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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宦官虽然没有东汉之末和晚唐时期那些宦官的气焰之凶，势力之大，也不像汉唐的宦官那样，把皇帝的立、废、生、死都操于自己手中，但是，明代的宦官用事最久，握有的权力极大，在中国宦官史上也实属罕见。明代自永乐朝起，宦官逐渐得势，从此一直到明思宗缢死煤山，200多年来，宦官都活跃在明代的朝堂之上，上演了一幕幕荒诞剧。 明初，宦官是很不得势的，宦官的权力跌入了历史的低谷，不仅不得干预朝政，与官吏交往，甚至连置产业的权力也没有。这是因为，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发迹于民间，亲眼目睹过宦官的危害，彩塑明代太监像他认为，宦官这个群体对于国家来说不起什么好作用，其中好人不多。 朱元璋对宦官限制极严，曾立下规章制度，不许宦官读书识字，不许宦官兼任外臣文武衔，不许穿戴外臣所穿戴的冠服，品级不得超过四品等，还在宫门上挂一块高3尺的铁牌，上面刻有“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曾有一位做镊工的老宦官，服侍朱元璋几十年了，有一次说话时没有注意，谈到了朝廷政务，朱元璋立即把他打发回老家种地了。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朱元璋自己费尽心机、不遗余力推行的极端君主专制制度，为日后宦官干政预埋了祸乱的种子。朱元璋在心里虽然想着宦官这种人不宜过多，越少越好，但实际的需要却由不得他。早在朱元璋称帝之前，还是称为吴王的时候，宫中的宦官人数已经超过千人，到洪武初年，内监的二十四衙门就建立起来了，宦官的人数就更多了。成祖朱棣任用宦官，委以权力，完全是因为当年的“靖难之役”中，尚为燕王的朱棣靠勾结受建文帝压迫的宦官而掌握了建文帝的动向，此后又在其围攻南京时，与宫内的宦官里应外合取得了胜利，登上了皇帝宝座。因此，朱棣上台后，也害怕会有失意的宦官像出卖建文帝一样出卖自己，故而不惜背叛祖训，拉拢宦官。而朱棣自己的宦官，如狗儿等，在“靖难之役”中，也为朱棣在战场上立过功。可见，明成祖授宦官以权柄，完全是一笔政治交易。世宗统治时期，宦官势力一度被压抑，但到神宗时又发展起来。宦官冯保可左右内阁，权势极为显赫。天启时，宦官专权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魏忠贤与熹宗乳母客氏勾结，独揽内外大权，同朝内文武大臣结为阉党，有权倾帝王之势。崇祯帝(思宗)虽然定逆案，逐阉党，但最后仍不免走上宠信宦官的老路，让高起潜、曹化淳先后得势，直至明亡。 明代宦官有一系列的管理制度，包括选用制度、管束制度、奖赏制度、病老丧葬制度等。 选用制度。当时规定，凡自愿阉割要求成为宦官者，事先必须得到官府的批准。明代曾规定，一家有四五个孩子以上、愿意将其中的一个孩子阉割者，由相关部门登记造册，待收补之日选用，如果私自阉割，一经发现，课以重治，邻居知而不报者，一并治罪。但是，这一规定并未能严格遵行。从明代录用宦官的实际情况来看，除了按照规定报名就阉、候补收用者之外，朝廷还大量直接录用了那些未经报名起送而私自至京的自宫者。明代宦官录用事务的主管机构为礼部。但是，随着司礼监地位的不断提高，录用宦官事务逐渐由司礼监会同礼部办理，宦官机构在实际上已拥有相当的决定权。 管束制度。在明朝初年，明太祖明确规定，“寺人不过侍奉洒扫，不许干与政事”。除此之外，明廷还曾陆续制定了一些有关宦官管束惩罚的具体制度。宦官犯法，照例由司法机构逮问治罪。或下刑部狱，或下都察院狱，或下锦衣卫狱，并由法司议罪。为了惩治宦官在外犯法，明廷还特意强调了“有司”惩治犯法宦官的职权。对犯法宦官的惩罚方式，主要包括死刑、籍家、革职、革荫、降职、调斥、杖笞等。 明宣宗赐宦官银皿奖赏制度。宦官因功劳或因受到君主宠幸，除擢升官职外，其他奖赏方式还有赐金银、加禄米、赐免死诏、赐印记、赐敕旌励、赐祭赐祠、父母授(赠)官号、弟侄族人荫官授爵等。 病老丧葬制度。宦官年老有病，多退居京城内外各寺庙，供给柴米、冬衣、靴料，以颐享天年。宦官供职内廷期间，如患病可到安乐堂就治，病愈后销假继续供职。如果病故，则由内官监给棺木，由惜薪司给焚化柴，抬至净乐堂焚化。地位较高的宦官死后，可以特旨赐葬并建造碑亭享堂。 明初，内廷宦官机构开始设立。明太祖统治期间，宦官机构及有关职官设置变动频繁，宦官数量不断增加，相关机构逐步膨胀。到洪武年间，明代宦官机构及职官设置已基本形成定制。明代的宦官机构，以“二十四衙门”为基本主体。二十四衙门包括有十二监、四司、八局。宦官除在内廷任职之外，还能出任各种外差使职。按照原来的规定，这二十四衙门主要只是在皇帝周围服役、为其生活服务的部门。但事实上，明代的宦官已经发展成为极其重要的政治势力，不但掌管了宫廷内有关饮食起居的一般事务，还控制了全国的军政要务。 司礼监是明代宦官二十四衙门中的首席，也是整个宦官系统中权势地位最高者，司礼监“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明代历代擅政的宦官如王振、刘瑾、冯保、魏忠贤等，均为司礼监太监。司礼监的职权主要有三项，一是批答奏章，传宣谕旨，这是司礼监最重要的职权；二是总管有关宦官事务，司礼监不仅在各宦官机构中处于“第一署”的地位，而且实际上也居于总管、统领其他宦官机构的地位；三是兼顾其他重要官职，当时宦官系统的其他一些重要官职，如东厂提督、南京守备等，或专由司礼兼领，或为司礼外差，这也是司礼监职权的一个重要方面。御马监铜牌司礼监的第一项职权成为历史上宦官所拥有的最大权力，也是明代司礼监权势显赫的根本原因。 其他十一监是：内官监(主要掌管采办皇帝所用的器物，如围屏、床榻、桌柜等)、司设监(掌管卥簿、仪仗、围幙、帐幔、雨具等)、御马监(主管内府马政)、神宫监(掌管太庙及各庙的洒扫及香灯等)、尚膳监(掌管御膳、宫内食用和筵宴等)、尚宝监(掌管宝玺、敕符、将军印信)、印绶监(掌管古今通集库以及铁券、诰敕、贴黄、印信、图书、勘合、符验、信符等)、直殿监(掌管各殿及廊庑洒扫之事)、尚衣监(掌管皇帝的冠冕、袍服、靴袜等)、都知监(起初负责各监行移、关知、勘合等事，后来专门跟随皇帝，负责导引清道)。 宦官四司是：惜薪司(掌管宫中所用柴炭和二十四衙门、山陵等处内臣柴炭等)、钟鼓司(掌管皇帝上朝时鸣钟击鼓以及演出内乐、传奇、过锦、打稻等杂戏)、宝钞司(掌管造办粗细草纸)、混堂司(掌管沐浴之事)。 宦官八局是：兵仗局(掌造军器，包括刀枪、剑戟、鞭斧、盔甲、弓矢等各类兵器)、银作局(负责打造金银器饰)、浣衣局(该局是二十四衙门中唯一不在皇宫中的宦官机构，局址在德胜门以西，由年老及有罪退废的宫人充任)、巾帽局(掌管宫中内使帽靴、驸马冠靴及藩王之国诸旗尉帽靴)、针工局(负责制作宫中衣服)、内织染局(职掌染造御用及宫内应用缎匹绢帛之事)、酒醋面局(掌管宫内食用酒、醋、糖、浆、面、豆等物)、司苑局(掌管宫中各处蔬菜瓜果及种艺之事)。 可见，明代宦官的组织机构和职权都达到了最高点，职权已渗透到社会生活及宫廷生活的各个方面，二十四衙门已大大超过了明代以前宦官组织机构的规模，但是，明代宦官的组织机构绝还不仅仅限于这二十四衙门。在二十四衙门以外，明代宦官还拥有相当多的组织机构。如内府供用库、司钥库、内承运库、广盈库、广惠库、广积库、御酒房、御茶房、牲口房、刻漏房、更鼓房、盔甲厂、林衡署、织染所、安乐堂等。 明代的宦官人数到底有多少，史书上并无明确记载。但从整体上讲，随着时间的推移，明代政治的日趋腐朽，宦官的人数呈急剧增加的趋势，由明初的数百人发展到明末的数万人(一说七万人，一说十多万人)。比如在正德十一年(1516年)就一次录用自宫者3000多人，从万历元年至万历六年之间，两次从自宫者中就录用了6000多名宦官。 历代宦官都没有什么学问。明朝也不例外，如大宦官刘瑾就是个文盲，魏忠贤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但明朝的宦场上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宣宗时设立了内书堂，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宦官学校。宦官学校收容了十岁以下的学生两三百人，司礼监总督任校长，学长由德高望重的长者担任，请翰林院的学士来教导学生。宣德四年(1429年)，具有小学士头衔的礼部尚书陈山担任教师。学生所研读的课本是《百家姓》、《千字文》、《孝经》及《四书》、《千家诗》、《神童诗》之类。评定成绩的标准是以背诵能力和字体的工整度。成绩特别低劣和犯规者，由老师登记在成绩表上交给总督。明朝第一个开始专权的宦官王振就出自内书堂。 伴随着明朝灭亡，猖獗了200多年的明代宦官集团也土崩瓦解。关于这个群体的下落，除死于战乱者之外，留在北京城内的宦官并未实现他们“富贵固在”的美梦：他们有的因“背主献城”反而遭到了农民起义军的斥责驱逐，有的则在义军将士追赃过程中被“拷死”。清军入关、农民军兵败撤离北京前夕，大批宦官被逐出京城，残留京城的亡明宦官又一次遭到了灭顶之灾。
