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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歌剧《运河谣》以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所创造的京杭大运河为背景，讲述了一段感人的爱情故事。以下是我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歌剧《运河谣》的音乐特点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歌剧《运河谣》的音乐特点分析全文如下：

摘要 ：歌剧《运河谣》以有两千五百多年历史的京杭大运河为故事背景，通过对社会底层人物的生活境遇、情感经历等描写，反映历史、观照现实。这部作品将交响乐团与合唱团巧妙结合，通过独唱、重唱、合唱等多元艺术形式表达出来，并吸纳融汇了西洋歌剧、民间歌曲、戏曲等元素，通过具有汉语四声和民族唱法的特点来演绎故事情节，使作品更加通俗易懂、真实生动。

《运河谣》由我国著名作曲家印青作曲，黄维尼、董妮编剧，廖向红导演，雷佳、王宏伟、王?础⑼趵龃铩⑼趵虻裙?内最具实力的歌唱家主演。全剧分为六场，剧情内容丰富、层次分明、环环相扣，作品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贯穿始终，故事发生在明朝万历年间，以书生秦啸生、流浪艺人水红莲的爱情为主线，以被抛弃的盲女关砚砚和恶霸船主张水鹞为矛盾冲突点加以推动，展开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悲壮、凄美的爱情故事。通过对运河人生活、爱情的描写，反映出人们在艰难的环境中的生存状况。通过男女主人公的相互帮助，让观众相信：只要心存善良、对人真诚，就能给世界带来光明。歌颂了善良的劳动人民和纯真的爱情，揭露了压迫阶级的丑恶面目。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它的音乐特点：

一、基本音乐语言分析

《运河谣》的序曲音乐以优美抒情的弦乐开始，好似波光粼粼的大运河静静流淌，单簧管奏响仿佛平静的水面上荡起了涟漪，接下来出现弦乐的跳弓，使音乐色彩紧张化，为后面的故事情节做了铺垫，这时音乐主题曲《我们是运河的流水》响起，把观众的目光吸引到这条美丽繁荣的运河上。编剧将大运河拟人化，以青衣歌女的形象展现出来，仿佛在运河岸边一字排开，唱着主题歌“我们是运河的流水，流过一年又一年，见过沧海、见过桑田、见过离合悲欢;我们是运河的流水，流过一年又一年，见过生死、见过善恶、见过义薄云天……”

第一场，带有强烈戏剧性的龙船歌舞开场，采用了杭州采茶调的音乐元素，映衬出古代京杭大运河边的繁荣景象，表现了江浙一带的风情。剧中典型的民间音乐旋律配合打击乐响起，好一片热闹欢腾。弦乐紧张的节奏、低音贝斯的烘托，音乐色彩即刻发生变化，引出下面的故事情节。

第二场，青衣歌女列队站在了运河边，又唱响了“我们是运河的流水……”这个主题，并将第一场及接下来要发生的故事情节唱出，使观众容易理解，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音色清脆优美的竖琴贯穿女主人公水红莲的唱段始终，音乐极具江南色彩，悠扬婉转，让观众们感受到了运河水的绵绵流长，同时这样细腻的音乐也为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埋下了伏笔。弦乐的跳弓与管乐的断奏，使音乐色彩变得轻快明朗，突出水红莲俏皮开朗、爽利大方的性格特点。

第三场，竖琴出现，音色模仿民族乐器琵琶，更加符合民族歌剧的音乐特色。开场水红莲的一段咏叹调，唱出她的有苦难言。接下来是秦啸生的咏叹调，表达他内心的情感纠结，心急如火。仿佛琵琶的轮指引出关砚砚的演唱，并且在背景音乐中出现了竖琴的低音声部，空灵凄凉、恰好与关砚砚的凄惨遭遇遥相呼应。到了第三场的尾声，合唱歌声和交响乐队紧随戏剧情节而起落变化，使观众在欣赏故事的同时又能充分感受歌剧的音乐魅力，当合唱队唱出“哪里流的是运河水，分明流的是血和汗”将本场情感推到高点。

