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对红楼梦诗词的研究论文

浅论林黛玉的诗词才艺 黛玉的灵心慧性，不止一般意义上的多才，既是天性所赋，也是教养所得，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且看她在同香菱论诗时，见解是何等的精到。她告诉香菱：初学诗，不能看见了浅近的就爱，如果那样，“一入了格局，再学不出来了。”于是，她向香菱介绍说：“你若真心想写，我这里有《王摩诘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读一百篇，细心揣摩透熟了，然后再读一二百首老杜的七言律，次再李青莲的七言绝句读一二百首，肚子里先有这三个人作了底子，然后再把陶渊明、应玚、谢、阮、庾、鲍等人的一看。……不用一年的功夫，不愁不是诗翁了。”从艺术上看，林黛玉的这些诗歌见解不正是说明了她对前人的学习和继承吗？“庄生蝶”、“陶令盟”的种种因子，潜移默化地溶解在她的血液之中，使得自幼颖悟的林黛玉获得了一种十分相宜的文化土壤。黛玉论诗，首推王维。王维系盛唐山水田园诗派集大成者，他的山水田园诗，在继承和发展由陶渊明、谢灵运所确立的田园诗和山水诗的精神旨趣和审美方式的基础上，以自己所擅，将诗情与画意融为一体，达到了近乎完美的境界。苏轼有“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书摩诘蓝田烟雨图》）的说法。王维在他的创作后期集中写了大量栖心于田园山水的著名诗篇，这类题材的诗，往往以五言见长，尤其是五律，代表了王维诗歌最主要的特色与成就。他的田园诗大多是集中了田园风光中最美而又最有普遍性的特征，以最单纯的色彩、明净的构图和清晰的层次来组成一幅幅明朗优美、清新淡雅的图画，并寄托了他超然尘俗、反璞归真的生活理想。这种意趣在黛玉代宝玉作的《杏帘在望》有很明显的体现：杏帘招客饮，在望有山庄。菱荇鹅儿水，桑榆燕子梁。一畦春韮绿，十里稻花香。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首联将“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的意境移入，却又不落窠臼，另辟蹊径。颔联、颈联既有山水气，更有田家风味；既有从大处落笔的宏大开阔之景，又有于细微中见精神的细小之景，无不情景交融，有声有色，简直一幅绝美的图画。由“十里稻花香”，我们不难想起辛弃疾的“稻花香里说丰年”，而尾联正由此结，若说此诗清新、自然的风格颇似陶渊明，那么诗中的气象，很有盛唐之音，则更近王维了。而以王维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不仅继承陶谢诗的精神旨趣和审美方式，而且在艺术表现上也始终以崇尚陶谢为本。大体说来，田园诗以崇陶为主，山水诗则以融合大谢和小谢为主。陶渊明的田园诗以写意为主，诗中的景大都有寓意，带着诗人强烈的主观色彩，甚至不是眼前实有之景。谢灵运往往是刻板写实，客观地写景。[2]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黛玉于元妃省亲时所作的两首应制诗和以后作的三首菊花诗则在较大程度上受了陶诗的影响。陶渊明诗的风格平淡自然，恬静肃穆，富有意境美，绝少采用奇特的夸张、华丽的词藻和浓艳的色彩，一切皆自然而然、平平淡淡，使陶诗呈现出清明淡远的意境，平淡之中有着隽永的韵味。我们不妨再分析一下元妃省亲时黛玉所作的那首《世外仙源匾额》，即是应制诗，本不易大展其才，但题目却深合她的脾胃，故而前四句作得非常好：“名园筑何处，仙境别红尘。借得山川秀，添来景物新。”从风格上讲，很脱俗、自然、新奇，而这正是陶诗的精髓。后面的“香融金谷酒，花媚玉堂人。何幸邀恩宠，宫车过往频”。若单独看，较之前面没什么新意，大概被应制局限了吧。在第三十八回《林潇湘魁夺菊花诗》中，《咏菊》、《问菊》、《菊梦》以其真挚、深沉的感情和娴熟、灵活的技巧一举夺魁。三首诗，首首提到陶渊明：“一从陶令平章后，千古高风说到今”（《咏菊》），“喃喃负手扣东篱”（《问菊》），“登仙非慕庄生蝶，忆旧还寻陶令盟”（《菊梦》）。当然，其他人的诗也有涉及的。