1.朱元璋是禁止宦官干政的。2.朱棣夺位时依靠了宦官的帮忙，开始重用宦官，并且设立专门的学校，让宦官读书学习，帮助皇帝日常工作。因此明朝宦官与以往不同，都具有一定文化的。像郑和就是宦官。3.明朝时期，文官集团权利很大，皇帝往往身不由己。比如嘉庆要追认自己的生父为皇帝，用了三年时间和文官斗争才搞定。而万历想废皇后改太子，用了二十多年直到死都没有干成，二十多年里郁郁寡欢不再理朝政，不与文官们合作。因此，皇帝只有倚靠宦官集团来和文官集团斗争。4.宦官拥有官职，很多相当于皇帝的贴身秘书。明朝的朝廷分为内廷和外廷。内廷就是以司太监掌印太监为首的，外廷是由内阁首辅为首的文官集团，相互制约。在明朝，由首辅领导的内阁拥有上奏建议权，六部负责行政权，决策权由皇帝亲自掌握。由于皇帝无法过问全部事情，因此一些事情交由内廷处理，从而实际上内廷太监代替皇帝取得了决策权。必须要由内廷签署，这些建议和行政才能生效。5.此外太监还掌握东厂。实际上东厂并非电影电视里面的那样横行霸道。京城中有三大狱，分属刑部、东厂和锦衣卫北镇抚司，三家刑治机构功能虽有重叠，但大略也有分工：盗匪奸杀等民案，由刑部管辖；涉及宦官及公门中人犯罪，由东厂管辖；凡大臣谋反弑逆或忤犯皇上，则由锦衣卫缉拿。一些重要的案件则往往由三司会审。6.在明朝漫长的历史中，真正太监乱政的时候有几次，一次是武宗时的刘瑾，一次是熹宗时的魏忠贤，此外还有一个英宗时的王振。他与秦汉唐等朝的乱政还是有区别的。他们依靠的是皇帝（实际上皇帝也是依靠他们），而不是要挟皇帝，所以当得不到皇帝支持的时候，这些人就立刻被文官集团砍了脑袋。7.明朝太监的乱政，实际是由于明朝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的矛盾，导致皇帝扶持起来的一个势力集团，他们在为皇帝服务的同时，趁机为自己牟利。明朝太监集团和皇帝往往是一体的，相互依靠的。
杨复恭，梁守谦、马元贽、仇士良、王宗实、这些人都是宦官家族的代表，拥有着非常大的权力。
在唐代后期，宦官的典型代表有，高力士，李辅国，杨复恭，刘季述，王守澄 ，等等，他们都是非常有名的人。
皇帝懦弱，昏庸，宦官掌权
本是可以由帝王颐指气使的家奴，反而可以在帝王面前颐指气使：本是可以由帝王弃之如敞履的东西，反而成为决定帝王废立死生的人物。这是什么？这就是宦官专权。唐朝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达到空前的程度，唐朝的宦官专权也达到空前的程度。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宦官专权是君主专制制度中无法根除的痼疾。
与牛、李朋党之争相映衬的，是唐朝后期宦官势力的日渐膨胀。有志于重振朝纲的唐文宗，试图剪除这一危及自身的恶瘤，反遭惨败。此后宦官为害愈烈，玩弄帝王于股掌之中，加速了唐王朝的衰亡。
唐王朝宦官势力的消长，大体经历了4个阶段。到唐后期时，这股依附于皇权的恶势力，已经深入到政治生活的许多重要领域，对它所依附的皇权构成严重的威胁。
宦官，是中国封建专制下的必然产物，并非唐朝的特产。早在秦汉时期，尤其是东汉后期，宦官势力的发展，曾达到史无前例的地步。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豪强政治的发展，士族高门领袖与皇族共同执掌朝政，外朝扩大，内廷缩小。在豪强势力制约下，宦官小社会也随着内廷职责的缩小而迅速萎缩，在政治舞台上基本上处于配角地位。虽然三国时蜀国的黄皓，北魏时的宗爱、刘腾等宦官也曾得势一时，但总体上看，这一时期是宦官势力消沉的时期。
到了隋唐时期，随着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封建王朝的重建与发展，宦官势力也逐渐浮升起来。有唐一代的宦官势力，大体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
由唐太宗到唐睿宗时期，是宦官势力开始抬头的阶段。
唐太宗在位时期，鉴于前代宦官干政的历史教训，对宦官限制非常严厉，宦官只是“门阁守御，庭内扫除，廪食而已”。从太宗贞观年间到高宗永淳年间，70多年中，未曾假权于宦官，并对稍有不轨的宦官，予以严惩。高宗以后，朝廷中皇族、外戚、后妃、大臣及禁军将垂柳领之间，尔虞我诈，矛盾尖锐。武则天执政时，集权于内廷，以牵制外朝的功臣宰相，内官用事开始增多。中宗复位后，韦后当政，为了扩大内朝权势，发展阉人势力，并授予宦官品爵，人数增至3000多，超授七品以上员外官1000人以上。中宗还派宦官外出监军，开唐代宦官监军的先河。同时，各派宫廷政治势力为了窥测上意，探听消息，纷纷巴结拉拢宦官。当时李隆基为了消灭韦后势力，就曾利用过宦官高力士等人。这说明宦官势力已开始抬头，初步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从唐玄宗到肃宗、代宗3朝，是宦官势力迅速发展的阶段。
唐玄宗李隆基是在统治集团内部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上台的。为了防止宫廷内外大臣、将领、外戚交相结纳。他采取了进一步削弱外朝、集权内廷的政策，并开始任用身边亲信宦官预政领军。如开元初，他就曾派宦官杨思勖领兵征讨安南之乱，功成后封杨思勖为辅国大将军。天宝年间，玄宗自恃升平，得杨贵妃后，“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为了纵情声色，他将政事交给亲信宦官高力士处理，各地上报的书信、文件、奏章，他懒得批阅，让高力士阅后拣重要的让他过目，并授权高力士，一般政事可以自行决定、处理，不必报知，使高力士权倾朝野，宗室诸亲王称高力士为“阿翁”，皇太子李亨则称他为“二兄”。“安史之乱”中，肃宗李亨在宦官李辅国支持下即位，对李辅国特别宠信，官兼数职，权及核心，掌握了朝廷中枢机要大权，因他排行为五，贵族王公见了尊称为“五郎”。代宗即位后，又因李辅国拥立有功，备加恩宠，称为“尚父”。李辅国竟也大言不惭地对代宗说：“大家（指皇帝代宗）但居禁中，外事自有老奴处分。”可见朝政大权，已全在他手中。后来，代宗利用另一宦官程元振，杀了过于专横跋扈的李辅国。并将皇室防卫力量的禁军，交由程元振典掌，结果使程元振的权势又超过了李辅国。程元振免官后，代之而起的是大宦官鱼朝恩，他曾被代宗任命为“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成为当时讨伐安史之乱的唐朝大军实际上的统帅，代宗还让他掌管了中央警卫部队即“神策军”，权势气焰又高出一筹，后因居功自傲，私设监狱，陷害大臣，甚至挟兵胁迫皇帝迁都，被赐死。可见这一时期宦官势力发展十分迅速，从高力士，到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权势一个胜过一个。虽然内廷势力扩大，但当皇帝不满宦官跋扈时，还可利用外朝的朝官势力予以抑制和清除。
德宗与顺宗二朝，是宦官监军和专典禁军制度化的阶段。
鱼朝恩之后，皇帝曾收回宦官所领兵、相二权，宦官也不再掌握禁军。但德宗年间发生“泾原兵变”，宦官窦文场、霍仙鸣因率领宦官及亲王左右保驾有功，被起用为禁军统领，又于贞元十二年（796年），任为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直接统帅指挥禁军。此后，神策军特设护军中尉两员，中护军两员，都由宦者担任，宦官掌握禁军便由此成为定例。由于宦官典军制度化，使其势力达到左右朝政、制驭百官的程度。如顺宗时“二王”改革，派范希朝、韩泰统帅京西诸镇行营兵马及神策军，准备削夺宦官兵权，但当范希朝到奉天接管军权时，因为军中诸将已接到禁军中尉“无以兵属人”的命令，无一人理会范希朝，迫使老范怏怏回朝复命。为了根绝朝官夺军权的活动，宦官干脆又导演了“永贞内禅”，迫使支持改革的顺宗退位，并罢免放逐了王叔文、王伾等革新派官员。
由唐宪宗至昭宗末期，是唐朝宦官专权的鼎盛期。
“永贞革新”失败后，宦官势力走向鼎盛。几乎所有宦官都参与朝政，广泛深入到当时政治生活的许多重要领域。如大批宦官进入政府，担任诸司使职；掌握宫中全部机要，出纳王命；干预吏选，监视外朝官员；掌握书院、国子监等本是封建士大夫涉足的领域。至于出使、宣诏，此时更是家常便饭了。尤为严重的是，由于朝中文武大权基本落入宦官手中，皇帝也成为宦官手中的玩物和幕后操纵的傀儡。宪宗以后，除敬宗以太子身份即位外，其余皇帝，无一不是由宦官废立。皇帝为了保住帝位，也只得巴结纵容宦官。如宦官杨复恭以拥立昭宗有功，自称“定策国老”，骂昭宗为“负心门生”，昭宗也无可奈何。
“甘露之变”，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有志于重振朝纲的唐文宗登基后，决心摆脱“天子受制于家奴”的局面。鉴于当时朝臣们忙于朋党之争，他先是选择了没有参加朋党的宋申锡，可惜未获成功。之后他又在宦官营垒中寻找帮手，消灭了专权的大宦官王守澄。他指使李训、郑注等人，准备在诱使宦官观看朝露之时全歼宦官，不幸被宦官发觉，反遭惨败，这就是“甘露之变”。
公元827年，唐文宗李昂即位。他是被宦官王守澄拥立即位的。在这之前，宪宗、穆宗都死于宦官之手。他的前任、同父异母兄敬宗李湛，被宦官刘克明等杀死。王守澄之所以拥立李昂，完全是由于当时变数仓促，要与刘克明一决雌雄时的别无选择。
