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出现的时代背景和必然性青铜器对经济的作用青铜器对军事的作用青铜器的不足总结
编磬是古代汉族乐器一种，用石或玉制作，十六面一组。它的音色，除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等十二正律外，又加四个半音，演奏打击时，发出不同音响，清宫所藏玉编磬，是清乾隆时制，在重大典礼演奏中和韶乐时使用。编磬是可以演奏旋律的打击乐器，多用于宫廷雅乐或盛大祭典。编磬就是把若干只磬排成一组，每磬发出不同的音色，可以演奏旋律。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先后在湖北的江陵和随县出土了大型编磬。湖北江陵纪南故城，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国都，1970年在这里出土了一套25枚编磬。磬体用青色石灰石制成，上部作倨（gōu）句形，下作微弧形，表面都有较清晰的彩绘花纹和略显凹凸的花纹。其中4枚绘有凤鸟图，色彩高雅，线条流畅。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全套编磬共四十一枚，石制，分上下两层悬挂，上层十六枚，下层十六枚，另有九枚可随时调用，这套编磬与编钟密切配合，可在同一调高上进行合奏或同时转调演奏。其音响效应“近之则钟声亮，远之则磬音彰”。1980年下半年，湖北省博物馆和武汉物理研究所合作，将这套2400多年前的战国初期大型编磬复制出来，其发音与原编磬的标音铭文相符，低音浑厚洪高，高音明澈，音色优美而动听，音域达三个八度，可以旋宫转调，演奏多种乐曲。清代的编磬，主要用于皇帝与王公大臣庆典的“丹陛大乐”、宫中大型宴会的“中和清乐”和“丹陛清乐”。清乾隆年间制作的编磬，16枚为一套，大小相同，厚度有异，采用新疆和田碧玉，其形与特磬一致，只是体积较小，每次演奏时全套都要使用，随乐曲旋律击奏。在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乾隆皇帝还用黄金制作了一套金编磬，和它一起使用的还有一套金编钟。
记得1978年编钟出土的时候，对我来说编钟就是我们随州人骄傲。编钟是1978年春夏之交，在地下沉埋了2400余年的国宝编钟，随着曾侯乙墓的发现、发掘而闪亮问世，重放异彩。一时间举世瞩目，国人为之骄傲，世人为之倾倒。曾侯乙墓位于湖北随州市曾都区城西两公里的擂鼓墩东团坡上，系一座呈卜字形的大型岩坑竖穴木椁墓。1977年秋，当地驻军在扩建营房时发现该墓。1978年3月，文物考古部门组织联合勘探，5月上旬开始挖掘，6月底野外清理首战告捷。通过出土博钟上的铭文鉴定，这是战国早期诸侯国曾国君主名乙的墓葬，故亦称曾侯乙地宫。该地宫似一座超豪华的“三室一厅”，东室放置主棺一具、陪棺八具；西室放置陪棺十三具；北室放置兵器、车马器及竹简；中厅大约是墓主人的音乐室、礼宾接待厅，内置大量礼乐器；在东室通往中厅的门洞处置放狗棺一具。地宫东西长21米，南北宽米，距地表深13米，面积为220平方米。整个椁室由底板、墙板、盖板共171根巨型长方木铺垫垒迭而成，使用成材楠木达500立方米。木椁顶面及四周填塞防潮木炭6万公斤，木炭之上努筑青膏泥、白膏泥，上面盖铺石板，再努筑五花土直达墓口。湖北省内历年来发掘的战国墓葬数以千计，规模最大而又有确切年代的唯此一座。其墓葬气势之弘,出土文物之多，制作之精美，稀世之珍贵，保存之完好，以及铭文资料之丰富，都是同期墓葬中所罕见的。墓中出土了大量精美青铜礼器、乐器、兵器、金器、玉器、车马器、漆木竹器以及竹简文物多达15404件，有许多造型奇特，工艺精湛，是前所为见的珍品，其中有8件定为国宝。曾侯乙墓，这座拥有东、中、西、北四个墓室的王陵，尤如一座地下音乐宫殿。宽敞的中室，是“钟鸣鼎食”的“正殿”，礼乐之器，陈悬井然。一套编钟沿南壁和西壁立架巍然耸立；一套编磬沿北壁立安放；一架建鼓沿东壁高树青铜座上；东室，列有琴（2件）、瑟（5件）、笙（2件）、鼓（1件），均聚傍主棺，如“寝宫”内演奏“琴瑟之音”轻音乐团。“寝宫”和类似“后院”的西室，二十一具彩绘棺里息卧着十三至二十五岁的少女，可能是表演乐舞的“女乐”，连同乐器，一道殉葬。北室，还陈放着三件专供盛放石盘的漆木匣。乐宫中最为显赫的属编钟。巨大的钟架，由铜木结构呈曲尺形，长米，宽米，高米。七根彩绘横粱，两端均有浮雕着盘龙和花瓣纹的青铜套加固，由六个佩剑武士形铜柱和圆柱承托。钟架及钟构，达二百四十六个构件，可以拆装，设计精巧合理。六十五件青铜钟分三层八组悬于架上：上层为三组钮钟，共十九件；中层有短枚甬钟一组十一件、无枚甬钟一组十二件、长枚甬钟一组十件；下层有大型长枚甬钟两组共十二件、另有鎛钟一件。其最大者，通长厘米，重公斤。仅钟体总重量达两千五百公斤。钟架、钟钩、钟体上共有铭文三千七百五十五字。内容有编号、记事、标音及乐律理论。钟体铭文大都镀金。铸钟的铭文，记叙楚国的惠王在执政五十六年（即公元前四三三年）时，为祭奠曾侯乙而铸制了钟鼎彝器，并送给曾国。甬钟均有一面钲间刻“曾侯乙乍（作）时（持）”，标记着钟的主人。甬钟、钮钟的标音，均在钟体一面的正鼓部和侧鼓部，依姑洗均（C调）记写着各钟所发乐音的阶名或音名。甬钟另一面钲间、鼓部还有成句成段的文字，论叙各钟的乐音所属律名、阶名、变化音名及其在不同均中、不同国间的称谓对应关系。件件保存完好，闪亮着青铜光泽的钟体，均保留着优美迷人的原有音响。仅少数大型甬钟的侧鼓音不甚明显之外，绝大多数钟均能在正鼓部和侧鼓部，分别击奏出呈三度音程，且与标音相符的两个乐音。全套钟含有深沉浑厚的低音、铿锵圆润?闹幸簟⑶宕嗝髁恋母咭?，丰富的色彩可调配出相当的表现力。其音域自C2至7，跨五个八度音程，可奏出完整的五声、六、以至七声音阶乐曲；中心音域内二十半音齐备，可以旋宫转调，演奏古今中外多种乐曲。钟及架的装饰，取有人、兽、龙、花、几何形等多种题材，采用了圆雕、浮雕、阴刻、雕绘、线描等多种技法。加之精巧的布局和细微的刻划，达到了极好的美化效果。整架编钟，宏观巍峨庄重，微观精美华丽，是耐人观赏的艺术佳作?lt;BR>这套编钟的击奏工具共有八件。六件7字形小木槌，当由三人各执一对，分别掌奏中层的三组钟，并兼顾上层钮钟，主奏旋律。两件长215厘米、??.6厘米的彩绘大棒，由两人分执，掌奏下层大钟，可配以和声，或烘托气氛。?馓自煨妥彻邸?浔钙肴⒁袅谐涫怠⒁羝底既返拇笮捅嘀樱笆夜糯嘀又睿⒁云涫恐啵熘4嬷茫袈芍粲蛑悖羯溃致擅闹涔螅恢型庾摇⒀д叱浦跋∈勒浔Α薄ⅰ肮糯澜绲牡诎舜笃婀邸保恰熬袷澜绲氖ド健保拔拿鞴殴南笳鳌薄?lt;BR>与曾侯乙编钟相伴而出的一套编磬，是古编磬中的杰出代表。青铜镏金的磬架，高米、宽米，呈单面变层结构。一对集龙首、鹤颈、鸟身、鳖足为一体的怪兽铜立柱，咬合着两根铜杆，杆底等距焊铸铜环，以挂磬钩。三十二石磬次序悬挂，与之相映成趣。据研究，全架编磬原有四十一块，每磬发一音，为十二半音音列，音域跨三个八度，音色清脆明亮而独具特色。磬块上亦有与钟铭相通的墨书和刻文，内容是编号、标音及乐律理论。其精美的磬架、众多的磬块、明确的编悬状态、完备的配件?ㄍ鲇凶绊嘀缓晚嚅常┪窠黾V柿现饕鞘已?捻嗫椋羯宄河琶溃鹊苯竦哪厩俑杏嘣希戎由油该鳌K故玖巳霭硕鹊囊衾址缑玻岣坏陌胍粝允玖诵醋鞯墓δ堋K氡嘀雍献啵嫖浇鹗朊枚8镜氖瞧渲械淖罡咭艟褂敫智俚淖钌弦患℅8）相同。充分反映了古代磬氏设计制造定音乐器的成就，扩大了我们对古代宫廷队音域范围的视野。同墓出土的古乐器还有建鼓，这是迄今见到的最早同类实物，琴（十弦琴、五弦琴）、排箫、篪，都是首次发现的几种早已失传的乐器。其中的排箫，是由十三根竹质箫管编排而成的“排箫”，它因长短有序的箫管而形若鸟之单翼。世界上有不少民族都使用这种乐器。这两件古箫在未脱水的情况下，其中一件有七、八个箫管能够吹奏出乐音，音阶结构已超出五声。篪是一种竹质横吹管乐器。以前，人们仅据文献中互有出入的记载，难以详其形制。该墓出土的篪，一件长厘米，一件长厘米；两者均以一节竹管制成，两端管口封闭，管身开有吹孔一、出音孔一、指孔五；通体以黑漆为地，以朱、黄色绕管线描绘纹。三角雷纹和变形菱纹。用其复制品，可吹奏出超出五声的音阶结构。笙是由古沿用至今的一种管乐器。曾侯乙笙分十二、十四、十八簧三种，均为匏斗、芦竹笙管、芦竹簧片制成。笙簧因音频高低而大小不一，框与舌间的缝隙细于发丝，做工十分精细，仿制中，知其声音细小，但古朴典雅，特别细腻迷人。因弦腐而失音的琴瑟，均保存着完好的躯体。仿制中，可品味出其原有的浓郁韵味。曾侯乙墓出土的这批编钟、编磬、建鼓、瑟、琴、笙、排箫、篪等8种乐器，共125件，还有与部分乐器配用的击奏工具12件，各种构件、附件1714件。可分打击、吹奏、弹拨三类。数量多、种类全、制作精、保存好，是世界音乐考古史上的空前发现。湖北省内历年来发掘的战国墓葬数以千计，规模最大而又有确切年代的唯此一座。其墓葬气势之弘,出土文物之多，制作之精美，稀世之珍贵，保存之完好，以及铭文资料之丰富，都是同期墓葬中所罕见的。墓中出土了大量精美青铜礼器、乐器、兵器、金器、玉器、车马器、漆木竹器以及竹简文物多达15404件，有许多造型
编钟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打击乐器，用青铜铸成，它由大小不同的扁圆钟按照音调高低的次序排列起来，悬挂在一个巨大的钟架上，用丁字形的木锤和长形的棒分别敲打铜钟，能发出不同的乐音，因为每个钟的音调不同，按音谱敲打，可以演奏出美妙的乐曲。早在3500年前的商代，中国就有了编钟，不过那时的编钟多为三枚一套。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每套编钟的个数也不断增加。古代的编钟多用于宫廷的演奏，在民间很少流传，每逢征战、朝见或祭祀等活动时，都要演奏编钟。 在中国古代，编钟是上层社会专用的乐器，是等级和权力的象征。近代，在中国云南、山西和湖北等地的古代王侯贵族的墓葬中，曾先后出土了许多古代的编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发现的曾侯乙编钟。这套编钟工艺精美，音域可以达到五个八度，音阶结构接近于现代的C大调七声音阶。另外，编钟上还标有和乐律有关的铭文2800多字，记录了许多音乐术语，显示了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先进水平。曾侯乙编钟是目前中国出土数量最多、规模最大、保存较好的编钟，被誉为人类文化史上的奇迹。 编钟音乐清脆明亮，悠扬动听，能奏出歌唱一样的旋律，又有歌钟之称。 用曾侯乙编钟演奏的乐曲《楚商》。乐曲表现了中国古代诗人屈原被流放时的悲愤之情。
