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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争鸣是指春秋 ( 公元前 770 ～公元前 476 年 ) 战国 ( 公元前 475 ～公元前 221 年 ) 时期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的涌现及各流派争芳斗艳的局面。所谓“诸子百家”，其实主要有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其次有阴阳家、杂家、名家、纵横家、兵家、小说家等等。“百家争鸣”反映了当时社会激烈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主要是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之间的阶级斗争。这个时期的文化思想，奠定了整个封建时代文化的基础，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百家争鸣简介：春秋战国社会处于大变革大动荡时期，各诸侯国为富国强兵，招贤纳士。经济上，铁器牛耕推广，生产力提高，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在科技上，天文学，医学等科技取得较大进步。在文化上，私学兴起，形成许多学者和思想流派。这是百家争鸣形成的原因。诸子百家的学说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对后世影响深远。在这个时期，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历史由分裂走向统一，针对社会的急剧变化，各学派热烈争辩，著书立说，阐述各自的思想和政治主张。代表各阶级、各阶层，各派政治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都企图按照本阶级（层）或本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对宇宙对社会对万事万物作出解释，或提出主张。他们著书立说，广收门徒，高谈阔论，互相诘难，于是出现了思想领域里“百家争鸣”的局面。

百家争鸣是指春秋 ( 公元前 770 ～公元前 476 年 ) 战国 ( 公元前 475 ～公元前 221 年 ) 时期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的涌现及各流派争芳斗艳的局面。所谓“诸子百家”，其实主要有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其次有阴阳家、杂家、名家、纵横家、兵家、小说家等等。“百家争鸣”反映了当时社会激烈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主要是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之间的阶级斗争。这个时期的文化思想，奠定了整个封建时代文化的基础，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子路出言不逊质疑老师求官心切吃相不雅。

诸子百家，是对春秋战国时期学术派别的总称。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数得上名字的一共有189家，4324篇著作。其后的《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等书则记载“诸子百家”实有上千家。但流传较广、影响较大、最为著名的不过几十家而已。归纳而言只有12家被发展成学派。

诸子百家之流传中最为广泛的是法家、道家、墨家、儒家、阴阳家、名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纵横家、兵家、医家。中国在古代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艺术，具有鲜明的特色。中国有五千多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文化典籍极其丰富。

