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冕的论文研究

太不厚道了!

王冕生于一个贫穷农家，儿时的他就很喜欢写诗、作画。因不愿向统治者妥协、厌恶当时社会的腐败而隐居。

浙江诸暨人。出身农家。幼年丧父，在秦家放牛，每天利用放牛的时间画荷花，晚至寺院长明灯下读书，学识深邃，能诗，青团墨梅。隐居九里山，以卖画为生。

《墨梅》盛赞梅花的高风亮节，诗人也借物抒怀，借梅自喻，表明了自己的人生态度和高尚情操。有意见认为，该题画诗，点出创作意图，强调操守志趣，在艺术史上甚至比《墨梅图》本身还要出名。

扩展资料：

王冕是个天真质朴的农民，一生都在困境中过活。诗里充满了反抗精神，揭露了当时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表现了对祖国命运和对劳动人民灾难的深切关怀。

王冕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就是在这么一个充满着诗情画意的山村中度过的。朴实的生活与清幽的山水孕育了热爱生活、热爱劳动人民的性格，赋予诗画创作以浓厚的生活气息。

王冕（1310—1359），字元章，一字元肃，号煮石山农。浙江诸暨市长宁乡郝山下人。他的别号很多，有竹斋生、会稽山农、会稽外史、梅花屋主、九里先生、江南古客、江南野人、山阴野人、浮萍轩子、竹冠草人、梅叟、饭牛翁、煮石道者、闲散大夫、老龙、老村等。另外，他还给自己的草堂，先后取了水南轩、浮萍轩、竹斋轩、满目青山轩、梅竹轩、耕读轩、心远轩、竹西轩、听雪轩、听秋轩等名称。他是元代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杰出的诗人和画家。 王冕隐居在山明水秀的诸暨九里山的水南村。村上共有三户人家，一年到头辛苦过活。一条溪水像带似的流过，挺秀的山峦耸立在屋后，山上竹木茂盛，一片葱茏。山光水色相映，景色秀丽，环境清幽，正如他诗篇中所说：“青山隐隐带江流，江上轩窗面面幽。”他在此地“种豆三亩，粟倍之，梅千树，桃杏居其半，芋一区，薤韭各百本；引水为池，种鱼千余头”（《芝园后集》卷十）。王冕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就是在这么一个充满着诗情画意的山村中度过的。朴实的生活与清幽的山水孕育了他的热爱生活、热爱劳动人民的性格，赋予他的诗画创作以浓厚的生活气息。 王冕的祖代，原住在关西的王景（函谷关以西）。他的十世祖宗是王德元，在宋朝做清远军节度使的官。王德元有两个儿子，一是王琪，曾任阆州观察使；一是王琳，做过统制官。从王琳开始迁居诸暨，传到王冕已经八代了。 王冕的远祖，无疑是官僚家庭，但传到王冕的父亲已成为一个一贫如洗的农民。徐显的《稗史集传》载：“父力农，冕为田家子。”在王冕的《竹斋诗集》中说：“九里先生两鬓皤，今年贫胜去年多。敝衣无絮愁风劲，破屋牵萝奈雨何。数亩豆苗当夏死，一畦芦穄入秋瘥。相知相见无他语，笑看生前白鸟过。”（《九里山中》）“白日力作夜读书，邻家鄙我迂而愚。破甑无粟妻子闷，更采黄精作朝顿。”（《过山家》）“江南古客无寸田，半尺破砚输租钱。好山好水难夤缘，荃房日薄蒙荒烟。”（《有感》） 从这些诗句来看，他是亲身参加各种劳动的，读书作画不过是他的农余活动，而且是为了生活，以卖画易米糊口和纳租付税，他写诗作画自然与一般士大夫吟风弄月、消愁遣恨有所不同。由于他“耕无寸田，牧无风刍”，生活一年不如一年，冬天无棉絮过冬，草屋破漏无力修补，庄稼抗不住天旱，家中破甑无粮，妻子忍饥挨饿，不得已只好采野菜充饥。在此情况下，自己就不得不直接参加体力劳动，蓬头赤脚，下田耕种，栽植竹、茶、桑、麻及杂粮等来维持生活。对这种贫苦生活的描述，在有关的著录中到处可以找到。例如在《竹斋诗集》中还有“我穷衣袖露两肘，回视囊中无一有”的描写。在《铁网珊瑚》里有“今年老异于上年，须发皆白，脚病行不得，不会奔趋，不能谄佞，不会诡诈，不能干禄仕，终日忍饥过”的记载。尽管有此惨苦遭遇，但他宁愿耕作卖画度日，不愿奔走豪门乞食，充分表现了一个艺术家的坚贞不屈的性格。 王冕的出生，一说生于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卒于至正十九年（1359）正月，享年七十三岁。吴荣光《历代名人年谱》持此说。吴谱还载王冕生日为七月廿二日。一说生于元至元元年（1335），卒于明永乐五年（1407），享年七十三岁。 这两说之谬误在于将王冕的儿子山樵王周的生卒年月套在其父名下了。这是近人姜克涵发现的，他的这一见解发表在《学术论坛》1957年第2期。试看吕升写的王周行状：“山樵生于至元乙亥秋七月廿二日，卒于永乐五年丁亥正月十三日，寿七十三。” 姜氏说：“这便是上引的关于王冕生卒年代，以及王冕享年七十三岁的根据，而且吴谱还是采用这段文字所载的月日。至于其改变年代的缘故，是因为卒于永乐年间与一般记述不合，便把他的卒年改为明军占婺州的至正十九年，然后上推七十三年，便断定生于至元二十四年。”更有甚者，“这种没有根据的说法，竟然得到不少人的附和，井辗转引用，甚至还有人据此而以1935年为王冕的诞生六百周年纪念大写纪念论文”。 姜氏认为王冕的真正生卒年代应当是：“生于元至大三年庚戌（1310），卒于至正十九年已亥（1359），享年五十岁，大致是不差的。以王周生年上推廿五年即至大三年，王冕廿六岁生子。”这是姜的结论。 从王冕的《自感》诗中“此志竟萧条，衣冠混泥涂。蹭蹬三十秋，靡靡如蠹鱼”等语看，至大三年（1310）生是对的。 《中外历史大事年表》记载：自从至元元年（1335）罢科举以来，一直到至元六年复行开科取士。王冕《结交行送武之文》一诗中有“明年平原芳草绿，试弓好射衔花鹿”句，就是指至元六年（1340）恢复科举制。平原芳草绿指春天，试弓好射衔花鹿，正是指考进士。至元六年。考试结果，王冕不中，即焚所为文，表示永绝佳途。“蹭蹬三十秋”正是考试失意后之作。至元五年（1339），王冕正是三十岁。从1339年上推三十年，便是至大三年（1310），和姜克涵所说相符合。 相传，他的父母，单生王冕一人，爱他如掌上明珠，他周岁就会说话，三岁能对答自如，到五六岁，认识能力要比一般儿童高，八岁开始入学，成绩优良，宗族大为惊奇，视为神童，宾客也称赞他为“千里马”。 王冕小的时候，求知欲很旺盛，好奇心也很强。有一天，他的父亲叫他去放牛，他把牛放在草地上，自己就溜到私塾里去听村童读书，傍晚回来时，牛不见了，被他父亲狠狠地打了一顿。可是他并不因此而罢，过了几天，他又到庙里坐在菩萨的膝上，借长明灯读书认字。《儒林外史》一开始描写王冕放牛的故事，也可能是根据这件事写的。不过查考有关他的传记资料，王冕并不曾替别家放牛，也并不是幼年丧父。吴敬梓把王冕写成幼年丧父，从十岁上雇给人家放牛，经过这样的加工，使王冕作为一个农民艺术家形象就更加突出，性格也更鲜明，所以王冕的故事流传至今，仍然脍炙人口。 据《儒林外史》所说，王冕的学问艺术好像都没有师承，是个自学成才的人。其实王冕的老师有据可证的有两位：一是王艮，一是韩性。王良诸暨县人，字止善，尚气节，读书务明理，学以致用。“止斋”是王艮归林后所筑“止止斋”的简称。王冕诗集中仅两题称人为“先生”，其中之一是《悼止斋王先生》。