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规避的论文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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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法”实施谈律师执业难__文韬一九九六年三月十七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修改后的《刑诉法》于一九九七年一月一日起生效施行。一九九六年五月十五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经八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审议全票通过，同样于一九九七年一月一日起生效施行。法律颁布一年过去了，生效实施也将近一年。我们看到，相对于今天执法的艰难，当初立法的艰难，难免有些娇情；我们也看到，除不足以影响全局的个案外，整个《刑事诉讼法》的实施，控辩式改革，从总体上看成效不大，甚至是失败的。执业环境不是有所改善而是越加险恶和艰难。一九九七年，全国刑事辩护业务比去年同期大幅度下降，而且这种下降趋势仍在持续。律师执业的艰难，必将影响到律师的积极性，而律师的消极对抗心理，必然导致律师事业的萎缩，更为严重的是，律师逃避刑辩业务，必然导致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舞弊行为会更加肆无忌惮，直接的后果是导致中国民主、法制建设的举步维艰。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这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深深忧虑。本文试图就律师执业难的具体表现、产生原因及对策作一个粗略的分析，以期引起更多的有识之士对中国律师处境的关注。一、律师执业难的具体表现（一）各有关司法部门、行政职能部门对律师工作不予配合，甚至于百般刁难，使律师常常陷入难堪的境地。《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笔者曾受理一起在公安侦察阶段且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的抢劫案。第一次与公安机关联系，他们答复：等着，他们联系承办人。第二次去答复：案件已移送检察院。跟踪追到检察院，该院的科长伏案疾书，听到犯罪嫌疑人的名字连头也未抬就说：本案发现有漏罪，要退回补充侦查，不批准会见。过了一段时间又与公安机关联系，答复曰：案件已退到派出所侦查，不能批准会见。再与公安分局联系，答曰：漏罪未侦查清楚，不能会见。过了一段时间又与公安分局联系，好不容易从内勤处领到一张“律师会见申请表”，笔者诚惶诚恐一字不漏填好，盖上律师事务所公章，连同他们所需要的律师执业证复印件、律师会见证、委托书等于次日送到公安分局，心中窃喜，奔忙了数十日终于可以会见犯罪嫌疑人了。谁曾想遭至承办警官劈头盖脸的责备：怎么不早来，案件已移送检察院。满腔的怒火不能发泄，满肚子苦水吐不出来，又追到检察院，用了整整一天，终于获得“同意会见”这四个字。从接受委托起，历时两个月，亲自跑了九趟，终于得到这四个字，真要高呼“谢主隆恩！”只要这样一个案件就够了，就足以完完全全、彻彻底底伤透一个律师的心。律师可以承受辛劳，但律师在当事人三天两头的追问下而又无工作进展时，实在输不起律师的信誉；律师可以忍受清苦，但律师面对各职能部门的冷漠、轻蔑，实在输不起自己的人格与尊严。这样乞讨般的执业环境导致越来越多律师及律师所宣言：未到法院的刑事案件，拒绝接受。甚至有部分律师宣言：拒绝受理刑事案件。（二）、由于立法的疏漏，造成律师执业艰难。首先是律师取证难。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规定，辩护律师收集证据材料，需经证人或者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这无疑给律师多设置了一个障碍。原来的《律师暂行条例》规定：律师有权调查，收集证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而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将这“作证的义务”仅针对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而对律师就另当别论，从立法上肯定了证人、有关单位和个人有拒绝律师调查的权利，这无疑是立法上历史性的倒退，这使得律师的调查取证工作更是举步维艰。其次是律师阅卷难。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也就是说，公、检、法人员收集的证据，既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罪重的证据，也包括无罪、罪轻的证据。但律师在公安机关无权阅卷，甚至于无权询问案情；到公诉机关，律师仅能查阅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对证据仍然无权查阅。而公诉机关向法院移送的证据，是“指控犯罪事实”的证据，对于不利于指控的证据，即无罪或罪轻的证据，公诉机关显然不会移送。辩护律师在人民法院查阅得到的，是公诉机关有选择移送的，指控犯罪事实的证据。那么，试问，对于公安、检察机关有义务收集，而且已经收集在案的犯罪嫌疑人无罪、罪轻的证据，律师如何查阅？事实上，对这部分证据，律师根本不可能查阅，甚至连法院也不可能看到。原来的《刑诉法》中，虽然律师进入诉讼的时间较晚，但因为能查阅全部卷宗材料，而每一宗案件内几乎都有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律师尚能在这样的夹缝中有所作为。而随着新《刑诉法》的实施，律师完全丧失了查阅这方面证据的机会。另一方面，律师在侦查阶段无权调查，而在起诉阶段已时过境迁，且也只能查阅诉讼文书及鉴定材料而无从调查。律师如果真要调查了，倘若这些证人已被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询问过，但由于时间久或其它原因，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调查不一致的，律师又撞上了《刑诉法》第三十八条“……引诱证人改变证词……应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这一巨网。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有义务收集无罪或罪轻证据，而无义务移送，同时律师自行取证又阻力重重，这无疑将律师逼入了死胡同，从而变相剥夺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控辩式的审判方式要求，控、辩双方在事实、证据、法律等诸多方面进行理性对抗，使中立者法官得到一个正确的评判。而对抗的前提至少是形式上相对的力量均衡。而现实的结果是控方拥有强大的财政支持，有公安、检察等国家机关为取证的后盾，而律师除了三寸不烂之舌外，一无所有，且在法律上还要有种种不公平的限制及立法的疏漏。那里还有丝毫的“力量均衡”， 又怎么可能“对抗”？在不具备这一起码条件的前提下，实行控辩式审判，其结果必然是失败的。（三）律师执业风险大。律师职业本身就是一个挑战性的职业，不论在刑事、民事、行政等诉讼领域或其它非诉讼领域，维护一方的利益，必然迁怒另一方，而且维护和迁怒都是公开的、针锋相对的，这就注定了律师道路的崎岖坎坷，就正如胡乔木同志所感悟的“你戴着荆棘的王冠而来”。笔者就曾在为一伤害致死案中担任被告人的辩护人，审判结束时遭致被害人亲属多人围攻，幸好在法官的护送下我才得以“仓惶逃窜”，而马海旺律师因代理案件而受伤致残的遭遇便走向了极端。但这种公民个体对律师的侵害，毕竟是少数，且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明确。相形之下，有关权力机关或操纵有某种权力的人对律师的侵害就普遍得多，复杂得多，无奈得多，其危害性也大得多。根据《刑诉讼》第八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也就是说，作为辩护律师对手的公诉机关，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又是裁判员。这在逻辑上、理论上都是荒谬的，在这样的境况下，辩护律师除偶尔不得已而“诚惶诚恐”地参与“比赛”外，恐怕就只有“惹不起躲得起”的份了。二、造成律师执业难的原因。（一）我国目前对律师执业缺乏具体、实用、可操作的法律保障机制。应该说，同是司法战线上的公、检、法部门也并无独立的、专门的权利保障机制。但他们的共同点都是有各种不同的权力，权力本身就是保障权利的一道天然屏障，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官本位”思想极浓的国家。而律师只有权利，而无丝毫的权力。怎样保障律师充分行使权利，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不仅关系到律师业本身的兴衰存亡，而且直接影响到我国民主法制的进程。但在这方面，我国法律虽有原则性规定，但至少是苍白无力的。