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葬文化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汉语委婉语是丰富的，其中应首推“死亡”委婉语的使用。“死亡”同根委婉语以其独特的构词方式，展现中国死亡禁忌文化。关键词：死亡；同根词作者简介：王亚鹏()，汉，现为吉林师范大学2010级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H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16-0-01 死亡，虽然被认为是不受欢迎的结局，却是人类从古至今都无法躲避的终结之处。在中国社会里，人们几乎从不直言死亡，对“死”字避而远之，古人更甚。人类对“死亡”禁忌的心理特征，使得汉语词汇中涌现出一批“死亡”委婉语，其中某些词语由相同词根组成，聚合为“死亡”同根委婉语，以其独特的构词形式讳称“死亡”。 一、同根词 同根词是指以一个相同的语素构成的一群词，就复合词而言，有AB式或BA式。它与同源词、同义词并不完全相同。王力先生说：“凡音义皆近，音近义同，或义近音同的字，叫做同源字”，认为同源词必须有共同语源，必须有音义上的承传联系。同义词是指语言中意义相同或相近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其本质特征就是“有同有异”，它不需要语音的相同或相近，也不要求意义上的渊源关系。而同根词主要从词的外部形式而言，它是人们思维中类推现象在词语上的类聚反映。 二、“死亡”同根委婉语 1、以“眠”为词根的词语 《玉篇·目部》：“眠，同瞑。”《篇海类编·身体类·目部》：“眠，寐也。”《字汇·目部》：“眠，翕目也。”《正字通·目部》：“眠，寝息也，俗谓之睡。”唐李白《寻雍尊师隐居》：“花暖青牛卧，松高白鹤眠。”人死后静静地躺着那里，就好像睡着了似的，故后人常用与“睡眠”有关的词语来婉言死亡，如：安眠、长眠、永眠等。 2、以“泉”为词根的词语 《说文》：“泉，水原也。象水流出成川形。”“泉”的本义指泉水。人死后埋于地下，其深与泉相及，古人迷信，认为人死之后灵魂并未消失，故后引申泉下，指人死后所在的地方。三国魏王粲《七哀诗》：“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以“泉”为词根构成的合成词有：黄泉、九泉、命赴黄泉等。 3、以“归”为词根的词语 归，指“返回”的意思。《广雅·释言》：“归，返也。”万事万物都是一个循环的过程，生命也不例外。人为大自然所孕育，死后必然要回归到最初的形态，返本归元，故“归”又指人死。《尔雅·释训》：“归，鬼之为言归也。”郝懿行义疏：“生，寄也；死，归也。”故《列子·天瑞篇》云：“鬼，归也。”又云：“古者谓死人为归人。”以“归”作为基本语素婉言死亡的词语有：归土、归西、归天、归去、归阴、归丘、归山、归泉路等。 4、以“弃”为词根的词语 《说文》：“弃，捐也。”有“舍去，抛开”之义。宋陆游《夜读东京记》：“壮士放当弃躯命，书生讵忍开和好。”死亡，意味着生命的逝去。