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帮论文范文

中国宁波网讯 名震全国的红帮裁缝 采访陈万丰，最好的地方就选在宁波服装博物馆。走进月湖之畔的这座清代宅院，你可以感受到浓浓的红帮文化裹挟而来的历史氛围。漫步馆内，穿行在放着各个年代服装展品的特定场景之中，身为宁波人再一次被宁波服装业上所凝聚的人们的智慧和勤劳所感动，衣料店、裁缝铺、修鞋摊以及养蚕房这些已被时代定格的场景，记录着几百年来宁波人对于中国服装业的创造与奉献，也记录着一代又一代的宁波服装人的艰辛和收获。 陈万丰对于宁波红帮裁缝的发展历史，如数家珍。1997年，筹建中国首家服装博物馆时，陈万丰奉命担起了这一重任，面对当时一没有任何实物资料，二没有专业人才的尴尬局面，陈万丰做起了拼命三郎，他怀揣一张介绍信，手拎一只提包，走南闯北，到全国各大城市追寻红帮裁缝的足迹。一份难得的陈年服装档案或是一件实物资料，都让陈万丰欣喜万分。 作为宁波红帮裁缝发祥地的上海，上海档案馆和上海博物馆留存的很多资料和实物都忠实地记录着当年宁波红帮裁缝的辉煌历史。陈万丰就一次次地带着面包在这两个馆内查找资料，并用笔摘抄下来。“当时查找工作十分艰辛，很多资料还需要一笔一画地抄下来，实物资料更是难找。但是随着查找工作的深入，这些资料逐渐将当年宁波红帮裁缝的辉煌业绩勾勒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的工作劲头就更足了。当我们在上海博物馆得到宁波红帮裁缝使用过的第一台胜家牌缝纫机时，这件宁波服装博物馆的首件实物资料让我们兴奋不已。聊到这些时，陈万丰已完全沉浸在当年的回忆中。 在宁波服装博物馆里，有一张地图上标示着宁波红帮裁缝当年遍布的20多个城市，这些城市陈万丰也基本上都去过。经过十年的努力，现在的宁波服装博物馆已拥有丰富的实物和资料。在这些资料里，我们可以细细品味出宁波红帮裁缝的五个“第一”：即宁波人开设第一家西服店和第一家西服工艺职业学校，缝制了中国第一套中山装和第一套西装，还编写了中国第一部西服理论著作。红帮裁缝北上北京、天津、哈尔滨、长春、大连，南下厦门、香港，西进重庆、青海、西藏，甚至漂洋过海创业国外。同时，资料也证实了红帮裁缝不但是中国近现代服装史重大变革的引领者，而且在20世纪初期中国的很多城市里，在当地的服装业中，红帮裁缝都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如当年的上海西服商业同业公会的登记资料显示，上海西服店多时共有700多家，但宁波人开设的就有420多家，占了总数的六成。 勇于纳新的红帮裁缝 起源于奉化江两岸的宁波红帮裁缝，能够成为中国近现代服装业中的一支生力军，其中最主要的原因，陈万丰把其归结为“创新”。 陈万丰说，在旧中国，经济落后，外货充斥，一群有骨气、有才华的中国人发愤图强、兴办实业，寻求一条富国强民的道路。而当时的红帮裁缝作为新兴产业的开拓者，敢于破除人们传统的着装观念，主动吸纳西式服装的长处，率先将中外服饰的精华进行融会贯通，创造了富有民族特色的海派西服，揭开了中国服装史上崭新的一页。红帮裁缝抛开世俗的眼光，接受简洁明快的现代服装理念，独创了中国的海派服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红帮裁缝是中国服装史上最具有革命意义的一次改革的发起者，他揭开了中国服装史上崭新的一页。在完成这一重大改革的征程中，宁波的红帮也成了中国服装史上影响最大、最深、最久的一个服装流派。” 陈万丰认为宁波红帮裁缝的创新体现是全方位的，即开放性地吸纳西方的服饰文化，制造出中国的第一件西服，又“洋为中用”，结合中国人的体型特点，开创出肩薄、腰宽、轻松、挺拔，个性强烈、款式独特的中国海派西服。