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评论编辑部

提高文化软实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一个重要而紧迫的时代命题。在这一背景下，如何理解与评价当下以艺术乡建、城市公共艺术、参与式艺术为名，骈兴错出的艺术介入实践？在如火如荼的乡村振兴与城市更新实践中，艺术可以扮演怎样的角色与功能，其边界与限度又在哪里？艺术的本真性、自主性与艺术的介入性、参与性之间具有怎样的张力？如何基于中国自身的经验脉络与历史语境，与当代艺术批评话语生成有效的对话机制，乃至进一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与品格的艺术介入理论？这些问题彰显了艺术社会学的学理价值与现实意义。近日，“艺术与介入”暨第五届艺术社会学青年学者论坛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此次论坛由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东南大学艺术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学评论》编辑部共同主办。与会专家学者以艺术介入的历史、理论、形态与功能等问题为切入点，对艺术与社会的复杂互动关系进行了多维度的考察，且在此基础上对艺术社会学的学科建设进行了深入讨论。艺术如何介入社会在现代社会，艺术的“介入性”意味着艺术不再是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纯粹审美对象，而是嵌入和参与到复杂的社会结构与社会过程之中。那么，艺术到底如何介入社会？与会学者主要从理论与经验这两个维度对此进行了考察。就理论层面而言，自萨特在20世纪提出艺术的“介入”一词起，围绕这一概念展开的争辩就层出不穷。与此同时，“艺术”本身亦有着多重定义，而“社会”这一概念也常需要具体语境的辨析。当这三个概念组合在一起，“艺术的社会介入”便成为一个需要在理论上进行充分审视的对象。南京大学周计武从比格尔的自主艺术体制论出发，指出艺术体制的自主化是一个动态的、充满张力的过程，并就此对艺术介入史中“历史先锋派”与“新先锋派”的实践进行了评价。中国人民大学常培杰将“自律艺术”视为介入性艺术的大前提，艺术自律既是前卫艺术的批判对象，也是介入性艺术维持自身发展空间的必要条件。通过对介入性艺术与“倾向艺术”等艺术类型的比较，常培杰指出，介入性艺术只有明晰自身在现代社会的能力边界，才能更好地介入现实。中国人民大学张巍卓通过对里尔克《罗丹论》的文本梳理，指出对“物”的理解其实是“及物”，而“介入”应当放在存在的范畴中加以理解。东南大学卢文超则将物的能动与事的关联视为艺术介入的两种基本维度，认为在讨论艺术作品对于人的影响时，需要充分认识到物本身的能动性，以及物发生的事件场景所带来的整体感受。四川美术学院杨一博把介入艺术分为“以艺术创作为目的的介入”与“以介入为目的的艺术创作”两种模式，呼吁介入艺术应回归以艺术作品评价艺术介入效果。河北大学王志亮则援引美国批评家格兰·凯斯特的观点，强调参与式艺术的激进品格，尤其是其对参与者主体意识的重塑。在他看来，只有这样才能达成真正意义上的“介入”，而不至于将艺术的“自律”模糊化为一种迎合。就经验层面而言，在不同的社会脉络与地方情境中，艺术介入亦呈现出不同的经验形态与实践面向。北京大学程莹以非洲的MBARI艺术神庙、?魥?魥L?魬警示物等为个案，梳理了当代尼日利亚介入性艺术实践中对日常物件的使用，指出“物的挪用”与约鲁巴传统中对物与社会关系的理解密切相关，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反思了西方审美体制下“现成物艺术”叙事的偏狭。艺术介入不仅受到地方脉络的影响，也受到新技术变迁的深刻影响。中国人民大学郭春宁与富晓星将虚拟现实作为数字移情的方式和工具，认为在动画影视人类学的语境下，这样一种技术革新能带来一种直接的“介入式体验”，从而充分调动观众的主体性，使得经由艺术感召的社会行动成为可能。社会如何介入艺术“自律”与“他律”是艺术的一体两面。艺术介入社会，社会也同时介入艺术的生产、消费与传播过程中。因此，在论坛中，对当代艺术体制、艺术市场的运作逻辑以及艺术生产机制的分析构成了另一个讨论的焦点。例如，《美术》杂志社盛葳使用意大利历史学家金斯伯格的“图像环路”概念，以图像的流动为例展现了视觉、文化与社会的复杂关系。中国人民大学闻翔从“造市者视角”出发，考察国家治理、资本运作策略以及城市地方政府的创意竞争如何共同塑造了中国艺术市场的社会动力学。