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播的娱乐化研究论文

浅谈新闻娱乐化的利与弊论文

在学习和工作的日常里，大家一定都接触过论文吧，通过论文写作可以培养我们的科学研究能力。相信很多朋友都对写论文感到非常苦恼吧，以下是我收集整理的浅谈新闻娱乐化的利与弊论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一、我国新闻娱乐化的现状

就我国而言，因为媒介所有制的本质区别，使我国媒介在运营模式、理念和操作方法上都明显区别于西方纯商业性的媒介，我国的媒介始终坚持上层建筑和信息产业的双重属性的认定，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轮并进，并始终强调媒介应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为人民服务，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严肃和高质量的媒介产品始终占领着我国媒介产品的主阵地(包括新闻报道)。 但是为了更好的贴近观众且迎合市场，上世纪90年代，硬性新闻开始在内容和形式上进行“软化”，尝试新闻娱乐化。

(一)湖南台《晚间新闻》改版开创新闻娱乐化先河

栏目以个性求生存，新闻也要追求个性。《晚间新闻》是湖南电视台的一块老招牌，挂牌于1983年，自1998年改版以来，一直在做新闻探索，在新闻内容和电视形式上进行了突破。它在内容上放下了架子，从和普通百姓密切相关的社会生活入手，强调新闻故事化、情节化和细节化;在语言上打破“八股腔”，将“播新闻”改为“说新闻”，是典型的非正统模式。它因此成了新闻类的一道名牌，让人接受了“新闻原来也是可以这样报道的”。

《晚间新闻》的导向侧重在弘扬真善美，鞭斥假恶丑，特别是在重树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方面非常有力，对促进精神文明善莫大焉。 作为一个品格健康的新兴类新闻节目，学术界因为它的出现，掀起了一阵讨论与学习的热潮，据湖南卫视称，除了接收不到湖南台的香港和台湾之外，湖南台收到了来自全国各个省的观众的热情来信，一时之间，湖南卫视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开全国说新闻之先河,《晚间新闻》将“新闻性、社会性、贴近性、趣味性、服务性”最后通过一个“可看性”得以释放，让人喜闻乐见。我认为，湖南卫视的改革在新闻娱乐化进程中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它给后来者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努力的方向。

(二)严肃新闻比例下降，新闻娱乐化趋势日益显著

随着湖南台《晚间新闻》的成功改版，严肃的新闻类节目开始试探娱乐手法包装，娱乐化新闻在新闻报道中的比例逐渐加大。中央电视台2套经济频道也开始效仿，在深夜开播《今晚》，前半段说新闻，后半段访谈。《今晚》主要是对资讯进行重新结构和独特解读，重点突出对大众的服务性，这样的节目一经推出，就同湖南台一样，收到了观众热烈的好评，也就促使其他新闻节目中或多或少地借鉴其中的制作手段。

还是央视2套经济频道，早上的新闻栏目《第一时间》，用了三分之一时间播放各种娱乐趣闻类新闻，不再一味的播出严肃新闻，而且两名主持人也以聊天的形式进行播报。放眼全国各大电视台，也迅速推出各种新栏目，如：北京电视台的《七日》，秦皇岛电视台的《今日报道》，等，新闻娱乐化被越来越多的媒介认可、采用。

(三)新闻娱乐化呈现出“亲民化”特征

普京是俄罗斯的总统，对于一个政界要人来说，相关他的信息应该是严肃的，而我们在俄罗斯的新闻中看到了一篇题为《普京专机，马桶价值万美元》的报道：“俄罗斯总理普京是世界上乘坐飞机时间最长、飞行距离最远的国家领导人。他共有6架专机，其中的新专机伊尔-96-300价值昂贵，仅供普京使用的马桶就价值万美元。” 有心人不难发现，这种低姿态，高趣味的新闻在我国的新闻媒体中也悄然兴起，他们不约而同的都喊出了“亲民”的口号。我想带大家来看两则作为中国媒体权威的央视近两天播报的新闻。[FS:PAGE]首先是在5月26日中央一套《新闻联播》播出的一则关于小朋友和《安徒生》童话的新闻，报道称：“今年“六一”，北京儿童艺术剧院股份有限公司联手国内六家院团共同推出大型儿童剧《安徒生》，这也是北京儿艺联合兄弟院团对儿童剧资源整合的有益尝试。安徒生笔下的“丑小鸭”、“美人鱼”等一个个神奇的童话形象，将在北京儿艺、济南儿艺、辽宁儿艺、西安儿艺、广西话剧团和广西木偶剧团的共同演绎下在北京5个剧场同时献给小朋友。为了让小观众对安徒生的人生经历有直观感受，在上演儿童剧《安徒生》的5座剧场还同时展出安徒生真迹和物品。”另一条新闻是中央台5月27日播出，题为“高温天气席卷华北地区，天安门广场发高烧”，该报道用新闻时间为民众分析了近期天气情况，并且运用一只可爱的大熊猫“桃桃”的避暑作为结尾：在山东济南，当高温袭来，人们在自己避暑的同时不忘动物园里动物们的“安居”。在最高气温达到摄氏度的26日，济南动物园及时为动物采取喷淋冲凉、放冰块等防暑降温措施。而34岁高龄的大熊猫“桃桃”则被安排住进了放有冰块儿的居室中。从这些权威新闻机构的报道中，我们不难看出，连一直板着面孔的央视新闻频道都打出“民生新闻”这一亮点，新闻娱乐化中“亲民化”的特征绝对是显而易见的。

