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论文参考文献

（一）、《实践论>写作的必要性1、从认识根源上清算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走过了一段传奇而又曲折的路程。它在实践中取得过巨大的成功，也经历了1924年和1934年两次惨痛的失败，这两次挫折虽然主要是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造成的，但外部反动势力对中国共产党的巨大打击是通过党内路线错误而得手的。其中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四年统治，更把党几乎引向毁灭的边缘。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但它是在红军长征途中举行的，只能对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中央领导机构问题作了变动，其他问题还来不及解决。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会议谈到博古时说：“遵义会议纠正了他的错误，然而没有指出宗派主义、冒险主义，这个问题是路线上的错误。”可见，全党需要对党内存在的种种问题从根本路线上进行通盘的审视。2、中国革命形势的巨大变化需要全党在观念上进行一次大的转变1937年前后，中国的政治局势正处在重大的历史转折时刻，开始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面对着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国内外各种矛盾，客观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党内有统一的认识，对形势作出科学的分析，制订出正确的路线和策略。然而，党内的思想并不统一。关门主义（也就是宗派主义）、冒险主义以及作为它们共同思想基础的教条主义，仍然阻碍着党的正确路线、策略的制订和执行。这些问题如果不能从思想理论的高度上加以解决，中国革命就不能前进一步。（二）《实践论》写作的可能性1、 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积累了许多超越前人的经验和极其深刻的教训一方面，中国革命是在十月革命之后的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义革命，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员人在思想理论战线上的工作，不是要独立地创造一个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而是首先学习已经有了的并且被俄国十月革命实践所证明了的国际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中国革命也积累了极其深刻的经验和教训。中国革命的国情特别复杂：毛泽东当年判定说：“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又经过了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这一判定表明中国革“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由此造成了极为复杂的阶级关系。二、命有以下特点：一、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同时入侵中国，它们之间不统一，由此造成了它们所支持的各派军阀的不统一。三、“中国是一个大国”，大有大的好处，大也有大的难处。四、“中国是经过了一次革命的国家”，准备了革命的力量，但阶级对抗也特别尖锐，在这样的环境下的进行革命实践所取得的经验教训往往更深刻、更丰富、有更多特点，对这些经验教训加以总结并上升到哲学高度，形成具有本国特色的哲学思想就可以反过来指导中国革命。2、 暂时的平静使毛泽东在延安有一段相对空闲的时间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特别是在1936年下半年和1937年上半年，国民党西北军吃了红军的几次败仗，剿共态度更不积极了，陕北局势相对稳定，国内翻译出版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文章已经能传送到这里。西安事变（1936年月12月）又促成国共两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毛泽东就挤出不少时间，不分昼夜，发奋研读了不少西方哲学著作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书籍，有了一些心得体会并需要把这些心得体会整理出来。卢沟桥事变（1937年7月7日）前后的几个星期里，军队陆续开赴前线了，此时(延安)抗大正准备办一个青年干部培训班，这批青年学生经过3个月的短期训练，准备在今后几年做政治辅导工作，班上需要作关于哲学基础的讲演，在党中央的坚持要求下，毛泽东又腾出时间来收集材料，比较集中地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和理论概括，用几个星期时间写了一些简明而基本的讲义，《实践论》和《矛盾论》就这样完成了。“两论”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的日常实例结合起来，并具体地、灵活地、巧妙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在培训班上毛泽东用两个小时左右时间，来具体讲述《实践论》和《矛盾论》。讲解时毛泽东自己认为《实践论》比《矛盾论》更重要。《实践论》、《矛盾论》是毛泽东同志最杰出的哲学论著，分别写于1937年7月和8月。从当时的历史时期来看，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已经结束，开始了抗日战争时期。从当时共产党内的思想状况来看，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者长期拘泥于自身的片面狭隘的经验，不了解革命理论对革命实践的指导作用，因而轻视革命理论的重要性。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长期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不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否认“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到处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只言片语，使中国革命力量遭受极为严重的损失，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为了总结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和教训，从思想上全面清算党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错误对全党造成的恶劣影响，提高全党的思想理论水平；为了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而作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为了在国内全面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认识论；也为了反击国民党反动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文化“围剿”，揭露张东荪等资产阶级哲学家和叶青等假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诋毁和篡改，毛泽东以极大的精力从事哲学研究，在延安的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等学校，以《辩证唯物论讲授提纲》为题，作哲学讲演。《实践论》、《矛盾论》便是其中的两节。如果说，《实践论》、《矛盾论》是从认识上来揭露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错误，教导共产党员要把自己的思想纳入实事求是的轨道，那么，《矛盾论》则是从方法论上来揭露教条主义者形而上学的错误，教导共产党员要把自己的思想纳入唯物辩证法的轨道。从当时社会环境来看，《实践论》、《矛盾论》的写作有着诸多的有利条件。从国外社会环境分析，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苏联哲学界对德波林学派进行了有力的批判，消除了、割断了党内教条主义者思想理论的国外根源，这是一个十分有利的国际环境。从国内社会分析，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不仅给毛泽东同志写作“两论”提供了环境条件和可能性，而且提出了从哲学世界观、方法论上肃清“左”的影响，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和战斗力的必要性，这为“两论”的写作创造了前期难得的国内环境，从延安根据地具体的生活和学习环境分析，陕甘宁边区革命化生活和干部、战士学文化、学哲学的热潮，为“两论”的写作创造了特殊环境。

