进行了考证和推论，其中对第三乐章的《瓷亭》与李白的诗《宴陶家亭子》的比较分析和推断论证是文章的中心所在，但作者最后未下定论。严宝瑜的《马勒<大地之歌>德文歌词汉译以及与原唐诗的比较》将《大地之歌》的德文歌词译为汉文，与原唐诗进行比较分析，作者尽力保留德译诗的风格和情调，意在说明德译诗和马勒音乐中的“没落情调”。钱仁康的《<大地之歌>歌词溯源》同样将德译诗反译为中文与唐诗原文进行对照，与严宝瑜不同的是，作者认为马勒在采用德译诗歌的时候，作了一些修改，用意在于避免没落而表达“光明的期望”。孟文涛的《<大地之歌>唐诗疑云未尽散——二、三乐章解题众说仍纷纭》收集到八种有关的研究文献，除作评说外，肯定其第二乐章以告破解，第三乐章仍属悬案，并由此引发出对大地之歌是否为资产阶级没落情绪-世纪末情绪在音乐艺术上作意识形态反映之争。以上的关于马勒《大地之歌》歌词来源的考证和辨析实际上不只对音乐史研究有意义，而且也在文学界具有重要意义，不仅推进了国内的学术研究，而且在国际上也具有相当的价值。除此以外，还有一篇论述马勒作品风格特征的文章，就是陈鸿铎的《谈马勒<第一交响曲>的音乐创作》，虽只选用了一部马勒早期的作品，但基本抓住了贯穿马勒创作的一些主要创作特点。二、作曲家创作风格及其作品研究作曲家创作风格及其作品研究仍然是西方音乐史研究的主要方面，这类研究成果也最多，主要有：刘盾的《关于贝多芬C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和《舒曼a小调大提琴协奏曲及小提琴版本考》两篇均为文献考证性质的研究。前者披露了鲜为人知的贝多芬的另一部小提琴协奏曲的发现校订并作了简要介绍。后者则披露了关于舒曼将大提琴协奏曲改编为小提琴协奏曲的考证。孙国忠的《<戈尔德堡变奏曲><巴赫的晚期风格及其研究>》，通过这部作品探讨巴赫晚期风格的倾向问题，进而，坚持巴赫晚期作品风格向前古典主义靠拢的看法。钱仁平的《肖斯塔科维奇<第十五交响曲>的音乐语言与潜在标题性》通过音乐分析并与肖斯塔科维奇先前的交响曲创作进行对照，揭示了这部作品在音乐语言尤其是在整体结构方面的“总结性”特点，以及作曲家通过对前人和自己音乐作品主题的摘引与融合，来表达相应的潜在标题性的方法。这一年，还出版了钱仁平的专著《肖斯塔科维奇交响曲》，从中可以获得肖斯塔科维奇交响曲风格特征的全貌。王文澜的《风格独具的表现主义音乐戏剧-普罗科菲耶夫第三交响曲音乐学分析》是对作品的艺术特征的剖析。余丹红的《从预制钢琴到<4分33秒>》梳理了一条凯奇音乐风格发展变化的主要根源，即他的音色观念和哲学观念的变化。同时也为我们理解凯奇的作品提供了一条线索。何平的系列研究《科普兰“实用音乐”——戏剧音乐时期的芭蕾音乐作品》、《科普兰“实用音乐”——戏剧音乐时期的通俗管弦乐及戏剧、电影音乐作品》、《科普兰“实用音乐”和戏剧音乐作品的和声技法》以及《科普兰“实用音乐”和戏剧音乐作品的调性处理原则及其管弦乐手法》，在学科建设方面有重要意义。正如杨燕迪在《科普兰研究的新启示——读何平新著<科普兰和他的音乐世界>》中指出的那样，何平的新著是建立在自己一系列研究论文的基础上的最后结晶，它填补了我国音乐学研究的重要空白。总的来说，作为音乐史研究的主要领域，对作曲家创作风格和作品的研究仍吸引着大多学者的目光，也是每位西方音乐史学者涉足最多的领域。就目前来看，每位学者的研究范畴越来越明确化和专门化，各有所长，各有所专。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显然是一个好的势头，而且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专的同时，必然也面临着广度的局限，因此，在这方面我们自然地提出新的要求，就是对既有一定的广度又有一定的深度的研究群体的需求，这也是时代的要求。