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苏轼的课题研究论文

浅谈《南行集》中的江水意象与苏轼哲学思考发轫

苏轼赋予了传统的江水意象以哲学的意味。自然之动本身彰显着一种永恒不变，永恒不变便是“静”。以下是我J。L为大家分享的关于《南行集》中的江水意象与苏轼哲学思考发轫之论文范文。

一、《南行集》与其中苏轼诗歌江水意象

苏轼人生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对“人生有限、宇宙无穷”的哲学思考，他在《赤壁赋》中论述了他思考的结论。关于苏轼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在嘉祐四年（1059年）的苏轼诗歌中，便已初见端倪。这一年，苏洵、苏轼、苏辙第二次一同进京，此时苏轼二十四岁。此次进京路途分为舟行和陆行两个阶段。从四川眉州至江陵，沿长江顺流而下，一路舟行，父子三人汇集舟行诗文为《南行前集》，苏轼为其作序。从江陵开始，陆路北上进京，江陵至京师诗文汇集为《南行后集》。前后两集合称为《南行集》。从苏轼研究的角度来看，此次进京有两重意义。首先，这是苏轼步入仕途的开始。其次，这也是苏轼文学生涯的正式开端。关于前者，此处不再赘述;而后者，则是我们将要进行的论证所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

在嘉祐四年进京之前，苏轼已经有文学创作活动这是必然的，如子由《怀渑池寄子瞻兄》自注云：“辙昔与子瞻应举，过宿县中寺舍，题其老僧奉闲之壁。”可见三苏第一次进京时，即嘉祐元年（1056年），他们也有文学创作活动。但是从今天所存资料来看，《南行集》之前的苏轼作品能够流传后世的极少。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此前作品未能大量流传，从一定程度上证明其作品质量不能与日后相提并论;另一方面，从苏轼一生的文学活动也可以看出，此前的创作应算作苏轼的练笔阶段，甚至在《南行集》中我们仍然看得见这种艺术上的青涩感。另外，从现存的苏轼作品来看，此前创作也确实没有惊人之作。从艺术的角度来看，《南行集》确实有其幼稚之处。但是无疑《南行集》对于苏轼而言，又具有重要的意义。《南行集》是苏轼文学生涯正式的起点，同时，伴随着《南行集》的诞生，苏轼的创作活动真正进入个人的文学自觉时期。《南行集》的编撰标志着苏轼文学创作的觉醒。 这一方面表现在，《南行集》是苏轼参与的第一部有意编辑成册的诗文集。从《南行集》开始，苏轼开始有意保留下自己的创作。无论这一行为出于主动还是被动，这都说明，至少从形式上，他已经开始为自己的作品找到了文学上的认同感。他开始用文学的眼光来看待、审视自己的创作。其次，从《南行集》开始，苏轼大量的作品被保留下来，后世对苏轼青年时代文学活动的认识，绕不过去的就是《南行集》。《南行集》诞生之前，苏轼的生活范围以四川为主。嘉祐元年三苏第一次进京，一路陆行，路线与第二次进京完全不同。嘉祐四年沿长江顺流而下的这次旅行，让苏轼与孕育了一半华夏文明的长江有了近距离的接触。《南行前集》中对江水的描写非常多。江水的流动、渺远与永恒带给了苏轼很多思考。在苏轼对江水的描写中，我们看到年轻的苏轼对“人生有限、宇宙无穷”这一哲学问题的模糊认识与思考。《南行集》是苏轼文学的开端，而这一文学开端又展示了苏轼对这一哲学问题的最初思考，所以说苏轼这一哲学思考在文学上的表现是以《南行集》为起点的。

二、“人生有限、宇宙无穷”的哲学思考

《南行前集》是嘉祐四年，三苏进京沿长江顺流而下舟行部分诗文的汇集。《南行后集》是舟行结束以后，弃舟登陆，陆行至京师部分诗文的汇集。因此，《南行集》中与江水意象有更多联系的实际为《南行前集》。《南行前集》今存苏轼诗歌四十首，其中绝大部分都涉及到对江水的描写。旅途中描写自然风物是最正常不过的了。但是，苏轼笔下的江水意象，无论与同样在其路途中占有很大比重的山意象相比，还是与同行的苏洵、苏辙笔下的江水意象相比，都带有明显的个人化印记。这种个性化最突出的表现之一，便是其中的哲学思考。此次舟行，三人尽览长江景致，而浩浩汤汤的长江水则给了苏轼无尽遐想的空间，在此期间，苏轼的创作中已然若隐若现地展示出了他对“人生有限、宇宙无穷”的最初思考。