生命的消逝使得人类不得不放弃世上的一切，故人们用放弃了表达死亡的概念，如弃世、弃身。古代称天子死为弃朝、弃群臣、弃天下；称士大夫死为弃禄；称平民死为弃馆舍、弃堂帐；弃平居；称父母死为弃养。 5、以“捐”为词根的词语 捐，与“弃”相近，有“舍弃”之义。《说文》：“捐，弃也。从手，肙声。”《孙子·军争》：“举军而争利，则不及；委军而争利，则辎重捐。”曹操注：“置辎重捐，则恐捐弃也。”古人常将“捐”与表示房屋的词语搭配，用人舍弃所居之处，来喻指人之死亡，例如：捐馆舍、捐朱邸、捐华屋、捐华馆等。同时，“捐”还与一些词语搭配，表示为正义事业而献身，如：捐躯、捐生、捐命等。 6、以“殒（陨）”为词根的词语 “殒”指死，亡。《玉篇·歹部》：“殒，殁也。”《集韵·隐韵》：“殒，殂也。”《史记·汉兴以来诸侯年表》：“大者叛逆，小者不轨於法。以危其命，殒身亡国。”同时，“殒”通“陨”，表“坠落”。《正字通·歹部》：“殒，别作陨。”《淮南子·泰族》：“（赵王）思故乡，作为山水之呕，闻者莫不殒涕。”以“殒（陨）”为词根构成的合成词有：星殒（陨）、殒（陨）落、殒（陨）坠、崩殒（陨）、殒（陨）命、殒（陨）身、殒（陨）首、香消玉殒等。 7、以“徂”为词根的词语 《尔雅·释诂上》：“徂，往也。”《方言》卷一：“徂，往也。徂，齐语。”古人认为死亡不过是肉体的毁灭，其灵魂依然存在，人死只是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故徂，通“殂”，死亡的婉称。《六书故·人九》：“徂，人死因谓之徂。生者来而死者往也。《史记·伯夷列传》：“于嗟徂兮，命之衰矣。”司马贞索隐：“徂者，死也。”以“徂”为基本语素构成的词语有很多，如：薨徂、崩徂、徂谢、徂没、徂世、徂逝等。 8、以“背”为词根的词语 背，本义为脊背。《说文·肉部》：“背，脊也。”段玉裁注：“脊者，背之一端，背不止于脊。”引申为离开。《荀子·解蔽》：“明月而宵行，附见其影，以为伏鬼也，仰视其发，以为立魅也。背而走。”杨倞注：“背，弃去也。”人类习惯于将“死亡”看做是“归”和“离”。“离”是以现世作为参照，人死后就是离开现世的所有，由现世转到彼世。故“背”用以作为“死”的婉称，如“背世”即离开人世，作为死的婉称。又如薨背、弃背、见背。 三、小结 死亡是人类最严肃、最忌讳的话题，人们往往对其存而不论，不直言“死”字，而是用某些与己身息息相关的事物来造字或造词，代替“死”，如：以“眠”、“泉”、“背”等为词根构成的“死亡”同根婉语，试图以此来转移注意力，缓解死亡对生者带来的悲痛。汉语“死亡”委婉语是丰富多彩、耐人寻味，对“死亡”委婉语的探究，将有助于我们构建完整的汉民族丧葬文化。 参考文献： [1]、韦丁榛.古代汉语中“死”类词语微探[J].考试周刊，2009年，第42期 [2]、温丽.汉语中的“死亡”委婉语[J].科教文汇，2008年，第22期 [3]、邹小宇、黄琳.汉语中“死亡”委婉语说略[J].文学教育，2011年，第4期 [4]、温丽.汉语中的“死亡”委婉语[J].科教文汇，2008年，第22期 [5]、孙向华.汉语死亡委婉语的文化解读[J].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1期

