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报告被收进论文集

半个多世纪以来，王慧炯以自己的亲身实践和辛勤工作，在工程设计与管理、经济社会科技发展等若干重大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学术研究方面，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从事系统工程的实践和理论探索，为建立中国的系统工程学作出了突出贡献；把系统工程的思想和方法论应用于中国国家发展战略以及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等政策科学的研究，开拓中国的社会系统与政策分析新领域；出版中、英文著作30多部以上，不少英文论文被译成其它文种；从事各类国际学术活动，宣传介绍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1.系统工程思想的萌芽。王慧炯对系统工程学的研究，源于他自身工作的实践。1980年出版的《系统工程学导论》，是他从事工程设计与管理30多年的实践及提炼了大量国外各类文献的结晶。在杨树浦电厂实习期间，王慧炯只有蒸汽动力厂的实习经验，对柴油机发电站一无所知。1955年，在华东海军工程部工作时，他负责设计柴油机发电站。他参考了国外柴油机发电站的资料，结合自己蒸汽动力厂的实践，探索了一套设计思路，初步地形成了先总体、后局部，组合、分解、平行、串行、分解等方法论概念。2.勇于实践，从不同工程的实践及理论学习中，形成了系统工程学思想。1959年，王慧炯负责云南省阳宗海电厂设计工作。当时锅炉厂生产的标准设计锅炉，不能燃烧阳宗海高水份劣质褐煤。他去哈尔滨锅炉厂与苏联专家交换意见后，从该厂学会了设计锅炉的全套计算方法。回到昆明后，把褐煤送到其他相近似设备的电厂试烧。当时未出现什么问题，他就大胆地进行了电厂设计。但电厂投产后，在雨季事故频繁，王慧炯又带领设计人员到现场蹲点，总结了一整套的经验，使云南省烧劣质煤的电厂设计都取得了优良成绩。他所领导的昆明水电设计院成为当时国内燃用劣质褐煤电厂的最领先设计单位。在负责普坪村电厂设计时，王慧炯领导了技术人员自行设计改造锅炉，使锅炉出力提高了8%。他从负责设计原来不熟悉的简单的柴油机电厂，到复杂的蒸汽动力厂及自行修改制造厂设备的制造设计等系列工程实践中，总结了不同工程领域间共性的规律，并对此进行系统的探索。他也从国外的《工程分析：工程师的职业方法》（，Jr.，John Wiley&）一书中获得了启示，结合自身的实践，进行理论总结。工程实践与理论的结合，使王慧炯的系统工程思想日臻完善。1963年，王慧炯应邀在云南省电机工程学会作了“工程设计方法论”的报告。听过报告的人说：“王慧炯好象是在讲哲学”。这表明，王慧炯已跨越了学科与专业领域的界限，进入到研究工程普遍规律性或边缘学科的阶段，达到了一个新的境地，也标志着他的系统工程体系的初步形成。王慧炯注意到国外刚兴起的系统工程学与自己实践所形成的思维有共同处。随后，他在著名控制论学家维纳的《控制论》中，发现了相同的观点。王慧炯在云南工作时，每次到北京出差，都要在书店寻索购置一切有关国外系统工程或带有系统概念的书籍，其中包括了军事导弹系统设计等。这样，通过实践及广泛吸收各类知识的营养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系统工程学体系。3.在艰难的环境中，基于为人类历史发展添砖加瓦的思想，完成了《系统工程学导论》书稿。“文化大革命”期间，王慧炯下放到昆明钢铁厂，担任工地代表，有较多空余时间。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他没有想过成名成家，只觉得每个人都应该为人类历史发展添砖加瓦。如能把自己多年来的一点心得写出来，对后人会有点用处。因此，他在昆明钢铁厂工地，以1963年“工程设计方法论”为基础，参考了国外各类系统工程及其它文献及结合了自己的实践认识，形成了10万字“系统工程”的初稿，以后叉逐步扩充形成约25万字的体系。1978年，系统工程在我国得到了钱学森、许国志、王寿云等同志的提倡，开始受到国内各方面的重视，王慧炯也在国内杂志上发表了有关文章。1979年完成了《系统工程学导论》（上、下册）书稿，是我国系统工程领域一部有重要影响的学术专著。1.边干边学，探索国家发展战略。自1980年开始，王慧炯从工程系统转向了社会经济系统的研究。一般人认为，这是很大的“转行”。但他相信，系统工程普遍的方法论是可以进入到各类特殊领域（包括了社会系统）的研究，关键是掌握“矛盾”的普遍性，同时也要注意分析研究对象“矛盾”的特殊性规律。