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期刊年终总结

文学社学期总结与反思

回顾我们走过的这一学期，文学社在院团委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在同学们的支持以及全体社团成员的共同努力下，顺利圆满的完成了学年的工作。以下就是我整理的文学社学期总结与反思，一起来看看吧!

弹指一挥间，一个学期已经过去。我在协会也待了一个学期。学习吉他也有几个月了。还记得暑假抱着对吉他的热情投身进入了协会。在当中，我开始接触并学习吉他，认识了一些协会的人，学到了一些道理。很惭愧的说，我并没有很主动地学习吉他。但我还是会尽量每天花时间练习。我起初很兴奋，后面经历了一阵子疲倦期，现在我又觉得自己满血复活啦。每天都想抽时间来练吉他。我打算在寒假勤加练习，取得一个更大的进步。虽然有很多现实问题和一些因素的困扰，但我很自豪的是，我并没有失去学习吉他的初衷。我想学好吉他，唱歌给我爱的人听。我基础还很薄弱，只有积累积累再积累，才能绽放自己。我在协会只是一个普通人物，不是高手，不是女神，但是属于我的位置是独一无二的。

作为零基础的我，学好吉他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每天坚持练习吉他对我来说既容易又难。大一上学期不会时间，学习学生会搞得自己焦头烂额，只能把兴趣先丢一边。我没有去考核，因为自己学得不够好，我很愧疚。有些事情并不是不做声，只是觉得自己有心无力。大一下学期合理安排好时间，把吉他作为自己每天的习惯。有一个著名的钢琴家未成名之前，每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钢琴弹一些时间，把爱好变为习惯，变成生活中的调味品，而不是捆缚你的枷锁。好好生活，好好练琴。

感触最深的莫过于协会的八周年庆了。对于前期并没什么感觉，但当我站上舞台和那么多人一起合唱的话。血液的涌动，集体的热情，觉得有一种大家庭的感觉。只有你自己身体力行，才会觉得感动惊喜。我还在这次活动中认识了一些朋友，学会了团结的重要性。希望协会越来越兴旺，大家一起疯，一起抓住最后的青春。

新的一年就要有新的气象，乘风破浪，披荆斩棘，用双手去律动琴弦，摇摆青春。也希望自己脚踏实地学好吉他，反思自己的错误，在新的一年可以做的更好，给协会争光。协会越走越远，可以自豪地说出，我是吉他协会的一员。协会领导更有魄力一些，行动力，决策力。

一路跋涉,一路执着。回顾我们走过的这一学期，天使文学社在院团委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在同学们的支持以及全体社团成员的共同努力下，顺利圆满的完成了20XX年上学年的工作，本着发扬“天使”作风，为广大文学爱好者们打造出一个文学平台与盛宴，我们不断在努力中前进着、探索着。具体总结如下：

一、丰富生活，娱乐学习

为了丰富大学生的课余生活，弘扬话剧文化，文学社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寻找剧中人”演员募集活动成为了文学社学期之初的主要活动。此次的活动将同学们的积极性充分的调动了起来，文学社的文学氛围也得到了很好的提高。

二、激扬文字，迸发青春

本着提高护理学院文学爱好者的积极性，为同学们创造一个更好的文学交流平台，我们展开了关于“家乡那点小事”的征文活动。与同学们一起探讨家乡，了解家乡，赞美家乡，并整理稿件得出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二名，三等奖三名，优胜奖五名。通过此次征文活动，让同学们的写作热情有了很大的提高，并且在写作的同时，对家乡也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

三、博采众长，虚心学习

为了发展校园文化，丰富校园底蕴，使同学们能够更好的从知名学者身上学到更多的东西，文学社于今年五月上旬邀请了学院领导，以及文学作家亲临指导学习技巧和写作手法。此举获得了全院师生的一致好评，从另一个视角解读了当代大学生关于学习生活中的困惑，继而从中学习、从中感悟。

四、畅所欲言，以文会友

为了提高文学社内部成员的思想素质，加强社员的凝聚力，文学社于五月下旬至六月期间举行了一场“文学我最High”的大讨论。在讨论中成员们各自发表自己对文学的看法和自己的学习心得，此次活动为我社成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交流的平台，在讨论中解决了同学们在学习生活中的困惑和烦恼，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大学生的素质修养。

在整个上学期中，天使文学社举办的各项活动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只是我们还要注意工作中的不足，比如人员调配不得当等等。我相信，在全体社员的共同努力下，天使文学社在20XX年下半年工作中将会有更好的发展!