不过，从由菊引到陶渊明，再领悟到其高风者，唯黛玉而已：“孤标傲世”，是秋菊的特点，也是陶渊明的个性；还有传唱千古的高风亮节！黛玉的诗论中，除首推王摩诘的五言律之外，继而又向香菱推荐了杜子美的七言律和李青莲的七言绝句，并在此基础上例举了谢灵运、庾信、鲍照等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杜甫、李白、王维等，都对前人的创作方法乃至风格有所继承，而这点在杜诗中表现的尤为明显。《新唐书·杜甫传》中说：“至甫，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杜诗博大精深，风骨神情兼备，虽学习古人，但仍是杜甫的面貌，是杜甫的精神体魄，找不到似曾相识之嫌。杜甫的律诗成就堪称唐人之最，这历来为论诗者所公认。杜甫精心研悉声律，达到苦心孤诣的程度，无论五律抑或七律，都是以精严的格律创造出浑然一体的审美境界。杜甫的律诗，既流丽典雅，又壮美深折；既音调和谐，又深沉蕴藉。尤其在句式句法的变化上，在音律的转折拗救上，是过去律诗所不能比拟的。此外，杜律用典开了唐代律诗的先河。杜甫使事数典，得心应手。如《题张氏隐居》的“霁潭鳣发发，春草鹿呦呦。杜酒偏劳劝，张梨不外求。”既引自《诗经》的《卫风·硕人》以鳣为江东黄鱼的典故，又引自《呦呦鹿鸣》，又引自曹操乐府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又引自谢灵运的“得性不外求”的句子，这些均不留痕迹。杜甫造境造意，出自于古，又能化古为用，遂意出入，曲折自如。由于杜甫虚怀若谷地向前人学习，使他的诗从兼采众长进而铸造出自己汪涵恣肆、沉郁顿挫的独特风格，终成一代“诗圣”。因此，黛玉要求香菱学习杜诗，“读一二百首老杜的七言律”，即是私淑名师的意思。她既有此见解，想必她自己亦是如此一步步学来的。我们细细研读黛玉的诗作，不难发现她的律诗在对仗、格律上都是极为工整的。诸如：“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咏白海棠》）“毫端蕴秀临霜写，口齿噙香对月吟。”（《咏菊》）“登仙非慕庄生蝶，忆旧还寻陶令盟。”（《菊梦》）“螯封嫩玉双双满，壳凸红脂块块香。”（《螃蟹咏》）等等。而黛玉的诗中，也多用典故：“香融金谷酒，花媚玉堂人。”（《世外仙源》）一句中，“金谷酒”即典出晋代石崇曾于家中的金谷园宴请宾客，“命赋诗，不成者，罚酒三斗”之事。“独把花锄泪暗洒，洒上空枝见血痕。”（《葬花吟》）这一句就化用了两个典故：一是湘妃哭舜，泣血染竹枝成斑；二是蜀帝魂化杜鹃鸟，啼血染花枝，花即杜鹃花。“彩线难收面上珠，湘江旧迹已模糊。”（《题帕三绝》），亦用了尧之二女娥皇、女英湘江哭舜之典。“登仙非慕庄生蝶，忆旧还寻陶令盟。”（《菊梦》）引自《庄子·齐物论》中庄周梦中化蝶事点“梦”。典故的妙用，不仅反映了黛玉渊博的学识、敏慧的诗才，也使我们得由那些纤辞丽句中一窥她“孤标傲世”的精神世界，及“质本洁来还洁去”的高尚情操。黛玉作诗，常“提笔一挥而就”（第三十七回），词句也似信口拈来，但却有一种自然天成、不加粉饰的韵味。这种境界多学自李白。李白以绝句称雄于诗史。他的绝句含蓄蕴藉而又自然天成，仿佛冲口而出，却又韵致无穷。五绝中如《独坐敬亭山》、《秋浦歌》、《静夜思》、《劳劳亭》等等，都是清莹灵动而又韵味十足的名作。李白绝句中成就最高的，当推七绝。他的七绝，不仅写得自然含蓄，而且境界高远，名篇甚多。试看：“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是天地非人间。”（《山中问答》）“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山中与幽人对酌》）等等，可以看出，李白的七绝都是写一时灵悟的片刻情思，不着意刻画，亦未用力锤炼，而浑然天成，但又有无限情味隐现其间。宋人王安石曾提出“天然”来评价李诗：诗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此李白所得也。“或看 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此老杜所得也。“横空盘硬语，妥帖力 排奡”，此韩愈所得也。