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元稹的论文题目

唐诗宋词个人觉得可以排除，第一，体制短小，你很难就一个诗人或者一首诗词很深入的去写，第二，如果很宽泛的去写，又流于浅泛，第三是一些名家诗词和代表性诗词可能已经被写了很多次了，翻不出心意来，而一些不著名的诗人词人，又没有什么太多的资料和论点去阐述。 写与其写唐诗宋词，不如写宋诗派（不是宋诗，是清末宋诗派） 明清小说，大部头，读的话也是个问题，不知你是否有时间。其实唐传奇是个不错的选择，毕竟它对后世小说。戏曲、诗词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且处在一个过渡时期，篇章也比较短小。比如元稹的《莺莺传》，之后就是商调蝶恋花，董解元西厢记，西厢记诸宫调，王实甫西厢记。你比较有得写，可以写对于后代作品的各个方面的影响。《霍小玉传》和汤显祖的《紫钗记》。《离魂记》和郑光祖的《倩女离魂》。还有比如《大唐天宝遗事》对于梧桐雨，长生殿。或者选择久远事件，而传奇只作为一个环节的，比如王昭君。

不有退役颜体uitiu

元稹是中唐文坛上举足轻重的一个人物,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他的认识并不充分,甚至多有偏颇之处.本文从元稹的生平背景,思想活动,诗文创作活动几个方面对元稹进行研究,尽力较为全面公允地展现元稹其人其文.对元稹的成长及所受教育。对元稹诗歌进行较深入的研究开始于30年代陈寅恪发表的《读连昌宫词质疑》、《元微之遣悲怀诗之原题及其次序》等系列论文，同时或稍后，邹恩雨的《元稹与白居易》和玄修的《说元白》都是将元稹与白居易合在一起进行讨论的。此后陈寅恪也将元稹与白居易的的诗歌作品一并进行笺释、研究，如其《论元白诗之分类》、《元和体诗》，稍后出版的《元白诗笺证稿》中论及元稹诗作的部分则有《古题乐府笺证》、《艳诗及悼亡诗》、《连昌宫词》等三篇。在陈寅恪的影响下，五十年代以后，学界对元稹诗歌的研究更加深入和广泛了，到八、九十年代，人们的研究角度更多，诸如诗歌艺术特色、对当时文学发展之贡献、诗歌体裁、题材、声律特点、诗歌理论等方面均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其中尤以卞孝萱、王拾遗、吴伟斌等人成绩显著。值得一提的是，王拾遗的专著《元稹论稿》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讨论元稹诗歌的，其中第三部分是“元稹的文学见解”，第六、七、八、九等部分则对元稹具体作品进行分析和探讨，均具有一定的深度。诗歌成就和对中唐文学之贡献 本世纪上半叶出版的一些文学史、诗歌史对元稹的诗歌艺术及其成就，作出了整体评价。如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中就认为，“元稹的诗，是从当时的社会环境之下流滚出来的。他看不惯当时藩镇的跋扈，豪将的横杀，捐税的苛杂，佛老的猖披于是’心体悸震，若不可活‘。所以遂便发之为诗，讥讽时政；冀可极百姓于万一，使政治上轨道。……他有了陈子昂做帮助，有了杜工部可师法，遂便大胆地在诗里谈其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起来。同时他又看穿了诗虽然是依伴乐曲而流演的东西，但却也可以离开音乐而独立。……于是他便大胆地借用古题或另拟新题来创作他之所谓新体诗歌，专门要讽刺执政，代民伸冤。”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则认为，元稹“虽和居易相酬唱，但居易的流畅平易的作风，他却未能得到。