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蜀文化旅游资源评析与开发建议成都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其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是一种无价的旅游资源和宝贵的精神财富。丰富的蜀文化资源是古蜀先民留给我们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珍宝，我们应充分挖掘其文化内涵，将文化优势转化为旅游优势，推进成都文化旅游的纵深发展。一、蜀文化及蜀文化旅游资源的涵义“蜀文化”简而言之即蜀人的文明，是蜀地人民在数千年社会实践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蜀文化”的概念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徐中舒、蒙文通等老一辈史学家率先提出的，它是以一个族称命名的考古学文化，它包含了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和战国时期的文化（又称青羊宫文化），是继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宝墩文化之后的考古学文化。蜀文化旅游资源是指以蜀文化为支撑，客观存在于“蜀”这个地域空间并因其独特的文化价值而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的旅游吸引物。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谭继和研究员曾以时间为线索对蜀文化人文旅游资源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江源文明水利工程系列；古蜀文明历史古迹遗址系列；秦汉与三国蜀汉历史文物古迹遗址系列；唐宋至明清四川历史文物古迹、遗址、陵寝系列。二、成都蜀文化旅游资源具有内涵丰富、文化厚重的优势成都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是城市文明的起源地之一，有4500年以上的文明发展史。成都早在一万多年前就已成为蜀族先民活动的中心和舞台。成都作为蜀汉政权的首都，处于蜀文化的核心地位。成都的蜀文化旅游资源具有内涵丰富、文化厚重的优势，具体表现在：①以“金沙”为代表的古蜀文化旅游资源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和旅游价值。成都城市是在灿烂的古蜀文化的基础上孕育而成，众多新石器遗址广泛分布于成都平原及岷山区域，金沙遗址、十二桥商周建筑遗址、新都区水观音、羊子山土台、古蜀船棺葬等遗址望帝、丛帝陵等均是古蜀文明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遗址，它们神奇、神秘和神妙，令人叹为观止。当然还有有关古蜀的各种传说、文献和民俗，也是蜀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极具浪漫色彩的诗文及传说，同样是具有极大开发利用价值的文化旅游资源。两者组成了一条完整的古蜀文化链条，充分展示了古蜀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具有重大科学研究价值和旅游开发价值。②以武侯祠、南郊公园为代表的三国文化旅游资源蕴涵大量的历史文化典故。三国文化影响深远，遍及欧美等世界各地，成都是蜀汉政权的首都，三国文化积淀在成都地区特别丰厚，在现今的城市中，成都留下了最丰富的三国遗迹。武侯祠是三国文化中最主要的代表，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是是全国最负盛名的诸葛亮、刘备纪念地和全国最大的三国遗迹博物馆。馆内拥有诸葛亮殿、刘备殿、刘备陵园、鼓楼、桂荷楼、琴亭等重要古迹，以及大量具有珍贵价值的牌匾楹联和馆藏文物。三国文化长期以来已经渗透到成都人生活中的各个层面，在在人们的记忆中、市民的口碑中，都能看到三国文化的影响，除了武侯祠，成都的大街小巷，许多为人熟知的地名皆因三国而来，如九里堤原叫糜枣堰，又称刘公堤、侍郎堤。始建于唐代乾符年间(874～879年)，宋代重建，是为了防洪而建。从清代中后期开始，因“蜀人每事好归诸葛亮”，九里堤又称“诸葛堤”。③“诗歌文化”旅游资源展示出成都优雅的人文氛围。灵秀的蜀地山川、古代成都的闲适富庶和神秘的古蜀文化养育和熏陶了中国历史上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墨客。古代的“三苏”、扬雄、司马相如、李白、杜甫、苏轼、陆游，再到现代的巴金、郭沫若……，虽然有的并没有出生在成都，但曾经在成都获得更多灵感，迎来他们创作的高峰期，如：我国唐代“诗圣”杜甫在成都西郊浣花溪畔先后居住近四年，留下诗作二百四十余首，其中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春夜喜雨》、《蜀相》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成都杜甫草堂因诗名扬天下，借诗圣而后世流芳，被视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圣地”。还有许多中国古代的著名诗人都到过蜀中，在成都留下了一处处风流胜迹，如：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风流佳话而演绎的琴台、文君井等一系列古迹，还有薛涛望江楼、陆游祠、杨升庵桂湖，等等。诗宗文豪的创作活动为成都留下了魅力无穷的诗歌文化宝库，给成都营造出非常优雅的人文氛围和社会生活情调，使成都成为文化旅游的向往之都。④以青城山、青羊宫为代表的道教文化旅游资源是本土宗教的重要载体。道教是在中国古代社会宗教信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宗教，具有民族思想和信仰的特征。中国道教从创教以来，～直道脉不断，成为中国的本土宗教。成都是道教的发源地和发祥地。相传东汉末年，道教创始人张道陵曾在此设坛布道，晋唐以后宫观林立，极盛时达一百余座，称为“第五洞天”，自古为探幽访胜和隐居修炼之地。青城山也成为了道教的祖庭和圣地。青城山列入联合国文化遗产保护区后，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成为了人类共有的文化遗产之地和朝拜、观光的圣地。成都青羊宫则是中国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道观，是中国著名的道教宫观。殿内九米多高的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等像，堪为全国道观一流。青羊宫原名青羊肆。据《道藏辑要》记载，这里曾是老君为关令尹喜真人演法传道之所，后名青羊观，玄中观。唐僖宗中和三年（883年）扩建后改名为青羊宫。⑤以文殊院、昭觉寺、宝光寺为代表的蜀禅文化旅游资源是佛教文化重要载体。佛教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宗教，据考古材料证明，早在东汉时佛教己传入蜀地。成都作为中国佛教文化的重镇，历朝历代高僧大德辈出，对蜀文化的影响极为巨大。入唐以后，佛教禅宗在蜀地发展极盛，产生了一大批杰出人物，如唐代禅宗十大家中就有马祖道一、圭峰宗密等五家是蜀中人，隋唐、两宋时期，蜀中佛教文化更一度冠盖于全国，以至于宋代第一大文豪、大诗人苏东坡曾赞叹道：“成都，西南大都会也，佛事最胜。”