摘要：蒋介石则明确表示要师承曾国藩，要求国民党军队中的将领必须“认清历史，效法曾胡”。连毛泽东这样的无产阶级军事家，早年时也曾有“近人之中，独服曾文正”的话语，可见对其影响不小。
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统帅们，在战争的实践中所形成的以儒家学说作为建军、治军之本的军事思想，对晚清及以后的军事活动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 以忠君卫道作为建军宗旨
曾国藩继承了传统的儒家思想，特别是程、朱理学的说教。他推崇封建礼教至高至深，把忠君勤王和捍卫封建礼教作为他的建军宗旨。
曾国藩的整个治军方略，都贯穿着他所坚持的封建伦理纲常。他在组建湘军时，其捍卫封建礼教的建军宗旨，就在他出师衡州时发布的《讨粤匪檄》一文中表达得异常明确。曾国藩十分了解中国士大夫乃至一般民众的特殊文化心态，针对太平天国独尊上帝的宗教大做文章，提出了要维护名教，他说“自唐虞三代以来，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而太平军之所为，“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吾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他以此来号召那些受封建礼教熏染的士大夫们或从军，或参战，或出钱出力，支助湘军，“以卫吾道”。曾国藩的动员令，确实起到了显著的效果。一时间那些受封建传统观念熏陶的学人士子、农夫山民，自觉或不自觉地汇集在曾国藩的旗帜下，成为了镇压农民起义的马前卒。
他提倡忠君卫道、以儒家学说治军的这一宗旨还贯彻在选将、募兵、军队管理以及协调军内外关系等方面。
曾国藩治军把选将作为第一要务，他说，“行军之道，择将为先。”他的选将标准是德才兼备，智勇双全，而把德放在首位，并把德的内涵概括为“忠义血性”。他提出，“带勇之人，该求我党血性男子，有忠义之气而兼娴韬钤之秘者，与之共谋。”又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计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大抵有忠义血性，则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曾国藩认为，“忠义血性”的将领主要应从既受封建礼教熏陶又少官场恶习的儒生士子中去选择。罗尔纲在《湘军兵制》中统计，凡姓名、籍贯、出身、职务可查的湘军将领179人中，儒生出身的104人，占58%。以如此众多的儒生为将，这在历代军事史上都是罕见的。
将清朝的世兵制改革为募兵制，也是曾国藩建立湘军的首要一着。他说，“数年来痛恨军营习气，武弁自守备以上无一人不丧尽天良。故决计不用营兵，不用镇将。”因此，他组建湘军时，主张不在市民而在乡农中招募兵员。其用意就是乡农中招募的兵员朴实壮健，有利于灌输封建的忠义伦理思想和便于适应艰苦残酷的战争环境。曾国藩还规定，“招募兵勇，须取具保结，造具府县、里居、父母、兄弟、妻子名姓、箕斗清册。各结附册，以便清查。”凡无保者，概不招募。曾国藩的这一做法，完全是承袭了明末抗倭名将戚继光的募兵思想。
曾国藩对绿营的编制方面也进行了改弦更张。湘军的编制以营为基本作战单位，营以下设哨，哨以下陆师为队，水师为船，马队为棚。湘军之始，营以上不再设官，各营全辖于曾国藩一人。其后营数增多，才有统领和分统的称谓。曾国藩要求以将必亲选、兵必自找、层层节制的原则组建军队，自统领至兵勇都是逐级进行募选，改变了绿营中“兵与兵不相知，兵与将不相习”的弊病，但也明显暴露了建立私家军队的用心，并从此就开创了近代中国“兵为将有”的先例，军阀拥兵割据的局面也就初显端倪了。
摘要：蒋介石则明确表示要师承曾国藩，要求国民党军队中的将领必须“认清历史，效法曾胡”。连毛泽东这样的无产阶级军事家，早年时也曾有“近人之中，独服曾文正”的话语，可见对其影响不小。
2. 以仁礼忠信作为治军之本
曾国藩在治军方略上苦费心机，主张用儒家学说治军，即用封建伦理纲常去教育官兵，以仁礼忠信作为治军之本去陶冶官兵，他的目的就是要以此来维系军心，培植出一支完全绝对服从于自己的私家军队。所以他认为，“用兵者必先自治，而后制敌。”
戚继光说过，练兵必从军礼训练入手，“军中名分，须从军礼为始”。曾国藩十分信服这一原则，他在日记中写道：“孟子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守是二者，虽蛮貊之邦可行，又何兵勇之不治哉？”因此，他明确指出：“带勇之法，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很明显，曾国藩治军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把孔孟的“仁”、“礼”思想贯穿于官兵的头脑之中，把封建伦理观念和尊卑等级观念融合在一起，将军法、军规与家法、家规结合起来，用父子、兄弟、师生的关系弥补军中上下尊卑等级关系的不足，来减少军中官兵之间的摩擦和抵触情绪。他说，军训之义有二：一曰训营规，二曰训家规。营规是指点名、演操、巡更、放哨，家规是指禁嫖赌、戒游惰、慎语言、敬尊长。若营官能“待兵勇如子弟，待人人学好，个个成名则众勇感之矣”。这样，士兵也就会像子弟对父兄那样忠义孝敬。对将帅的选拔和培养，曾国藩更是极力用仁礼忠信去进行训导，使之成为忠将和良将，以无负君父、国家之望。曾国藩还强调，军营主要是靠将帅的以身作则，做出榜样，以影响兵勇的言行。
曾国藩还提倡“独仗‘忠信’二字为行军之本”，他要求对军队进行教育，“第一教之忠君，忠君必先敬畏官长”。士兵不尊重长官，下级不服从上级，这便是不忠的表现。“信”是处理协调同级关系的准则，曾国藩说，“信以施于同列”，就是要求将帅之间、兵勇之间能够相互信赖，遵守信用，彼此团结，同舟共济。他把“诚”与“信”相联系，还说“诚便是忠信”，“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
作为将帅的行为准则，曾国藩提出了“勤恕廉明”四字，即“勤以治事，恕以待人，廉以服众，明以应务”。鉴于湘军中普遍存在的骄矜之气，他对诸将帅还以“谨慎”二字相勉。他谆谆告诫部属，务必守个“谦”字“慎”字，戒骄戒惰，从而避免打败仗，招灾祸。另外，曾国藩又强调了传统的“爱民”说，要求将帅对兵勇以“仁礼”相待的同时，还要求军队对百姓以“仁礼”相待。他声称，“官不爱民，余所痛恨”，“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须日日三令五申，视为性命根本之事”，“做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从曾国藩治军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些准则在湘军中的实行，的确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3.以“致人而不致于人”作为战争指导原则
曾国藩所统帅的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其指导战争的思想核心是“致人而不致于人”，“慎战”是其基本作战方针，“以主待客，以静制动”，在战略上取攻势，在战术上取守势，是其战略战术的表现方式。
从湘军和太平军当时双方力量的对比来看，湘军的数量长期不如太平军，双方所用武器基本处在同一水平上。出于消灭太平天国的目的，在战略上必须采取攻势，由此曾国藩确定了沿长江进军直下金陵的路线。又虑于太平军数量多，并占据了武汉、安庆、金陵等要地，其主力又长于运动战，所以曾国藩认为，湘军想攻取战略要地，在战术上必须深沟厚垒，以主待客，以静制动，以逸待劳，稳扎稳打。他要求湘军在包围坚城后，不应急攻，而应先筑起围城坚垒，一方面耗尽守城军队的粮食，另一方面又以此吸引援军解围攻坚，使其“如飞蛾之扑烛，多扑几次，受创愈甚”。待敌消耗殆尽、疲惫不堪之时，再与之战，如此就能“成功愈易”。这就被称作“结硬寨打呆战”的作战方法。