就正如肖扬部长在接受《中国律师》记者采访时，记者问：新《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实施后，律师的维权工作有什么举措？肖扬部长的回答是大体是：一、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律协，发现律师权益受到不法侵害时，要迅速上报、积极工作；二是积极与有关部门协调，争取他们对律师工作更多的支持，依法保护律师的合法权益，保障律师依法履行职务；三是积极与有关部门协商，妥善解决律师权益受到侵害的事件。客观公正的讲，司法行政机关除了这样一些协调工作外，又能做什么呢？律师在没有法律保障机制下执业的困惑从两方面体现：首先，当律师权益在行政机关遭到侵害时，或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时，律师可以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规定提起行政诉讼。但接下来的不利后果至少有以下方面：其一，既便官司打胜，行政机关仍不履行自己的义务，法院又奈他如何？在一个缺乏法律权威的国家，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在这种最好的结果面前，律师仍难以维护自己的权利。其二，用自己的辛劳收入与以国家财政支持的行政机关或拿着国家俸禄的人员进行旷日持久的官司，你陪得起吗？其三，得罪了这些职能部门，他偏偏就是不给你配合，你又如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何况“为别人的豆子炒坏自己的砂锅”，律师经得住吗？“砂锅”可是律师的衣钵。这种情况虽然使保障律师权利的途径名存实亡，但毕竟是告状有门，而另一种情况就更是玄而又玄了。这就是倘若被检察院、法院侵犯了自己的权利时该怎么办？法律似乎也已有规定，这就是申诉、控告！但向谁申诉、控告？由谁受理？统统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只有谓叹“苍天在上”。在此，笔者想起了江西大华律师事务所贺欣律师的遭遇。一个经司法部门注册的执业律师，江西省莲花县人民法院院长李春庭竟用书面形式剥夺贺欣律师在莲花县任何法庭出庭的诉讼权利。这一事件，连稍懂事理的人，也明了谁是谁非。贺欣律师申诉了、控告了，但告了几年，至今为止，没有任何一家机关受理，给他一个稍微说得过去的“说法”，而李春庭院长一纸诉状，状告贺欣律师诽谤罪，一起诉就立即受理。如果每一个时代的进步，每一个文明的进程都需要有人作出牺牲，需要有人作出铺垫的话，这样的牺牲是值得的。但反之，当这样的牺牲被淹没在一片浮躁之中，一片喧嚣之中，则这样的牺牲是不值得的。于是，作为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为己任的律师，在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往往息事宁人，忍气吞声。这就造成一些职能部门更加肆无忌惮地践踏律师权利，最终是践踏全社会公民的权利。英国著名律师布鲁厄姆信奉的原则是：为了拯救和保护当事人，律师要不顾任何风险，不惜任何牺牲。这是律师义不容辞的职责。但当一个律师作出了牺牲，承担了风险，不仅拯救不了当事人，连自己也拯救不了的时候，这位大律师定是另一番论调。而这，恰恰是中国律师的尴尬。（二）“程序工具主义”、“程序虚无主义”的思想也极大妨碍了律师的执业。所谓程序，指为追求和达到某种目的而按照一定的顺序、方式、步骤作出法律决定的过程，其目的是防止或限制司法裁量权力的恣意、专断与滥用，维护法律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它有其自身独立价值。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则是重实体，轻程序，程序不过是达到目的的工具而已，只要能达到目的，工具的取舍就不重要了。在我国现行的司法体制中，不论在立法上、执法上都体现了这一工具主义的思想。在原来的《刑诉法》一百三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发现第一审人民法院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正确判决的时候，应当撤销原判。正在适用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仍规定：原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也就是说，如果违反了法定程序，但没有影响正确判决的，就可以不撤销原判，可以不发回重审。新修改的《刑诉法》对此作了历史性的改进，但执法中工具主义思想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改变的。比如，在河南省某县，绑架人质、索要债务的事件愈演愈烈，一年之中发生六十余起。非法拘禁本是犯罪行为，而该县管政法的领导竟如此辩解：“我国法律不健全，尤其是经济纠纷，得交这费那费，起诉、审判，判决生效后，才能执行，一两年要不回三角债是常事，还是这办法最直接，最简单”。为了目的的需要，不仅不需要起码的程序，甚至于以犯罪手段达到，可见这种工具主义的陈腐观念是多么根深蒂固。从一定意义上讲，律师制度就是一种诉讼程序，在工具主义、程序虚无主义的观念笼罩下，当律师能为他们所用时，他们就欢迎，反之，当律师与他们的意见相左时，当律师的工作不便于他们随心所欲时，他们就不予配合，甚至责难律师，这就是律师的执业难的一个主要思想根源。（三）我们有部分律师不注意自身形象及维护整体形象，导致律师形象不尽人意，社会评价偏低，使律师执业障碍增加。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律师与律师之间，律师所与所之间各自为战，相互拆台，相互贬损，缺乏团结、互助的精神，形成不了统一的力量，这就大大削弱了这一执业群体对社会文明进步的作用。同时，连律师内部都缺乏起码的尊重又怎能指望社会的尊重呢？另一方面，个别律师道德品质太差，连做人的基本准则都不具备，却以律师的名义在社会各阶层招摇撞。他们在具体执业中，不是研究案件本身的法律关系、法律事实，而是动辄就是讲“摆平”，讲“勾兑”，把律师蜕化成掮客、讼棍，甚至是司法程序的腐化剂。这些律师的存在，给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极大，对律师整体形象具有毁灭性的破坏作用。〕在执业实践中，我们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有两种人对律师的评价最高，对律师的工作能给与积极的配合。其一是从未接触过律师的。在这类人的心目中仍保留着律师的神圣光环。其二，是只接触过为人正派品德高尚的律师的。这类人以律师为楷模。可见律师的整体形象对律师执业何其重要。（四）在社会各行业中履职的人员中，有过律师经历的人几乎为零，以至各部门对律师的价值认同感普遍较差。由于我国律师制度发展较晚，从社会各行业涌入律师队伍的人员大有人在，而从律师反向流动到其它各行业的则廖廖无几。这就造成律师对社会其它各行业了解得很深、很细，而其它各行业对律师却了解得很粗、很浅，律师能理解其它各行业的难处、艰辛和价值，而其它各行业却很难理解律师的难处、艰辛和作用。缺乏天然纽带，使沟通和交流变得愈加艰难，这就是中国律师不同于欧美国家律师的现实处境。（五）法制观念淡漠，司法舞弊猖獗，使律师作用降低，律师正常执业艰难。中国几千年来都是人治社会。法制观念、民主意识几乎是一片空白。在这样的历史惯性影响下，既便是律师的正常执业也常常要借助于人情、关系等法律之外的因素。使得律师的疲惫往往不是由于案件本身的艰辛，而是由于案外的因素。更有甚者，某些执法人员完全避开律师，“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使司法舞弊越演越烈。正常的服务步履维艰，不正常的交易大行其道，在现实中绝不少见。三、面对律师执业难的处境应采取的对策。首先，加强律协的作用，使律师有一个真正的归属。不可否认，律协在律师维权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律协的工作距律师的要求还很远很远。笔者建议，为了给律师执业以法律保障，每一届律协都应当成立一个常设机构，聘请专门的律师，并从律协会费中拿出一部分作为律师维权基金。当律师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律协的聘任律师应当是受侵害律师的当然代理人。费用从维权基金中拨付。使律师个人在遇到纠葛时，不至于孤立无援，或陷入旷时持久的诉讼中，以至于无法开展业务。律师有了严密组织保障、法律保障，才敢于理直气壮地行使监督法律正确实施的职责，才敢于与社会不正之风及司法舞弊作斗争。否则，让律师个人与强大的各种社会不良势力拼争，这无异于以卵击石，这对于善于审时度势的律师显然不会走此下策。长此以往，律师势必名存实亡，民主、法制建设终究成为一句空话。其次，不仅从立法上体现程序的独立价值，更要在执法中切实体现出来，以实现真正的司法公正。在肯定程序的独立价值方面，新《刑诉法》具有历史性的进步。即在诉讼中只要有程序的违法就否定诉讼结果，而不在于以是否影响公正判决为标准，但随着公、检、法实施新《刑诉法》的《规定》、《规则》、《解释》的出台，已将一部完整统一的《刑诉法》分解得肢离破碎，他们的制定都有一个共同原则，那就是“为我所用，限制他人”，因此，由最高权力机关制定统一的实施《刑诉法》细则，并对疏漏之处及时予与补救，可谓当务之急。