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中国重要人物研究论文

袁世凯具有代表性，去百度搜，关于他的正反面评价多的是，好吧还是我帮你搜一篇吧。以下内容为百度知道网友回答:对政治人物，与其追究其道德，不如认真关注他在制度建设上的取向和作为，那才是影响深远的东西。 史学家们大都会同意，在大清帝国袁世凯是个颇为前卫的人物。从1895年开始的变法维新运动中，他是强学会的支持者，严复的朋友；除了小站练兵成绩突出外，所上奏章，谈论国事也颇有见地。进入20世纪，身为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推行新政成绩最为显著。 大清王朝最后10年推行新政的主要成就之一是废除科举，实行新的教育制度。促使朝廷当机立断，在1905年开始永远废除科举的就是袁世凯和张之洞。而兴办学堂最多的也是他所管辖的直隶（今河北省）。他的精明之处还表现在吸取过往改革受制于原有官吏而失败的教训，非常重视“开官智”，把现有官吏的重新培训摆在突出地位。 在政治体制改革和建立新的社会管理体系方面，直隶也走在全国前列。全国首次地方选举是1907年的天津市政选举。这是他努力推行的地方自治运动的成果之一。义和团事件后，规定中国不准在天津地区驻军，精明的袁世凯训练三千警察进驻这个地区，维护了主权和地方治安。用警察取代衙役管理社会治安，应该说是一个进步。 在经济领域，发展工商企业也用力很勤，成绩显著；有的项目至今仍在继续发挥作用。中国人今天仍热情传颂詹天佑修京张铁路的功绩，但往往不了解这条铁路的决策、资金筹措，包括决定用中国人和中国资金修建等等主要是袁世凯的功劳。一位美籍华人史家说：“它（京张铁路）是由袁发起、提出和取得的惊人成就。” 以往史学家认为袁世凯是被政治错误埋葬的。但即使在政治领域，也有许多事件是值得推敲的。一是袁世凯的称帝问题。他的称帝是君主立宪，是有别于封建的帝制的。他是参考了当时比较强大的英日等国的国体。二是签订21条。随着日本等国一些档案的解密和观看袁世凯签订21条的手迹及签订21条前后他的言行，袁世凯在此事件中是没有大错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唯一能作的，也就是用艰苦的谈判，来换取一些对自己国家有利的条件。在当时，即使换了别的势力，别的人当政，也只能这样了。所以最后21条被迫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接受了。国家定为国耻纪念日，说是奇耻大辱，这确实是的。不过在签字之前的日，袁世凯就向全国通报，说不得已，只有签了，这实际上是奇耻大辱。在国人说这是奇耻大辱之前，他都承认这是奇耻大辱。在签订以后，袁世凯又下了一道手令:不经政府批准，有租让给外国一寸土地者，以国贼论处。当时的这种谈判，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没有办法。当时中国留学海外的精英胡适就说：这个谈判应该说在之前中国的历史当中，是没有过的，该柔的时候柔，该刚的时候刚，争取到了对自己最大的退让。王芸生在30年代初编辑的《60年来中国与日本》的时候也说，在回顾整个谈判，袁世凯的指挥和领导，应该说是没有大错的。当年的一些历史学家也都肯定了当时21条的交涉。所以说他拱手卖国，是没有历史依据的，陈伯达给他的窃国大盗的“谥号”也是偏颇的。至于出卖戊戌变法和暗杀宋教人，更是缺乏确凿证据。 除此之外，在政治领域反而有一些是应该肯定的： 首先，执政第一年就制定了《国会组织法》，接着又依法进行选举，并在1913年初召开了国会。 其次，1913年1月9日公布《文官考试法》，表明他有意建立现代国家机关。其中规定文官高等考试，以国法学、刑法、民法、国际公法、行政法、经济学和财政学七种为主科，一定要考。商法、政治学、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通商约章等五种为附科，应试者自择其一。 再次，他推行军民分治，一再下令军警不得干预政治，也是完全正确的。 总的看来，他在制度层面的施政有可取之处，不能一概抹煞。