时间：1937年7月7日。

地点：北平西南卢沟桥。

起因：日军借一个士兵失踪借口，要进入北平（北京市）西南的宛平县城搜查。

经过：中国守军拒绝了这一无理的要求。日军开枪开炮猛轰卢沟桥，向城内的中国守军进攻。中国守军第29军吉星文团奋起还击。

结果：掀开了全民族抗日的序幕。

历史意义：中国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们应保持高度的警惕。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只有尊重和正视历史，才能赢得未来。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拉开了中华民族八年抗日战争的序幕。一个这样的民族，开始在一种痛苦中学会以血还血、捍卫生命和民族的尊严。70年过去了，之所以还在纪念“七七事变”，并不是仅仅纪念那个打响抗日战争第一枪的日子，而是纪念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的八个年头，所要怀念的英烈也不仅仅是“七七事变”中抗敌的勇士，而是整整八年抗日战争中死难的所有勇士和平民。

因此，每一次的“七七事变”纪念日、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和“九一八事变”纪念日，都有充分的理由用最隆重的心态去怀念和反思。“七七事变”纪念日是一个符号，这个符号寄托了中国人在近代和现代国际政治上太多的尊严和荣誉。

卢沟桥（Lugou Bridge） 亦作芦沟桥，在北京市西南约15公里丰台区永定河上，是北京市现存最古老的石造联拱桥。永定河旧称卢沟河，桥亦以卢沟命名。始建于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明正统九年（1444年）重修。清康熙时毁于洪水，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重建。卢沟桥全长米，宽米，最宽处可达米。有桥墩十座，共11孔，整个桥体都是石结构，关键部位均有银锭铁榫连接，为华北最长的古代石桥。桥身两侧石雕护栏各有望柱140根，柱头上均雕有卧伏的大小石狮共501个（卢沟桥文物保护部门提供数据），神态各异，栩栩如生。桥东的碑亭内立有清乾隆题“卢沟晓月”汉白玉碑，为燕京八景之一。特别是桥墩造法颇有特色，墩下面呈船形，迎水面砌作分水尖，外形像一个尖尖的船头，其作用为抗击流水的冲击。桥上的石刻十分精美，桥身的石雕护栏上共有望柱281根，柱高米，柱头刻莲座，座下为荷叶墩，柱顶刻有众多的石狮。望柱上雕有大小不等、形态各异、数之不尽的石狮子。民间有句歇后语说：“卢沟桥的石狮子——数不清”，明代《帝京景物略》也有卢沟桥的石狮子“数之辄不尽”的记载。许多游人试图搞清数目，但数来数去，眼花乱，最后只有作罢。1962年有关部门专门派人搞了一次清点，逐个编号登记，清点出大小石狮子485个，至此，应该说是“谜团冰释”了。孰料，在1979年的复查中，又发现了17个，这样，大小石狮子的总数应为502个，今后是否还会发现，谁也不敢来划这个句号。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称赞“它是世界上最好的、独一无二的桥”。桥东为宛平县城，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建。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在此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宛平城的中国驻军奋起抵抗，史称“卢沟桥事变”（亦称“七七事变”）。 著名建筑学家罗哲文先生《名闻中外的卢沟桥》一文曾对这些雕刻精美、神态活现的石狮子有过极为生动的描绘：“……有的昂首挺胸，仰望云天；有的双目凝神，注视桥面；有的侧身转首，两两相对，好像在交谈；有的在抚育狮儿，好像在轻轻呼唤；桥南边东部有一只石狮，高竖起一只耳朵，好似在倾听着桥下潺潺的流水和过往行人的说话……真是千姿百态，神情活现。”天下名桥各擅胜场，而卢沟桥却以高超的建桥技术和精美的石狮雕刻独标风韵，誉满中外，实属古今世界上一大奇观。 