二、新闻娱乐化的“利”

(一) 新闻娱乐化对受众的适应性

受众是传播活动的最终完成者，是新闻文化的主体，受众的心理需求客观上左右着新闻的走向。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受众需求必然是决定新闻选择的中坚力量。

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指出，后现代社会的文化是一个娱乐化的时代，电视和电脑正在代替印刷机，印刷文化正在成为一种绝唱，图书所造就的“阐释年代”正在成为过去，文化的严谨正让位于快速，思想性和深刻性正让位于娱乐和快感 。

实际上，我国自古以来就习惯以传播者为中心的机制，媒体的教育、宣传功能得到扩大，娱乐功能却一直受到压抑，不可否认，在传媒的众多功能中，娱乐也应该非常重要。尤其是我国目前处于经济转轨的历史转型时期，人们在价值体系的断裂期，内心常会感到失落抑郁，他们需要一种宣泄的途径来释放压力，调整情绪。试想，在结束了一天的辛苦工作之后，谁还希望继续伴随着政治味浓厚的信息来消磨休息的时间?那些不具备娱乐消遣功能的新闻信息带给受众的常常不是“快乐”，而是要求他们开动脑筋，去分析去思考深刻的社会问题，大多数人都有惰性心理，在8小时工作之外，他们希望不再用脑，就能轻松获得信息与消遣。遵循着“受众需要什么，媒体就得给什么”的宗旨，我们的传媒界从最初争论的焦点 “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到现在关心的是“观众想听什么?他们想看什么样的节目”。在这样的需求下，新闻娱乐化犹如一阵春风，一夜之间遍地开花，吹进了大小电视台以及百姓的心坎里，严肃的主流媒介的信息产品为了争夺观众，也向它抛出了橄榄枝。以中央电视台为例,一向只关注国家大事及政要活动的新闻节目逐渐深入群众,留意起了普通百姓的家长里短,不仅是世界各地的民风民俗开始在央视各档新闻节目中有了一席之地,就连动物园或野外各种飞禽走兽也有机会出现在观众的视野中,小小荧屏开始有了更多的生命和色彩。

(二)新闻娱乐化对市场的适应性

作为文化现象，新闻娱乐化在根本上说，是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社会开放和人性解放的反映，文化生产发展竞争的激烈，很容易使文化市场趋向娱乐。现代化，特别是电子工业的发展，为娱乐化提供了空前新奇的手段，社会安定开放，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文艺求变的自身规律，都是娱乐化发展的适宜环境。中国的新闻业自走上市场经济的轨道后，传统新闻事业体制下的新闻受众转眼间变成了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闻消费者，很多媒体也从以前的事业单位转向企业化经营，向市场要钱，发行量和收视率决定着媒体的存亡，想要有利润就要有好的产品，适当的迎合观众的需求不失为明智之举，从最初的纯娱乐化休闲内容的大幅度上升，到后来的把距离娱乐性最远的新闻都拉向娱乐化，这是媒介市场化的必经之路。从另一方面来看，媒体的利益还与广告、企业投资息息相关，广告商手握媒体的经济命脉，它是否投资这个媒体取决于这个媒体是不是有观众群，能不能吸引观众，这关系到他的投资能否收到最大的回报，

无可否认，在某种程度上，娱乐化的做法至少从经济效益上给媒体带来了不少甜头。以前面的湖南卫视《晚间新闻》为例，正是新闻娱乐化使一档本来平白无奇、默默无闻的普通新闻类节目，变腐朽为神奇，一跃高居全国收视率前列，迅速拥有大量的观众群，带来了非常可观的经济效益。

