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南瓜小咪咪
[1] 韩，李镐澈、朴宰弘，朝鲜后期农书中水稻品种分析，《古今农业》，2003年第1期，32-45页；金荣镇，17世纪韩国水稻栽培技术体系。《古今农业》，2003年第2期，48-60页。[2] 韩，崔德卿.韩国的农书和农业技术——以朝鲜时代的农书和农法为中心，《中国农史》2001年第4期，81-95页。[3]宋·王得臣：《麈史》卷三载：“安陆（今湖北安陆）地宜稻，春雨不足，则谓之打干种。盖人牛种子倍费。元符己卯（1099）大旱，岁暮，农夫告曰：来年又打干矣。盖臈日（农历十二月初八）牛?泥中则然。明年果然”。清程瑶田《九谷考》载：“吾徽播种生秧，有水旱二法。然皆必拔而更莳，及其更莳也，则皆在水田中。”又民国八年《建德县志》卷二载：“他处有不施水之秧田，谓之：畑秧田，其利或出水田之上。”（稻下编，177页）民国时期，四川省立教育院的曾吉夫教授则总结了一套“水稻旱秧田法”引自王达、吴崇仪、李成斌合编，中国农学遗产选集，稻下编，农业出版社，1993年，（以下简称：稻下编）549页。[4] 宋·叶廷珪，《海录碎事》卷一七载：宋代“果州、合州等处（今重庆直辖市）无平田，农人于山陇起伏间为防，潴雨水，用植粳糯稻，谓之（田曾）田，俗名雷鸣田，盖言待雷鸣而后有水也，戎州亦有之”。[5]民国二十一年（1932）罗平县志，卷六，稻下编， 904页。[6] 游修龄在《中国稻作史》中有一节提到直播，指出直播有两种情况，一是旱稻（陆稻）的直播，二是水稻的水田直播。并认为，旱稻的直播起源早于水田的直播，《齐民要术》中仍然沿用的是直播法。（中国农业出版 社，1995年，148-49页）[7] “水稻篇”：“北土高原，本无陂泽。随逐隈曲而田者，……既生七八寸，拔而栽之。（既非岁易，草稗俱生，芟亦不死，故须栽而薅之）”；“旱稻篇”：“科大，如穊者，五六月中霖雨时，拔而栽之。入七月，不复任栽。”[8] 这种现象在移栽普及的今天仍可看到。今日农民在耘稻时，看到一杂草与稻株盘根错节时，也会偶尔采用拔而栽之的办法来清除杂草，然后将稻苗回栽。[9] 一作湖湘之圩，表明今湖南地区在明末清初时也有水稻直播的存在。[10]曾雄生，象耕鸟耘探论，自然科学史研究，1990（1） ，67—77页，又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中心《经济史》，1990年第3期，16—25页；没有耕具的动物踩踏农业－－农业起源的新模式 ，农业考古，1993（3） ，90—100页，又《二十世纪中国民俗经典·物质民俗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307-328页。[11] 据家父告知，一个强劳动力一天只能插一亩。弱者只能插6、7分田。这还不包括拔秧在内。同时也插莳的疏密有关。在我们当地早稻的行株距为5、6寸。晚稻7、8寸。一季晚稻（迟禾）为8、9寸。[12] 宋，苏东坡，秧马歌序：“予昔游武昌，见农夫皆骑秧马。以榆枣为腹欲其滑，以楸桐为背欲其轻，腹如小舟，昂其首尾，背如覆瓦，以便两髀，雀跃于泥中，系束藁其首以缚秧。日行千畦，较之伛偻而作者，劳佚相绝矣。”[13] 如，《宋会要·食货》载：“庆元四年（1198）八月二十九日，臣僚言：湖北路平原沃壤，十居六七。占者不耕，耕者复相攘夺，故农民多散于末作。”[14]《宋史·食货志》：淳熙三年（1176），臣僚言：“……今湖北惟鼎、澧地接湖南，垦田稍多，自荆南、安、复、岳、鄂、汉、沔污莱弥望，户口稀少，且皆江南狭乡百姓，扶老携幼，远来请佃，以田亩宽而税赋轻也。”[15] 宋，彭龟年，乞权住湖北和籴疏，止堂集，卷六。[16] 元，王祯，农书·农桑通诀·垦耕篇。[17] 清，程瑶田，九谷考，稻上编，248页[18] 陆世仪（1611-1672），江苏太仓人。明末清初著名学者，著有《思辨录辑要》，是书卷十一“修齐类”阐述了作者对于农业生产技术的见解，他主张以直播来取代移栽。[19] 清·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卷十一“修齐类”。[20] 潘曾沂，江苏吴县人，长期生活在原籍，对农业生活颇有研究。