（《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引）这段话很有名，特别是说李白的这几句影响很大。“天然去雕饰”并不是率笔而成即可达到，是有其长期作诗的功力为基础的。“去雕饰”是不尚雕饰，或去掉斧凿的痕迹，语似脱口而出，句似偶然而得，其实常常是花过不少斟酌功夫的。黛玉所作的《题帕三绝》和《五美吟》就颇有李诗“自然”之风。《题帕三绝》就其技巧说，够不上是《红楼梦》诗词中的上乘，但要知道这诗不是“作”出来的，而是“哭”出来的，其价值就在于感情之真！全诗以“泪”贯穿始终，暗寓黛玉的一生将为宝玉泪尽而逝。今且看其一：“眼空蓄泪泪空垂，暗洒闲抛却为谁？”此句问得真切，一个“谁”字，直接把她的深情指向宝玉，感情表露得极其大胆，同时“谁”字还包涵了不尽的疑问。此诗写尽了黛玉此时幸福、伤悲、忧虑交织的心境，给她的爱情抹上了一缕凄美的色彩。《五美吟》所吟咏的五个女子，除传说人物红拂外都是悲剧人物。黛玉选择她们来作诗的题材，是为抒发自己平素的哀怨。黛玉嗟叹“一代倾城”的西施如江水东流，其命运之不幸，远在白头浣纱的“东村女”之上。在《虞姬》一诗中，她鄙薄苟且求荣、甘心得到耻辱下场的黥布、彭越，觉得不如虞美人“饮剑”于楚帐，是借此寄托她自己“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的志愿。她讽刺汉元帝大权旁落，听命于画工，表现了自己不肯听人摆布的独立性格。她惋惜绿珠临危以死相报石崇，可见其在爱情上重在意气相感，精神上有默契。她钦佩红拂卓识敢为，能冲破权势与礼教的“羁縻”，更突出表现了她大胆追求自由幸福的生活理想的叛逆思想。“一代倾城逐浪花，吴宫空自忆儿家。”（《西施》）“绝艳惊人出汉宫，红颜薄命古今同。”（《明妃》）“长揖雄谈态自殊，美人巨眼识穷途。”（《红拂》）等，皆语似天然，不以华辞丽藻多加修饰，读来煞是顺口。这种不着痕迹的功夫，也正突出了黛玉在诗词创作上的成就，使得她当之无愧地成为大观园中第一号才女！黛玉何以有如此深厚的学养呢？这是由于她个人的命运遭遇，以及自身的知识才情等多方面综合因素成的，从而成全了她特有的诗人气质。她出生于一个世袭侯爵、支庶不盛的书香门第，自幼便读书识字，六岁时就已读了《四书》，为其日后打下了扎实的文学功底。但是她先天体质纤弱，又遇母亲早丧，使她的童年生活笼罩上了一层不散的忧郁。当她为“减轻父亲的内顾之忧”，只身来到正是“花柳繁华”的荣国府时，便表现出“步步小心，时时在意，唯恐被别人耻笑了去”的孤女的强烈自尊。不久，她的父亲又去世了。当她料理完丧事，再次踏进荣国府时，已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无家可归来投靠贾府的穷亲戚了。这一系列的遭遇，以及周身环境的尔虞我诈，令她原本就敏感的内心又多了几分忧郁：大观园中的繁华热闹，别人家的笑语温情，乃至自然界的落花飞絮、秋风秋雨等等，都能触动她心底的那根哀痛之弦，并在她日常所作的诗歌中表现的淋漓尽致。我们民族文化的精神传统，特别是优秀的中国古典诗歌，把风神灵秀的林黛玉塑造得更加美丽了。黛玉不仅学习前人的诗作，更学到了他们的品藻。这就使得她的一言一行、多愁善感之中，发散着一种“美人香草”的韵味和清气逼人的风格。那“一带粉垣，里面数楹修舍，有千百竿翠竹遮映。……”的潇湘馆有一种超俗的美，仿佛蕴涵着几分黛玉的气质。尤其是她喜爱的“那几竿竹子”，“只是水竹，清而有节”，象征了她高洁的品格，亦是她的人生理想与志趣之所在。傍竹而居，更令黛玉身上增添了几分晋人的风神潇洒。这个具有诗人气质的少女，用诗人的眼观察周围的山水草木、花鸟虫鱼，用诗人的心体味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她用她细腻的笔触抒写她的人生。从她的诗中，我们可以体味到一种凄艳的美，一种脆弱的美，一种绝望的美，一种最后的美。这亦使她表现出不同于众的学养和韵致。无怪乎脂砚斋评价她：“其以兰为心，以玉为骨，以莲为舌，以冰为神，真真绝倒天下之裙钗矣。”总而言之，通过对林黛玉诗作的初步探究，可知其善以诗抒情、以诗言志的敏慧诗才。并且我们还发现，黛玉诗作融摩诘、渊明之清新淡远；师子美之格律用典；悟青莲之“天然”无饰，无怪乎其诗才高出侪辈许多，同时她的学养也促成了她“诗魂”的独特魅力。