三、新闻娱乐化的“弊”

任何事物在发展的过程中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新闻娱乐化进程也不例外。在它的发展过程中，由于摸索前行阶段的缺乏经验和缺少引导，肯定会产生一些弊端，这是无法避免的。

(一) 新闻娱乐化滋生了一些“糜烂”的产品

“道德没有了，审美没有了，剩下的只有与大脑相脱离的感官和肉身上。感官与大脑脱离，全部活动就变成对视听觉的刺激，以及各种变着花样的刺激。”

这句话真实的反映了现阶段某些一味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了职业道德的媒介，为了迎合部分读者的低级趣味，所创造的新闻产品的庸俗。文化被“娱乐化”了，而“娱乐”又被“商业化”了，消费主义甚行，观众的低品位、低格调的接受标准为低俗化提供了现实基础;广告商的插手和电视台的商业操作、赢利心理是庸俗化的一个原因。唯收视率，唯广告效益的逻辑，一味地迎合大众以满足人性中隐秘的体验刺激和快感的欲望，对物质的狂热贪恋、对他人的偷窥欲望等阴暗心理，实际上将传播真、善、美的正面报道，变成了张扬“恶”的载体。在这样追求娱乐化的同时，电视新闻必然会或多或少的出现庸俗化，也就导致许多媒体打着劝人向善的旗号，利用观众的猎奇心理而展示社会丑恶现象，只是在结尾时象征性加入评论，请观众引以为鉴，以儆效尤，实际上，受众记住的只是媒体展示出来丑恶现象，满足了自身的猎奇心理。

我手头有一篇报道，说明了低俗化的另一个原因，它讲述的是为了得到一则新闻的第一手资料，我们的新闻工作者的丑态。这篇报道的.作者是一名记者，他被派到深圳去采访报道某演唱会，但是在下了飞机之后收到信息“陈晓旭在深圳往生”，于是他就主动跟编辑部要求自己来跑这条新闻。作为邀请他来深圳报道演唱会的主办方很生气，因为他们邀请来的记者基本上全改去跑陈晓旭逝世的新闻了，这也不知道到底是该说这些记者敬业还是不敬业。更让人无奈的举动还在后面，那天下午，记者们都呆在念佛堂，那里的大门是关着的，敲门是没有用的，本来笔者以为耐心等待会有结果，但混乱之下竟然有个记者报警说，念佛堂有人死亡，希望警方能强行进入，让记者们捡个便宜。幸好深圳警察相当职业，他们解释，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屋内发生谋杀案，他们没有权利也没有义务闯入民宅，还请记者们不要打扰逝者亡灵。笔者正要为警察的敬业感叹的时候，居然还有记者追问：这里面应该有问题，你们可以闯入啊。笔者在这里感慨，“往往出了大新闻的时候，人性的复杂和丑恶总能暴露出来。”我由此想起几年前有记者化装成护士拍傅彪遗体，这次是记者想借警方力量强行进入民宅，这种行为实在太过分了，为了得到新闻而不择手段，记者的底线在哪里?在新闻娱乐化大潮下，为了抢那些能吸引受众、有巨大经济利益的新闻，部分记者使用如此下三滥的手段，实在是有损新闻工作者的形象。那么如此素质的新闻工作者为了新闻娱乐化所带来的利益而生产出来的新闻，可能有比较高的格调吗?

(二)新闻娱乐化造就了一批“迷途”的受众

无可否认，我们的生活已经越来越依赖媒体，在媒体扩大了我们的视野和空间的同时，也让我们丧失了自主的思维与行为自由，习惯于接受媒体提供的信息，满足于传媒牵引下自我营造出的五彩缤纷而又子虚乌有的梦幻世界，“这些娱乐消遣作充斥了整个社会过程……享乐意味着全身心的放松，头脑中什么也不思考，忘记了一切痛苦和忧伤。” 渐渐的，我们把媒体提供的内容误当作客观的现实，在媒体提供的信息指导下思想、行动，在这样的社会形态下，如果大众媒体里充满了娱乐，尤其是原本应该严肃的新闻节目里也重视娱乐功能，无形中让观众陷入这种愉快的气氛中不能自拔，对社会麻木，进而产生逃避问题的心态。人们突然发现身边已经没有一样值得珍视的东西，任何物品、事件乃至精神都可以拿来娱乐，在经历了一次次娱乐化的旅程之后，人们并没有发现多少有意义的事件，自己的心性也追随着娱乐化的大潮而渐渐游离出原本的位置。[FS:PAGE]