蜀中佛教文化的影响深远，至今仍在海内外享有崇高威望。成都著名的寺院有文殊院、昭觉寺、石经寺，宝光寺，灵岩寺等。众多的禅林古刹，既是众多佛教徒朝圣拜祖的圣殿，同时也构成了蜀文化的一大景观。⑥以马镇、平乐古镇为代表的古城古镇旅游资源是蜀地乡土文化最典型、最生动、最直观的写照。距成都郫县县城9公里的古城镇古名“马镇”，又称马街，早在三国时代，蜀汉大将魏延曾在此屯兵养马而得名，20世纪40年代初改称古城。古城内的蜀汉街古韵犹存，唐街古风遗响，宋街、明清街更是阡陌交通，人来车往。街道两旁的仿古建筑，旌旗猎猎，商贾云集，展现的是一派古文化、古街坊、古建筑的韵律。古城还是成都平原上著名的竹编、棕编、草编的“三编”之乡，其编织工艺源于宋代，产品精巧纤丽，远销东亚、东南亚一带，是颇具地方特色的旅游工艺品。古城的武术源远流长，早在三国蜀汉时代就已开展。成都周边有十大著名古镇，各具特色，或历史久远，或文化深厚，或建筑精巧，或依山傍水，或习俗奇异，或地理位置突出。其中，邛崃平乐古镇、大邑安仁古镇、黄龙溪古镇、洛带客家古镇都是成都市古镇代表，具有浓郁的地方风情。邛崃平乐古镇始建于隋代，史为南方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安仁古镇秀美清丽；黄龙溪古镇以浪漫水乡表达浓郁的民俗风情；洛带古镇是中国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客家古镇。⑦以川菜、川酒、川茶为代表的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品位独特。成都美食源远流长，川菜、火锅、特色小吃闻名遐迩，享有“中国美食之都”的美誉。川菜在我国八大菜系中名列第二位，仅次于北方菜的代表鲁菜，具有干烧、干煸、鱼香、宫保、麻辣、怪味、椒麻、红油八大特色，拥有4000多个菜肴点心品种，原料有江团、岩鲤、雅鱼等珍品以及银耳、竹荪、香菇等土特产。著名的菜点有：宫保鸡盯麻婆豆腐、回锅肉、夫妻肺片、赖汤圆、龙抄手等。醇香浓郁的川酒最能体现四川天府之国精髓，五谷精华和着四川人性格的火辣、善良、辛勤、勇敢、智慧都尽在川酒那醇、香、辣、回味悠长的酒水里被一一体现得淋漓尽致。四川几千年的文化、风俗都溶进了清洌、酣香的酒水里。另外，自古就有“蜀土茶称圣”的说法，唐宋时期，川茶产量居当时各地首位。⑧以成都灯会、花会为代表的民间节庆旅游资源尽显蜀地遗风。每年的节庆盛会都是传承数千年的民俗和民间风情，无疑也是蜀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蜀地民风纯朴，一向为人所称道。蜀地风范和遗风在我国民俗史上占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丰富多彩的传统民俗至今仍保留在大众的生活中，影响着一代代成都人。成都的民俗文化类资源丰富多彩历史悠久，如：正月元宵灯会起于唐时。唐玄宗幸蜀曾在元霄上街现灯，有青羊宫的道灯，昭觉寺的佛灯，大葱寺的水灯，从此形成极富特色的成都灯会。新中国成立后，成都灯会集中到青羊宫举办，一年一次，成为春节期间人们游乐的重要去处。除此之外还有流行于郫县一带的望丛歌会，新津龙舟会，都江堰清明会和放水节等。三、成都蜀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建议①设立以展示蜀文化为主题的旅游标志形象。成都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名城，文化底蕴深厚，值得作为标志的形象很多，但确立为旅游标志的形象应该具有独特性和易识别性，具有较强的传播功能，并能彰显文化。几年前，与三星堆考古齐名的金沙遗址震惊中国考古界，其间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更是让人兴奋不已，叹为观止。太阳神鸟金箔图案为十二个火焰组成的圆环，内有镂空的四个“三组鸟”。“太阳神鸟”的形象是古代先民“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体现，作为古蜀人崇拜太阳神的象征，表达了追求光明、团结奋进、和谐包容的精神寓意，不仅是古蜀先民勤劳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风貌的体现。它激情洋溢，轻盈飞扬，极富美感，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并且，它已被确定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这是成都1060万人民的荣耀，同时，太阳神鸟作为古蜀文明的表现，具有作为成都旅游的标志物形象的特点和优势，能较好的突出成都的特色。②整合蜀文化旅游资源，建设旅游精品线路。成都文化旅游的发展应遵循“文化——商品——品牌——名牌”的轨迹发展，即通过“利用蜀文化优势——创造特色旅游商品——树立旅游品牌——打造精品名牌”来发展旅游市场。以蜀文化为主线，尽快整合现有蜀文化旅游产品，将分散的景点按一定的主题串连起来，根据其分布状况，推出几条精品线路：第一，古蜀文明遗址游：a.金沙遗址——十二桥商周建筑遗址——成都古蜀船棺合葬墓——水井街酒坊遗址。（成都市区内小环形旅游圈）；b.新都区水观音——郫县杜宇的杜鹃城——温江区柏灌墓、鱼凫墓——双流县瞿上王城。（成都大环形旅游圈）第二，陵寝文化游：望帝丛帝陵——后蜀和陵——前蜀永陵——武侯祠——明蜀僖王陵。第三，诗歌文化游：杜甫草堂——望江楼薛涛纪念园林——郫县扬雄庐墓园。第四，蜀禅文化游：宝光寺——昭觉寺——文殊院——大慈寺——石经寺。第五，道教文化游：青羊宫——青城山——鹤鸣山——纯阳观。第六，古镇文化游：黄龙溪古镇——平乐古镇——西来古镇。第七，民俗文化游：文殊坊——宽窄巷子——民俗公园。第八，美食文化游：成都名小吃——成都茶馆——川菜——火锅。③加大民间艺术的保护，发展特色旅游商品。成都拥有像川剧、皮影戏、四川木偶戏、杨琴、金钱板、清音、花鼓、车灯等大量民间文艺资源，加大对它们的保护和利用对成都发展文化旅游具有重要意义。此外，成都还有大量的民间制作工艺，且都具有较高的艺术审美价值、历史文化价值、科学研究价值和市场经济价值。如：成都的蜀锦绚丽多彩，美如云霞，是我国织棉工艺中的一朵奇葩，它与云锦、宋锦并誉为中国三大名锦。蜀绣更是驰名世界，它与苏绣、湘绣、和粤绣被称为中国“四大名绣”。此外，漆器久负盛名，金银丝织品、瓷胎竹编闻名遐迩。成都拥有如此丰富的民间艺术资源和制作工艺，因此，探讨如何把文化与经济结合起来，把民间艺术与市场效益结合起来就显得尤为重要。首先，应进一步保护民族工艺和民间艺术，提高民间工艺品制作水平，尤其是蜀锦、蜀绣、漆器、瓷胎竹编、竹丝画、树皮画等工艺。其次，政府应在财政税收上给予优惠，鼓励根据市场需求及时组织旅游商品生产。此外，还可建立成都蜀文化工艺美术展览馆，一方面，为国内外旅游者充分展示成都民间工艺美术作品；另一方面，为他们提供欣赏、购买的场所。④举办形式多样、文化品位高的旅游节庆活动。旅游节庆活动既是一种专项旅游产品，而且还是一种有效的旅游促销活动，更是旅游娱乐的重要形式。节庆己成为许多城市和地区的文化品牌。节庆旅游可以使旅游者获得知识和精神上的享受，各种节庆活动己经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由于各地历史条件、地理环境的不同，各地的地区文化、民俗等差异性，各地所举办的节庆活动也各不相同。因此，各地应举办极具本土特色的节庆活动，以独特的形象吸引区域内外的游客，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全面发展。节庆活动也为蜀文化的展示提供了有效的平台，如：都江堰的“放水节”就是一个以水为媒，融乡情、文化、经贸于一体，充分展现都江堰千年水文化风采的一个大型节庆活动。另外，蜀文化精品展、武侯三国文化节等活动展示了古蜀和三国文化的厚重；草堂人日吟诗会、“草堂听琴”中秋赏月等活动则体现了唐代诗歌文化的典雅，反映了四川成都的民俗文化特色。蜀文化中可以为旅游开发利用的资源异常丰富，如果将这些文化资源中的民俗风情和旅游结合起来，可以打造出更多、更具吸引力和高品位的旅游产品。如：以“永陵”为载体，依托王建墓24乐伎石刻，复原制作其乐器，创作一台“蜀国弦”或“蜀宫伎乐”，作为永陵博物馆的经常演奏曲目可以恢弘“古代东方世界的音乐之都”的特色；以“金沙”为载体打造精品文化品牌可以展示古蜀文明，成都已推出了具有轰动效应的《金沙》音乐剧和极具特色的《梦回金沙》的4D电影。并于2009年春节开始打造首届金沙太阳节，推广金沙文化和古蜀文明。
