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李大钊题目怎么写

（一）论文名称论文名称就是课题的名字第一，名称要准确、规范。准确就是论文的名称要把论文研究的问题是什么，研究的对象是什么交待清楚，论文的名称一定要和研究的内容相一致，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要准确地把你研究的对象、问题概括出来。第二，名称要简洁，不能太长。不管是论文或者课题，名称都不能太长，能不要的字就尽量不要，一般不要超过20个字。（二）论文研究的目的、意义研究的目的、意义也就是为什么要研究、研究它有什么价值。这一般可以先从现实需要方面去论述，指出现实当中存在这个问题，需要去研究，去解决，本论文的研究有什么实际作用，然后，再写论文的理论和学术价值。这些都要写得具体一点，有针对性一点，不能漫无边际地空喊口号。主要内容包括：⑴研究的有关背景(课题的提出)：即根据什么、受什么启发而搞这项研究。⑵通过分析本地（校）的教育教学实际，指出为什么要研究该课题，研究的价值，要解决的问题。（三）本论文国内外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文献综述）规范些应该有，如果是小课题可以省略。一般包括：掌握其研究的广度、深度、已取得的成果；寻找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从而确定本课题研究的平台(起点)、研究的特色或突破点。（四）论文研究的指导思想指导思想就是在宏观上应坚持什么方向，符合什么要求等，这个方向或要求可以是哲学、政治理论，也可以是政府的教育发展规划，也可以是有关研究问题的指导性意见等。（五）论文写作的目标论文写作的目标也就是课题最后要达到的具体目的,要解决哪些具体问题，也就是本论文研究要达到的预定目标：即本论文写作的目标定位，确定目标时要紧扣课题,用词要准确、精练、明了。常见存在问题是：不写研究目标；目标扣题不紧；目标用词不准确；目标定得过高, 对预定的目标没有进行研究或无法进行研究。（六）论文的基本内容研究内容要更具体、明确。并且一个目标可能要通过几方面的研究内容来实现，他们不一定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大家在确定研究内容的时候，往往考虑的不是很具体，写出来的研究内容特别笼统、模糊，把写作的目的、意义当作研究内容。基本内容一般包括：⑴对论文名称的界说。应尽可能明确三点：研究的对象、研究的问题、研究的方法。⑵本论文写作有关的理论、名词、术语、概念的界说。（七）论文写作的方法具体的写作方法可从下面选定： 观察法、调查法、实验法、经验总结法、 个案法、比较研究法、文献资料法等。（八）论文写作的步骤论文写作的步骤，也就是论文写作在时间和顺序上的安排。论文写作的步骤要充分考虑研究内容的相互关系和难易程度，一般情况下，都是从基础问题开始，分阶段进行，每个阶段从什么时间开始，至什么时间结束都要有规定。课题研究的主要步骤和时间安排包括：整个研究拟分为哪几个阶段；各阶段的起止时间。

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革命理论及其借鉴意义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学派囚徒困境博弈行动主义论文摘要：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把阶级革命看成集团成员一致性、积极地参与集体行动的过程。他们剖析了阶级革命的分析性基础，把革命行动分析为一场囚徒困境博弈，搭便车（即不革命）成为这场博弈的结果。同时，也指出革命实现的三种可能途径。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革命理论的博弈论阐释是行动主义精神的体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化作出了贡献。 革命理论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它指出，革命是社会基本矛盾作用下的必然结果。但分析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不是一呼百应甚至是不呼即应的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结果，它应该具备微观层次的分析性基础。分析马克思主义者把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宏观理论还原成个体选择理论，认为革命是个人根据利益最大化原则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埃尔斯特、罗默、布坎南等一大批分析马克思主义者都参与了这一问题的讨论。?①埃尔斯特的革命理论是其典型代表。 一、囚徒困境博弈：阶级革命的障碍 分析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革命是一个团体中大多数成员一致性、积极地参与集体行动的过程。从个体角度去分析，每个个体所面临的状况就是囚徒困境博弈。每个个体都有“参加”和“不参加”革命的两种选择，但革命是否成行不仅取决于自己的选择，还取决于群体中其他人的选择。只有大家都选择参加革命，革命才能最终成行，只有选择参加革命的人数达到一定数量，革命成功的机会才会大大增加。革命运动的形式体现为下述囚徒困境博弈： 这是一场某一给定个体与任一他者之间的一种策略游戏。对这些行动者中的每一个而言，两种策略是有效的：“参与”到集体行动中，或者“弃权”。对应任一组策略选择，都有一个“支付”（或称“得益”，即在某种策略选择下的自己所得结果）。在每组支付中，第一个数字代表“我”的支付，第二个是他人的支付。 个体在是否参加革命的问题上，如果纯粹从物质利益考虑，他会选择“弃权”，革命运动常常会遭遇搭便车问题的阻碍。所谓搭便车问题就是不参加革命（不付出代价）而分享革命后的共同福利。如果众多个体经不住“搭便车”的诱惑，集体行动就不会出现。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受到挑战。