有学者认为，一些媒体不断推出娱乐化新闻节目，从而使大众在不用动脑筋的乐与笑中，放松或放弃了理性判断和世界观重建的意愿，放逐了对生活的反思以及对人生真善美的价值判断，这是有害无益的，“在当今人性的自由被物质的欲望普遍统治的状态下，以本能的满足来追求浅薄的快乐，以人性的奢侈、安逸和麻木取代人的真正自由，这种状态并非人的解放，它只能使个体进入新的异化过程。”

所以，新闻过度的娱乐化会导致民族文化传播途径的狭隘，让百姓沉浸在歌舞升平的庸碌状态中，不思考，缺文化，慢慢的丧失辨别力，从而削弱了对自身和社会的批判精神，这是很可怕的，试问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还有多少人会去注重自身道德素养的提高及社会高尚价值观念的塑造?

(三)新闻娱乐化影响了一群“迷惑”的孩子

青少年作为祖国的未来，他们在这个年龄段的教育是十分重要的，古有“孟母三迁”，就充分的说明了“环境”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之大。严肃类新闻作为权威性的代表，其一言一行会左右青少年思想的健康成长以及对是非善恶的分辨能力。

在对于青少年没有限制的新闻类节目中，新闻媒体若只遵从“一切为了娱乐”的信条则将使媒体忘记自身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在关注、追求和制造单纯娱乐效应的同时丧失本应发挥的道德教育的功能。

一些娱乐化新闻节目会向青少年传达错误的、与学校、家庭等教育的内容发生冲突的信息和观念，从而阻碍青少年正确道德观念的形成。本来很严肃的问题，比名人绯闻、暴力事件，被主持人“戏说”、夸大、反复强调，再加上在画面上为了追求刺激、吸引眼球而采用的未经处理的血腥镜头，这都会给孩子们造成心理阴影和误导，他们会问：“这样的做法到底对不对?”若他们的疑问得不到很好的解释，学校教育中所强调的某些道德原则、道德观念便会在他们的心中发生动摇，甚至一些意志不够坚定，尚且不能独立分辨是非的孩子会在不自觉中模仿电视上错误的行为方式，进而在真实生活中实施某些不当行为。所以，过度娱乐化的新闻讯息在传播过程中不但不会发挥道德教育的功能，更会在青少年受众心理不设防的情况下逐步消解常规教育所取得的教育成果。

四、对策

对于新闻娱乐化现象，目前业内的态度大致分为两个派别。“理论派”的学究们大多数极力反对，认为新闻娱乐化损害了严肃类新闻节目的权威和公众形象，长此下去势必会造成新闻节目的全线决堤;但战斗在新闻界一线的“实践派”工作者们的看法却恰恰相反，他们对新闻娱乐化十分追捧，认为它形式新颖，贴近大众，并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都很看好它今后的发展。

我认为，就像任何登上社会现实舞台上各种现象一样，新闻娱乐化的出现自然有其合理之处，它是大众媒介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它既源于我们人类思维的创造，那么我们就一定可以找出最好的途径和方法来约束和引导它的正常发展，从而使媒体真正的走向大众，同时为媒体在市场竞争中继续前行提供可靠的保障。我国新闻界于1997年1月公布了经修订后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要求新闻工作者自觉增强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在新闻报道中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造成有利于人们分清是非、坚持真善美、抵制假恶丑的舆论，传播活动“不得宣扬色情、凶杀、暴力、愚昧、迷信及其他格调低劣、有害人们身心健康的内容。” 基于政策，我想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重视培养新闻人健康的品格

媒体的格调与导向息息相关，面对媒体市场的激烈竞争，“贴近市民、贴近生活、贴近社会”的大众化路线是必然选择，而大众化并不代表着低俗，无数事实已经表明，靠降低格调吸引读者无异于自砸饭碗，必将行之不远。只有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保持健康向上的格调，才是提高媒体公信力的有效方式。新闻人作为新闻产品的创造者，其自身的品格就变得至关重要，在这个问题上，我想以 “2006感动中国”中的一个河南都市报女记者曹爱文为例，她毕业于天津师范大学广播电视新闻专业，她在遭遇新闻的时候，将人性放在了至高无上的位置上，毅然放弃了第一时间做报道，而是亲自给溺水女童做人工呼吸，积极的去拯救一个生命。她被大家亲切的称为“最美丽的女记者”，她的这种行为，为广大新闻工作者们树立了“先做人，后做事”的榜样，如果我们每个新闻工作者都有这种“做正确的事比正确的做事更重要”的思想，那么“坚守正确的舆论导向和健康的品格”将不是一句只停留在口头上的空话。[FS:PAGE]