自三星堆考古发现及成都平原一系列古城址的发现以来，学术界对于古蜀文明的讨论已成为热点，其中有不少论及古蜀文明的起源与其形态特征者。我在拜读了大家的文章后，深受启发，但仍感到有一些问题交待的不是那么清楚，尚有待继续深入探讨：到底古蜀文明起源的时间可以上溯到什么时候？古蜀先民是如何或在什么环境条件下来到成都平原从事开发并创造出灿烂的古蜀文明的？古蜀文明的性质如何，即它到底是一种原生态的文明，还是一种次生的、由传播而来的文明？这种性质的文明到底可归结为几个根本性的特征？窃以为，这些问题之所以解答欠清，一个重要的原因，殆与学者未尝将以上问题联系起来作为一个系统性的大问题，并将它纳入中国古代乃至世界文明起源的大背景加以看待有关。本文即打算从整个人类文明起源的角度，将上述问题联系起来，通过同其它地区，特别是同古代中原夏文明的比较，对古蜀文明的起源及其特征提出一些新的认识。一家之言，谬误难免，请各位学者不吝批评指教。一 古蜀文明是在一个自成单元的特殊地理环境中独自产生的，它的产生要从古蜀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谈起。 所谓“古蜀地区”，我以为首先应当指今川西的成都平原，因为无论是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的核心部分，还是三星堆文化的前驱宝墩文化，其所分布的地区都限制在这一带。这不是否认四川盆地其它地区也有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的分布，而是强调成都平原是古蜀文明，包括三星堆文化及十二桥的发祥地而已。 今天成都平原的面积约为万平方公里，海拔高度约为450-750m，由岷江和沱江两条河流（包括它们的一些支流）的冲积扇组成，地势平坦，河渠纵横，土地肥美，气候湿润，自是人们从事农业生产与定居生活的理想环境〔1〕。但是，这种人地关系，只能说是古蜀文明发生以后的情景。在这之前的远古时期，广袤的成都平原却并不是那么适宜于人类居住的，因为那时的气候较今日更加湿热，成都平原也尚未最终完成向内陆平原的转化（它的前身是远古的内陆湖），到处是池沼湖泽，河网密布，林木茂密，作为平原构成要素的一些河流冲积扇尚未发育成功，河流两岸的阶地亦未最后成型，总之尚是一派莽荒的景象。加之其时人类的生产力水平低下，开发与战胜自然环境的能力有限，难于抵御那里经常发生的洪涝灾害，未敢涉足平原的腹地中央。其时四川盆地的先民们只能选择在平原周围一些低山地带或丘陵地区栖息繁衍，平原内部是无人居住的。目前考古发现四川盆地稍早一些时候的文化遗址都分布在成都平原以北、以东乃至以西的低山丘陵及其与平原交接的边缘地带，平原上最早的文化遗址只能上推到新石器时代的晚期〔2〕，此即是远古时代成都平原未尝有人类居住的证明。目前考古工作者发现的成都平原上最早的考古文化即宝墩文化，其年代距今约5000-3700年左右〔3〕，大致与中原龙山文化的时代相当。过去人们或称之为“三星堆一期文化”，表明三星堆最下层也是这种文化，三星堆文化是直接继承宝墩文化发展而来的。由于目前成都平原尚未发现比宝墩文化更早或与之同时的其它考古文化，我们有理由认为它是最早居住在成都平原的古代先民们留下来的文化遗存。是否今后有更早于宝墩文化的人类文化遗存在平原地区发现，我个人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即令今后有这样的发现，其时代也不会比宝墩文化早多少。 这里需要澄清一个问题。据说1950年代，成都市北郊羊子山土台基址下面曾发现过5件打制石器，属于旧石器时代末期之物〔4〕，有学者认为，这或可作为成都平原更早时期有人居住的证据。然而这种推测是不能成立的。一则，在整个平原地区，我们并没有发现依次叠压在宝墩文化之下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前期及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层，仅凭成都市北郊偶然出现的这几件打制石器，就作出如上判断，未免轻率；二则，据原报告称，这几件打制石器出土时所在的地层不早于全新世，与这几件打制石器所应处在的年代并不一致，说明它们并不是本地的产物，或是由其它原因致其迁移至此的。考古学者叶茂林便认为，这几件石器系从外地搬运至此的，因其所在地层属于全新世早期的黄沙土冲积层，“它们之出现在成都平原地区，当是由于搬运作用的结果”〔5〕。也就是说，它们是从其它地区由洪水冲积带到此处的。总之，就目前考古发掘的实际情况而言，古蜀文明的起源最早只能追溯到四川盆地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只是在这个时期，人们才始从四川盆地周围的山丘或山前较高地势地区走向成都平原腹地，才始对平原内肥沃而低洼的冲积土壤进行开发垦辟，在那里构筑居民点并渐次发展成城邑，才从而有了古蜀地区最初的文明的曙光。 为什么只有到了这个时期人们才始对成都平原内地进行开发和垦植呢？这主要是由以下两个原因决定的。一是此期人们的技术手段，也就是生产力水平已经发展到可以对低地农业进行开发的程度。人们可以在低湿地方构筑房屋，可以通过筑造城墙或堤防防止洪水的威胁，可以开挖沟洫排水抗涝，甚至引水灌溉，等等。众所周知，这些技术在龙山时代其它一些地区已是司空惯见的了，对于四川盆地先民们想亦必然。 另一个古蜀先民能在这个时期进入平原腹地的原因，或者说是更重要的原因，是此期气候环境的变迁。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在古蜀先民进到成都平原以前，那里到处是池沼湖泽，河网密布，林木茂密，自不适宜人类居住。那样一种地理环境，乃是与当时尚处于全新世大暖期的气候背景有关，因为湿热的气候与过多的水分不利于湖泊沼泽的消失及陆地地貌的形成。殆至距今5000年前后，地球上的气候突然起了变化，由暖湿而趋于干凉，从而使得一些平原低洼地区的环境出现了改观的契机：湖泊沼泽大面积萎缩，河床下切，河流阶地与平原冲积扇迅速发育，整个地面变得日渐干爽。如此，就使得人们可以从原来的低山丘陵地区下到这些平原低洼地区的河流阶地上居住了〔6〕。毫无疑问，四川盆地的情况也应是这样，因为这次气候变迁是全球性的，四川盆地地气候变迁不应有所例外。限于资料，我这里只查阅到《四川林业科技》上刊登的刘和林等人对于川西南地区古气候变迁的两篇文章，文章分别选取川西南雷波与布拖两个地方的植物孢粉进行分析，得出这两个地方分别自距今5000（或5300）年和距今4000年气候由暖湿转向干凉的结论〔7〕。我曾经研究过古代中原夏族的起源与夏代国家形成的问题。夏族的发祥地应在古河济之间，也就是古代的兖州〔8〕。那里也是一片平原低洼的地势，有多条河流纵横其间。在早，这片广平低洼的地方也是很少有人烟的，因为那里也是湖泊沼泽遍布，河网密布，时有汗漫的洪水发生，除个别地势较高的岗丘之外，多数地区是不适宜人类居住的。以是缘故，在仰韶—大汶口文化时代及其以前，这一带考古发现的人们的聚落遗址十分稀少。只是到了龙山时期，随着气候的变干变凉，这里的地貌环境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里离海不远，由海平面的下降，引起河流侵蚀基准面的相应下降，从而导致河流下切。