同时根据西方的立体裁剪等理念，结合中国的特色，创造性地设计制作出了中山装这一“国服”，可以说，中山装的创制、完善和普及，是中国服装史上最伟大的变革之一。女装也不例外，红帮裁缝在做女式西服、女式大衣、连衣裙、婚礼服的同时，不失时机地推出了改良旗袍。从宁波服装博物馆里陈列的各式旗袍可以看出，旗袍在红帮裁缝的手下，在领口、袖子、衣长及腰身等部位，都是一变再变。 同时，红帮裁缝从开设作坊到开店号，再从开店号到连锁，不断推动了中国服装缝制技艺上的设备更新、工具更新、面料更新、店堂更新、产品更新、顾客更新和经营模式更新。 现代宁波装，宁波的响亮名片 “宁波现代服装业的发展，离不开脚下这块土地，也离不开红帮裁缝。”这是一位宁波服装企业界知名人士讲述宁波现代服装业发展时对陈万丰说的话。确实，起步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现代宁波服装产业，都是上一代红帮裁缝手把手教出来的，当时，有一两百名来自上海的红帮裁缝传人在宁波刚刚兴起的服装厂里担任师傅，他们不但带来了红帮裁缝的工艺，而且带来了红帮裁缝踏实细致、创新进取精神。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宁波已崛起了一大批著名的服装企业和品牌，目前已拥有中国驰名商标3个，衬衫类中国名牌产品4个。已涌现出杉杉、雅戈尔、罗蒙、一休、太平鸟、洛兹、培罗成等一大批享誉国内乃至国际市场的知名服装品牌，形成了国内少见的服装名牌产品群星辉映的局面。全市近2000家服装生产企业年服装生产能力达10多亿件，占全国生产总能力的12%强。综合实力特别是男装产业综合实力绝对居全国同类城市之首。 在宁波现代服装业的发展上，创新精神仍是贯穿着整个发展史，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服装企业积极引进国际上最先进的电脑排料、自动摊布、自动生产、立体熨烫、自动包装生产线，使我市的现代服装生产企业的关键技术装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现在，宁波的服装产业还从以男装为主，逐渐向女装、时装、休闲装全方位发展，面料的生产规模也不断扩大，像纳米技术等新的生产工艺也不断出现。在宁波服装博物馆的现代陈列馆，陈万丰指着一块资料宣传板说，这是宁波目前服装企业主要数据，每年都要更新一次。记者在2004年底的统计资料上看到，在该年的服装工业产值统计数据上，新产品的产值超过了17亿元，比上年增长了161%。 让红帮的创新精神继续传承 创新精神贯穿于宁波服装业的起源、兴起和发展，但是陈万丰认为，宁波现代服装业如要进一步发展，还需要更进一步创新。这几年，宁波的服装业虽然创新不断，但是相对于其他一些服装名城和温州等后起之秀，宁波服装业的发展速度并不是很快。 宁波以男装闻名，相对来说，女装、时装的设计制作还相当薄弱，而且大多处于中低档次这一层面，这离一个真正的服装名都的要求还有不少差距。同时，宁波的红帮裁缝曾以精湛的工艺、最新潮的设计在当年的中国引领服装新风，成为中国服装界的代表，但是，宁波现有的服装人才队伍，特别是高级的服装设计人才，却相当缺乏，这使宁波的服装业、特别是时装业的发展有后继乏力之感。另外，宁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条真正的时尚街，没有专门的服饰类报刊杂志，这些都需要宁波红帮裁缝的后人继续做出努力。 ■受访人 陈万丰，中国博物馆学会会员，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会员，宁波服装博物馆馆长、副研究馆员。