历史卢沟桥始建于金大定二十九年（公元1189年）六月，明昌三年（公元1192年）三月完工。全长，宽，有11个涵孔，两侧石雕护栏各有140条望柱，柱头上均雕有石狮，形态各异，据记载原有627个，现存501个。[1]石狮多为明清之物，也有少量的金元遗存。“卢沟晓月”从金章宗年间就被列为燕京八景之一。卢沟晓月碑明朝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重修卢沟桥。清康熙年间永定河洪水，桥受损。1698年重修，康熙命在桥西头立碑，记述重修卢沟桥事。桥东头则立有乾隆题写的“卢沟晓月”碑。公元1908年，清光绪帝死后，葬于河北省易县清西陵，须通过卢沟桥。由于桥面窄，只得将桥边石栏拆除，添搭木桥，事后，又将石栏照原样恢复。1937年7月7日在卢沟桥发生的“七七卢沟桥事变”，成为中国展开全国对日八年抗战的起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桥面加铺柏油，并加宽了步道，同时对石狮碑亭作了修缮。1961年卢沟桥和附近的宛平县城被公布为第一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1年为保护卢沟桥减少其运输量而建立的卢沟新桥完工，但卢沟桥仍然继续承担交通运输任务。 1986年卢沟桥历史文物修复委员会成立，目的在于恢复卢沟桥原貌，工程拆除了1949年后铺设的柏油和1967年加宽的步道，恢复了古桥的原貌，同时将机动车的通行移至紧邻的卢沟新桥与之后修建的京石高速公路。卢沟桥修缮明代自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到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共修桥6次。6次均无大工程。 清代自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至光绪年间，共修桥7次，其中5次工程不大，只有两次工程稍大一些。 公元1908年，清光绪帝死后，殡葬于河北省易县西陵，须通过此桥。由于桥面窄，只好将桥两旁石栏临时拆除，在两侧添搭木桥，以便顺利通过棺椁。事后，又将石栏照原样恢复。 御题汉白玉碑从1908年至1949年，卢沟桥没有大的修缮工程，仅个别地方添配了栏杆和石狮。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将卢沟桥的桥面加铺了柏油，修了桥上的碑亭、石栏及柱狮。1967年，加宽了400余米的步道，建立了59道混凝土挑梁。1986年，北京市政府专门成立了“卢沟桥历史文物修复委员会”，发起保护古桥，恢复古桥原貌的活动；统筹规划，动员各界，组织修缮。工程筹资355万元。工程中拆除了1967年加宽的步道和混凝土挑梁，加固了原石栏望柱；清除了沥青，恢复了桥面；同时修缮了宛平城，复原了城楼。并全面整修桥券桥墩。还对古桥全部望柱、栏板、地袱、桥面、华表、石碑等实施部分风化及防渗漏保护措施。桥面整修时，中间空出印心，完全保留古桥的原状。1997年6月，对部分被雷击坏的石狮和望柱进行了修缮补救。为了保护好旧卢沟桥这座闻名中外的古桥，1971年，北京市在距卢沟古桥约一公里远处又兴建了“卢沟新桥”。这是一座17孔跨河公路桥，全长54．99米，宽15．5米。桥的东头是宛平县城，这是一座建于明末拱卫京都的拱极城。1937年7月7日在这里爆发的“卢沟桥事变”，点燃了抗日战争的熊熊烈火，城墙上至今还留着累累弹痕。现在，宛平县城已成为一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纪念地。城内北侧建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城东侧辟为“抗日战争烈士陵园”。城楼上有七七事变纪念馆和中国古桥陈列馆。 卢沟桥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附注民间有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之谓，各方说法不一，此处据卢沟桥文物部门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