近代史的人物多了去了，你要哪一个人物？或者是干什么的，评价什么都要说清楚，这样文章才好写出来啊。实在不会就私聊我看看

作业题？？额，月长石临时写一篇给你？咳咳，言归正传，既然是近代历史人物，可以说一说曾国藩（PS：对于曾国藩，月长石买过人物传记，阅读后还是比较佩服的）曾国藩出生于清朝中后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被誉为“晚清四大名臣”之首，名家曾子七十代孙。出身名门的曾国藩，本身却积极要求上进，通过读书考试，先后考取秀才、举人和进士，虽然考取多次才中，然而他与同时代的洪秀全不同，屡败屡试也表现出曾国藩坚韧不拔的性格--这也为后来他的湘军能战胜太平军打下了基础。曾国藩被誉为晚清名臣之首，与他对清廷乃至近代中国的贡献密不可分。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后，历任地方大员，先后担任过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这样的清朝地方最高官员。他积极推动洋务运动，并成为洋务运动地方代表，在他的努力下，中国兴办起第一批近代工业，并派出第一批西方留学生，这些都为后来中国近代化打下了基础。在整顿吏治上，曾国藩认清了当时清廷的腐败堕落，主张改革官吏和军队，他的部队通常从乡民里选取，部队的将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儒生出身，这样的改革使得他的部队极具战斗力，清廷后来改编新军也是借鉴了曾国藩对部队的改革。在文化方面，曾国藩也有自己独到的建树，他是晚晴“湘乡派”的创始人，同时也是书法大家，遵从理学而不盲从，从中总结精华，在攻占南京后，保护了许多古建筑并加以维修，为后世留下宝贵的文化财富。还有他的人格修养和治家之道，他推崇勤俭节约，反对腐败和浪费，在当时那种朝廷腐败的时代是难能可贵的，也为后人留下了不少宝贵经验。 然而，人无完人，曾国藩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贡献巨大，然而，他的一些做法也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和评价。在镇压太平军和捻军时，曾国藩手段残忍，尤其是攻占南京后，对太平军大肆屠戮，获得了“曾剃头”的恶名；他虽然主张洋务运动，但思想里依然保留了大量的封建忠君思想，这也使得洋务运动保留了大量封建残余，无法改变清朝当时的状况；在“天津教案”中，曾国藩表现出的妥协和退让，虽然符合当时清廷的主张，但却损害了中华民族的感情，成为其人生的污点；最重要的是，他在部队的改革，虽然解决了当时清廷军队因为腐败等原因导致战斗力低下，但也带来了“兵从属将”的问题--这也是后来袁世凯能掌控新军，以及北洋军阀政权产生的基础，使得近代中国进入了一个北洋军阀时代。 无论怎么说，作为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曾国藩，对于他的历史功绩，应当予以肯定，从他的身上，我们应当找到精华：笨鸟先飞，因为读书笨，多次考试才命中，但这种坚韧不拔的意志很值得年轻人学习；能够接受新事务，也能够从传统中找寻精华，这种特点也应当被称赞。

李鸿章历史定位

李鸿章及其生活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

但他作为近代中国一位非常复杂的历史人物，在不同时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所言所行更是斑驳陆离，因而人们评价起来众说纷纭就没有什么可怪的了。

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

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在晚清政坛上纵横驰骋半个多世纪。

梁启超评价李鸿章“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

李鸿章虽然难以承载“英雄”桂冠，但为“时势所造”和影响“时势”进程则是不争的事实。

李鸿章活跃于政治舞台之日，正值晚清社会从传统向近代、从独立国家向半殖民地演化的过渡时代。

适逢其会的李鸿章也就成了“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

时代造就了李鸿章，而李鸿章也以自己的言行在绚丽多彩的时代画卷上深深地打上了个人的印记。

李鸿章人生旅途，跨越道、咸、同、光四朝，出将入相，“坐镇北洋，遥执朝政”，涉及晚清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