清华大学王语薇则聚焦近年来加密艺术及数字资产的兴起，点明了技术背后的信任机制，以及在网络社会诞生的截然不同于以往的艺术价值逻辑。中国政法大学孟庆延梳理了相声这一特定艺术类型的百年演进史，揭示了传统相声文本中的经典叙事结构如何在市场化的剧烈社会变迁中逐渐式微。中国人民大学潘桐则以京剧艺术中的捧角儿现象为例，揭示了资本建构与时尚哲学如何塑造京剧这样一门传统艺术的现代变迁。同样关注京剧，北京大学凌鹏则通过对京剧杨家将“辕门斩子”的分析，梳理了传统中国社会中的“情理”逻辑，尤其是情—理内部的固化与冲突问题如何在这一京剧文本中得到细致与微妙的呈现。中国语境下的艺术介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呼唤对本土艺术实践的恰切论述。在当代中国的急剧社会变迁过程中，艺术家的艺术介入呈现出了独特的面向与品格，因而也需要在理论与经验两个维度加以整理与反思。论坛亦围绕这一议题进行了丰富的讨论。例如，在理论建构层面，四川美术学院周彦华对参与式艺术在中国革命和社会建设中的实践进行了历史考察，并颇具新意地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参与式艺术”的概念。在她看来，这一中国视角为我们反思以西方经验为基础的“参与式艺术”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同时也意味着我们需要对中国当代社会参与式艺术实践的复杂性及其历史脉络进行更深入的挖掘。就经验形态而言，在当代中国，由艺术家直接参与甚至主导的艺术乡建运动是近十年最具中国特色的艺术介入实践之一。艺术乡建一方面接续了20世纪上半叶乡村建设运动的余脉，同时也深深嵌入新时代的美丽乡村建设与乡村振兴之中。在论坛中，与会专家对以艺术乡建为代表的本土艺术介入实践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与反思。清华大学陈岸瑛从艺术理论、艺术管理视角出发，提出了艺术乡建的“强—弱介入”模型，指出艺术并非万能也绝非无能，探明了艺术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社会工程中的作用和限度。上海大学严俊通过对“碧山计划”“青田范式”等艺术乡建典型案例的考察，建构了一个以艺术家和当地村民为两类行动主体的“现实—价值”双重可变目标模型，通过对群体互动中偏好设置与最终行动模式的评估，分析了“艺术介入乡村”活动的目的、过程与影响。四川美术学院李竹则从“特定地点”的转换与叠合，地方感的塑造以及微型政治空间的社会干预三个方面讨论了以艺术乡建为代表的当代中国社会参与式艺术“在地性”的意义生成机制。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东南大学孟凡行梳理了当下艺术乡建实践在空间和时间维度存在的错位，认为现代艺术所内含的反传统性和多元连接的时空观与乡村文化所内含的传统性以及一元时空观之间存在着实质张力，并最终影响了艺术乡建实践的成败。与对艺术乡建的讨论相呼应，中国社会科学院施芸卿则对当代中国城市中由公共艺术驱动的社区更新进行了考察。通过对北京胡同中公共艺术空间的个案考察，施云卿探讨了在城市“后开发时代”，此类艺术机构如何扎根社区，以文化艺术活动活化历史街区的日常生活，并最终介入城市基层社区的治理结构之中。从20世纪初的巴黎到约鲁巴传统下的当代尼日利亚，从罗丹的雕塑到中国传统的京剧，从动画影视艺术到NFT数字艺术，从艺术乡建到艺术驱动的城市更新，与会专家对艺术介入的相关议题进行了多维视野的深入考察。在这样一场跨时空、跨学科的讨论中，艺术与社会关系的复杂面向得以充分呈现。本届论坛为中国艺术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交流平台，艺术研究的社会学转向与社会学研究的艺术转向在此汇聚。在建设文化强国的时代课题面前，艺术社会学正焕发着新的活力，艺术社会学的学科建设正当其时。

笔者在读书过程中，对以下两件事，感受颇深。一是《杨宽古史论文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的《序言》中亦言及其早年读书时发生的一件事。1928年，杨先生读高级中学时，已开始对《墨子》和《墨经》作探索。“因为看到当时许多学者对《墨经》随意改字，不顾上下文句，作出种种不同的新解释，为了想纠正这个不良学风，写成《墨经校勘研究》一文，投寄北平燕京大学的《燕京学报》，当时即收到学报主编容庚的亲笔回信，认为论文很有见解，切中时弊，准备采用，但因自下一期起，改由顾颉刚先生担任主编，原稿已转交给顾先生，今后请直接与顾先生联系。