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关计划及经营部毕业论文

行政管理最广义的定义是指一切社会组织、团体对有关事务的治理、管理和执行的社会活动。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大行政管理毕业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析行政机关效率的提高

一。行政效率的概念及作用

1、行政效率的概念

在行政管理中投入的工作量与所获得的行政效果之间的比率，是人们在单位时间内和空间内开展行政活动获得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社会效果。简言之，行政效率是效果与消耗之比。效果是指有形的社会效果和无形的社会效果;消耗是指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等方面的综合消耗。

从包含的内容上理解行政效率是行政工作的效果与消耗之比，即国家行政机关和行政人员从事行政管理活动所投入的各种资源与所产出或效益之间的比例。这个涵义主要包含三部分：

1.行政资源。行政资源指的是行政活动中的人力、物力、财力、时间等各种资源的总合。行政资源的基本特点是稀缺性，即对于行政工作的需要来说，行政资源总是缺乏的。

2.行政产出与行政效益。行政产出指的是行政活动所得到的结果，它可能是有形的，如行政修建的高速公路、拦河大坝;也可能是无形的，如某一项规则、制度或某一种精神。行政效益指的是行政产出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如行政制定的某项政策所引起的公民、社会、法人、组织等方面的思想、观念和行为的变化就是行政效益。

3.行政效率是一种比值关系。行政效率是将行政效益或行政产出与行政资源相比而得到的，但是由于行政效率本身所包含的内容和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行政效率不可能简单的用一个数值来衡量，所以它体现的是一种比值关系，在实践中本身并不一定是数值结果。要得出某个行政行为效率的高低，在给定条件下，可以用数值来衡量。

2、行政效率的意义

进入二十一世纪，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整个社会正处于转轨和变革阶段。在这种特定的社会时期，新旧体制、新旧观念、新旧意识、新旧工作方式和程序之间的矛盾大量涌现，这就特别需要一个与之相适应的行政通过高效的行政管理工作来把握全局、协调关系、及时解决问题，制订和引导事物的发展方向，积极有效地推进各项改革的顺利进行，使经济和社会和谐发展。本文从中国时代需要的现实出发，探讨行政效率的确切涵义、要素等，深化了提高行政效率和行政管理改革的认识。

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经济竞争归结到最后就是科技竞争和管理水平的竞争。行政效率和管理水平的高低关系到国民经济GDP目标的实现，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本文以行政效率的基本理论，旨在为新时期提高行政效率的路径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

二、行政效率低下的原因

1、权责不清，分工不明

行政责任划分不明或划分过细造成部门职能相互交叉或责任“真空”,结果是谁都想拥有权力，但谁都不愿承担责任，部门之间相互推诿，官僚主义严重。

行政责任利益化、个人化。行政工作人员将行政的责任和功能从属于自己，作为自己获取利益的手段和途径。行政部门成为个人谋取利益的工具，官僚主义、部门保护主义、集体犯罪、腐败现象由此滋生。

行政责任的特殊性，决定了行政责任缺失将会给社会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行政责任不明确、模糊不清，增加了行政权力运行中被滥用的可能性，违背了行政合理性的基本原则，同时也会造成办事程序繁琐、行政效率低下。行政责任的缺失还将导致行政道德水准以及欢府诚信水平的下降。责任行政要求行政公务人员作出任何与其责任相背离的行为，都应当承担其后果，即使得不到法律的惩罚，也应受到道德的遣责。行政责任的缺失，使得责任不能落到实处，行政决策就会受损或夭折，达不到预期的目标。公众对行政的认同将大大降低，行政的诚信度也将受到巨大的挑战。“如果责任机制含糊不清，那些潜在的问题必将形成对整个管理主义模式的挑战，缺乏责任机制可能意味着行政人员的为所欲为，并且潜在的腐败行为将到处发生”.