(二)新闻媒体对青少年应承担一定的道德教育的责任

媒体有着自己必须承担的道德教育的义务和必须发挥的道德教育的功能。“电视文化有它的两重性，它既能育人向上，又能诱人堕落;它既可以使你兴奋，又可以对你麻醉。所以电视不仅需要有精彩健康的画面，而且还需要向社会负责，尤其要对青少年学生们的成长负责。”

电视作为一种媒体必须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这并不因为其面临商业化、娱乐化的压力而被抛弃。对于广大电视传播的受众，尤其是青少年，媒体若丧失对其进行正确、健康的道德引导，就必然招致大众的批判。

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大众传播媒介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二者向来互相影响。举凡社会的发展和环境的变迁，都会引起传媒的调整与变化；反之，大众传媒对社会的发展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如培养大众的欣赏趣味、引导舆论及推动社会迈向文明等。 一、前贤对传媒功能的认知 中国报人对媒体社会功能与责任的认知，确切说来始于清末及民国初期，这种认识的产生，大抵有两个原因：一是出于知识阶层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忧国忧民情怀；另一是对报刊巨大社会影响力的真实体验。 1909年，彭翼仲在他创办的《京话日报》上，发表了《论报馆的好处》。该文用民间唱词的形式指出了报纸“开化新风”、“益民智”、“增学问”等教育功能，“广言路”、“达下情”、“直言谏”、“登贪官言污吏”等舆论功能，“知兵工矿政”、“国家事”的传播功能，是“对改良派报刊思想的一种概括”。〔1〕 中国早期杰出报人，《大公报》创办者英敛之在一篇题为《说报》的文章中，从另一个角度指出现代报纸具有七个特征，同时也阐明了现代报纸的社会功能： 1． 现代报纸不同于“史记百家”。史记百家所载皆前代之遗闻，以往之故事，且篇幅浩繁，文辞高古，非文人学士不能遍观。而“报纸则文酌今古之宜，赏为雅俗所共，浅深各随乎所见，耳目总觉其常新”。 2． 现代报纸不同于“宫门辕门之抄”和“京报官报”。宫门抄之类只行于仕宦，不及于闾中，而“报纸则合朝野而编摩，极体制之美善，上自公卿，下至士庶，皆可足不出户而识天下之事”。 3． 现代报纸不同于见谏采风。过去依靠见谏采风沟通上下，联系朝野，而“报纸首列论说，务使博闻，虽公局外之闲谈，要在集思而广益，但使民间疾苦达诸长吏庭除”。 4． 现代报纸不同于一地之记载。一地之记载，地理有限，包涵有度。而“报纸则采录东西洋，甄记及南北极，无远弗届，有闻必传讵忧一物不知。” 5． 现代报纸不同于“志怪之书”和“稗局小说”。志怪之书和稗局小说顾事或荒诞无稽，文或典深难读，而“报纸则明白易晓，真实不浮，事必简而能 ，文亦质而不俚。” 6． 现代报纸不同于一般传媒。一般传媒记载受到内容局限，包涵不足。而“报纸则大而国家政令之因革，远而人情风土之异同，中外交涉之要务，商买贸易之利弊，与夫一切惊愕可喜之事，凡是新人听闻者，无不具于尺幅。” 7． 现代报纸不同于传统传媒。传统传媒不作行情，不登广告，而报纸“登载买卖之行情”，“记轮船之进出”，“行号广登告白”，“电传紧要新闻”。〔2〕 英敛之这一理念明确地体现在《大公报》的新闻实践当中。该报在评说国事的同时，辅以大量新闻报道批判为实证。他在《大公报出版弁言》中强调：“本报但循泰西报纸公例，知无不言。以大公之心，发折衷之论；献可替否，扬正抑邪，非以挟私挟嫌为事；知我罪我，在所不计。”〔3〕在《说国家思想》中，他把报纸的两大责任定义为“国民之向导”和“政府之监督”。 在俄国，作为布尔什维克《火星报》的创办者之一，列宁提出了一套关于报刊作用的理论。1901年，《火星报》第4号以大字报标题刊登了列宁撰写的《从何着手》一文，其中有一节被前苏联奉为经典，相当于《宪法第一修正案》在美国享有的地位。这段话是： 报纸的作用并不限于传播思想、进行政治教育和吸引政治同盟军。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者和集体的鼓动者，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就后者来说，可以把报纸比作脚手架，它搭在正在修建的建筑物周围，显示出建筑物的轮廓，便利各个建筑工人之间的来往，帮助他们分配工作和观察有组织的劳动所获得的总成绩。