其中用“夫何能见紫芝眉”、“回首春风说向谁”等句，上句是用汉惠帝为太子时师事“商山四皓”的故事；下句更表明他曾从学于王艮。 还有位老师是安阳韩性。全祖望的《参军王先生冕传》云：“王冕……贫家儿，窃喜读书，安阳韩性闻而异之，录为弟子，遂为通儒。性卒，门人视先生如视性。”（《宋元学案》卷六十四）。《明史》王冕传也有类似记载。包赉在1935年12月《大公报》所刊《王冕事迹考证》一文中对此提出过怀疑。他说：“王冕是不是韩性的学生呢？如果真是韩性的学生，而且在韩性死后，同学视他如视性，这当然是王冕小史中值得大书特书的大事。……因此我觉得这事还须存疑。”其实，韩性是王冕的老师是可以相信的。《竹斋诗集》虽无记述韩性的诗文，但旧抄本后附有韩性的《竹斋记》。另外刘将孙《养吾斋集》卷二十一也记载了韩性为王冕作的《竹斋记》，其中说道：“暨阳王元章以竹名斋，求记于余。余家抵暨阳不百里而未尝一至其处，不知所以记……”王冕于是取出自己画的一张荫蔽着数间毛竹的茅屋的图给韩性看，还指着画说：“是所谓竹斋而求子之记者也，可记以不？”子，为古代对男子的尊称，也可以特称老师。从《明史》列传、全祖望文及《竹斋记》，可以确定韩性也是王冕的老师。 青年时期的王冕，不信神鬼。明朝陆容《菽园杂记》卷十二载有这样一个小故事：王冕家与一神庙相近，他灶下缺柴，就砍了神像当柴烧。然隔壁一邻居却敬神惟谨，遇到王冕毁掉神像，他马上就刻木修补，如此者凡三四次。可是王冕家人一年到头倒也平安无事，那户补像的人家呢，反而祸不单行。一日，补像者召巫降神，并且责问说：“王冕屡次毁神，为何神不归罪于他，而我每次补神，为何神不保佑我？”弄得那个巫人十分尴尬，一时无话可答，乃发怒说：“你不设像，他怎么能够烧它？”从此这个人就不再补像了，庙也逐渐废毁，后来传为笑话。 早年的王冕，不像一般人印象中那样悠闲恬静，倒是个一度热衷于功名事业的人。他曾专心研究孙吴兵法，学习击剑，有澄清天下之志，常拿伊尹、吕尚、诸葛亮比喻自己，想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但元蒙贵族统治歧视汉族知识分子的残酷现实教育了他，他的这一幻想很快就破灭了。他参加过进士考试，没有考中。回来后，满怀愤郁，就把所有的文章烧毁掉，表示永绝仕途的决心。正如他在《自感》中所说的：“长大怀刚肠，明学循良图。石画决自必，不以迂腐拘。愿秉忠义心，致君尚唐虞。欲使天下民，还淳洗嚣虚。声诗勒金石，以显父母誉。此志竟萧条，衣冠混泥涂。蹭蹬三十秋，靡靡如蠹鱼。归耕无寸田，归牧无尺刍。羁逆泛萍梗，望云空叹吁。” 后来，他积了些钱，到杭州作了第一次旅游，几天的泛舟西湖和凭吊古迹，使他饱览了春日杭州的风光。 有一天，他看见了回回人，牵着花驴儿，在杭州到处招摇撞，说什么花驴儿能解人意，且懂回族语言。当时江南洪涝成灾，人民忍饥挨饿，而花驴儿倒是啖粟如故，贪官污吏，掷金争睹。王冕见此怪事，气得“归来十日不食饭，扼腕攒眉泪如雨”。这是他对元朝统治确立色目人的优越地位的强烈抗议。 在杭州游历时，他凭吊了他所仰慕的林和靖墓。当时江南释教总统杨琏真加发掘南来诸帝后陵墓，孤山林和靖墓也被殃及，然墓中别无他物，仅得到一条白玉簪。王冕对此事深有感触，因而写出“生前不系黄金带，身后空余白玉簪”（《闲居录》）的诗句。 王冕还曾出游南京、九江口及七里泷等地，遍历潇湘、洞庭、太湖、庐山、天都、太行、潜岳、门云等地。有一次，大雪天赤着脚走到潜岳峰上，四面一望，大叫说：“遍天地间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胆澄澈，欲做仙人飞去！”（《芝园后集》卷十）他简直把自己整个的身心融化到自然界中。他曾说：“我昔曾穿谢公屐，散策曾寻谢公迹。”“我为爱竹足不闲，十年走遍江南山。”由此可见他游兴之大和足迹之广远了。游历中，“遇奇才侠客，谈古豪杰事，即呼酒共饮，慷慨悲吟”（《玉壶冰》）。从交游中，结识了许多僧人，如明上人、上道人、大上人、五台长老、云屋僧、山阴道士、噩长老、恢长老、钦上人等等，和他们谈禅说法，并曾用“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今付汝法时，法法何曾法”的偈语，来阐述画理。 王冕曾一度北游。据《儒林外史》说，他二十岁时北游，原因是为危素向他求画，他不肯应酬，因此危素生了气。但就他的诗和在燕京的事迹加以推究，他的北游似不在二十岁时，北游的原因也不是为危素，而有其他重大意义。根据张辰《王冕传》记载：王冕“至正戊子南归”。这次壮游，开始于戊子前一年元顺帝至正七年丁亥（1347），王冕三十九岁，他从杭州古塘乘运河船北上，过嘉兴、松江、镇江，到南京小住，又回到镇江，渡江到扬州，经徐州、兖州、济州直到大都（北京），并曾往来于居庸关、古北口之间，观察边塞诸险要，又出长城直至开平。有一天，他在大都南城，登高望远，顿觉心旷神怡，但他想起美好河山却在元朝的统治下，不由义愤填膺，痛斥引狼入室出卖民族利益的汉奸。其《南城怀古》之一写道：“日上高楼望大荒，西山东海气茫茫。契丹踪迹埋荒草，女直烟花隔短墙。礼乐可知新制度，山河谁问旧封疆？书生慷慨何多恨，恨杀当年石敬瑭。” 这次数千里壮游，扩大了眼界，开拓了胸襟，他的诗画更是不同凡俗，他的爱国思想也更加强烈。 在北京时，元朝大官僚蒙古泰不花很爱王冕的画，常差遣几个粗夯小厮，动不动大呼小吆，闹得王冕不得安宁。后来不得已进了泰不花的馆舍，做了食客，泰不花想用他为谋士，却被他严辞拒绝。他笑着说：“尚书先生不要见怪，你太不聪明，再过几年，此地就成为孤兔出没的场所了！何必做官呢？”（《明史·文苑传》、《曝书亭集》卷六十四） 这时候，他的画誉越来越大，地主官僚都争趋馆下，求他画梅花竹石，一时缣素山积，他泼墨挥毫，千花万蕊，俄顷即成。（徐显《稗史集传》） 翰林学士危素，王冕不认识他。危素住在钟楼街，王冕倒也知道。有一天，危素骑马经过王冕处，王冕行了一个礼请他坐下，但未询姓名，忽然问：“住在钟楼街的是你吗？”危素说：“正是。”王冕就不与他搭话了。危素走了以后，有人问他此人是谁，他笑着说：“此人必是危太仆，我曾读过他的文章，看去有诡气，现在看他举止，果然如此！”（朱彝尊《王冕传》） 后来危素降明，妄自尊大，被明太祖贬谪和州，幽恨而死。传说，有一次，朱元璋在东间侧室，危素在帘外走过，履声咯咯，太祖问：“是谁？”他回答说：“老臣危素。”太祖不悦道：“我还以为是文天祥呢！还是你啊！”于是，次日传旨，令危素赴余阙庙烧香，故意羞辱他。由此看来，王冕倒是有先见之明呢。 危素是江西金溪人，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故意把危素改为王冕同乡人，写危素回到故乡来，县官和乡绅们如何巴结他，但他想同王冕一见而不可得。拿危素来陪衬王冕，一方面显出王冕人格高洁，另方面表示作者对那些卑躬屈节的人物的鄙视。 在北方，王冕看到了那些耀武扬威的统治者后，内心怒火更不可抑制，遂赋诗倾泄郁怀：“唤鹰羌郎声似雷，骑马小儿眼如电。总是无知痴呆相，也逞虚威拈弓箭。老儒有识何以为？空指云山论文献。君不闻，一从赵高作丞相，吾道凋零如袜线。”（《有感》） 他从塞北回大都后，他的爱民族爱祖国的思想感情，更鲜明地流露出来，有一天，他画了一幅梅花，贴在墙壁上，并题诗说：“冰花个个团如玉，羌笛吹它不下来。”