只有个体克服了搭便车问题，选择革命、合作，集体行动才可能实现。埃尔斯特和布坎南详细分析了这一行动模型，揭示了囚徒困境的逻辑预设，找出了从“囚徒困境博弈”向“合作博弈”转化的机制。 二、阶级革命形成的可能性 首先，参与集体行动的理性依赖于当前所得比将来所得更愿被接受的程度。如果博弈参与人更在意当前的短期利益，而不考虑长远利益，重复博弈难以持续进行。其次，如果交互作用的次数是有限的，并且游戏参与人事先知道这一点，那么，集体行动的个体理性就会被打破。因为如果知道这是最后一次博弈，那么，选择合作不可能是理性的，因为这一步的行为不再影响将来的支付。所有参与人都选择弃权，并且所有人都会知道所有人在最后阶段会弃权，讨论又继续回溯到最初回合的博弈上。由此可知，只有当交互作用的数量不确定，或者它是一个随机变量时，集体行动才成为可能。最后，互动策略并不是一个占优策略，即它并不是对对手所能选择的互动策略的最好回应，而仅仅是它选择了同样的互动策略，也即如果一个人有理由相信对方也会同样行动，他将选择这一策略，可见，它是一个条件策略。为此，严格的信息需求必须被满足，即人们必须有理由认为对方像自己一样是理性的，并且也持有同样的观点。如果对对方存有疑问，弃权就是理性的选择。 这些因素也能解释为什么有时候革命不会发生，如：主体可能有十分强烈的意志而不会受报复、威胁的妨碍；交互行动总有终点；或者，主体对他人无法掌握完全信息。 任何人不可能与其他人完全孤立；一个人的选择是能被他人看到的，而这一事实他自己也知道；并且，他也能看到别人的选择及其所得。这些外在客观因素以多种方式影响了主体的动机及其选择。主体可能因弃权而感到羞耻，这将减少或取消搭便车现象；主体也可能从他人所获中获得某些被动效用。如果通过参与到集体行动能提高他们的效用水平，这也可能部分地或完全地抵消自身的损失。假设这些外在因素完全取消了搭便车收益，合作将会成为博弈的结果。然而，这也不是一个占优策略，因为假定单独行动的损失仍在，那么，第一个作出参与革命选择的人将是不理性的。可见，严格的信息需求仍需被满足。实际上，这是在处理“合作的条件偏好”——每个主体愿意合作，条件是其他人也愿意这样做；如果他怀疑其他人不会这样做，他也不会选择合作。

再论问题与主义 (李大钊) 再论问题与主义李大钊适之先生：我出京的时候，读了先生在本报三十一号发表的那篇论文，题目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讲些主义”，就发生了一些感想。其中有的或可与先生的主张互相发明，有的是我们对社会的告白。现在把他—一写出，请先生指正。（一）“主义”与“问题”我觉得“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因为一个社会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那么我们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应该设法，使他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即是一种工具）。有那共同感觉生活上不满意的事实，才能一个一个的成了社会问题。才有解决的希望。不然，你尽管研究你的社会问题，社会上多数人却一点不生关系。那个社会问题，是仍然永没有解决的希望；那个社会问题的研究，也仍然是不能影响于实际。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不过谈主义的人，高谈虽没有什么不可，也须求一个实验。这个实验，无论失败与成功，在人类的精神里，终能留下个很大的痕影，永久不能消灭。从前信奉英国的Owen的主义的人，和信奉法国Fourier的主义的人，在美洲新大陆上都组织过一种新村落新团体。最近日本或者小路氏等在那日向地方，也组织了一个“新村”。这都是世人指为空想家的实验；都是他们的实际运动中最有兴味的事实；都是他们同志中有志者或继承者，集合起来，组织一个团体，在那里实现他们所理想的社会组织，作一个关于理想社会的标本，使一般人由此知道这新社会的生活，可以希望，以求实现世界的改造的计划。Owen派与Fier派在美洲的运动，虽然因为离开了多数人民，去传播他们的理想，就像在那没有深厚土壤的地方撒布种子的一样，归于失败了。而Nieves作《美国社会主义史》，却批评他们，说：Owe主义的新村落，Fder主义的新团体，差不多生下来就死掉了。现在人都把他们忘了。可是社会主义的精神，永远存留在国民生命之中。如今在那几百万不曾参加他们的实验生活，又不是Owen主义者，又不是Fier主义者，只是没有理论的社会主义者，只信社会有科学的及道德的改造的可能的人人中，还有方在待晓的一个希望犹尚伊存。这日向的“新村”，有许多点像那在美洲新大陆上已成旧梦的新村。而日本的学者及社会，却很注意。河上肇博士说，他们的企划中，所含的社会改造的精神，也可以作方在待晓的一个希望，永存在人人心中。最近本社仲密先生，自日本来信，也说“此次东行，在日向颇觉愉快”。可见就是这种高谈的理想，只要能寻一个地方去实验，不把他作了纸上的空谈，也能发生些工具的效用，也会在人类社会中有相当的价值。不论高揭什么主义，只要你肯竭力向实际运动的方面努力去做，都是对的，都是有效果的。这一点我的意见稍与先生不同。但也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做。这是读先生那篇论文后发生的觉悟。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际两方面。例如民主主义的理想，不论在哪一国，大致都很相同。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他那互助友谊的精神，不论是科学派，空想派，都拿他来作基础。把这个精神适用到实际的方法上去，又都不同。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用环境的变化／在清朝时，我们可用民主主义作工具去推翻爱新觉罗家的皇统。在今日，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推翻那军阀的势力。