我接信后十分高兴，认为既经决定采用，我自己毕竟还是个中学生，可能文章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因而立即写信给顾先生，说明自己是中学生，如有不妥之处请发表时改正。此信寄去后不见回信，等到新的一期学报出版又不见刊载。我为郑重起见，再写挂号信给顾先生催询，并且说：‘如果不能发表，请把原稿退还，因为我没有留下底稿’，又是长期得不到回音。我感到十分遗憾，第一次写成的论文就如石沉大海那样消失了。我从此没有再对这件事作进一步的追问，我想顾先生将来会后悔的。”后来，杨先生讲到：“我想可能顾先生顾虑到在《燕京学报》上发表一个中学生的文章评论不少名家的失误，怕出什么问题;又因为容庚已有回信，又不便退稿……我今天重提此事，因为现在我编论文集没有我所写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不免感到有点遗憾。” 二是，王玉哲先生《古史集林》(中华书局，2002年)一书代序中有一节题为《一段小小的波折》，是说1940年先生从联大毕业后，投考北大文科研究所。根据学校规定，必须交一篇论文。而王先生于1938年春读大学二年级时，选了刘文典先生的“庄子”一课，做了一篇读书报告，题为《评傅斯年先生“谁是齐物论之作者”》一文。王先生认为《齐物论》是慎道的著作，不是庄周的说法，提出异议。先生说：“当时颇得刘文典先生的赏识……我这篇文章在联大教室间有所传阅。联大教师如冯友兰、闻一多等先生都读到我的原稿，极为称赞。顾颉刚先生以前同意傅先生的说法，在读了我那篇文章后，也改变过来，并主动推荐寄到《逸经》杂志。因为傅先生是我最尊敬的学者之一，未经他同意我暂不发表。所以，我又请顾先生把稿子索回。罗常培先生正主编《读书周刊》需要稿件，对我说，他想把我的文章拿去请傅斯年先生作个答辩，与我的文章同时刊出，我同意了。可是傅先生看到我那篇文章后很生气，不但不与答辩，而且对我的意见很大。”因为该篇文章，给王先生带来不小的麻烦。先生报考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时，“听说傅先生在审查我的论文时，一看到我的名字，就把我的报考论文提出来，对别的学生说，这类学生我们不能录取，他的城市气味太浓，不安心刻苦读书，专写批驳别人的文章。”“后来听说录取会议上，傅先生本来主张不录取我，为了照顾其他先生的意见，最后把我录为‘备取生’。” 清末民初以来，是中国学术史上又一个令人称羡的黄金时代。中学与西学学术思想激烈碰撞，在新旧学术嬗递的过程中，涌现出一大批大师级的学者，他们以圆融通博且富有个性特征的治学门径，不断擘划着学术研究的新领域。而文前提到的傅斯年、顾颉刚先生自然是学术界普遍公认的两位大师级学者，但杨宽先生的“遗憾”、王玉哲先生的“风波”却均与两位大师级学者有直接关联。与此同时，我们又不得不提到民国时期学术史上的另一件事情。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张公量先生批判丁谦的《穆天子传地理考》，“引证虽详，不免傅会”，“其言迂阔，不为典据”，“不问《穆传》之真实与否，不审古代交通之辽阔与否，昧于变迁之道，视古今如一辙。以此治学，莫不乖失，徒滋繁锁，以眩耳目耳”(《穆传之版本及关于穆传之著述》，《禹贡》半月刊，1934年第2卷第6其)。1935年他发表《顾实〈穆天子传西征讲疏〉评论》(《禹贡》半月刊第3卷第4期，)一文，对顾实先生《穆传》西征地理问题所作研究的评价：“这种《东莱博议》式，或者还够不上《东来博议》式的讲疏，其荒谬，其腐臭，无以复加。简直在卖弄笔墨，渎乱古书。借古人的题目，发自己的牢愁。这种全然不根据史事，而托诸空言，以二十世纪极文明的人类社会，加于两千年前极不文明的人类社会而津津乐道之，既不是采科学的态度，去阐明古代的民族与文化;也不是采艺术的态度，来讲述古代的传说与神话，对于这，我们是无法批评的。”张先生又说：“我们可以把顾实先生此种历史观，题作显微镜式的历史观，不惟于《穆传》没有积极的合理的解释，反而消极地增多意外的葛藤，给后人以无数摧廓的麻烦。”张公量先生发表以上论文时，尚为北京大学在校学生，年轻气盛，其对丁谦先生、顾实先生《穆传》西征地理研究的批判，言辞犀利，真可谓“无以复加”。 张先生可谓较杨、王二位先生幸运，今天当人们认真拜读张先生这篇脍炙人口的大作之余，自然会引发更多的学术思考。如果发生在今天，张先生的大作即使可以发表，也肯定要在文字上经过“认真”修改。学术界普遍遵循的法则，往往是有破有立，张先生的宏文虽然亦可以说“切中时弊”，“很有见解”，但火药味十足的学术批判，自然很难令今天的学术界所接受。建国后，中国的古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其中郭沫若先生乃新中国成立后在古史研究中成就非凡的一代史学大家。