第四场，竖琴拨出优美的音符如运河的流水缓缓流淌，青衣歌女从始至终贯穿着整场歌剧，起到旁白的作用，交响乐队共同奏响主题歌“我们是运河的流水，流过一年又一年”，这一场是整部歌剧的经典，出现了很多华彩的唱段，充分的展现了三个人在这场感情中的痛苦纠缠、情义两难全。

第五场，以打击乐开场，给人以紧张的气氛，为接下来的故事情节制造了悬念。当官兵从大路赶来时，剧中背景音乐出现了打击乐马林巴，音乐色彩很是诙谐有趣，从而可以感受到古时官场上的懒散污浊之气，可见曲作者印青的细腻之处。红莲为救秦啸生，甘愿牺牲自己，她把最纯真的爱留给了秦啸生，把同情留给了关砚砚，她的爱情是超越了小儿女之爱的人间大爱，使得秦啸生和关砚砚找到了漂泊者心灵的家园。红莲的一首《来生来世把你爱》将整个歌剧推向高潮，故事情节的戏剧性与音乐的张力交织，震撼全场。

第六场，秦啸生和关砚砚来到北京，决定告发贪官。北京城一片繁荣景象，百姓安居乐业，男女声合唱《大豆白米花生》朴实无华，京味十足，运用了京韵大鼓的音乐元素，与之前江南风格的音乐形成鲜明对比。尾声的时候红莲演唱的咏叹调《运河谣》再次响起：“一条运河千里长，运河两岸是故乡”表达对红莲的思念之情，虽然她走了，但是她的歌和情还在。全体大合唱主题曲“我们是运河的流水，流过一年又一年”首尾呼应，使整首歌剧完整贯通。

二、多声部音乐形式

(一)合唱的运用

合唱团在歌剧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营造环境氛围;表达情感，描绘人物，参与戏剧性的冲突，甚至可以直接揭示歌剧的主题。不仅从正面积极推动情节发展，还协助其他歌剧形式从侧面推动剧情的发展。以群体的力量渲染气氛达到高潮效应是其他艺术形式不能比拟的。

歌剧《运河谣》中成功的运用了女声合唱、男声合唱、混声合唱等艺术表现形式。在序曲刚开始，随着音乐的推进，舞台灯光稍稍亮起，荧幕缓缓拉开，青衣歌女合唱《我们是运河的流水》，用饱满圆润的音色，展现了运河的波光粼粼、风平浪静，

到了第二场的时候，曲作者运用了劳动号子的元素，创作了一段纤夫合唱，歌词的填写更是恰到好处：“嘿呦嗬 嘿 嘿呦嗬 脸朝石板背朝天，一步一爬汗涟涟”其中运用了男声合唱与“一领众和”交融的形式，合唱音色暗淡、低沉消极，表现纤夫的辛苦劳累以及无奈麻木，充分反映了社会的阶级性，感受到这些备受压迫而无法反抗的贫苦大众的痛苦和无奈。在第三场中，张水鹞想让秦啸生命丧黄泉这段情景中，青衣歌女与纤夫合唱，形成男女混声合唱，将水火无情，命悬一线的紧张气氛烘托到了极点。

第六场中混声大合唱《大豆白米花生》带有浓浓的京味，还富有京韵大鼓和大碗茶的韵味。最后以热闹祥和的场景收场，也映射出一个道理，在面对黑暗，面对恶势力的时候不要退缩，要永远坚信人间正道是沧桑! (二)重唱的运用

重唱在歌剧中是不可或缺的艺术形式之一，在歌剧世界历史中，是古典主义时期作曲家莫扎特将其作为戏剧表现的重要手段，成为领军人物。重唱在歌剧中不仅体现宣叙调和咏叹调抒发情感、推动剧情的作用，而且不同音色、不同声部对应着和声技巧，产生戏剧性和立体化的效果。

