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辛弃疾论文范文资料

辛弃疾（1140年5月28日－1207年10月3日），字幼安，号稼轩居士，山东东路济南府历城县（今山东历城）人。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因归正人的身份，辛弃疾也始终未能得到南宋朝廷的重用以及实现他北伐的夙愿。追赠少师，谥忠敏。

辛弃疾是中国南宋豪放派词人，人称词中之龙，与苏轼合称“苏辛”，与李易安并称“济南二安”，和爱国诗人陆游双峰并峙。辛弃疾词风“激昂豪迈，风流豪放”，代表着南宋豪放词的最高成就。

辛弃疾 宋朝文学家、政治家

1140年5月28日（金天眷三年，南宋绍兴十年五月十一日），辛弃疾生于金朝山东东路济南府的历城县（今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临港街道四风闸村），其时距靖康之变已有十三年。因辛弃疾的父亲辛文郁因早亡，而在祖父辛赞抚养下长大，其祖父辛赞，是金朝亳州谯县（今安徽亳县）的县令，却经常灌输他抗金复宋的教育，“纡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曾带他两次到燕京考察军情。辛弃疾早年受业于毫州刘瞻，刘瞻在金国担任史馆编修，门生诸多，其中，辛弃疾和党怀英是佼佼者，二人并称“辛党”，后来，党怀英在金国担任职务，但是辛弃疾却走上了抗金道路。辛弃疾十四岁、十七岁时两次参加金朝燕京的科举考试，不中。但这两次赶赴科举考试也是辛弃疾受祖父“随计吏抵燕山，谛观形势”之命所进行的两次实地考察。

1161年（绍兴三十一年）夏秋季节，金国君主完颜亮入侵南宋，北方抗金部队烽烟四起，在山东有耿京、开赵等人聚众起义。22岁的辛弃疾在济南南部山区聚集人马2000人，加入耿京的起义军，辛弃疾担任掌书记。辛弃疾极力劝说耿京“决策南向”，和南宋的朝廷正规军配合，一同抗击金兵，耿京于是派遣辛弃疾等11人奉表归宋，宋高宗召见之后委任辛弃疾承郎务、天平节度使掌书记，耿京为天平节度使。1162年（绍兴三十二年闰二月），辛弃疾在北归途中听说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杀害的消息，率领50骑兵直驱山东，奔入5万人中，将正在饮酒作乐的张安国捉拿，并且号召耿京旧部反正。之后，辛弃疾长驱渡淮，押解张安国到建康城斩首。此时，辛弃疾年纪轻轻，名重一时，南宋君主大为惊异，委任其江阴签判，自此，辛弃疾一直居住在南宋，不再北归，南宋乾道六年被召为司农寺主簿。

南归之后的辛弃疾在余生40余年间，没有受到南宋朝廷的重用，或者浮现闲居，或者沉沦下僚，不得尽用其才。“一腔忠愤，无处发泄”，“自诡放浪林泉，从老农学稼”，并且用“词”作为发泄工具，成了一代词宗。

在南宋期间，辛曾任建康通判，知滁州，提点江西刑狱，湖北转运副使，湖南安抚使，淳熙五年（1178年），担任江西安抚使等职，是年二月，奏劾知兴国军黄茂材“过数收纳苗米，致人户陈诉故也”。召为大理少卿。

历任地方官期间，重视发展生产，训练军队，为北伐积极做好准备。他一生被弹劾七次。在被罢职后，闲居在信州上饶（今江西省上饶市）前后近20年，中间虽短期出任福建安抚使等职，但很快就被罢免。1180年，再次任隆兴（南昌）知府兼江西安抚使时，在上饶建园林式的庄园。晚年一度被韩侂胄起用，但仍然得不到信任，最后含恨辞世。据说他临终时还大呼“杀贼！杀贼”。

辛弃疾归南宋的前十年，对恢复旧山河饱含信心和希望，他虽然官职卑微，但是不断上书献策，其中，《十论》和《九议》是其政论文代表作，体现了其经济救世的才华。但是，辛弃疾的策略没有被朝廷采纳，10年里，他只是担任江阴通判、建康府通判、司农主簿。1165年（乾道元年），辛弃疾写了《美芹十论》给宋孝宗，但是没有回应。1168年（乾道四年），主战派虞允文当宰相，辛弃疾又写了《九议》，仍没有受到朝廷的重视。