道光八年（1828）他在庄地（丰豫庄）试行区种法，写成《课农区种法直讲》三十二条，详细讲解区制、播种、耕耘、用粪的方法，主张深耕早播，稀种多收。道光十四年（1834），又刻了《丰豫庄诱种粮歌》和《课农区种法图》。后来作者的侄子把这些文字连同其他文字，合编为《丰豫庄本书》，于光绪三年付刻。《本书》中对丰豫庄的稻作生产技术进行了总结。其所阐述的稻作技术的核心却是水稻直播。[21] 清，潘曾沂《丰豫庄本书》[22] 宋，翁卷，乡村四月，西岩集。[23] 清，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卷十一，修齐类。[24] 宋，彭龟年，乞权住湖北和籴疏，止堂集，卷六。[25] 民国时期南方地区的旱稻直播法也有镇压环节，但用于出苗之后，方法和作用也与《齐民要术》中所载不同，主要用于促长。“二月清明节后，驾牛将地犁松，以长圆石轮，顺土滚拖，碾土为细末，再以木耙钧尽芜草，始将谷种洒于细土上，以犁翻土，又用齿耙拖拽，则谷种即掩于细土中二三寸许。月余秧长五六寸时，以牛拖拽长圆石轮，滚于秧苗上，嫩叶被碾后，蹂折腐绒，似觉枯萎，再用木齿耙拽拖梳苗使顺。不数日，秧苗旺发，绿叶成丛，仍复旧状。因石轮滚后，土平贴，根稳固，秧苗遂因之怒长。”（民国二十一年（1932）罗平县志，卷六，稻下编，904页）。[26] 旱稻直播除草：“俟苗长八九寸或尺许时，用竹笼套手臂，拔草或以锄铲草。”（民国三十一年（1942）墨江县志稿，农业，稻下编，907页。）“嗣苗高尺许，以小钧锄将芜莠恶草铲除，捶其根旁，如此耘锄二次或三次后，工作始毕。”（民国二十一年（1932）罗平县志，卷六，稻下编，904页。）[27] 游修龄，中国稻作史，第142页。[28] 南宋·邓深，大隐居士诗集，卷上。[29] 战国，吕不韦，吕氏春秋·辨土[30] 清，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卷十一修齐类。[31] 明?徐献忠，吴兴掌故集（1560）。[32]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八，花木门，月禾。[33] 日本金泽文库抄北宋本《要术》则将“升”改为“斗”，资料主要来自《齐民要术》等书的《四时纂要》亦说：“每亩下三斗”，有人认为这是指移栽情况下的秧田播种量。[34]明，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上，乃粒，第一卷。[35]南宋朱熹在《乞给借稻种状》中提到：“各请田主每一石地借与租户种谷三升”。石作为面积单位，用以计量土地。其具体数量各地不一：有以十亩为一石的，也有以一亩为一石的。如果按一石一亩计算，则大田平均每亩的播种量大致是毎亩3升。又据史料记载，南宋时军屯稻田“一百二十一顷五十八亩，计用种一千一百一十五硕七斗五升。”（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之二一），平均每亩的用种量约为升。[36]民国时期，四川出现的旱（干）田直播法，除了采用穴播（即挖成一个一个的窝窝播种）外，也采用条播的方式，开成一条一条深二寸的沟，然后下种。并强调沟和窝要尺可能深一些，把种子下后盖一点灰，并且用脚 轻轻踏一下。这是因为粘土，以后把水蓄起时，泥就很稀，谷子就容易倒， 所以沟和窝要深，并且稍稍要踏他一下，使他定根较深。（合川文南特刊第一期，民国二十六年（1937），稻下编，550页。）这又和《齐民要术》中所记载的旱稻直播法有相似之处。[37] 民国，合川文南特刊第一期，民国二十六年（1937），稻下编，547-48页。[38] 曾雄生，中国历史上的黄穋稻，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292-311页。[39] 清，嘉庆《海曲拾遗》卷六，物产，稻下编132。[40] 清，包世臣，中衢一勺，稻上编，355页。[41] 此一品种可能在宋以前即已存在，又称为赤?。司马光《类篇》卷二十：“?，庄加切，红稻也。”[42] 韩，李镐澈、朴宰弘，朝鲜后期农书中水稻品种分析，《古今农业》，2003年第1期，36页。[43] 具体地点待查。载：《中国农史》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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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网络直播的论文
