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研究论文

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十大问题最终的改革目标？中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最终的改革目标是实行更加富有弹性的汇率形成机制，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长期来看，浮动汇率机制将给予中国政府部门完全独立的货币政策自由，同时也会避免亚洲金融危机那样的经济衰退。绝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危机都是来自于试图长期地施行固定汇率机制，这样就会面临国内政策的不协调和自相矛盾。正如我们原来所认为的那样，这样的改革将会引导中国经济逐步（但是长期）走向完全浮动汇率形成机制。 为什么现在改变？以下因素起到了决定 性作用：政府部门静静地加强了货币交易技术和平台的建设，这有助于提高中国经济应对汇率变化所带来的波动。第二，中国的外部失衡不断加剧，贸易盈余迅猛增加、外汇储备增加过快和货币政策的失效；在过去的一年里，政府部门担忧贸易盈余仅仅是临时性的，现在已经不怎么担心了。第三，外部的政治压力迅速增加，特别是美国，试图在今年秋天引入一系列的贸易保护机制。最后，我们一贯地认为今年夏天是一个改变的好时机，因为在6-9月的市场投机和资本流动趋向于最低。政府部门是用汇率来冷却经济增长过热吗？不，一些观察家将最近公布的半年期数据和人民币汇率改革联系在一起，提出的观点是因为出现了超过预期的经济增长，所以中国要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我们不认为这些数据能起到什么作用，从一开始，政府部门就从来没有将人民币汇率和宏观经济周期性政策联系在一起。而且，政府部门一直认为经济增长速度很高，所有的行动都表明过去的12个月的经济增长与以前相比较已经慢了很多，同时，通货膨胀的压力在减轻；如果政府部门用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变化来冷却过热的经济，2003年底是一个比较合乎逻辑的时间。最后，短期内，2%的变化对中国经济来说是非常小的。美国的压力扮演了关键性角色？就是美国的国会也不相信这一点。我们认为，美国财政部的贸易保护措施、白宫和议会的法案可能会对中国改革汇率形成机制的时间构成影响。但是，我们认为美国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将不会减少。对人民币汇率政策的调整符合中国的长期利益。盯住一篮子货币是如何运做的？概念很简单：过去，人民币一直是盯住美元的，这意味着人民币将随着美元变动，而不管欧元、日元和其他货币有什么样的变化。现在，如果欧元和日元兑换美元的汇率发生了变化，根据贸易权重的安排，人民币汇率应该相应调整。比如，如果欧元占人民币一篮子货币的20%权重，如果欧元兑美元升值了10%，那 么人民币兑美元将会升值2%，兑欧元将会贬值8%（假设其他货币兑美元保持不变）。

根据自己国家的制度来定的

（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简评 本次汇改实行的是参考一篮子货币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改变了原来事实上盯住单一美元的偏向于固定的汇率制度，符合汇率制度走向市场化的大趋势。该制度保证了基本汇率水平由市场决定，同时又使货币当局在汇率形成中发挥作用。它有很多优点：汇率风险较小有利于经济平稳快速增长；市场化的外汇价格有利于国际收支自动调节；使国际经贸关系比较协调等。 央行在2005年7月汇改公报中使用了“参考”而非“盯住”一词。既然是“参考”，央行就没有必要披露货币篮子的构成及其如何调整。央行的“货币篮子”是非公开的，即使经过一段时间市场根据数据估算出货币篮子的构成，也很难比较准确预测汇率，因为“参考”而非“盯住”的政策为央行采取各种措施提供很大的操作空间，这样做的优点是央行对人民币汇率享有更大的相机抉择权。在当前刚刚推进汇改，外汇市场有待完善同时央行监管能力亦有待提高的环境下，为政府干预留下较大空间是必要的。但同时使央行稳定汇率政策的可信度，比汇改前的实际盯住美元制度大大降低。尤其当汇率处于基本均衡同时遇到冲击等突发事件时，由于没有央行的信用保证，市场汇率波动可能较大，这会增加央行干预市场的次数和力度，也使央行管理汇率成本和操作失误的可能增加。 （二）外汇市场建设尚需改进 “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显示政府逐渐将外汇定价权让位于市场，但上述目标在实施中遇到国内金融市场发育滞后的挑战。