男女声二重唱可以自由的编排于各种不同关系的男人和女人之间，根据剧情的需要，可以表现出各种不同人物关系之间激烈的矛盾冲突和复杂的内心情感。

这部歌剧运用了很多重唱的形式，有男女声二重唱、三重唱、四重唱。第二场中水红莲和秦啸生的混声二重唱，其中还运用了齐唱和轮唱元素，表现了两人情投意合。爱情二重唱是最重要的重唱形式。它永远是歌剧作曲家刻意展示的重要段落，在任何一部歌剧中都不能没有缠绵感人的爱情二重唱，它们缠绵悱恻，低?h婉转，打动了无数观众的心。男女主人公深情的二重唱是歌剧中表现坚贞美好爱情的最好方式。第三场和第五场中主要运用了三重唱，展现三个人的情感纠葛，歌词“我是一叶浮萍啊，我是一片落英”引领这个唱段，其中还运用了轮唱的手法，同样的唱词，不同的曲调和节奏，分别表现三个人不同的心境。曲作者这样的安排使故事内容、人物性格更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感情色彩更加饱满。

第四场中运用了女声二重唱的形式，表达了两位女主人公的细心、善良。在张水鹞发现秦啸生不是李小管的时候，出现了混声四重唱，更加充分表现了张水鹞的阴险毒辣、秦啸生的走投无路，为最后红莲的舍己救人做了铺垫。曲作者在创作重唱的过程中既运用了汉语四声的民族唱法又结合了西方的宣叙调的手法，既不脱离大众审美，又充分的展示了中国民族原创歌剧的魅力。

三、对民族性元素的借鉴

(一)民族唱法的参演方式

中国民族歌剧要求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西施》《山村女教师》《赵氏孤儿》等都是非常出色的民族歌剧，但是《运河谣》无论从选题、编排、作曲、演员等方面都是最为出色的，可称是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的经典之作。《运河谣》与其他歌剧最为明显的不同是，整场歌剧演出突出运用民族唱法去演绎。

女A角水红莲的饰演者雷佳;男A角秦啸生的饰演者王宏伟，都是我国民族唱法的歌唱家。歌剧的演唱从古至今都是用美声方法在演唱：美声唱法音色浑厚、圆润饱满，要求头、口、胸、腹腔都有共鸣，所以声音传递的很远。但是用于民族唱法去演绎歌剧则有所不同，民族唱法音色甜美、委婉清亮，要求头、口、胸腔的共鸣，较美声唱法的共鸣稍小，所以声音的传递会有局限性。在交响乐为背景的烘托下，往往会压过演唱者的音量，导致演员听不见自己的声音，结果更加用力演唱，从而导致声音疲劳很难完成演出。所以说这对于演唱者的要求很高，对于这两位歌唱家来说这也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歌剧上演后得到广大观众的好评，是这些青年歌唱家表明，不是只有美声唱法才能出演歌剧，民族唱法一样可以，而且更具民族特色、更符合民族审美特征。

(二)交响音乐的民族化处理

作曲家在写作时常用的手法是运用一些故事发生地(苏杭、北京)民族民间的音调素材加以展开，这样就使得作品所表现的戏剧形象更具有民族性。由于作品表现的是一条从杭州开往北京的行船上的故事，作曲家在《运河谣》中不仅加入了江南风格的音乐元素，还加入了京韵大鼓的音乐特征，在创作手法上主要运用歌谣体连缀，并根据汉语四声结合民族唱法，把唱词运用的恰到好处。曲式上没有照搬西洋歌剧的样式，也没有拘泥于起承转合等中国民歌的作曲技巧，而是做了许多突破和创新。

交响音乐这种艺术来源于西方。它的音乐思维、结构，尤其是它的旋律感觉，与中国的民族音乐有着很大的区别，所以中国人对交响音乐多抱“听不懂”的态度。为了使交响音乐能够走进广大群众的文化生活。《运河谣》的创作者在交响音乐民族化与西洋歌剧形式民族化的道路上迈出了探索的步伐。

作者在这部歌剧的音乐思维上没有过分强调西洋音乐的纵向和声思维，因为中国大众对音乐的审美习惯是横向的旋律思维。这恰恰是中国的民族音乐的特点，所以作曲家努力借鉴民族音乐的创作手法，将交响乐的和声巧妙的旋律化，这样才会更加符合中国观众的审美习惯。