自己写一方面吧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同时又是中国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和洋务运动的开山人物。近年来，他的思想和理论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和重视。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贯彻和落实，学术界对曾国藩及其思想的研究也改变过去一律贬斥的做法，而是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客观的评价，并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绩。就目前的情况来看，除了《曾国藩全集》之外，关于曾国藩专题研究的著作已出版不少，见诸报刊的文章也有几百篇之多。为了推动曾国藩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展开，现将曾国藩研究的主要成果综述如下。（一）曾国藩的军事思想有关论文指出，曾国藩的军事战略思想主要体现在湘军的建立和治军作战的过程中，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以“忠义”为准则的建军军事战略思想。曾国藩建军思想的—个特色，就是在军队内部强化封建意识。他以孔孟的“忠义”为建军的宗旨，要求湘军绝对效忠清王朝的封建政权，绝对忠于自己。在“忠义”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曾国藩在湘军的编制上主张先设官，由官自招士兵，各军内部以各级将领为核心，以下级绝对服从上级为惟一信条；全营归属营官，营官归属统领，全军归属大帅。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私属性质的上下级关系。曾国藩选择将领以“忠义血性”为标准，认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效忠清王朝，才能绝对服从自己。在招募士兵的问题上，曾国藩主张应招“以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以便使他们树立“愚忠”的思想，能够充当炮灰，为清王朝卖命。同时，曾国藩主张采用原籍招募的办法，由统兵将领亲自筛选，通过私人的关系建立相互之间的情谊，在军队内部形成一种凝聚力，以此维系军队的协调和稳定。第二，以“礼、诚”为本，以“勤、恕、廉、明”为要义的治军军事战略思想。曾国藩整治军队的第一要务是“礼”治，即以礼自治，以礼治人；他整治军队的另一要务是“诚”，即把“诚”看作“物之始终”，是维系国家和民族之命运的纽带。同时，曾国藩认为，治军还要以“勤、恕、廉、明”为要义，做到“勤以治事，恕以待人，廉以服众，明以应务”。所谓“勤以治事”，就是要求湘军改变八旗、绿营的积弊，各级将领对待一切问题要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他认为治军之道以“勤以治事”为先，正是由于他要求下属做到勤劳，力戒懒散作风，才大大提高了湘军将领的指挥和决策能力。所谓“恕以待人”，就是凡事都要留有余地，对待下属要讲求“仁”、“礼”，使他们能够心甘情愿地为自己卖命。所谓“廉以服众”，就是要求各级将领做到廉洁自律，以改变军中克扣军饷、中饱私囊的腐败现象。所谓“明以应务”，就是要求统兵将领要了解治军和作战的具体环节，以便在军中做到赏罚分明。当然，尽管曾国藩治军严明有方，但是其阶级本性决定了他所训练的军队，不可能成为一支讲求“礼”、“诚”的“仁义之师”。第三，“以主待客”、“奇正互用”的作战军事战略思想。曾国藩认为，两军作战时，守者为主，攻者为客；中途相遇，先到战地者为主，后到者为客；两军对峙，先放枪者为客，后放枪者为主。他还把战场上的兵力分为正兵和奇兵，即“中间迎敌者为正兵，左右两旁抄出者为奇兵”，他认为用兵作战的关键是要区分主客、奇正的特点，并且在战场上做到忽主忽客，忽正忽奇，灵活运用，这样才能取得战役的胜利[1]。二）曾国藩的外交思想有关论文指出，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具有深远影响的外交人物，学术界对其外交思想的评价也是众说纷纭，褒贬不一。对曾国藩外交思想的研究，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妥协投降”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胡绳、乔还田、姜铎、吴世英、朱东安等人，他们认为曾国藩自始至终推行的是一条“忠信笃敬”、“守定和约”的妥协外交路线。这种观点目前来看具有一定的片面性。第二，“汉奸卖国”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范文澜、何玉畴、林庆元、刘乐扬等人，他们认为曾国藩自始至终推行的是一条卖国的外交路线。这种观点对曾国藩的外交思想仍然缺乏全面的分析和研究。第三，“阶段”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王少普、王继平等人，他们的研究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王少普认为曾国藩一开始就有妥协倾向是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的；而王继平对曾国藩的“制夷”思想则重视不够。第四，“务实”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顾卫民等人，他们认为曾国藩已有近代外交的萌芽意识，这种观点有待进一步深入。第五，“妥协与抗争并存”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徐泰来、成晓军、殷诏基、陈谷嘉等人，他们认为曾国藩的外交思想中存在“妥协”与“抗争”的双重特点，但以何者为主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第六，“爱国”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许山河等人，目前学术界尚未接受这一观点，还有待学者们进行深入的探讨。第七，“有过错而非卖国”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沈嘉荣等人，这种观点有其正确性的一面，但目前还未引起学术界的共鸣，也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2]。（三）曾国藩的法律思想有关论文指出，曾国藩不但崇尚“礼治”，而且也十分重视法制在维护封建统治中的作用。概括起来其法制思想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第一，“重视法制，严格执法”的法律思想。曾国藩认为，要真正治理好国家，就得依靠法制的威力，做到有法必行，对犯罪行为不能任意赦免。第二，“执法严而适当，不能过分和冤滥失实”的法律思想。曾国藩认为，执行法律固然必须从严，但也要做到严而适当，使法律的实施恰到好处。第三，“任法不如任人”的法律思想。曾国藩在重视法制的同时，也十分重视执法人才的作用，他认为执法者做到“公明”与“便民”是十分重要的，否则将会导致是非不分、黑白混淆的恶果。第四，“用法律保障国家财政收入，维护所有者的权益”的法律思想。曾国藩认为，国家税务的征收必须制度化和法律化，做到奖惩分明，使财产所有者的权益能够得到法律的有力保障。第五，“反对军队经商”的法律思想。曾国藩认为，盐是百姓生活中的必需品，因此，军队不能贩卖私盐，任何人不能对此进行包庇或从中渔利，否则，国家正常的社会秩序就会被打乱。第六，“遵守和约”的法律思想。曾国藩认为，条约是国家法律意志的具体体现，因此，签约双方都必须严格遵守，严格遵照条约中的规定来执行[3]。四）曾国藩的洋务思想有关论文指出，建国后至“文化大革命”前期，学术界对曾国藩的洋务思想评价甚少，普遍认为曾国藩办洋务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封建的统治秩序，是对外妥协投降。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范文澜、牟安世、姜铎、吴松龄等人，他们的不足之处是忽视了洋务运动的“自强”和“制夷”的积极一面。但也有个别学者如戴逸、夏东元等论及到了洋务运动的“御侮”、“自强”的积极因素，这种观点是比较接近历史事实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曾国藩洋务思想的评价开始走上正轨，学者们纷纷各陈己见，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反动落后”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姜铎、黄逸峰、胡绳、朱东安等人，他们认为，曾国藩办洋务是为了巩固封建的统治秩序，镇压农民起义，其性质是反动的。这一观点忽略了洋务运动“自强”、“御侮”的积极一面，显然有失偏颇。第二，“抵御外侮”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杨国强、许山河等人，他们认为曾国藩办洋务是为了抵御外国的侵略，具有积极的意义。虽然这种观点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曾国藩办洋务的主要目的，但却忽略了其防范农民起义的一面，因此，这种观点也同样是不全面的。第三，“内外并重”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殷诏基、卞哲、黄明同等人，他们认为曾国藩办洋务既有“借师助剿”的一面，又有“渐图自强”的一面；特别是黄明同提出了曾国藩的洋务思想中具有“使古老的中国近代化”这一前人没有提过的新观点。上述观点虽有许多可取之处，但没有指出哪一方面占主要地位。第四，“内重外轻”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陈谷嘉等人，他们认为曾国藩办洋务虽有抵御外侮的一面，但更主要的是为了镇压农民起义。