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六镇学术研讨论文

六镇兵变，是北魏末年爆发的一场大规模兵变，它的爆发，不仅影响了北魏一朝的政局乃至国运。甚至可以说， 自北魏之后，东西两魏，北周、北齐乃至之后的隋唐的建立，都与这次事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不少人的印象中，这场变乱的爆发与北魏文帝执行汉化政策乃至迁都洛阳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民国史学家陈寅恪在其所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所说：

基于陈寅恪先生的论点，许多人将六镇兵变的爆发全然归咎于魏文帝汉化政策。 但是，陈先生所持的观点，仅是解释这一 历史 事件的诸多论调之一。

在六镇之变爆发之际，有一个细节其实值得我们注意， 作为率先发难起事的怀荒镇、沃野镇，其叛乱缘由并非汉化改革本身，而是两镇镇将在当地爆发饥荒后"不发粮廪"。 沃野镇破六韩拔陵，在起义前的身份仅仅只是沃野镇镇民。在他起义之后的一年时间中，史书中并未留下他对北魏汉化有只言片语的指责。从这一点来看， 将六镇镇民的反叛全部归咎于对汉化政策的憎恶和反对，其实也有可商榷之处。

另外，从迁都洛阳一事中施展的种种手腕来看，北魏汉化运动的推动者孝文皇帝并非是一位志大才疏的君王，甚至可以说，在汉化改革之际，通过拉拢和分化，他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获得整个运动的主导权。

然而，孝文帝死后，自六镇之变开始，看似平静的北魏就无可避免的陷入战争泥沼中难以自拔，无论北魏曾试图用何种方式安抚叛民，这些曾经被倚为"国之肺腑"的镇民却再难恢复往日的恭顺，就在这样的战火中，北魏权臣尔朱荣趁乱发动"河阴之变"，将北魏朝堂上所有反对派一网打尽，北魏国祚在事实上宣告断绝。

而这之后，便是东西两魏的对峙和斗争，曾经盛极一时的北魏，就此灭亡。如此惨痛的代价，绝非孝文皇帝所愿意见到。

如果复盘这段 历史 ，我们会发现，代北六镇，其实一直在汉化运动中消极应对。 甚至可以说，从北魏建立之后开始，代北六镇就一一种局外人的态度，始终拒绝接受全盘的汉化改革， 这并非一家一姓的主观选择，而是六镇作为一个集团有意无意间做出的取舍。

想要理解这其中的缘由，还要从代北六镇的建立谈起。

作为一个由鲜卑拓跋部建立的游牧民族政权， 北魏虽入主中原，在一开始却依旧保留着诸多部族制度残留。 譬如北魏初期，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镇戍制度便是其中的典型。

在北魏为强化中央集权，通过强制肢解麾下数个大的部落，"离散诸部"后，镇戍制度依旧在北魏的北方大量存在。 这一制度，与北魏初期的"宗主督护制"相互依托，形成了一个看似松散却足够有效的行政管理体系。

与东南方汉族人口众多的地区相比，这些推行镇戍制度的地区，并无传统中原王朝所设立的"州郡县"三级行政区划，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林立的军镇。

军镇的长官称之为 "镇将" ，军镇之下为 "戍" ，其统领则名为 "戍主" 。与北魏东南地区依靠州郡县三级行政官员处理地方行政事务不同，在这里，镇将与戍主不仅负责军事任务，同时也负责民政。

考虑到北魏——西魏——北周——隋——唐这五个朝代之间的继承关系，可以说 这种军政一体的形态，几乎可以看作唐代藩镇的"先行版本"。 正是由于镇戍制度的存在，北魏的行政区划，在最高一级一直都是州镇并列。

而代北六镇，就一直在执行着镇戍制度。 事实上，北魏的汉化过程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随着汉化程度的加深，尤其是孝文帝祖母冯太后推行汉化改革之后，以邻长、里长、党长为基础建立的"三长制"逐步代替北魏初期的"宗主督护制"， 真正意义上的镇戍体系，已经逐步被州郡县三级区划所取代。 而在行政区划上一直未能"汉化"的地区，也仅仅只剩下代北六镇等北方边境的少数地区。

建立北魏的拓跋鲜卑，其先祖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的东胡族。东胡于秦汉迭代之际为匈奴所败，其后裔散为乌桓与鲜卑两部。 从其生活方式来看，鲜卑是不折不扣的游牧民族。 但在北魏政权建立后，鲜卑人同样遭到了北方草原的威胁。这便是柔然人。