墓室壁画的丧葬文化探讨的论文

西汉早中期的壁画墓

中国墓葬装饰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由于商周时期的墓葬结构还未形成一种“建筑”，因此这一时期的墓葬装饰仅仅是简单的装饰。墓室壁画作为墓葬建筑装饰形式的一种，大约肇始于战国末年，经过长期发展，在西汉中期以后才逐渐流行。西汉早中期是我国壁画墓葬酝酿、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受考古发掘材料的限制，目前仅发现河南永城芒砀山柿园壁画墓和广州南越王石室墓两座。

芒砀山的汉墓设计独具特色，面积庞大且“斩山为廊、穿石为藏”。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社会中，规模巨大的工程让我们无法想象是如何完成的。更重要的是这些地下皇宫形成的时期比明十三陵要早1300年，而且建筑的面积规模远远胜出四倍。伟大的诗人李白曾有诗篇进行高度赞扬：“万人凿盘石，无由达江浒。君看石芒砀山，掩泪悲千古”。如果从梁孝王算起的话，足有八代九王及王后葬于此，这些罕见的地下墓葬皇宫被当今的中外学者们誉为“天下石室第一陵”。在壁画墓的发掘中具有重大的发现，就是墓室彩色巨幅壁画《四神图》，它的发现成为我国唯一一幅西汉早期的墓室壁画，具有重大研究价值。经学者研究表明，该壁画的形成年代比敦煌壁画还要早630多年。《四神图》彩色大型壁画出土于芒砀山柿园壁画墓[1]。芒砀山柿园壁画墓俗称柿园汉墓，位于永城市芒砀山的保安山东南部的余坡，全长达米。全墓由墓道、甬道、主室、巷道以及各个侧室组成，墓室内建有排水系统。墓道长60米、宽米，分东、西两段；西段长30米，位于山体之上，地面全部用褐色纯净土夯筑；东段为凿山而建，南北两壁上下垂直；在墓道的尽头、甬道门前，有一东西长米、南北宽米、深米的长方形石坑。东段墓道内用长方形石块封填。甬道东西全长米、南北宽米、高米。甬道口设有门道。门道进深米、南北宽米、高米；甬道呈斜坡状，西高东低，顶与底平行倾斜，南北两壁垂直；甬道尽头有设一长米、高米的平底墓室门道，门道内墓室门的结构与墓门相同。

《四神图》彩色大型壁画位于主室顶部，从西端向东宽米，南北长米，面积平方米。“壁画主要内容包括：青龙、白虎、朱雀、怪兽、灵芝、云气纹等。在黑、白、绿、红四色构成的画面上，奇禽异兽、瑞鸟祥云，各有不同的寓意和象征。其中青龙处在中间的显要位置，占整个壁画面积的一半以上，龙头顶长角，长须飘飘，张口吐舌，舌尖卷一怪兽。龙翼丰满，两前足一踏云气一足踏翼，两后足一接朱雀尾一足生花朵，尾端伸出一株长茎花，满身鳞纹”[2]。朱雀绘制于龙身中段的东侧，口衔龙角，胫生花苞，背部装饰圆点纹样，足踏在边框上。白虎绘于龙身的西侧，足踏云气，仰首张口，欲吞一灵芝草。怪兽位于画面的南端，头作鸭嘴形，长颈，满身鱼鳞纹，背长巨刺，尾巴似鱼。画面所要表达的涵义是快乐、祥和、生机盎然，或许代表着墓室主人对死后幸福的美好向往与祈求，同时也映出了当时社会的繁荣、昌盛、和谐以及国富民强的盛世面貌。

西汉晚期的壁画墓

西汉晚期，壁画开始在中等规模的砖室墓中逐渐出现并流行。目前发现的西汉晚期壁画墓主要集中在西安和洛阳两地，主要有洛阳卜千秋壁画墓、洛阳烧沟61号壁画墓、洛阳浅井头壁画墓、西安交大壁画墓、西安理工大学壁画墓等，其中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壁画墓壁画最为典型。此壁画墓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的西安交通大学附属小学的校园内，在西汉时期它属于上林苑的东部方位，墓葬坐北朝南，平面呈‘古’字形，由斜坡墓道、东西两耳室和主室几部分组成。