同时，在各级各部门执法者中大力加强“程序独立价值”教育，使司法正义与公正“不仅要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得以实现”。其三、通过各种媒介，大力宣传律师形象，还律师本来面目，减少社会偏见。应该说，在律师队伍中，先进人物、先进事迹、成功案例比比皆是，每一位成功的律师往往都有一段不平凡经历和许多引以为自豪的案例。但因为种种原因，也包括“律师的成功，往往是公检法的失败”这样的认识，使得律师的宣传往住局限于在律师内部刑物上宣传数得出的几位，社会公众了解甚少。特别是律师、律师所的性质，目前立法上尚且模糊，也难怪公众的偏见和误解。因此，从立法上明确律师及律师所的性质，并大力宣传，注重舆论导向，这是解决律师执业难的一个有效途径。最后，“外塑形象，内强素质”不能仅停留在口头上，更应该落实在每一位律师的行动中。这应该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全体律师应团结一致，形成一股强大的维护社会公平、公正的正义力量，让社会看到律师推动社会文明进步所起的历史作用，同时自觉、自律，每一位律师从自己的一言一行中，一事一讼中为中国律师形象增光添彩。律师的路是律师自己走出来的，律师形象也是每一位律师塑造的，反过来，正如江平教授所言：只有你所从事的职业是光荣的，神圣的，你个人才是光荣的。另一方面，对我们律师队伍中的败类，应该奉行这样一个准则：谁砸律师的形象，每一位律师都应该挺身而出，砸他的饭碗。只有律师作为律师整体形象好了，社会才会予以承认，社会评价才会提高，也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律师的执业环境才会有所改善。

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现状及其完善1 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现状信息披露是投资者了解上市公司、证券监管机构监管上市公司的主要途径，信息披露制度是各国证券法律制度的重要原则。信息披露制度，也称公示制度、公开披露制度，是上市公司为保障投资者利益、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而依照法律规定必须将其自身的财务变化、经营状况等信息和资料向证券管理部门和证券交易所报告，并向社会公开或公告，以便使投资者充分了解情况的制度。它既包括发行前的披露，也包括上市后的持续信息公开，它主要由招股说明书制度、定期报告制度和临时报告制度组成。信息披露制度保障了交易的安全，维护着投资者的信心，也维持了证券市场的稳定秩序。我国证券市场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已逐步向规范化、法律化发展，信息披露制度也已建立较为完整的体系。但是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中仍存在很多违规行为，散布虚假信息、隐匿真实信息或滥用信息操纵市场、欺诈投资者、转嫁风险等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干扰了证券市场的完善和有序化，给投资者造成了巨大损失。 信息披露不真实、不准确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必须准确、真实，不得虚假记载、误导或欺诈，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但是，目前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中最为严重、危害性最大的也是信息披露失真这一问题，有些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严重失实，从招股说明书到临时、定期报告，一直是谎话连篇。他们为了达到某些目的，肆无忌惮地在财务会计信息上弄虚作假，致使虚假信息泛滥成灾。主要表现为这几个方面：其一，证券发行中的虚假陈述，即证券发行人、承销商等在发行申请书、招股说明书、募集办法等文件中作不实、误导、有重大遗漏的记载；其二，证券上市中的虚假陈述，即上市公司、中介服务机构在上市报告及相关文件中对诸如企业实力、经济效益、营业收入、利润水平等方面，作不实、误导、有重大遗漏的记载；其三，证券交易中的虚假陈述，即上市公司、证券商、证券交易所、投资咨询机构等在定期报告中作不实、误导、有重大遗漏的记载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发生了数起这样的案例，手段直露，胆大妄为。比如2001年引起股市地震的银广厦，通过伪造购销合同、伪造出口报关单、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伪造免税文件和伪造金融票据登手段，虚构企业交易，虚增剧额利润亿元，其中1999年亿元、2000年亿元。此外影响颇大的黎明股份、麦科特 、蓝田股份等案件也属此同类。 信息披露不充分、不完整上市公司应“依法充分公开内容完整的财务报告，充分公开实际发生的法定重大事件范围内的事项”。事实上，中国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大多是不完整的，对于关联交易等重大事项很少有作充分披露的。蓝田股份将公司股票公开发行前的总股本由8370万股改为6696万股，对公司国家股、法人股和内部职工股数额作了相应缩减，却一直未公开披露这件缩减公司股本的重大事项，后受中国证监会的严厉查处。棱光实业长期隐瞒对关联企业的担保事件，致使投资者损失严重。从公司的角度出发，大量的信息披露不但加重报告成本，而且容易使自己在市场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这是上市公司不愿作充分信息披露的客观原因。所以，证券法律允许上市公司自行决定是否公开那些与商业秘密有关的重大事件，以便在保护公司利益的基础上，保护股东及广大投资者的利益。与此同时，法律也一再强调，上市公司必须披露那些不利于公司股票价格、但有利于投资者做出重新选择的重大事件，比如上市公司涉及诉讼、仲裁事件，公司领导、高层管理人员违法受制裁的事件等等。 信息披露不及时众所周知，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与其股票的市场价格是息息相关的，信息往往起到价格信号的作用。从这个角度理解，在证券市场上，时间就是金钱。及时的信息披露，有助于投资者作出正确的投资判断；不及时的信息披露，却为内幕人员利用时间差进行内幕交易、牟取暴利或及时避险提供了条件，这对于普通的中小投资者而言，无疑是极不公平、不公正的。在我国上市公司的违规案例中，信息披露不及时并不少见：“漂河银鸽”买入“银广夏”股票未及时披露时间、恒泰芒果对于公司涉诉事项未披露事件等。经注册会计师签证的会计报表应当在报表签证后的两天以内向社会公众公布，但实际上大约只有三分之一的上市公司满足了这一披露要求。因此由于这些会计信息披露不及时的现象，为广大投资者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信息披露不严肃会计制度具有强制性和严肃性，但在现实中，一方面由于监督措施不力，一些企业为了自身局部利益而在会计处理上“各尽所需”，另一方面，证券监管部门要求上市公司必须在指定报刊或网站上发布信息，但总是有个别的上市公司不分时间、场合随意地披露。银广夏造假事件就是明显的例证。有些上市公司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有解释性说明、保留意见、拒绝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置之不理；有的在年报摘要中对注册会计师说明段所涉及的问题“三缄其口”；但虽然是“合规”地省略了会计报表附注，其经营中一些不容忽略的重要信息也被“淡化”处理了。会计制度的严肃性受到严重损害。2 造成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现状的原因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中存在的问题严重侵害了中小股东、债权人、顾客以及雇员的合法权益，使其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也给投资决策带来了严重误导。同时也损害了国家法律法规的严肃性，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破坏了社会经济法制化的进程。并且破坏了市场游戏的规则。因此，我们必须找出问题的成因，探讨出从根源上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 造成我国目前信息披露现状的动机和内部原因上市公司违反信息披露规则制度的动机从公司层面上看,上市公司违反信息披露制度的动机有三：第一、是简单地将上市等同于“圈钱”，有些企业把股份制等同于单纯的集资手段，把上市募集的资金看作是“永远不必还本的无息贷款”。为达到证券法对公司上市的资格要求，一些企业和中介机购、虚报资产、甚至伪造相关文件，以求上市“圈钱”。一旦上市成功，之前所作的种种承诺已成“南柯一梦”，投资者的钱早已“打水漂”了。第二、是为配合庄家操纵股价，以便谋取暴利。“利”字当前，各种违规手段层出不穷，比如虚报利润、虚增资产、修改财务报表，甚至联合媒介传播各种假消息。