（《列朝诗集小传》）表示自己不愿给外族统治者作画，对权贵予以无情的讽刺，使见者缩首咋舌，不敢与语，因而触痛了统治者的疮疤，他们想逮捕他。他就在至正八年（1348）偷偷地逃回南方（《无声诗史》、张辰《王冕传》）。 南归的途中，又遇黄河决堤，沿河州县，田园房舍淹没。而官府不管，百姓只好四散逃荒，好不凄凉。王冕见此光景，自然内心苦楚，就对他的朋友张辰说：“黄河北流，天下自此将大乱，我也只好南归，以遂吾志。”（朱彝尊《王冕传》、《诸暨县志》） 这时他听到他的杭州朋友卢生死在滦阳（河北迁安县西北），留有二个幼女一个男孩，无人抚养，他就到滦阳，安葬了卢生，带了二女一男回来，留养在家。宋濂的《王冕传》说有家僮使养，实际上就是这几个人。 路过淮河地方时，又发表了自己的感想，认为自己孤傲正直的胸怀是和残酷的现实相违背的。他在《南归》一诗中写道：“去岁离南去，今年自北归。过淮浑酒贱，出水白鱼肥。磊落同谁语，孤高与世违。最怜谯国子，潦倒说兵机。” 这次游历，使他更清楚地看破了人情势利。他知道功名已成镜中之花，水中之月，便改途易辙，学南阳诸葛亮的耕隐生活，隐居于九里山的水南村，自号“老龙”，把草堂取名“耕读轩”。白天参加体力劳动，种植稻、粱、桑、麻，晚上作画，过其“淡泊以明志”的半饥不饱的生活。 王冕做山农以后，生活日益窘迫，乡里人蔑视他，使他心境悲戚不堪，更使他不忍心的，是不能供养父母。他在《自感》一诗中说：“世俗鄙我微，故旧嗤我愚。赖有父母慈，倚门复倚闾。我心苦凄戚，我情痛郁纡。山林竞蛇虺，道路喧豺貙。荒林落日阴，羞见反哺乌。乌鸦有如此，吾生当何如？” 不幸他父亲在贫病交迫下逝世了，他悲痛之余，仍过其“酸辛甘自爱，褴褛愧妻儿”的生活。他送母亲到绍兴城里疗养，他的朋友著作郎李孝光，想荐他为府吏，王冕道：“我有田可耕，有书可读，岂肯送公文做人家的使唤吗？”（《诸暨县志》）再一次拒绝了为统治阶级服务。他养成了诙谐风趣放诞的性格。他母亲想归故乡，他在《楚辞图》上看见画的屈原衣冠，便自造了一顶极高的帽子，一件极阔的衣服，买一乘牛车，载了母亲，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挂着木剑，唱着山歌，从村上走过，使得一群孩子跟着他笑，他也不在乎地向他们笑（宋濂《王冕传》）。 他的老师、同乡王艮，对他的品行很推崇。王艮曾亲自登门拜访过他的母亲，后来王艮做了江浙检校。王冕曾经身穿褴褛衣服，脚踏破鞋，去拜望王艮，王艮见到这副样子，马上替他洗尘，赠他鞋子，劝他做官，王冕笑而不答，放下鞋子离去（朱彝尊《王冕传》）。 不几年，他的母亲也逝世了，他悲痛万分过了三年的守孝生活。 宋濂云：“冕既归越，复言天下将乱，时海内无事，或斥为妄。冕曰：‘妄人非我，谁当为妄哉！’乃携妻孥隐于九里山。种豆三亩，粟倍之，树梅花千，桃杏居其半，芋一区，薤韭各百本，引水为池，种鱼千余头。结草庐三间，自题为‘梅花屋’。” 寥寥数语，可见王冕平日的言论与当时人们对他的态度了。在王冕的诗中，时常批评元朝政治的不良，北游归来后又公开宣传天下将乱，在朝廷看来一定会认为他是妖言惑众的人，是不容他存在的。所以他归家后要隐居九里山，显然与这类话有关系。 “去城悬九里，夹地出双溪。长年无客到，终日有猿啼。乌鸢虽见忌，麋鹿自相亲。”从这几句诗也可看出，他是因世人见忌而避入山中的。 至正十九年（1359）东南骚动。朱元璋提兵破浙江方国珍，派胡大海攻绍兴，屯兵九里山，村人奔窜，王冕不为动，时病卧床上，他说：“我是王元章。”士兵即将他载至天章寺胡大海处，胡大海请王冕上坐，请他指教策略，王冕说：“大将军是高明远见的，不消乡民多说。如果以仁义服人，何人不服，如以兵力服人，谁人能心服？我绍兴乃秉义之地，要我教你们杀我父兄子弟，则万万做不到。你能听我，希立即改过以从善。不能听，请立即杀我。”胡大海被他讲得无话可说，只得再拜领受，叫王冕不要讲话就行了。第二天王冕病遂不起，过几天就逝世，胡大海备丧礼殓葬于山阴兰亭之侧，墓碑题“王先生之墓”五字（张辰《王冕传》）。 关于王冕晚年有否做过朱元璋的咨议参军，并为明军谋划攻取绍兴的事，写过王冕传记的张辰、宋濂、朱彝尊、徐显、全祖望等以及现当代学者，历来说法不一。宋濂《王冕传》：“皇帝取婺州，将攻越，物色得冕，置幕府，授以咨议参军。一夕，以病死。”（《明史·文苑传》）参与编修《明史》的朱彝尊所撰《王冕传》就否定此说，说：“自宋文宪（即宋濂）传出，世皆以‘参军’目之，冕亦何尝一日参军事哉！”与王冕同时的同乡好友张辰的《王冕传》，对王冕的事迹记载最具体，对“参军”却未着一字。近人包赉《王冕事迹考证》则认为：“（明将）胡大海在至正十九年正月攻诸暨时曾见过王冕。当时即将此事报告中央政府，由中央政府授他咨议参军。不幸中央的公文还未到达诸暨，王冕已经死了。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宋濂称他为参军。”这也多半是猜测之辞。比较起来，自当以张辰的《王冕传》为最可信。所以《诸暨县志》卷二十七说：“张辰与王冕同时同乡且朋友，当然较宋、朱所见所闻者为确，自当以张辰传为凭。冕为明师载去，自九里山至山阴天童寺数日即殁。不但未尝一日参军事，并未尝一见明太祖，更何暇为其画策取绍兴！冕所居为诸暨之九里，非山阴之九里，明师即住山下，至今所驻兵处，犹有营盘痕迹可辨。见《山水志》，其地逾山即山阴，去兰亭甚远，当时为明师载去自九里至天童寺，数日即卒，确未到山阴城外，更何暇远至婺州？竹咤（朱彝尊字）知宋传之误，作传以上史馆。”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提出：“究竟王冕何曾做过一日官？”说的正是事实。

冕（1310—1359），字元章，一字元肃，号煮石山农。浙江诸暨市长宁乡郝山下人。他的别号很多，有竹斋生、会稽山农、会稽外史、梅花屋主、九里先生、江南古客、江南野人、山阴野人、浮萍轩子、竹冠草人、梅叟、饭牛翁、煮石道者、闲散大夫、老龙、老村等。另外，他还给自己的草堂，先后取了水南轩、浮萍轩、竹斋轩、满目青山轩、梅竹轩、耕读轩、心远轩、竹西轩、听雪轩、听秋轩等名称。他是元代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杰出的诗人和画家。 王冕隐居在山明水秀的诸暨九里山的水南村。村上共有三户人家，一年到头辛苦过活。一条溪水像带似的流过，挺秀的山峦耸立在屋后，山上竹木茂盛，一片葱茏。山光水色相映，景色秀丽，环境清幽，正如他诗篇中所说：“青山隐隐带江流，江上轩窗面面幽。”他在此地“种豆三亩，粟倍之，梅千树，桃杏居其半，芋一区，薤韭各百本；引水为池，种鱼千余头”（《芝园后集》卷十）。王冕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就是在这么一个充满着诗情画意的山村中度过的。朴实的生活与清幽的山水孕育了他的热爱生活、热爱劳动人民的性格，赋予他的诗画创作以浓厚的生活气息。 王冕的祖代，原住在关西的王景（函谷关以西）。他的十世祖宗是王德元，在宋朝做清远军节度使的官。王德元有两个儿子，一是王琪，曾任阆州观察使；一是王琳，做过统制官。从王琳开始迁居诸暨，传到王冕已经八代了。 王冕的远祖，无疑是官僚家庭，但传到王冕的父亲已成为一个一贫如洗的农民。徐显的《稗史集传》载：“父力农，冕为田家子。”