2011年，笔者就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壁画墓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研究[3]。墓道全长米，上口的宽度为米，底部的宽度为1米。耳室平面呈长方形，位于墓道东西的两侧，主室平面呈长方形，南北深米、东西宽米、高米。墓门位于南壁的中间，宽米、残高米，原装配有木质门，门框前设有竖砖的保护。壁画直接绘制于主室内部的四壁和顶部，底色的处理分为两层，最下面的一层为白色，上面的一层是赭石色。保存下来的面积大约24平方米。在墓室的中部有一周红色菱形装饰带，把壁画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面部分的幕顶为天象图壁画，下部的四周绘制流云和动物图像。上部的壁画主要包括券顶和后壁的上部两部分。券顶部分以天象图和仙鹤、彩云为主，天象图绘以青龙、朱雀、白虎、玄武四象与星辰相配，内外各有两个大的同心圆圈。在星辰圈的中间南北一线，南边有一直经30厘米的朱红色太阳，中间还有一只展翅飞翔的金乌。北边同样有一圈黑色的轮廓线，中间绘制玉兔和蟾蜍。太阳和月亮的周围有彩绘‘S’形的四方连续图案（云彩图案），云彩之间配有白色、黑色的仙鹤。在星辰圈之外也布满了云彩和仙鹤。后壁的上部画面呈半圆形，正中间绘有动物，头似鹿角，身体的部位由于时间流逝已经残缺不全。其东西两侧有两只相对上飞的仙鹤，下部有一只卧倒的鹿。下部壁画包括墓室的四壁，均绘制有‘S’形的流云纹，云纹之间绘有各种动物和飞禽，各具情态，栩栩如生。

西安曲江池壁画墓，位于西安市雁塔区曲江乡西曲村西南约1公里处，是1985年发现的一座壁画墓。墓葬坐西面南，平面呈“甲”子形，由墓道、甬道、耳室、墓室组成，全长米、深米。壁画绘于墓圹第一层台阶以上及墓道第一层台阶以上，用料为白色粉状物，其内容多是食草类动物，其大小与实物相同。壁画轮廓清晰，线条洗练，风格粗狂豪放，造型生动，内容别具一格，在汉代墓葬壁画中也极为罕见。

汉代墓室壁画与汉代丧葬文化

中国的丧葬文化与许多传统礼仪一样，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才逐渐形成的，而各个时期的丧葬文化又因其背后的经济、政治、思想观念等诸多方面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对于古人来说，丧葬并不是单纯地安葬死者，而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伦理规范和阶级秩序。汉代的墓室壁画在形式上和发展过程中受到先秦两汉的思想和信仰的影响，结合当时观念、思想、习俗等形成了具有时代性的画像图式。先秦时期的思想观念、信仰内容广泛，直接影响到汉代人对天、对生死、对鬼神的看法，也是形成墓室壁画具体内容与结构的基本背景。

《易系辞上》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4]。可见汉代以前，中国人已经以“天”为尊。《礼记郊特性》曰：“地载万物，天垂象，取财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5]。汉代人对天的崇拜与注重，从两汉墓葬出现的数幅天象图壁画可以得到充分反映。汉墓中出现的大量羽翼仙人以及羽翼神兽的绘像、雕塑等，与汉代流行的.升仙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值得注意的还有汉墓中的“天门”形象。屈原《楚辞九歌大司命》中提到：“广开兮天门，纷吾乘兮玄云。”所谓天门即天上之门，要登上天之门都要通过这道门。湖南马沙马王堆一、三号墓出土的两幅“T”形绯衣帛画就是典型的代表，分为天上、人间和地下三个部分。陕西旬邑县百子村一号东汉壁画墓后室后壁中间绘有一个很特别的“T”形图案，图案由黄、红两种颜色组成，门框用红线勾勒，然后用深赭黄色涂抹在门面上，被称之为“天门”图案。

在汉代流行的谶纬思想与董仲舒“天人感应”、“神权神授”论的影响下，汉代人也普遍相信上天会借助文字或图像向世人预示祸福吉凶，也会向仁君显示祥瑞的图像，这是祥瑞图在汉代广泛流行的主要原因。汉代人视墓室为死后安乐之处，或称之为现世家居的翻版，甚至墓室内的布局结构、家居用品、室内装饰等都要一应俱全。因此，墓室内出现了令后世瞩目的墓室壁画以及不同题材的画像装饰。从复杂结构中可以看出，汉墓一方面象征宇宙，上置天界星辰与神像、下置人间各种生活景况；另一方面又是人死后的居处，被刻意装修成阳宅家居的模样，有的分前堂后室，有的绘画或雕刻以象征天井。对汉代人来说，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另一个阶段的开始，这是基于人死而灵魂不灭的观念。汉代人对天上世界有很多美丽的联想，认为这个缤纷的天界是人死后灵魂理想的归宿。汉代人对死后的阴间世界则显得很抗拒，有关的文字和图画都不多，墓室内也罕见相关画像的描绘，这个地下世界的画面相对模糊。汉代人对天界、对天界内的天象神灵敬畏有加，但对阴间地府的恶鬼则避而远之。