戏剧是描写人生的艺术，真实应是它的第一要素，人们常说，艺术是真善美的统一。在我看来，真是戏剧的基础，是生命；善是这个生命的意义、价值；美使得这个生命有持久的可以品味的艺术魅力。 何谓真实？它是有一些基本品质的。第一，它能使观众信以为真。观众明知戏是假的，舞台所演是个虚构的世界，看戏是娱乐，是一种精神游戏，为什么又很乐意在心理上接受戏剧的支配，做“介于信与不信之间的有意识的自欺”呢？原因就在舞台上表现的人生，能使观众产生可以出入于自身经历的种种联想，从而加深对人生的体悟。有了这种联想、体悟，就会获得虽假犹真的审美愉快。美国剧作家阿瑟·密勒说：“戏剧与任何艺术相比更要求中肯恰当。如果一出戏能令人相信‘事情正是这样的’，那么，即使它缺点很多，仍不失为好戏。”如果一出戏连可信这一关也过不去，观众在看戏过程中不断产生疑问，就难以进入审美状态，有时甚至感到智力受了伤害。这样的戏还谈什么真实呢？第二，戏剧的真实还必须是动人的，是情感化了的真实。在社会科学中，真实可以用理性来直接表达。但在戏剧中，理性隐藏在情感之中，是靠情感的真实来影响观众的。明代作家袁于令说得好：“剧场假而情真。”这个“情真”，先由艺术家体验到了，他先被自己的体验所激动，才有可能打动观众。而戏剧的情感，是感性状态的理性，总是包含着是非判断的。表现美好的情感或邪恶的情感，都是经过了艺术家理性之光的照耀，是审美化了的东西，不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所以看莎士比亚的悲剧，不会染上麦克白的野心、理查三世的残忍、奥赛罗的猜疑。戏剧中的真总是要通向善的。现代戏曲在对人性的描写上，会超脱于过去的价值判断，其表现方式也不一定黑白分明，有些作品还着力于表现“灰色地带”，仍然不会泯灭是非善恶，泯灭理性精神。那种不包含是非善恶的愉快，只是一般的消遣性娱乐，成不了高尚的娱乐，不是戏剧真正的审美愉快。因而第三，戏剧的真实，还应当是有力量、有力度的。这种力量，源于戏剧的真实、真情，不是细琐的、卑微的，而是表达了某种“对人类具有普遍意义的旨趣”（黑格尔语），或者如恩格斯说的“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我们不能要求许多作品都有思想力度、深度，但如果太缺少这类作品，现代戏曲就没有脊梁骨了。 真实不同于事实，重要的是心灵的贴近真实是一种感受，是来自客观又对于客观有认识意义的主观感受。真实不同于事实。历史学要靠事实，戏剧艺术要靠真实。戏剧所以要写“事实”（故事）只是为了让观众感受真实，并非为了“事实”本身；而这个“事实”一般也不必是现实中的事实（或称实事）来支持的。鲁迅论讽刺艺术时说：“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所以艺术离不开虚构，允许幻想，甚至可以出神出鬼。写历史剧，在历史事实与艺术虚构之间，艺术家可以自由摆动。摆动的自由，服从于能表现出一种令人信服的“内在的可能性”（莱辛语），并且，它是和艺术家的意图紧紧地连结在一起的，达到情与理的相互渗透和自由转换。我们似乎有一种重事实、轻真实的倾向，如所谓重大题材，以为找到了它就可以获得巨大的真实了，客观效果常常并非如此，因为受实事的束缚较多，就难以在真实的开掘上获得充分自由。在过去传媒不发达的年代，写时事新闻的戏很有号召力，现在已经不是这种情况了。对于观众来说，戏中的“事实”在时间上离我们是近还是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心灵的贴近。心灵的贴近对艺术家和观众都很重要。而且还应看到，时间距离恰恰是创作上拥有较大自由度的有利条件，京剧《曹操与杨修》、梨园戏《董生与李氏》就是很好的例子。 真实靠正确的形式支撑黑格尔有句名言：“艺术家之所以为艺术家，全在于他认识到真实，而且把真实放到正确的形式里，供我们观照，打动我们的情感。”艺术家要传递给观众的真实，或者说，能被观众感受的真实，都是经过形式中介的。