这种观点显然违背了历史事实。第五，“内轻外重”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徐泰来、喻盘庚、王继平、李时岳、胡滨、成晓军等人，他们认为曾国藩办洋务虽然有镇压农民起义的一面，但更主要是为了抵御外国的侵略，具有积极的意义。应该说这种观点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曾国藩办洋务的思想。第六，“阶段变化”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陈贵宗、李永璞等人，他们认为曾国藩办洋务的目的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有先后主次之分，经历了—个以镇压农民起义为目的到“内外并重”的变化过程。这一观点目前看来缺乏事实依据[4]。（五）曾国藩的官宦思想有关论文指出，曾国藩为政善于总结和借鉴前人的经验和教训，能够妥善处理自己与朝廷、地方督抚及家庭等各个方面的关系，使自己在仕途上一直处于不败之地。曾国藩虽然是一位封建的官僚大臣，但他的官宦思想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第一，“读书非官”的官宦思想。曾国藩认为，读书的目的是进德、修业，并不一定单纯是为了做官。他一反中国封建社会“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多次劝告自己的弟子不要汲汲于科名。第二，“尽忠直言”的官宦思想。曾国藩认为，做官应有为官之道，对上应当尽忠直言。他在朝廷做官期间，曾多次不顾个人的安危，冒着杀身之祸上奏朝廷。如他在《应诏陈言疏》中劝告皇上以身作则，广开言路；在《议汰兵疏》中提出裁减绿营的合理建议；在《备陈民间疾苦疏》中揭露贪官污吏鱼肉百姓的事实。从上可见，不管曾国藩上奏的主观目的是什么，他这种“尽忠直言”的精神在当时来说还是难能可贵的。第三，“不贪钱财”的官宦思想。曾国藩对贫官污吏历来是十分痛恨的，他曾多次提出要严厉惩治贪污腐败，他一生以“不要钱，不怕死”自诩；他还多次告诫家人千万不要受贿，不要贪财；在攻陷南京后，他针对其弟曾国荃贪恋钱财的表现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奉劝他辞职告老还乡。第四，“严管家属”的官宦思想。曾国藩曾力劝家人不要干预公事，并多次写信劝其父亲不要参与地方事务，要遵守地方法规，照章纳税；他对自己的子女要求也十分严格，经常告诫他们力戒“奢”、“傲”之风气。第五，“居安思危”的官宦思想。曾国藩虽被封为一等侯、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地方总督等职，手掌大权，手握重兵，统治着清王朝的半壁江山，但却清醒地认识到清王朝已将他作为最大的威胁者。因此，他以“清、慎、勤”作为座右铭自勉，处处小心谨慎，并辞去部分官职，终于打消了皇上的疑虑，被清廷誉为“文正公”[5]。（六）曾国藩的理学思想有关论文指出，曾国藩作为“一宗宋儒”，其哲学思想的主要渊源是程朱理学，他的理学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第一，“性命并重”说。曾国藩将“性”与“命”两个命题并列，认为“性”与“命”不但是立“天、地、人”之才的大本大源，而且是一切阴阳、刚柔、动静、开合以及人的貌、言、视、听、思“五常”的主宰。同时，他将“性”与“仁、义、理、智、信”联系起来，将“命”作为维系“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的纽带。他不仅赋予“性”与“命”以鲜明的道德属性，而且赋予它们以强烈的政治属性，使之成为维护封建宗法制度与纲常伦理关系的重要的思想武器。第二，“格物穷理”说。曾国藩认为，“格物”的目的是为了“穷理”，即穷“存心之理”，穷“性命”之理，以此维护“仁义礼智”、“忠孝敬慈”这一套封建的纲常礼教；同时，他还继承了孟子的“性本善论”，认为“格物穷理”的目的就是为了“复性”。第三，“立诚居敬”说。曾国藩认为，“圣学王道”的核心是“诚”，而个人的涵养功夫就是以“诚”为本，为此，他将“诚”作为一种提高自我涵养功夫的理学思想来看待，并把“居敬”看作是达到“立诚”的一种手段。其“敬”的范围很广，既包括一个人外表的严整，又包括—个人内心的专一；既包括一个人处事的严谨，又包括一个人内心的慎独。当然，曾国藩“立诚居敬”的实质还是为了通过它来实现“仁”、“义”，以此来维护体现封建宗法制度的“礼”；他将“诚”称为“圣人之本”和“五常之本”，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驱使人们去为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卖命。第四，“知先行后”说。曾国藩一方面认为“知”与“行”是不可分割、相互依存的，另一方面又认为“知”先“行”后。可见，他是一个典型的唯心主义认识论者[6]。（七）曾国藩的学术思想有关论文指出，曾国藩的学术思想既带有浓厚的封建伦理道德色彩，又具有强烈的经世致用精神，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第一，“从理到礼”的学术思想。曾国藩虽一生信奉程朱理学，但其理学思想并不囿于程朱理学的“天理人欲”之辨，而是将“理”具体化为“礼”，由“天理”转向“经世之礼”。他认为“礼”是一种“经世之礼”和“治世之术”，即“礼治”。他既表示要“恪守程朱”，又主张确守“仲尼之本旨”，其最终目的就是要将人们的思想控制在“古礼”之中，使人们死心塌地为清王朝卖力。第二，“汉宋兼容”的学术思想。曾国藩认为，“笃守程朱，不废陆王”不失为治学的好办法。在历史上，汉学与宋学曾经是对立的两个学术派别，曾国藩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提出了“不废汉学”的主张，要求两派“克己和众”，扫除门户之见，以此融会汉、宋之学。尽管曾国藩兼容汉宋之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政治服务的需要，但这种扫除门户之见的学风在学术上无疑开创了一代新风，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第三，“以文为道”的学术思想。曾国藩在“文”、“道”关系的问题上，提出了“文以载道”的主张，从而强化了“道”的政治性。他将姚鼐的“三门之学”扩充为“义理、考据、辞章、经济”的四门之学，并认为“义理之学最大”。在他看来，义理是躯干，其他三者是躯干上的依附物；而文字是道的载体，因此应将“见道之多寡”作为评价文章优劣的首要政治标准。曾国藩在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时，也强调“道”与“文”之间的一致性”[7]。（八）曾国藩的人才思想有关论文指出，虽然曾国藩是一位地主阶级的政治家，但是他培养的人才大多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其人才思想概括起来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第一，“制胜在人”观。曾国藩认为，清王朝腐败没落的根本原因在于人才匮乏，因而提出了“人存而后政举”的观点。在他看来，要拯救清王朝虽应重视法制，但更重要的是应重视人才，他说“任法不如任人”，将事物的成败得失都归于用人之上。虽然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但也说明曾国藩对人才确实是十分重视的。第二，“广收慎用”观。曾国藩认为，用人要不拘一格，不求全才，只要有一技之长，就要发挥他的作用。用人还要做到知人善用，根据各人的特点，用人所长，量才而用。第三，“勤教严绳”观。曾国藩认为，社会风气对人才的成长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作用，因此，他大力提倡引用正人，主张培养“有师长课督之风，有父兄期望之意”的人才。在培养人才的方法上，他强调要严格要求，不姑息，不迁就，不放纵，只有这样才能造就一代济世人才（九）曾国藩的教育思想有关论文指出，虽然曾国藩不是一个职业教育家，但是他的教育思想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仍然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第一，伦理道德教育观。曾国藩十分重视对子弟的家庭伦理道德教育。首先，他认为立志是成就大业的根本，为此，他教育子弟要自立自强，从小树立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将来报效国家和社会。其次，他教育子弟要孝悌仁爱，要以仁为己任，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再次，他告诫子弟要谦虚谨慎，勤劳节俭，力戒“傲”、“奢”之风。第二，“西学为用”教育观。曾国藩虽然是一位封建士大夫，但却具有一定的开放意识，提出了“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首先，设立翻译馆。为了兴办洋务，曾国藩聘请洋人在江南制造总局内设立了翻译馆，培养翻译人才，翻译外国书籍，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其次，创办技术学校。