不过他的诗虽不能奔放，却甚整炼”，他的《乐府古题序》“是’新乐府‘的一篇简史”，他的传奇《会真记》“成了后来的一个最有名的传说的祖本”。五六十年代出版的文学史对元稹诗歌的论述更加细致深入了，如游国恩等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就认为，“元稹虽比白居易小六七岁，但却是首先注意到李绅的《新题乐府》并起而和之”，“对新乐府运动的开展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但他有一部分乐府诗仍借用古题，不似白居易那样坚决彻底，旗帜鲜明。”而且“元诗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以及人物的生动性，都不及白居易。这主要决定于他的世界观。”另外，他的悼亡诗“属对工整，而又如家常话”，“这对于律诗的通俗化有一定影响”。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则将“元稹”单列一节，以示重视，他们对元稹的《田家词》、《估客乐》、《连昌宫词》等作品评价很高，但是也认为“元稹其他讽喻诗的成就远远不如白居易，元稹的作品形象不鲜明，意思不集中，枯燥乏味的多”，有些作品的“表达方法也有些呆板”，不及白居易写的“叙述生动”、“引人入胜”。 “元稹作品中最好的是古今艳诗和悼亡诗”，“由于他富于词藻，精于描绘，尤其擅长写男女之间的爱情，能吸引人和感动人” 。他们还特地指出其爱情诗《春晓》“是《会真记》的张本，值得在文学史上着重提出的”。八十年代以后，对元稹诗歌艺术及文学成就进行综合研究的专题论文多起来了，较具代表性的有：裴斐《元稹简论》、吴伟斌《元稹诗歌艺术特色浅析》、卞孝萱《唐代次韵诗为元稹首创考》、梁超然《元白四题――与裴斐先生商榷》、吴伟斌《试析元稹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吴伟斌《关于元稹诗文评价的思考》、吴伟斌《论元稹对中唐文学的贡献》等。其中裴文主要探讨了为何是“元白”并称而非“白元”的问题，该文认为“元白”并称所以先元后白的原因有两个：一、元白唱酬固以次韵见重，而次韵不独自元始且为其所长；二、“淫靡”本为元白共有，李肇却独加于元，可见元之艳诗影响更大。文章还认为，“真正能代表元稹的不是新乐府，而是以哀艳缠绵之笔写生离死别之情的艳诗和悼亡诗”，在元白的唱酬诗中，“呈露出来的诗人性格，元稹实在要更可爱一些，他的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对于我们也更亲近一些。”吴伟斌《元稹诗歌艺术特色浅析》认为元稹诗歌的艺术特色有五个方面：一、浅切，二、语言通俗自然，朴实明快，三、含蓄有味，四、感物寓意，五、浪漫色彩的表现手法。卞孝萱文以丰富的资料和谨严的考证，得出了“元和五年元稹在江陵府所作《酬乐天书怀见寄》等五首诗，是元、白之间’次韵相酬‘的开始”这一结论，从而使宋程大昌关于“唐世次韵起元微之、白乐天”等比较笼统的说法落实了、准确了。梁超然文中的“题四：说元稹之淫靡”，则是针对裴斐《元稹简论》中所云“’淫靡‘即李戡所谓淫言媟语”，提出不同的看法。梁文认为，李肇在《国史补》中说元和年间人们“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均指艺术风格而言，而“淫言媟语”则指内容而言，因而不能混为一谈。吴伟斌《试析元稹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一文把元稹一生的创作道路分为三个时期分别进行论述。