晚年时辛弃疾曾感叹说

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

其中“万字平戎策”当指此。

乾道八年，辛弃疾担任滁州（今安徽省滁县）知府，开始了南归的第二个十年仕途生涯。当时的滁州因常年兵乱而凋敝，辛弃疾到任后“宽征薄赋，招流散，教民兵”辛弃疾简介，改善了当地的社会、经济状况。

淳熙二年四月，以赖文政为首的茶商武装集团在常德府、岳州一带称乱，并先后于湖南、江西大败官军。辛弃疾为宰相叶衡所荐，前往江西任提刑以讨捕茶寇。辛弃疾“亲提死士与之角”，使茶寇“困屈请降”辛弃疾虽然于当年平定这场叛乱，但他对于镇压内乱心里充满矛盾，他既不认同南宋朝廷“偃武修文”的大政策，也不认同“攘外必先安内”的治国方略。他在淳熙六年写成的奏章《论盗贼札子》中提到“痴者国之根本，而贪浊之吏迫使为盗”指出农民在南宋官吏豪绅逼迫下成为盗贼，以至“今年剿除，明年扫荡”，希望朝廷下令各路州县“洗心革面，皆以惠养元元为意”。此间可以看出他对农民寄予了深切同情。

淳熙七年，辛弃疾任湖南安抚使。他以湖南“风俗顽悍”、“武备空虚”为由，上疏朝廷请求在湖南建立一支地方军队，命名为“湖南飞虎军”。经朝廷准许后，他于当年夏开始筹建军队，共招募二千步军、五百马军，并在马殷营垒的遗址上建造军营。《宋史》载飞虎军建成后“雄镇一方，为江上诸军之冠”。此后的八十余年时间里，虽然飞虎军的性质、驻地有所变化辛弃疾简介，但它始终是朝廷镇压当地叛乱、抗击金兵的重要力量。辛弃疾希望南宋朝廷能够国富民强，再恢复旧山河，但他也渐渐意识到自己在官场中“不为众人所容”。

淳熙八年，辛弃疾任江西安抚使。是年江西一带发生严重的饥荒，朝廷命其处理赈灾事务。他到任后在要道旁张贴“闭籴者配，强籴者斩”，以控制粮食买卖；又拿出官府的钱，派能人从外地运粮。这些举措使得粮价稳定下来，民众得以购买粮食。他也因此受到了宋孝宗的嘉奖。同年冬，御史王蔺弹劾他贪污而残暴，辛弃疾被革职处分，退隐田园。

淳熙九年之后，辛弃疾开始隐居，取意“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自号“稼轩”，，除了1192年（绍熙三年）到1194年（绍熙五年），短暂出任福建提点刑狱和安抚使，这前后18年里，他一直隐居在江西上饶城外的带湖和铅山的瓢泉。因其所居的代湖失火，辛弃疾便迁往了他曾买下并整饬后的瓢泉。1195或1196或1198年，在瓢泉的停云堂内，快要接近六十岁的辛弃疾写下了思亲怀人、抒壮志难酬而人却老去的《贺新郎·甚矣吾衰矣》。

1188年（淳熙十五年），辛弃疾和爱国词人陈亮在瓢泉附近的鹅湖寺相会，两人在鹅湖寺居住10天，“长歌相答，极论世事”，共商恢复大计，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继朱熹和陆九渊之后的第二次“鹅湖寺之会”，两人唱和，辛弃疾写了《贺新郎》词数阙，表达了

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

辛弃疾曾与理学大师朱熹同游武夷山。1200年（庆元六年），朱熹去世。当时由于庆元党禁，其旧友、门生无一送葬。辛弃疾亲自前往，并写祭文哀悼。文中赞叹朱熹：

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1203年（嘉泰三年），64岁的辛弃疾起任绍兴府知府和浙东安抚使，辛弃疾欣然上任，“不以久闲为念，不以家事为怀，单车就道，风采凛然”，这个时期，蒙古族壮大，金国被挤压，势力范围往南扩张，河北、河南、山东人民奋起反抗。南宋朝廷宰相韩侂胄利用辛弃疾的名望，派遣他担任镇江知府，辛弃疾打造了1万套军服，招募1万名士兵，训练一支精锐军队准备抗金，但是被南宋官员弹劾而去职。1205年（开禧元年）秋季，辛弃疾从镇江调回绍兴府任知府，他上章辞免，回到铅山。1206年，南宋王朝北伐失败，南宋朝廷委任其兵部侍郎，他仍上章辞免。十二月，南宋向金国求和。1207年，金国要求南宋把韩侂胄的人头送到金国才答应议和，韩侂胄大怒再次用兵，召集辛弃疾出山，但是诏命到达铅山的日子，辛弃疾已经病重，九月十日，一代词宗和爱国者辛弃疾“抱恨入地，赍志以殁”，终年68岁。