如果以西方哲学的解释模式与框架来看待中国哲学史上的庄子哲学，庄子的人格理想内容似乎并不见容于西方“哲学”这一学科的尺度标准。因此胡适之先生在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这本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之作中谈到庄子哲学，竟取了《庄子》中的“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比附于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胡适说：“这十一个字竟是一篇‘物种由来’。他说万物本来同是一类，后来才渐渐的变成各种‘不同形’的物类。却又不是一起首就同时变成了各种物类。这些物类都是一代一代的进化出来的，所以说‘以不同形相禅’。”⑴这种以西方哲学为标准裁剪中国思想内容，起了削足适履的不良后果。事实上，中国哲学的主要着重点始终不像西方历史上特别是近代以来的哲学那样，主要重于形而上的冥思，正如牟宗三先生所概括的，“中国哲学，从它那个通孔所发展出来的主要课题是生命，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的学问。它是以生命为它的对象，主要的用心在于如何来调节我们的生命，来运转我们的生命、安顿我们的生命。”⑵由此对中国哲学的解释，便更应该有自己的侧重点，方能避免使中国哲学史沦为西方哲学观念的一个异域变种。庄子的思想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汉、魏晋“黄老”并称转而为“老庄”并称，老庄之学在魏晋玄学中扮演了一种重要的角色，并且真正开始渗进中国文人的骨髓。《庄子》以其汪洋恣肆、瑰丽多姿的文辞深深地吸引了历代文士，而庄子所提出来的人格理想，超然适己的生活精神，更是深刻地参与构建了中国传统文人的内在精神世界。本文以《庄子》的内七篇思想为主，旁及外杂篇中与内七篇思想相契合、印证的文字，从对庄子的人格理想的产生原因开始，分析庄子的出世隐逸型人格的特征，讨论庄子的人格理想的哲学基础，具体内涵。一、政治动荡与礼崩乐坏背景中的人格理想 庄子所处的战国时代，适“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时代。庄子说：“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⑶这一时期，也是世界文明的“轴心时代”（axialage）。雅斯贝尔斯说，公元前一千年内，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四大古代文明，都进行哲学的突破性发展，人类文明从原始阶段进入高级文化阶段，并各自形成特殊的文化传统。⑷“轴心时代”的中国，大体在春秋战国时期，表现为政治社会上的政局动荡，与文化思想上的礼崩乐坏。在人类历史上，大凡社会转型，矛盾加剧，必然激发人新的创造力与想象力，催生新的文化体系与人格精神。这一时代，正如孟子说的，“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儒道墨等百家蜂起，纷纷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儒家的刚健有为人格，道家的适己无为人格，也各有其代表性之典型人物。庄子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提出他的人格理想并践行他的人格理想。庄子所处的战国中晚期，以周礼为根本制度而延续了数百年的政治格局，早在春秋时期便已经开始崩坏，而到了庄子时代则到了最后溃亡的前夕，社会处于激烈动荡之中，诸侯战争，臣下弑君之事层出不穷，道义被赤裸裸的暴力代替。这样的时代，容易让人产生对政治的憎恶感，乃至对生命变幻，人生无常的绝望感。庄子的无为适己，与这样的政治局面直接相关。当政治暴力发展到可以极大地随意地摧残个人生命的时候，个人的抗争变得微不足道形同尘芥，这时便只有被逼转入个人的内在精神世界，以求得精神世界的舒展与张扬。庄子以后的历史上，中国文人拥抱老庄之学，走向上水田园的时候，往往就是在面对政治，个人的力量苍白无力，由拯救的激情转入绝望的时候。现存的《庄子》一书中，多次写到战争、内讧、弑君。《逍遥游》、《齐物论》、《人间世》、《让王》诸篇，都有战乱记载的痕迹，可见时代现实对庄子思想的刺激及其形成的影响之大。庄子对这一系列的战争以一句著名的话作为总结：“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他说：“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耶？并与其圣知之法而盗之。故田成子有乎盗贼之名，而身处尧舜之安；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十二世有齐国，则不乃窃齐国，并与圣知之法以守其盗贼之身乎？……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⑸面对这样的政治局面，庄子愤怒而且无奈。他的理想社会，是现实社会的反动。在《马蹄篇》中，描述了庄子的理想社会：“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⑹ 这种思想，根源于老子所说的理想世界。老子的理想世界描述为：“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⑺庄子的“至德之世”，没有政治与道德规范的约束，它是一种原始的、自然的、亲切的生活状态，没有生活的负累，更没有政治，没有战争，人的精神世界是原始的、朴实无华的。