郭沫若先生在学术研究中，不断结合新材料，对自己以往的学术观点进行修改和补充，而其研究思想史的两部姊妹篇之一《十批判书》，书名即有“批判”二字，而该书第一篇则为《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郭先生说：“我在一九三〇年发表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那一本书，虽然博得了很多读者，实在是太草率，太性急了。其中有好些未成熟的或甚至错误的判断，一直到现在还留下相当深刻的影响。有的朋友还沿用着我错误的征引而又引到另一错误的判断，因此关于古代的面貌引起了许多新的混乱。这个责任现在由我自己来清算，我想是应该的，也是颇合事宜的。”(《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十批判书》，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页)以下，郭先生在《关于文献的处理》一节讲到：“《周易》固然是无问题的先秦史料，但一向被认为殷末周初的作品。据我近年来的研究，才知道它确是战国初年的东西，时代拉迟了五六百年。我在前把《周易》作为研究殷末周初的资料，当然是完全错误。”(《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十批判书》，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页)在《关于卜辞的处理》一节，郭先生讲到：“我自己要承认自己的冒昧，一开始便把路引错了。第一我们要知道，《殷周制度论》的价值已经不能够被这样过高的估计了。王氏所据的史料，属于殷代的虽然有新的发现而并未到家，而关于周代的看法则完全是根据‘周公制作之本意’的那种旧式的观念。这样，在基本上便是大有问题的。周公制礼作乐的说法，强半是东周儒者的托古改制，这在目前早已成为定论了。以这样从基本上便错误了的论文，而我们根据它，……这是应该严密清算的。”(《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十批判书》，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页)凡此进行自我批判的文字，在郭沫若先生的论著中，随处可见。通读以上文字，我们可以领略到一位史学大家敢于不断修正错误，在自我批判中不断向真理靠近的博大胸怀。 在我们今天看来，学术批评，并非什么新名词。梁启超先生曾把盛清学者的学风概括为十大特点，其中第七条和第八条与今日所说的学术批评有关：“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辩诘以本题为范围，词旨务在笃实温厚，虽不肯枉自己意见，同时仍尊重别人意见。有盛气凌轹，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者，认为不德。”(《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史学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按照梁先生的解释，清人“辩诘”学问遵循以下几条原则：一是相互“辩诘”的对象不拘一格，只要学术观点不一致，即使师生之间也可以相互辩论;二是相互辩论的内容不应该抛开“辩诘”的主题;三是要充分尊重对方的意见。以上原则迄今仍未学术界所遵循，并成学者普遍认同的学术规范。然而，目前学术界的确也存在令人担忧的现象，学者之间的相互吹捧和恶意攻击，不仅违背了学术批评的基本规范，而且严重玷污了圣洁的学术空气，给学术研究造成极大的危害。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现实生活中，文化界常常扮演着不大光彩的角色，正直的学者集体失语，突然冒出来的名人却不时语惊四座。学术腐败已经到了令人忧惧的地步。在此背景下，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和陕西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以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评论为主的综合性大型期刊《社会科学评论》，应运而生。《社会科学评论》一再强调“本刊尊重科学、倡导个性、反对学术迷信，欢迎一家之言，本刊将以高的起点，新的理念，开创一种积极而理性的评论风气。”毫无疑问，《社会科学评论》的创刊，是当代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件盛事。 