在王冕的《竹斋诗集》中说：“九里先生两鬓皤，今年贫胜去年多。敝衣无絮愁风劲，破屋牵萝奈雨何。数亩豆苗当夏死，一畦芦穄入秋瘥。相知相见无他语，笑看生前白鸟过。”（《九里山中》）“白日力作夜读书，邻家鄙我迂而愚。破甑无粟妻子闷，更采黄精作朝顿。”（《过山家》）“江南古客无寸田，半尺破砚输租钱。好山好水难夤缘，荃房日薄蒙荒烟。”（《有感》） 从这些诗句来看，他是亲身参加各种劳动的，读书作画不过是他的农余活动，而且是为了生活，以卖画易米糊口和纳租付税，他写诗作画自然与一般士大夫吟风弄月、消愁遣恨有所不同。由于他“耕无寸田，牧无风刍”，生活一年不如一年，冬天无棉絮过冬，草屋破漏无力修补，庄稼抗不住天旱，家中破甑无粮，妻子忍饥挨饿，不得已只好采野菜充饥。在此情况下，自己就不得不直接参加体力劳动，蓬头赤脚，下田耕种，栽植竹、茶、桑、麻及杂粮等来维持生活。对这种贫苦生活的描述，在有关的著录中到处可以找到。例如在《竹斋诗集》中还有“我穷衣袖露两肘，回视囊中无一有”的描写。在《铁网珊瑚》里有“今年老异于上年，须发皆白，脚病行不得，不会奔趋，不能谄佞，不会诡诈，不能干禄仕，终日忍饥过”的记载。尽管有此惨苦遭遇，但他宁愿耕作卖画度日，不愿奔走豪门乞食，充分表现了一个艺术家的坚贞不屈的性格。 王冕的出生，一说生于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卒于至正十九年（1359）正月，享年七十三岁。吴荣光《历代名人年谱》持此说。吴谱还载王冕生日为七月廿二日。一说生于元至元元年（1335），卒于明永乐五年（1407），享年七十三岁。 这两说之谬误在于将王冕的儿子山樵王周的生卒年月套在其父名下了。这是近人姜克涵发现的，他的这一见解发表在《学术论坛》1957年第2期。试看吕升写的王周行状：“山樵生于至元乙亥秋七月廿二日，卒于永乐五年丁亥正月十三日，寿七十三。” 姜氏说：“这便是上引的关于王冕生卒年代，以及王冕享年七十三岁的根据，而且吴谱还是采用这段文字所载的月日。至于其改变年代的缘故，是因为卒于永乐年间与一般记述不合，便把他的卒年改为明军占婺州的至正十九年，然后上推七十三年，便断定生于至元二十四年。”更有甚者，“这种没有根据的说法，竟然得到不少人的附和，井辗转引用，甚至还有人据此而以1935年为王冕的诞生六百周年纪念大写纪念论文”。 姜氏认为王冕的真正生卒年代应当是：“生于元至大三年庚戌（1310），卒于至正十九年已亥（1359），享年五十岁，大致是不差的。以王周生年上推廿五年即至大三年，王冕廿六岁生子。”这是姜的结论。 从王冕的《自感》诗中“此志竟萧条，衣冠混泥涂。蹭蹬三十秋，靡靡如蠹鱼”等语看，至大三年（1310）生是对的。 《中外历史大事年表》记载：自从至元元年（1335）罢科举以来，一直到至元六年复行开科取士。王冕《结交行送武之文》一诗中有“明年平原芳草绿，试弓好射衔花鹿”句，就是指至元六年（1340）恢复科举制。平原芳草绿指春天，试弓好射衔花鹿，正是指考进士。至元六年。考试结果，王冕不中，即焚所为文，表示永绝佳途。“蹭蹬三十秋”正是考试失意后之作。至元五年（1339），王冕正是三十岁。从1339年上推三十年，便是至大三年（1310），和姜克涵所说相符合。 相传，他的父母，单生王冕一人，爱他如掌上明珠，他周岁就会说话，三岁能对答自如，到五六岁，认识能力要比一般儿童高，八岁开始入学，成绩优良，宗族大为惊奇，视为神童，宾客也称赞他为“千里马”。 王冕小的时候，求知欲很旺盛，好奇心也很强。有一天，他的父亲叫他去放牛，他把牛放在草地上，自己就溜到私塾里去听村童读书，傍晚回来时，牛不见了，被他父亲狠狠地打了一顿。可是他并不因此而罢，过了几天，他又到庙里坐在菩萨的膝上，借长明灯读书认字。《儒林外史》一开始描写王冕放牛的故事，也可能是根据这件事写的。不过查考有关他的传记资料，王冕并不曾替别家放牛，也并不是幼年丧父。吴敬梓把王冕写成幼年丧父，从十岁上雇给人家放牛，经过这样的加工，使王冕作为一个农民艺术家形象就更加突出，性格也更鲜明，所以王冕的故事流传至今，仍然脍炙人口。 据《儒林外史》所说，王冕的学问艺术好像都没有师承，是个自学成才的人。其实王冕的老师有据可证的有两位：一是王艮，一是韩性。王良诸暨县人，字止善，尚气节，读书务明理，学以致用。“止斋”是王艮归林后所筑“止止斋”的简称。王冕诗集中仅两题称人为“先生”，其中之一是《悼止斋王先生》。其中用“夫何能见紫芝眉”、“回首春风说向谁”等句，上句是用汉惠帝为太子时师事“商山四皓”的故事；下句更表明他曾从学于王艮。 还有位老师是安阳韩性。全祖望的《参军王先生冕传》云：“王冕……贫家儿，窃喜读书，安阳韩性闻而异之，录为弟子，遂为通儒。性卒，门人视先生如视性。”（《宋元学案》卷六十四）。《明史》王冕传也有类似记载。包赉在1935年12月《大公报》所刊《王冕事迹考证》一文中对此提出过怀疑。他说：“王冕是不是韩性的学生呢？如果真是韩性的学生，而且在韩性死后，同学视他如视性，这当然是王冕小史中值得大书特书的大事。……因此我觉得这事还须存疑。”其实，韩性是王冕的老师是可以相信的。《竹斋诗集》虽无记述韩性的诗文，但旧抄本后附有韩性的《竹斋记》。另外刘将孙《养吾斋集》卷二十一也记载了韩性为王冕作的《竹斋记》，其中说道：“暨阳王元章以竹名斋，求记于余。余家抵暨阳不百里而未尝一至其处，不知所以记……”王冕于是取出自己画的一张荫蔽着数间毛竹的茅屋的图给韩性看，还指着画说：“是所谓竹斋而求子之记者也，可记以不？”子，为古代对男子的尊称，也可以特称老师。从《明史》列传、全祖望文及《竹斋记》，可以确定韩性也是王冕的老师。 青年时期的王冕，不信神鬼。明朝陆容《菽园杂记》卷十二载有这样一个小故事：王冕家与一神庙相近，他灶下缺柴，就砍了神像当柴烧。然隔壁一邻居却敬神惟谨，遇到王冕毁掉神像，他马上就刻木修补，如此者凡三四次。可是王冕家人一年到头倒也平安无事，那户补像的人家呢，反而祸不单行。一日，补像者召巫降神，并且责问说：“王冕屡次毁神，为何神不归罪于他，而我每次补神，为何神不保佑我？”弄得那个巫人十分尴尬，一时无话可答，乃发怒说：“你不设像，他怎么能够烧它？”从此这个人就不再补像了，庙也逐渐废毁，后来传为笑话。 早年的王冕，不像一般人印象中那样悠闲恬静，倒是个一度热衷于功名事业的人。他曾专心研究孙吴兵法，学习击剑，有澄清天下之志，常拿伊尹、吕尚、诸葛亮比喻自己，想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但元蒙贵族统治歧视汉族知识分子的残酷现实教育了他，他的这一幻想很快就破灭了。他参加过进士考试，没有考中。回来后，满怀愤郁，就把所有的文章烧毁掉，表示永绝仕途的决心。正如他在《自感》中所说的：“长大怀刚肠，明学循良图。石画决自必，不以迂腐拘。愿秉忠义心，致君尚唐虞。欲使天下民，还淳洗嚣虚。声诗勒金石，以显父母誉。此志竟萧条，衣冠混泥涂。蹭蹬三十秋，靡靡如蠹鱼。归耕无寸田，归牧无尺刍。羁逆泛萍梗，望云空叹吁。” 后来，他积了些钱，到杭州作了第一次旅游，几天的泛舟西湖和凭吊古迹，使他饱览了春日杭州的风光。