与匈奴类似，柔然同样是诞生于草原的游牧部落，有人认为其祖先与北魏同源。然而，同样的源流并不能阻止两个部落刀兵相向， 相反，相似的诞生环境使得柔然与北魏在资源的争夺战中势同水火。

拓跋鲜卑入驻中原后，其生产方式开始逐渐与草原相异。其政权形式也由原本的部落联盟转变为更加集权化的君主专制方式。这一转型，在北魏道武帝时期最为明显。这位北魏开国皇帝，为强化集权，主要做了以下三项工作：

1、将国都自盛乐迁往平城：

与身处草原的盛乐相比，平城虽非中原名城，却处于古中国农牧交接地带，迁都至此， 既利于北魏约束麾下诸部，同时也有助于北魏继续向南扩张，进一步扩大在中原的势力范围，并以此制衡鲜卑贵族势力。

2、"标道里，定权衡"：

与秦始皇规定度量衡类似，北魏道武帝重新确定度量衡，同样是为了在接下来进一步强化其对于治下之民的统治。 度量衡的制定看似琐碎，却是一个国家以统一的政令调派民众的基础。 很难想象，若一个国家连最基础的计量单位都无法统一管理，那么征税、贸易等经济行为该如何施行。

3、"离散诸部，编户齐民”：

在道武帝之前，拓跋鲜卑虽然有着名义上的首领，但各部落却依靠姓氏、血缘相区别。这其实是是草原民族基于恶劣自然环境而自发形成的生活方式，在物资匮乏的草原上，只有部族结构的族群才能更好的避免天灾的侵袭和盗匪的窥伺。 而等到拓跋氏立国并入主中原后，这样的方式自然变得不利于北魏的统治与民族间的融合。 正因如此，他听从崔宏的建议，强令麾下几大部落解体，并根据居住地"编户入籍"。

可以说，从制度层面而言，北魏的"汉化"与"集权"，几乎是相同的概念。 而到了冯太后摄政的孝文帝时期，三长制、均田制等制度的推行，正是北魏新一轮汉化或者说集权化的发端。

前者是进一步解除鲜卑贵族以宗主身份携领部落之民，隐没人口占据生产资料的关键，而后者则是北魏改变低效农耕方式的基础。 作为名正言顺的北魏皇帝，在冯太后去世后，孝文帝则对汉化过程开始继续推进。

那么，为什么这些地区一直未能通过"三长制"、"均田制"等改革，实现化胡为汉的转变呢？

原因有以下三点：

1、六镇以防范柔然为任的军事定位，使得镇戍体系难以被州郡县三级区划取代：

代北六镇是位于北魏国都平城以北的六个军镇，自西向东名为 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

这六座军镇，正是北魏为了防范柔然而特意建造的。 正因如此，作为边陲重镇，六镇的军事定位十分清晰。就像前文所说，与东南地区州郡县与镇戍并立的局面不同， 代北六镇仅有镇戍而无州郡县。

在镇将的统辖下，其治下平民也被称之为镇民。 从理论上来说，这些镇民部分老幼男女皆是军籍。 作为镇民，他们不仅需要向北魏提供赋税，同时还承担着重要的军事任务。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与后世中原王朝中后期面对草原游牧部落以防御为主的对抗策略不同，北魏中前期一直采用的是极为积极甚至激进的对抗战略。

以北魏太武帝时期为例，其执政28年中，就曾经20次出兵草原，其中针对柔然的攻势就多达8次。

对于北魏而言，柔然既是其心腹大患，同时也可以充当它重要的"物资征收中心"。《魏书》就曾经记载了长孙嵩等大臣对于征讨柔然的看法，这些大臣们认为，征讨柔然，不仅可以打压这个草原死敌，同时也可以通过掠夺其财富维持自身的运转：

这种通过战争打击弱化对手实力同时补给自身的政策，在北魏立国以来被多次执行。 由于六镇的地理位置，在战争爆发后，代北六镇不仅是北魏的防御要冲，同时也是北魏军队集结和补给的前沿。

战争的动员往往需要漫长的准备时间，而镇戍制度的存在，则能在一定程度上加速这一过程。事实上，常年的征战，会改变一个地区的行政结构。 为了确保军事行动的顺利开展，镇戍体系在六镇的存在也变成了一种必然。 相反，若北魏在这种情况下，仍旧要效仿东南，将当地镇民纳入州郡县管辖，其实并不利于镇将统筹资源，抵抗柔然。