他身为清朝“柱石重臣”，植根于封建主义而又倾向资本主义，忠实于传统营垒而又颇具改革精神，所言所行，往往新旧纷呈，中西杂揉，内则“开拓”与“因循”毕具，外则抗争与妥协并存，因而有时是顺乎时代潮流，有时又是阻挡历史车轮。

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

李鸿章以儒生起家军旅，凭借编练淮军镇压太平天国、“削平大难”而“早膺疆寄，晋赞纶扉”。

太平天国运动是“四海变秋气”的封建衰世的农民群众企图用火和剑来变革现存的清朝统治秩序，把“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国在现世、在中国建立起来。

尽管他们所憧憬的“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国实际上只能给自己套上一副带有光环的封建枷锁，但他们反对“鹰?遍野，豺狼噬人”、内则残民以逞、外则丧权辱国的清朝统治，无疑是顺乎时代潮流的正义之举。

李鸿章维护腐朽的清朝统治，镇压太平天国，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自然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罪无可赦。

推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轨

李鸿章堪称洋务运动的首脑和旗帜。

洋务运动是时代的产物，是对外国殖民侵略和世界现代化浪潮冲击所作出的积极回应，是近代中西文化撞击和交融的初步结果。

与同时代的洋务官员相比，李鸿章不仅对中外形势和中国出路的认识要比同僚深刻，而且采用西法、举办洋务新政数量之多、成效之大，也无人能望其项背。

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遇到“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大清帝国“厝火积薪，可危实甚”，因而主张“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耳”，绝不应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不思振作。

为此，他提出必须向西方学习，举办洋务新政，以求“自强”、“自立”。

他斥守旧而不避“人君”，为“自强”而力倡变法，主张以儒家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之以西方富强之术。

他力主把“修明前圣制度”和学习“外人所长”结合起来。

所谓“修明前圣制度”，就是“变法度必先易官制”，改善封建政治制度。

所谓学习“外人所长”，就是引进属于西方“物质文明”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甲胄以保护清朝封建主义的躯体。

必须指出的是，他力图排除西方的“政治文明”即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只热衷于引进西方“物质文明”即近代军工技术，显然不能使中国摆脱传统的农业社会，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但毕竟使封建体制发生裂痕，催生了中国的资本主义，从而使中国社会在传统向近代转轨的路途上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加速中国向半殖民地沉沦

李鸿章曾长期跻身于晚清“外交第一冲要”，时人称“一生功过在和戎”。

外交的成败，自然取决于综合国力的强弱和外交政策的当否。

就综合国力即军事、经济和政治组织力而言，封建的中国远逊于列强，因而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列强的枪炮就扫地以尽。

李鸿章有鉴于此，明确指出：中外实力相距悬殊，列强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中国无法取胜于疆场，因而对列强不可轻言战争，而应以“羁縻”之策谋求“中外相安”之局。

所谓“羁縻”，就是用儒家的道德规范即孔子“忠信笃敬”四字方针进行“笼络”。

在应对列强欺凌时，始则以理折之，进行与虎谋皮式的道德说教，并实施以中国传统的合纵连横理论和西方的均势思想相结合为特征的“以夷制夷”之策；继而不惜在权益上作出某种限度的让步，以期“驯服其性”，实现“守疆土保和局”的目标。

李鸿章所以主张“羁縻”之策，目的之一是想争取并利用和平环境“借法自强”，预修战备，以期“确有可以自立之机，然后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以和则久”。

从李鸿章推行“和戎”外交的实际看，有得有失，而失远大于得。

他指挥过“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而以失败告终的甲午战争。

他亲手与外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其中除了《中日修好条规》、《中秘友好通商条约》等少数平等条约外，其他诸如《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均为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这些丧权辱国条约标志着中国从独立国向半殖民地沉沦。