唐文宗稀里糊涂被推上皇帝宝座时，只有17岁，但他已不是一个不更事的少年。文宗自幼敏感聪睿，博学多思，还在当江王时，在藩邸就是手不释卷，尤其喜读本朝史官吴兢所撰的《贞观政要》，对先祖太宗皇帝敬慕不已。如今天降大任，自然要有所作为一番。他即位后的第三天，就发布具有很多革新内容的诏令，如释放宫女3000人，裁减冗员1200人，放五坊鹰犬，罢地方进献，等等。退朝时，宰相裴度激动得泪水莹莹：“太平可期了！太平可期了！”
其实，这才是小试牛刀，第一步，小小的一步而已。文宗革新朝政的主要目标，是消除宦官专权。他耳闻目睹宪宗、穆宗、敬宗的悲惨下场，一刻也不忘为父兄雪耻，重振皇纲。
这时的王守澄，对文宗即位后的小动作，没有引起多大的兴趣。新天子发点新诏令，完全在情理之中。他自恃有拥立之功，仍然为所欲为，根本没把文宗放在眼里。至于宰相裴度、韦处厚、窦易直等人，更不在话下，凡是他们要办的事，王守澄就反对，并逼着文宗表态，常常弄得文宗下不来台。
文宗想在朝臣中寻找帮手。但当时李宗闵、牛僧儒与李德裕之间，正争斗得不可开交，根本无法倚恃。他左顾右盼了一年多，选中了没有参与朋党之争的翰林侍讲学士宋申锡。在证实了宋申锡的一片忠心后，文宗下诏加宋申锡“尚书右丞”之衔，不久又加“同平章事”，成为宰相。大和五年（831年）元旦前后，文宗与申锡反复商量后，决定采取非常手段，诛杀宦官。
在不握禁军、又无外镇后援的情况下，对手握军政大权的王守澄采取行动，必须要获得首都的行政长官京兆尹的绝对支持。宋申锡掂量再三，挑中了当时的吏部侍郎王瑶，由他接任京兆尹，配合行动。王瑶口头上答应后，权衡半天，觉得风险太大，于是找到了郑注，把这一绝密消息告诉了他。郑注是由王守澄提拔起来的亲信，立即就把这一情报透露给了王守澄。王守澄自然不会束手待毙，决定先发制人。他立即指使亲信上奏一本，诬陷宋申锡准备拥立漳王李凑为皇帝，然后又亲自去找唐文宗证实这一诬陷之辞。
文宗听了王守澄的报告后，不免有些疑惧，也可能心里清楚是怎么回事。为了表示慎重，他让王守澄继续侦察。王守澄立即召集党羽，并准备派骑兵屠杀宋申锡全家。飞龙厩使马玄亮虽也是宦官，但比较正直，他对王守澄说：“宋申锡罪状尚不明确，你无故杀他全家，岂不要引起众怒？万一首都乱起，我们如何应付？最好先召集几位宰相了解、议论一下，然后再采取行动。”王守澄也觉得有些道理，便派人把几个宰相找来。到了中书省的东门，牛僧儒等人鱼贯而入，惟独宋申锡被阻挡。当宋质问何故时，答复是：“传诏时没有你的名字。”宋申锡自知情况有变，也只能叩头而退。
鹅关于宋申锡拥立漳王谋反一案，宰相们御前商讨不止一次，但大都莫名其妙，也没有人肯出来为宋申锡辩白几句。这更使得文宗对朝官只囿于私见党争，不顾全朝廷大局的态度和行为非常不满，也非常失望。王守澄则利用这一点，将漳王府中人员捕来，屈打成招，准备以谋逆罪诛杀漳王和宋申锡。消息传出后，谏议大夫王质、给事中李固言等跪在殿前力谏，主张把全案人犯移交外廷复审，马玄亮更是叩头不止，流着眼泪说：“杀一个普通百姓还应慎重，何况要杀宰相！”文宗趁势重新召集宰相们商量，这次牛僧儒出来说了几句：“宰相是人臣最高的职位，宋申锡既然当上宰相，他还有什么野心呢？我看他不会反对陛下。”这时泄密给王守澄的郑注，怕复审有变，叫王守澄建议文宗宽大处理，减免死刑，就此了结为好。文宗自然愿意，结果，贬漳王李凑为巢县公，宋申锡为开州司马。后来宋申锡病死在开州。
宋申锡事件之后，王守澄更是威震朝野，大臣们的任免生死，都掌握在他手里。这样，也引起多数朝官的反对和宦官内部的嫉妒。文宗更是咽不下这口气。这时，在宋申锡事件之后，外放为邠宁行军司马的郑注，已于大和七年（833年）因侍奉患有风疾的文宗有功，受到重用。他给另一位原与宦官交厚，现已成为皇帝心腹的李训建议，提拔另一位宦官仇士良为神策军中尉，以分割王守澄的权力。李训报告文宗，文宗也觉得可行。于是任命仇士良为神策军左军中尉，王守澄为右军中尉，仇士良本来和王守澄有矛盾，就和大臣李训、舒元舆等合谋，提出一个消灭王守澄集团的计划。首先从追究唐宪宗的死因入手。因为当时宫廷内外都怀疑宪宗是王守澄和陈弘志谋害的，这件事经由仇士良证明，更是确凿无疑，于是朝臣们都主张追查前凶。李训就通过仇士良派人诱令正在兴元府（今陕西汉中）任监军的陈弘志进京，几天以后，从兴元府传来消息，陈弘志在进京途中被杀。接着，唐文宗任命王守澄为左右神策军观军容使，表面上是提高他的政治地位，实际上是让他离开首都，削弱他在内廷中的权力。在王守澄离开首都前夕，朝官和宦官们给他饯行，席间在酒中投毒，毒杀王守澄，宣布为暴病身亡。在这前后，流放宦官王践言、韦元素，处死宋若宪，诛杀梁守谦、杨承和等宦官。以王守澄为首领的这部分宦官势力，基本消灭。
这一切，都算是“甘露之变”的前奏曲。
王守澄被杀之后，文宗任命李训与舒元舆、王涯等为宰相。李训与舒元舆经过密商后，拟定了一个彻底消灭宦官的计划。据一般的说法，是由李训、舒元舆等在内，由郑注在外（当时任凤翔军节度使），里应外合，一起行动。因为王守澄“暴病身亡”后，文宗追赠他为“扬州大都督”之衔。并在这年十一月下旬在城外的泸水入葬。届时，郑注以故旧情深，率亲兵人护丧事，不会引起怀疑，文宗令内臣齐集送葬，李训关起城门，郑注在城外令亲兵尽诛宦官。据说行动的日期就定在十一月二十七日。
但是，大约在十五、十六日前后，李训得到密报，说郑注率500亲兵已在赴京的路上，京内外已经有人知道了这一情况，并且很可能传到宦官耳中。李训赶忙召集大理卿郭行余（已任为邠宁军节度使）、户部尚书王瑶（已任为河东节度使）以及韩约、罗立言、李孝本等人商议，分头准备提前行动。在商讨采用什么方式时，李训想到了天降“甘露”的瑞兆，可以利用。
大和九年（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唐文宗在大明宫紫辰殿上朝。百官鱼贯而入，依班序而立。金吾大将军韩约，这时匆匆入奏说：“在左金吾厅后面的石榴树上，出现了甘露，这是天降吉祥的征兆。如果不是陛下圣明感动上天，不能得见甘露。”说完以后，手舞足蹈地给文宗叩头。宰相李训、舒元舆也率百官拜贺，并且请皇帝亲自观赏。文宗欣然同意，于是登上龙辇出紫宸门，升含元殿。他先叫李训去看看，李训出去很长时间才回来，说：“甘露已经看不清了，但暂时不必宣扬出去。”唐文宗说：“有这样的事吗？”他示意叫宦官仇士良、鱼弘志等率领宦官前去探视。李训见仇、鱼出去，立即召集郭行余、王瑶等，入殿受诏命。王瑶却吓得全身哆嗦，不敢前去。只有郭行余受命，带领招募的亲兵数百人，携带武器等候在丹阳门外。李训召集这些亲兵，立即部署杀宦官的计划。
仇士良等进入金吾厅，正好遇见韩约，见他神情紧张，惊讶地问：“将军为什么这样紧张？”话还没有说完，忽然看见金吾厅里风吹幕起，里面藏着甲兵。仇士良与鱼弘志见状，赶忙往回跑，进了含元殿，气喘吁吁地对文宗说：“宫里要发生暴乱了，请陛下赶紧还驾。”李训等看见仇士良向含元殿方向跑去，急忙招呼金吾卫士，“赶快到含元殿保护陛下，进去以后，每人赏钱100缗。”金吾卫士刚要登含元殿，仇士良眼明手快，抢先一步令宦官抬着文宗从殿后出去。
李训见状，急忙上前拦住轿子，对文宗说：“臣奏事未毕，请陛下暂时留步。”仇士良怒气冲冲地说：“你们在宫中布置武装，要谋反吗？”文宗知情，一边挣扎着一边说：“这不可能！”仇士良根本不理，抢步前来要打李训，被李训推倒。当李训抽出匕首要杀仇士良时，被宦官拦住。仇士良拥舆急奔，李训紧追不舍。这时，罗立言、李孝本各率士兵，登殿杀宦官十余人。仇士良令宦官在外抵挡，自己引文宗走进宣政门，等李训赶到时，宣政门已被关闭。
至此，李训知道消灭宦官的计划已经失败，急忙换上从吏的绿衫，化妆出宫。郭行余、罗立言、王瑶也各自寻找藏身之处。
宣政门内的仇士良，这时真是红了眼，他恶狠狠地对文宗说：“你干的好事！”转过来对各率500禁兵赶到的神策军左右副使刘泰伦、魏仲卿道：“杀！”于是，在事变不到一个时辰后，由宦官统领的禁军从北、东、西三面，向位于大明宫南部的朝官们的衙门发动了反攻。宰相中舒元舆因早知内情，已悄悄改换官服，单人匹马逃出宫外，而王涯、贾悚等尚不知情，对前来询问的朝官们说：“不知何故，你们请各自便。”众官退下，宫内各门均已被人关闭，王涯等刚刚奋身脱出，宫门就被禁兵合上。有600多名没有挤出者，均被禁兵所杀，尸横血流，狼藉涂地。宫内诸衙印鉴、图籍、帷幕、器皿等，在兵乱中一扫俱尽。下午，神策军分遣千余骑兵，出城追捕，又在城中大索，坊中地痞流氓伪托禁军，乘势骚扰，杀人越货，互相攻劫，长安城中，已是一片尘嚣。
次日清晨，百官上朝，宫城内外戒备森严，禁军全副武装，如临大敌。文武百官屏住呼吸，慢慢前进。进入宣政门大殿，文宗见没有一名宰相上殿，便对宦官说：“宰相王涯等为什么不上朝？”仇士良说：“王涯等谋反，已逮捕下狱！”顺手就把王涯“谋反”的状子及有关“罪证”呈上。此时文宗还能怎样，只好让令狐楚、郑覃为代理宰相，并且叫他们起草诏令，宣布李训等罪状。这时外逃的李训，在凤翔的路上被地方军抓住，在解往长安城中，李训为免受宦官之酷刑和侮辱，让押送者割下自己的首级进京报功。
二十三日下午，仇士良让禁军300人，挑着李训的人头，押着被捕获的舒元舆、王涯、郭行余、罗立言、李孝本等，游街示众，然后把他们推到独柳树下，全部斩首，亲属不论远近，也一律处斩。
事变之日已到扶风途中的郑注，得知失败后返回凤翔，被监军张仲清诱杀。几天之后，另一位要犯韩约也被处死。
这就是“甘露之变”。有人称之为“失败的反击”。
从此以后，文宗精神彻底崩溃。他完全成了仇士良手中的玩物。一天，百无聊赖的文宗问侍从：“今日翰林院值日者是谁？”当回答是中书舍人兼翰林学士周墀时，文宗命人召来。赐酒三杯后，文宗徐徐道：“依你看来，我是怎样的一个君主？”周墀一听，立即下座，恭敬地回答道：“我是个小臣，不晓得大道理。但听百官都说陛下有尧之圣、舜之明、商汤之仁、夏禹之俭！”文宗淡然一笑：“你这样说是为了维护我，其实我哪里敢跟尧舜禹汤相比！我是要问你。我比周赧王、汉献帝如何？”周墀一听，如五雷轰顶。周赧王、汉献帝是两个庸碌的亡国之君，文宗如此发问，可见内心痛苦到何种程度。于是，他倒身拜伏，声音哽咽。文宗见他不再说什么，只好自己说了：“我自以为连周赧王、汉献帝也比不上！周赧王、汉献帝是受制于诸侯。我却受制于家奴。我比他们差得远了！”