2、错杂混乱的 社会 结构，使三长制毫无施展的空间：

代北六镇的 社会 结构与北魏的其余地方也有所差异。六镇的设立最早可追溯至北魏太武帝时期。当时， 为了防范柔然入侵，太武帝将北魏自匈奴、高车等部落掳掠来的数十万人口安置在六镇之内。

这些被迁徙来的人口中包含了大量部落牧民，他们或是屈服于北魏兵势，或是认同北魏统治。因此，他们以提供赋税和兵源作为代价，保持了自己部落的完整性。

然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并非一句无缘由的说辞。由于分属不同族群，从北魏建立到覆亡，这些部落与北魏之间的关系，也一直处于一种脆弱的平衡状态。 对北魏而言，这些部落既是抵抗柔然的第一道关卡，但同时其掌握的部族军队，同样隐藏着肘腋之患的危机。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在探讨以六镇胡人抵御柔然的利弊时曾说过一番意味深长的话：

可以想见，无论是丁零（高车）还是氐、羌等部，在太武帝眼中，皆不是可以深信的"自己人"， 将塞外胡族迁至六镇抵御柔然，也有着"驱虎吞狼"的意味在内。

而与这些内迁的塞外胡族类似，在六镇之中，还有另一支力量存在。这便是被视为六镇豪强的代北勋贵群体。

与塞外胡族不同，这些六镇豪强既有鲜卑贵族，也有部分代北当地豪族甚至内迁胡人的首领，他们的汉化程度较内迁胡族牧民更高，因此，也更受北魏统治者所信任。 但值得玩味的是，回顾北魏末年的六镇之乱，真正凭借此次大乱最终崛起的东西两魏的缔造者高欢和宇文泰，以及造下"河阴之变"惨祸的尔朱荣，追本溯源，皆是六镇建立后内迁的六镇豪强后裔。

宇文泰这一支 "本居辽东塞外，世为匈奴东部大人"，而等到后燕兴起后，宇文泰高祖父宇文陵"拜驸马都尉，封玄菟公"，最后在魏燕争霸之际，宇文陵兵败北魏道武帝，最终迁至武川镇。

而尔朱容的祖先同样如此，在道武帝"离散诸部"之际，尔朱一族之所以未被解散入籍，正是因为道武帝意识到尔朱一族的强大战力，必须依靠相对封闭的部落体系保持。这才放任尔朱部入荣秀川休 养生 息。

可以说，在北魏建立六镇之后，六镇内部一直处于一种二元平衡当中，数量庞大的镇民与六镇豪强相互制约，在这种情况下，贸然在当地推行三长制，无疑会打破当地脆弱的平衡，引发更为严重的军事危机。

3、偏重游牧的经济结构，致使均田制无法推行和巩固：

前文曾经提到，北魏道武帝为了进行君主集权，将北魏国都自盛乐迁往平城。这里所说的"平城"，在如今的大同附近。

有专家考证，之所以将此地命名为"平城"，是道武帝取《尚书》中"地平天成，万世永赖"的吉祥之意。但也有人认为，平城自汉代即已设县，而所谓"平"字，是指此地正好处于农牧分野所在。

而无论建都平城的用意为何，一个现实情况是我们无法忽略的： 平城，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农耕地区，而是农耕世界和游牧世界的分界线。 这类既包含农耕元素又有游牧风情的地区， 在《草与禾》一书中被称之为"长城地带"。

在道武帝建都时，这样的农牧分野地带自然有助于北魏维系其在草原和中原的双重统治，但随着北魏势力范围的逐步南侵，其政治和经济的中心也不断南移， 平城的政治意义也就逐渐丧失 （这也是北魏孝文帝执着于迁都洛阳的深层次原因）。

在北魏统治后期，平城曾经多次因灾害而陷入饥荒之中。无漕运之便的它因此丧失了作为一国国都的优势。 而在平城以北的代北六镇，情况则比平城更加严峻。

由于气候和生态的原因，代北地区的作物以小米、小麦等耐寒作物为主，这些作物虽然不惧干旱，但短板也同样明显：它们大多一年仅能收获一次，且产量极低。

为增加当地农业产量，太和十二年，北魏开始在六镇等边地兴修水田，试图以此来改善当地的农业条件（诏六镇、云中、河西及关内六郡，各修水田，通渠溉灌——《魏书》）。

然而，这样一场致力于挽救六镇农业生产的行动，却因为北地恶劣的自然条件最终宣告破产。 六镇以南的平城在人们眼中已是"六月雨雪，风沙常起"的苦寒之地，而更加靠近北方的六镇又如何能例外？