文章认为，元和年间是元稹现实主义创作的全盛时期，也是元稹一生创作中最为重要的时期。文中指出，所谓“元和体”诗歌，“就元稹来说，也主要是指他元和年间包括新题乐府诗在内的讽喻诗及感叹自身遭遇的’小碎篇章‘和’次韵相酬‘的排律，而正是元稹等人的这些诗篇，在唐代文学史上形成了’诗到元和体变新‘的局面。”这种将“新乐府”也纳入“元和体”的范畴，是吴文的新说。吴伟斌《关于元稹诗文评价的思考》回顾了以往在元稹评价上的种种不够公允的现象，对元稹在诗歌、小说、文论等方面的成就和贡献，一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章认为，“元诗固然不能与李、杜诗相比，但就制策与传奇来说，元稹却有着李杜所没有的成就。元文当然不及韩、柳影响深广，但元稹诗却无疑比韩、柳诗歌更受当时人们的欢迎。”吴伟斌《论元稹对中唐文学的贡献》一文则则针对当时“某些权威著作忽视了众多史料的存在和元稹诗文的实际，避而不谈元稹对中唐文学的贡献，否认元稹为中唐文坛主盟者之一的地位”的现象，强调元稹对中唐文学的贡献，他认为，“无论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与参加，诗歌内容的变革，诗歌理论的提出，诗歌唱和形式的创新，还是对唐文，尤其是对当时制诰文的弃旧图新，以及对唐传奇的发展繁荣，成绩是显而易见的，贡献是毋庸置辨的，其在中唐的主盟者之一地位，也是无可置疑的。”卞孝萱、刘维治的《元稹评传》对元稹创作成就的论述也比较深入，如他们从“成就较大的乐府诗”、“颇具特色的艳诗与悼亡诗”、“独树一帜的次韵排律”等三个方面论其诗歌创作成就，谓“在平易坦荡中呈现出丽绝华美”是元稹独有的诗歌艺术特色，而这一点又体现在五个方面：（1）浓墨重彩的画笔，（2）曲尽其情的铺叙，（3）具有感染力的细节刻画，（4）富有情趣的比兴手法，（5）酣畅淋漓的自由抒写。另外，单论元稹乐府诗的论文有吴翠芬的《元稹的新题乐府和古题乐府》，单论元稹一个时期诗歌创作的论文则有屈小玲《元稹在通州的诗歌理论和创作》，研究元稹诗歌韵系的论文有鲍明炜的《白居易元稹诗的韵系》，也都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元稹的文学主张 本世纪人们对元稹的文学主张也比较注意。早在二十年代，胡适就发表了《元稹白居易的文学主张》，该文认为，他们的根本主张，翻成现代的术语，可说是为人生而作文学：文学救济社会，改善人生的利器；最后要能“补察时政”，至少也须能“洩导人情”；凡不能这样的，都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尚质抑淫，著诚去伪”，这是元白的写实主义。而元白发愤要作一种有意的文学革新运动，其原因不出于两点：一面是他们不满意于当时的政治状况，一面是他们受了杜甫的绝大影响。后来的一些文学史（包括胡适的《白话文学史》）、诗歌史文学批评史等著作也对元稹的文学主张作了不同程度的分析，其中八十年代以后出版的一些文学批评史、文学理论史尤有新意。如罗宗强在其《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中就认为，元稹虽然在提倡有所兴寄、写时事上和白居易观点一致，但他们在对待诗歌的艺术方面态度又略有差别，如元稹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对诗歌史上各个时期作品的评价标准，似以有无寄兴定优劣，但他在论杜之成就时，却未完全以寄兴为标准，而是从其诗歌艺术的兼备众体说的；这是与白居易论杜的些微差异处；而且他在《叙诗寄乐天》中也说他之写诗，几乎涉及一切生活内容，不象白居易所说的“惟歌生民病”了。