红楼梦》这部千古传奇，一经问世，便广为流传，文人学者乃至普通读者都对《红楼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每以论红、评红为时尚，下面我给大家分享一些红楼梦学术论文，大家快来跟我一起欣赏吧。

试论《红楼梦》

【摘要】《红楼梦》这部千古传奇，一经问世，便广为流传，文人学者乃至普通读者都对《红楼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每以论红、评红为时尚，它以一部小说成就了一门学问——“红学”。本文对主要红学派别进行了综合概括，并针对索隐派、考证派的谬误进行了分析，明确提出《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不是传记，也不是 历史。作为文学作品的研究，重在研究作品本身，重在研究它的思想文化内涵、 艺术成就，而不是去探佚、猜谜或毫无意义的考证。

【关键词】《红楼梦》研究;索隐;考证;思想内涵;艺术成就

《红楼梦》一经问世就引起了文人学士的极大兴趣，研究、评论《红楼梦》开始盛行，点评是研究《红楼梦》的最早形式，点评者人数众多，点评者旨趣也不尽相同，其中最重要最神秘的是脂砚斋，其点评已成为《红楼梦》的一部分，是研究《红楼梦》不可或缺的极为重要的资料。至光绪年间，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已成为显学，随着《红楼梦》的广泛流传，对《红楼梦》的研究日益 发展。“清末的民族主义思潮，激励着索隐红学的兴盛，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族与 科学精神，激励着新红学的诞生……1954年由毛泽东亲自介入并领导的批俞运动，使得红学的显学地位达到空前的显赫状态。此后，学者、作家、艺术家、学生乃至普通读者都以论红、评红为时尚”。