尽管汇改以来央行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完善外汇市场，但目前为止我国还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外汇市场，这使得“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难以有效运作。本文引用几组数据说明我国外汇市场状况：国际上98%采用做市商制度的外汇市场是分散和无形的，而我国还是集中的和有形的，前者对客户更方便并且效率更高；国际上外汇交易中40%以上交易是在金融机构与非金融机构间进行，而我国几乎全部是在金融机构之间进行，作为市场主体的客户和外汇经纪人出现缺失；一直以来我国银行是汇市最大的卖方，中央银行是最大的买方，双方交易额占总交易量的60%以上，外汇市场的垄断程度比较高；有学者估计汇改以来央行入市干预的交易日数超过总交易日数的70%，对银行间市场敞口头寸基本全额收购或供应，央行主导了市场汇率的形成，人民币汇率的形成官方色彩仍然比较浓。 汇改迫切需要恢复外汇市场的弹性，矫正被扭曲的外汇供给和需求，让市场化的外汇供给与需求来寻找人民币的均衡汇率。而一直延续外汇短缺时期确立的外汇管理思路和政策框架，如外贸“奖出限入”、资金“宽进严出”和产业“填平补齐”，尤其强制结售汇制，使得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被扭曲，供给被放大而需求被抑制。只有整个外汇供求比较真实的反映市场主体的供求和预期，才会形成更接近均衡的汇率。 国际上外汇市场的交易额中，80%以上不是即期交易，而在我国则几乎全部是即期交易，这就难以形成市场化的远期汇率。为改变此状，2005年8月，央行扩大了外汇指定银行对客户远期结售汇业务并开放了人民币与外币掉期业务。同时，央行发布通知首次提出开办银行间远期外汇交易，并将在远期交易中率先引入询价交易方式。此外，还扩大了即期、远期外汇市场交易主体。但这些措施效果并不理想，市场反应并不好，获准开展该业务的金融企业并没有大规模开展业务。 交易环节的市场化建设对汇率市场化非常重要，因为汇率是在外汇的交易中形成的。国际上日均外汇交易量早已突破了万亿美元，泰国、印度这些经济总量和开放程度均不如我国的国家其日均外汇交易量也在30亿美元左右，而我国日均交易只有12亿美元。期货、期权等国际上比较流行的金融衍生工具在我国才刚刚起步，并且高技术含量的期货等金融工具发展很迟缓。所以我国外汇市场上交易量比较小，并且交易品种比较单一。（三）汇率波动区间改革简评 当前汇率制度的波动区间较窄，这使得汇率波动较小进而使外汇市场难以活跃。本文认为央行采取此措施的原因是：国家宏观经济承受汇率波动的能力还相当弱；管理落后的国企外汇风险意识不强，民营中小企业抗击外汇风险能力较弱；货币当局无相应监管经验，监管能力不足。但波动区间较窄同时也带来了：汇率形成市场化程度受到限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挑战，央行干预汇市力度和管理汇率成本增大等不足。 当前人民币兑欧元、日元的波动范围较大而兑美元的波动幅度比较小，这两个汇率之间有时是失衡的，就存在套利空间。这种失衡有可能吸引较多的套利“热钱”， “热钱”的涌入对市场上形成正常的均衡汇率水平会产生干扰。 进一步完善汇率形成机制的建议 （一）将“参考”一篮子货币改为“盯住”一篮子货币 当前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随着汇改的进行及外汇市场微宏观条件的改善，可改“参考”为“盯住”。改为“盯住”后，在央行的信用支撑下，市场预期更稳定，可以利用市场预期的自我实现性来稳定汇率水平。即使当汇率波动大到或汇率走势已经影响经济运行，央行仍可以通过参与汇市上外汇的买卖，进行汇率管理。我国外汇储备已跃居世界第一，使得央行有了相当强的干预汇市能力。当然具体是采取弹性盯住还是爬行盯住或其他盯住方式，可根据经济市场状况再作探讨。 （二）关于外汇市场建设 1.继续增加外汇市场参与主体以完善已实行的市商制度。市场上供需主体越多，垄断的可能性越小，形成的价格市场化程度越高。尤其是扩大管理水平比较高的股份制和外资金融机构参与外汇市场，这些企业不同于传统的国有金融企业，各方面顾忌比较少，它们更能活跃外汇市场。有活力的市场才能向市场提供更加丰富多样的汇率风险管理工具，这样也会反过来促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更加完善。 2.强化强制结售汇制度的改革以恢复外汇供需的弹性。企业可以通过对持有还是卖出因经常项目外汇收入的选择间接参与人民币汇率形成，改革强制结售汇制扩大企业参与市场程度来活跃汇市，使结售汇这个环节弹性更大、市场化程度更高。