再如，王运熙在其《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中把元稹的诗歌批评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对自己诗歌的评述；二是围绕着杜甫诗的诗论。他认为，元稹在对自己诗歌的评述中，他一方面理智地强调讽喻诗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又在内心深深喜爱那些抒写日常情景的古诗和律诗。另外，元稹对杜诗十分推崇，围绕对杜诗的评论，他还对汉魏六朝诗作出了评析，对李杜两大诗派作了比较，其提出的李杜优劣论对后世颇有影响。张少康等编著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也专列一节论“元稹的诗论与’元和体‘的文学思想”，他们认为，元稹对历代诗歌发展的评价，“不象白居易那样片面”，“比较公正一些”：第一，元稹对秦汉至魏晋诗歌作了较多肯定，对“歌颂讽赋、曲度嬉戏”之作，特别是对建安诗歌的意义与作用，作了合乎实际的较高评价；第二，元稹对两晋文学基本上还是肯定的，认为它还保存了不少古代的“风概”。他虽然批评宋齐间诗歌“教失根本”，只是“吟写性灵、流连光景”之作，但对其“风容、色泽、放旷、精清”不无赞美之意；第三，在唐代诗歌的评论方面，对沈宋在律诗创作上的贡献与影响，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足够的估价。尤其是对杜甫诗歌艺术成就作了十分全面、深刻的概括，认为他是集历代诗歌艺术大成的伟大诗人。而且，从他对杜甫的评价中，还可以看出他对南朝“颜谢之孤高”、“徐庾之流丽”也是很欣赏的。这些都说明元稹对诗歌的近体格律、艺术技巧等还是相当重视的。另外，王拾遗的《元稹论稿》分析“元稹的文学见解”也较细致。作品笺释和研究 学界对元稹具体诗歌作品的笺释和研究开始于陈寅恪，后世大部分的相关成果是在陈文的影响和启发下产生的，他们或补证，或商榷，或拓展，成为元稹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早在本世纪三十年代，陈寅恪就对元稹的诗歌作品进行了具体、深入的探讨，其《读连昌宫词质疑》，“仿金仁山、阎百诗诂经之方法，以校释唐人之诗”，“即据地理以推年月，依年月以论人事”，从而讨论元稹作此诗之时、地，及其与当时政治之关系。文章在对五种假设、可能性进行比较、考证后认为，“《连昌宫词》若为作者经过行宫，感时抚事之作。则其著作之时日用地理行程相参校，仅有元和是年暮春及元和十四年暮春二者之可能。”“但一考当年节候与花事之关系”，两者又均不可能，“则《连昌宫词》非作者经过其地之作，而为依题悬拟之作”，而从诗意又可以看出来“此诗实成于元和十三年暮春”。两年以后，陈寅恪又发表了《元微之遣悲怀诗之原题及其次序》，该文的研究方法与前文相近，先提出了三种假设：（一）此三首诗为不同时期之所作，（二）此三首诗排列之次序应与今本适相反，（三）此三首诗本来每首各有其题目，其两首之原题皆已略去，今所存之题乃原系于第三首之原题，故不可以为概括此三首诗之总题。文章随后即对此假设进行论证，最后作者认为：“今本第三首作于微之任监察御史分司东台时。今本第二首诗作于任江陵府士曹参军时。今本第一首作于元和微之以通州司马权知州务时。”作者还提出一种假设：“疑微之当日作今本第三首诗，其原题为’遣悲怀‘。后作今本第二首诗其原题为’再遣悲怀‘，最后作今本第一首诗，始题作’三遣悲怀‘。其三首之原稿未必即前后相连。”