近年来，《社会科学评论》2007年第2期、2007年第4期、2008年第2期、2009年第2期连续刊发了笔者的《论唐嘉弘先生的学术贡献》、《透视古史研究中的“何光岳现象”》、《走出夏史研究的误区——评沈长云的夏史研究》、《目前古史研究中的“信古”、“复古”倾向评析》等一组长文，其中《透视古史研究中的“何光岳现象”》由于网上已全文发布，读者自然不少。何先生不久给笔者打来电话，虽未谈到什么问题，表示要写一篇反击的文章。后来听《社会科学评论》编辑部编辑王向辉先生说，何先生的确寄了一篇回击文章，但由于所论问题，远离主题，没有发表。但不久笔者就看到了何先生发布在百度贴吧上的题为《不懂就不要装懂——驳周书灿的史学怪论及其脆弱根基》的长文。何先生的回击的确起到了以泄个人私愤的目的，后来网上陆续出现了一些大肆对本人进行人身攻击的跟帖，诸如“苏州大学的周书灿本来就是一个不会读书，不会做学问，但是很能在学术界投机钻营的小混混。我们的大学管理体制和学术体制也太差劲了，居然让这个小混混弄到了博士学位和教授头衔。真的可悲!”，“周书灿学问和人品都很差!学问不扎实，专门投机取巧、浑水摸鱼。自以为了不起，狂妄自大，目中无人，狐假虎威，到处树敌。现在就连他的导师朱凤翰先生也不认他这个学生了。他在河北师院混了几年，把人都得罪光了，还跟一个女学生闹出桃色新闻，搞得名誉扫地，混不下去。他又在湘潭大学混了几年，名声很臭。我们本科生都不愿意选修他开的课，据说许多研究生还骂他流氓。这种人到哪个单位，哪个单位就要倒霉!同志们，千万不要上他的当啊!”，“终于还是露出了狐狸尾巴，周书灿人品太差，众所周知，走到哪里都会激起公愤。”“周书灿是个流氓加无赖”。以上言论，是否真实，自然只有知情人才会准确评说，但至少可以说明何先生的反批评，严重违反了学术界所应遵循的“辩诘以本题为范围，词旨务在笃实温厚”的基本学术规范，实属梁启超先生所批判的那种“盛气凌轹，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的“不德”之举。由此看来，笔者《透视古史研究中的“何光岳现象”》一文所招致的麻烦则远远甚过杨宽先生的“遗憾”和王玉哲先生的“风波”。

1、各种公司的业务部、营销部、策划部人员，从事跑业务、营销和市场调查、公关策划、市场策划等工作。此类工作的门槛往往较低，但如果干得好，几年下来，往往升迁较快，还可能积累一些个人创业的经验和资本。适合不怕吃苦，有创业和开拓精神的同学。2、从事文秘、咨询方面的工作。目前咨询公司很多。社会学专业完全可以胜任其中的公关策划、公共形象设计、文秘等工作。3、各种公司的人事或人力资源部职员,一些人力公司和猎头公司职员。社会学专业学习过社会心理学、劳动社会学、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和公共关系等课程，另外还有社会工作方面课程，应该能够胜任人事和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工作。担任过学校干部的同学应聘时可适当凸显这一履历。4、专业的调查公司，包括市场调查公司、媒体调查公司等。譬如央视零点调查公司、赛迪数据等。这类公司也是较大的社会学就业渠道。社会学专业系统学习了高等数学、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社会统计学和数据分析技术SPSS等课程，可以很好的胜任此类工作。应聘的同学最好有过编写问卷和实地调查的经验。5、传媒方面的记者、编辑、社会评论、信息量化分析、策划等。包括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网站等均可。我们学过社会学方面的课程，对于一些大众、社会时事方面的报道，社会评论等，应该视角更独特，更有深度。很多大的媒体有社会调查部，也是社会学专业非常适合的部门。文笔好、文科功底好的同学从事编辑工作也应该胜任。应聘的同学最好发表过一些文章，文笔较好，或在一些媒体实习过。6、从事社会工作方面的工作。在工、青、妇等各种社会团体、各类科技园区、社会社区中从事各类社会工作的管理、咨询与服务工作。7、 应聘或报考公务员。一般而言，街道、居民委员会、各地民政系统、新闻出版系统等较可能招收社会学方面的人员。党员、有学生会方面经验也许有助于这方面的应聘，要考公务员的同学考前最好事先练习一些公务员考试题。8、应聘中外NPO、NGO组织。目前国内外的此类组织在中国越来越多，譬如中国的儿童村、环境保护组织等。联合国、曰内瓦的一些驻中国办事机构、福特基金会、绿色和平、乐施会、英国儿童基金会、美国教育基金会等驻中国办事处。希望去这些机构，英语功底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