墓室壁画在汉代墓葬中的作用或地位与画像石或画像砖相近，概括地讲包括三方面：图像式的墓葬记铭；记载或叙述具体场景与情节；记录或折射具有时代意义的观念。“图像式的墓葬记铭”：墓室壁画是一种舍文字而取图像形式的记铭，提供了比文字更为具体的形象画面。尤其是在记叙墓主的生平事迹方面，以及表彰其成就和品德的作用上，比文字形式的墓葬记铭更具体和更有感染力。但由于没有形成一种固定的形制，还不能称作“墓志”。从在墓葬内“标志墓主”的作用上看，它们与后来的墓志有相近之处，可以算是墓志的先声。

火葬和土葬作为中国传统的丧葬办法，较之天葬、水葬、树葬等丧葬办法较为先进、也较符合传统文化的内在含义，所以被较大范围的人们所接受。清朝入关之前，中原地区的汉民族在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和熏陶下，讲究“死者为大、入土为安”，一般奉行土葬的习俗；偏居关外的女真族因为游牧特点，居住地点不固定等因素而更适应简便、快捷的火葬办法。清朝入关以后，满族成为中原地区的统治阶层，在汉民族思想文化的巨大影响下，清朝统治者一改本民族的丧葬习俗，将火葬改为土葬，并为此制定了严苛的刑法予以明确。二十世纪开始，火葬因为节约土地、保护环境等因素而开始被世界各地所提倡，我国的火葬习俗由来已久，根据考古资料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境内就已经出现火葬现象。但火葬又因为与传统儒家文化中的思想观念相违背，儒家认为火葬乃身后之戮，是十分残忍和大逆不道的事情，所以在中原汉人中不易流行。而对于儒家文化中“众生必死，死必归土”、“人死曰鬼，鬼者归也，精气归于天，肉归于地。”的观念则更容易被汉民族接受，所以中原地区一般以土葬为主。土葬坟茔然而距离中原较远的周边地区的民族,如在女真族中,则往往通行火葬。少数民族推行火葬习俗的历史文献记录最早可以追溯到《墨子·节葬》中对于秦国周边的义渠国丧葬习俗记载：“秦之西义渠国者，其亲戚死，聚柴薪而焚之”。土葬习俗的历史同样悠久，据考证，土葬习俗起源于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有了明显的尊卑贵贱的等级差别。至秦汉时期，统治者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为由，禁民火葬，土葬遂成为汉民族的通用葬式，并世代沿袭。土葬制度的形成同人们的文化观念有着直接关系，战国末年所成《礼运》一书记载：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古人认为人死后形体埋入地下，脱离形体的灵魂才可以归于天。随着历史的发展，土葬繁琐复杂的仪式也成为封建等级社会礼制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被统治阶层大家推崇，以进一步凸显等级分明的统治观念。作为本民族的传统习俗，满族人死后，一般情况下是“人死焚化之后，将骨灰置于锦缎袋或布袋中，然后移入瓮罐内，通常为两罐，将罐口对接套在一起，埋在地下。”也就是奉行火葬的习俗。努尔哈赤、皇太极甚至顺治皇帝等清初帝王都有明确的历史文献记载能够证明他们驾崩后奉行的就是火葬。01清初时期，清朝皇室乃至满洲贵族阶层的火葬情况努尔哈赤时代和清代前期的满洲,主要是沿袭金代女真人的火葬习俗,即焚尸而埋骨灰的复合葬。《建州闻见录·礼俗》中就曾经记载了当时旅居后金的朝鲜人所见过的满族火葬情形：死则翌日举之于野而焚之。