1962年从事文化工作，1986年后任鄞县（现鄞州区）文物管理办公室主任，1997年冬开始筹建中国首家服装博物馆———宁波服装博物馆，倾力研究中国服装史和红帮服装史，撰写了20多篇论文，合编有《宁波服装》、《红帮服装史》等著作。 ■采访动机 人们的生活离不开吃、穿、住、行……其实，人类从穿上衣服逐步走向文明以来，“穿”这个问题就已经披上了浓厚的民族地域特色，从最早的、最质朴的兽皮麻衣到现在的各式时装，无不体现着各地的文化传承和精神内涵。 宁波的服装文化，作为正在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无疑是中国璀璨服饰文化中独特的一支。她的兴起和发展，无不体现了宁波人吃苦耐劳、勇于开拓、不断创新的精神。现在的宁波服装业，已成为带动宁波经济腾飞的一个有力的助推剂，也是宁波走向全国、奔向世界的一张响亮的名片。 而陈万丰，这位前半生一直从事文化展览事业的专家，自从1997年因工作需要接触宁波的服装文化以后，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从筹建宁波服装博物馆开始，一直醉心于宁波服装文化的整理和研究，并且卓有成效。从他的一言一行中，我可以深深地体会到，自从他进入这一领域以后，他的工作生活都同宁波的服装紧紧地连在了一起。通过陈万丰，可以让我们更深地了解宁波地域文化中独特的红帮服装文化。

宁波历史悠久。早在七千年前，先民们就在这里繁衍生息，创造了灿烂的河姆渡文化。春秋时为越国地，战国中期以后为楚国辖地。公元前222年，秦定楚江南地，置鄞、鄮、句章3县，属会稽郡。两汉、三国至魏晋南北朝时期，3县除隶属的州、国和郡名时有变动外，其区域范围基本未变。隋开皇九年9589年，3县同余姚合并，称句章县，县治置小溪(今鄞州区鄞江镇)，仍属会稽郡。唐武德四年(621年)，改置鄞州，设州治于三江口(现宁波老城区)；武德八年(625年)改称鄮县，属越州，县治复置小溪。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设明州，辖鄮、慈溪、奉化、翁山4县，州治也在小溪。唐长庆元年(821年)州治从小溪迁至三江口，并建子城，为其后一千多年来宁波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据记载，宁波最早的城垣为东晋隆安四年(400年)刘牢之所筑，称筱墙，故址相传在今西门筱墙巷一带。五代称明州望海军。北宋建隆元年(960)称明州奉国军。南宋绍兴三年(1133年)置沿海制置使，辖温台明越四郡。南宋庆元元年(1195)升为庆元府。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称庆元路。大德七年(1303年)设浙东道都元帅府。朱元璋吴元年(1367年)称明州府，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为避国号讳，改称宁波府。宁波之名沿用至今。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设宁绍台道，驻宁波。1927年划鄞县城区设宁波市。1949年5月浙东解放，鄞县城区建置宁波市，城区亦为宁波专署驻地。1983年撤销专署，实行市管县体制，随着北仑深水良港的开发建设，宁波逐渐由河口城市向海港城市演进，并形成三江、镇海、北仑三片滨海临江发展的空间格局。1986年宁波列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1987年经国务院批准，成为计划单列市。宁波为何简称“甬”呢？“甬”在《辞海》里是指钟柄。因“甬”字在古文中与镛字相通，所以其本义是指大钟。另外，从“甬”的字形来看，也很像我们平时在寺院里看到的大钟形状。