1208年，摄给事中倪思弹劾辛弃疾“迎合开边”，奏请朝廷“追削爵秩，夺从官恤典”。1233年，朝廷追赠辛弃疾光禄大夫。咸淳年间，谢枋得路过辛墓，写下《祭辛稼轩先生墓记》，决心“披肝沥胆”以雪其冤。。德祐初，谢枋得向朝廷上疏，要为辛弃疾洗冤，朝廷后加赠辛弃疾少师，谥号“忠敏”。

辛弃疾的词风辛弃疾有许多与陆游相似之处：他始终把洗雪国耻、收复失地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并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写出了时代的期望和失望、民族的热情与愤慨。在文学创作方面，他不像陆游喜欢写作诗歌尤其是格式严整的七律，而是把全部精力投入词这一更宜于表达激荡多变的情绪的体裁。他的词集《稼轩长短句》，保存了词作六百多首。虽然，自中原失陷以来，表现对于民族耻辱的悲愤，抒发报国热情，已经成为文学的中心主题，辛弃疾的词在其中仍然有一种卓尔不群的光彩。这不仅因为辛弃疾生长于被异族蹂躏的北方，恢复故土的愿望比一般士大夫更为强烈，而且因为他在主动承担民族使命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寻求个人生命的辉煌，在他的词中表现出不可抑制的英雄主义精神。在抒发报国之志时，辛弃疾的词常常显示出军人的勇毅和豪迈自信的情调，像“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调歌头》），“马革裹尸当自誓，蛾眉伐性休重说”（《满江红》），“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等等，无不豪情飞扬，气冲斗牛。对那些与自己一样勇于报国的志士，他由衷地加以赞美，与之同声相应，彼此勉励，如《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的慷慨热情，全然不同于一般俗滥的祝寿词：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况有文章山斗，对桐阴满庭清昼。当年堕地，而今试看，风云奔走。绿野风烟，平泉草木，东山歌酒。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而对于庸俗圆滑、面对民族危亡无所作为的官僚，辛弃疾有一种出于本能的厌恶，在《千年调》中他勾勒了这类人物的丑态：“卮酒向人时，和气先倾倒。最要然然可可，万事称好。”然而正是这样的人充斥官场，把持权位，引导着一条苟且偷安的道路。他愤慨地写道：“千古李将军，夺得胡儿马。李蔡为人在下中，却是封侯者。”（《卜算子》）当辛弃疾带领不多的人马冲过战场烽火来到南方时，怀着满腔热血，渴望一展宏图，却不料从此陷落在碌碌无为的境地，这使他感到难以忍受的苦闷和悲愤。在他南归的第十二年重游当年南归的首站建康时，他写下了著名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这是对山河破碎的悲哀，对壮志成空的悲哀；岁月无情地流去，因这种悲哀更显得怵目惊心。然而即使词人在写他的孤独和悲哀，写他的痛苦和眼泪，我们仍然看到他以英雄自许、绝不甘沉没的心灵。而直到他晚年出任镇江知府时，所作《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仍是一面浩叹“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一面追忆自己青年时代的战斗生涯，表示出不甘衰老、犹有可为的壮烈情怀：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这种永远不能在平庸中度过人生的英雄本色，伴随了辛弃疾的一生，也始终闪耀在他的词中。它奏响了宋词的最强音。另一方面，无可奈何的处境和同样无可奈何的心境，使辛弃疾和陆游一样，不得不在乡居生活中寻求排遣苦闷的途径。他是受老庄思想影响很深的，曾自述“案上数编书，非庄即老”（《感皇恩》）。老庄哲学让他暂时忘怀世间的烦恼，贴近自然与日常生活，感受并在词中表现“一壑一丘”中所蕴涵的哲理与美感。而由于个性和审美趣味的不同，他的这一类词作不像陆游诗那样偏向于古朴淡雅，而是清新秀丽、活泼灵动。如《清平乐》写农家生活的情调：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西江月·遣兴》写自己放旷的生活：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功夫。近来始觉古人书，信着全无是处。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但这类词作，并不意味着辛弃疾悲愤的心境随着年岁的增长与生活的闲适而谈化。这只是一时的忘情，也是悲愤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只要读一下著名的《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就可以知道了：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正是因为他经历了许多世事沧桑，积蓄了太多太深的苦闷，深知人生的无奈，才“欲说还休”。他只能在恬静的田园乡村中为自己的感情寻找寄寓，抚慰饱受创伤的心灵，这是一个英雄人物在一个平庸苟且的社会中的不得已的选择。理解这一点，才能明白辛弃疾写这一类词时真正的心态。辛词和苏词都是以境界阔大、感情豪爽开朗著称的，但不同的是：苏轼常以旷达的胸襟与超越的时空观来体验人生，常表现出哲理式的感悟，并以这种参透人生的感悟使情感从冲动归于深沉的平静，而辛弃疾总是以炽热的感情与崇高的理想来拥抱人生，更多地表现出英雄的豪情与英雄的悲愤。因此，主观情感的浓烈、主观理念的执着，构成了辛词的一大特色。