吴敬梓与《儒林外史》余杰吴敬梓一生以移居南京为界可分前后两段。前期，他与小山一样，以声色犬马的生活方式游离于“正常”的生活轨道之外。“少年时，青溪九曲画船，曾记游冶……朝复夜，费蜀锦吴绫，那惜缠头价。”（《买肢塘》）“王家昙首，伎识歌声春载酒，白板桥西，赢得才名曲部知。”（《减字木兰花》）吴敬梓不像小山一样真正沉醉到情爱之中，而更多地标榜一种不见容于俗世的生活姿态。不是为游冶而游冶，而是在游冶中体验自由。胡适说，吴氏的家产是在秦淮嫖掉的，我倒觉得，“泥沙一掷金一担”是他有意为之。只有丧失了财产，挣脱了宗族的约束后，他才能以纯粹的心境进入到文学创作之中。“枭鸟东徒，浑未解于更鸣”！（《移家赋》）33岁、不名一文的吴敬棒移家南京时，他在族人眼中已是“传为子弟戒”的“败家子”。到了“白门三日雨，灶冷囊无钱”的地步，他仍拒不参加傅学鸿词科考试。当“长老苦口讥喃喃”干涉他的自由时，他“叉手谢长老，两眉如戟声如虎”。[45]他的“痴憨”、“颠憨”、“隐括”终一生而不变，与小晏何其相似！《儒林外史》以王冕作为“隐括全文”的“名流”。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能耐，就因为他是一个“嵌崎磊落”的人，一个“有意思”的人。王冕既是葆有童心的放牛娃，又是才华横溢的畸人。他画荷花，“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像”，因为他自己就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玩耍，惹得乡下陔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眼里。”这是何等任情自遂、天真自然！面对“灭门知县”的威逼，王冕宁可风餐露宿逃亡在外，也不肯低头。他处茅屋之远而怀天下苍生，一语道出入股取仕的实质：“这法子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即有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凤四老爹在小说中看似可有可元，实则为一大关键。据考证，凤四老爹的原型为侠客甘凤池。[46]当时浙江总督李卫在奏折中这样描述甘凤池：“查此辈棍徒，造作讹信，往来煽感，着实痛恨，断难容其漏网。臣细思江浙好事悻谬之人，莫过于现在拿获之甘凤池等各犯。”（《雍正朱批谕旨》）对于这样一个叛逆者，吴敬棒却由衷地赞美道：“官府严刑密网，多少士大夫见了就屈膝就范，你一个小百姓，视如上芥，这就可敬了！”《懦林外史》以四大奇人的故事作结。当“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的时候，奇人却出现在市井中间。会写字的季遇年，“却又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由着笔性写去”。“他若不情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儿也不看”。他这样迎着施御史的脸痛骂：“你是何等之人？敢来叫我写字！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卜独立人格，意气风发。吴敬梓把“四大奇人”当作“述往思来”的一流人物。儒林中一片狼藉，而井市中则有闪光的人格，吴敬梓已悄悄换了一套崭新的价值标准。为什么在市井中反倒能保持人格的独立与心灵的自由呢？做裁缝的荆元，会弹琴、会写字，也喜欢做诗。朋友问他：“你既要做雅人，为甚么还要做你这贵行？何不同些学校里的人相与相与？”他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常学学。至于我们这个贱行，是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道读书写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况且那些学校中的朋友，他们另有一番见识，怎肯与我们相与！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脸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也快活厂这席话真石破天惊。吴敬梓认识到，人格独立的背后是经济独立。被权力网络所覆盖的儒林中，只有爬墙藤一样的附庸，而元岩上松一样的独立者。市井人物操持着被士大夫所蔑视的职业，他们却在这职业中获得了真正的经济独立。好一个“诸事都由我”！儒林人士即使爬到宰辅这样的最高位置，怕也不敢说这样的大话。吴敬梓突破传统的道德评判，揭示出产生“奇人”的经济基础。这一点，此前无人认识到。开头出现王冕，中间出现风四老爹，结尾出现四大奇人，这是作者的精心安排。他们全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游离于统治秩序之外的平头百姓。他们的冰清玉洁、古道热肠、淡泊明志，都与丑态百出的儒林和官场形成鲜明对照，正如胡适在《吴敬梓评传》中所说：“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然而，这种社会心理终究很难养成。吴敬梓这个嵌崎磊落的败家子是寂寞的，他笔下的奇人们也是寂寞的。荆元为知音于老者弹琴，“弹了一会，忽作变徽之音，凄清宛转，于老者听到深微之处不觉凄然泪下”。读者读到这里，掩卷深思，怕也要“凄然泪下”了！余秋雨！口无所臧否，心有所褒贬———《儒林外史》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胡适《吴敬梓评传》在浩若星海的中国古典小说中，被鲁迅许以“伟大”二字的，只有两部书，其中之一便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儒林外史》是写士林阶层的。在中国的古代，所谓的士林，既是知识分子的世界，也即是官场。这是部批判知识分子的书，也可以说是一部揭露官场昏晦的书。这样说来，在当代的中国，确实很有重读《儒林外史》的需要了。作者吴敬梓（公元1701年—1754年），生长在长江北岸安徽省全椒县一个“名门望族”的大家庭。曾祖和祖父两辈官运亨通，在明清之际，有50年“家门鼎盛”的时期。但他自己的祖父在同辈中功名很小，而且早逝；他从小被出嗣给长房吴霖起，即是他的养父，吴霖起只做了几年县教谕，后来因为得罪上司而丢官，郁郁而终。吴敬梓13岁丧母，23岁丧父，本身既不热心功名，又轻视钱财，随意挥霍，慷慨仗义，上代留下的家产在几年之内被他挥霍得所剩无几，以致“田庐尽卖”、“奴逃仆散”，一时“乡里传为子弟戒”（《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客中》）。加上考场失利，刺激甚重，“那得双眉时暂开？”回乡之后，由于不堪冷遇，于雍正十一年移家南京。从此时直到54岁在扬州逝世，主要靠卖文和朋友周济过活，也是在此期间完成了《儒林外史》这部鸿篇巨著。吴敬梓自幼处在名门望族的社会环境中，而成长的家庭却是一直在走下坡路，中年后又骤然陷入贫困不堪的境地。