第三、是为应付证券法律规定的各种信息披露制度，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状况弄虚作假，尽量使披露的信息符合法律对业绩等情况的要求，以免被证监会、证交所“罚牌下场”。造成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现状的内部原因对于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从公司内部原因来看，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上市公司缺乏健全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治理结构对信息披露的影响已引起了会计界的广泛关注。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由于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引发的信息披露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一股独大”现状难以保障公司信息披露兼顾各方向观者利益，而是满足、体现大股东的意志，监事会形同虚设。其次，“内部人员控制”使得董事会职能失灵、上市公司与控股大股东之间不正常交易。也使信息披露极不规范，内部审计走形式，公司缺乏或不执行内部信息管理制度，公司内部也存在“信息不对称性”。最后，弱性效率的资本市场减弱了公司致力于信息披露的相关性，即所有公开可获得信息不能立即地、无偏见地为所有投资者获悉，或者是投资者没有能对公开可能获得的信息立即地、无偏见地做出反应，从而不能使股价做出正确反映，无法正确体现上市公司经营管理的好坏。第二、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不完善。 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制度还存在很大的问题。职责分配不分明、不能很好地相互制约、各司其职，从而使内部控制制度不能正常有序地进行。第三、企业内部财务人员素质不高。由于近几年会计制度规定和会计核算方法变化较大，使一些本来就一知半解的会计人员更难以胜任。有的会计人员往往不能有效地按国家财会法规、财经制度独立地进行监督，丧失原则、知情不报，共同作弊。导致法制规范失效。而且有些上市公司内部人员及其相关人保密意识和法律意识不强，导致公司内幕信息随意或提早泄漏。从而使公司和投资者利益受损，并且严重影响会计法制法规地发展，扰乱证券市场秩序。 造成我国目前信息披露现状的外部原因外部监管体系不完善从会计信息披露的外部监管环境来说，会计信息失真与虚假会计信息披露是由掌握上市公司控制权的经营者与会计信息相关利益主体(证券监管主体、鉴证主体、投资者等)行为博弈的结果。主要体现在证券监管主体对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不够；鉴证主体会计师事务所缺乏审计的独立性；监管者事实监管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近年来我国一直致力于信息披露制度的改进，但到目前为止，信息披露制度还存在不少问题：会计准则和制度的制定仍没突出市场经济主体，尤其是投资人和债权人的信息要求；制度制定速度落后于经济发展速度；对于一些重要信息(如表外业务、无形资产等)的处理和披露没有做出规定或规定得不够恰当；新旧法规以及各个法规之间存在着矛盾及不协调。如基本会计准则与具体会计准则之间，会计准则与税收制度之间都存在不协调甚至矛盾、冲突的地方，等等。中介机构管制力度不强注册会计师在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中没有履行其应有的职责。由于竞争，有些注册会计师为了眼前利益，在审计工作中为了维持与上市公司的良好关系，没有保持其真正意义的独立，在实践中没有很好地履行职责。有的会计师事务所对虚假的会计信息不揭露，还通过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等手段，为作假者服务。这种做法客观上助长了部分上市公司的违规违法行为。作为专业人士，会计师签名的文件一旦在上市公告中出现，无疑增加了该信息的证明力和可信性。但是，由于当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法律监管制度还不完善，而且某些会计师的道德素质低、职业操守观念差，出具虚假会计信息、误导投资者的事件屡见不鲜，严重损害了中小投资者的合法利益，比如“琼民源”一案中的中华会计师事务所和海南大正会计师事务所，是琼民源中小股东所深恶痛绝的虚假信息披露的重要“帮凶”。缺乏对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进行强有力的民事惩罚。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对违反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都有详尽的规定，主要以行政责任为主，辅之以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其中关于民事责任的规定最为薄弱，即重在惩罚，而不是对投资者的赔偿。在对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件的查处实践中，也主要以行政责任为主。所谓处罚力度的加大，也只是体现在追究主要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上。在财产方面，处罚后果往往只是表现为对当事人的违法所得全部由国家没收，而没有对投资者的民事赔偿。3 完善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现状的对策 完善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内部监管上市公司内部监管制度的建立，主要是解决内部制衡问题，防止权限失控和舞弊。健全内部监管制度首先要解决所有者对经营者的监管和控制，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其次，要完善公司的内部控制，经营者必须对下属进行有效的监管和控制。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治理结构作为会计监管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确保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内部制度安排，那么就要求企业产权制度的完善，使得所有权和治理权相分离的情况下，公司的治理机构能够如期实现企业的长期战略目标和计划，同时应对现行的业绩评价方法予以修改，将治理人员的个人利益同公司股东的长期利益联系起来，避免以基本工资和年度奖金为主的传统薪酬制度下治理人员的短期化行为倾向。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一项艰巨复杂的工作,要多方的共同努力,并在实践中不断发现问题，总结经验，在不断的改革中逐步深化完善。其基本方法可以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完善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形成有效的会计信息内部监控机制。其次，加快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建立独立的国有政权行使机构。最后，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只有在上市公司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时，才能建立起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内部控制的屏障。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制度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应当是职责分明、相互制约、各司其职、有序运行完善内部控制制度，还必须对公司内部治理组织结构和制度设置进行必要的调整。第一，进一步发挥审计委员会的作用。加强内部审计的独立性，从源头上对会计信息质量进行有效的控制。第二，完善董事会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中董事会的人员构成并强化董事会的责任，建立一种董事会与总经理相互制衡的机制；立法对董事的股份条件做明确的规定，使得股东不仅享有权益同时要真正负责起其应尽的义务。第三，发挥监事会的作用。监事会必须有精通业务、会计、法律的人员并有权监督公司财务、业务状况。由于我国不合理的股权结构与国有股东所有者缺位已经对经营者极力不足，还有公司控制权市场以及经理人才市场不够成熟等原因使得上市公司的委托代理机制基本上失效，失去约束的代理人选择败坏道德行为和进行虚假会计信息披露是其理性的选择。