其时,子孙族类咸聚会,宰牛马,或哭或食,蒙白二三日除之。清崇德八年，皇太极突然崩逝于盛京后宫，《清实录·世祖实录》中就详细记载了皇太极的盛大葬礼，根据《清实录》中的记载看来，皇太极身后依然奉行了火葬习俗：诸王等近焚塌前举哀，焚化御衣及陈设等物，丙寅葬大行皇帝。中宫太后率众妃及公主等诣焚化处举哀。毕，捧御体安放金宫内，置御案之上，跪献三爵，行三扣头礼。内大臣、辅国将军、锡翰捧金宫由中阶升陵殿，奉安于地宫。葬毕，陈设祭物，荐名昭陵。记录只的“金宫”就类似于现今社会的骨灰盒，这表明皇太极被葬入皇陵之前是被火化了以后再行安葬的。皇太极作为清朝的建立者，乃系清朝的最高统治者，他所使用的丧葬办法最能代表当时关外满族的丧葬习俗。由此可见，火葬在皇太极驾崩之时，仍然是满族奉行的主要丧葬习俗。另外，通过对清朝历史文献的研读和分析，可以看出，除了清朝皇室，满族贵族阶层等有大多奉行火葬的民族习惯，甚至专门就爵位、官职的等级不同而制定了不同的丧葬规定：和硕亲王薨，停丧于家，俟造坟完，方出殡，期年而化；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停丧五月出殡，七月而化；固山贝子以下，公以上，停丧三月出殡，五月而化；官民停丧一月出殡，三月而化。由此可以看出，在诸王贝勒和满洲贵族阶层，自亲王爵位到普通旗民，按照规定全部奉行“化”也就是“烧”的丧葬规定。对于满族奉行火葬习俗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1、民族传统的沿袭清朝前期的火葬与沿袭辽、金女真人火葬习俗有着很大关系，金代女真人受到契丹人的影响，对于火葬办法极为推崇，明清时期的女真族人延续了这种丧葬传统，并逐渐将其作为本民族的民族文化加以发扬广大而逐渐取代了较为落后的树葬、水葬甚至兽葬等习俗。2、游牧民族生活习惯所致女真族自祖先开始便以游牧狩猎为主，逐水而居的生活决定了他们并没有规定的居住区域，采用火葬的办法能够让不断迁徙的女真人更方便快捷的处理死者尸体，并将骨灰随身携带以便于祭祀。游牧民族形象3、清初时期战事频繁导致明末清初时期的女真人所在区域，因为努尔哈赤的存在而战火不断、战事频频。统一建州女真、统一女真三部而后建立后金政权，同明朝对抗，都伴随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频繁的军事行动就会出现大量的阵亡将士，而机动性极强的军事行动又决定了军队不会浪费大量的时间在将士葬礼上，八旗兵在无法携带尸体长途跋涉的情况下，只能将死者火化后带着他们的遗骨返回故里，然后再安葬他们的遗骨。对于战争中阵亡将士不得不使用火葬办法处理的现象，乾隆皇帝曾经给予过说明：“本朝肇迹关东，以师兵为营卫，迁徙无常。遇父母之丧，弃之不忍，携之不能，故用火化。”清朝入关以后直到至清康熙朝之间，是满族丧葬文化和中原地区汉民族丧葬文化强烈的对碰和融合期。但各个方面都不如汉文化先进、系统、理性的满族文化很快被同化。在汉族传统文化的冲击下，满族社会进入封建化过程的快速发展阶段。满族固有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满族丧葬文化也深受影响。汉族儒家思想认为人死后最理想的归宿应该是土葬。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加上当时的战事逐渐减少，满族也由火葬的葬俗逐步转为土葬。02清朝时期，从火葬向土葬的转化清朝入关以后，在治国政策和法律制度方面大多承袭明朝旧制，对于丧葬制度的管理规定也基本依照了前明王朝的成例。