新的河流阶地、冲积平原和河口三角洲堆积的迅速发育，更促使这里湖泊沼泽大面积地减少。而这一切，都意味着这里提供给人类居住的空间大面积地增加，可耕种土地面积迅速扩大。加上其时其它一些地区出现的资源与能源的紧张，从而使得这些地方的居民，尤其是古河济地区以西和以东两个高地的居民纷纷向这一地区转移，形成古河济地区人口与聚落的空前迅速地增长。结合有关文献记载，我认为这应当便是古代夏族及夏王朝在这一带兴起的历史地理背景。 可以比较得出，古蜀地区文明产生的道路与中原夏文明产生的道路是非常相似的：它们都起源于龙山时期，都发祥于平原低洼的两河之间的地区（古蜀地区的两条重要河流是岷江与沱江），都是由于气候变迁导致本地区出现地理环境的改观，从而促使四周较高地势的人们前往此处从事开发并从而发展出本地最初的文明。只是中原夏族的文明发展得稍快一些，更早一些时候进入文明和国家状态，如此而已。 其实，从整个世界文明史的角度看，像中国的夏文明、古蜀文明这样的文明生成的道路，应是具有十分普遍的意义的。至少我们所知道的古代两河流域、古埃及、古印度等最早的文明，都是生长在平原低洼的地理环境或河谷地区，靠了那里河流冲积而成的肥沃土地迅速发展起来的。学者称这种环境下的农业为低地农业。比较起过去人们在山丘或山前地带所从事的所谓山地农业，低地农业一般出现较晚，但却效率更高，积累粮食与剩余财富的时间来得也快，因此，这些地方都能够较早地进入文明社会。另外，由于低地农业出现的时间较晚，到这里从事开发的居民多来自其它地区，伴随着他们的到来，这里无异成了多种文化汇萃的地区。我想，这也是这些平原低地能够快速走向文明的一个重要原因。二 古蜀文明从根本上说，应属于原生性质的文明。它是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特殊的地理环境中孕育出来的，是一种自然生长的文明。在它之前，这里没有其他人类涉足，没有比它更早的任何人类创造的文化或文明遗址。 古蜀文明也不是由传播而产生的文明，它不是个别外来文明迁移至此而产生的。尽管它包含有许多外来的文明或文化因素，但从总体上看，古蜀文明属于古蜀居民自己的创造，它是古蜀居民立足于自己本土的基础上，将各种外来文化熔铸于一炉，从而形成具有自己鲜明特色的文明。任何一种外来文化在这里都只构成古蜀文明的一些个别的因素，都未曾占据古蜀文明的主流。 根据古蜀文明的这种性质，联系到它的起源，可以归纳出古蜀文明如下几个方面的基本特征。 第一，是它的亚热带低地农业的生产与生活方式。 作为亚热带低地地区的居民，古蜀先民所从事的是稻作农业，并且早在宝墩文化时期就已如此。这已为都江堰芒城遗址的灰坑中所发现的水稻硅酸体的遗存所证实〔9〕。应当说，古蜀地区这种平原低湿气地理环境，总体上是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和适应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的。由岷江和沱江两条河流与其支流造成的多个冲积扇上的土壤肥美而且疏松，人们在这样的土地上仅仅使用竹木工具就可以有效地进行耕作。据称，宝墩至三星堆时期成都平原一带很少发现大型的石制农具，便与古蜀先民使用竹木工具为主的耕作方式有关。加上这里充沛的降水量及丰富水系带来的灌溉之利，获取农业生产的较好收成是不成问题的。可以认为，古蜀地区的富庶并不是待李冰之后，而是自有人群在此从事垦植就已开始了的。 然而凡事都有两面性，湿热气候条件下的平原低地既有有利于农作物生长的一面，也有给人们的安居乐业带来严重威胁的不利的一面，那就是这里时常发生的水涝灾害。于是，防御和治理水害亦成了古蜀先民生产与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这方面，考古发掘亦提供给了我们不少信息。首先是人们的居处。那时人们多选择在两河之间的较高阶地或台地上居住，以避免洪水的冲击。建筑形式则多采取在地面上构筑木（或竹）骨泥墙的住屋，或干栏式建筑，以对付低湿而又多雨的自然环境。特别是人们发明了筑城，并将城址选择在上述较高的台地上，以防止平原上汗漫的洪水的淹没。目前仅宝墩文化时期，考古工作者就已发现了新津宝墩、都江堰芒城、温江鱼凫、崇州双河、崇州紫竹、郫县三道堰、大邑盐店、大邑高山、广汉三星堆（月亮湾地点）等9座古城。这些古城当然也可以作为防止敌对人群侵袭的堡垒，但从其建筑特点看，防御水害显然是它们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功能〔10〕。我曾经指出同样处于平原低地环境的古河济之间龙山时代居民筑造的众多古城具有防御洪水的功能，并指出这与文献记载的“鲧作城郭”、“鲧禹治水”传说可以相互印证。现在看来，古蜀地区大批古城址的涌现实与之具有相同的性质。就目前考古发掘的情况而言，这两个地方发现的古城址的密度与国内其它地方相比要高出一大截，这显然不是偶然的。 为了维护低地农业生产的正常运行，古蜀先民很早就懂得了开挖沟洫、引导水流的重要性。传说中有大禹导江为沱的故事，虽未必证明大禹一定在这里治理过洪水，但反映了蜀地治水传统的悠远。进入历史时代，则又有“鳖灵治水”的传说，其事载于《华阳国志》，称杜宇末世，“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以除水害”。杜宇之世当西周至春秋中叶，学者多以为可信以为实。就考古情况而言，属于成都十二桥文化的金沙遗址据称就曾发现有密布的农田灌溉沟洫遗迹〔11〕。属于春秋晚期的成都方池街考古发掘中，亦发现有数条用卵石修筑的石埂，考古工作者亦认为与治水有关〔12〕。到了战国，蜀守李冰在这里主持修建了大型水利工程都江堰，学者咸以为其是在总结此前蜀人治水经验的基础上得以完成的。凡以上史实，均可说明古蜀地区低地农业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性质。 第二，是它吸纳众多外来文化因素，并将它们熔铸为一炉的文化气质。前言古蜀文明是在一个特殊的地理环境中产生的，其产生的时间并不十分久远，因为这里太古时期的气候、环境并不适合人类居住，只是到了新石器时代的晚期，随着气候环境的变迁，人们才始从四周较高地势的地区陆续来到这片平原低地从事开发，从而给古蜀地区带来文明的曙光。这种文明产生的方式，决定了古蜀先民来源地的复杂性与其文化构成的多样性。如今日学者屡屡提到的，早在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时期，这里通过岷江上游及嘉陵江上游的通道，就接纳了许多来自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寺洼文化的因素；通过长江三峡走廊，又吸纳了来自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的因素。以上这些文化因素，是人们比较说得清楚的，还有一些文化因素，由于来自更远的地方甚至域外，人们对之还说不太清楚，只是从某些出土文物所具有的一些文化特征，来大致推测它们出自某个地域。如根据三星堆出土大量象牙和海贝，推测它们大致来自南方，包括南海与南亚地区；根据三星堆出土青铜人像、青铜神树及金杖等物，推测其与古代西域、甚至西亚地区的古代文明具有一定关联。由于这类出土物占了三星堆出土文物的不小部分，人们对三星堆文化有着某种神秘的感觉。要之，古蜀文明所具有的多种文化因素的物质，是同时期其它地区的文明所不曾具有的。当然，这所有不同的文化在古蜀先民那里已被熔铸为一炉，我们看那些具有不同文化因素的文物都出自同一个祭祀坑，即表现了这些不同文化都被古蜀国家的统治者所接纳，它们在古蜀国最高统治者眼中是已融为一体的。第三，是它多神崇拜的宗教信仰及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 多神崇拜是与多元文化相联系的。