文宗说过此话后，再没有视朝。一个月后的开成五年（840年）正月初四，驾崩于太和殿，年仅32岁。
有唐一代的宦官专权，给社会带来种种危害。宦官内部的分化与火并，更加剧了朝政的腐败。而宦官监军与掌军，在客观上，又加速了唐王朝在与藩镇斗争中的彻底失败。
“甘露之变”是一场失败的反击。反击之所以失败，表明在这之前的宦官势力已到了难以消除的程度。反击失败之后，宦官势力加速膨胀。纵观有唐一代，宦官为祸之烈，超过了秦汉时期。
李光弼宦官专权干政，对功高绩显之臣，往往嫉妒如仇，必欲构陷使之失宠而罢休。如肃宗、代宗时期，大将李光弼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立有大功，宦官程元振等就在皇帝面前诬陷李光弼，使李光弼失宠自危。郭子仪是反击“安史之乱”中的重要将领，平生小心谨慎，不敢多言，但也逃不过宦官的谗毁，甚至派人挖掘了他家的祖坟。刑部尚书颜真卿刚正不阿，曾率百官向移居西内的太上皇玄宗请安，触犯了宦官李辅国的心病，便下一纸奏文，把颜真卿贬逐到偏远的蓬州任长史。宰相李麟“正身谨事，无所依附”，也为宦官“不悦”，不久即被罢相。如此这般，使得朝廷将相心寒，贤德之士难以立足，奸佞之徒趁机而入。
不仅是对将相，就是对帝王，当宦官势力达到一定程度之时，也常常被玩弄于股掌之中。或挟持以令下，或废立以适意，真正是“手握王爵，口含天宪”。从唐穆宗以后到唐亡，8个皇帝之中，有7个是由宦官拥立的，而有立即有废。如宪宗时，太子李宁死，宦官吐突承璀欲立李恽为太子。因恽母身贱未立，又立李俏为太子；宪宗崩亡，宦官陈弘志杀吐突承璀及李俏，拥立李恽即位，就是唐穆宗。唐穆宗是因受惊中风而死的。穆宗之后的敬宗，极喜游玩，一次夜猎回宫，与宦官刘克明、田务成、许文端等人饮酒作乐，喝醉之后入室更衣，忽然殿中灯灭，刘克明等即害死敬宗，苏佐明等诏制立绛王，而王守澄、梁守谦等率禁军诛杀绛王另迎江王即位，就是唐文宗。文宗在位时，本已立李成美为皇太子，文宗死时，仇士良、鱼弘志矫诏废成美，立文宗之弟李炎为皇太弟，即位为武宗。武宗死，宦官马元贽立武宗之叔李怡为皇太叔，即位为宣宗。宣宗大病之时，宦官王宗实等矫诏立郓王为太子，即位为懿宗。懿宗有病，宦官刘行深、韩文约等又立普王为皇太子，即位为僖宗。僖宗之后，宦官杨复恭率兵拥立寿王为皇太弟，即位为昭宗。而每次废立之际，或兵刃相见，血流盈廷，或密行诡计，众不可测，造成一定时间的权力真空状态，使中央政权毫无权威可言，诱发着社会的动乱。
在专权干政的同时，宦官集团又徇私受贿，贪赃枉法，祸害百姓。宦官出使宣诏，每到一地，官吏侍奉惟恐不周到，贿赂馈赠，数额大得惊人。一些小宦官随大宦官出行，也仗势欺人，吃喝嫖赌，五毒俱全。地方官接待稍有不称意，就拳打脚踢，无所顾忌。一些无才无能的官吏，则乘机贿赂宦官，以图升迁。如宦官王守澄把持朝政后，工部尚书郑权为了得到肥缺，就用厚礼贿赂王守澄，果然就被任命为岭南节度使。宦官杨复光接受段颜谟数百两黄金后，就派段到荆南当节度使。这又加剧了吏治的腐败，损害着中央政府的威信。
随着宦官队伍的庞大和权力领域的扩大，其内部分化与火并的情况也越来越严重。如玄宗时期，有大宦官高力士和李辅国两个派系集团之间的斗争；肃宗后期，又有李辅国、程元振与段恒俊、朱辉光之间的冲突；宪宗时，发生过王守澄、梁守谦与吐突承璀之间的火并；敬宗时，又出现刘克明、苏佐明、田务澄向王守澄一派的夺权弑君之变；文宗时，有仇士良反对王守澄的密谋；僖宗时，有田令孜和杨复恭之间的争斗。除了这些规模较大的内部矛盾斗争乃至火并外，大小宦官之间为了利禄荣辱而产生的纠葛、倾轧，更是不计其数。而且宦官集团内部的这种矛盾斗争，又与朝官之间的朋党之争交织在一起，互相勾结、利用，又互相排斥、攻讦，弄得乌烟瘴气，日月无光。
尤其是由宦官监军与掌军后，更造成严重祸端。宦官统军，大都指挥无能，统军无方，又骄横妄为，横行不法，贪婪好财，忌贤妒能，迫害忠良。虽然由宦官监军统军，有保持维护唐王朝后期形式上统一的意义，但同时也在加剧着中央和地方、皇帝与将军之间的矛盾。它既使李唐王朝在后期分裂割据中持续多年，又使中央王朝不能真正消弭战祸。最后，朱温尽诛宫中宦官，又诏令天下赐死诸道监军，宦官把持军权的局面才告结束；而唐王朝也随着宦官势力的覆灭而结束了形式上的统一，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唐朝宦官为害之烈是空前的。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既有与其他朝代相似的方面，又有唐朝独特的某些方面。归根结蒂，它是封建专制制度的一个不治之症。
可能有人会问，唐朝宦官专权和为害，为什么会如此严重呢？
从根本上讲，这是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下的一个必然现象。在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下，皇帝个人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但皇帝个人又无法统辖管理庞大的官僚机器和日益繁杂的各种具体事务。依靠朝臣中的文臣武将，又放心不下；依靠宗室外戚，也常常发生问题。相比较而言，只有宫中的宦官，最易控制，也最为放心。因为自古以来，有强臣篡权为皇的，有宗室夺权的，有外戚临朝的，但却没有宦官当皇帝的。宦官的生理缺陷，使他不可能成为“九五”之尊，即使有此心，亦怕引起天下共怒。虽然宦官有种种祸患，但其本身，从来不构成对皇权的威胁。所以，历朝历代，人人都知道宦官专权为害严重，皇帝心中也很清楚，但却照样宠信不衰，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有封建专制制度存在，宦官专权为害就是不可避免的，只是程度略有不同而已。这是包括唐朝在内的历代封建王朝无法避免的问题。
就唐朝而言，中唐以后外戚势力的衰微，是宦官势力得以膨胀的一个重要原因。皇帝以内廷牵制外朝，是常用的统治术。在内廷中，除了利用宦官外，还倚重外戚勋旧势力。作为帝王母后亲属的外戚，又大多出身于官僚士大夫之家，他们既能任外朝宰辅，又能插手宫中事务，与后妃一起，形成强大的内廷势力。在外戚势力强大的情况下，宦官势力必然被分割。唐玄宗天宝以前，中央机要大都为后妃、外戚掌握。武则天提拔“北门学士”，扩大内廷势力，主要还是发展武氏外戚力量。韦氏弄权，以韦家兄弟子侄分统禁军，把持枢要。这一时期宦官势力虽有抬头，但实力远逊于后党。直至“安史之乱”，诛杀杨氏族党，外戚势力剪除殆尽。此后，帝王在内廷只能倚重宦官，而宦官势力也趁机发展起来。
不仅外戚势力的衰微给了宦官势力发展的机会，唐朝宗室内部相互倾轧和夺权的斗争，也使宦官备受重视和重用。李唐王族出身于胡汉世家，李渊母独孤氏，李世民母纥豆陵氏，李治母长孙氏，均为汉化胡人。李唐王朝的支柱北周旧贵族军事集团，又多是鲜卑拓跋氏出身。这使得唐朝宫廷中保留着浓厚的异族风格与习气。如在皇位继承上，受“诸子有勇力者即位”的胡俗影响甚深。从唐中叶以前的皇位继承看，除太宗第九子李治依赖其舅父长孙无忌之力登基外，其余太宗、中宗、睿宗、玄宗等，无一为嫡长子，都是依仗武力即位的。尤其是中宗后期，宫廷政变
一品 大将军 （以上为三公级将军） 二品 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以上为三公级将军） 抚军大将军、中军大将军、上军大将军、镇军大将军、国大将军、 南中大将军（以上为二品大将军） 征东将军、征南将军、征西将军、征北将军（四征资深者皆为大 将军。以上为四征将军） 镇东将军、镇南将军、镇西将军、镇北将军（以上为四镇将军） 三品 中领军（资深者为领军将军。以上为禁卫军） 安东将军、安南将军、安西将军、安北将军（以上为四安将军） 平东将军、平南将军、平西将军、平北将军（以上为四平将军） 征蜀将军、征虏将军、镇军将军、镇护将军、安众将军、安夷 将军、安远将军、平寇将军、平虏将军、平狄将军、平难将军、 辅国将军、虎牙将军、轻车将军、冠军将军、度辽将军、横海 将军（以上为三品杂号将军） 四品 中护军、武卫将军（中护军资深者为护军将军。以上为禁卫军） 屯骑校尉、越骑校尉、步兵校尉、长水校尉、射声校尉（以上 野战军五校尉） 中坚将军、骁骑游击将军、左军将军（以上为四品常设将军） 建威将军、建武将军、振威将军、振武将军、奋威将军、 奋武将军、扬威将军、扬武将军、广威将军、广武将军、 宁朔将军、 左积射将军、右积射将军、强弩将军（以上为四品杂号将军） 东中郎将、南中郎将、西中郎将、北中郎将（以上为四中郎将） 振威中郎将、建义中郎将、奉义中郎将、平虏中郎将、 典军中郎将、抚军中郎将、武卫中郎将、司金中郎将、 司律中郎将、 护匈奴中郎将、率善中郎将（以上为四品杂号中郎将） 戊己校尉、平虏校尉、讨寇校尉、建忠校尉、护羌校尉、 护东羌 校尉、护乌丸校尉、护鲜卑校尉、西域校尉、西 戎校尉、东夷校尉（以上为派遣军）、监军（以上为监 军或护军）