辛弃疾是南宋时期著名的爱国将领，同时更令他名垂青史的，则是他所写的豪放词。靖康之难后，中原大部分被金人所占领。辛弃疾的祖父为族人所累，未能随宋室南下，出仕于金。辛弃疾因为父亲早亡，幼年就随祖父辛赞读书。但辛赞”身在曹营心在汉”，无时不刻不忘祖国，每逢闲暇之余，就带着辛弃疾“登高望远，指画山河”，这便使辛弃疾以后产生了浓烈的爱国思想。后来，南宋被金国入侵，这期间北方爆发了大规模的抗金起义。辛弃疾也在济南地区聚集了几千人的队伍准备抗金。南宋朝廷对辛弃疾的义军赞赏有加，授予辛弃疾承务郎。但是不幸的时，当辛弃疾南下时，义军中的叛徒勾结金国，义军被迫解散。辛弃疾得知后火冒三丈，带领几十名骑兵，长驱数百里，直闯叛徒老窝，将其生擒。当时的辛弃疾年仅二十三岁，从此名声大震。“壮声英慨，儒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辛弃疾赢得了当时人们的广泛赞誉，南宋朝廷也对他进行了提拔。扩展资料：辛弃疾一生以恢复为志，以功业自许，却命运多舛、壮志难酬。但他始终没有动摇恢复中原的信念，而是把满腔激情和对国家兴亡、民族命运的关切、忧虑，全部寄寓于词作之中。其词艺术风格多样，以豪放为主，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其词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典故入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当时执政者的屈辱求和颇多谴责；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现存词六百多首，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等传世。

辛弃疾出生时北方久已沦陷于金人之手。使得辛弃疾也不断亲眼目睹汉人在金人统治下所受的屈辱与痛苦，这一切使他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了恢复中原、报国雪耻的志向。 辛弃疾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出生前13年，山东一带即已为金兵侵占，二十一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 绍兴三十一年(1161)率两千民众参加北方抗金义军，次年奉表归南宋。一生坚决主张抗击金兵，收复失地。曾进奏《美芹十论》，分析敌我形势，提出强兵复国的具体规划;又上宰相《九议》，进一步阐发《美芹十论》的思想，都未得到采纳和施行。在各地上任他认真革除积弊，积极整军备战，又累遭投降派掣肘，甚至受到革职处分，曾在江西上饶一带长期闲居。光复故国的伟大志向得不到施展，一腔忠愤发而为词，其独特的词作风格被称为“稼轩体”。造就了南宋词坛一代大家。其词热情洋溢，慷慨悲壮。笔力雄厚，艺术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有《稼轩长短句》。今人辑有《辛稼轩诗文钞存》。 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在其后方的汉族人民由于不堪金人严苛的压榨，奋起反抗。二十一岁的辛弃疾也聚集了二千人，参加由耿京领导的一支声势浩大的起义军，并担任掌书记。当金人内部矛盾爆发，完颜亮在前线为部下所杀，金军向北撤退时，辛弃疾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奉命南下与南宋朝廷联络。在他完成使命归来的途中，听到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所杀、义军溃散的消息，便率领五十多人袭击敌营，把叛徒擒拿带回建康，交给南宋朝廷处决。辛弃疾惊人的勇敢和果断，使他名重一时，“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洪迈《稼轩记》)。宋高宗便任命他为江阴签判，从此开始了他在南宋的仕宦生涯，这时他才二十五岁。可以不，