既然古蜀地区的居民非来自同一个地方，那么他们将各自保有的不同宗教信仰带进新的生活环境中来，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学者根据三星堆出土的各种器物，包括上面的各种图案、符号、雕塑，指出器物主人各自具有的对于天神、日神、山神、神树、鱼凫、纵目神等各类神祗的崇拜，尽管这些说法有的还有待进一步落实，但均显示了三星堆人多灵崇拜的事实。只是这众多神祗中应当还是有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神祗，我认为它就是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族群所奉祀的祖先神，或者就是人们所说的鱼凫，它是鱼凫族的象征。 作为三星堆神权政体或政教合一政体的证据，也有不少学者指出了，就是三星堆祭祀坑所出青铜立人塑像及那枚金质的权杖。一般认为，这尊大型的青铜立人像，乃是一位王者兼大巫师的形象，既握有世俗王权，更是最高神权的代表。而所谓权杖，更是王权与神权合二为一的象征。这枚绘有某种宗教意义的图案的细长、金质的权杖，与古代西亚、埃及神权政体最高统治者所使用的权杖性质相同，充分显示了古蜀国家政教合一的性质。这种政治体制，显然是古蜀地区不同于古代中原或其它地区国家形式的又一个特征。 还有一些学者总结出来一些古蜀文明的特征，但我以为，以上三点，应是古蜀文明最基本的特征，是可以与古蜀文明的产生相互联系起来加以说明的最重要的特征。 【参考文献】〔1〕宋豫秦等.中国文明起源的人地关系简论〔M〕.科学出版社，.〔2〕〔3〕赵殿增,李明斌.长江上游的巴蜀文化〔M〕.湖北教育出版社，.〔4〕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清理报告〔R〕.考古学报,1657,(4).〔5〕叶茂林.羊子山土台遗址打制石器的性质与年代浅析〔J〕.四川文物,1988,(5).〔6〕曹兵武.从仰韶到龙山：史前中国文化演变的社会生态学考察〔A〕.环境与考古研究:第二辑〔C〕.科学出版社，.〔7〕刘和林等.川西南布拖县火烈湖孢粉组合特征与距今4000年以来古气候分析〔J〕.四川林业科技,2003,(2);川西南雷波县小海子孢粉组合特征与距今万年以来古气候分析〔J〕.四川林业科技,2004,(2).〔8〕沈长云.夏后氏居于古河济之间考〔J〕.中国史研究,1994,(3)；夏族兴起于古河济之间的考古学考察〔J〕.历史研究,2007,(6).〔9〕中日联合考古调查队.都江堰芒城遗址1998年度发掘工作简报〔R〕.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成都考古发现（1999）〔C〕.科学出版社，2001；中日联合考古调查队.都江堰芒城遗址1999年度发掘简报〔R〕.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成都考古发现（1999）〔C〕.科学出版社，2001.〔10〕赵殿增,李明斌.长江上游的巴蜀文化〔M〕.湖北教育出版社，.〔11〕张耀辉.长江上游文明进程略论〔J〕.中华文化论坛,2006,(1).〔12〕宋治民.蜀文化与巴文化〔M〕.四川大学出版社，.〔作者简介〕沈长云，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河北石家庄050091。
考古工作者们在对金沙遗址的第六次发掘。当天就出土了130多件珍贵文物，在这些出土的文物中，考古工作者意外地发现了中国迄今为止最大的商代石磬。 此次共发掘了两个商代石磬。其中最长的一个长达米，堪称中国目前发现的最大的商代石磬；在它的旁边还躺着一个约四五十厘米的稍小的石磬，两个石磬都可以找到一个小孔。在清理中,工作人员还发现其中的一个石磬上还刻划着清晰的弦纹。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介绍，这个石磬的发现非常意外，他当时就在现场，还是他第一个喊出了石磬的名字，这个发现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很激动。 磬是当时的庙堂之音，也是中国最古老的传统乐器。它是古蜀王在祭祀时用来演奏的乐器，据专家介绍，这种乐器在四川地区属首次发现。它的发现真实地反映了古蜀王祭祀时的场景。同时也证明了金沙时期的祭祀活动中已经有了较为完善的礼乐制度。 不论金沙遗址出土的石磬、太阳神鸟、玉璋还是玉琮无不彰显出当时社会的高度文明。可是人们仍然不明白，为什么在3000年前的古蜀王国会有如此高的文明，是什么造就了它的发展？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孙华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四川成都平原属盆地地区，周边较高的地区当时很可能有着很高的文化。成都平原又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温暖湿润，雨量充沛，而且有很多的河流。当时茂密的丛林很适宜人类生存繁衍。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四周的居民开始慢慢向这里聚集，来自不同的地域的人，也带来了不同的技术和艺术，各方文化在这里汇集，这里成了中国西南地区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之一。 谜团二：成都平原的良渚、三星堆、金沙遗址究竟如何传承？ 在金沙遗址的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对发掘出来的器物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从出土的这些器物的形制上看很多都与据金沙村大约60公里的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器物非常的相似。尤其是金面具、金冠带和青铜小立人，都惊人的相似。 孙华介绍，金沙出土的青铜小立人仅有厘米，这是金沙遗址中最具代表性的青铜器。它与三星堆出土的2米高的青铜大立人在造型方面极其相似，身上都穿着同样的长衣，摆出同样的姿态，一只手空空地攥着拳头。不同的仅仅是身高上的悬殊，但从金沙青铜小立人下面的一个小插件可以看出，它此前应该是插在一个大件上的一个物品。除身高的不同，形制上看，两个青铜立人所差无几。 金沙遗址中出土了金冠带上面刻有鱼、鸟、箭、人头图案，其做工也很精致。更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图案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杖上面的图案完全一致。孙华认为，金冠带与金杖都是至高王权与族权的体现和代表，二者表面上基本相同的纹饰具有相同的象征意义，反映出了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之间内在的紧密联系。 三星堆遗址的突然消失，给人们留下了很多待解的谜团。有猜测说：“三星堆的消失可能是外族的入侵。”还有猜测认为是受到洪水的侵袭，族人全部外迁所致。所有这些都是人们的猜测。金沙遗址的发现似乎可以解开一些三星堆突然消失之谜。 此外，金沙出土的22厘米的青玉琮在众多的玉琮中显得尤为突出，它的颜色为翡翠绿，雕工极其精细，表面有细若发丝的微刻花纹和一人形图案，上面的微雕图案令人叫绝，堪称国宝。 整个玉琮分为十节，玉琮上雕刻有40个人面纹和一人形图案，人体肥胖，头上戴有一个冠饰，双臂平举，两臂上都有一个上卷的羽毛形装饰，双脚叉开，长袖飘逸。整个玉器为青色，玉质非常温润，呈半透明状。从造型风格看与良渚文化完全一致。 成都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谢辉在谈到对金沙遗址出土部分玉器的几点认识的时候曾表示，金沙遗址青玉琮与良渚文化的玉琮仔细研究发现二者之间仍存在一些差异：首先质地不同，良渚文化的玉材多为鸡骨白，金沙遗址的是青玉；其次造像风格不同，目前在良渚文物中还没有发现青玉琮的造像风格的图案。 