秦朝官职表 秦朝官职简表主要官职------------------品级（秩）------说明。 三公：丞相相邦（相国）--------金印紫绶--------秦惠王十年（公元前328年）以张仪为相。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初置左右丞相。吕不韦初任丞相，后尊为相国。丞相执掌为“丞天子”，助理万机 太尉-------------金印紫绶-------掌武事御史大夫---------银印青绶-------掌副丞相九卿。 奉常-------------中二千石银印青绶-------掌宗庙礼仪 郎中令-----------同上-------------------掌宫殿掖门户 卫尉-------------同上-------------------掌宫门卫屯兵太仆-------------同上-------------------掌舆马廷尉-------------同上-------------------掌邢辟典客-------------同上-------------------掌少数民族之事宗正-------------同上-------------------掌亲属治粟内史---------同上-------------------掌谷货少府-------------同上-------------------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供养 其他。中尉-------中二千石银印青绶-------------掌徼循京师将作少府---二千石-----------------------掌治宫室典属国-----同上-------------------------掌蛮夷降者詹事-------同上-------------------------掌皇后太子家 内史-------同上-------------------------掌治京师主爵中尉---同上-------------------------掌列侯 地方部门主要官职部类--主要官职----品级（秩）-----------说明。郡：监御史郡守---二千石银印青绶-------掌监郡掌治其郡郡尉--------------比二千石银印青绶-----掌佐守典武职甲卒郡丞--------------六百石铜印黑绶-------掌佐守长史--------------同上-----------------掌兵马，边郡设之 县：县令（县长）--令千石至六百石铜印黑绶-------人口在万户以上之县设令，不足万户者设长。掌治其县。县丞--------------长五百至六百石铜印黄绶-------丞、尉称为长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等，称少吏。县尉--------------四百至二百石铜印黄绶---------县乡下，十里为亭，有亭长，十亭为，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
论古代户籍制度与中国古代王权政治摘要:在中国古代,户籍制度是专制王权对编户齐民进行人身控制的最重要手段,户籍制度的核心是对民的占有与支配。王权对编户齐民的生杀予夺之权很大程度上依靠户籍制度,这是这项制度在中国古代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古代;户籍;制度 《史记•萧相国世家》载:“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项王与诸侯屠烧咸阳而去。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 萧何私自收藏的图书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秦国户口版籍,这一举动在中国古代王朝更替的惨烈斗争中具有强烈的符号象征,可谓意味深长:拿到了户口版籍就可以了解秦国的国情,并进而控制土地和人民,获得了它,也就象征着获得了国家政权。 中国户籍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虽经无数次的战争、内乱和王朝的更迭,户籍制度总是以某种方式继承或沿袭下来,并且越来越严密,其原因就在于它的功能是全方位的:组建军队、分配土地、征收税赋、推行礼教、维持治安都与它有关。如果说官僚制度是君主对官吏进行管理的有力武器的话,那么户籍制度就是专制王权对编户齐民进行控制的最重要手段,户籍制度的核心是对民的占有与支配。《商君书•画策》云:“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若冶于金、陶于土也”。专制王权对民的生杀予夺之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户籍制度。大体说来,中国古代户籍制度的发展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 1萌芽阶段 中国历史上最早对人口进行管理的记录应当从商代开始。甲骨文中,常常出现“登人”的字样,即登记人口的意思。但当时的“登人”,几乎都以人丁为计量单位,而且在甲骨文中经常出现“口”、“人”等字,但却很少出现“户”、“家”的说法,因此后人推测,商周时“登人”,主要目的是为了征集兵丁、组建军队以满足战争的需要,还不具备后代户籍制度所具有的多重功能。 据《周礼》记载,周王朝分别在国野设六乡、六遂对人口进行地域划分: “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爱;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周;五州为乡,使之相宾”。“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酇,五酇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 又据《周礼•秋官•司民》: “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辨其国中与其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下其生死。及三年大比,以万民之数诏司寇。司寇及孟冬祀民之日献其数于王,王受拜之,登于天府。内史、司会、冢宰贰之。以赞王治”。 由于目前对《周礼》一书的成书年代仍然聚讼纷纭,因此,西周时是否真有如《周礼》中所言的那种系统而完善的户籍管理制度,当然是值得怀疑的。不过,虽然《周礼》并不一定反映周代的真实情况,但它至少说明和反映了中国古代管理户籍的思想和实践,很早已经萌芽。 2奠基阶段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和诸侯势力的壮大,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频繁四起。战争需要有兵源的保证,由于战争的需要,各诸侯国都意识到了人是宝贵的财富。为了增加人口,各国都采取了多种措施。首先是用减免赋役的办法来招徕别国人口,其次是限制本国人口逃亡,如秦律就规定严厉处罚拐带秦国人出境的行为:“游士在,亡符,居县赀一甲,卒岁,责之。有为故秦人出,削籍,上造以上为鬼薪,公士以下刑为城旦”。还有就是提倡早婚,鼓励生育。在这些措施实施的过程中,人口登记和户口管理方面的制度也就逐渐完善起来了。通过清查登记人口并实行管制,一方面可以了解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限制人口流动,防止人口流失,保证兵役和赋税源源不断。 有关战国时期各国重视人口管理的情况,我们还可以从考核官僚的上计制度中找到证明。所谓上计,就是官吏将一年的预算收入,以及户口、垦田、库藏的增加等事项,事先写在木券上,然后剖而为二,国王执右券,臣下执左券,年终上计时,国王根据原券考核实征数目,决定官职的升迁。在上计制度中,对户口的考察一直是对官吏进行考核的一个重点。 战国时期,秦国的变法最为成功。秦的户籍制度的创立,大约始于秦献公时期。《史记•秦始皇本纪》云:“(献公)十年为户籍相伍”。所谓“相伍”,大约是按五家为“伍”的办法编制户口册,这表明“伍”是当时户口编制的最基层单位。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对人口的管理和控制进行了改革,不仅将其作为增加人口和社会控制的手段,而且极大地强化了通过户籍制度对民间社会进行社会控制的专制工具这样一种色彩: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罪。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所谓“令民为什伍”,就是把国中所有人口,按五户为一伍、十户为一什的办法编制起来,每伍之中,设一伍长,每什之中,设一什长,平时为民,战时即为兵。伍、什就是军队中最基层的建制。商鞅变法的主旨,就是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凡在战场上杀敌多者,不管原来是什么身份,都可以按规定晋升爵位。