在以史本泉校长为核心的校领导集体的带领下，东营市一中二月文学社与学校各校园文化社团共同努力，创造了东营市一中校园文化的繁荣局面。下面重点论述二月文学社这一年的工作。

在20XX年，二月文学社坚持“引领语文学习，提高文学素养，繁荣校园文学，培养人文精神”的“四文”原则，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学创作活动，着力营造浓厚的.文学氛围。一年以来，二月文学社取得了多项成绩，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团活动稳定、有序

20XX年，二月文学社继续开展规律有序的活动，增强社团凝聚力，融洽师生关系。

9月初，根据20XX级新生写入社申请情况，前后举行了两场面试。胡爱萍老师与文学社社长燕渊哲、副社长孔令蔚参加。吸收了20名文学社员。12月底，根据一年来文学爱好者写稿情况及入社志愿，又吸收20XX级、20XX级、20XX级共20名文学社员，为文学社输入了新鲜血液。

每周三晚饭期间，高一、高二大部分文学社员聚于文学社活动室，利用短暂的时间交流心得，谈论近期发表的作品和写作打算，或者分发校刊、借阅期刊。

应学生要求，在团委活动室，围绕“让你的议论有理有据”“写出散文的‘核’”“诗歌的阅读与写作”“怎样让你的文章更出色”等主题进行了四次讲座或座谈。

9月8日，邀请《知心姐姐》编辑高佳雁到校给学生举办两场交流活动，谈文章的写作与修改。

4月起，文学社志愿者爱心陪护自闭症儿童活动由20XX级接力进行。6-10月，应康复中心要求暂停，11月继续。此项活动培养了文学社员的责任意识，丰富了同学们的社会体验和成长经历，赢得了社会爱心人士的广泛赞誉。

10月，首席指导教师胡爱萍接受《敬学报》采访，对文学社九年来的发展进行了梳理，同时也为20XX年文学社十周年社庆做好铺垫。

6月，20XX-20XX年度工作总结暨换届会议召开。确定20XX级17班燕渊哲为新一任社长，孔令蔚为副社长。

6-10月，举办东营市一中第九届“弘毅杯”征文。

二、社员创作水平稳定中有提高

20XX年，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作品超过90篇次，创造了文学社历年公开发表文章新高。

在《意林》杂志社协作下组织“意林杯”写作大赛，全校有近3000名学生参加，评出高一高二年级各100名获奖学生，燕宇帆获全国意林杯写作大赛三等奖。出版《弘毅意林》合刊。

组织叶圣陶杯全国中学生新作文大赛。全校上交稿件近600篇，有200余名学生复评获

二、三优胜奖。44名学生进京参加现场决赛，取得一等奖17人，二等奖25人，三等奖1人的好成绩，杜昕桐获得特等奖。市一中获“全国新课程写作教学示范校”荣誉称号。

三、获得多项全国校园文学成果奖

二月文学社获“全国示范校园文学社”称号，史本泉获“全国校园文学社模范校长”称号，胡爱萍获“全国校园文学社模范指导教师”，燕渊哲获“全国校园文学社模范社长”称号。宋智捷、高行健获校园文学新苗奖。周昊东《电话》获创作一等奖。二月文学社及《弘毅》作为社团先锋进行重点展示。被评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校园文学委员会优秀团体会员。师生获多个奖项。

四、“校园文学与语文教学研究”课题获准立项

我校文学社团活动的开展，为教学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氛围。自6月起，准备申报国家全国校园文学“十二五”规划课题“校园文学与语文教学研究”。8月26日正式获准立项，9月29日顺利开题。11月3日，在北京第四届全国校园文学课题年会上，胡爱萍老师作为课题实验学校代表发言。

五、文学社十周年社庆工作进入正式实施阶段

20XX年2月，将迎来文学社十周年庆，这是文学社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酝酿已久的一次活动。7月，初步制定二月文学社十周年社庆方案，在尚桂安书记的帮助下成立以史本泉校长为主任，张利波书记、田效方副校长为副主任的社庆筹委会。8月，“文学社十年精品集”进入整理、编辑阶段。10月底，由东营市一中“校园文学与语文教学研究课题组”组成精品集编委会，进行后期校对、统筹工作。12月，十周年精品集定稿，共计456千字。邀请史本泉校长撰写前言，编委会撰写后记(胡爱萍代笔)，已于12月下旬交付印刷。预计2月份出版。

