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汇报刊载文章

香港《文汇报》是一份面向香港全社会的综合性大报，零售港币6元。以爱国爱港为办报宗旨，新闻报道公正翔实，及时准确；新闻内容详尽丰富，生动活泼；版面时尚，色彩艳丽，印刷精美。香港文汇报在中国内地各省市共设立包括北京新闻中心、上海新闻中心、珠三角新闻中心在内的三十个办站机构，拥有一支敬业、勤业的专业记者队伍，其关于中国新闻的报道和评论，经常获得国内外媒体的广泛转载和高度评价。香港文汇报立足香港、背靠祖国、面向世界，除香港外,每日还在美洲、欧洲和东南亚等地区同步出版海外版，读者遍及五大洲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香港文汇报正在努力成为一家覆盖全球华人世界，具有影响力和公信力的华文精英媒体。香港文汇报社长王树成王树成先生，河北省平山县人，高级编辑，现任香港文汇报董事长、社长。1983年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具有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和社会学研究生学历，中国科技大学兼职教授，《中国社会发展战略》编委，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特邀研究员。他相继担任新华社半月谈杂志记者、编辑、主编、总编辑助理，1993年升任副总编辑、总经理；1994年12月调任新华社安徽分社社长；1997年底，任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2005年底任《经济参考报》总编辑；2008年5月，担任香港文汇报董事、副社长，同年12月任现职。他还相继担任安徽省对外宣传领导小组副组长、安徽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安徽政协委员、安徽省记者协会副主席，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记者协会副主席、北京市老记者协会副主席、北京市海外联谊协会常务理事等。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他写出百余万字的消息、通讯、特写、述评、人物专访、杂文、调查报告及报告文学等。其中一批稿件被新华社和相关部委评为全国好新闻，《我们永远需要艰苦奋斗》被选入全国中学语文辅导教材。他在新华社工作期间，相继组织和参与了国庆50周年、北京奥运会申办和筹备、抗击非典等重大战役性报道；参与过“漫游中华大地”等大型丛书的编撰，编著有《风云人物大写真》等人物通讯集和《太行山的呻吟》等报告文学作品。早在1946年，因国民党政府步步紧逼上海《文汇报》就范，报社负责人中就有人提议到香港创一新刊，这样可以桴鼓相应，互为犄角，使当局不敢轻易下手；一旦报馆真的被封，大家可以转移到香港。徐铸成力赞其议，但终因经费难筹，这件事就搁置了下来。鉴于上海馆已封，大家无事可做，何不趁此机会去香港开辟新的天地?徐铸成随即约来严宝礼、宦乡、陈虞孙商谈。大家一致同意徐先去香港与李济深见面，如愿合作，即共同出资，创办香港《文汇报》。事不宜迟，严宝礼很快托人秘密为徐铸成订好了赴港机票。临行前，徐铸成专门去了吴绍澍家一趟，问他在台湾旅游时所谈之事是否已经决定。吴恳请徐到港后务必向马叙伦、谭平山转达自己“转向”的决心。香港，徐铸成先去拜访夏衍。夏衍告诉他，非常欢迎《文汇报》来香港出版，但“色彩不宜太红”，因为港英当局对进步报刊处处刁难，《华商报》天天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文汇报》应准备顶上去；如果态度一如《华商报》，恐怕有被一网打尽之虞。翌日见到潘汉年，潘也谈了同样的看法。在和香港共产党方面的负责人接触之后，徐铸成便去拜谒李济深。他提出由双方各出10万元作开办费，创刊香港《文汇报》。李济深表示完全赞同，说由徐负责在港创办《文汇报》，影响必大。李专门留徐共进午餐，并邀来陈邵先、陈此生和梅龚彬作陪，席间就创刊计划进行了详细磋商，约定由徐、梅和二陈等四人全权筹备。此时，香港有不少上海《文汇报》时期的同人。他们逃亡到港后，生活无着，不少人依靠领取由夏衍等募集的救济金糊口，然后才各自找到临时性的工作。