谜团三：如此高的文明为何没有文字？ 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金器、玉器都显示出了当时精湛的工艺，可是这种高度的文明到目前为止仍没能找到任何的文字，难道当时没有文字？ 王仁湘说：“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并非没有文字，殷墟甲骨文是最好的证明。”在殷墟甲骨文没有被发现之前，人们并不知道商周有文字存在。在殷墟出土的龟甲、兽骨上可以发现，商代晚期商王室及其他商人贵族在龟甲、兽骨等占卜材料上记录了大量的与占卜有关事项的文字，也包括少数刻在甲骨上的记事文字。这个时候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商周不仅有文字，而且相当的成熟。 虽然目前金沙遗址中发现的卜甲上并没有发现任何的文字，但不代表这里没有文字存在，我们现在挖掘的仅是金沙遗址的冰山一角，还有更多有价值的金沙文化有待进一步的发掘，文字并不一定都刻在卜甲上，它很有可能在其他的可以刻字的材质上。没有发现并不代表没有，将来的情形还不好说，现在还不能下定论。还有可能是因为保存的关系，流失了很多。比如有可能把文字刻在树叶或者是树木上，虽然现在看到的大多都是刻在卜甲、铜器上的，但不能认为只有卜甲或者铜器上才会有这样的文字。 孙华认为，有没有文字有不同的说法。按照文献的说法，确实没有文字记载。此前有一种说法，一个名叫尸子的人曾在蜀国著书立说，如果当时没有文字的话就不可能会有这样的说法。但是，这种说法目前还没有得到证实。 在四川也没有发现像楚国那样的帛书、竹简这些文物，但在四川商代晚期，还是可能有文字的，那时流传着一种“巴蜀符号”，但这种符号究竟是不是文字，目前还没有定论[编辑本段]历史介绍 据文献记载, 古蜀国最早的先王是蚕丛、柏濩 ( 伯灌)、鱼凫, 三代而下是望帝杜宇、鳖灵, 或说是蒲泽, 其后是开明。① 这些帝王名号怪异, 史料匮乏, 正如诗人李白喟叹道：“蚕丛及鱼凫, 开国何茫然”, 长久以来, 其历史一直是云遮雾罩, 成为困扰着人们的难解之谜。 可资留意的是, 《山海经·大荒西经》有一段看似荒诞的文字, 对揭示蜀国开国之秘有重要帮助： 有鱼偏枯, 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风道北来, 天乃大水泉, 蛇乃化为鱼, 是为鱼妇。颛顼死即复苏。 这里的关键词“鱼妇”, 学界向无确诂。有人以为指上身为妇人、下身为鱼的“鱼美人”, 其实不然。按,“鱼妇”即蜀先王鱼凫的别写；“蛇乃化为鱼”, 则隐含了民族融合、图腾易帜的剧烈变故。其理由可先从文中的颛顼说起。 颛顼是五帝之一。在神话系统中, 他是水神, 是大名鼎鼎的治水英雄鲧的父亲、禹的祖父。古籍各版帝系都说黄帝生昌意, 昌意生颛顼, 颛顼生鲧, 鲧生禹, 禹生启。②作为他的子裔, 鲧、禹同样具有水族的特征。他们都有鱼的化身。③《山海经·大荒北经》说：“西北海外, 流沙之东, 有国曰中车扁, 颛顼之子。” 这里“中车扁”, 和上面《大荒西经》讲的有鱼“偏枯”, 是一个意思。这个颛顼之子, 显然指鲧。鲧,又作鮌, 即玄鱼。④《庄子·盗跖》说：“禹, 偏枯。”《列子·杨朱》说：“大禹,一体偏枯。”禹也是鱼, 而且禹、鱼是同音通假字。鱼的形象其实就是该族团的图腾, 它可以上溯到中原仰韶文化半坡遗址大量出土的鱼图腾徽志。 如上所说,《山海经》“有鱼偏枯, 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 这段话的内在联系已清楚了, 但作为沿袭鱼图腾的颛顼一脉与蜀先王鱼凫之间的关系, 还值得进步讨论。 巴蜀在中国古代地砉勰钪? 是西部的大本营之一( 另一个是以西王母为神性代表的昆仑山, 确切地点不明, 有的说法含巴蜀地境)。而不少材料证明颛顼族团所处的西方具体位置恰恰就在巴蜀。 有叔歜国, 颛顼之子。 ——《山海经·大荒北经》 有国名淑士, 颛顼之子。 ——《山海经·大荒西经》 颛顼母, 浊山氏之子, 名昌仆。 ——《世本》 歜、浊、淑、叔, 皆为蜀字的异写。浊山氏, 《十三州志》径写作蜀山氏：“蜀之先, 肇于人皇之际, 至黄帝昌意(昌仆)娶蜀山氏女, 生帝喾, 后封其支庶于蜀。历夏、商、周, 始称王者。”只是所生者为帝喾, 因此有学者认为, 帝喾就是颛顼。再看下面： 帝颛顼生自若水, 实处空桑, 乃登为帝, 惟天之合。 ——《竹书纪年》. 若水, 古水名, 在今四川省。 那么, 颛顼竟是巴蜀人, 或至少颛顼的母家是巴蜀土著了。《山海经·海内经》曾列出一个著名的巴蜀帝系, 说是“西南有巴国, 大嗥生咸鸟, 咸鸟生乘厘, 乘厘生后照, 后照是始为人。” 颛顼又号高阳, 高阳与太昊(大嗥)族关系密切。因此, 和这个谱系也对得拢。不同的是, 太昊风姓, 属东夷集团, 以凤鸟为图腾。但这正说明颛顼这一集团族氏成分的复杂性。 鲧也生于西方。《吴越春秋·越王无馀外传》：“鲧……家于西羌。”关于禹,证据更多。《新语·术事》：“大禹出于西羌。”《史记·六国年表》：“故禹兴于西羌。”集解引孟子语：“禹生石纽, 西夷人也。”《太平御览》卷八二引《帝王世纪》：“伯禹……长于西羌, 夷人。”而《史记·夏本纪》正义引《蜀王本纪》：“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更指明禹为今四川汶山县人。 罗列这些资料, 并不意味要否定黄帝、颛顼、鲧、禹、启这一大系发祥于中原腹地并构成了华夏文明的历史主脉。上面的引证与其他史料相对照, 存在不少矛盾冲突的说法, 例如, 有关颛顼的活动区, 《左传》等书就有陈、卫等地( 今属河南一带) 的记载。这一现象表明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黄帝族裔的发展是复杂的, 它经历了各民族血缘和文化的大融合。 近年来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发掘, 表明巴蜀自有其迥异于中原的文化渊源, 这可证实巴蜀原住民的土著性质。其文明( 距今5000～3000年) 的匆匆消失, 不排除是中原文明楔入的结果。 我以为《山海经·大荒西经》那段话, 曲折地透露了巴蜀被纳入华夏文化圈的信息。 大荒西部, “有鱼偏枯, 名曰鱼妇”。鱼妇, 即鱼凫, 妇、凫同音通假。“有鱼偏枯”, 这是表征颛顼、鲧、禹族团特有的用语, 说明鱼凫与颛顼族团有非同寻常的关联。这两句开宗明义, 鱼凫是以鱼为图腾的族团或朝代。 “颛顼死即复苏。风道北来, 天乃大水泉, 蛇乃化为鱼, 是为鱼妇”, 则展现了民族融合的的残酷和激烈。在中原有过漫长发展阶段的颛顼族团, 在巴蜀早有落脚之点, 其势力在扩张中与巴蜀土著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终于, 在洪水( 大水泉) 爆发的岁月里, 双方出现了正面交锋。在后来的兼并战争中, 鱼图腾取代了虫图腾( 蜀蚕、巴蛇等), 但颛顼也在这场消耗战中元气大伤, 于是“颛顼死即复苏”, 进入了鲧的时代。这个鲧, 号鱼妇, 史称“鱼凫”。 这便是古蜀国由“蛇乃化为鱼”的历史真相。从此揭开了鱼族世家在巴蜀治国理水的英雄篇章。 犹如鱼凫可与鲧对应一样, 蜀先王鳖灵、开明也可与禹、启一一对应。 .鲧死为鳖灵, 复活后即是禹。《国语·晋语》、《吴越春秋·越王无馀外传》都说鲧死化为黄 ( 能) 即三足鳖, ⑤也即是鳖灵。《水经注·江水》卷三十三引《本蜀论》：“荆人鳖令( 灵) 死, 其尸随水上, 荆人求之不得也。令( 灵) 至汶山下, 复生, 起见望帝。……望帝立为相。”鳖灵本是鲧尸, 再生, 应即是禹, 其神格、事功与禹契合。“复生”, 又可训读为“腹生”。《山海经·海内经》曰：“鲧复生禹。”《楚辞·天问》曰：“伯鲧腹禹。”