1981年冬，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作期间，他阅读收集了大量国外社会、经济及发展计划等资料，包括战略规划方法、产业政策、可行性研究、各类数学模型等。回国后，在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综合规划项目中，他协同山西省计委等单位，探索了省级20年长期规划的定性定量方法。1983年，王慧炯把山西省的实践经验用于《2000年的中国》特大型课题的研究，与同事们一道，使中国传统的计划方法形成了新的战略性、综合性的长期发展规划的研究。通过这些研究工作，他对中国全局与长远的社会经济科技等实际问题的认识更加丰富，为进一步做好政策研究奠定了基础。《2000年的中国》的研究，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王慧炯曾在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年会、国防科工委、国家计委、法国的“欧洲前景会议”、韩国、香港及美国代表该课题作专题报告。2.通过宏观、微观的循环实践与研究，探索中国的社会系统与政策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完成《2000年的中国》研究后，王慧炯又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其他同志一道，与世界银行进行了“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的合作研究。前者属于宏观战略研究，而后者则属于微观的部门政策研究。王慧炯从工程实践中认识到，微观具体工程的实践是负责总体工程的基础。同样，在经济工作中，他认为要作好国家总体宏观发展战略，必须对微观的部门与经济主体的企业有一定的基础知识。世界银行“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的研究，可以进一步丰富对微观经济的认识，支持宏观经济的研究。以后，王慧炯又转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经济发展的综合规划与政策》的宏观研究。在该项研究中，他试图进一步地探索把发展与改革、把全国发展与区域发展战略及定量定性分析相结合。他认为只有通过宏观、微观的反复研究实践，才有可能深化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提高政策研究的水平。王慧炯记得上海交通大学张钟俊老师曾讲过，国外的系统工程到后期发展成为了政策分析。他十分珍惜有机会能在这一领域进行的实践，他密切注意国外有关政策研究的动向，与国外政策科学创始人Dror取得了联系，Dror送给了他大量有关文献。王慧炯通过自身政策的研究工作实践及广泛的学习，了解到国外各类政策科学的学派动态。他开始探索总结自己对中国政策工作的认识。90年代初，他在省级杂志《技术经济与管理》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政策科学初探”的文章，作为政策研究的初步总结。当时他担心这些还不成熟的初步总结可能造成误导，因而只放在省级杂志上发表。通过对社会科学与政策研究的实践，他深感社会系统远较工程系统更为复杂。因为社会科学是以社会与人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有大量不确定因素，而政策研究又是新兴的边缘学科，尚未成熟。王慧炯认为，政策的影响很大，因此，政策研究者必须具有高度的历史与社会责任感。他希望在他走完人生道路之前，能完成对“社会系统”及“政策分析”较成熟的书稿，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再增添一块新砖。由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特殊地位及他在学术方面的突出成就，王慧炯被各种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广泛邀请，参予各类国际合作研究，并在各类国际会议作学术报告。王慧炯把这些活动都看作是宣传介绍中国的好机会，对自己则是学习与丰富自己知识形成社会系统研究的好机会，从而可更好地提高政策研究水平，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尽一份力量。王慧炯参与负责的《2000年的中国》，与当时世界银行所进行的《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与建议》（China：Long Term Issue and Option）项目相并行。