老子庄子对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的描述，我们不能理解为那是他们真的认为可以达到的状态，而应该理解为，那是他们心目中与他们的精神世界相契合的理想环境与理想状态。从庄子对“至德之世”的描述我们可以极其明显地感受到他对现实政治的憎恶，乃至对政治本身的憎恶。政治与文化上的礼崩乐坏之后出现的是百家争鸣的局面。新兴的“士”这一阶层纷纷提出政治理论进入政治实践，“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⑻百家诸子的理想，大多是获用于王侯将相，以推行他们的治国理论与道德教诲。孔孟在诸侯国之中奔走游说仁义道德，墨子学派辗转列国劝说兼爱非攻。而庄子则开辟了一条彻底为己适己之路，把人生的意义与目标转向内在，转向精神世界的超越。《史记》记载，庄子“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庄子曾经拒绝过楚威王的招揽。“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⑼这种以政治为污泥浊水，宁可“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的超然洒脱的精神境界，极为深刻地影响了后世文人。人们往往把这种反政治的隐逸精神，上溯到许由洗耳，伯夷叔齐采薇，老子出关的隐逸传统。反政治的人格导向是隐逸的文化心态。即“出世”。在赵国时代的政治理论中，健康的政治生活不外乎兴教化与立法度。而庄子齐万物，否认教化的意义，因此正如钱穆先生所说的，“在庄周思想中，政治事业遂若成为多余之一事。”⑽《庄子》中的政治理想，为反政治的。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旨曰：“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也。”⑾其中道家老子多有治国之言，而庄子“务为治”的色彩似乎最淡。孔子虽然不满于“今之学者为人”，追求“古之学者为己”，但是其“为己”之学与庄子的“适己”之学不同，在于孔子还是强烈地希望他的学说能够运用于政治，以拯救礼崩乐坏，战乱频仍的局面，仍“知其不可而为之”。孔子以其其后学的理想人格，主要集中在“君子”理想上。“君子”的本质，是“仁”。君子不但要自我解脱，而且要推己及人。《论语》记载：“子路问孔子。孔子曰：‘修己为敬。’问：‘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⑿ 在孔子看来，理想的人格，一方面要向内“修己”，一方面则要由“修己”外推到“安人”，“安百姓”，这一外推的过程就是进入社会生活，进入政治生活的过程。孔子本人“一以贯之”之道是“忠恕”。《论语》说：“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⒀ 对这句话，朱熹在《四书集注》中的注解是：“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⒁清代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发挥道：“是故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立己达，忠也；立人达人，恕也。二者相因，无偏用之势。”⒂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的以“仁”为本质核心的“君子”型人格，必须完善自身道德修养，并且凭借自身道德修养进入国家社会，做出自己的努力。“君子”型人格的实际体现，正在于孔子、孟子这些大儒为了挽救苍生于水火，不惜栖栖惶惶奔走于列国之间，以仁义道德游说各诸侯国君主。而庄子的“适己”之学，是知其不可而不为，彻底转向自我内在精神的超越。在庄子的思想中，似乎没有一个足以像“君子”概括儒家人格理想一样的称号可以概括他的人格理想，在庄子这里，强调的始终是“修己”而不求于“安人”与“安百姓”。二、庄子理想人格的内涵 出世的隐逸人格、自然人格是庄子理想人格的主要表现，适己之学是庄子在出世精神支配下的人生取向。而这种理想人格的背后，则有其深刻的思想内涵。1、庄子之“道”延生的理想人格大凡一种人格理想，总植根于其背后的哲学根基。这一哲学根基是人对整个社会人生的最后态度，也是回答“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人”的深层答案。庄子的理想人格的哲学基础是“道”。从西方哲学观念看来，“道”是一个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哲学范畴。庄子的“道”的性质，集中与《大宗师》中的这段话：“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⒃ 孔子的个人遭遇，也像是嘉年华游乐场的极限运动。今早还跟国君、权臣、上大夫们在一起谈笑风生，吃喝玩乐（孔子那一堆什么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割不正，不食；沽酒市脯，不食，46等等的穷讲究，估计就是那时落下的），他日流亡，在路上跟人打群架，绝粮七日，饿眼昏花中，怀疑颜渊偷食的（接着就惭愧地认错了），也是孔子。动荡变化的时代，大起大落的人生，容易失衡的心理，决定了孔子不可能是个单纯的人，而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人，痛苦彷徨的人。