曾国藩支持容宏在江南制造总局内创办机械学校，为中国培养了一批早期的熟练技术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再次，奏派幼童出国留学。为了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曾国藩不顾顽固封建士大夫的反对，毅然奏请朝廷派遣幼童赴美留学，为中国近代工业培养了一批技术骨干力量。第三，“知行并重”教育观。曾国藩认为，要培养和造就大批的有用之才，必须从教育方法上入手。首先，他强调教育不能脱离实际，主张教育只有与社会实际联系起来，才能使受教育者成为“匡时救世”的栋梁。其次，他提倡启发式教育，反对生搬硬套的呆板式教育方法，主张利用启发式教育方式调动受教育者的学习兴趣。再次，他强调因材施教，主张针对不同的教育对象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充分发挥各自的特长[9]。（十）曾国藩的行政管理思想有关论文指出，曾国藩在长期的行政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行政管理经验，至今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第一，“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并重”的行政管理思想。曾国藩认为，导致社会危机的根源在于行政官员的腐败，而要惩治腐败，就必须提高行政官员的政治素质。为此，他进一步阐述了用人的四项原则，即德才兼备的原则，慎用的原则，注重培养的原则，提拔、保举适度的原则。第二，“实干、高效、廉政”的行政管理思想。曾国藩认为，朝廷上下办事效率低下，就是因为行政官员只务虚名，不干实事。因此，为了提高行政效率，他要求下属不说大话，不务虚名，务求实干；同时，他还严格要求家属不谋任何特权，确保“寒士”的家风。第三，“妥善处理朝廷与地方关系”的行政管理思想。曾国藩认为，妥善处理朝廷与地方的关系是维系一个国家政权正常运转的重大问题。正是由于具有高超的行政领导艺术，曾国藩才赢得了清廷的信任，使自己在领导核心中游刃有余，这不能不让世人叹服[10]。（十一）曾国藩的历史地位有关论文指出，曾国藩虽然镇压过太平天国起义，犯有一定的历史罪过，但是从他的整个一生来看，可以说是功大于过，应该划入中国近代进步爱国人物之列。第一，关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问题。有学者认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固然有罪，但不能将其无限扩大。事实上，太平天国在后期已经转化成为一个封建制的神权主义政权，曾国藩镇压了它，结束了两个封建政权长期对峙的局面，有利于中国的重新统一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在客观上减轻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干涉，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第二，关于开展洋务运动问题。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发起者，他创立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设立翻译馆，奏派幼童出国留学等举措，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教育近代化的进程，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因此，他的这些历史功绩还是应该予以肯定的[11]。综上所述，学术界对曾国藩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是十分喜人的，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对他的军事、政治、洋务、理学、人才、教育思想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而对他的法律、史学思想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特别是对曾国藩的历史作用和地位的评价还没有得出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因此，加强对曾国藩的研究，还有待于学术界同仁们的共同努力。
动物是多细胞真核生命体中的一大类群，称之为动物界。一般不能将无机物合成有机物，只能以有机物（植物、动物或微生物）为食料，因此具有与植物不同的形态结构和生理功能，以进行摄食、消化、吸收、呼吸、循环、排泄
战国策《战国策》（Intrigues of the Warring States）战国策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史学名著。它是一部国别体史书。全书按东周、西周、秦国、齐国、楚国、赵国、魏国、韩国、燕国、宋国、卫国、中山国依次分国编写，共33卷，约12万字。《战国策》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的纵横家的政治主张和策略，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题解战国策的作者直到现在也没有确定，原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名称。西汉末年，刘向校录群书时在皇家藏书中发现了六种记录纵横家的写本，但是内容混乱，文字残缺。于是刘向按照国别编订了《战国策》。因此，战国策显然不是一时一人所作，刘向只是战国策的校订者和编订者。因其书所记录的多是战国时纵横家为其所辅之国的政治主张和外交策略，因此刘向把这本书名为《战国策》。北宋时，《战国策》散佚颇多，经曾巩校补，是为今本《战国策》。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一部类似于今本《战国策》，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该书共27篇，其中11篇内容和文字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大体相同。体例今本共33卷：东周策1卷西周策1卷秦策5卷齐策6卷楚策4卷赵策4卷魏策4卷韩策3卷燕策3卷宋卫策1卷中山策1卷共497篇。 所记载的历史，上起前490年知伯灭范氏，下至前221年高渐离以筑击秦始皇。评价《战国策》一书反映了战国时代的社会风貌，当时士人的精神风采，不仅是一部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好的历史散文。它作为一部反映战国历史的历史资料，比较客观地记录了当时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是战国历史的生动写照。它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纵横家的言论和事迹，展示了这些人的精神风貌和思想才干，另外也记录了一些义勇志士的人生风采。《战国策》的文学成就也非常突出，在中国文学史上，它标志着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一个新时期，文学性非常突出，尤其在人物形象地刻画，语言文字的运用，寓言故事等方面具有非常鲜明的艺术特色。《战国策》的思想内容比较复杂，主体上体现了纵横家的思想倾向，同时也反映出了战国时期思想活跃，文化多元的历史特点。《战国策》的政治观比较进步，最突出的是体现了重视人才的政治思想。《战国策》一书对司马迁的《史记》的纪传体的形成，具有很大影响。《战国策》历来为研究者称赞其文学价值，但是对它的思想却是众说纷纭。这是由于该书与后世的儒家思想不符，过于追逐名利。而且过于夸大纵横家的历史作用，降低了史学价值。研究参考书目• 熊宪光，《战国策研究与选译》，重庆出版社，1988年 ISBN 753660020• 孟庆祥，《战国策译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 统一书号：10093•701• 王守谦，《战国策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 ISBN 722102444• 朱友华，《战国策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赵丕杰，《战国策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 蓝开祥，《战国策名篇赏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1年• 何建章，《战国策注释》，中华书局，1990年 ISBN 710100622• 何 晋，《战国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ISBN 730105101《战国策》是汇编而成的历史著作，作者不明。其中所包含的资料，主要出于战国时代，包括策士的著作和史臣的记载，汇集成书，当在秦统一以后。原来的书名不确定，西汉刘向考订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策》。总共三十三篇，按国别记述，计有东周一、西周一、秦五、齐六、楚四、赵四、魏四、韩三、燕三、宋、卫合为一、中山一。记事年代大致上接《春秋》，下迄秦统一。以策士的游说活动为中心，反映出这一时期各国政治、外交的情状。全书没有系统完整的体例，都是相互独立的单篇。