在他一生所经的这种由“渐”而“骤”的家庭破落过程中，他在家乡全椒县、在苏北赣榆县（其父任职之地）、在南京都曾久住，到过扬州、安庆、芜湖等城市；从宗族几代关系以及自己的人际关系看，他接触的士大夫阶层很广泛，认识与熟知的人物也非常多。他看的嘴脸，受的冷暖，经历的人事，体验的世情，都极其丰富深刻。这就培养了他富有正义的敏锐感觉和体察现实的清醒头脑，使他能够看透清朝黑暗统治下士大夫阶层的堕落与无耻，看透政治的罪恶与社会的腐败。正是这种身世经历，成为吴敬梓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的直接渊源。《儒林外史》对于士林阶级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含泪的批判。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通过对种种不和谐、悖于人情、逆于常理的荒谬现象的揭露，注入描写人物的自吹自擂、大言不惭、自作聪明、弄巧成拙、欺世盗名、自命清高、自相矛盾等等。正像果戈里所说：“我们的们，我们的怪物们！……让大家笑个痛快！笑真伟大，它不夺去生命、田产，可是在它面前，你会低头服罪，像个被绑住的兔子。”《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有鲜明的目的，那便是“作者之意为醒世计，非为骂世也”。作者虽然极尽讽刺之能事，却是要挽救被讽刺的这一群，正所谓“善者，感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作者以悲天悯人的手笔描写了八股制度下众多儒林人士的悲剧性命运，进而展开了一幅封建科举时代的社会风情画，抨击了制度的腐朽和社会的黑暗，使《儒林外史》成为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中的圣品。《儒林外史》历来被评价为古典现实主义巨著，即为现实主义作品，其中很多故事与人物直接来源于生活。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曾说过：“《儒林外史》所传人物，大多实有其人，而以象形谐声和庾词隐语寓其姓名。”《儒林外史》擅长运用“皮里阳秋”的笔法，也就是“口无所臧否，而心有所褒贬”。作者的看法并不是直接拿出来硬塞给读者，而是在具体形象的塑造中微言大义。周进和范进的中举，匡超人的转变，杜少卿的豪举，马二先生的迂腐，这一切都是通过具体的情节来表现深刻丰富的思想。作者并没有直接向我们褒贬什么，但每个形象都饱含着巨大力量的褒贬，传达着作者明确的正义观，我们必须从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的各种形象的关联、发展上体会和了解。这是一种富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叙事方式。该书另一个艺术特色是速写式和剪影式的人物形象。《儒林外史》是一部主角不断变换的长篇小说，或者说是一部由无数短篇交替而成的长篇小说，基本上不可能通过详细描写其一生经历，以及在曲折的故事情节中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和精神世界。所以，吴敬梓把重点集中在人的性格中最刺目的特征上，从而深入细致地表现一个相对静止的人生相。这就如同从人物漫长的性格发展史中截取一个片断，再让它在人们面前转上一圈，把此时此地的“这一个”，放大给人看。这是勾画讽刺人物的一个很出色的手法，它使人物形象色彩明净，情节流动迅速，好像人物脸谱勾勒一成，这段故事便告结束，而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也正是这些精工提炼的精彩情节。胡适在《吴敬梓评传》中所说：“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

珍惜时间 时间并不青睐于谁，珍惜时间的人，才能拥有它的掌控权。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当我读到朱自清《匆匆》这篇文章时，我感觉到时间正从我身边飞逝。 时间是宝贵的，自古以来，有所作为的人无不珍惜时间，东汉末年的董遇，虽然生长在战乱时代，靠打柴为主，但他巧用时间，勤于读书，终于成为有名的学者，有人问他成功的秘诀，他说： 我是用了 三余 时间读了不少书，他说的 三余 指：冬天，没有多少农活可干，这是一年中空余时间;晚上，漆黑一片，不便干活，这是一天中的空余时间;天气不好，不能干活，这是白天的空余时间。 无独有偶，我国古代著名画家王冕，也是出身贫寒，家中无力供他上学，他只得到一个姓秦的人家放牛，王冕时刻想着读书、学习，每天出去放牛，都借本书带在身边，有时骑在牛背上读书，有时牛在吃草，他就坐在树荫下看书，就这样，王冕利用点点滴滴的时间，靠自学学到了很多知识，后来他又刻苦学画画，终于成为著名的画家。 时间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有的人能争分夺秒，惜时如金，充分利用时间;有的人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碌碌无为，让时间白白地流过，最后只能空唱《明日歌》。 珍惜时间，不要让时间从指缝间溜走。时间不是每个人都能掌控的。所以当它经过的时候，请紧紧抓牢时间的脚步。 二：珍惜时间 古人有言：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这是古人对待时间的观念。这又何尝不是我们现代人对时间的看法呢。时间是宝贵的额，千金难买的。 无缘无故地浪费别人的时间和图财害命没什么两样。 我亲身经历的两件事使我明白了珍惜时间的重要性。 那是一个星期三的晚上，我在屋里挑灯夜战。因为我还有三篇摘抄没写，可够我好好地忙活一阵子了。坐在灯下，我开始写第一篇摘抄，旁边放着一本厚厚的作文选。写了很长时间，手中的钢笔有点不显了，我知道是快没有墨水了。看了一下表，已经十点多，我一鼓作气把第一篇摘抄写完，去吸墨水。手心渐渐沁出了汗珠，我在衣服上擦了擦，继续写。我用最快的速度写，过了大约一刻钟，终于也把第二篇写完了。这时，我感到大拇指和食指指尖有些痛。一看才知道，原来是由于握笔用力的缘故。我的两根手指尖血液供不上，已经被压成平的了。我捏了捏指尖，接着写第三篇。到了10点35分，我终于把摘抄写完了。我长出了一口气。唉，我如果平时能珍惜每一分钟时间，每天写一篇摘抄，也不会这样狼狈啊! 还有一件事使我懂得了珍惜时间的重要性。那是寒假快结束的时候，我天天看日期，结果把开学日期看得提前了两天，结果提前把作业做完了，还看了很长时间的书，真令我受益匪浅。瞧，珍惜时间多好，能使我有足够的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请好好利用你的时间吧，在有限的时间里做无限的事情，高效的利用时间就等于延长了自己的生命的时间。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第一章写的就是王冕,他是著名画家,乃自学成才.