六、媒体报道引起关注

20XX年8月，《黄河口晚刊》对我校参加叶圣陶杯全国中学生新作文大赛的情况进行了报道。暑假期间，《中学生》杂志“社团展示”栏目介绍我校二月文学社并刊发三篇作品。10月，《文学校园》第5卷“先锋社团”栏目推荐介绍我校二月文学社，发表师生6篇诗文，并全面介绍了我校文学社发展情况。《新课程报语文导刊》“文学社展台”栏目介绍我校二月文学社并发表三篇文章，《创新作文》文学社PK台、《作文与考试》等杂志都对我校文学社及学生的代表作品进行了推介。这些媒体及报刊的报道和介绍，对我校的校园文化建设都有非常积极的正面宣传作用。

新的文学园地:《人民文学》与新中国文学制度构想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08-09-26 14:33:00 ] 作者： 郁 勤 编辑：Studa_hasgo122 摘要：建国初期“人民文学”文艺思想开始贯穿整个文艺界。《人民文学》作为“人民文学”的全新载体，成为新中国在文学制度重建初期的国家权威文学期刊。《人民文学》在此阶段的办刊思想、方针及创作风貌充分的呈现出鲜明的“人民文学”特征，同时它也影响着同时代其它文学期刊的办刊方针和方向。新中国文学制度构想在《人民文学》初显端倪。《人民文学》作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期刊，通过勘察它于此期间的办刊特色，从而为更全面、清晰地勾勒出当代文学传播史面貌打开了一个通道。 关键词：“人民文学”；《人民文学》；文学制度；文学期刊 “人民文学”的确立急需开创属于自己的文学阵地，它急于消除“五四”以来在文学艺术领域占主流导向的“人的文学”的影响。“人的文学”中所弘扬的个人、审美、启蒙等现代观念遭到了“人民文学”的篡改和摈弃，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文学”开始牢牢地控制着话语权。“大凡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政治集团，在夺取政权取得胜利之后，为巩固新政权，总要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1〕(P125)1949年10月和12月中国作协领导的《人民文学》和中国文联领导的《文艺报》分别创刊，毛泽东为《人民文学》创刊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此后这两个文艺刊物在不同的领域发挥着自己在当代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作用。文联和它所属的各种协会是50年代之后惟一的文艺机构。其他的文学社团、组织都不再可能存在。在各个协会中，中国作家协会的地位最为重要。从中可以看出文学艺术领域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文学生态环境较之建国前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新政权领导下的文艺阵营初步形成，“人民文学”的秩序初具雏形。 建国初，新中国文学期刊出版行业，除《人民文学》、《大众演唱》、《民间故事》一类艺术性刊物外，有影响的刊物寥寥可数。1949年文艺刊物总共只有18种而且风格相近，印刷粗糙、装帧简陋、题材趋同。期刊的面貌是文学生产环境变化的一个重要表征。毛泽东对《人民文学》的题词，既是对《人民文学》的勉励与期望，同时也是对《人民文学》在文学刊物中首屈一指地位的确认及对《人民文学》办刊方向的规定。《人民文学》是以刊载短篇创作（散文、短篇小说、诗、通讯报告、电影剧本）为主的月刊，同时也刊发理论批评文字。“文艺刊物在计划经济时代，是文学创作、评论和理论研究最重要的载体和传播媒介，同时也是时代政治风云变幻的晴雨表。刊物在传播文艺作品的同时，也担负着引导方向，宣传阐释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讨论重大理论问题的“阵地”的职能”。〔2〕(P185)与政权紧密结合，这既是《人民文学》的一种历史殊荣，又是它备受世人争议的缘起。从创刊时起，它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对当代文学生产的影响让文学史家不容忽视。 “那一时代新创办人文、学术和文艺刊物，在发刊词上，都无一例外地要写上最流行的政治语言，以表达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2〕(P186)毫不例外的，《人民文学》在创刊词中由主编茅盾明确地宣布了自己的文学任务和工作中心：“作为全国文协的机关刊物，本刊的编辑方针当然要遵循全国文协章程中所规定的我们的集团的任务。