皆为“腹中生出”之意。故《初学记》二二引《归藏·启筮》有此神话：“鲧殛死, 三岁不腐, 付之以吴刀, 是用出禹。”注意前述鳖令( 灵) 至汶山下复生的文字, 与禹为四川汶山县人相合, 亦证明鳖灵即禹, 应是同格帝王。 蜀帝开明同夏后开, 即启。启改开, 因汉代人避景帝刘启讳而改。 笔者认为, 自鱼凫(鲧)而下, 巴蜀历史明显地带有了中原文明的投影, 其交叠重复, 反映了巴蜀已经丧失其独立性, 而水乳交融加入到中华文化圈中了。 ———————————————————————— ①《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辑《蜀王本纪》作蚕丛、柏濩、鱼凫、杜宇、鳖灵(开明)、卢保(开明)。《汉唐地理书钞》引《蜀王本纪》作蚕从、伯灌、鱼凫、蒲泽、开明。 ②见《大戴礼·帝系》、《史记·五爷本纪》、《世本·帝系篇》、《竹书纪年》、《随巢子》等。 ③水神有鱼的形象, 又可见《酉阳杂俎·诺皋记上》所说的河伯：“河伯……人面鱼身。” ④《太平御览》卷九三六引《拾遗录》：“夏鲧治水无功, 沉于羽渊, 化为玄鱼。……后世圣人以鱼为神化之物，以玄字合于鱼为鲧字。” ⑤《尔雅·释鱼》：“鳖三足, 能。”束皙《发蒙记》：“鳖三足曰 。”[编辑本段]史籍记载 据《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载：周失纪纲，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鱼凫王田於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於湔。 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巴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义，禅位於开明。帝升西山隐焉。时适二月，子鹃鸟鸣。故蜀人悲子鹃鸟鸣也。巴亦化其教而力农务。迄今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 开明位号曰丛帝。丛帝生卢帝。卢帝攻秦，至雍。生保子帝。保子帝攻青衣，雄张獠、僰。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曰醴，乐曰荆。人尚赤。帝称王。时蜀有五丁力士，能移山，举万钧。每王薨，辄立大石，长三丈，重千钧，为墓志。今石笋是也。号曰笋里。未有谥列，但以五色为主。故其庙称青赤黄白黑帝也。开明王自梦廓移，乃徙治成都。 周显王之世，蜀王有褒汉之地。因猎谷中，与秦惠王遇。惠王以金一笥遗蜀王。王报珍玩之物，物化为土。惠王怒。群臣贺曰：「天承我矣！王将得蜀土地。」惠王喜。乃作石牛五头，朝泻金其后，曰「牛便金」。有养卒百人。蜀王悦之，使使请石牛，惠王许之。蜀遣五丁迎石牛。既不便金，怒遣还之。乃嘲秦人曰：「东方牧犊儿。」秦人笑之，曰：「吾虽牧犊，当得蜀也。」 武都有一丈夫，化为女子，美而艳，盖山精也。蜀王纳为妃。不习水土，欲去。王必留之，乃为《东平》之歌以乐之。无几，物故。蜀王哀之。乃遣五丁之武都担土，为妃作冢，盖地数亩，高七丈。上有石镜。今成都北角武担是也。后，王悲悼，更作《臾邪歌》、《陇归之曲》。其亲埋作冢者，皆立方石以志其墓。成都县内有一方折石，围可六尺，长三丈许。去城北六十里曰毗桥，亦有一折石，如之，长老传言：五丁士担土担也。公孙述时，武担石折。故治中从事任文公叹曰：「噫！西方智士死。吾其应之。」岁中卒。 周显王三十二年，蜀侯使朝秦。秦惠王数以美女进，蜀王感之，故朝焉。惠王知蜀王好色，许嫁五女於蜀。蜀遣五丁迎之。还到梓潼，见一大蛇入穴中。一人揽其尾，掣之，不禁。至五人相助，大呼曳蛇。山崩，同时压杀五人及秦五女，并将从；而山分为五岭。直顶上有平石。蜀王痛伤，乃登之。因命曰五妇冢山。川平石上为望妇堠。作思妻台。今其山，或名五丁冢。 周赧王元年，秦惠王封子通国为蜀侯，以陈壮为相。置巴、蜀郡，以张若为蜀守。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三年，分巴、蜀置汉中郡。六年，陈壮反，杀蜀侯通国。秦遣庶长甘茂、张仪、司马错复伐蜀。诛陈壮。七年，封〔公〕子恽为蜀侯。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於之地，为黔中郡。 〔赧王〕五年，仪与若城成都，周回十二里，高七丈。郫城，周回七里，高六丈。临邛城，周回六里，高五丈。造作下仓，上皆有屋。门置观楼，射兰。成都县本治赤里街。若徙置少城。内城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并长、丞。修整里闠，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其筑城取土，去城十里，因以养鱼，今万岁池是也。惠王二十七年也。城北又有龙?池，城东有千秋池，城西有柳池，〔西北有天井池，津流径通〕，冬夏不竭。其园囿因之。平阳山亦有池泽，蜀王渔畋之地也。 赧王十四年，蜀侯恽祭山川，献馈於秦昭襄王，恽后母害其宠，加毒以进王。王将尝之。后母曰：「馈从二千里来，当试之。」王与近臣，近臣即毙。王大怒，遣司马错赐恽剑，使自裁。恽惧，夫妇自杀。秦诛其臣郎中令婴等二十七人。蜀人葬恽郭外。十五年，王封其子绾为蜀侯。十七年，闻恽无罪冤枉死，使使迎丧入葬郭内。初则炎旱三月，后又霖雨七月，车溺不得行。丧车至城北门，忽陷入地中。因葬焉。蜀人因名北门曰咸阳门。为蜀侯恽立祠。其神有灵，能兴云致雨。水旱祷之。三十年，疑蜀侯绾反，王复诛之。但置蜀守。张若因取笮及楚江南地焉。[编辑本段]历代君主 古蜀国历代君主: （一）蚕丛王朝 蜀王蚕丛 … … … （二）柏灌王朝 蜀王柏灌 … … … （三）鱼凫王朝 蜀王鱼凫 … … … （四）杜宇王朝(？～约前666) 蜀望帝(杜宇) （五）开明王朝(约前666～前316) 1、开明丛帝鳖灵 2、开明卢帝万通（又称成帝） 3、开明保子帝芦保（又称褒子帝） 4、开明青帝胡 5、开明赤帝（又称别帝） 6、开明黄帝 7、开明白帝 8、开明黑帝 9、开明圣帝 10、开明尚王 11、开明后王 12、开明末王（又称芦子霸王） ?-前316年 (六)蜀侯国(前314～前285) 13、蜀侯嬴通国 公元前314--前311年 14、蜀侯嬴煇（恽） 公元前308--前301年 15、蜀侯嬴绾 公元前300--前285年 (七)安阳国(约前316～前207) 开明制 前316～前257 开明泮 前257～前207 （蜀国经历了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五个王朝，开明王朝自丛帝鳖灵开始传十二代至末王，为秦国所灭，秦惠王封其子通国为蜀侯，直至公元前285年，秦昭王才废除蜀国。另外，秦灭蜀之后，蜀国王子安阳王带领部分余众迁到今越南北部建立安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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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古推测
按目前已发现的考古遗址来看，黄河流域在上古一个空前强大的军事部族出现之前，是没有王权的，也就是说不存在任何「朝代」。只存在【邦氏】。这个军事部族应该就是对应着石峁遗址。考古学家俞伟超有一篇研究石峁遗址军事建筑的论文。其中提到，石峁古城的城防设计，与西亚、中亚的主流形制一致，且更有融会贯通、青出于蓝之势。它是黄河流域目前为止最早的王权证据。如果谁说在此之前还有王权，那就必须有相当的证据。
特洛伊城废墟
这个遗址属于谁呢？按照时间线，它与属于【 唐尧】的陶寺遗址有重叠，也与夏朝有重叠。如果按大家说的，尧之后、夏之前存在一个【虞朝】，那么逻辑上就只有石峁遗址了。
二，虞舜的解释