王冕(1310—1359)，宇元章，浙江诸暨人。他是元末文坛有影响的诗人，又是画坛上以画墨梅开创写意新风的花鸟画家。他的诗常流露出对元朝统治的愤懑情绪，而他的墨梅也借物抒怀，自认喜写“野梅”，不作“官梅”，以蔑视当时那些“峨冠腐儒”。晚年他避居会稽九里山，自筑“梅花屋”，种粟养鱼，以清贫生活了其馀生。王冕的墨梅墨梅 (一）墨梅流派和他的风格。 墨梅的创始，和文学有密切关系，先是北宋林和靖、苏东坡等诗人热情地歌颂梅花的丰神和风骨，陆人们对梅花产生了无限珍爱的感情，“无声之诗”的画继之而起，侮花也就成为画坛上盛极一时的题材了。当时对画梅最有创造和贡献的当推释仲仁和扬补之。仲仁又名华光和尚，一日，他因月光映梅影于窗纸上而得到启发，创作了用浓浓淡淡的墨水晕染而成的所谓墨梅。大诗人黄庭坚见了大加赞扬说：“如嫩寒清晓，行孤山篱落间，但欠香耳。”一时华光的墨梅便成了画坛上一个新的品种。赵孟頫墨悔题跋也曾说：“世之论墨梅者，皆以华光为称首。”扬补之接受了华光的衣钵，在此基础上发展，把自己写的墨梅，送给宋徽宗赵佶看。赵佶说他写的是“村梅”，因而他自称为“奉敕村梅”。他创造了两种画梅的方法：一种用水墨涂于绢上烘托出梅的点点白葩，另一种是以墨笔圈出梅花洁白芳馨的特色。金冬心(农)说：“扬补之为华光和尚人室子弟，其瘦处如鹭立寒汀，不欲为人作近玩也。”(《冬心画梅题记》)后来扬的两个外甥汤叔雅、汤叔用也擅长此道。《冬心画梅题记》：“扬补之甥汤叔雅，宋开禧间与弟叔用皆工墨梅，各出新意，谓之倒晕花枝。时有茅进士汝元亦擅名当世。叔雅画梅，曾见于吾乡梁少师乡林家，不愧逃禅叟(扬补之)。而叔用及汝元之疏枝瘦萼未尝睹者。” 发展到元代，据说元四家的吴镇(仲圭)，以及王冕，都是画梅能手。范成大云：“近世始画墨梅，江西扬补之者尤有名，其徒仿之者实繁，盖吴仲圭、王元章皆用其法。” (《范村梅菊谱》)由此看来，王冕正是这派的嫡系。 王冕正是接受了华光、扬、汤一派的传统，孜孜不倦地学习梅花谱和梅花篇，在这基础上，发挥了他的艺术才能。王冕的墨梅，是和他的思想感情分不开的。正如清朝朱方霭说的：“画梅须高人，非人梅则俗，会稽煮石农，妙笔绘寒玉。”(《画梅题记》)这种意识在王冕的题画中表现得很突出，有的反映了人民的疾苦，有的显示了孤傲正直的性格，有的表达了与统治阶级不合作的精神，有的流露了爱国主义的热忱，有的表现出自己的不凡抱负和乐观的感情，他想把自己的情感激流灌注在绘画创作的园地上。王冕爱画的梅花，据清代宜兴吴仲伦在题郑小僬 (淳)梅册上说：“王元章喜写野梅，不画官梅。”(《竹波轩梅册>)何渭野梅?凡生长在山野清绝的地方，梅干劲直，尽自然之本性，都叫野梅，有时也叫村梅。何谓官梅?凡由人工造作，失却天真，干多盘曲，叫做官梅，也称宫梅。有人往往以野梅比为“疏旷平远”，以官梅比为”金碧庄严”，借以隐喻不同环境中的不同人格。明朝孙长真往往摹仿王冕此种画法，所以他题诗说：“梅花取直不取曲，此理世人多未推。诗人独得梅清性，不画官梅画野梅。”(《画梅辨难》) 他的”墨梅”风格，可用“神韵秀逸”四字来概括。试从构图、枝干、花等方面来分析。画梅构图以枝干为主。王冕画梅花的成功，与他构图是分不开的。构图可分疏的、密的、不疏不密三种。疏的如疏影横斜，以疏淡有致，雅淡出尘为妙。不疏不密的，如俯仰得宜，照应有情，要密中见疏，疏中仍有聚散谓之得宜。密的如繁花密蕊。第三法，首开其宗的就是王冕。朱方霭说：“宋人画梅，大都疏枝浅蕊，至元煮石山农始易以繁花，干丛万簇，倍觉风神绰约，珠胎隐现，为此花别开生面，明时陈宪章常师其意，吾友汪巢林、金吉金继之。” (《画梅题记》)王冕这种构图就是以密取胜，同时做到密而不乱，繁而有韵。在枝干的构图上，能疏疏密密，做到长处疏，短处密，疏散处疏，交错处密，疏可走马，密不容针；他能把握虚虚实实，而且层次分明，应有尽有。他在华光和尚白“多而不繁，少而不亏”，扬补之的“交枝而花繁累累，分梢而萼蕊疏疏”的理论基础上更有所发挥。书枝干的质感上，运用了汤叔雅的“其为梢也，有如斗柄者，有如铁鞭者，有如鹤膝者，有如龙角者，有如鹿角者，有如弓梢者，有如钓竿者的理论，加以具体实践，因此他立干如龙，劲似铁；发梢如箭，短如戟。梅干如龙不容易，画时必须弯曲有力，用笔多转折，或以飞白出之。要劲也不易做到，画时笔须顿挫得宜，使转有方。画梅梢贵直，但要直中仍有韵致，绝非如尺。他的枝梢一笔拉到几尺长，枝的梢头，露出了笔的尖锋，突出了梅的清高拔俗。因此令人感到风神绰约，奕奕有致。画花，他也不是只画一朵花的形似，而能在形似以外求神态，表现出或娇艳，或清雅，或灿烂，或萧疏等等姿态；在开花的形态上，也运用了汤叔雅的“其为花也，有椒子，有蟹眼，有含笑，有开谢，有落英”的理论，画出了老树枝怪花疏，嫩树枝密花繁。总之对于行枝、布干、点萼、生花都是在认真观察的基础上，掌握了笔墨洗练功夫，集中表现了他的新风貌。明鲁宗贤说：“古今画梅谁者高，前有补之后王老。”(《雪湖梅谱》)清赵兰舟说：“扬补之、王元章为癯仙，尽洗铅华，别开生面，华光老人又为写影传神，画梅之能事毕矣。”(《竹波轩梅册》)前人对他评价极高。 (二)冰花个个圆如玉，羌笛吹它不下来。 墨梅自华光和尚创造以来，经过扬补之、汤叔雅等人的努力，已取得显著成绩。但它能继承下来，还是与王冕的努力分不开的。