同时也规定,行军作战时,什伍之中如果有一个逃亡或降敌,什伍之中的其他人都要连坐。 秦的户籍制度,自秦统一天下之后,更加严格和完备,不仅按不同情况区分了各种不同的户籍,还确定了户口的什伍编制方式,规定了生著死削的统一办法,制定了户主申报和典老审查核实的登记户口的程序,登记的内容非常详细,有户主的姓名、身份、籍贯和年龄,也有户内成员的姓名、年龄和健康状况,祖宗三代出身情况及家内人员与财产类别等项内容,有时还有身高的记录。所有这些内容,都是为了对民户加强控制和便于征发兵役、徭役及课取赋税服务的。对不报、虚报和假报户口的或未经官府批准而擅自更籍的,统统严加惩罚,还作出了不许擅徙、迁徙时必须审核和必须办理更籍手续等规定。 西汉年间,户籍管理备受统治者的重视,萧何制定的《九章律》,其中之一就是“户律”。西汉在秦代户籍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严密的户口统计制度,汉代的户籍制度之明显不同于秦制的地方,还在于汉代有户等的划分。尽管汉代户等的划分不如唐宋以后明显和具体,但确实是户等划分制度的萌芽。汉代还采用了编户以及乡亭制等有力措施,乡有乡长,亭有亭长,他们主要负责户口管理和基层社会治安,从而使户籍管理更加完善和周密。 为了严格户籍制度,禁止任意迁移和逃亡,汉代统治者还为此制定了“舍匿之法”,又叫“首匿法”。《汉书•淮南厉王传》:“亡之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论皆有法”。汉代的“舍匿之法”,等于是秦的禁亡之法的发展,它由打击逃亡犯本人,发展到了逃亡犯的藏匿者;而且“舍匿之法”执行甚严,以致汉代诸王侯中,不乏因“藏匿亡命”而被削爵下狱者。 3发展完善阶段 从隋唐开始,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进入到了发展完善阶段。隋初人口大增,主要是隋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大索貌阅”和“输籍法”,将隐漏的户口检括出来了。开皇五年,文帝下令“大索貌阅”,进行全国性的户口清查。政府按户籍上登记的年龄、相貌与本人核对,检验是否以丁壮诈老诈小,还鼓励居民互相检举揭发,如户口所据不实,正长要受罚流放远方,其目的是要把浮游民及世家豪门的荫附户搜括出来,载入国家户籍,增加赋税收入。在“大索貌阅”的同时,还实行“析籍”政策,规定堂兄弟以下分立户籍,以防容隐。隋朝还因袭北魏的三长制,把它作为检括户口的地方组织,五里为保,设保长;五保为闾,设闾正;四闾为族,设族长。畿外设置里正、党长,前者相当于闾正,后者相当于族正。畿内保长、闾正、族正与畿外的保长、里正、党长称“三长”。三长是推行均田、劝课农桑、催驱赋役和检查户口的农村基层组织,都有检括户口的职能。另外,隋朝时还把户籍制度和科举制度结合起来,按照地域来分配考试名额,起到了积极的效果。唐承隋制,户籍管理更加周密。唐代检查户口、劝课农桑的基层组织是乡里:“唐制,百户为里,五里为乡”,每里设里正一人,是最基本的政权单位。里正由勋官六品以下的富户白丁担任,用来“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 唐代户籍可以分成编户与非编户两大类。编户是编入户籍的居民。可以是品官,也可以是白丁,但必须是良民。编户又可以分为课户与不课户两类。按租庸调法纳税服役的普通民丁,称为课口,有课口的户称为课户,无课口的称为不课户。非编户有三种,一是贱户,分为三等,最低的是官奴婢,较高于奴婢的有部曲、客女,均为私家的家仆,身份近似农奴,因为都属私人使用,所以附属在主人的户籍中。贱户中还有一种是官户,唐代官户大多是“前代以来,配隶相生,或今朝配役”之人。二是方外,指释、道及为逃避赋役而避入寺院的逃户。三是士兵,唐初实行府兵制,士兵来源皆所属下户、白丁。士兵本来在原编户内,自玄宗开元年间府兵制破坏,改为募兵后,兵农分离,成为一种专门职业,因此,也不在户口统计之列。〖〗 宋代的户籍制度在唐代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唐代虽然已经用“坊郭户”来称呼城市居民,但并没有为他们单独设立户籍。宋代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在户籍制度上分别设立“坊郭户”户籍和乡村户户籍。在户籍实行城乡分别治理的基础上,宋代又将户口划分为主户与客户:有常产的称为主户,没有常产的民户称为客户,分别列入户籍。坊郭户与乡村户都划分为主户与客户。坊郭客户为城镇贫民,多为小商贩,商业、手工业的雇工和帮工以及富户的佣工;乡村客户则主要是佃户、主户的雇工和佣工。另外宋代还将城市主户划分为十等,乡村的主户划分为五等,作为征发赋役的依据。除了主户与客户之外,还有一种官户,即品官之家,他们属于特权阶层,享有免除大部分差役和科配的权利。 王安石在变法时力主推行保甲制,他于宋神宗熙宁三年“始联比其民以相保任。乃诏畿内之民,十家为一保,选主户有干力者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选,选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选为众所服者为都保正,又以一人为之副。应主客户两丁以上,选一人为保丁,附保。两丁以上有余丁而壮勇者亦附之,内家赀最厚、材勇过人者亦充保丁”。 推行保甲制,既可以清查户口,又可以通过这一“兵民一体”的制度维护社会治安、为军队提供后备兵源,可谓一举多得,对后代影响极大。保甲制度还通过“保”和“甲”两级建制,实现了王权专制主义国家对县以下的乡里社会的逐渐渗透:由于在这种制度采取的是人人相结,家家相联的形式,从而充分保证了乡里组织被牢牢控制在统治者手中。 明朝的户口制度,承上启下,既有历史的继承,又有时代的更新,从而形成自己的特色,在中国古代户口建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总结前代的经验教训,并与当时的赋役制度的变革相适应,创造以登记人口为主的“黄册”和以登记土地为主的“鱼鳞册”,标志着中国古代户口调查登记制度的相对成熟。这个制度肇创于明太祖朱元璋,虽然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代有增损,但其基本框架和根本原则,终明之世并无改变。 与宋代相比,明代户籍管理的人身控制功能大大加强了。赋役黄册编定以后,户籍不得随意改动,从农村到城市所有的人户都处于封建朝廷的严密控制之下,任何人不得擅自流动,邻里之间,相互监视,相互举报,如有知情不报者,要受到连坐,外出百里之外时必须持有官府发给的“路引”,其组织系统之完备,层层管制之严厉,实超越于前代。由此可见,明代严密的户籍制度,把农民的人身牢牢地束缚在乡土之上,农民寸步难行,只能安土乐耕,向政府纳赋税,服兵役。 清代的户籍制度大体上沿用明制,清初就沿用明代的黄册制度,在黄册之外,〖JY〗另编《赋役全书》和《编审册》作为配套。但满族以一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实行各民族分而治之的政策,对户籍管理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整体说来,清代的户籍管制比明代略有放松,究其原因在于康熙和雍正两朝实行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政策,使得赋税与人丁之间没有了直接的联系,统计户口的意义也就不如以往那么重要了。清代税收方面用里甲,治安用保甲。在州县城乡,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头,十甲立一保长;每户发给一印牌,登记人口及姓名;外出时必须注明目的地,对迁入者必须检查其原籍。 纵观历史,各朝各代的统治者们都非常重视对户口的清查、登记和管理以及户籍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并非真正出于对百姓利益的考虑,而主要是为了维持专制王权统治的需要,这是户籍制度能在中国长盛不衰的原因。另外,中国各个朝代的封建统治者之所以都高度重视户籍编制,还在于它是一项具有多重功能的重要制度。户籍制度在不同朝代的不同时期,又各有侧重。“大致而言,早期或战乱时,寓兵于民、维持治安的作用要强一些,其余时候,则重在调查户口、征收赋税和劝导风俗。此外,一般在王朝初创和前期,户口编制比较严格,到了王朝的中后期,则逐渐松驰”。但无论如何,户籍制度都是维护专制王权统治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它是理解中国历史的一把钥匙,而且中国的历史还表明,“在以农为本的农业社会中,不可能有真正的迁徙自由。因为农耕社会的基本特征是要固定居所,因此,安土重迁,就成了农业社会的基本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而封建国家也强调要以农为本,以此维持国家的安定。基于此,中国历代王朝对户口迁徙,都设有种种禁限,有时,还把迁徙作为一种处罚”。这其实也是专制王权通过实施人身控制而维持其统治所必需的。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2]宋昌斌.编户齐民——户籍与赋役[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