如果要谈到该领域的具体研究的话，存在着一个学科定性的问题。对作曲家创作风格和作品研究主要涉及到两方面，一方面是对音乐本体的研究，另一方面是对与之相关的社会文化背景的研究，那么作为史学研究究竟应该注重音乐本体风格研究，还是关注社会文化内涵，或两者兼顾之，西方音乐史学界对这一问题一直争论不休，而国内在这一方面从未卷入争论，立场是折中的。但问题是这个折中的度是不好取的，结果是要么偏重本体分析，向作曲技术理论倾向，要么陷入空泛的音乐描绘，还有的虽然将两者结合了，但各谈各的，生搬硬套。所以说，产物很多，但不都是具有史学价值的成果。作为青年一代研究者，我们需要做的首先就是学习，从而借鉴，时代和学科自身的发展对我们已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只能应要求而动，向“T”字型发展，既广又深，既博又专，这样才可能真正将我们学科带出尴尬境地。三、专史研究有些学者更关注西方音乐史上某时段或某领域的风格演变，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钟子林的《二十世纪西方音乐回顾》极富历史感地对上个世纪的西方音乐潮流及学者对此潮流的看法与观点进行了回顾、总结和归纳，指出二十世纪是一个“开拓、融合、多元”的世纪，并进一步寄希望于二十一世纪的“成熟”。凌宪初的《欧洲浪漫主义音乐风格的变异》侧重音乐风格变异与人文背景环境以及社会生活的相互联系，指出音乐技巧和思想内容变化的必然性。范额伦的《从洛卡泰里到纳尔迪尼》是自1996年以来，在《音乐艺术》上连续发表的数篇小提琴专题研究论文之一，这一篇是前面对意大利小提琴学派艺术发展史研究的继续，主要论述了18世纪意大利小提琴学派的发展。作者对这一专题的长期关注及研究，无疑弥补了西方音乐史中这方面研究的空缺，具有建设性意义。蔡觉民的《西方传统记谱法的变迁》介绍了西方几种记谱体系的演进和发展。董蓉的《巴洛克时期的装饰音现象》（上）将巴洛克时期的装饰音现象进行了多方面的考察。还有一部值得关注的体裁风格史《西方合唱音乐纵览》（韩斌编著）问世，标志着国内西方音乐史研究的又一空白得到填充。四、译文除在前面几个方面中提到的译文译著以外，值得一提的还有[美]萨拉·巴可瑟的《巴赫档案的国际追踪》（余志刚译）。这篇文章译自1999年8月16日的《纽约时报》，是一篇关于美国学者对巴赫家族档案追踪的进展情况的报道。译者还在附记中介绍了一些新近的发现以及相关的音乐活动。该篇为我们提供了国际上研究巴赫的最新成果和信息，有助于国内在开展相关课题的研究时，能与前人的研究以及国际的研究动态建立更多的联系。以上是笔者根据搜集到的2000年国内出版和发表的西方音乐史研究成果进行的简要归纳和述评，需要指明的是，所列出的并非全部，本文旨在选取较为典型并可以代表这个年度西方音乐史研究特点的主要成果进行整理，当然，由于认识上的局限，可能对有些重要研究成果有所遗漏，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笔者在做这样的工作前以及伴随着工作的同时，始终热切的关注本学科研究状况，包括对研究目的、观念、方法和对象的思考。因此，在归纳总结的同时不免发表了一些个人的观点，虽不成熟，但实属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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