十五年以后，陈寅恪又出版了《元白诗笺证稿》一书。其中《艳诗及悼亡诗》一章旁征博引，视野弘阔，议论风生。作者认为，“欲了解元诗者，依论世知人之旨，固不可不研究微之之仕宦与婚姻问题，而欲明当日士大夫阶级之仕宦与婚姻问题，则不可不知南北朝以来，至唐高宗武则天时，所发生之统治阶级及社会风习之变动。”故文章将元稹的婚姻观、爱情观与其政治目的联系起来考察，谓“其于韦氏，亦如其于双文，两者俱受一时感情之激动，言行必不能始终相符，则无疑也。”“微之乘当时社会一部分尚沿袭北朝以来重门第婚姻之旧风，故亦利用之，而乐于去旧就新，名实兼得。然则微之乘此社会不同之道德标准及习俗并存杂用之时，自私自利。综其一生行迹，巧宦固不待言，而巧婚尤为可恶。”但是，作者又认为，“微之天才也。文笔极详繁切至之能事。既能于非正式男女间关系如与莺莺之因缘，详尽言之于会真诗传，则亦可推之于正式男女间关系如韦氏者，抒其情，写其事，缠绵哀感，遂成古今悼亡诗一体之绝唱。实由其特具写小说之繁详天才所致，殊非偶然也。”其《古题乐府笺证》先云元稹古题乐府之作意：“微之于新题乐府，既不能竞胜乐天，而藉和刘猛李余之乐府古题之机缘，以补救前此所作新题乐府之缺憾，而别出新意新词，以蕲追及乐天而轶出之也。”又认为：“此十九首中最可注意者，莫如道人短一篇，通篇皆以议论行之。词意俱极奇诡，本世纪上半叶，很少有人对元稹生平进行专门探讨。五十年代，学界在研究元稹小说《莺莺传》的同时，才开始对元稹本人的生平事迹重新进行探讨。如孙望在其专著《莺莺传事迹考》中，就附有《元稹事迹简谱》。汪辟疆在其校录的《唐人小说》中也附有《微之年谱》（一卷）。另外，苏仲翔在其选编的《元白诗选》后也附有《元白简谱》。当然，这些成果还不太细致、深入，发明也不太多。真正较系统、深入地探究元稹一生行事的学者是卞孝萱，他的《元稹年谱》不但清晰地勾勒出元稹一生的仕履及其创作过程，还辟有“刊误”、“附录”、“考异”、“纠谬”、“辩证”等项，广泛引录史传碑志、诗文诗话、谱牒笔记等，或排比异说，或补充材料，或纠谬辩证，或提出问题，不仅使元稹的生平事迹、创作活动以及前人的研究与评述都为一编，而且提出了许多可供后人进一步探讨的问题。除此以外，他又有《元稹简表》、《元稹》、《元稹家庭真相》、《元稹与两浙诗人》、《元稹·薛涛·裴淑》等成果。稍后，王拾遗也发表了一系列研究元稹生平的论文和专著，如《元稹生平考略》、《元稹主要交游考（上）、（下）》、《元稹传》、《元稹论稿》等。此外，吴伟斌、刘维治等人也有一些相关的研究成果，如吴伟斌有《关于元稹通州任内的几个问题》、《元稹裴淑结婚时间、地点略考》、《元稹白居易通江唱和真相述略――〈元稹年谱〉献疑之十一》等，刘维治则有《元稹原配夫人是韦氏而非谢氏》、《元稹评传》等。〖“元稹生平研究”和“人品研究”参考了吴在庆的《近10年来元稹研究述评》的部分成果――编者按。〗综观以上成果，我们发现，他们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家世和家庭情况 卞孝萱的《元稹家庭真相》通过对元稹家庭成员年龄的排比，发现其大兄、二兄元沂、元秬皆非元稹之母所生，（这个事实白居易是知道的，但是未明说。）故元沂、元秬对郑氏、元积、元稹无情，使得元稹父亲死后，他和寡母被迫离开这个家庭，过了若干年颠沛流离的生活。针对闻国新《白居易与元稹》一文中说元稹的原配夫人系谢氏的说法，刘维治撰《元稹原配夫人是韦氏而非谢氏》予以纠正，指出元稹的原配夫人应为韦丛。对于元稹与其第二个夫人裴淑结婚的时间地点，学界旧有二说：即元和九年前在江陵府；元和十二年五月在通州。