只有完善了公司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制度，才能有效地对公司会计信息披露进行监管，实现所有者、经营者和下属之间的合理关系，互相督促，实现企业利益的最大化。加强道德建设，提高信息披露诚信意识在会计信息披露法制规范最完善的国家，也避免不了法制规范在某些方面存在模糊、笼统等问题。会计信息披露主体就可能利用法制规范漏洞，以非法的手段达到“合法”的目的，导致法制规范失效。因此，法制监管约束不到的地方，就需要借助道德的力量。社会整体道德的提高可以对企业的诚信起到积极的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同时，要提高公司经营治理者的道德素质，除了坚持对公司经营治理者的道德考核外，还应建立有约束力的职业经理人市场。通过职业经理人市场对公司经营治理者道德水准的激励和约束，长期坚持将会培养公司经营治理者老实守信的观念，提高公司经营治理者的道德水平，最终使公司也守信，不再披露虚假的会计信息。在加强社会和经营者道德建设的同时，建立上市公司诚信档案，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上市公司老实守信意识。将上市公司的问题和不真实信息公布出来，可以使企业自觉坚持老实守信，也可以方便监管工作的进行。 完善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外部监管完善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外部监管体系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外部监管体系，首先要强调政府的集中立法治理，将政府监管置于治理体系中的首要地位；其次要依靠自律机构完成一线监管活动，弥补因政府监管成本过高和政府失灵所造成的监管效率不足同时要注重法制，引入司法监督及媒体等社会监督力量。在以上两个方面为基础指导思想的前提下，首先要发挥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核心监管力量，对上市公司的规范运作及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内容进行监管和审核，及时发现和查处信息披露中的各种违法违规行为；其次要发挥证券业协会和证券中介服务机构的自律监管和社会监管力量；同时要发挥媒体和投资者的社会监督和市场监督力量。一家优秀的媒体为了获得市场的青睐，有动力来报道事实的真相，而这种事实真相的报道正是证券市场有效监管的另一种方式。而投资者则是会计信息的最终需求者，他们将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作为决策的依据，因而他们对于信息披露的监管是自发且严格的。与此同时，完善我国司法诉讼制度和证券法律法规的民事赔偿制度也是不可或缺的。完善我国司法诉讼制度，通过民事诉讼来惩处会计造假、会计信息披露违规，对上市公司高管行为实施严刑峻法，才是比较有效和现实的监管方法。发展集团诉讼制度，将小股民的力量集中起来，同心协力共同向虚假信息披露者索赔。加强会计信息披露的监管力度现今，信息披露违规行为屡禁不止，层出不穷，固然有巨大的利益诱惑，但更大程度上在于违规行为被监管者发现的概率较小。为提高违规者所支付的违规成本和违规行为查处的概率从而最大限度的降低违规者的违规期望收益可以做到。首先，提高违规成本，可以完善《证券法》中的民事损害赔偿制度。它通过责令违规者赔偿受害投资者的损失不仅可以有效地剥夺违规者通过违规行为所获得的非法利益,而且给违规者强行加上了一种经济上的巨大负担。同时可以建立中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信用体系。这样可以使严重违法的中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从证券行业中彻底出局,另其丧失执业资格。其次，提高发现违规行为的能力，可以确立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三位一体的监管框架，并使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加强对注册会计师的管理，最后还可以建立信息披露的风险预警系统。当有着内部逻辑众多的监测指标出现异常情况时，发出不同程度的风险预报，并将之转化为一般投资者能够理解的信息。这将大大地提高及时发现违规的能力，并有效的保护投资者免受巨大的损失。补充内容：摘要: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中存在着很多不规范的现象，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不真实、不完整、不及时、不严肃等情况的事件频频发生，社会对此的反应也十分强烈。这些现象不仅严重地损害了我国证券市场和上市公司的健康发展，也使广大投资者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对社会造成的影响也越来越严重。从而使社会对规范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因此，完善会计信息披露不规范的现状就变得刻不容缓。本文针对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中不规范的现象，深入地分析了问题的根源，从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现状出发，探讨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找出这些问题的成因，并提出一些规范与完善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对策。关键词: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 证券市场参考文献1.阮慧荣.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时代经贸,2007,112.杨文静.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失真分析.科技信息,2007,123.欧群芳.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问题研究.广东:广东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4.段秀芝.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规范研究及对策探析.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65.李秀芳.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问题的研究.山西:山西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对律师行业不正当竞争问题的法律思考内容提要：律师行业的不正当竞争是目前律师行业日益突出的问题，本文从深层次分析了律师行业不正当竞争的原因，并对禁止律师行业不正当竞争的必要性及可行性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律师 不正当竞争 必要性 可行性不正当竞争是伴随着商品经济竞争的产生而出现的不当行为，作为一个法律概念，最早见于1883年的《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该公约规定：“凡在工商活动中违反诚实经营的竞争行为即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将不正当竞争行为定义为经营者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而律师行业的不正当竞争主要是指律师或其执业机构（律师事务所）违反公平、平等、诚实、信用原则，通过不实宣传、诋毁、及低价收费等手段妨碍其他律师或律师事务所正常业务的开展，损害其合法权益，扰乱法律服务市场，扰乱司法秩序的行为。律师行业的不正当竞争与一般市场主体的不正当竞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律师从某种角度看也是市场主体，具有市场主体的一般属性，但其与一般市场主体又有显著区别，律师不仅有维护与其签订委托合同一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义务，同时还负有维护社会主义法律正确实施的义务，因此，律师行业的不正当竞争问题不仅涉及到对法律服务市场的规范问题，还涉及到我国法治目标的实现问题，对律师行业的不正当竞争问题进行探讨殊为必要。一、 律师行业不正当竞争的成因分析及特点我国律师行业产生不正当竞争的深层次原因是由于律师法律地位的变化。