在别的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他们可以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打倒资本阶级J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除这一般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在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势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这可以证明主义的本性，原有适用实际的可能性。不过被专事空谈的人用了，就变成空的罢了。那么先生所说主义的危险。只怕不是主义的本身带来的，是空谈他的人给他的。（二）假冒牌号的危险一个学者一旦成名，他的著作恒至不为人读，而其学说，却如通货一样，因为不断的流通传播，渐渐磨灭，乃至发行人的形象印章，都难分清。亚丹斯密史留下了一部书，人人都称赞他，却没有人读他。马查士留下了一部书，没有一个人读他，大家却都来滥用他。英人邦纳氏Bonar早已发过这种感慨。况在今日群众运动的时代，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多半是群众运动的隐语旗帜，多半带着些招牌的性质。既然带着招牌的性质，就难免假冒招牌的危险。王麻子的刀剪，得了群众的赞许，就有旺麻子等来混用他的招牌；王正大的茶叶，得了群众的照顾，就有汪正大等来混用他的招牌。今日社会主义的名词，很在社会上流行，就有安福部的社会主义跟着发现。这种假冒招牌的现象，讨厌诚然讨厌，危险诚然危险，淆乱真实也诚然淆乱真实。可是这种现象，正如中山先生所云：新开荒的时候，有些杂草毒草，夹杂在善良的谷物花草里长出，也是当然应有的现象。王麻子不能因为旺麻子等也来卖刀剪，就阅了他的剪铺。王正大不能因为江正大等也来贩茶叶，就歇了他的茶庄。开荒的人，不能因为长了杂草毒草，就并善良的谷物花草一齐都收拾了。我们又何能因为安福派也来讲社会主义。就停止了我们正义的宣传。因为有假冒牌号的人，我们越发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正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免得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来混我们，大家。（三）所谓过激主义《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同人，谈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议论很少，仲甫先生和先生等的思想运动，文学运动，据日本《日日新闻》的批评，且说是支那民主主义的正统思想。一方要与旧式的顽迷思想奋战一方要防遏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潮流。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当那举世若狂，庆祝协约国战胜的时候，我就作了一篇“Bolshevism的胜利”的论文，登在《新青年》上。当时听说孟和先生，因为对于布尔什维克主义不满意，对于我的对于布尔什维克的态度，也很不满意（孟和先生游欧归来，思想有无变动，此时不敢断定）。或者因为我这篇论文，给《新青年》的同人，惹出了麻烦，仲甫先生今犹幽闭狱中，而先生又横被过激党的诬名，这真是我的罪过了。不过我总觉得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害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不可一味听信人家，为他们造的谣言，就拿凶暴残忍的后抹煞他们的一切。所以一听人说他们实行“妇女国有”，就按情理断定是人家给他们造的谣言。后来看见美国“NewRpubic”登出此事的原委，知道这话果然是种谣言，原是布尔什维克政府，给俄国某城的无政府党的人造的。以后辗转传讹，人又给他们加上了。最近有了慰慈先生在本报发表的俄国的新宪法，土地法，婚姻法等几篇论文，很可以供我们研究俄事的参考，更可以证明妇女国有的话，全然无根了。后来又听人说，他们把克鲁泡脱金氏枪毙了，又疑这话也是谣言。据近来欧美各报的消息，克氏在莫斯科附近安然无恙。在我们这盲目的社会，他们哪里知道Bolshevism是什么东西，这个名词怎样解释？不过因为迷信资本主义，军国主义的日本人，把他译作“过激主义”，他们看“过激”这两个字，很带着些危险，所以顺手拿来乱给人戴。看见先生们文学改革论激烈一点，他们就说先生是过激党。看见章太炎、孙伯兰政治论一激烈一点，他们又说这两位先生是过激党。这个口吻，是根据我们四千年先圣先贤道统的薪传。那“杨子为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的逻辑，就是他们唯一的经典，现在就没有“过激党”这个新名词，他们也不难把那旧武器拿出来攻击我们。什么“邪说异端”哪，“洪水猛兽”哪，也都可以给我们随便戴上。若说这是谈主义的不是，我们就谈贞操问题，他们又来说我们主张处女应该与人私通。我们译了一篇社会问题的小说，他们又来说我们提倡私生子可以杀他父母。在这种浅薄无知的社会里，发言论事，简直的是万难，东也不是，西也不是。我们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那些猫，狗，鹦鹉，留声机，尽管他们在旁边乱响；过激主义哪，洪水猛兽哪，邪说异端哪，尽管他们乱给我们头衔，哪有闲工夫去理他！（四）根本解决“根本解决”这个话，很容易使人闲却了现在，不去努力，这实在是一个危险。但这也不可一概而论。若在有组织，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很敏活；只要你有一个工具，就有你使用他的机会，马上就可以用这工具作起工来。若在没有组织，没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已闭止，任你有什么工具，都没有你使用作、工的机会。这个时候，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就以俄国而论，罗曼诺夫家没有颠覆，经济组织没有改造以前，一切问题，丝毫不能解决。令则全都解决了。