卞孝萱在其《元稹·薛涛·裴淑》中指出此两说之误，根据白居易《寄蕲州箪与元九因题六韵（时元九鳏居）》及元稹《酬乐天寄蕲州箪》两诗认为“元和十一年初元稹尚未与裴淑结婚”；文章又据元稹《景中秋八首》之一“啼儿冷秋箪，思妇问寒衣”及之四“婢报樵苏竭，妻愁院落通”句，指出“元和十一年（丙申）秋元稹已与裴淑结婚”。至于结婚地点，该文又据元稹《祭礼部庾侍郎太夫人文》中的“合姓异县，谪任遐藩”句，认为“异县指涪州”，“元稹由通州赴涪州，与裴淑结婚”。由于这一问题涉及到元稹在兴元及来回途中所写的数十首诗的系年及地点等问题，吴伟斌的《元稹裴淑结婚时间地点略考》对此提出了商榷。他认为前引诗中的“啼儿”指裴淑之女樊，而其时在元和十一年暮秋。这样由“元裴已有’啼儿‘”逆推，他们结婚时间的下限不应迟于元和十一年年底。又据白居易《寄蕲州箪与元九》、元稹《感梦》等诗，认为“元稹十年十月赴兴元途中，并无家室陪伴在旁，证明其时元稹还未与裴淑结婚”，从而得出“元、裴结婚在元和十年十月元稹到兴元之后至是年年底前”。至于结婚地点，吴文经过元稹五经百牢关而非七经的事实等方面的考察，以及裴淑等对蜀地红荆的惊怪，认为从“元和十年十月至十二年五月，元稹离开了通州”，“并没有去过涪州”，而裴淑在元和“十二年十月前也没有见过蜀地红荆十月开花的情景”，从而提出元、裴结婚只能在兴元。任职通州期间的几个问题卞孝萱《元稹年谱》对于元稹在通州任内的行事和诗文创作考证甚细，但是吴伟斌多有不同看法。吴伟斌在其《关于通州任内的几个问题》首先指出，元稹赴通州时并无归田之举；其次，他认为卞孝萱沿旧说所认为的元白二人“江通唱和”不确，从此一时期元、白不应有诗文唱和；第三，卞著认为元稹于元和十一年夏北上兴元就医，并于十二年九月南归通州，吴文则认为元稹北上兴元在元和十年十月，返归通州在十二年五月；吴文还就“李六”和“李十一”、谁是“李忠州”等问题提出了与卞著不同的看法。另外，吴伟斌在此文和《元稹白居易通江唱和真相述略――〈元稹年谱〉献疑之十一》中，对卞孝萱《元稹年谱》将元酬白之作根据白寄赠诗的写作年月，一一对应系于四年中的各个时期的做法也表示了异议，吴伟斌在考察了元稹这一时期的行踪以及与白的联系，认为这样的系年与实际不符。他发现元白贬通、江时共有诗79首，其中仅8首为元主动寄赠白，其余均是白主动首唱，然后元对应酬和，与元白其他时期的唱和显然不同。形成这一反常现象的原因是元至通州后不久即染病往兴元就医，遂与白失去联系，直至元和十三年五月返回通州后，元白才恢复联系。而元就医兴元时，白并未及时得悉，仍不时有诗寄往通州，而元却未收到。“故白氏在得知元氏没有收到己诗的真实情况后于元和十二年十二月重行寄赠”，元稹才又一一酬和。这样“今存元氏通州任内的31首酬白之作，大部分应是其十三年初32首追和诗中的作品”。交游 卞孝萱的《元稹与两浙诗人》是较早对元稹的交游情况进行考辨的文章。此后吴伟斌在其《元微之诗中“李十一”非“李六”之舛误辨》指出，岑仲勉《唐人行第录》中所说元稹《与李十一夜饮》及《赠李十一》诗中的“李十一”应为“李六”（即新授忠州刺史李景俭）的说法不能成立，因为“李六景俭自邓赴忠州不当经过通州”，而且李景俭元和十二年初赴忠州任时，元稹正在兴元就医，直至是年五月才回到了通州，“那么，李六景俭在十二年初赴忠州刺史任时，即使到了通州，因其时微之不在通州，两人也无法相会。因此，元、李’通州会面‘说是根本无法成立的。”作者经过考察分析，认为“李十一景信不是’白居易从江州遣来之致书邮‘，而是’自忠州访‘微之的友人”，“李十一景信并没有’早到江州随白氏‘，白氏在江州所寻之’李十一‘也不是景信”。后来王拾遗在其《元稹主要交游考（上）、（下）》也持相同看法。王文考索了元稹与杨巨源、李建、李绅、李景俭、刘禹锡、柳宗元、吕温、韩愈、窦群、窦巩、张正甫、杨琼、卢戡、严涧、李夷简、李程、卢子蒙、张元夫、韦臧文、马逢、吴士矩、吴士则、胡灵之、崔韶等人的交游唱和情况。