（一）水边的思想者

潺潺的长江水，让我们看到的是独立江边思考着的苏轼。从故乡眉州出发，至嘉州开始舟行，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有同题诗三首。今将三人作品迻录于此，对比观之：初发嘉州（苏洵）  家托舟航千里速，心期京国十年还。乌牛山下水如箭，忽失峨眉枕席间。初发嘉州（苏轼）  朝发鼓阗阗，西风猎画旃。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锦水细不见，蛮江清可怜。奔腾过佛脚，旷荡造平川。野市有禅客，钓台寻暮烟。相期定先到，久立水潺潺。初发嘉州（苏辙）  放舟沫江滨，往意念荆楚。击鼓树两旗，势如远征戍。纷纷上船人，橹急不容语。余生虽江阳，未省至嘉树。巉巉九顶峰，可爱不可住。飞舟过山足，佛脚见江浒。舟人尽敛容，竞欲揖其拇。俄顷已不见，乌牛在中渚。移舟近山阴，壁峭上无路。云有古郭生，此地苦笺注。区区辨虫鱼，尔雅细分缕。洗砚去残墨，遍水如黑雾。至今江上鱼，顶有遗墨处。览物悲古人，嗟此空自苦。余今方南行，朝夕事鸣橹。至楚不复留，上马千里去。谁能居深山，永与禽兽伍。此事谁是非，行行重回顾。初发嘉州，开始长江之上的数月漂泊，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三人都或多或少有对江水的描写。苏洵绝句以江水之急，写舟行之速。虽仅短短数语，却是别有洞天。苏辙由江水颜色之黑，想到“云有古郭生，此地苦笺注”，忆往事，思来者。苏洵、苏辙诗作虽各有佳处，然从其诗歌言意关系来看，写眼下真实的所思、所想，大体上也都可算作是言已尽意了。

与父亲和弟弟的诗歌相比，苏轼的诗歌没有父亲的浑然天成，也没有弟弟的博古通今，却比他们二人更多了一重意境。纪昀评此诗说“气韵洒脱”。清晨出发，带着对未来无限的希望和热情，奔波良久，方生出思乡之意。随着江水东流，故乡已离自己越来越远。此刻的兴奋之情尚能够让自己暂忘这一丝乡愁，看着奔腾的江水，仍能引出一片诗情。只是，日落时分，独立江边等待相约会别的乡僧，恐怕久久望着潺潺江水之时，心中不能只是白日里那种顺流而下的畅快和为自己比友人先到一步的欣喜了。傅道彬先生说，中国文学中有一种“日暮情思”，落日让人联想到的不仅是“太阳的家园”，更是“精神的家园”。黄昏时刻是最容易引出绵绵情思的时候。久立水边，年轻的苏轼想到了什么，他没有告诉我们。灵动的江水给人以深邃的宁静和无尽的想象。日落时分独立水边的苏轼让我们看得到日后那个面对江水可以进行无尽思考和想象的诗人。诗人“久立”所思为何？所有的这些都在“水潺潺”三个字中烟消云散。《初发嘉州》是苏轼人生中与江水的第一个约定，正如末句的“久立水潺潺”所造之境一样，在苏轼以后的人生中，在渺远的时间和空间中，苏轼面对浩浩江水完成了那么多人生与哲学的思考。南行之时，那个在黄昏时刻面对江水“久立”的身影，让我们隐约看到一个一如写作《赤壁赋》时的、思考着人生的苏轼。

（二）羡长江之无穷

苏轼笔下的江水是大气的、渺远无穷的。《竹枝歌》有“苍梧山高湘水深”;《初发嘉州》有“奔腾过佛脚，旷荡造平川”;《入峡》有“长江连楚蜀，万脉泻东南”;《江上值雪，效欧阳体，限不以盐玉鹤鹭絮蝶飞舞之类为比，仍不使皓白洁素等字，次子由韵》有“江边晓起浩无际”;等等。江水意象在时间和空间上为苏轼开拓出一个新的境界。《牛口见月》有“山川同一色，浩若涉大荒”之句，壮阔的山川景物，为苏轼创造出新的空间概念，仿佛置身“大荒”之境;《舟中听大人弹琴》又有“弹琴江浦夜漏永，敛衽探听独激昂。江空月出人响绝，夜阑更请弹文王”，江浦夜弹的静谧，将时间拉长，这一时，这一刻，仿佛永远静止江面之上;前文所引《初发嘉州》有“久立水潺潺”之句，渺渺幽思如江水般缠绵不尽;《神女庙》中同样有“茫茫夜潭静，皎皎秋月弯。还应摇玉佩，来听水潺潺”，相似的意境，潺潺的水声，给苏轼以无尽的想象;《白帝庙》中有“荒城秋草满，古树野藤垂。浩荡荆江远，凄凉蜀客悲”之句，人活一世，草木一秋，而浩荡荆江却是源远流长。