当前外汇储备充足、企业（含金融企业）市场化程度和管理水平大大提高，强化改革的环境已经比较成熟。可以尝试：扩大允许保留经常项目外汇收入的企业范围；对现有允许保留外汇结算账户的企业（含金融企业）扩大可以保留外汇的限额；延长结汇宽限时间，进一步提高留汇比例，在适当的时候逐步转向意愿结汇制；对于个人用汇，可以继续放宽居民个人因私购汇限额并简化购汇手续。 3.继续推进资本项目的开放进程，使资本项目下被压抑的用汇需求逐步释放。我国资金的“宽进严出”政策还未明显改善，对经济主体对外直接投资、间接投资管制都比较多，使得用汇需求被压制。央行可配合有关政策便利企业境外投资、支持企业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可以考虑：将境内外汇指定银行为我国境外投资企业融资提供对外担保的管理方式由逐笔审批调整为年度余额管理，扩大银行和受益企业的范围；允许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投资境外证券市场。 4．改进和完善央行的干预机制，逐步减少央行干预外汇市场的频率，让市场主导汇率的形成。除非当市场汇率短期汇率波幅大到影响本国对外经济往来，或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形成趋势性的低估或高估，并可能对经济运行产生不利影响，中央银行才入市干预。当前应着手建立外汇平准基金，以便央行以更公开的方式干预汇市。 （三）进一步扩大汇率浮动区间 较大的汇率浮动区间符合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的大趋势，只有汇率波动增大，经济体才有规避汇率风险的需要，金融企业才有可能进行金融创新以满足市场的需求。这也是汇改以来尽管央行出台一系列外汇市场建设的政策，但效果并不理想的原因。汇率波幅的增大需要摆脱当前较小浮动区间的限制。但当前对的浮动区间还没有用足，汇改以来单日最大波幅是2006年3月汇率上升了100个基点，所以对当前浮动区间可暂时不动。目前要用足这个区间，允许汇率每天可以上下波动一两百个基点，这将向市场传递央行减少干预的信号，有利于市场正视汇率风险以增加外汇市场的活跃度和弹性。待市场逐渐适应汇率波动后，再视状况逐步扩大浮动区间，新的改革出台时应有意识的减小人民币兑美元和非美元汇率之间浮动区间的失衡。 汇率形成机制应该是市场化的，但与之相关的许多环境制度尚需完善，如作为市商制度主体的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定价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还不足，而这又与当前正推进的国有银行的改革密切相关。以前外汇市场全由政府主导，货币当局没有对外汇市场的监管经验，货币当局的监管水平尚需提高。与汇改密切相关，并且一般先行于汇改的利率改革也还未深入推进。由此看出，汇率形成机制与市场环境和许多经济改革密切相联系，改革不能过于超前。汇改以来，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总体看央行出台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政策基本上与我国当前的经济和市场发展水平相适应。

这是2010年6月发表的一篇论文，够新了吧，紧跟时代：-----------------------正文内容-----------------------《金融危机与人民币汇率制度》一、 金融危机不会加剧外部对人民币汇率制度的责难受金融危机影响,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显现。美国财政部长盖纳在候任期间曾指责我国操纵人民币汇率,这与布什政府拒绝认定我国为汇率操纵国的态度显著不同。但美国当前的主要目的,是要迅速走出金融危机、摆脱经济衰退,而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总体上有助于美国达到这一目的,起码不悖于这一目的。因此,新一届美国政府在危机中应不会对人民币汇率制度采取实质性的对抗行动,从摆脱实体经济衰退的角度看,人民币大幅升值对美国缩小贸易逆差不会产生实质影响。当前以中美贸易差额为代表的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根源于美国有较大的储蓄缺口(储蓄不足),而包括我国在内的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则有较大的投资缺口(储蓄过剩)。从全球经济平衡的角度来看,拥有较高储蓄率的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是集体性地被迫与储蓄率较低的美国保持贸易差额关系。