秦王朝在确立“皇帝”尊号的同时，还总结了战国以来各国的官僚制度，建立起了一套适应封建统一国家需要的中央政府机构，以协助皇帝领导全国，并处理庶政，这就是“三公九卿”制度。是秦始皇接受李斯建议而制定的，以皇帝为尊，下设三公九卿制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秦王朝成为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封建的政治制度也向前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时期，封建地主阶级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的统治，在职官制度上确立了中央朝廷的三公九卿制。三公九卿制在秦朝只是初具规模，由于秦王朝的短命，这一制度在西汉时得到进一步的调整和完善。秦朝一切官僚都由皇帝任免或调动，分工明确，行政效率高。丞相位高权重，食国家俸禄，按时考课，职位不世袭，流动升降极为灵活，是新的较完备的官僚制度。2.这样构成了严密的中央统治体系，开后世二千年中央官制之先河，秦代中央乃至地方官吏全由政府选拔贤才任用，在政治上更无世袭特权存在，于是整个中国只有一个中央政府。
女官是中国古代宫廷官僚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负责掌管嫔御、宫女等事务，由女性担任。女官制度起源于西周，隋唐以后逐渐完善，到了明朝则日臻完善，发展成为正式的官僚制度。
一、明代女官机构
根据《大明会典》《明会要》等明朝官修典籍记载，明人《万历野获编》称：“女官，宫中六尚之职，国初凡三定，最后则洪武二十八年重定者为准。盖斟酌周、汉、唐之制而损益焉” ，在这则史料之中，明朝女官机构被称为“六尚”，而官修典籍则称之为“六局”，即尚宫局、尚仪局、尚服局、尚食局、尚寝局、尚功局，分别掌管宫廷管理、礼仪、服装、餐饮、住宿、考核等工作，可谓是分工明确。“六局”下设“二十四司”，即：司纪、司言、司簿、司闱由尚宫局管辖，司籍、司乐、司宾、司赞由尚仪局管辖，司宝、司衣、司仗、司饰由尚服局管辖，司馔、司酝、司药、司供由尚食局管辖，司设、司舆、司苑、司灯由尚寝局管辖，司制、司珍、司彩、司计由尚功局管辖。根据这些机构的名称，就大致可以看出其机构职能，比如“司乐”是负责宫廷音乐的机构，“司药”是负责宫廷医药的机构，“司馔”是负责管理宫廷菜肴的机构，无论是六局还是二十四司，其官员和成员均由女性担任。
这些机构是早在大明开国之前的吴元年，就初步建立了，后来经过三次调整，到了洪武十七年确定了，六局的主官级别是正五品，二十四的主官级别是正六品，比起地方的县令来，品级要高，地位也更显贵，可以直接接近皇帝和后宫嫔妃，而且掌管的都是关系到宫廷安全的重要事项。
二、明代女官来源
明代的女官选拔有着严格的标准，要对备选女官的品德、家庭、才貌等等进行考察。明朝第一次大规模选拔女官是在洪武五年。《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五年，“上谕中书省臣曰:近者礼部奏定中宫女织，遣奉御张和、蔡旺往苏杭二州选民间妇女通晓书数愿入宫者，得四十四人，其中堪任事者十四人，已俱授职，各赐白金三十七两以赡其家。”也就是说，礼部派遣人员到苏州、杭州选了44名优秀的民间女子，再经过礼部二次考察后，只有14人通过了录取，这个“复式录取率”只有32%左右。这样选出来的女官可谓是优中选优了。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次选拔女官只从苏州、杭州选拔，第二次才稍微扩大了范围。《万历野获编》记载，洪武十七年，“敕谕苏、松、嘉、湖及浙江、江西有司，民间女子年十三岁以上、十九岁以下，妇人年三十岁以上、四十岁以下，无夫者，愿入宫备使，令各给钞为道里费，送赴京师。盖女子以备后宫，而妇人则充六尚也。”这则史料提供关于明代女官选拔的三点重要信息，一是地域是“苏、松、嘉、湖及浙江、江西”，集中于江南、江西，二是年龄要求是“妇人年三十岁以上、四十岁以下”，三是征求个人意见，“无夫者，愿入宫”，这就从制度上避免了骚扰地方的可能性。
《大明会典》则记载了永乐年间的女官来源，永乐元年，“补六尚官，令礼部出榜，不分军民之家，但有识字妇人年三十至四十，愿来者有司起送。若女子识字，虽容貌丑陋，年十七八以上，愿来者听。” 这个选拔标准比起洪武年间则取消了地域限制，并且年龄也放松到三十岁以下、十七八以上也可以参加女官选拔了，但增加了“识字”这条限制。
三、明代女官命运
根据《明史》记载，正常情况下，女官“服劳多者或五载六载，得归父母，听婚嫁。年高者许归，愿留者听。现授职者，家给与禄”，也就是说在宫中任职五六年就可以回家结婚了，但是在实际运作中，往往很难实现。比如一位名叫黄惟德的女官，在洪武年间从广东南海千里迢迢来到南京，后来又到北京，直到“宣德七年乞骸南归”，在宫廷之中渡过了大半生。类似于这种情况，在明朝史料中屡见不鲜。
可见，明代女官虽然拥有较为尊崇的官职和地位，但整体上与深居后宫的宫人的命运是类似的。
要分朝代的吧，有的朝代女子是禁止当官的，但是有的朝代，女子就可以当官的，不过一般也都是入宫当纺织类的女官。
女性必须要参加科举考试，而且还要有他人的举荐，只有这样才能做官。
明代的女官选拔有着严格的标准，要对备选女官的品德、家庭、才貌等等进行考察。
明朝的女官制度在洪武后期最为完善，设置机构“六局一司”，其下管辖二十四司彤史共二十五个分支机构，女官的总人数为300人。
他们为尚宫局，设立主管尚宫两人，官居正五品；尚仪局，设立主管尚仪两人，官居正五品；尚服局，设立主管尚服两人，官居正五品；尚食局，设立主管尚食两人，官居正五品。
尚寝局，设立主管尚寝两人，官居正五品；尚宫司，设立主管尚宫两人，官居正五品；宫正司，设立主管宫正一人，官居正五品。
扩展资料
女官是中国古代宫廷官僚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负责掌管嫔御、宫女等事务，由女性担任。女官制度起源于西周，隋唐以后逐渐完善，到了明朝则日臻完善，发展成为正式的官僚制度。
每个朝代对女官的设立和管理各有不同，明朝时期，明太祖朱元璋为防止宦官专权，外戚乱政，因而特别重视女官一职。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女官
礼——中国古代历史文化重振之重点摘要: 谈到古代礼仪，可能有人认为这是过时的、落后的东西，尤其在文革时期，被认为是封建余毒。在建国六十多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但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虽然科技迅速发展，但自然环境却变差了，洪水、干旱、地震灾害的频率越来越高。《法治现场》里常常看到父母跟子女之间、兄弟之间、夫妻之间为财产争夺而发生的纠纷。见义勇为的人少了，见利忘义的人多了。所以,我认为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传统中最应该重振的是礼仪.主题词: 中国古代礼仪 一.中国礼仪的重要性（1）李安宅先生是一位重要的人类学老一辈，他是出名的藏学人类学，也是中国人类学界最早从事海外研究的学者之一，李安宅对于礼仪的定义，具有综合性，他罗列了礼仪的十几个特点，其中特别强调了等级、交换和道义。将他那些有些须混乱的综合再次加工，可以看到，礼的等级性是基本的，而这并不排斥礼起源于原始的互惠交换模式。而“道义”，则与人类学交换理论中的“obligation”概念相联系，重视人与人的“相互担当”与“相互依存”。[1]（2）费孝通[2]也是人类学的老一辈，礼是社会公认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的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国家”是指政治的权力，在现代国家没有形成前，部落也是政治权力。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样的规范的是传统。[3]（3）相比人类学家李先生和费先生，钱穆先生的哲学意味浓厚得多，其中谈到礼与法，比较了中西的秩序观，表明中国礼仪的以下观点：法的重要性，在保护人之权利。而礼之重要性，则在导达人之情感。权利是物质性的，而情感则是性灵上的[4]这几位中国别样学者之于礼的说法，都是对中国古代礼仪的重视。我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富有优良的文明礼貌传统，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几千年光辉灿烂的文化，培养了中华民族高尚的道德也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礼仪。礼仪是一个人外在美与内在美的有机结合，是一个民族进步的标志，也是一个公民思想道德文化素质的标志。