依靠报纸或与报纸联系自然而然会形成一种固定的组织，这种组织不仅从事地方工作，而且从事经常的共同的工作，教育自己的成员密切注视政治事件，考虑这些事件的意义和它们对各个不同居民阶层的影响，拟定革命党影响这些事件的适当措施。 列宁认为报纸的集体宣传、鼓动、组织三大作用是一致的。而施拉姆对大众传播的基本功能则有如下归纳： 1. 守望的功能：从古老的原始社会开始，各部落就分派有值勤的“守望人”，他们帮助族人守望着地平线，一旦发现异常状况，立刻鸣鼓警示族人武装起来，群起对抗。在当今社会，媒体扮演的角色就如“鸣鼓的守望人”。它的任务是多元的，不是被动消极地告诉你敌之既来，更应进一步正确地反映现实环境，用正确而公平的手法揭示宇宙真相，以达到“守望”的功能。 2. 会议的功能：当生活群体面临某种困境时，人们会通过亲族的商议或村民的会议达致共同的协议。现今大众媒体取代了这方面的功能，帮助人类将自身的反应与出现在地平线上的挑战与机会结合起来，并调和各种不同意见，使人们能够采取一致的行动。 3. 教化的功能：在未开化时期，个人一生的言行举止都为父母及周围人所影响。散居的农业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亦不如今日之深；文字的发明、简册的流传与学校的设立使教育文化逐渐有了完整的体系。而大众媒介在教化方面的影响不仅广泛，而且深入人心。城乡的差距缩小，人际间的距离隔阂逐渐消除，群众的知识水平也在逐渐提高。大众媒介对教育文化的发展居功甚伟。 4. 娱乐的功能：娱乐对人类来说一如衣食住行，不可或缺；原始社会也有丰年庆典与迎神宾会，因此不能只强调教化功能的重要，而抹杀娱乐所应占有的份量，我们甚至可以武断地说，娱乐功能至少与教化功能等量，尤其是电视的娱乐功能。在调剂紧张生活方面，大众媒介责无旁贷。 5. 商业的功能：早期农业社会有固定的巿集，而今人际关系日趋复杂，巿场不再是“以物易物”的地方。要促进财物流畅无阻，让顾客与厂商之间的供求能够达成，以确保经济制度的健全，这些艰巨的任务，便由大众媒介来肩负。〔4〕 施拉姆所概括关于守望、会议、教化、娱乐和商业等大众传播的基本功能，充分体现于现代社会中，而且功能在不断的增强。当今社会的大众传播主要涵盖了文化传播、环境监视、社会调节和娱乐共享的作用，这些作用进而辐射到社会制度的变革、社会组织的构成与社会经济的运行等方面。 二、当今媒体功能的体现 首先，文化传播的功能是指大众传播对文化的传承，它体现了大众传播延续社会传统、传播社会经验和知识的教育功能。在我国，一些电视台开设有专门的教育频道，不少电视频道播放文化专题节目，宣扬文化意识，传承华夏文明；在西方国家，政府和民间都极其重视利用大众传播来开发儿童智力和发展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等，英国“空中大学”（Open University）的成功，就是利用广播、电视普及教育的典范。 此外，大众传播还持续提供大量有关社会事件的报道。这一传播活动发挥了大众传媒最重要的一项功能：向大众传递有关周遭环境的信息流通、交通运输、文化消息、经济行情，以及各种即将到来或已经发生的灾害、威胁等信息，以满足他们的需求。这种新闻与信息的大量流通，就凸显了大众传播“环境监视”的功能。 大众传播对社会有机体具有调节作用，能够帮助人们宣泄不满情绪，使他们一时的心理需求得到满足。因此，被形象地喻为“社会的排气阀”。西方国家非常善于运用大众传媒的“排气”功能，来进行社会的调节，以维护社会稳定。 娱乐功能是当今大众传播极为显著的一个作用，也是大众文化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大众文化是指大众共享人类所创造的文化成果，并且成为一种具有持续性、稳定性和趋同性的群体行为。大众文化利用大众传播进行扩散，它具有明显的娱乐性、消遣性和商业性特征。作为一般民众都接受的文化，它与大众传播技术——广播、电视、书刊以及视听等科技的进步密不可分。作为培养大众文化的“摇篮”，大众传播媒介自身的发展为大众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往积极方面看，大众传播媒介促进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沟通和相互理解，使社会成员的心理趋向于从众性，这正是构成大众文化传播的社会意识基础。 