1980年8月26日第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5次会议讨论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将律师定位为国家的法律工作者,律师的执业机构为法律顾问处，属事业单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真正意义上交换和流通，没有冲突和纠纷，一切问题都是预先安排的，企业或生产者没有自己的独立身份、独立意识和独立经营权益，不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这种体制下的法律或规则也不可能具有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性，因为这里的法律或规则实际上是居高临下的长官意志的体现，是贯彻长官意图的工具，其目的和作用是把与权威与服从关系固定化。在计划型社会中，社会主体几乎没有独立的法律服务需求。因为行政命令将它扼杀了。 律师及其执业机构行使的仅仅是国家职能，并没有参与到市场竞争中去，其经费依靠国家财政拨款并列入国家事业预算，因而也就不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正当竞争与不正当竞争的问题。十四大以后我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时期，1993年12月国务院批准的《司法部关于深化律师工作改革的方案》明确提出：我国律师工作改革的总体目标是不再使用生产资料所有制模式和行政管理模式界定律师事务所的性质，应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国际交往需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行自愿组合、自收自支、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律师体制。律师及其执业机构的法律角色逐步由国家职能的执行者向市场主体过渡，律师行业被逐步纳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列，律师通过自己的知识、技能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当事人则通过给付金钱的方式向律师支付酬金，律师与当事人之间达成的这种双向合意的社会契约行为实质上是一种商业行为，从这点来看，律师及其执业机构与一般的市场主体并没有什么区别，在某种意义上说律师也是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只不过其提供的商品是无形的，是一种智力成果。作为受市场利益驱动的主体，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律师及其执业机构之间的竞争便不可避免，在竞争的同时也必然伴随着不正当竞争。随着1996年的《律师法》的颁布，律师在市场经济体系中的法律地位得到了进一步明确，即律师是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律师已不再是依托国家权力机器的强制职能的执行者，律师履行职责的方式是一种基于非强制性的双向选择基础上的法律帮助方式 。因此，由以上分析可知，律师行业由不存在竞争到不正当竞争的加剧其深层次原因是由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转变导致律师法律地位的改变所致。除了以上深层次的原因外，律师行业的内、外部机制及其所处的环境对该行业的不正当竞争也有一定的推波助澜作用，这些内、外部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点：(1)兼职、特邀律师的存在是导致现阶段律师行业不正当竞争的一个主要原因。在我国，由于律师资源的一度紧张，导致兼职、特邀律师的出现并与专职律师在较长时期内并存，从现阶段来看，我国的兼职或特邀律师绝大部分是一些高校法律教师及司法机关的离、退休人员，这些人员与司法机关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如高校法律教师与一些法官往往存在师生关系，司法机关的离、退休人员往往曾在原司法机关担任要职等），他们所具有的双重或多重特殊身份使得他们较其它律师有更多的案源以及“胜诉”的机会，另外，兼职、特邀律师与专职律师相比具有较大的松散性和随意性，较难受到严格、规范的专业管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律师服务市场管理的无序和混乱局面。从国外律师业来看，西方国家的从业律师大多为专业律师，不允许其他形式的存在。为此，有学者提出了取消兼职、特邀律师的观点， 笔者对此表示认同；（2）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律师及其执业机构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缺乏统一、明确的规范，没有统一的组织机构对其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监督和管理，从而导致律师行业的不正当竞争虽然在较大的范围存在但仍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的局面。(3)外部相关体制的不合理导致律师行业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存在。如在税费制度上，对律师事务所征税时倾向以企业定性，实行高税率，而在物价上制订收费标准时又倾向以事业单位定性，实行低收费，又由于各地在税费标准上存在差距，从而导致一些律所采取规避法律的手段实行不正当竞争。即先在实行较低税率的地区注册，然后在经济发达、高税率的地区设立分所营业，以逃避税收；(4)社会的整体导向以及当事人的价值取向促使律师将追求胜诉作为办理案件的目标，社会整体导向是能打赢官司的律师才是好律师，当事人也正是基于此种价值取向来选择委托律师。为了胜诉，一些律师及律所不得不动用各种手段、通过各种途径进行不正当竞争；因此，律师行业的不正当竞争与当前的社会风气也有较大关系。从目前来看，律师行业的不正当竞争主要有以下特点：(1)不正当竞争行为主要发生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和沿海地区；在这些地方，由于律师及律所比较集中，众多的律师及律所为了争夺有限的案源，必然会采用各种不正当手段争抢业务，排挤同行；(2)不正当竞争手段多样化且具有隐蔽性。1995年司法部虽然发布了《关于反对律师行业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但由于对律师行业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界定不明导致现实中存在的一些不正当竞争行为并未纳入不正当竞争之列，现实中不正当竞争手段呈多样化的特点。如《规定》中对律师及律所的广告宣传问题缺乏详细规定，导致律师界利用各式广告进行不正当竞争的事例比比皆是，一些虚假及夸大的宣传混淆视听，误导当事人，严重损害了律师在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也扰乱了法律服务市场的秩序。而前述的因兼职、特邀律师的存在所导致的不正当竞争则具有较大的隐蔽性。二、禁止律师行业不正当竞争的必要性(一) 是规范律师行业秩序的需要律师行业作为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一部分，必须遵循市场规律，市场规律要求市场主体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应遵循公平、平等、诚实信用、公开和效益原则，否则各行其是必然导致混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维护和促进平等、公平竞争，反对不正当竞争和垄断。 不正当竞争作为正当竞争必然伴侣，在客观上将引起资源配置背离价值规律，造成资源流向的不合理，使市场机制不能正常地发挥作用， 从律师行业来说，律师及律所的一些不正当竞争行为，如无正当理由，以在规定收费标准以下收费为条件吸引客户的行为是严重背离市场价值规律，市场价值规律要求商品依据其价值进行等价交换。一些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行为从本质上来说也属于欺性交易行为， 其结果将造成法律服务市场的混乱，使当事人无法选择正确的选择法律服务，其合法权益由于缺乏正确的法律指导将得不到及时、合法的维护，另一方面一些高素质的律师由于受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排挤，无法获得充分的案源，无法施展才能，为了在法律服务市场的竞争中生存，最终或许也将走上不正当竞争之路，其结果将导致律师业务素质的下降，使律师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整体形象受损，因此，禁止律师行业的不正当竞争是规范律师行业秩序，保证法律服务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律师的整体业务素质的需要。(二) 是维护法律正确实施、保证我国法治目标实现的需要十五大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目标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社会主义法治目标的实现有赖于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原则的贯彻。