论老子的管理思想老子在诸子百家中可谓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物。别人都在劳碌，他在悠闲；别人都在疾呼，他在沉默；别人在哭，他在笑；别人都在尘世奔走，他在他的大道之境中御风遨游。他在用他的独特的管理艺术来影响他在的那个世界，也在影响着几千年以后的我们现在的世界。我从五个方面来论述老子的管理思想。一，“道”的管理思想。二，无为而治的管理思想。三，矛盾和转化的管理思想。四，“有生于无”的思想。五，谨慎治国的管理思想。一，“道”的管理思想“道”是老子思想的核心，也是老子管理思想的中心。“从管理来说，道是管理的最理想的中心目标。“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老子心目中，“道”有两种：虚体的道和实体的道。这一观点反映在管理思想上就是要求管理者既要重视“可道” 的、可以名状的实体管理，又要重视“不可道”、“非常道”的，很难用言辞名状的管理或尚未完全达到可以用言辞表达出来的管理。而且，这种“不可道”的管理，其作用要远比“可道”、“可名”的管理价值大，这种“不可道”、“非常道”的管理，一旦被人们认识并被挖掘出来之后，就会使企业管理水平迅速提高，达到一个新的境界。所以，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管理者带领下属在求索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同社会交往中，在努力寻找“可道”之“道”的同时，还应该深入地探寻那个“非常道” 之“道”，即企业的内在精髓一“企业文化”。二，无为而治的管理思想。老子根据“道德自然”的观点，提出了“无为而治”的思想。无为而治就是要求管理者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正确决策，减少对决策执行活动的干预，反对瞎指挥，鼓励下属按管理规律办事。这是“道法自然”的观点在管理思想上的反映。他说：“我无为而民白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他所理想的君主，并不是给老百姓办许多好事，叫大家歌功颂德，而是有他等于没有他“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之而誉之”最好的君主是大家简直不知道有这个君主，至于大家亲之誉之，歌功颂德，那倒已经是第二等的君主了。“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不知不觉，自然而然，大家都生活得好好的，那还有什么功德可颂呢?坏就坏在“有为”上。“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这显然表示出老子对于当时统治者那种胡作非为的深切反感。可是，老子的无为，并不简单是不满现状的一种消极反抗，也不简单是返淳还朴的一种天真幻想，他这里面的确还有他自己的一套奥妙。老子相信一切事物都有发展的自然规律，人们只可随顺它，决不可用人为力量加以干扰，这叫做“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并不是“不为”，而是含有不妄为、不乱为、顺应客观态势、尊重自然规律的意思。“无为而无不为”，这里的“无为”乃是一种立身处世的态度和方法，“无不为”是指不妄为所产生的效果。万事万物均有其自身规律，只能顺应规律、顺应时代的潮流促进前进，不能违背规律，否则就是“有为”。“有为”即乱为、妄为。可见，老予并不反对人类的积极努“为而不恃”、“为而不争”，就是鼓励人们去“为”、去做，去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要求管理应尊重事物运行的客观性，反对各种违背事物发展规律的不合理的干预和压迫政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1)要求统治者“无为”。(2)要求统治者实行无为而治的管理政策，大力减轻对社会的压榨和干预。(3)要求全社会的人们都尽力“无为”以保持一种稳定平和的生活气氛。“无为而治”不仅是对统治者的，也是对全社会的。它要求全社会的人们都能通过“无为”保持清静协和、质朴安定的社会环境，做到以不争对争，以知足寡欲对争名夺利，以安分守己对尔虞我诈，以重道守德对失道动乱，保持一种互不干扰的清静生活。