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文化的论文

世界的东方，有一块美丽富饶的土地，它在地理上相对封闭，西南和西面是难以逾越的高山，北面是流沙戈壁，东面是大海。居住在这块土地上人群，从远古以来就共同生活，彼此交往和学习，当然也有冲突和战争。在纪元之前，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组成了一个统一的国家，那就是中国。此后，中国分分合合，最终仍归于一统。是什么力量把众多的民族凝聚在一起？许多学者认为是文化的力量，博大深厚、精美绝伦的中华文化是一条纽带，把各族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这么说大致是对的，文化在其中确实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没有从根本上说明问题。世间万事，总应该追根溯源，从源头上和根子上找原因。唯物论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什么是物质？物质就是人类口中的粮，身上的衣和栖身的房屋，以及生产工具。为了生存，为了发展生产，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不同民族必须互通有无，必须相互交流，在遇到重大的自然灾害的时候互相支援。这样，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进而形成经济共同体，最终成为统一的国家。因此，从根本上说，是经济的纽带把中国的各色人等联系在了一起。现在，我们已经不能确知，在史前的漫长岁月里，生活在这里的人类是如何交往的。从近年的考古发掘看，中国古代文明决不是黄河流域一枝独秀，在浙江，在四川，在东北，都发现了灿烂的古代文明的遗存。这说明，中国的古代文明呈现出以中原为核心、向四周扩散的状态，呈现出群星灿烂、众星捧月的壮丽图景。远古时代的人，根本不像后来的人们想象的那样，世世代代局促于一隅，“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在生产力低下的时期，在逐水草而居的时期，人群的流动性比人们想象的要频繁得多，规模大得多，活动范围也大得多。据《史记》记载，舜南巡，从今河南的京都蒲板出发，渡过黄河和长江，涉洞庭到了九嶷山，死后“葬苍梧之野”，那是岭南了。而禹为了治水到了江浙一带，现在的绍兴，会稽山上还有禹冢、禹井。稍后，又据《史记》，夏朝少康的庶子到了浙江以南一直到两广的越人居住区，而周朝帝王的祖宗周太公的长子太伯从中原到了江南的无锡梅里，"自号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他们都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先进的文化。中国古人把北方的少数民族统称为胡，把南方的少数民族统称为越。汉族是狄、戎、匈奴、鲜卑、氐、羌等众多民族逐渐融合而成的混合体，其中甚至有高加索人种的成分，因为白匈奴，西方称为塞种的，也有一部分留在了西北地区。北方的民族融合可能比南方更早。《穆天子传》说，西周以前，姬姓部落的首领周穆王西征，“迁戎太原，取其五王以东”，并会见了西王母，即传说中的王母娘娘。据专家考证，西王母在历史上确有其人，是一个母系社会部落的首领，时间距今3000至5000多年，位置在今天青藏高原昆仑、祁连两大山脉相夹的广阔地带，青海湖环湖草原、柴达木盆地一带。这个部落是姬姓部落的“姥姥家”，周穆王见西王母时探亲去了。促成北方民族冲突和融合的另一大因素是北方越来越干旱的气候。周幽王时，北方草原地带大旱，“无草不死，无木不萎”，草原民族大举东侵，狄居泾水之南，戎居泾水之北。他们也和当地原住民合而为一了。据已故著名历史学家蒙文通先生考证，统一中国的秦始皇并不是汉人，其祖先是犬戎族。（有专家说，唐朝的李氏有鲜卑血统，只是为了显示正统，不肯承认罢了。）秦的封地也不在“长江和黄河之间”，而是在西陲边民戎、狄之间。狄在周代称“猃狁”，汉代称匈奴。在汉代，有几十万匈奴人，即南匈奴定居西北八郡，朝廷提供生活和生产资料，并派兵保护。再往后，南北朝时期，“五胡乱华”，来自中原以外的少数民族统治了黄河以北。因肥水之战而出名的前秦君主符坚，先世为西戎酋长。前秦控制的地盘曾经“东极沧海，西并龟兹（新疆库车、沙雅两县间）”。再往后，漠北的蒙古族在中国建立了元朝，吉林长白山的女真人入主中原建立了清朝，这是大家都熟悉的。大量的历史事实说明，今日的中国并非黄河和长江之间的汉族侵略扩张的产物，而是众多不同的民族在中国这个大经济圈内，这个共同的经济平台上，这个广阔的历史舞台上，经过长期的，有时是痛苦的活动而共同创造的。长江以南的情况同样可以证明这一点。长江以南百越诸民族在中原文明的辐射和影响下，生产力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且和中原人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包括血缘的联系，是中华经济共同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秦始皇统一中国时，确实派出了50万军队和长江以南的百越诸民族作战，“三年不解甲弛弩”。