楚文化的六大支柱及其精神特质 王生铁 在祖国漫漫的历史长河中，荆楚文化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楚”既是民族概念，又是国家概念，也是地域概念，加上一个“荆”字，时间就延长了。楚文化有800多年的历史，影响深远;“荆楚文化”时间更长，可延伸至2000多年。在荆楚文化研究中，楚文化研究是重点，因为荆楚文化的源头是楚文化。楚文化 是在荆楚大地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它吸取了周边文化之长，同时又保留了自己独有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特征。 在周代各国地域文化中，楚文化是极其重要的一支。楚文化的主要构成可概括为六大支柱：青铜冶铸、丝织刺绣、木竹漆器、美术音乐、老庄哲学及屈骚文学。从目前的考古成果来看，最先进的青铜冶铸出自楚国;最早的铁器在楚国；先秦漆器的数量之大、工艺之精莫过于楚漆器；最富有创造力的丝绸刺绣出自楚国；先秦金币、银币无一不是楚币。哲学有老庄，文学有屈骚，戏剧的鼻祖是楚人优孟，养由基是楚国著名的神箭手，楚国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超凡脱俗，楚乐“八音”是指金、木、土、石、丝、竹、革、匏。楚国的编钟乐舞水平之高，举世公认。在政体创新上，楚人最早在今湖北荆门设立县制，将其列为一级行政区划，改变了贵族分封制度，进而引发了军事、土地、赋税改革。在天文、历法、数学等方面，楚人都有独特的贡献。总之，在采矿、冶炼、丝绸、漆器等方面，楚人取得了举世无双的成果，而老庄哲学、屈骚宋赋也成为显学。 在世界范围内，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的300年间，东西方文化竞相争辉，我们完全可以把楚文化与同时期的古希腊文化并列为世界文明的代表。楚国的青铜冶炼、铸铁、丝绸、漆器早于古希腊，许多科学技术处于领先地位。在音乐艺术方面，楚人也在古希腊人之上。在哲学方面，二者各有所长。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根基在老子和庄子，而老子和庄子都是楚国人。1993年，湖北荆门出土的竹简本《老子》甲、乙、丙三种，受到国际汉学界的高度关注。在国家政体建设、货币制度方面，楚国则比古希腊更为完善。航海古希腊在前，车运楚人在先。古希腊人在理论科学、造船航海、体育竞技、写实艺术、建筑技术等方面要比楚人擅长。可以这么说，楚文化和古希腊文化从不同方向登上了世界古文明的光辉殿堂。 楚文化除了以上六大支柱外，还有以下四种非常明显的精神特质。 一是荜路蓝缕即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探寻楚人先辈艰苦创业的历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1世纪。夏商更替之际，战火连年，楚人先祖辗转迁徙到了荆楚地区。到西周末年，楚人还是一个弱小的部落。熊绎成为部落首领后，率部族居江上楚蛮之地，“荜路蓝缕，以启山林”。正是这种荜路蓝缕的精神成为楚国强盛的立国之本，也成为中华民族史上艰苦创业的典范。周初，周成王盟会诸侯，熊绎出使受到冷遇。熊绎回来后告之群臣，立志发奋图强，发展生产，扩大疆土。通过几代人的努力，从熊绎到熊渠，疆域不断扩展，国力不断增强，由一个方圆不足百里的小国发展成泱泱大国。春秋时期，楚庄王饮马黄河，问鼎中原。楚国经济得到空前发展，当时楚国都城是“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曰朝衣鲜而暮衣敝”。正是凭着艰苦创业的精神，楚国才能在强国如林的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创造了先秦发展史上的奇迹。 二是追新逐奇即锐意进取、不断开拓的创新精神。楚人的创新精神有很多记载：楚君熊通自行称王，首创县制。楚国灭了权国，便设县治之。秦国设县，在楚国之后。早于商鞅变法的吴起变法，是楚国历史上的一次悲壮的革新运动，也是一次大胆的改革运动。楚人在科学技术、哲学思想、文学创作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以文学而言，庄周的散文奇诡莫测，变化无穷，气势浩荡，意象峥嵘。屈原是楚辞的宗师，后人对屈原作品的评价是“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它道出了楚辞惊世骇俗的奇异之美。楚人大胆革新，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楚文化。 三是兼收并蓄即融汇南北、海纳百川的开放精神。在先秦的诸民族中，楚人的民族偏见最少，主张民族融合，强调兼收并蓄，能够融合其他民族、国家包括来自南洋、西方的文化。在这方面突出的事例不少，比如称作“蜻蜓眼”的玻璃珠源于地中海东部，其风格似乎凝聚了地中海绚丽的蓝天白云、青山白石、碧波白帆和绿窗白墙。这种玻璃珠和淡绿色的玻璃一起，由南亚传入楚地，成为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实例，这条中西文化交流的“玻璃之路”比丝绸之路大约早4个世纪。在初创时期，楚王没有与周王室的血缘姻亲关系可依，没有辽阔的疆域可恃，只有积极主动地学习他人之长，补己之短，学以致用，以独立强盛为目标，因而楚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开放性、多元性和务实性。这些特征多基于楚人的善于学习、包容众长的博大胸襟。青铜冶炼正是楚人学习吴越地区人民的技术发展起来的。楚国曾经兵伐鲁国，鲁国为了避免战事，奉送楚国100名刺绣工、100名木工和100名纺织工。楚国接纳了这300名技艺高超的工匠，迅即退兵。这300名工匠传授了先进的技术，对楚国的手工业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些事例充分体现了楚人兼收并蓄，学他人之长，补己之短，发展楚国的可贵精神。 四是崇武爱国即崇尚武装、热爱祖国的爱国主义精神。楚人有尚武之风，如荆州博物馆有一种叫“连发弩”的文物，李白有一首五言绝句，写到秦始皇，其中有“连弩射海鱼”的诗句。连弩可以连发十箭，可见楚人很早就在研究发明武器了。在丰富的楚文化中，有很多例子反映了楚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如申包胥为了求得秦国发兵救楚，在秦国朝廷中哭了7天7夜，终于感动了秦王；楚将屈瑕战败，感到对不起家乡父老，以死谢罪，开了楚国将帅以身殉职的先河；楚武王、楚文王、楚庄王、楚共王等都身先士卒，亲临战阵之中，体现了非常坚定的爱国主义精神。更有代表性的是屈原，屈原有这样的诗句：“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屈原是爱国主义诗人，其精神千秋万代为世人景仰，成为民族脊梁的象征。楚被秦灭时，楚人南公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不仅是预言，也是誓言。果然不过十六七年，秦国就在以楚国后裔为主要力量的农民起义中被推翻。楚人的这种爱国主义精神，超越了时空，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代代相传。 楚文化博大精深，蕴藏于其中的精髓很多，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与发掘。 （作者系湖北省政协主席、湖北省荆楚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
楚国，又称荆、荆楚，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代的一个诸侯国。楚国祖先族姓芈，熊氏。最早兴起于古荆州之地的楚部落，灭于秦国。辖地大致为现在的湖北、湖南全部、重庆、河南、安徽、江苏、江西部分地方。 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氏。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颛顼帝后第五代吴回，是帝高辛氏的火正（火官），主管天火与地火，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祝，大也；融，明也）。其部落分布在商都朝歌的南方（今河南新郑一带）。吴回之子陆终，生有六子，幼子曰季连，芈姓，是楚之先祖。季连之后曰鬻熊，是周文王的老师，其曾孙熊绎，当成王时，封为楚子（意为楚地的子爵）。2、史书记载 西汉史家司马迁在《史记·楚世家》中记载西周初期楚人领袖熊绎：“当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此一论述认为商末周初，楚先人祝融的后裔从北方迁徙至“丹阳”。这是楚人首次自中原进入湖北省内，也是楚国首次得到周王室的正式承认。 据考古学家刘玉堂、王红星、高崇文研究，古“丹阳”当位于丹水和淅水交汇之处（今湖北省丹江口水库淹没区），因处丹水之北，故称为丹阳。 楚人出自黄帝(或以黄帝为先祖的部落集团)，这在我国古代重要文献中都有明确的记载。