大众传媒具有的监测环境、协调关系和传承文化等几项功能，对于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意义重大。由于社会生产和经济活动在现代社会占首要位置，任何个人和社会组织都有获得各种信息的需要，并根据这种信息调整相应的行为。因此，大众传媒对于社会经济的促进功能表现为收集和发布信息，引导生产和消费。例如报纸有经济版，电台有经济台，电视台也有专门的经济频道和财经节目。 三、媒体多元化功能的互补 信息社会，媒介多元化业已形成。在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体之后又出现了“第四媒体”（国际互联网）。新兴媒体的蓬勃发展，不断为公众提供更广泛的信息。多种媒体各施所长，实现功能互补，共同发展。 报纸与时事杂志，因以文字做记录，发布新闻的时效跟电子媒体相比，当然难以望其项背。但是，报纸除了简单记录新闻事件，还可以深入地作出详尽的分析与查证，这一点是电子媒体无法比拟的。摄录机的使用固然可以为受众提供更多的传播元素，但它的出现也会使新闻事件的报道对象产生戒心，难以获得深层次和有价值的信息。美国《华盛顿邮报》的惊世之作、导致尼克逊总统下台的“水门事件”，就是电子媒体无法达至的深度报道的佐证。 《纽约时报》享有盛誉的报人詹姆斯?雷斯顿（James Reston）也是一个极佳的例子。1953年，雷斯顿出任华府首席特派员，次年展开了他三十多年撰写政治专栏的生涯。他深入权力的内幕核心，采访过九任总统，得过两次普利策新闻奖，拥有二十八个荣誉博士学位。CBS著名电视评论家艾瑞克?谢弗莱（Eric Shevareid）曾说，雷斯顿的专栏是所有具影响力人物的必读之作；詹森总统也表示：“政府中无人不读他的专栏，而且非读不可。”雷斯顿对新闻职业崇高地位的信仰坚定不移，并且深信新闻界背负着使命，甚至认为新闻界是一个必要的体制。〔5〕 1995年12月6日，雷斯顿以86岁高龄辞世，《时报》以大标题称他为“一位举世无双的报人”（A Journalist Nonpareil）。《时报》的劲敌《华盛顿邮报》的董事长凯萨琳?葛兰姆（Katherine Graham）也称颂他是“他那一代最了不起的报人，是新闻界的英雄。”〔6〕雷斯顿的政治专栏提高了《时报》在报界的地位，同时也表明，文字的魅力是平面媒体居不倒之境的至关重要之因。 电子媒体如广播和电视，是以速度取胜的。流动电视广播车（SNG）的出现，更将其发挥得淋漓尽致，它可及时赶到事发现场将整个过程同步向观众报道。然而，其弊端在于：有时会因为追求快速而将未经查证的消息也一并发送。即便如此，仍无可否认电子媒体振聋发聩的作用与功能，例如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焦点访谈》，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60分钟》，都是抓住社会问题进行剖析报道的“皇牌”节目。 在进行深度报道，揭露社会不公不义这方面，近年来中央电视台表现不俗。2001年，央视因曝光南京冠生园“陈馅月饼事件”，成为国内媒体“为民说话”、维护公众利益的楷模。 南京冠生园是一家拥有80多年历史的老字号企业，以经营月饼闻名。1993年，南京冠生园与外商进行了合资重组，一度经营红火，月饼年销量达到1000公斤。2001年9月，南京冠生园用陈馅制作月饼的丑闻被揭发后，生产经营顿陷入困境，最终导致破产，同时株连了国内各家同名的企业。 事件过程：2000年中秋节过后，冠生园食品厂陆续将未售罄的月饼从各地回收，运进了糊着窗纸的车间；然后去皮取馅，重新搅拌炒制，入库冷藏。翌年，食品厂又将这些过期原料加工制成月饼推出市场。中央电视台记者暗地里拍摄了整个过程，并在《新闻30分》中播出，舆论遂大哗。 央视记者表示，报道此一新闻的目的，是为了还月饼市场本来的面目，以及保障老百姓的消费安全。这是国内电子媒体维护公众利益，可见电子媒体在深度报道方面潜力巨大。 网络的传播速度较之电子媒体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信息内容的庞杂严重削弱了其公信力。然而，这并不致掩盖其多功能、大容量的优点，电子报刊、网络电视的风起云涌足以涵盖传统媒体的基本功能，力量之巨不容小觑。 总之，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各有优劣，它们若能取长补短，在发展中实现功能的互补，则必能进一步提高大众媒介在社会机制中的影响力。 