对此，作为以慈禧为首的统治集团的重要一员和晚清丧权辱国外交决策的参与制定者和主要执行人的李鸿章绝对难辞其咎。

腐朽王朝的忠臣

李鸿章是清王朝的忠臣。

他出身于崇尚宋学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幼受到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

在他的心目中，忠君观念根深蒂固，他认为君臣之位不能僭越，疆吏不可“窥测朝廷之迹”。

他与清廷互相依存，荣辱与共。

他需要依靠清朝皇权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清廷也需要依靠他“安内攘外”，维护清王朝的稳定。

他凭借清廷爬上权力顶峰，清廷则把他誉为华夏栋梁，声称“无鸿章，无清朝”。

他的悲剧在于既看出清朝统治风雨飘摇，犹如“敝絮塞漏舟，朽木支广厦，稍一倾覆，遂不可支”；又在自己“实力足可除清廷自立有余”时，仍“勤勤恳恳服侍皇室，决不另有他途”。

他镇压太平天国、倡导洋务新政、推行“和戎”外交，无一不是为了拯救面临沉没的“漏舟”和倾覆的“广厦”。

他形象地把清王朝比为“破屋”，自己比作“裱糊匠”，宣称“裱糊匠”只会“修葺”而不能改造“破屋”，及至“破屋”“真相破露，不可收拾”，“裱糊匠”自然无计可施。

他为“无力回天”而深长叹息，瞻望前景而茫然若失。

独特的性格特征

李鸿章具有独特的性格特征，而他的性格特征则是其文化素质、心理条件和社会烙印的综合反映。

一曰“拼命作官”。

李鸿章“拼命作官”意在争权竞势和扶危安倾。

因而他“自壮至老，未尝一日言退”。

他精通“宦术”，“好结内援”，“献媚宫闱”，“固宠求荣”；他勇于任事，“不避劳苦，不畏谤言”，“屈心抑志，忍尤攘诟，以济时艰”。

二曰“不学无术”。

李鸿章曾自诩“生平不解空言高论，只知以实心办实事”。

不尚空谈固然是其所长，但缺乏以“真实学问”为根底的“以实心办实事”，绝不可能收到“旋乾转坤”的实效。

他直到晚年对此才有所省悟：“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骄之气，任意胡为，其实没有根底。

现在真实学问，已用功不进。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4）三曰“恃才傲物”。

李鸿章入仕后，随着地位的飙升和权势的膨胀，心态畸变，飘然欲仙。

他吹嘘支持大清“天下”者，“舍我其谁”。

对同僚倨傲不恭，对部属动辄训斥，对洋人“尤轻侮之”。

曾国藩看出李鸿章“近颇傲，非吉兆”，曾密札劝诫：“一居高位，则宜时时检点”，“不可误认简傲为风骨，风骨者，内足自立，外无所求之谓，非傲慢之谓也。

”（黄?：《花随人圣庵摭忆》）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

李鸿章依然故我，“自信自大”，“喜嘲谑，忌者日众”。

四曰“好以利禄驱众”。

被时人誉为识时务之大员的李鸿章，虽然出身儒生，但却在“西学”和“变局”的影响下，产生了疏离儒学的倾向。

他注重“治国平天下”，漠视“以修身为本”；注重事功，漠视为人；张扬功利主义，否定儒家义利观。

他直露地说：“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周馥：《负暄闲语》，卷上）功利既是李鸿章搏击宦海的动力，又是他驱策部众的工具。

他遴选部众，“着重于经世致用。

凡有谋略而干练，必受到赏识擢拨，文章道德，尚在其次。

”（王尔敏：《淮军志》）李鸿章以功利为纽带结成的庞大群体，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受到“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的责难也就是当然了。

长干行(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