滚滚长江给苏轼的始终都是一种浩荡无边的、模糊的意绪。历代都不乏描写江水的诗人，也不乏描写江水的佳作。苏轼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那么多面对江水的篇章都能给人以无尽的想象。同样的山川景物，同行的苏洵和苏辙便没有给人留下这么多想象的空间。苏轼的江水，是其个人化了的江水，不是矫揉造作，也不只是一时一地的感受。苏轼和江水之间有一种情感上的默契，所以他才写得出《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样的句子，苏轼后期，面对江水的这种阔大的胸襟和打破时空局限的思考在《南行集》中便已初见端倪。

（三）哀吾生之须臾

长江滚滚东去，而随之消逝的却是“千古风流人物”。与渺远无穷的江水相比，舟中行人，则不过宇宙之过客，沧海之一粟。面对浩浩江水，苏轼的心底时常涌出这样一种“过客”之悲。他在《仙都山鹿》中感慨“日月何促促，尘世苦局束”;《留题仙都观》中更有“山前江水流浩浩，山上苍苍松柏老。舟中行客去纷纷，古今换易如秋草”的悲叹;《望夫台》亦是这种情绪的一次集中表达：山头孤石远亭亭，江转船回石似屏。可怜千古长如昨，船去船来自不停。浩浩长江赴沧海，纷纷过客似浮萍。谁能坐待山月出，照见寒影高伶俜。有情之人生苦于太短，化作无情之石像才得以与江水长存。而化作石像，得以永存之后，日日看到的却又是“可怜千古长如昨，船去船来自不停”，数千年如一日的味道便在此一句中了。这其中百转千回的矛盾心理正是苏轼对有限之人生和无穷之宇宙思考的困惑。

然而，在这种生命的困惑之中，苏轼的仁者情怀仍然更多地让他对人生生发出同情和赞美。绵延不断的水流，让苏轼想到昼夜不息的时间流。以时间流和水流的绵延不绝写出已化作石像的女子守望的永恒。以彼之动，写此之静。以自然万物之永恒的流动、生生不息来衬托人性、意志和情感的恒常不变。他以有限之生命比之无限之自然，道家“物化”的思想在这其中若隐若现。苏轼作品的大气，很大一方面便来源于此，这是一种形而上的超越，脱去言辞上的浮夸，纯然是一种精神上的居高临下。而以有限之生命比之无限之自然，这无疑是悲壮的。因此，苏轼对这一哲学问题的思考，总是带有一种悲壮美。《南行集》中苏轼诗歌与其后期诗歌相比，虽然算不上优秀，但是这种艺术个性已然初见端倪。《郭纶》一诗写英雄迟暮，“河西猛士无人识，日暮津亭阅过船”。落魄英雄郭纶与望夫台的石像，都给人以永恒的守望之感。因此，郭纶之人也无异于不朽的石像了。然而这种不朽中，又总有一种生命与自然相抗衡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无可奈何的悲凉。

三、苏轼哲学思考与江水意象的双向推动

诗人描绘了江山，江山塑造了诗人。嘉祐四年的`这次进京，让苏轼得以和长江产生如此密切的接触。苏轼毫不吝啬地用数十首诗文描绘了数月之间，旅途所见的山川风物与自己的所思所感，而长江一带壮阔的景物也给了苏轼不尽的灵感。一个人少年时代的经历对其一生的性格形成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样的道理，一个文人的文学初创期对其一生的文风也该有着重要的影响。我们很难说，苏轼早年若是没有这次长江之上的数月旅行，日后面对浩浩江水，是否也会产生那么多想象，是否也能为我们呈现出《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那样的千古佳作。长江的水遇不到苏轼，或多或少都要在中国文化史上减色几分;苏轼没有长江水所带给他的想象和灵气，也不会完全如我们今日所看到的苏轼。嘉祐四年的这次进京，让苏轼和江水之间，实现了一种双向的推进。