《史记·楚世家》说： 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 《史记·五帝本纪》又说： 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 《世本》、《大戴礼》亦为此说。楚国诗人屈原在其《离骚》中一开始就自称是：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史记》是我国最早的通史，司马迁博览群书，广采传说，对楚人先祖之考证，应该是可信的。屈原是楚宗族后裔，对祖先的认定，应该是郑重的，他本人对自己出自颛顼之后，更是充满了自豪之情。 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大体处于由氏族制向阶级社会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由于社会生产的扩大与发展，原来狭小的民族组织必须被突破。 楚王同宗贵族屈原，在《离骚》中明白地说，自己是“帝高阳之苗裔”。《史记·楚世家》中楚灵王也说过：“昔我皇祖伯父昆吾。”高阳是黄帝孙，昆吾为夏伯，楚王室的族源为华夏族，当是有史籍为证的。 楚国形势图3、楚国历史 熊绎及其后代是江汉流域最早的开发者，他们的创业历史是艰苦卓绝的。《左传》昭公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川I，以事天子。”荆山，在今湖北省西部，汉江两岸。(左传》宣公十二年：“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于胜之不可保，纣之百克而卒无后。训之以若敖、蚧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箴之日：‘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左传》两言“筚路蓝缕”，皆指楚国熊绎至熊仪(若敖)、熊胸(蚧冒)等十余代君王。可见楚国在建国以后的相当长的时期，都过着艰苦奋斗的穷日子。国君带领臣民跋涉山林，开辟疆土，甘苦与共。面对周边各国存在的威胁，尤其是面对北方周朝军队一次又一次的南侵，楚人振军经武，保持警惕，枕戈待旦。楚国君王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特别注重以先王艰苦创业的事迹对臣民进行传统教育，以此凝聚人心，鼓舞士气，寻求内部稳定和对外发展。蚧冒之弟熊通自立为楚武王，时在公元前740年东周平王三十一年。这在楚国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是春秋初期的一件大事，它宣告了一个南方大国的崛起。楚武王之子文王建都于郢，国势更加强大，江汉一带的小国都畏惧楚国。到文王之子楚成王即位，已经“楚地千里”。楚国“结旧好于诸侯”，迫使周天子“赐胙”，要求楚国“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 周天子的话流露出对楚国的畏怯之情，同时，不得不承认了楚国镇抚南方夷越的“首领”地位。 楚国货币蚁鼻钱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兵伐楚，历数楚国两大罪状，其一即为前文已述及的“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另一条罪状是：“尔贡包茅不人，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说明楚国不向周王朝按时纳贡，已有很长的时间。楚国在齐国重兵压境的时候，毫不畏惧，严阵以待。但出于战略上的考虑，作了适当妥协，答应纳贡，于是与齐结盟，各自罢兵。齐桓公死后，继起图霸的宋襄公不自量力，欲召见楚成王，一度被楚所拘。 公元前638年，宋、楚两军战于泓水(在今河南柘城西北)，宋军大败，宋襄公受箭伤，次年身亡，宋国从此一蹶不振。 公元前633年，楚成王率陈、蔡等国军队围攻宋国，宋求救于晋，晋、楚两国爆发城濮之战。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晋国先退避三舍诱敌，趁楚军方阵大乱时一举击败强大的楚军，挫败了楚国北进的势头．为周王室一吐几百年郁积的怨气．晋文公重耳也因此一举而跻身“春秋五霸”之列。楚国虽遭此败但是元气未伤，仍然不断攻城略地。 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北伐陆浑戎至于洛阳，在东周的王都郊外举行阅兵仪式。周定王派王孙满劳师，楚庄王公然探问周朝传国之鼎的轻重大小，并且扬言说，楚军只要折断戈矛的尖端，就足够铸成九鼎了。此后，楚军锋芒益锐，所向披靡。在春秋战国之交，相继灭陈，灭蔡，后来又灭越，成为席卷南土、问鼎中原的极强盛的国家。楚国兼并的小国，有案可稽的，也在四五十个以上，多在今湖北、河南、安徽、江苏等地。 《战国策·楚策一》“楚，天下之强国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陉之塞、郇阳，地方五千里。”楚国之疆域，虽然时有得失损益，“但在其鼎盛时期，据考察其地跨今十一省，兼县三百余，为战国时代最大之国”。””楚国的这种蓬勃发展的势头，从西周初年算起，持续了大约700年之久，直到战国后期楚怀王时代，由于重大决策失误，才出 春秋列国地图现转折。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分裂割据、战乱频仍的时期，也是社会政治发生剧烈变革的重要时期。周王朝从衰微走向瓦解，诸侯各国通过兼并战争夺取政权。其中受益最大的，莫过于楚国。楚国从局促于丹阳一隅的“蛮夷”之邦，通过南征北战，变成“地方五千里”的战国时代最大之国，发展速度是很快的。不断开拓疆土所形成的大范围内的民族融合，无疑是使楚国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爱国主义精神密切相关的，是宽容宽厚的态度和广阔博大的胸怀。楚国吞并了如此众多的国家。纵横跨越今天的11个省，面临的具体情况肯定是极其复杂的。黄瑞云先生在《楚国论》一文中说：“华夏蛮夷濮越，文明程度相差很大，历史渊源各不相同，楚国都能加以安抚。楚国在战争中从未有过像秦军那样，动辄斩首几万，也没有见过大量俘馘的记录。”张正明先生也在其所著的《楚文化史》中说：“对于被灭之国，楚人的惯例是迁其公室，存其宗庙，县其疆土，抚其臣民，用其贤能。即使对于蛮夷，也是相当宽厚的”。正因为如此，楚国才能够得到各民族的拥护，显示出强大的开放性和凝聚力，在横跨大江南北的广大领域，建立起一个强盛的积极进取的多民族国家，并且不断强化其臣民的国家认同的观念，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强烈的本土意识和民族意识。应该说，这是楚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获得迅猛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原因。4、楚国屈原 屈原出生于贵族。在他生活的年代，楚国已经有了700多年的历史，正经历着从盛到衰的过程。 屈原屈原从小就怀着振兴楚国的远大志向。他博学多才，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塾馆教育，饱览当时能够搜集到的诗书。青年时代走出三峡，步入楚宫，曾做过兰台宫文学侍臣。屈原见闻广博，记忆力强，对时代风云变化了如指掌，擅长口才，很快成为楚国政坛引人注目的人物。 楚怀王十一年（公元前318年），屈原由文学侍臣晋升为左徒，仅次于楚国最高行政长官令尹，相当于后来的副宰相。这时候屈原才22岁。他对内经常和怀王一起讨论国家大事，颁布政令；对外处理楚国与列国的外交事务。楚怀王非常信任他。当时的战国形成东西两大阵营，即西边的秦国想吞并东边的六国，东边的六国联合起来抵御秦国的兼并。屈原审时度势，对内推行举贤授能、彰明法度、发展经济、富国强兵的政治路线；对外实行联齐抗秦、南北合纵的统一阵线，争取和平环境发展楚国。就在这一年，屈原协助楚怀王邀请齐、韩、赵、魏、燕五国君王在楚国的郢都（今湖北省江陵县纪南城）聚会，缔结了战国历史上第二次六国联盟，公推楚怀王为“纵约长”。楚怀王早年也曾有过继承先王遗志，完成统一大业的宏伟构想。他叫屈原秘密起草了一个革新楚国内政的《宪令》，屈原刚完成草稿，便被上官大夫靳尚发现，要将稿子夺去。屈原当然不肯给他。靳尚在职务上与屈原相等，他之所以敢于夺稿，有着复杂的背景和深刻的原因。 屈原在楚国政坛的崛起，他的一系列政治主张的提出，有楚宫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老百姓拍手叫好，却引起了旧贵族势力的一片恐慌。因为屈原的政治主张特别是改革主张，跟楚国早年的改革家吴起有许多共同之处，对旧贵族势力显然不利，对楚国内部的亲秦派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两股势力的代表人物是令尹子椒、南后郑袖、上官大夫靳尚和稍后的公子子兰。他们结成死党，在怀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用恶语中伤屈原。怀王虽然对屈原十分欣赏，但他又孤傲自大，头脑简单，无主见。怀王经不起郑袖、靳尚一伙的挑唆，渐渐疏远了屈原，撤掉屈原左徒职务，任命他掌管王族三姓（昭、屈、景）事务，不让他参与国家大事。 楚怀王十六年（公元前313年），秦相张仪入楚，用重金通过靳尚贿赂怀王宠妃郑袖，怂恿怀王断绝与齐国的外交关系。楚、齐关系破裂，六国联盟瓦解。怀王受了张仪的欺，几次兴兵伐秦，都大败而归，只得再度起用屈原出使齐国，修复楚、齐关系。5、争霸中原 熊通子楚文王定都于郢（今湖北省荆州市西北），此后为扩充领域，楚国与中原的中原诸侯国经常发生战事。 楚成王时，楚在令尹子文的治理下更显强盛。后来的楚庄王武功彪炳，又励精图治，选拔孙叔敖施行文冶，使楚国经济繁荣、文化鼎盛。前606年庄王征伐陆浑之戎（在雒邑西南），派人向周天子问九鼎之轻重。 前597年，楚围郑，迫郑降，晋派兵救郑，两军于邲会战，晋大败。此后，陈、蔡、许、郑俱从楚。公元前594年，楚围宋，宋告急于晋，晋不能救，宋遂与楚言和，尊楚。这时中原各国除晋、齐、鲁之外，尽尊楚庄王为霸主，确立了楚庄王在春秋五霸的历史地位。史载，透过战事，楚国先后吞并了四十五个较弱小的诸侯方国。 邲之战后，楚庄王称霸一时，但是晋国国势犹不可忽视，晋、楚双方形成南北对峙、各霸一方。前546年，宋国执政向戌倡议弭兵，奔走于晋国执政赵武和楚国令尹子木之间，使晋、楚、齐、秦、宋、鲁、郑、卫、陈、蔡、曹、许、邾、滕等十四国于宋召开弭兵大会。结果由前述十国签订盟约，规定除齐、秦等大国外，小国须既朝晋又朝楚，霸权乃由晋、楚二强平分，尊两国为共同霸主。史称‘向戌弭兵’。