2、机构的设置不完善

行政职能是行政机构设置的依据和行为规定，而机构是职能的载体，行政机构设置是履行行政职能的体制保障。从目前行政机构设置情况看，尚存在较多问题。

(1)存在“一刀切”现象。改革开放以后进行的几次机构改革，基本上是依靠自上而下的力量推动的。上级政府为了达到机构改革诸多刚性指标的要求，往往采取“一刀切”的做法，对下一级机构改革做出硬性规定，集中在机构分合、人员增减上做文章，确定改革方案。地方政府也往往脱离实际需要，简单地照抄照搬中央政府职能转变的一套现成说法，不仅忽视了中央政府职能和地方政府特别是县(市)政府职能在内容和实现方式上的差别，也没有从理论上搞清合理的政府规模，只是简单地认定机构和人员太多，必须按百分比精简。结果自然可想而知，只能是手段上升为目的，形式替代了实质，改革始终无法跳出传统的怪圈。

(2)存在着“形式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机构精简方面，或是按主观确定的机构数量，强行精简机构，导致“多牌机构”的问题;或是把政府机关的牌子换成了公司的牌子，却在实际上继续承担行政职能，造成所谓“翻牌公司”的问题。在人员的定岗分流过程中，方法过于简单，有的地方按照主观确定的百分比强行精简，造成人员不在编制办的登记簿上，而实际上仍然吃财政饭的所谓“多面人员”现象;有的地方搞亲亲疏疏，搞论资排辈，或者简单地以考试成绩定人员去留，背离了行政人员选任工作要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还有一些机关玩“行政编制”变“事业编制”的数字游戏，把事业单位作为人员分流的主渠道，使事业单位成为人员安置的“蓄水池”和“避风港”,使机关人员分流流于形式。

3、激励、用人机制不健全

(1)行政激励机制不完善，专业人才流失严重。行政人员制度中提供的激励因素不强，按部就班的晋升和按章办事的奖励很难留住优秀人才。从2011年，在人事部抽查的21个中央部委中，流失本科学历以上的行政人员1039人;其中流失比重大的是专业人才。特别是涉及外语、国际经济、国际法、国际金融、国际贸易、涉外审计等专业人才。

(2)行政录用制度不完善，许多专业性人才不能进人政府部门。我国行政人员队伍基本上是逢进必考，这对选拔初级行政人员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又将大最具备一定阅历和经验的专业技术人员档在队伍之外，使我国政府人才资源结构性矛盾突出。

4、行政法律和体制不健全

从现有的问责事件看，各地出台的有关行政问责法规的问责范围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在许多地方和领域，都只有在事故或事件引起了中央高层的关注后，才能促成相关责任人被动辞职。而有些地方可能规定得很细致，例如，工作时间上网聊天，擅自离开岗位等等，可以给与处罚;以此作为治理“庸官”和“懒官”的根据。而且总的看，目前“引咎辞职”还锁定在人命关天的大事上，尚未真正引入决策失误、用人失察等领域。这与西方社会广泛的引咎辞职事项相比，显然范围是偏窄的。另外，问责对象具体到何人，在党政领导、正副职、不同层级的官员之间，责任如何分配，也带有一定的不可预期性。

5、行政人员素质不高

当前行政人员素质中的倾向性问题是：业务知识“旧”、管理知识“少”、法律知识“缺”.因此，行政官员的才能素质也需要补课。

业务知识“旧”是指，行政官员原有的知识储备与结构不能适应新形势下政府工作的需要。对此，行政官员必须加强学习，不断吸取新的业务知识，这样才能顺应国际潮流，把握本行业工作的规律和特点。然而，当前行政官员的学风中存在着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于行政官员业务知识“除旧布新”非常不利。这些问题有：一是学风不浓、玩风太盛。在一些机关中，上班聊天、干私事的现象也并不少见。二是学风不正，形式主义严重。一方面把理论学习当作例行公事，学几篇文章、背几句理论、记几条命题完事;另一方面，把学历当作门面装饰，混一张文凭了事。

三、提高行政效率的建议

1、加强行政责任建设

责任政府具有个体、集体和制度三个意义上的理念。良好的责任政府需要有善于、勇于和敢于承担责任的政府官员，还要有明确的、平等的集体关系，更需要有良好的公平、公正和公开的责任制度程序。

我国目前刮起的追究责任的风暴，是责任行政建设的开始，与长远的良好的制度的形成，还有相当距离。当然，努力总是从此时此地开始的。猛烈的风暴，有利于快速启动责任行政的建设和发展，但要让责任行政真正得到发展，关键是需要在制度建设上下功夫。