艺术家是用形式同观众打交道的。所谓“放到正确的形式里”，也可以叫做正确地进行形式化，进行形式创造。联系到戏剧，这个形式怎样才是“正确的”呢？有几个基本观点可说。 首先，在戏剧中，形式化就是动作化。从艺术分类学的角度来说，戏剧是动作的艺术。它有两个基本品质：（一）“动作就是实现了的意志”；（二）“动作在本质上须是引起冲突的”（黑格尔语）。戏剧动作不等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言谈举止，对于后者，必须经过选择、提炼，被赋予以上两个品质，才成为戏剧动作。而意志和冲突，产生于过去又直接指向未来，其当下的感性过程就是戏剧情节，就是性格的历史。因为动作是实现意志、引起冲突的，就会“导致动作和反动作”，就有了戏剧性。我们看戏，觉得“平”、“冷”，觉得“没戏”，多半是由于缺少真正具有戏剧意义的动作。没有动作化的真实，不是戏剧的真实。 其次，戏剧动作是有不同形式的。对于演员来说，动作不是单指形体动作（表情、姿态），而是语言、心理、形体的总和。其感性呈现就是角色形象。戏剧所以会有不同的样式，如话剧、歌剧、芭蕾舞剧、戏曲（要说“剧种”，这才是真正的剧种分类，我们戏曲中的所谓“剧种”，有许多是地方性因素，并不都具备样式类别的意义），归根到底，在于动作有不同的形式。话剧的动作是接近生活本来形态的，它的重点是语言，是口语化的台词。歌剧的重点是歌唱和音乐，舞剧的重点是舞蹈和音乐。歌剧不以舞作为动作形式，舞剧不以歌作为动作形式。而戏曲的动作是一种有歌有舞的综合形式，通常称之为唱念做打。不管是哪一种戏剧样式的动作，包括写实主义的话剧在内，都是“第二自然”，是人工的自然，都是经过了精心处理的艺术形式。所以，要“把真实放到正确的形式里”时，有个先在的条件，只能“放在”特定戏剧样式的动作形式里，因而动作化时，有没有样式意识，是能否“正确”的一个重要关键。观众看有些戏曲常要批评它是“话剧加唱”，多半是在整体的形式化中缺乏样式意识。有明确的样式意识，是创作上的一种本体自觉。 其三，动作形式既有继承性也有变易性。以戏曲而言，无论唱念做打，都具有历史地积累下来的形式技巧，其规范化形态通常叫做程式。形式既然是艺术家和观众的特殊关系的体现，因而在形式化过程中，重视剧种的样式特征，充分运用固有的程式技巧，是同尊重观众的欣赏需要相一致的。然而这种继承性又是相对的，它会随时由于表现真实的需要，作出某种幅度的变易。所以形式化不可以简单地等同于程式化。形式化大于程式化，形式化中可以吸纳、融入非程式的因素。说得再大胆一点，在现代戏曲的创造中，形式化乃是程式化和反程式化的多样统一。现代戏曲的形式化，还包含一个新的任务：要实行形式上的更广泛的新的综合。有了这种更广泛的新综合，才能在同一种戏剧样式中，实现演出样式的多样化。演出样式的核心是演员的动作，是动作的样式特征，但光有这个核心还不够，还要有它的外延部分，包括听觉方面的音乐、音响和视觉方面的化装、服装、布景、灯光。另外，还可以在观演关系上作特殊的空间处理。有了这些因素的积极而又“正确”的介入，演出样式才能获得个性鲜明的艺术风格。而这方面的经验，戏曲自身较少，要靠借鉴外来经验，这是戏曲现代化中不能跳开的过程。引进外来经验，常常会产生不协调，吸纳容易消化难呀，却又不能因噎废食。艺术上的现代化，有创新和破坏的两面性，要尽量保护创新，减少破坏。这要靠实践经验的积累，培养出一批艺术大家，才能逐渐减少混乱和痛苦。真实的形式化一旦获得整体性成功，会给观众以极大的审美愉悦。到了这儿，真又通向了美。观众看戏，既要由真带来感动，又要由善带来心灵的净化、升华，还要由美带来反复的品味，持久的陶醉。但满足于感动以至心灵的震撼，还不是戏剧审美经验的全部，能够达到朱光潜说的“内容沉没下去，形式浮现出来”（沉没不是消失，浮现出来的形式是有意味的形式），这时候，才可以说，我们真正是把戏曲当艺术品来欣赏了，才能深入体会戏曲艺术的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