《大清律辑注·礼律·丧葬》记载：“其从尊长遗言，将尸烧化及弃置水中者，杖一百。从卑幼，并减二等”由此可见，早在顺治朝，清朝统治阶层就已经将土葬作为法定丧葬制度列入了国家管理层面，并对于火葬的旧俗予以较为严厉的惩罚。但是，该条仅是因袭明律，并没有真正得以实施。火葬作为满足历史悠久的民族丧葬习俗，和中原地区被强制“剃发易服”一样，一时间是无法彻底改变的！再加上，中原地区的汉民族也并不是全部奉行土葬的习俗，明末清初的“三大儒”之一顾炎武所著《日知录》就曾经对中原地区的火葬习俗有过相关记载：火葬之俗，盛行于江南。《禁火葬录》中也曾记载刑部侍郎钱宝廉奏折中对于南方火葬习俗的描述：“火葬之习，浙江杭、嘉、湖三府皆有之，而莫盛于嘉属之石门、桐乡等县。”在上述原因的影响下，清顺治年间对于土葬的丧葬制度规定和推行并没有收到明显的成效。所以，清朝统治阶层在顺治五年又将土葬的推行制度予以了缓冲：“其有愿从旧制焚化者，听之。凡发引焚葬，俱不得过所定之期。不及期者，听从其便。”顺治九年再次更定祭葬礼，特议定了火葬制度：“官民停丧一月而殡，三月而化，不许逾期。如有在定期内出殡焚化者，听。上坟亦听其便。”由此可见，在顺治朝时期，满族统治阶层在面对本民族丧葬习俗和中原地区汉民族丧葬习俗的选择上曾经一度犹豫或者碍于皇权统治的综合考虑，既不想放弃本民族的传统习俗，又在汉文化的巨大冲击和影响下土葬在传统文化中的有利地位和影响予以推崇中原地区的汉民族对于火葬的排斥最具代表性的就属顾炎武所著《日知录》中对于火葬违背“孝道”的说明：“为迁其亲之尸而动之也,况可得而火之邪,举其尸而畀之火,惨虐之极无复之道,虽蚩尤作五虐之法,商纣为炮烙之刑,皆施之于生前,未至戮之于死后也。生身父母遭此身后之大戮邪,震久切痛心。人之焚其亲,不孝之大者也。”火葬焚化尸骸的做法与汉族固有的文化传统相抵触，一直深受社会秉礼重孝的士绅们所抨击。汉族以保存先人遗体为孝，儒家伦理亦强调慎终追远、事死如事生，在这种传统文化的熏陶下，火化祖先尸体是不孝的、残忍的行为。统治者在接受传统儒家文化之后开始对火葬习俗进行反思，并对原有的火葬习俗逐步改变直至明令禁止。顺治皇帝以后的康熙皇帝对于火葬、土葬之别并没有做出过明确的规定，想必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康熙皇帝也对满族和汉族之间丧葬习俗的不同出现了矛盾心理。雍正朝时期，雍正皇帝和其父康熙皇帝抱有同样的态度，只是不断调整和改变火葬、土葬的限定人群和限定期限，只不过在康熙皇帝驾崩后首先奉行土葬的做法来看，清朝统治阶层已经开始全面接受汉民族的土葬方式。雍正十三年，雍正皇帝驾崩于圆明园，初一继位的乾隆皇帝立马发布了一则关于丧葬制度的上谕：“朕思人子事亲送死最为大事，岂可不因时定制而痛自猛省乎。嗣后除远乡贫人不能扶柩回里，不得已携骨归葬者，姑听不禁外，其余一概不许火化。倘有犯者，按律治罪，族长及佐领等隐匿不报，一并处分。”而后，随着乾隆皇帝的这则上谕被写入《大清律例》，在国家层面上，火葬被清廷明令禁止，而土葬成为唯一的丧葬习俗。03清朝统治阶层改变本民族习俗，火葬向土葬改变的原因探究火葬主要存在于清入关之前以及入关之初的一段时间内，从顺治朝到雍正朝，土葬这一丧葬形式逐步走向制度化、法律化，乾隆年间，土葬已成为最主要的丧葬形式，但火葬却又未完全消失。清朝入关以后，为了避免满族文化和习俗被强大的汉文化所同化，强制推行“剃发易服”乃至“禁止缠足”等严重伤害中原地区民族感情和民族传统文化的政策。