1 《红楼梦》研究之红学派别

《红楼梦》它以一部小说成就了一门学问即“红学”。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去研究《红楼梦》，产生了不同的红学派别：

索隐派

顺治董鄂妃故事说。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说《红楼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的诸名王奇女”。并且说董鄂妃是秦淮名妓董小宛，本是明末名士冒辟疆的爱妾，后来清兵南下把她掠夺了去，送到北京，得到了清世祖的宠爱，封为贵妃，后来董妃夭亡，清世祖非常悲痛，就跑到五台山做了和尚，遂以为宝玉即清世祖顺治帝，黛玉即是董小宛。

民族主义小说，影康熙朝 政治状况说。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认为：“《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既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事本之上，加以数层障幕，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主张贾宝玉即为康熙帝废太子胤礽，金陵十二钗为拟清初江南之名士。书中“红”字多影“朱”字，“贾”字为斥伪朝。

历史小说，影康熙诸皇子争储说。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辨证》认为：以余所闻，则《红楼梦》一书……，与其谓为政治小说，毋宁谓为历史小说，不如迳谓为康熙季年宫闱秘史之为确也，盖是书所隐括者，明为康熙诸皇子争储事，只以事涉宫闱，多所顾忌，故隐约吞吐，加以障幕，而细按事实，皆有可证。

明珠家事说。陈康祺《郎潜纪闻》、钱静方《红楼梦考》认为：《红楼梦》一书即记故相明珠家事，宝玉即纳兰成德，成德乃康熙朝宰相明珠之子，金陵十二钗，皆纳兰侍卫所奉为上客者也。

金陵张侯家事说。周春《红楼梦随笔.》认为：“相传此书为纳兰太傅而作，余细观之，乃知非纳兰，而叙金陵张侯家事也。忆少时见《爵秩便览》，江宁有一等侯张谦(一说张勇)，上元人，癸亥甲子间，听父老谈张侯家事，约略与此书相符，再证以《曝书亭集》、《池北偶谈》、《江宁通志》、《随园诗谈》、《张侯行述》诸书，遂决其无疑。”

考证派：曹雪芹自传说。胡适《红楼梦考证》，说《红楼梦》记的是曹雪芹的自叙传，贾政即是曹頫，宝玉即是曹雪芹。雪芹一生的事实，原是很合乎全书的故事的，作者在卷首自己也这样说：“因曾经历过一番幻梦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又云：“今日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厌肥之日，背父兄 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已告天下。”主张贾宝玉即曹雪芹缩影，书中事迹，乃备记其身历风月繁华之盛。考证派代表人物还有俞平伯、周汝昌、顾颉刚等。

新索隐派：“”结束，红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红学也呈现出市场化、普及化、大众化、消费化的特点，各种新旧流派纷纷登场，其中最引人注目、在社会上不时引起轰动效应的是索隐红学。新索隐派的代表人物是霍国玲和刘心武。索隐红学与曹学合流成为这一时期索隐红学的新趋势。

雍正、曹雪芹、竺香玉故事说。霍国玲的《红楼解梦》将《红楼梦》索解为雍正与曹雪芹和香玉三人之间的故事：康熙朝，曹雪芹家三代四人袭任江宁织造之职，享尽荣华富贵，雍正即位后，不仅结束了曹家的富贵荣宠地位，而且在雍正六年抄了曹家，雍正八年宫中选秀女，又把曹雪芹倾心爱恋的竺香玉夺入宫中，纳作妃子，后封为皇后。为了抗议这种****，曹、竺二人合力将雍正毒死，最后香玉以身殉情。