（一）苏轼人生的重要课题

《南行集》的创作本身便是“得于谈笑之间，而非勉强所为之文”，“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并非刻意为之。而在此途中，苏轼对江水这一意象的完整塑造更不是有意的。苏轼所赋予江水意象的所有内涵都在自然而然间完成，正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嘉祐四年的苏轼在文学创作上仍然处于练笔和起步的阶段，《南行集》中的苏轼作品甚至都很难与这一时期的苏洵作品相比。但是这次旅途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苏轼对“人生有限、宇宙无穷”这一哲学问题的思考，而这一思考又主要表现在此时苏轼笔下的江水意象中。长江的自然风光与苏轼的个性品质，在这一时期极好地融合、交流、碰撞，就这样，一个哲学问题在年轻的诗人心中萌芽，最终成为他一生的重要课题。

人生有限，宇宙无穷，这一哲学的悖论困惑了苏轼几十年。古往今来不乏文人墨客感慨人生苦短，天地无穷，却鲜有人如苏轼一般，用毕生的思考来找到一个可以说服自己的答案，并去践行这种人生观。黄州是苏轼凤凰涅槃的地方，苏轼被贬黄州时期让他在诸多方面发生了蜕变。而这个困惑了他几十年的哲学问题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得以最终解决——苏轼用《赤壁赋》完美地回答了自己。《赤壁赋》是苏轼人生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原因之一便是，它标志着苏轼的这一哲学思考有了质的改变。而这一改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苏轼日后的处世态度。

（二）独特的美学特质

悲壮美的气质。“自然”在苏轼的诗歌中是伟大的，因为它永恒。人的生命亦是伟大的，因为人有情。苏轼在有限之生命与无限之自然的悖论中，构建起有情之人生与永恒之宇宙相反相成的双重美感。然而，以有限之生命比之无穷之自然，这注定是悲壮的。以往的研究中，我们往往为苏轼贴上乐观、旷达的标签，但实际上，每一个人物都是复杂的、多面的、发展变化的。苏轼早年对于“人生有限、宇宙无穷”的思考，始终带有一层掩盖不住的伤感。而这种伤感，随着苏轼对这一问题越来越深重的困惑而逐渐演变成悲壮，直到随着《赤壁赋》的完成，他才终于获得解脱，得以坦然、旷达地面对这一问题。水气氤氲的浪漫。如前所述，《南行前集》在三苏由眉山进京沿长江舟行时期创作而成，因此，江水是《南行前集》绕不开的话题。苏轼面对浩浩江水所生发出的无尽思考，让整个《南行集》带有了一种湿漉漉的水气，一种高远的意境和纷飞的浪漫。唐宋诗不是时代概念，而是两种美学范式。苏轼是宋诗的典范，而他这一浪漫的格调又让他突破宋诗、超越宋诗，而向唐诗靠拢。

形而上的超越。苏轼赋予了传统的江水意象以哲学的意味。自然之动本身彰显着一种永恒不变，永恒不变便是“静”。而心境之“静”的表象下涌动的又是人不同于自然的“情”。情如暗流在静的表象下流动。苏诗中含有很多哲学的思辨，或许这种思辨都是不自觉的，但却是不能否认的。而苏轼的思考中又有一种道家的超然物外之感，我们可以在苏轼的诗歌中找到仙风道骨的意味，被赋予了哲学意味的江水意象，在苏轼的诗歌中便具有了形而上的高度。施议对先生在《新宋四家词说》中对比苏轼和辛弃疾时说：“苏轼思考的问题是在哲学层面上，辛弃疾思考的问题是在利害得失上”，“苏轼思想超越古今。既能使之大，又能使之高，高到天上”，苏轼是“神仙中的人”。施议对先生是就苏轼的词来论述这一问题，同样的，这一观点也适用于苏轼的诗歌。精神上的居高临下。苏轼的大气，无需像李白、杜甫一样选取一个“制高点”，“站在空中俯瞰山河大地”，哪怕暮色遮住视线，只是静静地站在江边，他都能用永不停歇的思考，给人一个打破时间和空间的大宇宙。苏轼站在地上，都可以给人以飞翔的感觉，苏轼作品正是具有这样一种精神上的居高临下之感，才让人难以望其项背。多方面、多角度加强对音乐教师的后期培训活动，包括音乐专业素质的培训、思想道德的培训、音乐教育中德育内容与德育方式方面的培训等等，由此使其深化对高校音乐教育的德育价值的认识，并掌握科学、有效的德育方法，由此顺利地实现高校音乐教育活动的德育效果。这是我国高等院校音乐教育活动顺利实现思想道德教化功能的又一项重要保障。