四、传媒社会功能的失调 传媒的强大功能有目共睹，然而对大众传媒的利用不当，就会造成其社会功能的失调。如将信息不加筛选地大量灌输给受众，就会产生被美国传播学者拉扎斯菲尔德（Paul F．Lazarsfeld 1901－1976）称为大众传播“麻醉性”的负面效应。媒体为了商业利润，使“信息洪水泛滥”，导致人们失去心理承受能力，社会失去感知能力。打开电视机，不计其数的信息瞬间流逝，人们压根儿来不及思考或回味它们的内容。长此以往，汹涌的信息潮必将冲击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人们置身其中，只感觉它们的存在，却视若无睹，充耳不闻。尤有甚者，媒体对一些灾害或社会动乱信息不加解释地报道，往往引起社会的恐慌和不安。此时，大众媒介就完全丧失其应有的功能了。 然而，大众传媒利用“议题设置”的方法，对新闻进行选择、评论，这种对新闻的过滤和解释，有时反而会造成大众传播对社会的负作用。因为经过加工、处理的观点、意见，作为信息接收者的个人无须再进行分析、评价，久而久之，大众的思维能力必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甚至还会削弱社会和个人自身的判断力。此外，大众传播媒介若对新闻信息的报道或解释不当，更会造成社会水平的偏差。例如对犯罪行为的报道有可能为潜在的犯罪者提供了犯罪方法和模仿行为。 另外，二战后，美国记者惯常以“公众的知情权”为由，详细报道政界、商界和其它领域发生的事件，揭露不为人知的事实。但近年来，某些记者的行为却使“公众的知情权”陷入尴尬境地。 这类滥用新闻自由、践踏新闻伦理道德的行为也是媒体社会功能失调的表现。固然，大众传媒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媒体若自恃地位不可替代，罔顾社会责任，肆意行事，就会导致功能失调。这种现象在电子传播时代尤为严重。 许多传播学者和社会学家都认为，社会信息化、电子传播时代的到来标志着“真正大众文化时代的开始”。但与此同时，大众文化也呈现出为迎合大众口味，或追求商业利益而忽略社会利益的不良倾向。在西方社会，媒介的高度商业化，使其不再局限于制作一般的娱乐性节目，以满足人们休闲、娱乐的需要，媒体已然成为获取巨额商业利润的 “摇钱树”。 据统计，美国人平均每天要收看电视7个小时。然而，媒介经营者为了赢得广告利润，不惜以暴力、犯罪、色情等节目吸引观众，令青少年犯罪率增高，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据有关统计，每位观众平均一年从电视节目中看到的性行为达9000次；一般中学生到毕业时观看电视的时间超出在课堂的时间两倍，达22000小时，这期间可看到18000起谋杀案。〔7〕 大众文化的通俗性容易导致庸俗化。长远观之，通俗易懂、图文并茂、声色俱佳的大众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人们文化水平降低和思维能力减退。大众文化的商业性和消遣娱乐性阻滞了其凝聚上升为精致文化的途径，前景堪忧。 为此，我们认为，处在电子传播时代的今天，大众传媒应履行的社会责任和实现的功能至少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1． 公正客观地报道事实的真相；揭露社会不公或不为人知但影响大众利益的事件。 2． 督促政府施行利民政策。 3． 宣扬人间美德，倡导良善的社会风气。 4．关注社会大众所关心的课题，传递新信息，让公众诉求可以上达当政者。 5．启蒙作用，媒体除引导舆论外，还可以制造舆论，以唤起受众对问题重要性的认知，纠正不公正的政策偏差。 6． 为民众消解压力、带来愉悦。 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里，大众传媒欲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健全的社会体制、多元化的言论环境、活跃的社会面貌是根本前提。但我们不能简单地界定大众传媒为这些功能的唯一承担者，事实上，它们与公众、国家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权利、义务关系。若将达成大众传播功能的责任完全付诸媒体或国家，则有违情理且不切实际。施拉姆就曾说：“责任应由政府、媒体与大众三方面共同来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