这一任务就是这样的：一、积极参加人民解放斗争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设，通过各种文学形式，反映新中国的成长，表现和赞扬人民大众在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中的伟大业绩，创造富有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人民文学，以发挥其教育人民的伟大效能。二、肃清为帝国主义者、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服务的反动的文学及其在新文学中的影响，改革在人民中间流行的旧文学，使之为新民主主义国家服务，批判地接受中国的和世界的文学遗产，特别要继承和发展中国人民的优良的文学传统。三、积极帮助并指导全国各地区群众文学活动，使新的文学在工厂、农村、部队中更普遍更深入的开展，并培养群众中新的文学力量。四、开展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文学运动，使新民主主义的内容与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形式相结合，各民族间互相交流经验，以促进新中国多方面的发展。五、加强革命理论的学习，组织有关文学问题的研究与讨论，建设科学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六、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文学的交流，发扬革命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精神，参加以苏联为首的世界人民争取持久和平与人民民主的运动。”〔3〕《人民文学》的发刊词从六个方面为自己的编辑工作做了限定和要求，而这六个方面不仅是《人民文学》在今后所必须执行的大编辑方针，而且也是当时所有文学刊物首要的宗旨和使命。 1949年以后，同人刊物被取缔，只有国家拥有出版刊物的权力，此时的《人民文学》无疑代表着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乃至权威。它的权威性从历届编委会的名单中就可以得到体现： 1949年—1952年的主编为茅盾，副主编为艾青； 1952年时主编为丁玲，编委成员为艾青、何其芳、周立波、赵树理； 1953年第7期—1955年第12期，主编是邵荃麟，副主编为严文井，编委组成有何其芳、沙汀、邵荃麟、袁水拍、葛洛、严文井； 1955年12月—1957年11月，主编为严文井，副主编是秦兆阳、葛洛，编委有何其芳、葛洛、张天翼、秦兆阳、吴组缃、严文井； 1957年12月起，主编换为张天翼，副主编为陈白尘、韦君宜、葛洛，编委构成为艾芜、周立波、陈白尘、吴组缃、袁水拍、韦君宜、赵树理、葛洛、张天翼。 历届主编都是文艺界党内外的知名人物，一方面说明了它地位的重要，一方面也反映了这块“阵地”的敏感性（由这些人物的政治立场可以看出）。另外，可以从中窥出：作为国家权威文学期刊的《人民文学》对编辑人员的挑剔和选择跟这些人于建国以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表现是密切相关的。编辑成员名单更换频繁，但这些人员的更迭也给刊物的办刊面貌带来了相应的变化。虽然“人民文学”的“人民”主流方向不可动摇，但在政治环境稍微宽松时它仍能出现让人为之振奋的革新，如“百花时代”对主流权威话语的挑战。 创办文学刊物是新中国文学立足和发展的重要手段，而此时期的文学刊物则有着与解放前文学迥然不同的性质。20年代的文学杂志带有更多同人和学院性质，30、40年代则转向商业操作。这些时代中报刊的发行与经济利益始终密切相连。为了让刊物生存下去，并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刊物编辑会更重视文学读者，会想方设法提高刊物质量，促使文学市场形成。而到了建国之后报刊业却被打上了鲜明的政治烙印，被纳入“一体化”框架中。期刊的政治化，促使办刊人及其创作者和阅读群的构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学刊物的发行不再考虑市场的需求，它的一切经费均由党的文艺机构来支付，从刊物的组稿到发行都离不开党的支持、监督、管理。即是说不管它的盈亏与否、是否受读者喜欢，它只需要扮演好一个角色： 政治的文学解说员。计划经济的推行使以往以市场赢利为办刊方向的文学刊物的商业色彩削弱，但随即又给它涂上了一层新的颜色，商业色彩的削弱和政治话语的加强构成了当代报刊制度两难的窘境。 “人民文学”文学制度取消了现代文学允许的同人办刊、资本办刊，而仅仅留下了文学期刊唯一的生存方式——政党办刊。政党办刊并不是新鲜事物，早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就有为其政权服务的《前锋周刊》、《前锋月报》等，另有“左联”领导下的《北斗》、《萌芽》、《拓荒者》、《前哨》等。当时的国共两党“双方都不讳言政党的背景，沿着这种办刊思路，40年代的边区党政机关，自觉地把办好期刊包括文学期刊，当作从中央到地方宣传工作的中心任务之一”。