（三）激发学生对于音乐课堂的学习兴趣与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高校音乐教师一方面要制定出系统而严格的考核措施，提升学生对于此门课程的重视程度;另一方面要选择一些既蕴含着积极正面的德育观念，又符合学生音乐审美特征与审美心理的教学内容，并通过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来展开具体的音乐教学活动，由此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以积极、主动的态度进行音乐学习活动，从而在潜移默化之中接受音乐教育中的思想道德观念的熏陶与感染，最终逐渐提升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

孔子曾说过：“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荀子也认为音乐可以“广教化，美风俗。”人们在很早便已意识到音乐艺术在道德教化过程中的重要价值，并由此进行相关的音乐创作、音乐传播与音乐教育活动。当前，我国教育部门应在素质教育理念的指导下，针对高校学生现状，制定出系统的音乐教育课程标准，加强对高校音乐教学活动的指导，由此发挥其应有的德育价值。

苏轼学术论文范文篇二 苏轼处世哲学初探 【 摘 要 】在苏轼作为我国古代文学家，为后人留下了一笔重要财富。而作为政治家的苏轼，也做出了一个儒家士大夫当有的历史功绩。而苏轼辗转于放达文人和深邃政客之间的处世哲学，便有了深刻的研究价值。本文试从正道直行的执着、善处忧患的旷达、自救自立的人格、亲躬为民的情怀四个层面来剖析苏轼的处事之道。 【 关键词 】苏轼 处世之道 人格风貌 生命精神 秦观在《答傅彬老简》中说：“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评价苏轼：“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苏轼坎坷人生中表现出来的人格风貌和生命精神，值得我们深入探究和学习。 一、“奋厉有当世志”――正道直行的执着 儒家鼓励人“志于道”，建功立业，有为于天下。苏轼《上梅直讲书》云：“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其后益壮，始能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苏辙《墓志铭》追述苏轼十岁时母亲程氏亲授以书。“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这正如后来苏轼说自己“少抱有为之志”。苏轼于仁宗朝举制科作《制策》二十五篇，“大抵劝仁宗厉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也”;及事神宗皇帝，两次上书数万言，“大抵皆劝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纳污，屈己以裕人也”;哲宗元�初，主张“校量利害，参用所长”。 苏轼对儒家忠君报国的思想接受尤深，使得他虽有“隐”的思想，却终究没有归隐。正如他所言：“未成报国惭书剑，岂不怀归畏友朋。” “羡君欲归去，奈此未报恩。”……可知苏轼一生沉浮，而拳拳报国之意若一。 二、“一蓑烟雨任平生”――善处忧患的旷达 苏轼才华横溢聪敏过人，刚正立朝勇于为义，却拙于谋身，不会自我保护。故“一生忧患，常倍他人”(《南华寺六祖塔功德疏》)，几经贬逐，饱受苦难，终不得大用。苏轼于靖国元年所作《自题金山画像》，算是对自己一生贬谪生涯的 总结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的一生贬居黄州、惠州、儋州三地，穷困潦倒，但他都善于在诗词歌赋中发现生活美，从而获得一种充满善处忧患的智慧审美人生。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里说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智能优异”。 元丰时贬往黄州，《初到黄州》诗云：“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对黄州的“鱼美”、“笋香”盛情称赞，仿佛忘却了“乌台诗案”的灾难。绍圣初贬往惠州，他的《十月二日初到惠州》诗云：“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这似是《初到黄州》诗在十几年后的历史回想。他又抒写“欣然”，描写口腹之乐。绍圣四年贬往儋州，登岛的第一首诗，“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觉而遇清风急雨，戏作此数句”，以其神采飞扬、联想奇妙而成为苏诗五古名篇：“应怪东坡老，颜衰语徒工，久矣此妙声，不闻蓬莱宫。”自赏自得之情溢于言表。 三、“尽卖酒器，以供衣食”――自救自立的人格 苏轼之所以能面对忧患随缘自适，不仅在于他善于排遣苦闷，更重要的是他始终立足于自救自立，保持一种人格的独立。元丰三年(1080)初贬黄州，作《节饮食说》，提倡“节食”。第二年不能再靠“节流”，于是“开源”。《东坡八首》叙云：“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庶几来岁之入以忘其劳焉。”他不辞辛苦躬耕其中，并把这块田地命名为“东坡”，从此自号“东坡居士”。他的《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其二云：“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明年共看决渠雨，饥饱在我宁关天。”苏轼作为政治上的逐客，生存受到严重的威胁，心态却不卑微猥琐。苏轼之卓异正是建立在自己动手种田筑屋丰衣足食，生存需求获得独立的物质基础之上。 苏轼在海南禄�既绝，衣食难保，不得已“尽卖酒器，以供衣食”。暂居破漏官屋不久被官吏逐出，遂买地，起屋五间，名曰“桄榔庵”。然而，独特的伟大人格，既成就了不怨天尤人、立足自救自立的“东坡”精神，苏轼也就拥有了一份坦然与自乐。 四、“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亲躬为民的情怀 苏轼在贬谪时期，反复专研佛老，极慕陶渊明，却始终没有出世。苏轼从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奋厉有当世志”的壮志雄心，践行了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儒士操守，也在生存状态上真正的融入到了黎民百姓之中。 谪黄以后，苏轼和“渔樵杂处”，对黎民疾苦有着更深切的了解同情。当时岳州鄂州一带“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苏轼遂“闻之酸辛，为食不下”，当即给鄂州知州朱寿昌写信并盼他“惟为民自重”。他说：“若岁活得百个小儿，亦闲居一乐事也。吾虽贫，亦当出十千。”由此可知，苏轼口出“悲歌为黎元”并非虚言。在儋州，他把自己被贬海南看作是“天其以我为箕子”，理应尽力帮助儋州人民改变困境。面对民族压迫、生产落后的现状，苏轼写了《和劝农》“以告其有知者”，“咨尔黎汉，均为一民”。看到当地人民“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以巫为医，以牛为药”，写了《书柳子厚牛赋后》。为了让百姓喝上泉水，讲究卫生，减少疾病，苏轼曾带领众人开凿至今完好的井泉，儋州人称之为“东坡井”。儋州在北宋时期仍处于“刀耕火种”状态，文化教育也十分落后，苏轼的《和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一诗真实的反映了学校教育七零八落的情景。王国宪《重修儋州志叙》指出：“北宋苏文公来琼，居儋四年，以诗书礼教转化其风俗，教化其人心，听书声之琅琅，弦歌四起。” 【参考文献】 [1](宋)秦观：《淮海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2] 王国维：《人间词话》，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 [3](宋)苏轼：《苏轼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 看了“苏轼学术论文范文”的人还看： 1. 关于苏轼的学术论文 2. 对苏轼研究的学术论文 3. 中文学术论文范文 4. 对外汉语学术论文范文 5. 浅析苏东坡的人生美学论文