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常常把礼仪看作是一个民族精神面貌和凝聚力的体现，把文明礼貌程度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是否发达的标志之一；对个人而言，则是衡量道德水准和有无教养的尺度。一个人以其高雅的仪表风度、完善的语言艺术、良好的个人形象，展示自己的气质修养，赢得尊重，将是自己生活和事业成功的基础 三．中国近代以来中国礼仪的现状非常遗憾的是，近代以来，礼仪文化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更令人汗颜的是，我国传统礼仪文化在不少国家保存颇多，并继续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而在我们的本土，它的流失速度却是非常惊人。在我们的人际交往中，懂得使用表示敬意的雅语和举止的人已经日渐稀少。作为民间最普遍、最隆重的婚礼、生日礼仪等庆典，正越来越西化。令人忧虑的是西方的圣诞节、情人节等正日益成为中国年轻人的重大节日。我想如果作为民族文化一些特征的礼仪、节日一旦全部西化而被国民抛弃的话，它的消亡也就不会太远了。一位著名史学大师说过：“要了解中国文化，必须站到更高来看到中国之心。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现在来看看社会上的一些行为，随处抛丢垃圾、废弃物，随地吐痰、擤鼻涕、吐口香糖，污染公共环境；在非吸烟区吸烟，打喷嚏不掩口鼻，危害他人健康；坐公交车、乘电梯、购物、买票、参观、就餐时争抢拥挤、插队加塞，不谦让老幼病残孕；在公共场所高声接打电话、猜拳行令；在景观文物、服务设施上乱刻乱划，踩踏禁行绿地，攀爬摘折花木；不听劝阻喂食、投打动物，危害动物安全；在他人面前打赤膊、袒胸敞怀，在房间外穿睡衣活动；讲黄色段子、宣扬封建迷信、传播胡编乱造的政治笑话等等，都是有损中华民族形象的，都是文明的倒退。四．中国礼仪缺失的解决方法看到上面提到的种种现象，作为中国人是否会感到一定的羞耻心呢，所以，我们要从小抓好学习礼仪的工作。那么要学习礼仪，从何入手呢？我认为在首先要从高素质教育开始，从最基本的国学启蒙教材入手，例如三字经，弟子规，颜氏家训，幼学琼林等等。不要小看了这些书，其中所包含的古圣先贤给我们制订的最基本的礼仪规则如果你能把这些最基本的东西消化了，实践了，你很快就会从周围人的评价中发现你的变化。传统礼仪是需要在实践中加深理解的，所谓“学而时习之”，这里的“习”字并不是复习的意思，而是实践的意思。不经过实践，你就算把那些经典全背下来都没有用的，必须要身体力行地去做！在读过这些基本读物之后，就可以去看《大学》、《中庸》、《礼记》、《论语》和《孟子》这样的经典古籍，进一步深化认识，陶冶情操。当有一天你能把这些书都读完，并且能做到“学而时习之”的时候，那时不但礼仪的观念会在你的头脑中扎根，你的整个人生观世界观也会升华到一个全新的境界。参考文献：1 李安宅：《<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1930] ，14页。 2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85[1947]，61-70页。这一区分是早期费孝通先生政治思想的基础，也被表露与其有关绅士的论述中。只可惜费先生的后半生，进一步追究这个区分的理论意义的机会太少。 3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85[1947]，60页。 4 钱穆：《湖上闲思录》，北京：三联书店，2000[1948]，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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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中国古代礼仪文明
作者：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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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年份：2004-1
页数：298
内容简介：
《中国古代礼仪文明》内容简介：我们的前人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灿烂文化，春秋战国的诸子哲学，韩柳欧苏的大块文章，明清之际人生画卷，无不表现了对社会国家的情情，对宇宙世界的期待。千古风流人物的搏斗，相互辉映、激荡交融，造成了光华灿烂的中国，博大久远的中华民族传统，这套文库力求以历史的高度，把悠久而灿烂的中华文化放到整个人类文明的背景中审视，向您展示五千年文化的各个方面。
作者简介：
彭林，1949年生于江苏无锡，历史学博士，现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经学研究中心主任，兼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教授等；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历史文献学的教学和研究；著有《（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中国礼学在古代朝鲜的播迁》、《礼乐人生》等，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120余篇；在清华大学主讲的“文物精品与文化中国”、“中国古代礼仪文明”，均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曾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宝钢优秀教师奖、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清华大学首届“十佳教师”称号等。
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礼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尽管它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发生过一些变化或改进 ,但它始终对中华传统文化和民族生活产生着深刻影响。做为一种传统的文化样式 ,礼仪对社会的作用和影响 ,自然存在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 ,我们对此应保持清醒的认识 ,进行扬弃 ,使它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挥积极作用 中华古国曾有“礼仪之邦”的美誉。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周之际，周公就制礼作乐，后来经孔子等人的提倡和完善，礼乐文明成为儒家文化的核心。西汉以后，《仪礼》、《周礼》、《礼记》等礼乐文化的经典被先后列入学官，成为古代文人必读之书。礼仪是“礼”的重要组成部份之一。 中国的“礼乐射御书数”传统六艺中，“礼”字第一，充分说明了中国人重视礼仪的传统。《论语》上有一则故事，孔子警告儿子孔鲤说：“不学礼，无以立。”意思是：如果不学礼的话，是没有办法立足的。”家喻户晓的《三字经》中指出，做儿女的，从小时候起，就应熟习在不同场合的各种礼节，学习礼节仪文之事。历史上一些著名的“古训”、 “家训”、“学规”中，也都有大量的关于日常衣食住行、待人接物等方面的礼仪规范。 人与人交往，如何称呼对方，彼此如何站立，如何迎送，等等，都有礼的规定。即使是吃饭，也应该在举手投足之际显示出自己的修养，称之谓食礼。行为合于礼，是有修养的表现，反之则不能登大雅之堂。 现在的很多人忽视了对做人应懂得的基本礼仪规范的学习。人们把那些在礼仪上不拘小节的人，认为“潇洒”；把身穿奇装异服，口讲粗话的人，认为“有个性”。坐没有坐相，站没有站相，吃没有吃相，穿着邋遢，见了尊长连个招呼都不打，麻烦了别人连句感谢话也不说，在公共场所目无他人、任意所为，这都是没有修养的表现。 其实，礼貌、仪表、风度是反映一个人文化素质和修养高低的重要方面。《礼记》中认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不是语言的有无，而是礼，礼是文明与野蛮的区别。 令人汗颜的是，现在的韩国和日本继承了些许礼仪规范，人们还比较重视使用表示敬意的雅语和举止，但在其发源地中国却被视为所谓的“四旧”和“封建礼数”而遭到抛弃。
谢谢啊~你能帮我找出处不，就是作者，书名，什么期刊号之类的，在论文后面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