他曾作了种种水墨画的尝试。笔墨的洗练功夫，使墨梅在原有的基础上，更迈进了一大步。王冕的笔墨洗练的功力，也值得注意。他发枝笔力遒劲，形神兼备，这是他从勤学苦练，千锤百炼中得来。执笔挺直，才能笔笔坚挺，而无蛇腹鼠尾的毛病。中锋、偏锋用得好，行枝接续，气力顿挫处才能断而复连，交接处停而勿滞。手弗偏重偏轻，故能一气呵成，这是他炼气于骨的手法。 在圈花法上，他也有所发挥。扬补之以“笔分三越攒成办”圈花。即花办要如铁线圈成，一笔三顿挫画之。王冕把这种画法稍加改变，改成为一笔二顿挫，这就是乾隆所说的“钩圈略异扬家法”。这也是他从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有人称之为“白花头画法”。这个创造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明代的陈宪章、盛行之、刘世儒、清代的罗两峰等人都学二笔圈花。后来到金冬心、童二树等人出，更简单地改为一笔圈花。虽然，元明以三笔二笔成办，但其侧办及小苞还是一笔。王冕圈花的画法是用笔不飘浮，严谨逼真。 另外王冕又发挥了“破蕊之法”。什么叫破蕊之法?梅花原来有花须，须上有小点叫英，他画花须不点英，看去很零乱，不像须，也不像英，这叫“破蕊之法”。扬补之也有此画法，这是野梅的画法，与官梅的画法不同。有人称“乱圈花办乱拈须，野梅花与官梅殊”，就是这个意思。 总之，画梅之难不在枝干，而在花。王冕最成功的地方，就是花，他的“万玉图”真是千蕊万朵，含笑盈枝，香度凌风，占满在画幅上，显示了乐观主义精神。就是后来的罗两峰、童二树也是莫及的。墨梅图 (三)王冕墨梅的影响 王冕的墨梅对明代影响深远。特别通过徐渭、陈淳等人的发展与丰富，逐渐出现了大写意与没骨花卉繁荣并峙的局面。 徐渭对元章的画推崇备至，他学元章的墨梅，下了相当功夫。他认为圈花最难，说：“吾圈花少让元章笔，发干元章不若吾。”徐文长天才纵逸，睥睨一世，他认为发干元章不及他，而圈花则不及元章。从这句话里可知他对元章的佩服程度。凡是画过梅花的人都知道，画梅之难，不在干，而在花；画花则难在须与蒂。清朝懒园居士说：“青藤(即徐渭)画梅，圈不成圈，枝不成枝，一片神行，其用笔如生龙活虎，不可捉摸，其泼墨也如空中云雾，舒卷自然。”(《画梅辨难》)这说明徐的画风是大写意。徐、王二人风格是不相同的。从功夫上看，自然元章要比青藤深得多了。 徐渭不但学王冕画梅，且学他为人，学他画梅花换米。徐渭曾凭吊王冕墓，并对当时一些有钱有势的人家予以嘲笑。其诗说：“君画梅花来换米，予今换米亦梅花。安能唤起王居士，一笑花家与米家。” (《徐文长集》)徐还同情王冕的艰苦生活，猜测他究竟多少斗米，换一幅梅花：“想见元章愁米日，不知几斗换冰枝。”徐看了王冕的墨梅，想临摹它，又感到无从下手，便在题王元章倒枝梅画中写道：“皓态孤芳压俗姿，不堪复写拂云枝。从来万事嫌高格，莫怪梅花着地垂。” 明代几位画梅高手，刘世儒、陈宪章、王谦、盛行之都是王冕的衣钵继承人。刘世儒少时于故乡的石壁上，看见元章的梅花，大为鼓舞，从此特别爱好，就深思力学，画起梅花来了。据说，他很喜爱王元章的雪梅，曾想尽办法，搞过试验：其中有种画法，是当他矾绢时，先剪好碎片的油纸，画就搞成，这样看去好像雪点纷纷，与花争胜，效果很好。当时画家谢时臣赞为“神品”。王冕画枝条，画得很劲秀，据说先从画竹人手，因此刘雪湖画梅也从画竹开始。徐文长题其墨梅诗说：“雪湖刘子故不俗，未画梅花先写竹。花梅筱竹两相于，直干横梢铁不如。”朱多炸题诗有“陈淳已死沈士：老，晚得山阴刘世儒”句。文徵明也赞扬说：“雪湖发干遒劲，有天然之处，花功；雅称，异日当为第一流云。”(《雪湖梅谱》)其实，刘世儒的成就，比不上王冕、徐渭。徐文长题雪湖墨梅诗说：“我客金陵访画梅，画梅莫妙盛行之。刘君放逸不可羁，一刘一盛无雄雌。”(《画梅辨难》)明代画家学王冕的尚有周昊、孙从吉、王人佐、袁子初、林宏显等人。可见摹仿王冕的笔法是风靡一时的。清代的扬州八怪，如罗聘、金农、李方膺、汪士慎等人都深受他的影响。如罗聘学他的圈白头花，金农、汪士慎学他的千花万蕊，李方膺学他的水墨淋漓。虽然各家风格不同，但还是从他那里蜕化出来。其他如以画梅称世的童二树也是学元章的笔法，蒋子延称童二树在洛阳所画的梅花悬之能引蜂蝶。《碧溪诗》记载：“二树生时，其母李太夫人梦一髯翁，驱一牛，负梅花而至，越日乃生。其髯翁即煮石山农王冕也，其画盖有所授也。”当然是无稽之谈，但可见王冕的画在人民群众中也很有影响。 对明清画家画梅的特色，清朝懒园居士说：“吾人当师王元章之秀逸，刘雪湖之苍老，徐青藤之神化，童二树雄伟有余，神化不足，金冬心则细枝坚挺，粗根庸弱。”这话确有道理。王冕的画，对明清画坛，影响深远。他为水墨画打下了稳固基础，引导了徐文长辈从摹古的一套清规戒律中跳出来，创造了新生命。他以自己的诗文画来反抗元蒙贵族的统治，同情人民的疾苦，深刻地暴露当时的社会黑暗面，有它的积极意义。正因为此，他才受到广大人民的热爱和尊敬，被赞为“人奇志奇胸磊落，是花千古无枯荣”。

书中提到了王冕这个人，王冕还是个勤奋好学，自学成才，孝敬母亲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