1140年5月28日，辛弃疾生于山东东路济南府历城县。辛弃疾十四岁、十七岁时两次参加金朝燕京的科举考试，不中。1161年夏秋季节，金国君主完颜亮入侵南宋，北方抗金部队烽烟四起，22岁的辛弃疾在济南南部山区聚集人马2000人，加入耿京的起义军，辛弃疾担任掌书记。1162年，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杀害，辛弃疾将张安国捉拿，并且号召耿京旧部反正。之后，辛弃疾长驱渡淮，押解张安国到建康城斩首。南宋君主大为惊异 ，委任其江阴签判，自此，辛弃疾一直居住在南宋，不再北归。南归之后的辛弃疾在余生40余年间，没有受到南宋朝廷的重用，或者浮现闲居，或者沉沦下僚，不得尽用其才。“一腔忠愤，无处发泄”，“自诡放浪林泉，从老农学稼”，并且用“词”作为发泄工具，成了一代词宗。

辛弃疾（1140－1207），南宋词人。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人。出生时，山东已为金兵所占。二十一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任职期间，采取积极措施，招集流亡，训练军队，奖励耕战，打击贪污豪强，注意安定民生。一生坚决主张抗金。在《美芹十论》、《九议》等奏疏中，具体分析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对夸大金兵力量、鼓吹妥协投降的谬论，作了有力的驳斥；要求加强作战准备，鼓励士气，以恢复中原。他所提出的抗金建议，均未被采纳，并遭到主和派的打击，曾长期落职闲居江西上饶、铅山一带。晚年韩□（tuo1）胄当政，一度起用，不久病卒。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南宋上层统治集团的屈辱投降进行揭露和批判；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艺术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热情洋溢，慷慨悲壮，笔力雄厚，与苏轼并称为“苏辛”。《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等均有名。但部分作品也流露出抱负不能实现而产生的消极情绪。有《稼轩长短句》。今人辑有《辛稼轩诗文钞存》。辛弃疾有许多与陆游相似之处：他始终把洗雪国耻、收复失地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并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写出了时代的期望和失望、民族的热情与愤慨。但辛弃疾也有许多与陆游不同的地方：他作为一个具有实干才能的政治家，曾经获得相当高的地位，他对抗金事业的追求，不像陆游那样主要出于一腔热情；作为一个英雄豪杰式的人物，他的个性要比陆游来得强烈，他的思想也不像陆游那样“纯正”；他的理想，不仅反映了民族的共同心愿，而且反映了一个英雄之士渴望在历史大舞台上自我完成的志向；因此，在文学创作方面，他不像陆游喜欢写作诗歌尤其是格式严整的七律，而是把全部精力投入词这一更宜于表达激荡多变的情绪的体裁。他的词集《稼轩长短句》，保存了词作六百多首。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人。他比陆游小十五岁，出生时北方久已沦陷于女真人之手。他的祖父辛赞虽在金国任职，却一直希望有机会“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并常常带着辛弃疾“登高望远，指画山河”（《美芹十论》），同时，辛弃疾也不断亲眼目睹汉人在女真人统治下所受的屈辱与痛苦，这一切使他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了恢复中原、报国雪耻的志向。而另一方面，正由于辛弃疾是在金人统治下的北方长大的，他也较少受到使人一味循规蹈矩的传统文化教育，在他身上，有一种燕赵奇士的侠义之气。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在其后方的汉族人民由于不堪金人严苛的压榨，奋起反抗。二十二岁的辛弃疾也聚集了二千人，参加由耿京领导的一支声势浩大的起义军，并担任掌书记。当金人内部矛盾爆发，完颜亮在前线为部下所杀，金军向北撤退时，辛弃疾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奉命南下与南宋朝廷联络。在他完成使命归来的途中，听到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所杀、义军溃散的消息，便率领五十多人袭击敌营，把叛徒擒拿带回建康，交给南宋朝廷处决。辛弃疾惊人的勇敢和果断，使他名重一时，“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洪迈《稼轩记》）。