苏轼婉约词的数量在其词的总数中占有绝对多的比例，这些词感情纯正深婉，格调健康高远，也是对传统婉约词的一种继承和发展。 1079年7月，苏轼在湖州任上，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黄州。诗案之前，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来，苏轼历任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政绩卓著。其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而诗案之后，虽然有一段时间官至翰林学士，但其作品中却少有致君尧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却越来越转向大自然、转向人生体悟。至于晚年谪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旷达的心境就更加显露出来，一承黄州时期作品的风格，收敛平生心，我运物自闲，以达豁然恬淡之境。 以乌台诗案为界，苏轼的诗词作品在创作上有继承也有明显的差异。在贯穿始终的“归去”情结背后，我们看到诗人的笔触由少年般的无端喟叹，渐渐转向中年的无奈和老年的旷达——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首先，在题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具体的政治忧患”，而后期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其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 后期，尤其是两次遭贬之后，他则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归到佛教中来，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启发，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 第三，在风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远益清。 就词作而言，纵观苏轼的三百余首词作，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却为数不多，据朱靖华先生的统计类似的作品占苏轼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这些作品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着实反映了那段时期苏轼积极仕进的心态。而后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风貌，也有娱宾遣兴，秀丽妩媚的姿采。诸如咏物言情、记游写景、怀古感旧、酬赠留别，田园风光、谈禅说理，几乎无所不包，绚烂多姿。而这一部分占了苏轼全词的十之八九左右，其间大有庄子化蝶、无我皆忘之味。至此，他把所有的对现实的对政治的不满、歇斯底里的狂吼、针尖麦芒的批判全部驱逐了。其题材渐广，其风格渐趋平淡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