曹雪芹家族参与皇权争斗说。《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索隐出的“本事”则是曹雪芹家族参与康、雍、乾三朝宫廷内部争夺皇权的故事：《红楼梦》中秦可卿的生活原型，就是康熙朝两立两废的太子胤礽的女儿。曹家与胤礽关系密切，为了潜在的政治资本，将废太子胤礽的女儿偷运出来，藏匿曹家，并隐瞒其身世。而曹家当选为王妃的女儿，即书中的元春，为了保护家族和自己的地位，向皇帝告发了“秦可卿”身世秘密，这位废太子的女儿只好上吊自尽。后来曹家又参与了谋刺乾隆的“弘皙逆案”，事败，王妃“贾元春”被缢杀，曹家遭到毁灭性打击。

除上述红学派别外，还有运用西方 哲学和文学理论对《红楼梦》的思想性、艺术性、主题、人物、语言等进行研究者，代表性作品，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李长之的《红楼梦批判》、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等等。

2 我对《红楼梦》研究之拙见

索隐派是《红楼梦》早期研究的主要派别，但他们既不讲究科学逻辑，也不尊重客观事实和材料，他们可以把事实和材料任意剪裁、组合使其成为符合自己主观需要的东西，甚至可以制造出事实和材料，以证明自己的主观猜测。他们用测字猜谜的方法，牵强附会地构想出人物和事件的某种关系。正如刘梦溪先生所说，索引派是“起于猜测，止于猜测，辗转相传，缺乏论证”。胡适先生认为，索隐红学属于“附会的红学”，其索隐工作是“猜笨谜”。王昆仑先生说：“《红楼梦》索引派不是从作品内容去说明作者的创作思想和人物故事的真实意义，偏要按照书中人名、故事、用字用语，穿凿附会，证明他是影射清初某些政治历史上的个别事实，或怀着善良的动机，力求说明作者以民族思想侧面宣传反对满清皇朝统治 中国，这虽然有一定程度的政治意义，可是毕竟武断的歪曲了作者自己的写作目的，抹杀了她的社会的艺术的价值。”

以胡适先生为代表的考证派，其实与索隐派没什么本质区别，二者都认为《红楼梦》作品中隐匿或如实记录着历史事件，企图从作品中还原出历史本事来，只不过索隐派提出了所谓“明珠家事说”，“顺治董鄂妃故事说”，而胡适提出了“曹雪芹家事说”罢了。黄乃秋先生认为：“胡君考证《红楼梦》，范围限于着者与本子，不容以史事附会书中之情节。”“然胡君虽以此律人，其自身之考证，顾仍未出此种谜学范围，如谓甄贾两宝玉即曹雪芹，甄贾两府即曹家，又谓两府之接驾，皆曹家事。”“其以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的情节”，与索隐派如出一辙，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文学创作要求的不是简单的记录生活，不是简单的生活真实，而是艺术的真实，艺术的真实不等于生活的真实，艺术的真实是作家认识生活、概括生活的产物，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作品，都是一定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是作家对生活真实进行选择、加工、提炼的结果，是通过艺术形象所反映出来的生活本质的真实，是生活真实的概括与升华，所以文学作品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它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李辰冬先生也说：“以创作家的惯例而论，他们的着作绝不是实际事物的抄写。”

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作家要塑造一个典型人物或安排一套故事，并不拘泥于生活真实，不一定仅仅根据一位模特或一件实在的事件照抄下来，他需要观察许多同类的人物和同类的故事。当他开始之时，可能是从一位模特或事件观察起，但久而久之，观察思考得多了，就会把原来真正的模特或事件忘记了，而只凝成为一个普遍的共性的典型人物或典型事件。所以对于一部伟大的作品的典型人物和故事，固然无从考证出其模特是谁，故事是哪一实事，即使作者自己恐怕也难于确凿的指出来。高尔基曾说：“文学者描写他所熟悉的商人、官吏或工人……如果作家从二十个至五十个，不，从几百个商人、官吏或工人每个人当中，抽出最特质的阶层特征——习惯、趣味、动作、信仰、言论等，而能够将他们统一在一个商人、官吏或工人身上，那么，作家就会由这样的手法而创造成典型。”鲁迅先生也曾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也一样，没有专用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像这样，我们如何叫鲁迅先生能如实的指出他的“阿Q”或“孔乙己”的模特究竟是谁来呢?曹雪芹在下笔写《红楼梦》之前，他一定不知观察和研究过多少实在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以及一切其他人物，然后才能产生他想象的笔下的人物，所以你现在想指出他们的生活原型是谁，那是徒劳无益的。