宋高宗便任命他为江阴签判，从此开始了他在南宋的仕宦生涯，这时他才二十三岁。辛弃疾初来南方，对朝廷的怯懦和畏缩并不了解，加上宋高宗赵构曾赞许过他的英勇行为，不久后即位的宋孝宗也一度表现出想要恢复失地、报仇雪耻的锐气，所以在他南宋任职的前一时期中，曾热情洋溢地写了不少有关抗金北伐的建议，像著名的《美芹十论》、《九议》等。尽管这些建议书在当时深受人们称赞，广为传诵，但已经不愿意再打仗的朝廷却反映冷淡，只是对辛弃疾在建议书中所表现出的实际才干很感兴趣，于是先后把他派到江西、湖北、湖南等地担任转运使、安抚使一类重要的地方官职，去治理荒政、整顿治安。这显然与辛弃疾的理想大相径庭，虽然他干得很出色，但由于深感岁月流驰、人生短暂而壮志难酬，内心却越来越感到压抑和痛苦。然而现实对辛弃疾是严酷的。他虽有出色的才干，他的豪迈倔强的性格和执着北伐的热情，却使他难以在畏缩而圆滑、又嫉贤妒能的官场上立足。他也意识到自己“刚拙自信，年来晃�谌怂�荨保ā堵鄣猎粼�印罚���栽缫炎龊昧斯橐�淖急福�⒃诮�魃先牡拇��闲藿�嗽伴浚�员憷胫昂蠖ň印9�唬�疚醢四辏?181）冬，辛弃疾四十二岁时，因受到弹劾而被免职，归居上饶。此后二十年间，他除了有两年一度出任福建提点刑狱和安抚使外，大部分时间都在乡闲居。辛弃疾一向很羡慕啸傲山林的隐逸高人，闲居乡野同他的人生观并非没有契合之处；而且，由于过去的地位，他的生活也尽可以过得颇为奢华。但是，作为一个热血男儿、一个风云人物，在正是大有作为的壮年被迫离开政治舞台，这又使他难以忍受。所以，他常常一面尽情赏玩着山水田园风光和其中的恬静之趣，一面心灵深处又不停地涌起波澜，时而为一生的理想所激动，时而因现实的无情而愤怒和灰心，时而又强自宽慰，作旷达之想，在这种感情起伏中度过了后半生。“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破阵子》），“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在这些词句中，埋藏了他深深的感慨。宁宗嘉泰三年（1203），主张北伐的韩侂胄起用主战派人士，已六十四岁的辛弃疾被任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年迈的词人精神为之一振。第二年，他晋见宋宁宗，激昂慷慨地说了一番金国“必乱必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并亲自到前线镇江任职。但他又一次受到了沉重打击，在一些谏官的攻击下被迫离职，于开禧元年（1205）重回故宅闲居。虽然后两年都曾被召任职，无奈年老多病，身体衰弱，终于在开禧三年秋天溘然长逝。虽然，自中原失陷以来，表现对于民族耻辱的悲愤，抒发报国热情，已经成为文学的中心主题，辛弃疾的词在其中仍然有一种卓尔不群的光彩。这不仅因为辛弃疾生长于被异族蹂躏的北方，恢复故土的愿望比一般士大夫更为强烈，而且因为他在主动承担民族使命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寻求个人生命的辉煌，在他的词中表现出不可抑制的英雄主义精神。在抒发报国之志时，辛弃疾的词常常显示出军人的勇毅和豪迈自信的情调，像“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调歌头》），“马革裹尸当自誓，蛾眉伐性休重说”（《满江红》），“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等等，无不豪情飞扬，气冲斗牛。对那些与自己一样勇于报国的志士，他由衷地加以赞美，与之同声相应，彼此勉励，如《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的慷慨热情，全然不同于一般俗滥的祝寿词：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况有文章山斗，对桐阴满庭清昼。当年堕地，而今试看，风云奔走。绿野风烟，平泉草木，东山歌酒。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而对于庸俗圆滑、面对民族危亡无所作为的官僚，辛弃疾有一种出于本能的厌恶，在《千年调》中他勾勒了这类人物的丑态：“卮酒向人时，和气先倾倒。最要然然可可，万事称好。”然而正是这样的人充斥官场，把持权位，引导着一条苟且偷安的道路。他愤慨地写道：“千古李将军，夺得胡儿马。李蔡为人在下中，却是封侯者。”（《卜算子》）当辛弃疾带领不多的人马冲过战场烽火来到南方时，怀着满腔热血，渴望一展宏图，却不料从此陷落在碌碌无为的境地，这使他感到难以忍受的苦闷和悲愤。在他南归的第十二年重游当年南归的首站建康时，他写下了著名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这是对山河破碎的悲哀，对壮志成空的悲哀；岁月无情地流去，因这种悲哀更显得怵目惊心。然而即使词人在写他的孤独和悲哀，写他的痛苦和眼泪，我们仍然看到他以英雄自许、绝不甘沉没的心灵。