秦始皇此举本质上是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事实上，统一后的中国，包括百越地区在内，生产力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秦始皇时在桂林地区修建的灵渠，极大的提高了当地的农业生产水平，2000多年过去了，至今还在发挥着灌溉作用，只是因为现代交通工具的出现，其交通航运的作用被废弃了。西方严肃的学者研究了中国历史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历代帝王对外没有野心。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说，中国和欧洲不同，在漫长的历史中，一直是个农业文明，不知道海外事业有什么利益可图，不进行对外扩张。他至今没有搞明白，中国在1405年至1433年间进行了7次远航，规模和范围在当时的世界上绝对处于领先地位，但到1433年莫名其妙地突然停止了。如果当时中国和欧洲人那样来个“地理大发现”，现在的世界可能是另一种样子。他还从纳贡制度看出中国古代帝王处理国际关系的目的与欧洲不同。他写道：“这种纳贡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保证中国漫长的边疆一带的和平与秩序，实际上，它通常是成功的。诸小国接受这一制度，原因在于：与中国朝廷交往可提高它们的声望；从伟大文明中心可获得文化方面的好处；而且，居于从属地位，经济上也有利可图，因为中国人赐予他们的贵重礼物多于他们所奉献的，此外，还授它们以某些贸易特许权。”农业文明的特点是重视安定，安土重迁，因为农民离不开土地，他们没有到海外谋生活的冲动，只是担心游牧部落的入侵和破坏。因此，历代统治者在对外关系上无不采取守势，即使是进攻，也是以攻为守，目的在保境安民，而不是开疆拓土，或者开辟海外殖民地。五千年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沉淀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中，而文化具有极大的稳定性。这种文化，在全球化时代将是世界的一个稳定因素。任何疑虑都是没有根据的，任何对中国历史的歪曲和诋毁都是不利于地区和平和地区国家间的合作的，也是不利于世界和平和世界范围内各民族的合作的。

你还是自己写吧，练练文笔是不错的中国文化博大精深 汉唐以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释道思想以及文字、绘画、建筑、雕刻等等，传入了日本，譬如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日本的传播，形成了日本的朱子学、阳明学；唐鉴真东渡，中国的佛教文化以及雕塑等传到日本，大量日本遣唐使如吉备真备、高僧空海、阿倍仲马吕等到中国研习中国的文化。如此，使日本的文字、建筑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现在我国难觅身影的十字亭，在日本还有完好的保存。在韩国，影响最大的是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和明清以后的实学思想，如果人们不知道李退溪、曹南冥、李栗谷、洪大容、丁若镛等人是韩国哲学家，仅看他们的著作难以判断作者的国籍。而中国文化中的礼教内容，在中国早已失传，在韩国还保留的相当完整，因此，韩国被西方国家称为是儒教国家的活化石。 中国文化不但对韩国、日本，对东南亚、南亚一些国家如菲律宾、新加坡、越南等国家和地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郑和七下西洋更是加深了这种影响。由此形成了世所公认的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特别是其中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和崛起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和思考，焦点是它们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在明清之际，通过西方耶稣会士，通过东学西渐，还传播到了欧洲一些国家。中国的四大发明(火药、指南针、印刷术、造纸术)先后传到西方后，对于促进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传统文化对法国的影响最大，法国成为当时欧洲中国文化热的中心。从17世纪开始，中国的一些儒家经典如《论语》、《大学》等，就通过法国传到了欧洲其他国家。法国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很少有不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如笛卡儿、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霍尔巴赫，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推崇程度，让我们现在都感到震惊。伏尔泰就在礼拜堂里供奉着孔子的画像，把孔子奉为人类道德的楷模。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直到费尔巴哈以及大文豪歌德等人都研究过中国哲学，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过中国文化的影响。