就律师行业而言，虽然律师不再是国家法律职能的执行者，但其仍承担维护法律正确实施根本任务。律师的根本任务有两层含义：(1)律师及其执业机构自身必须严格依法办事；(2)律师有责任敦促执法机关和当事人严格依法办事。 律师根本任务的实现是我国法治目标实现的重要环节。因此，律师在其执业过程中若实施诸如故意诋毁其他律师或律师事务所声誉、故意在当事人与其代理律师之间制造纠纷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其本身就是违法行为，不仅无法实现律师的根本任务，而且是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行为，另外，律师利用其兼有的其他身份(如以前曾在行政、司法部门担任过领导职务或与现任行政、司法部门领导有特殊关系的)在法律服务市场进行不正当竞争的行为将严重干扰我国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检察权，是对“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治原则的践踏，因此，禁止律师行业的不正当竞争是律师及其执业机构严格依法办事的要求，是由律师的根本任务决定的，禁止律师行业的不正当竞争对于司法机关排除干扰、依法独立办案、保证法律的正确适用有重要意义。从根本上来说，禁止律师行业的不正当竞争是保证我国法治目标实现的需要。(三) 是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市场经济是开放经济，它一方面要求建立统一开放的国内市场体系，另一方面也要求国内市场国际化，加入国际经济循环，实现全球范围内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促进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从法律服务市场来看，1992年6月26日司法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颁布的《关于外国律师事务所在中国境内设立办事处的暂行规定》中规定外国律师事务所未经司法部批准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不得在中国境内设立办事处并从事业务活动；不得规避法律，以咨询公司、商务公司或其他名义从事法律服务活动；不允许外国律师直接在我国境内设立律师事务所或与中国律师联合在我国境内开设律师事务所。另外，办事处不得聘用中国律师，不得办理中国法律事务。这些规定实际上是限制法律服务市场的对外开放。但自1986年我国正式提出恢复GATT席位的申请后，为了在“复关”问题上取得有利及主动地位，我国于1991年7月对世界做出了先一步开放包括银行、广告、旅游在内的6个专业服务行业的初步承诺，1992年7月起正式开始了允许外国律师事务所在中国设立办事处的试点工作。 在申请加入WTO的谈判过程中，我国已提交了服务贸易市场开放承诺单，根据承诺，中国一旦加入WTO，作为专业服务贸易领域一部分的法律服务市场将逐步开放，对外国律师业务的限制将逐步消除，国内外律师业的竞争将加剧，就两者的实力而言，国内律所无论是在服务理念和管理模式还是在办公的软硬环境方面都无法与国外律所相比，在此种情况下，本国律师及律所如果不注重提高自身素质，不注重改善软硬服务环境，仍把精力放在诸如拉关系、走后门、低收费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上，其结果必然会失去在市场中的竞争力，最终被市场所淘汰。二、 禁止律师行业不正当竞争问题的可行性探讨禁止律师行业不正当竞争的可行性问题关键是如何将禁止不正当竞争的规范或规定在实践中付诸施行的问题。应该说我国法律理论及实务界在较早以前就对律师行业的不正当竞争问题给予了关注，早在1995年司法部就制定了《关于反对律师行业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其中对不正当竞争行为做了界定，规定了不正当竞争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及惩戒机构和方式，然而该《规定》在实践中绩效不佳，律师行业的不正当竞争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呈蔓延之势，时至今日，律师行业的不正当竞争问题再度成为法律理论界及实务界探讨之焦点，其核心问题仍是可行性问题，笔者认为禁止律师行业的不正当竞争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1) 对律师行业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禁止应由立法机关制定法律规范来调整；我国律协的功能与国外律协有较大差别，如美国律协（简称ABA）有立法权，美国的律师立法是由律协而不是由政府的立法机构来进行，其制定的法律法规经各州政府的议会或高等法院通过后具有普遍的强制性。 而我国律协是社团法人，是律师的自律性组织，它没有立法权，其制定的规则也不具有强制性的规范作用，仅具有行业内的一般规范和指导作用，因此，在我国仅依靠自律或由没有强制力保障的行业规范来禁止律师行业的不正当竞争只能是一种权宜之策，从长远来看，只有将其调整的层次上升到立法的层面，即制定具有普遍强制性的法律规范才能实现令行禁止；因为法律规范在道义上的公正性，在形式上和内容上的明确性、稳定性，在效力上对全社会的普适性、权威性，都是其他社会规范所无法比拟的。 (2)在禁止性规范中应准确地界定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内涵及外延，尽量以明确的列举式方式规定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种类。我国1995年司法部的《规定》之所以效果不大，在很大程度是由于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界定不明、列举行为的外延过宽所致。如关于律师行业的广告宣传问题，其规定不符合实际的宣传为不正当竞争，但到底哪些行为是不符合实际在实践中难以把握；而事实上一些即使符合实际的宣传也可能构成不正当竞争，如某律师与法官有亲戚关系或其它特殊的关系，某律师曾担任过法院院长或其它领导职务，这些事实都是符合实际的，而且也是现实中不正当竞争的主要途径或方法，然而《规定》将其排除在不正当竞争之外，显然不妥。(3)应完善对律师行业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监督机制，健全律师惩戒组织机构，建立律师惩戒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强化律师惩戒委员会的功能，严格依法追究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律师及其执业机构的法律责任。95年《规定》颁发后，律师行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呈蔓延之势，其主要原因是缺乏相应的内、外部监督机制，惩戒机制不完善，如律师惩戒组织机构不健全，律师惩戒委员会功能没有得到强化。律师实务界的一些不正当竞争行为有目共睹，如关系案，人情案，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内、外部监督机制，使得实践中对律师行业不正当竞争的检举、举报情况甚少，导致有关律师行业不正当竞争的案源缺乏，相关的法律责任及法律制裁也就无法落实，法律的强制性和权威性也无从体现。法律规范只有得到实施它才有实效， 因此，要禁止律师行业的不正当竞争，保证律师行业的健康发展，工作的重点应放在如何具体落实相应的规范或规定上。参考文献：刘瑞复主编：《中国经济法律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35页。谢佑平著：《社会秩序与律师职业---律师角色的社会定位》，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20页。胡锡庆主编：《中国律师法学》，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4页。谢佑平著：《社会秩序与律师职业---律师角色的社会定位》，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56页孙国华主编：《法理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09页。徐孟洲主编：《市场竞争的法律调整与对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1页。②盛杰民主编《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理论与实务》，中国商业出版社1994年版，第261页。根据我国《律师法》规定，律师有二个层次的任务，其具体任务是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本任务是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胡锡庆主编：《中国律师法学》，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6页。孙国华主编：《法理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09页。周福民 洪晴：《中国律师如何面对WTO》，载《中国律师》2000年第1期青锋编著：《美国律师制度》，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113页。赵震江主编：《法律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4页。(奥)凯尔森著 沈宗灵译：《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69页