显然,这种失衡根源于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即使人民币大幅升值至我国对美贸易顺差大幅下降的程度。鉴于美国的储蓄率在短期内难以提高, 其贸易逆差将依然存在,只不过转变为对其他国家的逆差而已。上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美国的贸易逆差一直存在且愈演愈烈,只是其贸易顺差对手国顺次由日本转变为“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虎”,然后转变为我国而已。从摆脱金融危机的角度看,人民币大幅升值并非美国解决金融危机的出路。近期,西方学术界流传着一种“祸水东引”的谬论,即将人民币汇率制度与美国次贷危机直接联系起来。认为人民币汇率低估是我国对美贸易顺差的主要成因,我国将积累的大量外汇储备投资于美国国债,这压低了美国长期利率,进而低利率刺激了美国金融创新并使其金融机构过度承担风险,最终引发了次贷危机。大量事实表明,金融发展和风险认知之间的不匹配才是当前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金融创新和金融发展不断深入,尽管金融风险认知在同一时期也有进步,但明显滞后于实践的需要。金融发展和风险认知的不匹配大大降低了原有金融稳定安排的效力,金融机构内控、市场纪律和金融监管的效率下降与此均有密切关联。从这一视角看,次贷危机爆发具有必然性,它与人民币汇率制度没有必然联系。事实上,维持现有包括人民币汇率制度在内的中美经济模式,对美国化解金融危机是有利的。当前,美国政府在实体经济和金融领域同时展开行动来化解危机。在实体经济领域,美国主要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来稳定经济增长;在金融领域,美国主要通过金融机构救助、收购金融机构有毒资产、为市场提供流动性三种方式来稳定金融系统。美国的危机化解方案需要耗费大量资金,这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大量发行国债。在美国国债投资需求中,外国投资者的地位举足轻重。2008年,美国政府净发行国债万亿美元,其中外国投资者就购买了7720亿美元。中美之间的经济交往模式以人民币“软”钉住美元、我国对美保持大量贸易顺差和我国持有大量美国国债为主要特征,这一模式有助于美国筹集资金、稳定国债市场。应当说,危机加强了中美经济模式的“捆绑性”,即我国需要美国市场实现劳动力就业,美国则需要我国的资金来稳定其金融系统。破坏这一模式的稳定性,对中美双方都没有好处。二、 金融危机不会根本威胁我国外汇储备的安全次贷危机爆发后,我国外汇储备的安全问题引起国人广泛关注。部分国内学者认为,美联储向金融体系不断注入流动性,使得美国未来经济发展面临巨大的通货膨胀威胁,我国外汇储备也极有可能因此遭受重大损失,人民币汇率制度应该加速弹性化改革。为应对危机,美国货币当局不断放松其货币政策。美联储的最初反应是,通过更积极的储备管理使短期货币市场利率与目标水平一致。随后,为缓解定期货币市场和回购市场的压力,美联储延长了银行再融资期限,扩展了合格抵押品和交易对手的范围,扩大了证券融资范围。鉴于金融市场混乱还在继续且实体经济出现衰退,美联储迅速调整了其货币政策立场,将联邦基金利率在短期内由下调至。在缺乏利率下调空间的情况下,美联储开始实施所谓“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即货币政策直接关注货币投放数量而非利率。从货币供应量的角度看,以上货币政策操作并无特别之处,所有操作都是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当面临通货膨胀时,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出售其当前购买的国债和其他类型金融资产以收缩流动性。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在美国这样一个贫富较为悬殊而又实行议会民主的国家,美联储不可能为了损伤我国外汇储备价值而故意推动通货膨胀。主要是发达国家金融自由化和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刺激了投机性货币需求的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流动性膨胀对通货膨胀的压力。全球在次贷危机中投放的大量流动性在危机后大部分不会直接进入实体经济,它们中的绝大部分极有可能是从谨慎状态转为投机状态,这为全球收缩流动性提供充裕的反应时间。我国没必要进行大的储备币种结构调整。