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大熊猫论文参考文献

为世界最大的人工繁殖大熊猫基地，四川卧龙大熊猫繁殖中心经过20余年的艰辛探索，创造出一项令世人瞩目的奇迹——从2000年开始，连续5年保持大熊猫幼仔100％的成活率。此后，卧龙还开展了更为艰难的尝试——圈养大熊猫的野化训练，试图让“国宝”重返大自然并健康地生存下去。 2004年9月，卧龙山区已经笼罩在一片浓浓的秋意里。9月2日，我刚到卧龙，就得到了华美产下双胞胎的喜讯。我虽然已经多次到卧龙，但还是第一次赶上大熊猫的产仔期。 当晚，当华美生下一对雄性双胞胎时，魏荣平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只做人工育幼，另一只则轻轻地放入华美温暖的怀抱中。魏荣平知道，在这个万众瞩目的地方，任何一个小小的疏忽都可能成为世人无法原谅的遗憾。对于初产的华美，他更是倾注了全部心血，丝毫不敢掉以轻心。 魏荣平是卧龙大熊猫繁殖中心的主管，从早到晚毫不懈怠地泡在饲养场，一处处巡视指导大熊猫的产仔工作。对他而言，喜悦是巨大的，压力也是巨大的。他毕业于四川畜牧兽医学院，1992年到卧龙工作，从饲养员、兽医、育幼等基层工作干起，扎实、细致、耐心，是很具亲和力的领导。大家亲切地称他为“魏哥”。 第二天凌晨，魏荣平早早赶到华美的产房，却发现第一次做妈妈的华美明显缺乏经验：将幼仔搂抱得太紧，致使幼仔无法爬动寻找乳房，没有吃到初乳。不过，华美的学习能力无疑很出众，经过一番纠正练习，它很快就成了一位合格的母亲，尽管它的育幼方式并不完美。这让众人喜出望外，因为在人工饲养状态，很少有年轻的大熊猫母亲初产时就会自己带孩子。 端庄秀丽的华美是卧龙大熊猫妈妈中的明星动物，它拥有几项第一：它是卧龙81只圈养大熊猫中惟一的“美籍华人”——1999年出生于美国，因此它的名字里有一个“美”字。在美国，华美与妈妈白云一直生活到两周岁自然断奶，2004年3月回到祖国；华美是卧龙圈养大熊猫第一个进入繁殖的子二代——它的母亲白云1991年出生，是卧龙第一个成活、并进入繁殖的子一代。 自己的子二代顺利产下双胞胎，科研人员的脸上洋溢着喜悦，尤其是那些曾经历了科研中心艰难岁月的第一代科研人员，心情更为复杂。卧龙拥有世界最大的圈养大熊猫种群，从2003年的75只增至2004年的81只，占世界圈养大熊猫的一半以上，使得他们必须要保证它们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前面的路越来越宽，却是渐高渐远。

试论加入WTO后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完善 黄松林* 摘要：随着形势的发展，尤其是在我国加入WTO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我国现行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已越来越不能适应新时期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工作的需要，本文针对该法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论述，并提出了相应完善的对策。 关键词：WTO 野生动物保护法 完善 我国现行的《野生动物保护法》颁布于1988年11月8日，是建国以来我国第一部专门保护野生动物的法律。它对于规范我国野生动物的保护和管理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野生动物资源状况的变化和社会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尤其是在我国加入WTO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这部法律已越来越不能适应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工作的需要，因为该法不论在立法指导思想或具体的规定上，还是在立法的技术上都存在一系列的问题亟需改进。 一、《野生动物保护法》立法中存在的几个主要问题 （一）立法指导思想落后 立法的指导思想是指立法者在创制法律的过程中所遵循的主导着法律制定、修改、补充、完善以及废止的思想观念或意识。立法的指导思想总是与该国在一定时期或阶段的根本任务和中心工作相适应的。 我国现阶段法律体系的总体指导思想，是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各项具体法律、法规的创立都应以这一思想为指导，并服从和服务于这一指导思想所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一系列基本原则。野生动物保护法虽属于自然资源法的范畴，具有特殊性，但作为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一员，在总体的指导思想上也不应例外。该法通过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维护生态平衡，实现社会对于野生动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服务于国家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其立法的目的最终仍在于“发展”二字。但是在具体的指导思想上，该法已经明显落后于时代的需要，主要表现为： 1．计划经济思想的束缚。该法的形成过程正值计划经济时期，在总体和局部构成上都充满了计划经济的色彩，由此造成野生动物管理和保护的机制不灵活。一方面，该法规定野生动物资源属于国家所有，这种单一的产权形式严重制约了保护、开发、利用者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在研究、保护、开发、利用上限制过多过严，参与的社会力量过少。例如，该法第4条规定：国家鼓励开展野生动物科学研究。但是，这种科学研究的开展并没有引入市场机制，缺乏具体的激励或保障措施。而且，实践中这种研究往往由事业单位进行，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企业参与过少。其次，存在着以保护促保护的局限性。