论法律规避①向会顺杨兵[摘要]我国目前仍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纠纷不可避免，而制度多元，因此，处理纠纷的方式也呈多元化的格局。我们在承认法治乃社会卞流的同时，也应给予有条件的法律规避以一定的地位，认为法律规避是一种制度创新。[关键词1法律规避;多元化;制度创新;法治一、法院解决纠纷不是治理社会的唯一方式社会牛活就像万花筒一样多姿多彩，社会牛活的卞人在J:受丰富的社会牛活的恩赐的同时，也难兔出现这样)Jl;样的不愉快，常rl适:“才齿和舌头)Jl;么好，却兔不了时常要磕磕碰碰”，因而，各种纠纷常常伴随着人们，如影随形。一曰发牛纠纷以后，人们必须想方设法寻求解决。诚然，现实牛活，}，，解决纠纷的方式多种多样，诸如法院审判、基层司法人员调解、人民调解、以及私了等。现实牛活，}，，人们彼此间一曰发牛了纠纷，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在排解纠纷的时候往往并不是首选法律这一神圣的利器，而是经常通过私下协议来解决。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在学理上有学者称之为“法律规避”，在民间则称之为私了。但是，有很多人刘一私了却持有偏见，他们全然不顾私了在现实牛活，}，所发挥的作川，一味地指责私了，认为“私了”不舍为人治幽灵的现代变形金刚，把私了简单地等同于人治，并且认为私了的存在势必造成社会卞义法治实践的低效性和副效性，而低效性和副效性又会影响社会法治意识和法律意识的提高，其结果就会削弱法治的权威，阻碍，}，国现代化的前进步伐。他们认为，“私了”悖离国家法律，其结果无非是放纵违法犯罪，使应该受到查处的违法犯罪分子逃避法律的制裁，从而严重损害了公民权益和法律尊严，也助民了社会上某此歪风邪气的蔓延。不仅如此，还有的精英观点认为，私了“具有严重的危害性”，不利于现代法制的形成。因而，他们反刘一私了，认为法律万能，卞张法律能解决一切纠纷。其实，法律不可能包罗万象，不可能规定一切我们在信仰法律、尊重法律的同时，也必须承认法律的局限性，况且，社会生活千变万化，因而社会纠纷也就形形色色，有鉴于此，我们也就应该承认排解纠纷的方式旱多元化，允许多种方式并存，敢于直而现实，一方而，高举法治这而大旗，弘扬法治，加强司法审判功能，另一方而应该承认，法院解决纠纷不是治理社会的唯一方式，应该承认调解的作用，承认法律规避的价值。如苏力老师在他的《法律规避和法律多元》一文，I，就高度评价了法律规避在处理具体纠纷}I}的作用，说“作为法律规避的私了在，I，国农村具有解决纠纷、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我只是隐含地、而未能明确指出法律规避在，I，国法制建设'I，实际起到了制度创新的作用”。〔‘〕其实，在苏力老师的《法律规避和法律多元》一文的字里行间，已经明确提出并充分论证了“法律规避是一种制度创新”这一命题。二、法律规避是一种制度创新那么，为千}么说法律规避是一种制度创新呢?所谓法律规避即私了，意即纠纷双方在没有国家公权力介入的情况下，双方而对而或者在第三人的参与下通过协商解决纠纷的一种方式。法律规避是一种制度创新。首先，从先法的角度来看，当事人选择民间纠纷私了，是在行使其先法赋予的自由和权利。我国现行先法规定，公民在行使自己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自由和权利。由此可知，公民选择何种方式解决纠纷是他们自己的事。同时，我们必须承认私了是一种现实的，而且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当事人选择私了解决纠纷是合乎情理的，是理性的选择。不妨仍以苏力老师的《法律规避和法律多元》一文，n所举的案子为例来加以说明。一天，男青年甲与其钟情的另一个村子的女青年乙约会，该女欣然前往，如期而至。在约会期间，男青年甲未征得乙的同意而强行与之发生了性关系，致使女孩儿哭哭啼啼的离去了。起初，女方父母得知此事后便向当地派出所报了案。然而，在男青年甲被逮捕之前，男女双方就此事在一定条件下达成了和解。但是，其行为被政府发现而宣告和解无效，该男青年被绳之以法。那么，男女双方为千}么要冒着规避法律惩罚的风险来协议解决呢?答案不难发现，首先可以肯定，双方的行为是一种理性的选择。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人是利益的最大化者，双方合作规避惩罚则将产生帕累托最优，反之则将产生纳千}均衡。换句话说，当他们合作所产生的预期收益将大于不合作带来的利益。而就此案来说，双方合作是有条件的，一则这对恋人是有一定的感情基础的，否则，该女孩不会贸然赴约。一则双方家庭有着和睦的关系，否则，其子女不会谈婚论嫁。虽然在其感情的发展过程，i，出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事，但是既然不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那么就得勇敢的去而对。在该个案，1，，如果双方寻求司法途径予以解决的话，将会带来很不好的后果。由于历史的原因，国人非常看重女孩子的贞操。所以，如果公了该案，很明显将会给乙带来不利的影响，比如说就因为此事会使她以后难以抬头作人，难以找到称心如意的郎君，以及其它更为严重的后果。有鉴于此，双方决定私了该案，由男方给女方一定的补偿，并娶其为妻。丙说，无论以何种方式解决此事，双方以后还要在同一片蓝天下生活，低头不见抬头见，此事如果处理不好将会影响以后的生活。所以，双方在冷静之余决定选择私了，何乐而不为呢。其次，私了纠纷往往是在国家制定法的基础上进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制定法是私了的基点”。吐〕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如果女方不懂法律就不会报官，如果男方不了解法律的相关规定就不会卞动私了，“正是依赖于国家制定法的隐性存在，那此民间的、习吸的‘法律规避’才变得起作用。正是在在这个意义上，在解决这一社会冲突，I I，我们可以说制定法通过民间的‘法’始终存在，扮演了一个角色。; C} J与此同时，“规避法律的过程竞就变成了一个学习制定法的过程。规避法律的企图竞成了他们学习法律的动力。换舀之，他们越是希望能有效地规避制定法，他们就越愿意了解国家的制定法。在这个意义上，规避法律的过程成了一个学习了解甚至研究国家制定法的过程”。Ca综上所述，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生活iy，有条件的私了，进行合理的法律规避有益无害。三、法律规避的限制正如前述法律并非万能一样，规避法律也是有条件的。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而:一是规避法律的范围的限制。我们提倡民事的、经济的、以及轻微的刊事案件，如轻微伤害案件、诽谤案件以及一此不告不理的案件，纠纷双方当事人可以通过各种方式私了，但是不允许私了严重的刊事案件，不能用法律来规避刊罚。_是当事人双方规避法律必须遵循公序良俗原则，不能违背善良风俗，必须遵循婚姻家庭的适德准则，比如，霸占他人妻女而赔钱了事。第三、虽然上文已经借苏力老师的文章谈到了法律规避的基点是国家制定法，但是毕竞在具体解决纠纷的时候，并没有借助国家公权力，虽然纠纷双方已经达成了有关协议，但并不具有国家强制力，由此也可能丙次给某一方带来新的麻烦，如果其i}，一方拒不执行协议，那么有可能丙次诉之法院，有的时候还可能造成第一次伤害，生活i}，不乏其例。第四，当事人双方规避法律的行为不得违背法律规定，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和他人的利益，这是国家根本法的硬性规定。上而所举的案例，}i的男青年之所以银挡入狱，就是因为其行为严重违反了国家制定法，}iv重损害了法律的权威。四、结语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依法治国，建设社会卞义法治国家的步伐逐步加快，公了，法律是治理社会的卞要手段，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其他的排解纠纷的措施，如私了，应该承认，私了纠纷在社会，}i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承认法律规避并不是天外来客，而是现实社会，}i客观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承认法律规避是一种制度创新，纠纷双方合理的规避法律有助于和谐社会的旱日实现，有助于加快，1，国法治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