从遣悲怀写了写元稹其人，虽然只是前半生，但是由于下了个多情而薄、寡义而伪的论断，有朋友建议笔下留情，同时也有质疑我的一些推测的。既然如此，不妨把手里因为研究元稹而来的一些旁支资料拿出来，砸实一下我之前的推测。

首先从元稹的元和元年应试中举说起吧。元和元年四月，元稹应制举，制举是皇帝主持的，开始大约相当于后来的殿试。也是当时快速得官的捷径之一。（至于元稹为何放弃自己已经有的中书省校书郎的身份应试。这在后面梳理元稹的思路的时候会细说）。元稹应的是“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元和元年的这一科取中的名士颇多，也很为后人所称道。这一科里面，最出名的三个元稹、白居易和韦处厚。其中元稹和韦处厚都是三等（唐志，一二等例不授人），白居易是四等。其中元稹是三等头名也就是敕头，实际意义上的状元。

以上是陈述事实，以下是铺排推演。

元和元年的这次制举考试， 主考官是谁？ 由于这次考试所出的名人很多，所以非常容易找到——《旧唐书·韦贯之传》云：“后与中书舍人张弘靖考制策，第其名者十八人，其后多以文称。”

答案很明显，韦贯之和张弘靖。这两个人都是后来宪宗朝的宰相。一个性格孤傲冷峻，一个为人刚愎自用。但是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他们与元稹的关系。或者说他们与元稹的正妻——“谢公最小偏怜女”——韦丛的关系。韦丛之父韦夏卿出身京兆韦氏，这其中有分教：“城南韦杜，去天尺五”。京兆韦氏九房是个非常繁盛的大族。韦夏卿出身其中的龙门公房。韦贯之出身其中的逍遥公房。算是同族的亲族。而张弘靖虽然不姓韦，但是张弘靖的父亲是张延赏——也就是“钱可通神”的典故中的张相国，张相国有个女婿叫韦皋是京兆韦氏鹛城公房世系，也就是说张弘靖算是某个韦氏族人的大舅哥或者小舅子。这其中的关节也就非常明显了。两个主考官都是韦丛的同族或者族人姻亲（当然，取中的另外一人韦处厚也很过分，韦处厚和韦贯之的关系更近，都是逍遥公房的近支族人）上述推演足可以看出韦丛对于元大诗人的重要性了吧，这可不仅仅是野蔬充膳、落叶添薪所能简单概括的。

再说一下关于韦丛母亲裴氏和段氏的例子吧。曾经说过由于忌惮裴氏族人的能量，元稹为段氏撰墓志铭都不敢称夫人的事情，这次铺展开说一下。韦丛生母裴氏，养母段氏；韦丛生下来未足月裴氏就过世了，靠着当时韦夏卿并无名分的妾段氏养育长大。而段氏夫人在韦丛过世后两个月也去世了。元稹以当时的誉满天下的文名自然也就得到了为段氏撰写墓志的任务。元稹所撰的段氏墓志被收入全唐文中，本也是一方佳作；但是二十世纪末在洛阳也就是段氏夫人归葬的地方却发现了真正的段氏夫人墓志铭拓片。这二者相互参照，一下子就让元稹的思路与小九九暴露无遗。这个墓志铭再见天日就像是专门为了揭元大诗人的隐私一般。学者程章灿在《从<有唐武威段夫人墓志铭>看元稹为人》（《中国典籍与文化》，1995年第3期）中借此也论述过元稹的私心，但是个人以为其中的某些细节却并不准确或者不够一针见血。而且所谓墓志成文在全唐集收录之前的说法也需要推演。所以我也要继续铺排推演一下，再看看元大才子的一些小算盘。 先说正妻裴氏夫人的亲族。裴夫人也是名门望族的河东裴氏出身。河东裴氏其实并不逊色与京兆韦氏，尤其是在更早的魏晋时期。裴氏父亲裴皋不甚出名，祖父裴耀卿却是玄宗期间的名相。出身是河东裴氏中的南来吴裴一支。而后来一力提拔元稹为监察御史的裴垍也是河东裴氏，是东眷裴一支。元稹曾写过的《上门下裴相公书》中有云：

这篇文也收在全唐文中，题目中的裴相公指的是中、晚唐名相裴度。其中的已故裴兵部说的就是裴垍。这篇文字在我看来是元稹后来又被贬为通州司马时用来与当时贵在中枢的裴度套关系的文章。其时裴垍已故，元稹失去了靠山，所以文字虽然写的冠冕堂皇但是自有一段谄媚意在其中。也就是说元稹是借着上书裴度的机会以古喻今的请求裴度仿效裴垍提拔自己。当然之后发生的事情就更有些龌龊了，元稹此文的目的并未达到，然后便转身投靠为人不齿的宦官集团。转而依赖宦官集团的势力登相位并借机打击裴度。之后在政争之中输给了裴度，最后死在武昌军节度使任上。