但为何独独在丧葬制度上，主动向中原地区汉民族的土葬习俗靠拢，甚至将之上升到法律化，严令禁止本民族的火葬呢？1、满族文化和汉族文化的剧烈碰撞就满族“逐水而居”、“不断迁徙”的游牧特性而言，火葬乃系满族入关之前最佳的丧葬方式。而且，根据乾隆皇帝对于入关前，满族奉行火葬习俗的说明，彼时的火葬乃系“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这说明入关后的清朝统治阶层已经逐步认识到了火葬乃系民族陋习，在汉文化的严重影响下，对于汉族土葬习俗越来越认可。儒家传统文化中认为的“死者为大、入土为安”并不是泛泛之谈，而是迎合清朝皇权统治中“仁孝”治国之根本的。在满族文化和汉族文化的剧烈碰撞中，汉文化因为历史悠久，更系统、更先进的优势而逐步走向主导地位，这并不是清朝统治阶层几项硬性规定就能改变和废黜的。丧葬制度作为传统文化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和服饰、发型等不同，他和孝道、伦理、纲常等紧紧联系在一起而成为汉民族必须坚持的文化。眼见于此，清朝统治阶层不得不做出让步，让土葬成为国家主流丧葬制度，代替本民族的三张传统——火葬。2、国家富强、战事逐步减少清朝入关以后，经过多尔衮和顺治皇帝对中原地区的武力平定；康熙皇帝开启的“康熙盛世”；雍正皇帝十三年的殚精竭虑、死而后已；乾隆皇帝继位时，清朝综合国力走向了巅峰状态，国家富庶、百姓安乐个土葬制度的推广提供了必要条件。一方面，国家的稳定繁荣、全国的统一使得皇室、贵族、百姓都有了固定的居所，甚至士兵也不会像战争时期那样具有很大的流动性，这为土葬的实行提供了客观可能性及良好的经济后盾。另一方面，随着战争的减少乃至消失，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渐趋增多，且更加趋向于自觉。在此期间的丧葬制度并不以统治者的权利意识而改变，而是依据自然的“优胜劣汰”和“文化信仰”辨识淘汰。就当时的文化背景而言，土葬明显更合乎人们对于“孝道”的认知。3、清朝统治阶层维护皇权统治的政治需要土葬的实行，伴随着等级森严、制度明确的丧葬流程和陵墓规制，这也让丧葬制度成为了封建宗法社会等级制的重要体现，土葬制度下的墓葬保留了死者生前的社会地位以及权势，使得等级制度更加森严，代表着满族封建化进程在加快。所以，土葬制度的推行能够进一步凸显清朝统治阶层的权威性和合法性，这对于巩固清朝皇权统治，从传统文化方面进一步彰显对汉民族的征服和统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游牧为生的少数民族，清朝入关之前奉行火葬制度有其民族特性的制约因素，更有传统习俗的承继和发扬，但入关后，面对中原地区以“孝”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冲击下，清朝统治阶层明智的将丧葬制度逐步由火葬向土葬转化，并在国家层面予以法律化、制度化明确。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更是清朝统治阶层出于维护皇权统治的妥协性选择。参考文献：《墨子·节葬》、《礼运》、《建州闻见录·礼俗》、《清实录·世祖实录》、《大清律辑注·礼律·丧葬》、《日知录》、《禁火葬录》、《大清律例》、《清代丧葬制度研究》、《论清代丧葬制度的渊源和演变》、《清代满族丧葬习俗变迁》、《清代丧葬法律及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