夫《红楼梦》者，小说也。他只是一本由许多素材综合而成的小说，而不是为一家一人作传，贾宝玉是许多贵公子性格所组成的典型，他代表着不热衷功名、贪图安乐、为祖母所宠爱的聪明温柔的贵族公子。这里面有纳兰容若、有和珅的公子玉宝，有其他我们所不知道的人物，也有部分是曹雪芹自己。这部混合体的伟大人情小说，目的只是寄托作者自己的出世的消极的愤慨，以及幻想的繁华梦。他是一本小说，一本利用各种材料和想象组织的小说，不是传记，也不是历史。所以李渔说：“凡阅传奇必考其事从何来，人居何地者，皆说之痴人，可以不答者也。”

不少研究者指出，“《红楼梦》只不过是一部小说”，“ 《红楼梦》首先是一部小说”，呼吁回归到《红楼梦》的文学价值上来，回归到《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和文化中地位研究，回归到作品的艺术分析，把《红楼梦》当小说来读。启功先生说：“我以为与其费劲炒作这种没有意义的发现，还不如好好读读《红楼梦》本身，体会一下书中丰富的内容。”如果抛开作品本身而去研究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去索隐作品影射谁，这是本末倒置，舍本而求末。离开了《红楼梦》这部小说，研究其它又有什么意义?研究曹雪芹及《红楼梦》版本对帮助作品的理解有一定作用，但没有弄清曹雪芹及其家族史，并不会影响《红楼梦》成为一部伟大作品，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由作品本身的成就所决定的。至于索隐是自传说、顺治董小宛故事说等，这原本偏离了小说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完全没有实际意义，对小说的研究也没有任何作用。如果研究某一部作品都要这么研究的话，那么“阿Q”是不是也要研究一下影射谁，“孙悟空”又是影射谁?吴俊升先生认为：“我们所以读此书，是因为艺术之美的欣赏，而此书美之所在，并不在乎勾心斗角，影射史事，而在乎即此人，即此事，写的入情入理，为深刻呈露的表现。所以读此书，只要就其本体欣赏，已便得其神髓，不必另下索隐的功夫。”

当然为满足公众对古典文学的娱乐需求，作为一种娱乐、消遣，就好像听故事，这种索隐也未尝不可，如刘心武先生的《揭秘红楼梦》。但这仅仅是一种娱乐，就好像“戏说”一样，不是学术研究，已偏离了学术研究的范围。

3 结语

《红楼梦》首先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他伟大就伟大在有深邃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鲜明的人物形象、复杂的结构、写实的手法、个性化的语言。作为文学作品的《红楼梦》，对它的研究应该重在研究作品的本身，重在研究它的思想意义、艺术成就、语言、结构、人物塑造、文化内涵等等。正如黄乃秋先生所说：“是故居今日而读《红楼梦》，首当体会其所表现之人生真理，如欢爱繁华之为梦幻，出世解脱之为究竟……。次当欣赏其所创造之幻境，如布局之完密，人物之敻绝，设境之奇妙，谈话之精美等。不此之务，而尚考证，舍本逐末，玩物丧志，于己徒劳，于人鲜益。”冯其庸先生也明确指出：“把《红楼梦》作为一部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社会内涵的文学作品小说来研究，而绝不是把它当做‘清宫秘史’或‘谜语大全’，文学就是文学。”

参考文献

[1] 吕启祥，林东海.《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何安萍.《红楼梦研究ABC》.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

李长之,李辰冬.《李长之李辰冬点评红楼梦》.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

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启功.《启功给你讲红楼》.北京:中华书局,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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