(1)确立政治责任

担负重要政治领导责任的官员，必须获得组织和民意两个方面的支持。目前，我国大都是组织部门推荐任命行政人员，应该立法使这些行政人员得到政党组织和群众意愿两个方面的支持和监督。为此，组织人事部门应制订严格、周密的人员任用规章，制订详细的奖励、处罚条例。此外，还应建立官员定期向群众述职和接受群众质疑和咨询的制度。

(2)确立行政责任

对各级从事行政性工作的行政人员，要制订定期行政考核制度。此种考核既要具有科学性，又要具有可操作性，不是一般性批评或表扬。业务方面，应该按照不同工作特点，分等级制定政绩、失误、错误等褒奖、惩处条款。工作态度方面，也应该有考核责任感及敬业程度的明确条例。依据以上诸项条款，定期进行考核，根据考核结果，对行政人员作出晋升、继续使用、留用察看直至撤职、开除等处理。

(3)确立专业部门责任

政府的专业部门，如教育部门、卫生部门、公安部门以及气象、地震等部门的工作，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有密切的联系，对这种部门，应该有专门的责任立法。这种专业责任应该分为单位责任和值岗个人责任两种。对人才培养、疾病防控、群体安全等专业管理部门及其从业人员应该制定高标准、严要求的责任制度及人员任用原则和奖惩条例，定期由监察部门和民意部门进行检查和评估。

(4)确立行政执法责任

行政执法部门的官员，承担的是执法的责任。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治安部门、工商管理部门、生产安全监督部门等。这些部门只对法律负责，不对问题本身承担责任。比如，交通事故发生了，警察的责任是根据法律去处理交通事故，而不会因为有交通事故，就把警察撤职了。当然，因为执法部门工作不力而导致交通事故频频发生，警察就有责任。但一定要确定，行政执法的责任，核心是对法律负责，而不是对后果负责。对后果负责是行政部门的事情。在这方面，单独确立执法部门的管理和奖励制度是很重要的。

执法不公，也要承担责任。行政复议，行政诉讼，都是强化其责任的机会。但这往往是对事情，而不是对执法者个人。因为行政诉讼，往往是针对执法部门的具体行政执法行为，而不是针对某个人。当然，如果某个执法者发生一定数量的行政诉讼，也不排除在行政管理上对其有所处理，但这是一个大数概念，而不是一旦有行政诉讼，就把这个执法者开除了。职、责有别是制定执法责任的特点。

2、改革机构，建立合理的行政组织

“政府雇员制”是全球化及区域一体化背景下政府部门创新机制，引进急需高端人才的一种适应时代需求的新举措。政府雇员能凭借技术优势直接上岗无须培训，基本不占用编制，既节省了财政开支又压缩了政府人员规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技术精英行政理念，符合了现代政府从“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嬗变的内在行政规律，有助于建立起小而强的政府模式，加强政府能力，迎接未来的工作。它的实施有助于政府用人观念更加理性化，促进人才合理流动，积极营造各方面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专家认为，政府雇员实现了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符合公共管理服务市场化的改革趋势;有利于调动公职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提高行政效率;有利于精简机构，裁减冗员，节约政府资源，降低行政成本;有利于在公务领域适当引进竞争，减少官僚主义，提高行政服务质量，密切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官民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经营者与顾客的关系);有利于减少人事管理(任用、考核、晋升、奖惩、调动等)中的腐败，保障公平和公正。

3.完善人才市场， 实现行政人才的有效利用

未来我国政府终将走向与市场化接轨、充分开发和利用政府人力资源、更加灵活、效率、弹性的多元化用人模式。而要真正建立多元化的用人模式。

市场经济需要各种资源充分的流动，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人力资源也不例外。面对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政府也需要广泛吸纳各方面人才，以此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人力资源的市场化要求政府从人才市场中寻找到合适的员工。不管是聘任制，还是人才派遣制，都要以完善的人才市场、充足的人才库为支撑。政府的人才库可以是通过人才派遣公司来筹建的人才银行，政府与人才派遣公司联系，要求人才派遣公司按照政府部门的要求来招募、培训相关人才以供政府使用。另一方面，政府可以建立自己的人才储备库。作为自身发展的后备人才。