而“甬”作为宁波的简称，则早在24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就已出现了。当时，宁波这块地方还不叫宁波，仅有鄞和句章两个地名，隶属于越国，是越王勾践的领地。春秋后期成书的《国语·越语》载：“勾践之地，东至于鄞。”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后一举攻破吴国，生擒吴王夫差于姑苏山上，然后将其流放到荒凉的舟山岛。对这段历史，《国语·越语》记载道：“请达王甬句东。”春秋时期左丘明所著的《左传》也写道：“请使吴王居甬东。”300多年后，司马迁在《史记·吴世家》中再一次提到“甬”这个地方“越灭吴。勾欲迁吴王夫差于甬东，予百家居之，后夫差自尽。”史料中讲的“甬”和“句”，就是指今宁波，而“甬东”、“甬句东”则是指现在的舟山岛。对“甬”字的来历，三国时期的韦昭在《国语·吴语》注：“甬，甬江。”就是说“甬”这个地名源于甬江，而甬江又源于甬山。甬山就是今天鄞县与奉化交界处的江口镇塔山，发源于四明山麓，是雪窦山的余脉，山南为奉化，山北为鄞州。《奉化志》上讲，甬山的得名是这座山很像覆置的大钟，且山上水源丰富，像泉水一般涌出来，而“甬” 即含“涌”的意思，故称甬山。如今《辞海》里解释：“甬，浙江省宁波市的简称，因境内有甬江而得名。”在春秋时期，鄞、甬地名己十分出名，而且地域辽阔，到秦朝（公元前222年）建鄞县时，它的地域包括今鄞西以及奉化全境和宁海、象山一部分，县府设在今奉化市的白杜村，其境内惟一通向大海的这条甬江，成为这一地区通往外界的主要水道。所以，当时甬江名气己很大，鄞、甬两个地名同时并存，指同一地域，但那时所指的甬江，是从剡江、鄞江和奉化方桥方向流来的东江汇合处开始，一直到镇海口出海为止，而不是指今天的甬江。现在己将从甬山流至宁波市区新江桥的长达121公里江段称为奉化江，而把奉化江和余姚江汇合于宁波市三江口至镇海口的22公里江段称为甬江。古时将甬江流经的区域都称为“甬地”，尽管这块土地的名称曾经历多次变迁，但“甬”始终作为它的简称，延续至今。宁波春秋时期为越国境地，秦时属会稽郡的郭、贸、句章三县，唐时称明州;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朱元璋将明州府改为宁波取"海定则波宁"之意，一直沿用至今。

居住 侗族的村落依山傍水，聚族而居，大寨三、四百户，小寨三、五十户，极少单家独户。侗族多居于“干栏”楼房，一般一幢三间两层楼，左右连“偏厦”，也有三层楼的，楼下安置石碓，堆放柴草、杂物、饲养禽畜。楼上住人，前半部为廊，宽二、三米，为一家休息或手工劳动之所；走廊里边正间为堂屋，设神龛，左右侧为火塘，上面有烘烤禾谷的吊炕，这是取暖、煮饭的地方。卧室设于两侧偏厦或第三层楼上，顶楼存积粮食、糯禾多挂在上面，有的在寨边建立禾晾，便于防火。 融水侗族村寨鼓楼、风雨桥所存很少，大年一带原有的鼓楼均已毁于火灾，目前仅有重建的归合鼓楼。 饮食 以大米为主，玉米、小米为辅助粮食。侗族多喜食糯饭，常以糯食待客。婚嫁吉庆节日礼品，如粽子、糍粑、米酒等，无不以糯米制作。副食有猪、牛、鸡、鸭、鱼、鹅等，蔬菜以青菜、豆角、罗卜、瓜果最普遍。嗜酸辣味，有“侗不离酸”之说。烧鱼是侗族别具特色的菜肴，一般多在秋收季节进行。扁米亦为人们所好，“扁米”。侗语称“苟毛”，把将成熟的糯禾合水炒熟，舂去谷壳，即可就食，味芳香清甜。 油茶是侗族的待客小吃，打油茶时即把“阴米”先用油锅炸为米花，再炒花生、黄豆或糍粑丁，然后把茶叶放入锅内炒少许，再放适当的水煮沸即成。食用时，将葱花、米花、花生、黄豆、糍粑丁等置于碗中。冲入熬好的茶水。味道可甜可咸，随人所好，侗族妇女来往相聚，常以打油茶为乐。 服饰 侗族服饰历史悠久，尤以妇女服饰纷繁多彩。