而直到他晚年出任镇江知府时，所作《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仍是一面浩叹“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一面追忆自己青年时代的战斗生涯，表示出不甘衰老、犹有可为的壮烈情怀：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这种永远不能在平庸中度过人生的英雄本色，伴随了辛弃疾的一生，也始终闪耀在他的词中。它奏响了宋词的最强音。另一方面，无可奈何的处境和同样无可奈何的心境，使辛弃疾和陆游一样，不得不在乡居生活中寻求排遣苦闷的途径。他是受老庄思想影响很深的，曾自述“案上数编书，非庄即老”（《感皇恩》）。老庄哲学让他暂时忘怀世间的烦恼，贴近自然与日常生活，感受并在词中表现“一壑一丘”中所蕴涵的哲理与美感。而由于个性和审美趣味的不同，他的这一类词作不像陆游诗那样偏向于古朴淡雅，而是清新秀丽、活泼灵动。如《清平乐》写农家生活的情调：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西江月·遣兴》写自己放旷的生活：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功夫。近来始觉古人书，信着全无是处。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但这类词作，并不意味着辛弃疾悲愤的心境随着年岁的增长与生活的闲适而谈化。这只是一时的忘情，也是悲愤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只要读一下著名的《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就可以知道了：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正是因为他经历了许多世事沧桑，积蓄了太多太深的苦闷，深知人生的无奈，才“欲说还休”。他只能在恬静的田园乡村中为自己的感情寻找寄寓，抚慰饱受创伤的心灵，这是一个英雄人物在一个平庸苟且的社会中的不得已的选择。理解这一点，才能明白辛弃疾写这一类词时真正的心态。辛词的艺术创造宋词在苏轼手中开创出一种豪放阔大、高旷开朗的风格，却一直没有得到强有力的继承发展。直至南渡之初张元干、张孝祥、叶梦得、朱敦儒等人以抗金雪耻为主题的词，才较多继承了苏轼的词风，起到一种承前启后的作用。但他们的这一类词作，主要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为内心激情所支配的结果，而没有成为有意识的艺术追求，也没有更大幅度地向其他题材拓展，所以成就不是很高。到辛弃疾出现在词坛上，他不仅沿续了苏词的方向，写出许多具有雄放阔大的气势的作品，而且以其蔑视一切陈规的豪杰气概，和丰富的学养、过人的才华，在词的领域中进行极富于个人特色的创造，在推进苏词风格的同时也突破了苏词的范围，开拓了词的更为广阔的天地。辛词和苏词都是以境界阔大、感情豪爽开朗著称的，但不同的是：苏轼常以旷达的胸襟与超越的时空观来体验人生，常表现出哲理式的感悟，并以这种参透人生的感悟使情感从冲动归于深沉的平静，而辛弃疾总是以炽热的感情与崇高的理想来拥抱人生，更多地表现出英雄的豪情与英雄的悲愤。因此，主观情感的浓烈、主观理念的执着，构成了辛词的一大特色。在他的词中，如“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贺新郎》），“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南共北，正分裂”（《贺新郎》），乃至“恨之极，恨极销磨不得。苌弘事、人道后来，其血三年化为碧”（《兰陵王》），都是激愤不能自已的悲怨心声，如“天风海雨”，以极强烈的力度震撼着读者的心灵。辛弃疾也信奉老庄，在词中作旷达语，但他并不能把冲动的感情由此化为平静，而是从低沉甚至绝望的方向上宣泄内心的悲愤，如“元龙老矣，不妨高卧，冰壶凉簟。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水龙吟》），“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贺新郎》），“身世酒杯中，万事皆空。古来三五个英雄，雨打风吹何处是，汉殿秦宫”（《浪淘沙》），这些表面看来似旷达又似颓废的句子，却更使人感受到他心中极高期望破灭成为绝望时无法销磨的痛苦。而他的英雄的豪壮与绝望交织纽结，大起大落，反差强烈，更形成瀑布般的冲击力量。如《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从开头起，一路写想象中练兵、杀敌的场景与气氛，痛快淋漓，雄壮无比。但在“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之后，突然接上末句“可怜白发生”，点出那一切都是徒然的梦想，事实是白发无情，壮志成空，犹如一瓢冰水泼在猛火上，令人不由得惊栗震动。在意象的使用上，辛弃疾也自有特点。