〔4〕这种办刊思想一直延续到建国后，《人民文学》的创刊与发行基本上也是围绕着党中央的文艺方针政策来运行的。较之解放前，文学杂志和出版社的生存环境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40年代后期，原有的文学杂志陆续停刊，如著名的《文学杂志》（朱光潜）、《文艺复兴》（郑振铎、李健吾），以及《文讯》、《野草》、《文艺春秋》等。即使是解放区的文学刊物，也大体如此。个别杂志，如茅盾等主持的《小说》，延续到1952年初，可能是例外。中国近现代发展起来的，具有独立性质、带有流派、同人色彩的文学杂志，失去存在的可能。文学报刊都明确其“机关”报刊的性质。“1949年后自然创办了许多刊物，但是刊物的性质有了很大变化。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的现象。说它重要，是基本结束了晚清以来以杂志和报纸副刊为中心的文学流派、文学社团的组织方式。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社团和文学流派，随着期刊性质的改变，基本上结束了”〔5〕。在此期间，曾有过试图创办具有流派或同人色彩的刊物的尝试，大抵都以悲剧告终。如胡风等50年代初曾有的设想，丁玲、冯雪峰等在1957年创办同人刊物的计划，江苏青年作家陆文夫、高晓声等人的《探求者》杂志的流产，四川《星星》诗刊探索的失败等等。“中央”的《文艺报》、《人民文学》等杂志，“地方”的各省市的文学刊物，在大多数时间中，严格执行统一的规范，保持声音的基本一致，从而有效地保证文学“一体化”的实施。 1949年以后，文学的意义秩序被规定在政治意识形态范畴内，它被要求能阐释新中国“新”之所在。一个崭新的中国诞生了，红旗飘飘、豪情万丈，诗歌、小说等都由过去多反映苦难和斗争转为抒写建设和歌颂新生活为主题，一种以崇高神圣为基调的社会主义英雄史诗唱响人民狂欢的主旋律。《人民文学》上的小说创作，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生活题材占了极大分量。世俗的日常生活场景因其琐碎、平庸而被拒绝，就连老舍，他最终还是放弃了反映旗人生活的小说《正红旗下》的写作。菲舍尔·科勒克说过：“无一社会制度允许充分的艺术自由。每个社会制度都要求作家严守一定的界限”，“社会制度限制自由更主要的是通过以下途径：期待、希望和欢迎一类创作，排斥、鄙视另一类创作。这样，每个社会制度——经常无意识、无计划地——运用书报检查手段，决定性干预作家的工作。”〔6〕(P38)一个党的机关文学刊物每一期刊发何人的作品、何种题材、作品所占的版面位置等等，这些都成了极其细微敏感的问题。1956年前《人民文学》的作品多为工农立传，写热火朝天的工业建设及工农阶级中的英雄，几乎看不到描写知识分子、描写人们复杂内心世界的作品。整个文坛弥漫着开天辟地的豪言壮语和具钢铁意志的群体塑像。有学者讲到“读者成份的改变，势必要求文学作品从思想内容到审美趣味都发生相应的改变。1949年以后，大陆的文学对象被明确地规定为工农兵以及其他劳动人民。他们在一个新的政权建立之初，渴望了解这个政权是怎样取得胜利的，以及自己如何适应投入到新政权所领导的事业中去。这就决定了这一阶段的文学作品所包含的教育作用特别强。”〔7〕(P6) 作为国家权威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在每一时期都必须紧跟政治形势和政治运动，在刊物的约稿、组稿与编排等环节上紧锣密鼓地配合政策、“赶任务”。“紧密配合中心任务就是个小框子。一个具体政策来了，一个具体任务来了，于是要求文艺刊物紧密配合，否则就是脱离实际，就要受到上级的批评。”〔8〕政策是党的文艺思想的具体表现，是党的宗旨、人民利益的具体体现，因此，配合政策、为政策服务就成为文艺为政治服务、为人民服务的自然而然的合理要求。“一个为人民服务的作家，应该时时刻刻把他的写作作为一种宣传教育工作。这样的赶任务是完全应该的。”邵荃麟：《论文艺创作与政策和任务相结合》，《文艺报》第3卷(1)。“我们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脱离政治运动，不能不描写政治运动和配合政治任务。我们要从这样的配合政治任务的作品中产生不朽的艺术品，而且也一定可以产生不朽的艺术品。”萧殷：《论“赶任务”》，《文艺报》第4卷，第5期。众多的理论批评从不同角度论证了配合政治、“赶任务”需要的合理性和重要性。朝鲜战争爆发，全国开展“抗美援朝”运动，《人民文学》上就出现了大量反映抗美援朝的作品，有《在朝鲜战场上有这样一个人》（李瑛，1952年8月号）、《朝鲜战地的报告》（巴金，1952年8月号）、《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巴金，1952年9月号）、《三千里江山》(杨朔，1952年9月号)等。1955年为配合党领导下的工业建设高潮，《人民文学》1955年3月号登出了《本刊为发起〈在工业战线上〉的征文启事》，坚持每一期都有反映工业建设战线上的文章。 此次征文活动持续了两年，配合政策、国情的需要将文学活动规范化、组织化，紧跟党的文艺方针来办刊。 