男穿对襟衣，一般有七个到九个布扣，三个到四个衣袋，着大管裤，包头帕。妇女装束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别，在拱洞、大年、良寨、洞头一带，妇女穿有领右衽衣，着长裤，多盘发。着盛装时，上身穿全新紫亮布开襟衣、衣襟、领边、袖口均镶绣花滚边，以两条彩带系于左腰侧，胸部罩胸围，图案花纹精巧别致，胸围上齐脖部呈两岔，以一个回形银饰把两条带子固定于颈后；下身穿百褶裙，着内裤，裙过膝盖，小腿脚套上系彩带飘于外侧，穿绣花船形鞋；头上插银花，戴耳环，银手镯，银制的项链，项圈层层叠叠于胸前。贝江流域安太、滚贝一带，妇女装束与苗族相似，多挽髻、戴耳环，上穿无领无扣对襟短衣，袖口，衣襟均有花纹图案，衬胸襟，小腿着布套，平时穿过膝短裤，节日喜庆方着百褶裙。 80年代以来，男女青年普遍穿时装，与汉族无异。惟妇女尚珍藏节日盛装，布料已不限于家织布，有呢绒、绸、缎等，色彩趋于鲜艳多样。 婚姻 实行一夫一妻制。历史上侗族盛行“姑表舅婚”习俗，姑家之女，须嫁舅家为媳，如外嫁，须征得舅家同意，此俗沿袭至民国时期，迄今逐渐松驰或消失。至于姨表兄妹则视为同胞兄弟姐妹，不能为婚，违者被人讥笑。同一房族或不同辈分亦禁止婚配，但不避同姓。 侗族男女恋爱活动形式，一般通过“走寨”进行，即所谓“行歌坐夜”。农闲季节晚上，三、五个年纪相当的姑娘聚焦在一起家纺纱、刺绣或作针线活。这时，三、五为群的青年小伙子，或徒手，或携带琵琶、牛腿琴、侗笛到女家唱歌，谈情说爱，往往深夜甚至黎明而归。通过这些活动，其情投意合者即可交换信物，侗话叫“凡玛”，而后由男方请亲友到女家求婚。 侗族婚姻不管是自由恋爱，还是父母包办，都得由男方托媒说亲，得到女方父母的允许方能成亲。不经父母认可，采取“逃婚”的方式而自由结合、婚后，再给女方父母道歉认亲，此种情况亦有。正常的婚姻，须通过“说合”、“订婚”、“迎娶”等过程。 “说合” 侗族无专门媒人，多委托亲朋到女家说亲，得到女方父母应允，才择日订婚。有些地方讲究“年庚八字”，所谓男女的年庚“相冲相克”者，不能为婚，这时，男方以银毫一元连同女方的八字用红线包好，退回女家作为挂彩。 订婚 男家择好吉日良辰，携带礼物往女家行聘。行聘者多属女性，聘礼及回礼的厚薄，视家庭经济状况而定，一般是鸭、鱼、肉和糯米等。女方回礼布匹、布鞋等物。届时女家杀鸡宰鸭请房族至亲吃饭，表示订下终身。此后，逢年过节，男家须以礼物赠送女家，直至过门生儿育女，开始逐渐减少。 迎娶 由一对父母双全未婚的男女青年去接亲，新娘随带雨伞，送亲者多达10余人，但须奇数，多属同宗姐妹，陪同新娘一起步行到新郎家。新娘深夜进门。第二天宴请亲友。席散即送新娘回娘家。男方礼物随同送去，一般是猪肉、鸭、酸鱼、糯米、酒、蛋等，多少视家境而异。女方家就这些礼物办酒请客。 融水侗族举行婚礼期间，新郎新娘不入“洞房”。至农忙或逢年过节，或夫家喜庆，再着人把新娘接来，数日后，女方复返娘家。这样的时来时往，男女双方接触日多，一般持续一至三年，始长居夫家。 离婚、再婚 夫妻不和、感情破裂，双方均可提出离婚要求。一般都要经长老，亲族劝解，劝解无效，方可离婚。离异时，通常由先提出离婚的一方赔偿结婚时的费用。侗族婚后有了子女离婚的极少，如有子女，由双方协商抚养。 丧葬 侗族盛行土葬，讲究“风水龙脉”，择吉日良辰人殓，出殡，入土。亡人出殡前子女披麻戴孝守灵，接待亲友吊唁。家族的晚辈忌吃肉，但可吃鱼（多为酸鱼）。吊礼以米、酒为主，亦有送现金孝幛挽联。 对非正常死亡者，亦有停柩郊野，三年后择日拾骨下葬之俗，现已废弃。 节日习俗 春节 节日因地而异，多数地区过春节，且最为隆重。届时杀猪祭祖，宴请亲友，青年男女，则“行歌坐夜”，通宵达旦。有的赛芦笙，或唱侗戏；有的村与村之间带芦笙走访，叫“月也”，其间“哆耶”（男女青年手拉手酬唱、对唱）对歌，更富侗乡特色。