现在网络直播行业火热，出现了主播平台、网红等新名词。在此，我为大家准备好了关于网络直播的论文，一起来学习吧！
摘要： 网络直播作为一种新兴的网络传播途径，近两年来成为一种大热的现象，笔者以主播和观众两个群体为切入点，分析了网络直播参与者背后的心理动力，发现主播和观众在互动中主要受自我表达欲望的驱使。并在最后讨论了如何引导网络直播健康发展，从而消减其对参与者心理的消极影响。
关键词： 网络直播；自我表达；卷入度；孤独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智能终端的普及，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方式越来越多样化，所谓的网络直播应运而生。通过在现场架设独立的信号采集设备（音频+视频）导入导播端（导播设备或平台），再通过网络上传至服务器，发布至网址供人观看。其又可分为“表演性质的网络直播”和“实录性质的网络直播”，前者常见的就是各类主播通过镜头唱歌、模仿、脱口秀以及动作表演等，而后者则是各类会议、活动或事件的网络直播。网络直播无疑是近期的热点之一。直播平台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直播内容也已扩展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观众们总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有关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在线直播平台数量接近200 家，网络直播平台用户数量已经达到两亿。其中大型直播平台每日高峰时段同时在线人数接近400 万，同步进行直播的房间数量超过3000 个[1]。本文主要探讨“表演性质的网络直播”参与者背后的心理动力。
一、网络主播的心理动力分析
直播网站由用户创建内容（User-Gennerated Content，UGC），成为网络主播的门槛非常之低，只需要简单的摄像头与麦克风，“主播”们即可创建自己的“房间”（类似于聊天室），向观众实时分享自己的生活。
主播们以观众的“礼物”来获取报酬，但经济报酬绝不是主播们进行“表演”的唯一动力。据笔者访谈的一位网络主播表示，“每当系统提示有新观众进入我的房间，就会觉得自己更加受到关注”，这一心理状态很具代表性。网络直播作为一种新的个体自我呈现方式，其用户也大多数以青少年为主，这一群体普遍具有很强的自我意识，倾向于积极寻求社会认同，引起他人关注[2]，网络直播给了他们展示自我的平台。较之文字表达为主的社交渠道――如微博等，直播的方式更加直观，自我展示的方式更为立体多样，因此受到欢迎。
除去以网络直播为生的专职主播，直播平台上还存在着大量的“业余”主播，在现实生活中扮演着普通的社会角色，如学生、白领、工人。但在直播平台上，很多主播在“粉丝”的关注中感到自我价值获得了提升，有被访谈的主播声称，“坐到摄像头前，我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仿佛突然由龙套变成了主角。”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将“自我实现”视为人的最高需求，而对于一些主播来说，通过网络直播能够或多或少地实现自我。
此外，在现实生活中，自我展示失败可能会造成自尊心下降等不良后果，但在网络直播中，这些失败的压力很大程度上被消解了。已有诸多心理学研究表明：匿名情况下人们的言谈和行为会超越平时的规范[3]。而主播和观众之间的互动沟通大多数情况下是匿名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直播的参与者更加自由开放地讨论某些话题，同时越轨行为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开放性出现，比如某些主播在直播时打色情擦边球，或表演一些猎奇的内容。