他一般很少采用传统词作中常见的兰柳花草及红粉佳人为点缀；与所要表达的悲凉雄壮的情感基调相吻合，在他的笔下所描绘的自然景物，多有一种奔腾耸峙、不可一世的气派。如“峡束苍江对起，过危楼、欲飞还敛”（《水龙吟》），“谁信天峰飞堕地，傍湖千丈开青壁”（《满江红》）；他所采摭的历史人物，也多属于奇伟英豪、宕放不羁，或慷慨悲凉的类型，如“射虎山横一骑，裂石响惊弦”的李广（《八声甘州》），“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刘裕（《永遇乐》），“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的孙权（《南乡子》）等等。这种自然和历史素材的选用，都与词中的感情力量成为恰好的配合，令人为之感奋。所以，同属于豪放雄阔的风格，苏轼词较偏于潇洒疏朗、旷达超迈，而辛词则给人以慷慨悲歌、激情飞扬之感。不过，以上只是指辛弃疾词中主流部分的艺术风格而言。辛弃疾在词史上的一个重大贡献，就在于内容的扩大，题材的拓宽。他现存的六百多首词作，写政治，写哲理，写朋友之情、恋人之情，写田园风光、民俗人情，写日常生活、读书感受，可以说，凡当时能写入其他任何文学样式的东西，他都写入词中，范围比苏词还要广泛得多。而随着内容、题材的变化和感情基调的变化，辛词的艺术风格也有各种变化。虽说他的词主要以雄伟奔放、富有力度为长，但写起传统的婉媚风格的词，却也十分得心应手。如著名的《摸鱼儿·淳熙己亥……》，上阕写惜春，下阕写宫怨，借一个女子的口吻，把一种落寞怅惘的心情一层层地写得十分曲折委婉、回肠荡气，用笔极为细腻。他的许多描述乡村风光和农人生活的作品，又是那样朴素清丽、生机盎然。如《鹧鸪天》的下阕：“山远近，路横斜，青旗沽酒有人家。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以及《西江月》的下阕：“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于简朴中见爽利老到，是一般人很难达到的境界。所以刘克庄《辛稼轩集序》说：“公所作，大声鞺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其秾纤绵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这是比较全面也比较公允的评价。辛弃疾和苏轼在词的语言技巧上都是有力的开拓者。前人说苏轼是以诗为词，辛弃疾是以文为词，这当然有些简单化，但确实也指出：到了辛弃疾手中，词的语言更加自由解放，变化无端，不复有规矩存在。在辛词中，有非常通俗稚拙的民间语言，如“些底事，误人那。不成真个不思家”（《鹧鸪天》），“近来愁似天来大，谁解相怜？谁解相怜，又把愁来做个天”（《丑奴儿》），也有夹杂许多虚词语助的文言句式，如“不知云者为雨，雨者云乎”（《汉宫春》），“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贺新郎》）；有语气活跃的对话、自问自答乃至呼喝，如“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南乡子》），“杯，汝来前！”（《沁园春》）也有相当严整的对句，如“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破阵子》）……。概括起来说，辛词在语言技巧方面的一大特色，是形式松散，语义流动连贯，句子往往写得比较长。文人词较多使用的以密集的意象拼合成句、跳跃地连接句子构成整体意境的方式，在辛词中完全被打破了。但并不是说，辛弃疾的所谓“以文为词”不再有音乐性的节奏。在大量使用散文句式、注意保持生动的语气的同时，他仍然能够用各种手段造成变化的节奏。如《水龙吟》中“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意义联贯而下，在词中是很长的句子，但却是顿挫鲜明，铿锵有力，决不是把一段文章套在词的形式中而已。辛词在语言技巧方面的又一大特色，是广泛地引用经、史、子各种典籍和前人诗词中的语汇、成句和历史典故，融化或镶嵌在自己的词里。这本来很容易造成生硬艰涩的毛病，但是以辛弃疾的才力，却大多能够运用得恰到好处、浑成自然，或是别有妙趣，正如清人刘熙载《艺概》所说：“任古书中理语、廋语，一经运用，便得风流”。以《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一篇为例，百余字的篇幅，叙及孙权、刘裕、刘义隆、拓跋焘、廉颇五个历史人物的事迹，而与作者所要表达的主观情感、意念丝丝入扣；不仅内涵极为丰厚，而且语气飞动，神情毕露，实在是不容易的事情。当然，辛弃疾的词时常也有过分散文化、议论太多，以及所谓“掉书袋”即用典用古语太多的毛病，但不管怎么说，他确实把词大大地改造了；他的词不仅是“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而且是任何“意”和“事”都能表达得很自由很充分。这样，词的创作才完全摆脱了羁绊，进入了自由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