他主持了世界银行该总报告大部分章节的讨论，与世界银行建立了长期密切的合作关系，同时也学习了世界银行各类专家的长处。1984年，王慧炯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举行的《新技术与发展》会议，作了“发展中国家的选择：能源社会或信息社会”的报告，引起与会所有学者的高度重视，法国著名科技政策专家苏罗门（Soloman）当即邀请他参加由世界名流学者所组成的“科技政策委员会”，后来又被当选为执行委员。王慧炯在各类国际会议上，努力宣传介绍中国的政策，增进了国外对中国的了解。例如，他参加1991年由日本笹川和平基金会所组织的“冷战后世界”课题研究，作了中国改革情况的介绍。会上，苏联著名经济学家鲍格洛莫夫（Boglomov），当即赞扬中国的改革工作搞得比苏联好。巴西原中央银行行长拉各尼（Lagoni）也当即邀请他以高级专家身分去巴西作报告。1993年，他赴巴西作了《中国的工业化与改革》的报告，当地报纸对此作了大量报道。该报告被收入巴西Vargas基金会所编的论文集出版，文集中同时收有美国前总统顾问舒尔兹（Shultz）的文章。王慧炯还应意大利ENI跨国公司邀请，在其总部作了“中国工业化发展”的报告，并答辩了会上提出邓小平后中国政治情况等问题。报告后，公司内部由各经理投票，决定继续向中国投资。1995年，他在联合国亚太经社会作了中国扶贫政策的报告，使中国扶贫工作为国际社会所了解，他的论文被收入《亚太地区贫困的保障制度》（联合国，1996年）一书。王慧炯在国外所作的英文报告，有的被有关国家译为日、法、葡萄牙等外文出版。1998年，王慧炯应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邀请，作为《哈萨克斯坦2030》国家发展战略的顾问，受到哈萨克斯坦总统接见；受联合国邀请，在伊朗第三个国家发展计划（2000～2004年）预备会的全国性会议上，作中国发展战略计划报告，获得会议的奖状。王慧炯治学严谨，为人谦逊，重视实践，不断创新。云南省电业管理局原党组书记岳世华说过：“王总（慧炯）平时不随便说话，但开口必然负责”。这句话真实反映了他的工作作风和学风。在政策研究方面，王慧炯注重长期性、战略性与综合性问题的研究。由于重视实践与学习，他所负责长期战略的研究成果，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相当部分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在一般情况下，他不轻易发表对短期热点问题的看法。他认为，政策措施的基础需要掌握充分的信息。即“正确的判断”来源于正确的信息和把信息联贯起来的思索。他认为，现职官员在其日常工作中掌握有充分的信息，应较中国现行体制下政策研究机构人员具有更多的发言权。王慧炯相信实践、务实与学习，十分注意虚心向周围同志学习。他相信中国古训：“三人行必有我师”，“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他也十分相信并终生进行身体力行“实践、实践、再实践”与“学习、学习、再学习”。王慧炯奖掖后学，在研究工作中特别注意帮助和培养年轻人。比如在《2000年的中国》课题研究中，王慧炯发挥传帮带的作用，指导和培养了一批年轻人，有的还被推荐、介绍到国外进修学习。同时，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清华大学等高等院校的兼职教授，王慧炯指导和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硕士生、博士研究生，都已经很有成就。世界银行前驻中国办事处经济学家彼得·哈罗德（Peter Harrold）把他介绍给其他世界银行官员时说过：“王（慧炯）教授没有出国留学，但他讲一口极流利的职业英语；他不是学经济出身，但他几乎知道经济学辞典中每一辞汇。”王慧炯不迷信天才，但相信努力。这是他一生有所成就的真谛所在。王慧炯认为，自己能取得一些成就，主要是由于四个方面的原因：1.注重实践，认真研究。建国以来的巨大经济建设事业，为他提供了工程实践与社会经济发展与改革政策研究的机会。2.依靠群众，群策群力。近代复杂的工程建设与经济发展离不开群体的努力，他自己所取得的成就是周围同事支持和共同努力的成果。3.善于总结，不断提高。每一工作都会有成绩与问题，他坚持经常总结自己工作中的问题，不断改进工作。4.终生学习，勇于创新。人的一生会不断的面对新问题，需要不断学习新知识。他广泛的知识来源于不断的终生学习。同时，家人的支持，使他得以专心学习与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