史书记载，北魏正始二年，"二月癸卯，有黑风羊角而上，起于柔玄镇，盖地一顷，所过拔树……狂风所至之处，连根深叶茂的巨树都难以幸免，更何况镇民所植的柔弱作物？

如此剧烈的狂风并非偶然，事实上，在武川等六地被建设为军镇后，沉重的人口压力，早已让代北六镇的土地不堪重负。

而与农耕相对应的，镇民的游牧活动却依旧活跃。被安置在六镇的高车族裔，"乘高车，逐水草，畜牧蕃息"，是天然的牧民。在各部首领带领下，这些胡人为北魏带来了充沛的畜牧资源，所谓"牛马以谷量"对于一个常年畜牧为业的部族而言，绝非夸张之词。

牛马充裕而粮食稀缺，代北与北魏其余地区，形成了一种优势互补与资源互换的经济结构。在这种情况下， 任何以农耕为本的制度建设，如北魏孝文帝时期的均田制，在这片牛马遍地而禾谷匮乏的土地上，都缺乏生长和发展的基础。

到如今，无论我们对六镇之乱有何种解读，但北魏末期频频爆发的饥荒，的确是六镇之乱骤然爆发的直接原因。而这一事件的出现，背后有一系列彼此勾连的逻辑链条。

1、柔然等部的衰落，使得北伐草原逐渐"得不偿失"：

特殊的军事定位，错综复杂的 社会 结构，偏重游牧的经济组成，使得六镇在北魏全盘接受孝文帝汉化改革的大潮中显得如此突兀。然而，作为统治者而言，六镇的特殊化是一系列因素交杂下的结果，因此，在面对这种既定事实时，北魏只能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

但问题却并未因此而得到解决，六镇的粮食产量本就因恶劣的自然环境而无比低下，而作为北魏抵抗柔然的前沿，常年的征战同样使得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无暇耕种。

北魏初期，六镇通过袭扰北方草原部落，可以掠夺大量牛羊、布帛、人丁。如此一来，六镇的物资短板并不明显，尤其是在太武帝时代的28年里，跟随太武帝北伐柔然等部，一直是一种令各地将领们感到羡慕的事情，一些南部镇将，甚至因此被鼓动的想要发动南征（"在朝群臣及西北守将，从陛下征讨，西灭赫连，北破蠕蠕，多获美女珍宝，马畜成群。南镇诸将闻而生羡，亦欲南抄，以取资财"——《魏书》）。

然而，柔然等部落实力在这种征讨中逐渐衰退，他们不得不选择北遁草原深处。 从太武帝末期到孝文帝太和十年，近50年的时间里，北魏对柔然等部的亲征仅剩下5次。 这对于常年与柔然对峙，兵戈不休的北魏而言自然是好事。但同时，这也意味着六镇再不能通过袭扰柔然获得物资的补充。

2、艰难的陆运渠道，致使代北六镇长期"贫血"：

六镇的物资短板却无法被统治者忽视。北魏中后期，这个逐渐汉化的国家只能从其他地区调运资财"输血"六镇。 但这种调运物资的方式谈何容易 ？作为偏远的北地，本身就缺乏如南方那样充沛的水文条件进行漕运，隋代建成并沟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在此时同样毫无踪迹可寻。

这种情况下，成本更高的陆运就成了北魏统治者唯一的选择。 然而，隋、唐这种已然大一统，且建立了完整漕运体系的朝代，尚且因边境的粮草运输而焦头烂额， 尚未统一全境的北魏想要依靠北方的陆运，独立支撑对边地的补给，自然是力有未逮。

这种隐患早在太武帝末期就已经埋下，太平真君七年，薄骨律（即宋代的灵州，如今的宁夏灵武）镇将刁雍就曾经上书太武帝，言转运粮草之艰难：

五十万斛即五千万升，听上去这一数额极为庞大，然而，代北六镇共有军民百万，一日之内就需要消耗粮食三十万升左右。

可以想见，在北魏中后期，以其余镇戍补给代北六镇的情形并不算少，以至于本不属于北魏核心区域的薄骨律镇也需要奉命 "千里馈粮" 。

然而，相较于水路运输，陆路运输的劣势实在是太过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代北六镇的诸多物资，都变得十分匮乏（"戎马甲兵，十分阙八"）。如此一来，代北六镇普通镇民的生计如何也就可想而知。