现阶段，我国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主要还是以保护促保护，而不是以利用促保护。所谓以保护促保护，即主要依赖于国家专门款项来保护。这是一种静态的保护。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限制长久和有效保护的问题。例如，保护经费不足、积极性不高等。以利用促保护，是指通过利用野生动物资源创造收益，而后将这种收益再用于保护的方法。我国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的经费一般由国家提供，除此之外，至多再有一些民间捐助或国际援助。虽然一些地方或单位将从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经营中获得的收益投入于野生动物资源的管理和保护，但这种以利用促保护和管理的措施目前只是得到政策上的提倡，在立法上还缺乏鼓励，也因此在实践中缺乏普遍性，尤其是在一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总体来说，计划经济的思想仍贯穿和影响于该法的各个部分，限制着管理、保护、开发、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的灵活性和有效性，从而制约了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 2．重保护轻利用传统观念的束缚。保护野生动物是《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基本目标。只有通过保护，才能保障该种资源得以永续利用。但是，一直以来这种注重保护的思想受到过多的强调，甚至于连本法也以“保护”二字命名，而利用的观念却过少。实际上，野生动物不仅需要保护，而且也需要利用。这种保护有余而利用不足的思想，往往导致实践中不但利用不合理，而且保护也不到位。即使进行了一定的利用，也不能保证真正以利用来促进保护。固然，这种重视保护的传统有其社会历史原因，又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比如，当时的野生动物资源受到较严重的破坏，资源种类和数量呈现下降的恶化趋势、传统自然伦理观念的影响等等。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这种过于和片面注重保护的思想已制约了对野生动物的保护。例如，某些种类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如扬子鳄等）因国家的切实保护，种群已有了很大的发展，现已不存在该物种濒危或灭绝的问题，但由于重保护轻利用思想的束缚(这种束缚与国际压力也有重大关系)，在法律上并没有放开或改变对该物种进行开发和利用的限制规定，以至于不能把资源转化成效益，只有投入没有产出，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该法颁布至今，我国的社会经济、法律体系、自然环境以及野生动物资源状况本身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法律虽必须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但也应及时反映客观情况的变化，兼顾一定的灵活性，而该法没有进行过一次修改，以至于不能适应当前野生动物管理和保护的客观需要。 （二）调整对象的片面性 1．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片面性。《野生动物保护法》通过调整社会关系，来达到协调人与野生动物关系的目的，从而实现对于野生动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这种社会关系是人们在管理、保护、开发、利用野生动物资源过程中形成的，即凡从事野生动物管理、保护、开发、利用等任何一种能影响野生动物生存和发展的活动所形成的社会关系都应纳入该法的调整范围。但是，该法只强调将保护、驯养繁殖、开发利用等关系作为调整对象，却没有将野生动物管理关系作为主要调整对象。所谓野生动物管理关系，即野生动物行政主管机关在行使其相应管理职权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关系。该法第2条第1款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野生动物保护、驯养繁殖、开发利用活动，必须遵守本法。”该条款并没有明确地将野生动物管理关系纳入调整范围。虽然在第7、10、15、16条也有关于管理的一些规定，但这些规定仅是关于管理者和管理权限的划分，至于具体该怎么管、应依据什么程序管等问题则并无涉及。这种现状容易导致实践中管理的任意性大、管理目标的规格和要求不统一、受人为因素影响较大以及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切实保护等一系列问题，不符合野生动物长远保护和依法治国的要求。可以说，野生动物保护法首先应调整的就是这种管理关系，因为野生动物保护的首要环节是国家的管理，要使这种管理科学有效，就必须将其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法行政，保护野生动物的核心自然应该是依法管理。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在立法上调整社会关系的片面性易导致实践中相对人的义务较多，权利过少，而管理者则权力较多，义务较少。例如，依据该法，相对人若违反规定，可能会承担罚款、拘留、赔偿等各种责任，第31－37条都是关于相对人法律责任的具体规定，而对于管理者的责任却只在第38条有一抽象规定：管理者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严格地说，这不是对于管理者的责任规定，只是对于管理者工作人员的责任规定。依据这种抽象的规定，其责任往往是不了了之。这不但不能加强管理者的责任心，不利于野生动物的管理和保护，而且也不符合社会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