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可是专取这唯物史观（又称历史的唯物主义）的第一说，只信这经济的变动是必然的，是不能免断。而于他的第二说。，——就是阶级竞争说，——了不注意，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就能实现，也不知迟了多少时期。有许多马克思派社会主义者，很吃了这个观念的亏。天下只是在群众里传布那集产制必然的降临的福音，结果除去等着集产制必然的成熟以外，一点的预备也没有作。这实在是现在各国社会党遭了很大危机的主要原因。我们应该承认。遇着时机，因着情形，或领取一个根本解决的方法；而在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以上拉杂写来，有的和先生的意见完全相同，有的稍相差异，已经占了很多的篇幅了。如有未当，请赐指教。以后再谈罢。李大钊寄自昌黎五峰是这个吗?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早上好!非常高兴今天能有几分钟的时间站在讲台上演讲，向大家阐述我的观点，希望大家能够仔细地聆听，不足之处还请各位多多指正。今天，我要演讲的题目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九十三年前，一位伟大的中国人真正意义上的敲开了沉睡千年的雄狮大门，随着五四运动激情的不断高涨，反帝反封建的意识不断地坚定，从此以后在中国乃至世界人的心里，马克思主义学说开始实现它的价值。五四运动的爆发，彻底地激起了中国人的爱国热情，近百年的民族怨气如火山般爆发，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虽然才实行几年时间，但它的弊端已毫无保留地暴露在国人面前。为了救国，为了实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愿望，仁人志士们再次开始了救国图存，寻求改革的道路。俄国的十月革命为这个濒近灭亡的国家带来希望，南陈北李开始坚定信念，到处宣扬马克思主义学说，企图用马克思主义拯救中国。就这样，李大钊先生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如约在《新青年》上见面，它的出现，如星星之火般成燎原之势，激励着无数的中国人信仰马克思主义，从而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如果说林则徐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中国人，那么，毫无疑问，李大钊是使中国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先行导师。我们都知道，一个国家的组织形式是看它所确立的是什么政体，它的阶级属性是什么，代表的是那些人的利益。我们不可否认，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有着一定的优越性，但是对于本国的国情来说，却是弊大于利，毫无利用价值，因为它所代表的仅仅是中兴资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什么是无产阶级?是工人、农民、千千万万受压迫的劳动人民，而不是那些所谓的地主、资本家。偌大的中国有13亿人民，近乎10亿是工人、农民，如果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试问这个国家如何有新生，又如何有发展。马克思有句话说得非常到位：什么是天?工人二字结合起来就是天，工人头顶着天，脚踩着地，俗话说天是万物之主，那么理应如此，工农大众方才是国家的主人。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俄国革命成功传入中国，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着长达几十年的奋斗，他们的奋斗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在中国实行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共产主义。中共一大，13位代表正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虽然他们代表的仅仅是全国50多个党员，但是他们深信，日后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无产者共同信仰马克思主义，并为之努力奋斗。李大钊一句简短而又铿锵有力的话语终于在中国成为了现实：环眼中国，必将是赤旗的天下!今天，当我们站在五星红旗下，方才深知守常先生话语之真谛。二十二年的武装斗争，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践不断结合，充满了生机活力。在此期间，我们抗日成功，打败了反动派的专制统治，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百年来得第一次独立，那一刻，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了中国走上繁荣富强的指路明灯。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再到“三个代表”，再到今天的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推动着中国的发展和进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倡导，指引了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不断取得胜利，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前所未有的强大生命力。我们深信，不久的将来，世界必是赤旗的天下!谢谢各位的聆听，我的演讲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