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报总编辑

潘公展曾先后兼任《时事新报》“学灯”副刊和《国民日报》“觉悟”副刊的特约撰稿，并经人介绍参加南社。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上海积极响应，公展被推举为学生代表，参加了学生联合会的活动，并任该会会报主编。同年夏毕业后，在上海私立市北中学执教，兼教务主任。次年参加筹办《商报》，并任《商报》电讯编辑，撰写每日时评和每周大事述评，文名渐著。1927年1月，加入中国国民党，任《申报》总编辑。同年4月，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在上海设立政治分会，公展任分会委员。7月，任上海特别市政府农工商(后改为社会局)局长。后成为“CC”系的主要骨干。1932年8月，潘公展任上海市教育局长兼社会局长。自1928年2月起，一直担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并出席了国民党第三、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1935年11月，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在此期间，还在上海创办《晨报》，自任社长，鼓吹“本位救国论”，企图诱导学生、工人潜离抗日救亡活动。此外，还办过《晨报晚刊》(后改名《新夜报》)、《儿童晨报》、《儿童画报》。1934年3月，国民党统治集团标榜“以三民主义建设新中国的文化”，设立“中国文化建设协会”，蒋介石为名誉会长，潘公展为常务理事兼书记长。公展随即在上海设分会，力图控制、扼杀革命文化事业。不久，出任上海特别市教育局长。任间曾下令阻止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底“西安事变”后，潘公展仍顽固坚持国民党独裁、专制的反动立场，诬蔑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有糖衣的毒药”，在《中央日报》上连续发表题为《统一与和平》的长文，为蒋介石制造内战进行论辩，重弹“攘外必先安内”的老调。 抗日战争时期，潘公展先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参事、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在汉口开办的“独立出版社”经理、湖南省政府秘书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央日报》总主笔。嗣后又兼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副局长、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央政治学校新闻专修班主任。1942年11月，在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后改任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专行扼杀言论出版自由、破坏进步文化事业之职权。整个抗战期间，潘公展一直指挥各种宣传工具，打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和“建设三民主义”的旗号，竭力为蒋介石独裁统治及其“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制造舆论。1938年，还写了题为《领袖、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宣传“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国家”及“一党专政”。皖南事变后不准《新华日报》报道事件真相，指挥国民党报刊反诬新四军“违反军纪”、“破坏统一”，为蒋介石残杀抗日革命军队开脱罪责，深得蒋的信任。在1945年5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上，再次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并任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 抗战胜利后，潘公展先后任《申报》馆董事长兼社长、上海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市第一届参议会议长等职。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去香港开办国际编辑社。年底去加拿大。次年5月又转赴美国，初在《纽约新报》撰稿，1951年5月独自办了《华美日报》，历时20余年，经常写文章为蒋介石的“反共复国”献计献策。1975年6月23日，病逝于美国。著有《中国学生救国运动史》、《属性教育》、《罗素的哲学问题》、《日本必亡论》、《陈英士先生传》，另有《潘公展先生言论集》。

山西财经学院商业经济系商业经济专业学习；《中国商报》社记者；《中国商报》社总编室副主任；《中国商报》社理论评论部副主任、主任（正处级）；《中国商报》社总编辑助理兼新闻部主任；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办公厅新闻信息调研处、新闻信息处处长；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办公厅值班室(新闻信息处)主任；《中国供销合作经济》杂志总编辑（副司局长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办公厅副主任、直属机关纪委副书记；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经济发展部部长、直属机关纪委副书记（在北京师范大学世界经济专业学习）；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经济发展部部长；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经济发展部部长兼中国日用杂品流通协会会长、法定代表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经济发展与改革部部长兼中国日用杂品流通协会会长、法定代表人（其间：在中央党校中青一班学习）；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财会部（社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部长；中共山西省太原市委常委（正厅级）；中共山西省太原市委常委（正厅级）、迎泽区委书记；中共山西省委副秘书长、政策研究室主任；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成员、理事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