元稹此生与河东裴氏亲族多有交集。即先承裴垍提拔，有在其后对位在中枢的裴度有所企望。所以裴氏族人的力量是元稹所深深忌惮的。所以在全唐文之中收集的文章才会如此做法：

而出土的墓志铭文字如下：

其中的重要的差异之处我以黑体字标出。细细分析其中的动机全唐文中和墓志铭中的主要区别有两点。其中不甚显著的一点是介绍墓主人身份的方式。全唐文中是： 母曰武威段氏，故衢州司田参军岌之第二女也。 墓志铭中是： 母曰段夫人，家本武威人也。其四代祖褒国公扬州都督增辅国大将军讳志玄，有战功在国史。 用意立判，墓志是从煊赫家世说起；全唐文则是从位置最低的段夫人之父说起。而最关键是有战功在国史一句。段氏先祖是段志玄，上了凌烟阁的褒国公。就算是评书里也是贾家楼四十六友之一，金堤关的六口金刀之一，开唐四老将中的一号。这个煊赫身世元稹不放在前面充门面实在是难以捉摸。需要结合后面的铺排看也许才能明白。 而全唐文和墓志铭最显著的差异是元稹在全唐文中并不称段氏为夫人。第一句就变成了莫名其妙的武威段氏而后面更是刻意的不称夫人。最后一句母以子贵的下句更是明显，全唐文是贵必因人，墓志铭是贵称夫人。其中含义，贵必因人形褒而实贬，贵称夫人才是真正的子侄辈评价先人的态度。

这其中的奥妙俺试着用人情铺排一下吧。

首先，俺也认为元稹有序流传的这篇文字在先。全唐文的版本是清代的，出处上溯到四库全书里的元氏长庆集中也声称是“宋宣和甲辰建安刘麟所传，明松江马元调重刊”。而真正可能见过元氏长庆集原本的白居易说可能是一百卷。和元氏长庆集六十卷的规模不同。但不管怎么说，元氏长庆集应该是元稹在生前整理结集的应该没有疑问。所以说有序流传的全唐文中的墓志文似乎是元稹允许流传后世的版本。而墓志铭的作用大家应该都知道，是需要埋到墓里。这其中的分别也就很明显了。 一个是需要流传后世注意影响的版本，一个是埋在墓里不影响生者的版本 。这其中的意义就颇为明显了。元稹玩的这种花样也没有当世的风险。做一个极尽吹捧的版本，讨好了韦氏族人的刻字放在墓志铭中。再改出一个不会得罪裴氏族人的文字版本作为传世版本。再深挖一些，其实在元稹写墓志铭乃至后来的十几年中，对于他来说裴氏族人应该比韦氏族人重要。裴垍加上裴度的分量要远盖过同一时期的韦贯之和韦处厚。尤其是裴度四朝老臣，三朝相位。所以说元稹的选择还是很有些原因的。

再来解一下之前留的扣子，为啥元稹不在校书郎的位置上等着撺升，而要去应制举的问题。不过这个问题纯属个人推测，一些材料的佐证而已。元稹元和元年应制举，元和元年之前一年发生的最大的事情就是永贞革新失败，唐顺宗内禅给唐宪宗，二王八司马失势。这其中的关节所在就是八司马之一的韦执谊。韦执谊和元稹的岳丈韦夏卿不仅仅是同族同是龙门公房，而且是近支兄弟。永贞革新开始的时候，韦执谊坐镇相位，从官职和权势上说甚至比王叔文还要显赫。而元稹和韦丛的大女——也是韦丛唯一留下来的子女——元保子许配韦执谊的韦绚。史书并无韦绚生卒年月，但是根据韦绚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师从刘禹锡时的年纪推算，韦绚约为793年左右，永贞元年（805年）也就是十二岁左右。根据这些世家子弟早订婚的情况，有理由推断韦绚与元保子早定婚约。而元稹也借此攀上韦执谊的高门。而后很快朝廷大事变迁，永贞革新失败；韦执谊失势。本意借韦相爷上位的元稹自忖从校书郎积功升官无望而且耗时。所以才应元和元年的制举之试。然后便搭上了韦贯之和张弘靖两个韦氏亲族主考官的便车…… 陈寅恪评价元稹的言论虽然刻薄但是也确实一针见血， 巧宦，巧婚 。

呵呵，与我铺排推演的基本一致。看来也不止我一人这么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