例如：上海长宁、南汇等区的人事局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机关、事业单位、居委会的储备人才，通过考试录用的人员行政关系一般挂靠在人事局下属的人才服务公司，录用人员与人才服务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在一定期间内若被机关、事业单位录用则可称为正式员工，否则将解除合同，自谋职业。这种公共管理人才的储备就可以视作行政的人才库建设，既实现人才合理流动，又能发挥人才服务公司的“蓄水池”作用，为政府部门提供源源不断的专业人才。

4、健全行政管理法规和工作制度

制度的建设对于行政问责完全是必需的。“我们不应该单纯地从行政人员个人品质上去寻找原因。事实上，无论是谁处于这种地位，都会根据他自己所获得的信息和个人效用最大化原则来行事。这里可能出问题的不是个人，而是政府机构内部的约束机制。”如果约束机制不能提供一种良性压力，以确保任何人处于某一特权地位时均不能过多或丝毫都不牟取私利，那么，再高尚的执政官也不能保证社会公共利益不被他的后继者有意或无意地加以损害。“因而，必须建立相关的制度，从法律的高度来给予其强制力的支持。健全行政问责制度需要重点对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1)明确行政问责的对象。行政问责对象的确定，即哪些人应受行政问责制的约束，是建立行政问责制应当首先解决的问题。《关于实行党政领导行政人员问责的暂行规定》第二条”,本规定适用于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工作部门及其内设机构的领导成员;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领导成员，上列工作部门内设机构的领导成员“.笔者认为，在确定行政问责制的问责对象时，应当把握该制度的立法原意。行政问责制的立法是对行政领导行政人员的领导责任和政治责任的过问，是对将领导责任、政治责任法律化所形成的行政责任的追究，超出这一责任范围的不应由该制度加以调整。

(2)明确行政问责事由的范围。问责事由的范围，主要是解决问责对象的哪些行为应当受行政问责制调整。笔者认为，在确定问责事由的范围时，应当牢牢把握权责一致的原则，从权力、职责与责任一致的原则进行考察。要正确认定问责事由的范围，就应该溯源到问责对象的权力和职责。问责对象的职责是对问责对象”应为“内容的具体描述，或者是对其合法活动与违法行为之间的界限划定，因此成为有效制约问责对象的制度设计。若问责对象未履行或未妥善履其职责，且这种未履行或未妥善履行的行为属于其主观意志能力范围内，就要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领导责任。不追究其责任，就偏离了法治行政下塑造责任政府的预期目标，损害了权责明晰、以责任规范和约束权力的制度功能;但一味严苛追究领导责任的作法，也与领导行为内在的灵活、应变特性相左，从而束缚他们的工作，挫伤其积极性。因此，基于上述考虑，问责事由的范围不宜太过宽泛。

5、加强培训工作，提高行政人员素质

(1)更新培训理念。

我们应吸取新国外行政人员培训的经验，在推进培训事业的发展的同时，必须始终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自觉地用改革创新精神更新培训理念。

(2)增强培训动力。

行政人员培训的经验是培训与录用、任用和晋升有机结合，从制度上保证了行政人员培训的质量。这样，不仅官方重视培训，而且行政人员参训积极性也很高。在对行政人员的培训进行考核时，每一名行政人员都有一张卡专门记载其参加培训的成绩，各种成绩相加的总分为学员毕业的总成绩，并以此作为学员毕业分配和晋升职务、职级的重要依据。这种做法值得认真仿效。

(3)完善培训内容

国家行政人员培训在内容上既注意专业训练，又注重素质和能力的全面提高，体现了以素养、能力为本的世界培训新潮流。要解决培训的针对性难题，关键点在于培训准备阶段的培训需求分析，即在设计培训的内容时，以行政人员的需求为起点并区分培训的层次，使得各项培训课程能够满足组织与个体的需求，达到预期的目标，提升培训的针对性。