反而,由于我国在美外汇储备数量较大,任何急切的币种结构调整很可能会因交易成本过高和外汇市场的博弈性反应而损害我国外汇储备的价值。例如,如果我国迅速将美元国债储备转换成欧元储备,则大量抛售很有可能会使美元国债收益率迅速上升,这将导致我国继续持有的美元储备的贴现值下降。更何况,在当前全球主要储备货币中,美元的安全性仍然居于首位。三、 不宜采用人民币大幅贬值来摆脱当前经济紧缩关于人民币汇率的合理均衡水平,理论界存在很大争议。一种常见的观点认为,人民币汇率的合理均衡水平应该有利于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从我国的国际收支状况看,人民币应该大幅升值。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是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根本目标,包括人民币汇率政策在内的一切宏观调控政策都须以此为最基本的出发点。换言之,人民币汇率的合理均衡水平应该首先有利于实现国民经济增长的总目标,其次才能考虑平衡国际收支。次贷危机爆发以来,我国经济出现了剧烈下滑,对外出口和投资的增长率同比皆有大幅下滑。由于投资下滑主要是由出口下滑导致的,此轮我国经济紧缩可以归为外部需求冲击型的经济紧缩。为保持经济增长,我国政府及时有力地出台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汇率政策领域,我国迄今为止尚未采取大的举措。我国是否应当采用人民币大幅贬值来摆脱当前经济紧缩,这也是我国汇率政策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表明:全球真实GDP增长率从2007年的下滑为2008年的,其中,除了中东的真实GDP增长率上升了,北美洲、中南美洲、欧洲、独联体、非洲和亚 洲的真实GDP增长率分别下滑了、、、、、和;全球真实商品贸易增长率从2007年的6%下滑为2008年的2%,其中,北美洲、中南美洲、欧洲、独联体、非洲、中东和亚洲的真实商品出口增长率分别下滑了、、、、、和。全球真实GDP和真实商品出口的全面萎缩表明,在所有导致我国出口紧缩的原因中,贸易对象收入的全面下降肯定居于首位。在人民币“软”钉住美元的汇率安排下,美元2008年对日元和欧元大幅升值,间接推升了中国的实际有效汇率。可以讲,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相对稳定在危机期间恶化了我国的贸易条件,中国当前具有人民币贬值的潜在动力。尽管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对于我国出口的稳定可能有不利影响,我国当前仍然不宜采用人民币大幅贬值的办法来摆脱经济紧缩。根本原因在于,在全球经济下滑、贸易对象收入萎缩的情况下,人民币贬值是否一定产生足够的刺激效应,我们并无把握。相反,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危机中世界各国“以邻为壑”式的贬值,从来就没有给任何国家带来过好处。亚洲金融危机中,我国政府在全面权衡之后,作出了人民币不贬值的决策。这一决策在事后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它不仅制止了亚洲各国竞争性贬值的浪潮,而且使得我国国内生产获得了稳定的外部环境,并据以率先走出了危机的阴影。也正是在此决策的推动下,我国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从此确立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毋庸讳言,亚洲危机中我国作出的不贬值的决策,使得我国成为那次危机中最大的赢家。在坚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同时,我国要格外关注出口行业是否在危机中出现转移。我们的一项研究表明,在我国,以使用中间产品生产最终出口产品为核心特征的垂直化专业分工贸易模式正在加速形成,外资企业在这一贸易模式中占据主导地位,而我国在这一贸易模式中主要是获得低端的劳动要素收入。垂直化专业分工主导我国的贸易模式,意味着我国对外贸易可能存在临界状态,一旦外部竞争环境达到抵消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的程度,大量外资主导的垂直化分工贸易企业很可能突然集体性地从我国退出。相比于出口下降,危机导致我国外贸转移的威胁更需警惕,因为直接投资决策因沉淀成本巨大而不会轻易改变,出口行业的国际转移会对我国经济增长造成长久性的根本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