如莱布尼茨就认为，正是中国的发现，才使欧洲人从宗教的迷惘中觉醒过来。这种影响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法国的启蒙运动，影响了德国的辩证法思想。 那么，中国文化对法国18世纪启蒙运动的影响与西方现代化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西方学术界对西方现代文化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反思，在反思中得到这样一个共识，那就是，现代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既不是始于16世纪的科学革命，也不是始于17世纪的工业革命，而是始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因为启蒙思想集中表现了现代文化的基本特征，于是，就得出了这样两个基本命题和结论：第一个命题就是：中国文化对欧洲启蒙思想发生过重要影响；第二个命题就是，“启蒙思想是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必要条件”。结论就是：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受到过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世界各国包括亚洲、欧洲在内的一些国家都对中国文化给予了高度的认同和重视。 我们知道，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韩国的现代化程度较高，但韩国的现代化不是在否定和抛弃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化，而是在对传统文化尊重、继承和发展基础上的现代化。到过韩国的人对韩国人的爱国精神和对民族文化的自豪感都深有感触。譬如，韩国目前最著名的大学成均馆大学，该校现在仍以儒家思想为宗旨，以仁义礼智为校训。每年2月和8月，韩国人还会按照传统方式到文庙去祭祀孔子，还有完全按照传统儒家教学方式授课的学院，讲授的主要课程就是儒家的经典《四书五经》。在中国几乎已经消失殆尽的传统县学和书院，在韩国至今还有300多所。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也在2004年底在韩国首都挂牌成立。韩国还将儒家文化的精神，通过电影、电视，各种媒体，向全社会广泛宣传。可以说，韩国是以儒家文化立国育民的成功范例，被西方很多学者称作“儒教国家的活化石”、“典型的儒教国度”。韩国没有抛弃和否定传统文化，而是把传统文化有机地融入到了现代社会和现代生活中。 新加坡则从1980年代，就开始推行以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为中心内容的“文化再生”运动。1982年春节，李光耀总理号召新加坡人民保持和发扬中华民族儒家的传统道德，并把“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作为政府必须坚决贯彻执行的“治国之道”。1988年10月，第一副总理吴作栋又提议把儒家东方价值观提升为国家意识，并使之成为每个公民的行动指南。1990年2月，新加坡政府发表了充满儒家伦理精神的《共同价值白皮书》。该书提出了五大共同价值观为：(1)国家至上，社会为先；(2)家庭为根，社会为本；(3)关怀扶持，同舟共济；(4)求同存异，协商共识；(5)种族和谐，宗教宽容。 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重视传统文化告诉我们： 第一、这些国家之所以都重视中国传统文化，是因为儒家传统文化中一部分价值观、伦理观已经积淀成为他们民族的道德规范和民族心理。如李光耀1978年在国庆献辞中曾说：“也许我英语比华语好，因为我早年学会英语；但是即使再过一千个世代，我也不会变成英国人。我心中所信守的不是西方的价值体系，而是东方价值体系。” 第二.韩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实现现代化，不必以牺牲传统文化为代价；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并不是矛盾对立的，而是可以相得益彰、并行不悖的。 吉林大学已故的著名哲学理论家高清海教授指出：“哲学”是民族之魂，哲学标志着一个民族对它自身自觉意识所达到的高度和深度，体现着它的心智发育和成熟的水准。一个社会和民族要站起来，经济上的实力是必要的基础，然而这并不是关键，关键在于首先要从思想上站立起来，一个在思想上不能站立的民族，哪怕它黄金遍地，也不可能真正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人。当今中国社会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它内在地要求人们从理性的高度来判断中国社会的历史方位，澄明社会发展的价值前提，反思未来发展的可能道路，也即是说，创建当代中国哲学理论，乃是中国人反思自己的生命历程、理解自己的生存境域、寻找自己未来发展道路的内在要求和迫切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