(4)规范培训评估

第一层次是受训者反应的评估，即评估学员对培训课程、培训教师、培训安排的喜好程度。第二层次是受训者学习收获的评估，即学员学习到的知识、技能、态度等及其掌握的程度。第三层次是对受训者行为变化的评估，即学员回到工作岗位后在组织绩效行为和组织公民行为上的变化。第四层次是对培训项目结果的评估，即考察培训项目给政府带来了哪些改变，学员行为的变化是否对政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等。在科学的培训效果评估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及时发现问题，找出培训中的不足，对症下药，从而更好的提升培训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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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会计准则和税收是经济领域中既紧密相关又存在区别的两大分支，对经济的发展具有很重要的作用。由于会计与税收之间存在的紧密联系，决定两者在经济管理过程中不能完全分割独立。税法的处理要以会计信息为依据，而征税的结果又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经济效益和会计信息。因此，新会计准则的变更必然影响到税收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税收监管，这也是本论文拟研究的问题。在绪论这一章中，首先是研究问题的提出（§），然后是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简述（§），紧接着是阐述论文的研究目的与意义（§），最后确定了全文的研究方法与结构布局（§）。§ 问题的提出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资本市场国际化的发展, 会计作为商业语言,要求采用相同或相近准则的呼声越来越高。2006年2月15日我国财政部发布了新修订的会计准则，包括1个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准则，新准则体现了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趋同，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主要影响为在中国的超过1400家的上市公司，银行、证券、保险和金融企业，他们的财务报告将遭遇近十年来最大程度的调整。与此同时，我国的企业会计准则和税务会计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企业会计人员进行会计核算与纳税申报时，会计核算应当依据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中的规定进行处理，而纳税申报时要依据税收法律、法规中规定的税收政策要求处理，由于存在大量的政策差异，对存在的差异进行调整成为一件难度较大的工作，税会差异的扩大带来会计信息的复杂化，不仅加大了纳税人的成本，同时也增加了企业规避税收监管的可能性，例如有的企业利用税收制度与会计制度之间的差异偷逃税收，采取各种方式规避税收，减少纳税，导致会计失真现象蔓延、社会财务诚信危机、税收流失。从税收机关的角度看，税会差异的扩大增加了征税人监管的难度，加大了征税的成本，使税收监管的专业化要求越来越高。§ 国内外研究现状简述会计的国际化是大势所趋，而带来的税收监管问题的挑战也不仅是我国政府面临的，也是欧美这类发达国家同样面临的问题，例如美国税会差异缺少协调，使得分离的税会关系模式的弊端在外界多方因素的影响下进一步放大，削弱了税法对会计信息质量的保护和监督，一定程度上为华尔街的财务丑闻创造了条件。基于这种状况，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西方国家税收征管模式的特色首先表现在它的法制化。税收是以法律形式颁布和实施的。它们不仅具体规定了纳税者的权利和义务,也规定了违反税收法律的处罚措施。其次有一套健全的管理体制来保证其正常的运作。以加拿大为例,全国设有两套相辅相成的征管系统,即联邦政府与各省税收征管系统。在联邦征管系统中,联邦税务部设有政策立法司、税收评估与管理司、稽查审计执法司、税务行政复议司和地区税务管理司等八个职能部门。这种机构设置的本身,就呈现了重立法、重征管的特点。税务诉讼制度的确立是税收征管法制建设臻于完备的一个重要标志。美国作为世界上税收法律体系最完备的国家之一,它的税务诉讼制度建立亦有相当长的时期,目前共有三种法庭可供纳税人选择以解决税务纠纷:即税务法庭,地区法庭和索赔法庭。西方国家税收征管的另一特色,就在于征管手段的现代化,并藉此建立起纳税人自觉依法申报纳税制度。目前加拿大联邦税务部利用贯通全国的计算机网络,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居民报税自我评估和审核系统,旨在通过为纳税人提供税收信息咨询服务,指导或揭示如何进行自我评估和填写纳税申报表,以及对这些申报表进行严格审核并加以分户储备,有效地保证纳税人自觉依法申报纳税。