老子主张无为，不是消极无为，恰恰是透过无为，不干扰、不强制、不苛求、不勉强他人，而让所有万物能够顺乎自然，因势利导，遵循客观规律，从而达到无不为。而管理的实质是“通过他人完成任务”，管理和管理者都有其特定的职能。现代管理并不意味着管理者应该什么都管，无所不为。而应当分清哪些该“为”，哪些应该“无为”，而最后又能达到“无不为”。因而，作为老子管理思想的核心内容，其无为而治的思想对现代管理的启示是深刻的。三，矛盾和转化的管理思想老子根据矛盾的普通性和相互转化的思想，提出了一系列的解决矛盾、争取胜利的战略战术。他根据对当时现实矛盾斗争的深入体察和分析，提出了各种事物矛盾转化的基本的趋势的论断。其总的原则是，表面上处于劣势和不利地位的一方最终能够战胜貌似强大处于优势的一方。要求管理者要认识和掌握事物矛盾转化的基本趋势，增强取胜的信心和勇气。“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从积极的意义上讲，老子以静应变的思想，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一是要求统治者的治国政策保持清静安定。要通过减少对社会的压榨，推行顺应民心、反映民意的政策，求得人民安居乐业和社会的稳定。他认为，减少对社会干预更有利于国家的繁荣。二是要求人们对待事物的变化应从容镇定、处变不惊、像道那样稳如泰山，这就是要有一种持之以恒、胜不骄、败不馁的精神。在老子看来，祸福和胜败本来就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认识到这种事物转化的必然性，就会有比较全面的思想准备，既不会被胜利冲昏头脑，也不会因暂时失败而悲观失望。四，“有生于无”的思想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植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这段话意思是，三十根辐条集中到一个毂里，有了车毂的中空处，车才产生作用。揉陶土坯制成器皿，有了器皿的中空处，器皿才起作用。开凿门窗建房屋，有了门窗四壁的中空处，才有房屋作用的存在。所以“有”给人以便利，而“无”却为“有”提供作用。这就是老子的有无观。老子的有无观反映在管理思想上有以下几层意义：一是管理者看问题应该全面，不仅要看到车辐、车毂，还要看到间于车辐、车毂的空隙部分，要重视“有”，还要重视“无”，重视一时尚不见之于现实的东西；二是管理者做工作办事情，要善于把自己放置于“无”的境界中，以超脱和豁然的态度对待事物和处理问题，如此才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才能从纷纭复杂、琐碎撩人的简单事务中，从暂时的不利因素或困扰中摆脱出来，才能气定神闲、冷静理智地面对问题，合理考虑事业发展的方向，明确进取目标，制定科学的战略计划。对于现代企业而言，其管理的创新可以从老子的“有生于无”的思想中获得深刻的启发，那就是企业应该本着“有生于无”的思想去实施创新，应通过努力使“无”的裂变，促使“有”的产生。五，谨慎治国的管理思想老子认为，治理大国应采取谨慎的态度。对内要注意保持政策的稳定，要稳中求变，变中求稳。“治大国若烹小鲜”，说的是治理国家，就像煮小鱼一样，只能将调味、火候放的适中，文火烹煮不急不躁，不急于翻动，煮出的食物色鲜味美；若火候不对，下锅后经常翻动，最后煮出来一塌糊涂，谈不上色香味美。老子主张以谨慎小心的态度处理国家的各种事务，尊重事物的稳定性、复杂性和可变性，反对不顾事物的变化规律，主观急燥，盲目冒进，朝令夕改，翻云覆雨。他特别强调，对于那些带有根本性的指导法则，要遵而不违，持而不放。老子认为，保持清静和安定是治国的重要方略。它是战胜各种因头脑发热、主观盲目造成的失误从而实现天下大治的有力武器。“静胜热，清静为天下正。”在对外关系上，老子主张国与国之间应平等谦让，以礼相待，友好相处，反对以强凌弱的霸权行径。特别是大国更应遵循这一原则，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深得天下的拥护，否则最终是失败的。要保证一个社会的平安和繁荣，治理者必须小心谨慎，认真严肃，清静无为，不扰害百姓，否则灾祸就要降临。如果为政者以个人的主观意愿，随心所欲，朝令夕改，忽东忽西，老百姓就会无所适从，接着就是人心大乱，社会动荡。相反，如果为政者制定的政策法令能够一如既往地得到坚定不移、不折不扣的贯彻执行， 就会国富民强。 上面从五个方面论述了老子的管理思想，这主要是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老子，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不可否认的是老子思想中也有一些消极因素和局限性。比如其反对干预，放任自流，再比如其复古保守，求静止变，这都是现代我们应该摒弃的东西。但是其积极成分则是我们现代人应该学习和留传的。毕竟无论如何，他描述的社会都是我们的理想和向往。他的管理思想都是我们的财富和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