也有少数村寨，除过春节之外，还于农历十一月或十二月初过侗年。 花炮节 农历“二月初二”，是洞头乡侗族花炮节日，届时，用“铁炮”将一红绸包扎的的环冲上天空，待环落下时，若干个“抢炮队”争先竟抢，获得者视为吉利。主持者给予镜屏，猪和铁币奖励。此期间，吹芦笙、舞狮、鞭炮不停，人如潮，歌如海，欢声震地。 祭牛节 农历4月8日，节日为牛供以鲜草，让牛休息。人们则杀鸡宰鸭，以枫叶染成黑糯米饭供祭“牛王”，据说是为了表示对牛终年为人耕作的谢意。 尝新节 多在农历6月某日进行，各姓氏时间不同。是日，家家户户开田捉鲤鱼，摘取禾胎掺入糯饭，煮鱼弱，以鸭鱼肉祭品供奉祖先，然后全家共餐，家宴使用新竹筷。 此外，二月、八月过“社节”，八月社全寨每家派一人进社庙参加祭祀活动。 迷信禁忌 侗族崇拜自然物，崇拜祖先，信仰多神。有些人根据“年庚八字”，“五行生肖”， 崇拜不同对象：年庚缺“木”者，即拜寄古树：缺“水”者，拜寄山泉水井；还有拜巨石等，求其保佑。在侗族信奉的众神当中，以称“萨柄”的尊神为至高无上。传说“萨柄”是位率众保卫侗乡的女英雄，村村寨寨都有祭祀她的神坛。寨里人集体外出“月也”（打同年），抵御外敌以及集会活动，必先集中于坛前敬祭，以保佑平安。 侗族有许多禁忌，春、秋社日，不准晾衣服在廊檐外；寨里进行禳灾，寨门悬挂“禁标”不准外面生人闯入寨内；产妇“坐月”，门上悬挂“草标”，外人未经许可，不得入内；凡在外地死亡或凶死的人不准抬进寨内等等。

血脉中流淌的是中华民族赐予的光荣，长江、黄河交织成几千年历史的经纬。 我们的文明，以汉语为载体的中华文明便是这样地冲出了宇宙与变迁，绵延了中华九百六十万平方千米的土地，横跨千年的时空，为我们世代所传承，所发扬。 汉语是我们的民族之魂，它可以很豪迈很大气，亦可以很精致很婉约，它可以写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苏式感慨，亦能传达“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的李式风情。这是无论多优秀的外文译制品所无法企及的高度与深度。 因为，汉语承载了中华儿女的魂呢！它不仅是“母语”两个字那么简单，我们的母辈，祖辈经历泛黄的历史所赐予我们的，是“母语”背后沉沉的文化使命。 楼兰古国消亡了，玛雅文化消亡了，古巴比伦文明亦消亡了，文明的缺失是因为语言的覆灭，语言丧失了载体便渐渐葬于荒漠中干涸的河床与幽幽的叹息。 汉语言文明是博大而沉重的民族责任，在西方文化无止境地涌入街头巷尾时，在“三国”与“论语”相继被戏说时，在全球化的呼声下学英语的浪潮正天翻地覆时，小学课堂内的“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反而显得弥足珍贵，英语培训机构满街遍是，可怎寻不到一个国学教授机构？ 这是前进中的市场化快餐，还是，一个大国的浮躁，抑或，是百年后文化断层出现的民族悲哀？ 母语——汉语教给我们的，怎又仅仅是与人沟通，交流。母语不是工具，而是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失却的民族的骨气与精髓！ 让我们重拾古文的经典吧！让我们运用汉语所真正给予我们的扁担，去挑起历史的竹简一捆捆，真正进入原味的古籍，去寻找一个民族的伟大复兴之道，一个大国的崛起之途。 汉语的传承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生来就应向祖辈们许下的承诺，不要让昔日繁盛的古国衰落的故事重演。这庄重的承诺将是我们一生所肩负的重担，它让我们在历史中找到珍贵的内核，让中华民族重新屹立于世界之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