西方国家税收征管的第三个特色,在于它们普遍推行税务代理制度,实行税收征管公开化、社会化。目前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地区如日本、美国、德国、法国和台湾、香港等都实行税务代理制度,并构成税收征管体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纳税人能通过税务代理机构向税务机关办理纳税事宜,及时获得税收方面的专业咨询和法律服务,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生产经营活动上。而税务代理机构作为税务部门最大的社会协税护税组织,其本身并不与税务机关发生直接税收关系,与纳税人则是经济伙伴关系,通过税务代理既可以帮助纳税人正确执行纳税义务,又可抑制税务人员执法不严,滥用职权的弊端,督促税务机关正确执行税法,维护税法的公平性、严肃性以及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从历史上看, 我国的会计制度与税收制度曾经历过高度统一的阶段。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两者之间的目标日益背离,产生了税收制度与会计制度的差异，并走上了逐步分离的道路。自从“税会”之间差异开始产生，关于我国税会关系模式选择的讨论就没有停止过。有观点认为，我国应该借鉴法德的税会统一模式，理由是我国也属于大陆法系，会计准则由国家制定，资本市场不发达，股权分散程度较低，满足宏观经济发展的需要理应成为会计制度的重大目标。但笔者认为，从我国目前的实际出发，选择税会统一的模式显然是不可取的。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税收的法制建设正处在逐步走向规范化的起步阶段。公民的纳税意识相当薄弱,依法纳税还不能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现行国家的《税收征收管理法》尚缺乏刚性,对于偷漏税违法行为处罚不严,打击不力,而税收征管体制更是未能从根本上跳出“重征收、轻管理、弱稽查”的旧有模式,加之税收代理业务发展滞后,征管手段落后,征管力量不足,导致税收管理上出现诸多空白,致使纳税人偷税逃税现象的严重存在,造成国家税收的大量流失。§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美国税会关系模式的华尔街财务丑闻给我们的启示是，我国既不能重新回到税会统一的老路上，又要在坚持我们选择的税会分离的道路上，认真研究税收监管问题；把纳税与企业的利益结合起来、纳税与企业的发展结合起来，顺应市场化潮流，以构建一个科学的税法监督体系，这也是本文研究的目的。具体而言，通过本论文的研究，结合新会计准则实施的契机，分析对税收监管的影响主要有以下目的：首先,督促政府监管的另一主要职能部门——证监会修改或完善与新会计准则相适应的会计信息披露规则, 从而使企业在实施新会计准则时, 也将会计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和规范性纳入会计活动处理的过程中。这样可以使会计信息的处理结果和披露结果的真实性要求贯穿于同一过程中, 不仅可以降低企业的信息处理成本, 而且也可以防止新会计准则和披露规则之间出现矛盾, 造成会计信息监管工作的无所适从和监管乏力的后果。其次, 对新会计准则中灵活性较大和界定标准模糊的准则,应该及时发现其在实际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并给予指导和明确,因为准则的制定和实施效果只有通过在实践工作中的检验才能发现问题, 从而对这些灵活性强的准则做出合理的, 并给出相对明确的界定, 以符合会计信息质量要求, 从而为监管工作提供明确的判定标准和可操作性。最后, 在新旧会计准则衔接后, 应该为会计信息提供者在旧会计准则体系下的会计信息建立电子档案, 一方面, 保留对会计监管对象以前年度会计信息的监管权限, 通过新旧准则体系下会计信息的比较, 可以判断监管对象提供会计信息的诚信情况,并对诚信情况较差的公司进行重点监管; 另一方面, 可以通过这种动态连续的对监管对象的会计信息的记录与管理, 为进一步完善会计准则和监管体系提供参考。同时研究新会计准则对企业税收监管的影响，具有深远的理论和实践的意义：首先，就理论上而言，通过本课题的研究分析，从会计准则的变更为切入点，各种税种的纳税影响分析为媒介，揭示对税收监管产生的影响。在理论上创建了以会计信息为主体，提供宏观经济管理所需要的关键性信息,从而实现基于会计制度优化的经济监管目标。会计立足于微观层次又影响到宏观领域,而税收立足于宏观层次却作用于微观领域。纳税处理要以会计信息为依据,征税的结果又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经济效益和会计信息。在税收监管体系中,通过恰当的会计制度安排,使会计为我国的税收征收管理工作提供应有的信息支持,进而实现我国宏观税收监管层面的经济监管目标。