大家闻听徐铸成抵港有出版《文汇报》之意，就约集起来开酒会欢迎，表示一旦报纸创刊，即辞去现有工作，重回报馆效力。正在香港办《大公报》的胡政之也宴请昔日的部下、今日的竞争对手徐铸成。徐对香港《大公报》一反该报之中立传统，称共军为“匪军”、中共为“匪党”深为骇异，只是当着胡政之和一帮朋友的面不便言说。酒过三巡后，胡政之笑着说：“铸成，欢迎你来港恢复《文汇报》，大家热闹些。”徐知道这是在试探自己，就虚晃一枪说：“此来仅为访友。办报，谈何容易。胡先生清楚《文汇报》底子薄，要在香港办一报馆，哪有此力量?”在孟秋江的引荐下，徐铸成还拜访了沈钧儒、郭沫若、章伯钧等在港民主人士。他们听说《文汇报》有来港出版的打算，都热情鼓励。在拜访谭平山、马叙伦时，徐铸成没有忘记吴绍澍的托请。谭、马二人表示一定将吴的转向意愿转告中共方面，并希望徐回沪继续向吴多做工作。诸事略有眉目之后，徐铸成即离港返沪，向严宝礼等汇报在港经过。大家都很振奋，立即着手准备相关工作。1948年5月，徐铸成正式赴港筹备创刊《文汇报》。临行前，他与黄炎培、陈叔通、包达三等三十余人在大世界附近的红棉酒家聚会，交换对于中共刚刚发出的召开新政协会议号召的意见。大家一致表示热烈拥护。经商定，香港《文汇报》由李济深任董事长(登记时用别名)，蔡廷锴、虞顺懋、严宝礼、徐铸成为董事；总主笔徐铸成，总编辑马季良，副总编辑柯灵，总经理严宝礼，经理宦乡；报社设社务委员会，正、副主任由陈邵先、徐铸成分任，委员为严宝礼、陈此生、梅龚彬和马季良。领导层人事安排基本上是“民革”和原上海《文汇报》双方的组合。历时四个月的筹备，1948年9月9日，香港《文汇报》终于正式与读者见面。创办之初，报社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资金拮据。上海《文汇报》本来就是个穷报馆，“民革”也属初创，资金不充裕，报纸出版近半年，双方交来的股款才各有两三万元，与当初约定10万元相距甚远。由于资金拮据，在寸土寸金的香港租不起像样的房子，大家只好“螺蛳壳里做道场”，局促在一幢四层小楼里。这幢房子小得不成样子，每层不到60平方米，编辑、排字、印刷、发行、食宿都挤在一起，身为总主笔的徐铸成，起初也只能住在楼梯转角处一间仅容一单身铺位的“斗室”里。徐铸成本来只负责言论，可是总经理严宝礼、经理宦乡均不能脱身来港，他只好兼管经理部事务，每天除了写社论、审稿，还要为职工生活、报纸印刷发行尤其是筹款等琐事奔波，工作强度可想而知。他后来回忆起这段生活，称其为自己服务新闻界60年中“最辛苦劳累之时期”。香港《文汇报》创刊前，徐铸成请郭沫若主持了一个茶会，茅盾、夏衍、侯外庐等二十多位文化学术界著名人士应邀参加。他们大多为上海《文汇报》写过文章，有的还编过副刊。郭沫若在这次茶会上，把《文汇报》当作解放战争中文化战线的一支部队，号召一切进步力量都来支持《文汇报》，并且勉励《文汇报》同人高举民主主义的旗帜奋勇前进。徐铸成邀请郭沫若主持周刊各版，郭欣然应允，并很快网罗了一批名流分任各个版面的主编：他和侯外庐主编哲学周刊，茅盾主编文学周刊，宋云彬主编青年周刊，千家驹主编经济周刊，翦伯赞主编历史周刊，孙起孟主编教育周刊。这一阵容之整齐强大，可谓一时无两。《文汇报》在香港能够“一炮打响”，这些专家主编的各具特色的高水准周刊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时的港九只有80万人口，加上澳门也不过百万。不过出版的报纸却不少，仅大型日报就在10家之上，都有自己相对稳定的读者群。在这样竞争激烈的报业环境下，《文汇报》竟然后来居上，一创刊即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不到半月订户就突破两万，超过了《大公报》和《华商报》，这让徐铸成和同人们备感自豪。曾任香港《文汇报》副经理的黄立文后来撰文说，1948年到1949年这一年多，“是我们从事新闻工作以来，从未遇到过的如此长期持续地处于极度兴奋之中的岁月。‘号外’出版发行的频繁，可以说打破了我国报业史的纪录。革命发展带来的欢乐，在读者中引起的强烈而持久的反应，报纸威信的迅速上升，在香港，除《华商报》等一两家外，是其他任何报纸无法比拟的。每当看到国家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自己经手编辑的报纸或‘号外’被抢购一空的时候，我们这批原来亡命香港的报人都很引以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