邹忌讽齐王纳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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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进口关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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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战成因及影响分析中美贸易争端引起各界广泛关注，这一轮的中美贸易争端深刻体现了全球经济结构变化、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结构变化、以及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深远影响，有其长期性与必然性。随着时间推移，贸易争端慢慢演变为贸易战，甚至是一场守成大国掐断崛起大国的经济战，将对中国长期、既定的渐进发展轨道产生冲击。美国发动贸易战的底气，源自它对高技术产业核心技术和科学前沿的控制和占领，目的也在于维持美国在全球技术的霸权地位，减缓甚至打断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保持压倒性优势。美国对我国发起的此次贸易战，具有长期性和战略性。一、清单解读6月15日，美国政府发布了加征关税的商品清单，对从中国进口的约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其中对约340亿美元商品《美清单一》自7月6日起实施，对约160亿美元商品《美清单二》开始征询公众意见，预计8月底生效。美国主要针对中国科技及《中国制造2025》相关领域加征关税，主要涉及航空航天、通信技术、机器人、工业机械、新材料等，手机、电视等消费品不在其中。6月16日，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公告，对原产于美国的659项约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其中对农产品、汽车、水产品等545项约340亿美元商品《中清单一》自7月6日起实施，对其余商品《中清单二》加征关税的实施时间另行公告。中方加征关税涉及商品金额、关税率和生效时间等与美国对等。《中清单二》主要包括化工品、医疗设备、能源产品等，最终措施及生效时间将据美国情况而定。相比上一轮公布的商品清单，美国在清单中移除了显示器、彩电等消费品，增加了集成电路、电机电器设备等工业品；中国移除了飞机，增加了石油、农产品。美国清单上，占中国出口比重较高产品：玻璃制品（63%）、航空器和航天器（33%）、光学、照相、医疗等设备（20%）、无机化学品（18%）、核反应堆、锅炉、机械器具（17%）、电机/电气设备（11%）；占中国产量比重靠前产品：航空器和航天器（）、电机/电气设备（）、光学、照相、医疗等设备（）。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7月10日发表声明称，特朗普政府还发布了一份针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加增关税的计划，目标产品清单涉及服装、电视零件和冰箱，加征关税约10%。这意味着贸易战可能进一步升级。二、原因分析（一）贸易逆差巨大中美爆发贸易战的直接原因是贸易失衡。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为万亿元人民币（约2987亿美元）。而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17年中美货物贸易逆差增加了，增至3752亿美元，占美国全部货物贸易逆差的46%。中美之间巨大的贸易逆差，美国归咎于中国部分领域开放度不够、部分产品进口关税较高、政府给予部分国企补贴以保护发展中的幼稚产业等原因，客观上也助长所谓“中国工人抢了美国工人的工作”声音在美国社会各界得到广泛支持。因此，美国希望通过贸易战，迫使中国进一步对美开放市场。（二）技术高地之争贸易战深层次目的在于试图遏制中国崛起。我国制定出台《中国制造2025》，瞄准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战略重点，欲在高端制造业、科技创新方面全面突破。2018年，中国研发总投入预计将首次超美，未来如果在产业方面实现赶超，中美分工就从垂直分工转为水平分工，从而形成与美国产业的正面对撞。技术领先是美国强大的基础，《中国制造2025》在核心技术领域挑战美国的优势，因此，此次美国贸易战针对《中国制造2025》的主导产业征收预防性关税，就是针对中国未来要发展的高科技、高精尖产业设防，遏止中国制造业升级，抑制高科技产业发展，不允许中国研发与高端制造对美形成同水平竞争力，从而全面抑制中国崛起。（三）发展模式对立在美国看来，中美经贸关系不正常，关键在于中国没有兑现承诺，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与美国模式、美国道路截然对立。美国坚持私人产权+自由市场的经济模式，中国坚持政府领导+国企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在民主方式与法治道路选择上也分歧很大。且亚投行、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倡议连同“四个自信”，也被西方解读为中国意欲在国际上扩张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全面挑战美国模式和美国道路以及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
（1）内战。卢旺达，乌干达，刚果，苏丹。（2）国与国战争。埃塞俄比亚与 厄立特里亚。（3）外军卷入。刚果内战，荷兰派兵。（4）经济利益。塞拉利昂的血钻。
你是想往好的方面想还是坏的方面想？
1.从伊拉克战争谈国际法面临的新挑战 摘 要：美国在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绕过联合国安理会发动了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战争，破坏了国际法的基础。许多美国军事科技首次亮相被用于这场战争。在此背景下，文章旨在简要介绍国际法中的战争与武装冲突法则、国际法对禁止战争的历史演变过程及国际法面临的新问题。关键词：伊拉克；战争；国际法2.美国从伊拉克战争中得到什么全球强权对抗地区强权,战争背后的经济利益,伊拉克战争对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影响3伊拉克战争与地缘政治的复归 伊拉克战争前后的国际媒体与国际学术界、评论界在诠释这场战争以及战争将如何影响世界局势时，使用得最多的范畴之一，要算是“地缘政治”。冷战结束以来的十余年中，可以发现有两次使用“地缘政治”这一范畴的热潮：前一次是80年代末东欧剧变与1991年的苏联解体之后，国际媒体与学术界评论界普遍认为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一次地缘政治大变动；这次伊拉克战争乃是第二次。为什么在2003年春天第二次伊拉克战争的背景之下，“地缘政治”热重又复起呢？伊拉克战争在多大程度上引起了地缘政治格局的大变动？而这样的一场地缘政治变动动因何在、具有什么特点以及它将如何影响国际社会的未来走势呢？
本人现在就在东非，靠近索马里的地方。对周边地区战争有所了解。现阶段的非洲战争大部分是非洲部分国家内战。反对势力和执政党之间的斗争。但事实上你说的也不错，从某种意义上讲，非洲的内战正是体现了例如美国、法国、英国甚至意大利等大国的利益。这些发达国家在每一个战乱的国家暗暗支持反对党反抗政府，使得当权政府加大了对发达国家的依赖，这些国家再从中谋求利益。例如目前的索马里。事实上索马里海盗就正是索马里内战的产物。拙见，请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