通过本课题对两者之间的关联关系研究，能够为将来使得会计理论更好的服务宏观领域做理论准备，也能更好的揭示税收监管所涉及的会计知识。从实践意义上理解，首先，对企业树立正确纳税意识具有指导意义。企业纳税就是以国家的税收法律法规为准绳，并采用会计的专门理论和技术方法，即要求企业依据会计准则和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处理会计事项，伺时按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重新确认、计算会计要素，使会计行为达到既满足纳税的需要，又能使提供的财务会计信息符合会计准则的要求。鉴于这层关系，新会计准则的出现，势必引起应纳税款的计算、申报、缴纳等诸多因素的变更，这样本课题的研究，可以有效的为企业正确纳税提供参考。其次，本课题研究的成果供政府税收监管部门作为今后工作的参考。新会计准则的实施带来了企业利润的巨大变化，对现有的税收监管方式提出了挑战，那就是现有的税收监管体系如何准确地衡量这些“利润变更”行为，使之能更加准确地实施有效的监管。通过本论文的分析研究，使政府相关的监管部门能从各项影响因素的研究分析中，制定出更有效的税收监管体系。 § 本文的研究方法与结构框架§ 研究方法进行科学研究，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存在研究方法的问题。本文将主要使用比较法、博弈分析法、分析性复核等研究方法，立足我国实际，分析新会计准则对税收监管的影响。比较法，即是通过选定几个目标对象与既定标准做比较，以获取证据的一种技术方法。这些既定标准包括同行业平均水平、预算、计划等。本文主要将此方法运用在第三章中，通过把旧会计准则和新会计准则的比较分析，新会计准则与税法的比较分析，来推出新准则的引入对税收监管产生的影响。博奕论, 英文原称为Game Thoery, 博奕是指一些个人或组织, 面对一定的环境条件, 在一定的规则下, 同时或先后, 一次或多次, 从各自允许选择的行为或策略中进行抉择并加以实施, 各自取得相应结果的过程。博奕论则是系统研究各种博奕问题, 寻求在各博奕方具有充分或者有限理性的条件下, 如何选择合理的策略和合理选择策略时的博奕结果, 并分析这些结果的经济意义和效率的科学和方法。博奕论又称为“对策论”, 是因为一个个人或组织的博奕选择和博奕结果会受到其他个人或组织博奕选择的影响, 而且反过来它的博奕选择又会影响到其他个人或组织的博奕选择和博奕结果。博奕论不仅仅是现代经济学的重要分支, 更是整个现代经济学, 包括有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等基础理论学科, 和产业经济学、劳动经济学、比较经济学、公共经济学等新兴应用学科, 共同的核心分析工具。博奕论在分析复杂交互的经济行为和决策问题时, 与其他的经济分析工具相比, 博奕论在分析问题的深度和广度, 在提示社会经济的内在规律和人类行为的本质特征, 都更加有效、深刻、独特、出色。正因为有了上述的这些特点, 博奕论得到了空前广泛的应用, 比如说在经济理论、企业管理、国家冶理、军事国防等诸多方面都能见到博奕论独特的魅力。可以这样说, 只要有不同的利益主体间的竞争, 就一定有博弈论的经济运用。本文中，将在第四章分析新会计准则对监管对象的影响中运用博弈论模型、运用信息不对称理论等理论和研究方法研究监管主体与企业纳税人之间的在税收关系方面的博弈。在第五章中，笔者将提出新会计准则下的税收监管手段，主要介绍了分析性复核法、纳税指标法等税收监管手段。分析性复核方法是相关查帐人员对被查证单位重要的财务比率或趋势进行的分析，包括调查异常变动以及这些重要比率或趋势与预期数额和相关信息的差异，是通过绝对数或比率与相关非财务信息、财务信息进行比较，以发现会计报表重大差异的一种查证方法。纳税指标法是是对日常征管中获得的各种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本文的结构安排本文遵循着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这样一个逻辑顺序，体现了一般和特殊、抽象和具体相结合的思路。第一章绪论，将从问题的提出、国内外研究现状简述、研究目的与意义以及全文的研究方法与结构布局这五个方面展开研究。第二章介绍课题涉及的几个基本问题，例如税收法规与会计制度关系的演进、税收监管与会计准则的关系、税收监管体系基本理论分析。第三章分析新会计准则对税收监管产生的影响，在此主要选取了《债务重组》、《投资性房地产》、《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合并》、《所得税会计》的企业会计准则与税法的比较分析，进而对税收监管产生的影响。第四章分析监管主体与税收监管对象之间的纳税博弈分析、会计信息造假对税收监管的危害、新会计准则下企业的偷漏税行为分析。第五章要论述新会计准则发生的变化对监管手段、监管方式、监管技术提出的挑战。第六章全文进行总结，提出几点启示与建议，并指出本文研究的局限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