随着对“胡风集团”的批判运动不断升级，虽然《人民文学》办刊内容侧重的不是理论建树，但它仍十分注重自己的理论权威。在对胡风的批判中，《人民文学》紧跟党中央的脚步，在期刊上接连几期发表了火药味极浓的批判文章：《胡风先生及其小集团曾经怎样斗争过？》（王智亮，1955年2月号）、《请脱下外衣来！》（丁力，1955年2月号）、《评胡风的“有关现实主义一个基本问题”》（王速，1955年3月号）、《在接受民族遗产问题上胡风怎样歪曲了鲁迅先生》（沛翔，1955年4月号）、《胡风——最阴险的敌人》（刘白羽，1955年6月号）等等。然而事实是在此种“文学为政治服务”的观念指导下的文学创作却难以产生既符合“赶任务”又具“艺术性”的文艺杰作，这一系列举措并没能从中挖掘出比较优秀的创作和培养出杰出的人民作家。作为一个有生命力的文学刊物，它本应有自己的特色，但更多地却要受制于政治环境的约束，来自更高层的权力迫使《人民文学》不可能成为一个纯粹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虽拥有十分尊贵的文坛地位：“现在在国内国外，都把本刊看作一个代表新中国的文学方面的刊物。”《人民文学》(第2卷)，1950年版，第3期。但社会上各种文学刊物均以《人民文学》为指南，这无疑使得刊物的运作更加谨慎。 《人民文学》自创刊起有一个重要的栏目——“读者来信”。“读者来信”虽然在报刊的版面栏目中已是司空见惯，但于《人民文学》而言则更显出重要意义。1950年6月1号版的《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编辑部的集体检讨：《改进我们的工作——本刊第一卷编辑工作检讨》，这次检讨是为了响应中央委员会《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并结合读者的批评意见而进行的。虽然《人民文学》才出版了六期，但编辑们丝毫不敢有所怠慢。从这六期里他们自我发现了许多问题，如缺乏有计划地组织理论批评，尽管这不是《人民文学》的中心任务所在。接着它还批评了组稿上存在的小说题材分布面狭窄（多写工人，农兵题材不多）的缺点。此时期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工农小说在政治宣传上的功利性被强化到了极端的地步，成为跟在政治后面亦步亦趋的工具。 “进入当代，思想环境要求作家进一步放弃知识分子精神独立的幻想，对知识分子的批判运动几乎没有间断过。文学界、美术界、理论界的检讨之声不绝于耳。作家已没有可能以松弛的心态去从事精神生产。而心态又从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作品的风貌和它所能达到的艺术高度。”〔9〕(P31)这样的创作环境迫使作家们纷纷生产出了大同小异、千篇一律的“概念作品”“任务作品”。 从《人民文学》该阶段所刊发的作品来看，众多创作显露出那时知识分子已广泛地逐步放弃了独立思考的权力，默认文学成为政治的附庸。然而知识分子的思考，恰是现代文明发展所不可或缺的。这时“人民文学”主流中普遍存在以肯定歌颂代替解剖批评，和气善言掩盖了激流中的矛盾冲突。但是应该看到，假使如此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此后一系列矛盾冲突逐渐浮出了水面并愈演愈烈，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使新中国全力建构的“人民文学”处于一个尴尬的窘境。 〔参考文献〕 〔1〕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孟繁华.众神狂欢——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3〕刘宏全主编.中国百年期刊发刊词600篇〔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 〔4〕刘增人.40年代的文学期刊〔A〕.现代文学研究丛刊〔J〕.2003，(2). 〔5〕洪子诚.问题与方法〔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2. 〔6〕〔德〕菲舍尔·科勒克.文学社会学〔A〕.张英进、于沛.现当代西方文艺社会学探索〔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7. 〔7〕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M〕.台湾:业强出版社，1990. 〔8〕蓝翎.了了录〔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9〕孟繁华.梦幻与宿命——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历程〔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