二、观众的心理动力分析
首先，网络直播中主播与观众的互动形式提升了观众的心理卷入度。卷入度（involvement）这一概念最先由学者库拉格曼（Herbert，）提出，也翻译为“参与度”，在传播效果的研究中是一个重要的指标[4]。一般认为，观众的卷入度越高，传播效果就越好。在一个典型直播场景中：主播主动热情地向新进入“房间”的观众打招呼，也会点名向赠送“礼物”的粉丝表示感谢，并满足其一些表演要求，如演唱指定的歌曲。在这里观众不再是单纯的旁观者和内容消费者，而是与主播一起构建直播内容。这种“共同决定”的形式能够调动观众的参与热情，提升观众的注意力，最终使观众更深入地卷入到直播中去。
其次，网络直播中传递的信息容易吸收，减轻了人们的认知资源负担。信息爆炸的网络时代，获得知识变得极其简单，只需要耗费极少的认知资源，人们就能即刻获得想要的信息，因此大多数网民面对网络传播的信息常常缺乏深刻的理解和记忆。网络直播的形式恰好满足了这一需要：主播形象立体生动，大多用口语传递内容。对于观众来说，欣赏和参与网络直播消耗的精力非常之少，又有足够的娱乐性来排解无聊感。
再次，观众能够察觉到其他人的存在，这有效地排解了孤独感。网络直播的“房间”大多会标示观众人数；在主播表演时，观众之间也能进行一些交流，这些设置都能够让观众产生一种群体归属感。对共同主播内容的兴趣，也能使爱好相似的观众聚集到一起，以产生更多的话题。因此虽然有些直播非常无趣，有时却能聚集起大批的观众对其进行评论。这种集体评论（网络称之为“吐槽”）模式既满足了观众的表达欲望，这些评论反之成为了直播内容的一部分吸引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最后，网络主播对自身生活的袒露，满足了观众的窥探欲望。精神分析学家卡伦霍妮曾指出，人一生下来就处于一个看不见、充满敌意的'世界里，有着不安全的恐惧，这种不安全感又导致了焦虑。所以，“窥探欲”属于某种自我保护的需要，也可以说是人类的本能。在网络直播出现之前，窥探别人的生活有悖于社会道德伦理，因此处于被压抑的状态。但网络直播将窥探上升为光明正大的行为，主播们直播自己吃饭，逛街，甚至睡觉，这些原本属于个人私密的内容对观众来说有着强烈的吸引力。
三、结语
虽然主播与观众参与网络直播的动力并不相同，然而双方的互动却构成了网络直播的核心，观众对主播表演的内容做出积极或消极的回应，而主播会更加频繁地表演观众喜闻乐见的“情节”。根据斯金纳的强化理论，及时的反馈对强化行为至关重要，而直播平台能够保证观众和主播之间的反馈是即时有效的，双方的互动也促进了直播行为的持续。
网络直播的出现，满足了参与者的心理需求，但其野蛮生长很容易出现乱象，截止目前，已有多起关于网络直播的负面新闻出现[5]。直播本是为追求个性化的声音而出现，但当观众开始盲目追捧主播，主播开始盲目讨好观众，就会陷入到所谓的“群体迷思”中去。
因此，在需要外部监管的同时，主播与观众也应维持良性的互动；主播以自己的才艺去吸引观众，而非哗众取宠，观众对不健康的直播内容应及时举报，而非拍手叫好，双方共同构建出健康的直播环境，才能促使网络直播这一新兴事物持续发展。（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苏红宇.网络直播：烧钱背后危机四伏.经济[J].2016（16）：50-53
[2]赵亮.青少年学生的网络心理表现及其疏导.教学与管理[J].2012（36）：61-62
[3]王礼申.去个体化效应――群体偏差行为的心理学解释.科协论坛[J].2009（6）：72
[4]胡晓云，徐芳.关于卷入度（involvement）问题研究的追踪溯源.广告研究[J].2006（1）：22-26
[5]张F.热闹的“网红”：网络直播平台发展中的问题及对策.中国记者[J].2016（5）：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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