3、被斩断的脐带：北魏迁都后，国家资源的逐渐南移：

如果从拓跋鲜卑建立政权开始来看，无论是之前的"代国"，还是之后的北魏，都有着逐渐南迁的扩张趋势。

这种趋势并不难理解，从代国建立到北魏定都平城，拓跋鲜卑政权的国势虽有反复，但总体而言却一直处于逐渐增强的状态中。在这种情况下，从草原游牧到入主中原也成了必然。

都城的迁移也体现了这一现象。从东木根山到盛乐，再到平城、洛阳，一再南迁的都城是确保其继续用武中原的根本。

如今我们提到明成祖迁都北京，是"天子守国门"，这种说法虽然因过度宣传而变得过于"热血"，但其内核逻辑并无太大问题： 以天子所在都城为中心，政权可以更为迅速的处理一系列军事和行政问题。而北魏迁都洛阳的意义之一同样如此。

但与之相对应的是，迁都的弊端同样明显。

对代北六镇而言，迁都不仅意味着他们不再处于政治核心圈，同时也意味着国家的精力将更多的转向南面的汉水、淮河一带。从太和十八年迁都洛阳后，北魏与萧梁的摩擦愈发剧烈。

淮河前线的摩擦不同于已经逐渐转变为对峙局面的代北，在水路纵横的江淮一带，北魏骑兵并无摧枯拉朽之力，反而被南朝的步兵拖入消耗战的泥沼中。

为进一步打击梁朝军队，撕开战略缺口，北魏不得不继续加大战争规模，正始三年，北魏宣武帝"诏发定、冀、瀛、相、并、肆六州十万人以济南军"。

然而，北魏的战争态势却并未因这次诏令而有所改观：

二月，将军萧将兵击魏徐州，围淮阳；三月，梁国辅国将军刘思效败魏青州刺史元系于胶水；五月，梁国太子右卫率张惠绍等侵魏徐州，拨宿预，执城主马成龙……

诚然，魏梁之间的战争并非一边倒的局面，但以骑兵见长的北魏的确在淮河、汉水沿线被南人遏制住了进攻之势。而就在魏梁战争规模日渐升级之际， 嗷嗷待哺的六镇，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4、饥饿的柔然，饥饿的六镇：

前文提到，经过太武帝时期的常年北伐，柔然等部已经北遁草原深处，似乎不再构成北魏的威胁。然而实际上，遁入草原中的游牧民族，才是中国 历史 上最为头痛的敌人。他们难以寻觅却又随时可能出现。

而正光四年，柔然骑兵的马蹄就再次出现在了代北。

这一年的草原上，相继出现了"陨霜"、"大霜"之灾,牧民的牲畜无牧草可食开始大量死亡。 生存压力的煎迫下，柔然阿那环可汗率十万余众入侵代北 ，"驱掠良口二千，公私驿马牛羊数十万北遁"。身处代北的六镇镇民，本就因饥荒而陷入困顿，经此一役，更是无力维系生计。尤其是那些困顿之家，质妻卖子者，不可胜计……

如此绝境下，早已不满的六镇被怒火点燃也就只是时间问题。

纵观代北六镇的建立与发展，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一个执意自我管理，拒绝汉化改革的封闭地区， 然而，自代北六镇建立之初，它的结构就已经定型下来。

首先，它军事重镇的性质使得它需要经常性的处于战争动员之中。这样的军事定位，使得它不可能如同北魏的东南地区一样形成州郡县的行政区划；

其次，从草原迁徙而来的数十万牧民，有着短期内难以改变的部落统治结构，他们一方面融入六镇之中，成为对抗柔然的根基，但另一方面，他们的存在使得以六镇豪强为基础的统治阶层必须被保留和笼络，在这种情况下，北魏难以通过推行三长制，来杜绝豪强隐没户籍以自肥的举动。

最后，代北处于农牧分界线以北，农耕区域少而游牧区域多，内迁牧民们以游牧为根本的经济结构，与这一片土地最为适宜，在这种情况下，强行推行均田制，不仅会受到牧民和豪强的反对，同时也不符合因地制宜的准则。

在这种情况下，极度依赖北魏内部补给的六镇体系，就此固化下来。这一体系，在柔然驰骋草原的忧患之际尚能维系，但随着柔然威胁的降低，北魏政权的注意力不免向南迁移。就这样，原本被视为"国之肺腑"的六镇，最终演变为北魏的动乱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