按照比较可靠的《史记》的五帝世系，从黄帝到大禹，仅有5代而已。换句话说，只有不超过150年时间。如果断代工程正确，夏朝建立于公元前2070年，那么黄帝就生活在公元前2200年附近。这个解释是合理的，舜帝如果是黄帝后裔，那么他就生活在公元前2100年附近。
陶寺遗址 观象台
他为什么被称为【虞舜】呢？这是因为黄帝的初代封建。黄帝赐姓分封十四子，使之监临各族群。当时存在的诸多族群，其中很可能就有【有虞氏】。舜的祖先被黄帝封为有虞氏的领主，若干代后，舜横空出世，按照家族继承法（即推贤而立的禅让）得到帝位。由于他的龙兴之地是「有虞」，故号为【虞舜】。
虞地的位置，有两种可能，一是今天山西的鲜虞之地，二是吴地。但这并不重要，因为石峁遗址所代表的军事力量，是绝大多数族群只能仰望的。舜不可能凭借有虞氏这种原始土著去夺权。《路史》所叙述的15代虞舜世系，很可能只是千年以后原始土著复兴时代的产物。至于韩非子说虞舜有千年，很可能只是为了对抗西部秦人的优越感而捏造的说辞。
石峁遗址 石雕
三，可能的真相
唐尧、虞舜并称，《尧典》《虞书》被视为文明之源。是因为尧帝时代进行了政治改革，这个在文献中显而易见。尧很可能将黄帝留下的松散政治进行了强化，建立了更典型的朝廷，他不仅继续分封，还建立了一个官僚系统，四岳百士等，其中还包括外族，如东夷的伯益，殷人始祖契约，周人名王后稷等人。舜继续发扬光大，建立了更强大的朝廷。
这就是【治水】的副产品了。它导致了治水诸侯各自做大，大禹部族尾大不掉，最终改革了黄帝以来的族内继承法，改为更狭小的家内继承，也就是家天下。至此，才开始了第一个典型朝代。
夏朝青铜器
夏建立之后，有虞氏、陶唐氏、有穷氏、有易氏等继续存在，有的则被消灭。随着技术进步的到来，石峁所象征的军事时代，被青铜器和马车取代，天下也就兴替了。（完）
文物部门曾于1976～1981年对该遗址进行过初步发掘，发现有房址、灰坑以及土坑墓、石椁墓、瓮棺葬等，出土陶、玉、石器等数百件，尤以磨制玉器十分精细，颇具特色，其原料主要为墨玉和玉髓，器类有刀、镰、斧、钺、铲、璇玑、璜、牙璋、人面形雕像等。并发现了古城址。石峁遗址玉器的出土可上溯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出土的玉器已散佚海外，被欧美几家博物馆入藏。 （图册资料来源 ） 在2012年的一次考古挖掘对石峁城址外城北部的25000余平方米的一座城门遗址进行了重点发掘。外城东门址位于遗址区域内最高处，由“外瓮城”、两座包石夯土墩台、曲尺形“内瓮城”、“门塾”等部分组成。此次考古中发掘出6件完整的玉器，种类为玉铲、玉璜、石雕人头像等。这是石峁遗址考古中首次发掘出的玉器。玉器就在石墙里，这是奇特的发现。可发掘中确实如此。出土的玉器一种是在倾斜的石墙里面，第二种就是在倒塌的石墙堆积里面，距离地面都比较低。石峁遗址出土了大量玉器，尤其以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的玉人头像价值最高，是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唯一一个以人为雕刻对象的玉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王炜林说：“上世纪70年代，就有考古人员在石峁征集到127件玉器。其中不少被陕博收藏着。目前流失在世界各地的石峁玉器有4000件左右。”石峁玉器世界闻名，但是一直没有“正名”。这是因为没有在考古发掘上发现过石峁玉器，缺乏关键依据。但在此次考古挖掘中，发掘出了6件完整玉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古收获。证明了石峁玉器确实存在，流散各地的石峁玉器也因此“正名”。 2012年12月20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地处黄土高原北部边缘且距离黄河20多公里的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在2012年5月至11月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集中埋置人头骨的遗迹两处，以年轻女性居多，与城墙修建时的奠基活动或祭祀活动有关。主持发掘的专家邵晶透露，这种头盖骨祭祀遗迹在中国新石器考古史上十分罕见。在下层地面下发现集中埋置人头骨的遗迹两处，一共48个头骨。一处位于外瓮城南北向长墙的外侧；一处位于门道入口处，靠近北墩台。这两处人头骨摆放方式似有一定规律，但没有明显的挖坑放置迹象，摆放范围外瓮城外侧呈南北向椭圆形，门道入口处的遗迹略呈南北向长方形。经初步鉴定，这些头骨以年轻女性居多，部分头骨有明显的砍斫痕迹，个别枕骨和下颌部位有灼烧迹象。主持发掘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邵晶说，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部落首领人物死后使用人殉已成为通行的礼俗。但以年轻女性头盖骨用于奠基仪式或祭祀活动，在中国境内的考古发掘中十分罕见，在陕北地区为首次发现。这两处集中发现的头骨可能与城墙修建时的奠基活动或祭祀活动有关。依据实验室分析结果，这些女性的年龄在20岁左右。 考古工作者2012年在后阳湾的一座房址附近发现了鳄鱼骨板，呈正方形，正面有许多点状小孔。很多人据此判断那个时代的黄土高原，气候湿润适宜扬子鳄成长。这块鳄鱼骨板是包括陕晋中北部、内蒙古中南部在内的河套地区的首次发现，所以推断这条鳄鱼未必生长于此，极有可能来自遥远的南方。根据史料记载，上古时代有一种鼓名叫鼍鼓，用扬子鳄的皮革制作而成，是等级的象征。因为“鼍”便是扬子鳄的古称，按照学界最流行的观点，这些骨板很可能便和制作鼍鼓有关。专家推测，鳄鱼骨板出现在神木石峁，可能是当时上层社会的奢侈品交流而来的。 2012年在对石峁遗址的发掘中，在后阳湾一处房址之下，发现了一件被打碎的双鋬鬲。发现时，两个鬲套扣在一起，里面有一些肢骨、肋骨等散落于套扣的鬲中。后经考古专家对骨骼鉴定发现，这些遗骨属于一个不足周岁的婴儿。这种用炊具埋葬夭折婴儿的习俗，在当时的中国普遍存在。经过细致发掘，在这具婴儿的骨骸上发现了一些纺织物残片。这一发现，对他们来说意义重大。北方地区因为气候干燥，土壤水分不够，很少有纺织品能够保存下来，更何况是4000多年前的纺织品，所以尤为珍贵。经初步鉴定，这些纺织物原料为苎麻类纤维，这说明北方至少4000多年前就已经懂得人工纺织，并已经开始有意种植苎麻。此外骨殖上部残留的织物残片，分为上下两层，下层紧贴骨殖，经纬较为细密，上层经纬较为粗疏，说明4000多年前的石峁人已经有了内外衣之分。这一发现对于研究中国服饰的历史，也有着重要意义，证实了“北麻南丝”这一构想的可操作性。 2015年9月考古人员在石城的墙体发现众多“石雕人面像”，初步证实古城曾在原始宗教信仰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在开展正式考古发掘前，石峁遗址有石雕人面像的现象已引起考古专家注意。近十年前，有学者就对石峁遗址展开考察，进而公布了一批特征明确、造型独特的石雕或石刻人像，数量20余件，均为砂岩质地，大部分是人面像，也有半身或全身的石像，其中不乏高鼻深目者，推测可能与中国西北地区早期青铜时代的同类雕刻有关。
生命的道路作文通红的余晖亲吻着远处黑沉沉的大山，细雨蒙蒙，空气中似乎也弥漫着一股难以承受的压力。空旷的轨道里淌满泥泞，在雨中倔强地延向远方，远方？我那未知的空虚的道路？树上的叶子随风抖动，摇曳着属于它生命道路的那份陌生的未来。一阵阵热风，吹着我狂躁的思绪。还有最后一个月，中考就要来了，我会有怎样的结果？压力、不安、痛苦无助、迷茫百感交集，心就像一座随时就要喷发的火山。我真的不想中考了，我快要疯了！手中紧攥着一张北上的火车票，强忍着双眼不让泪水流下。背上沉甸甸的行李，没有父母的送别，我选择离家出走。爸，妈对不起，让你们伤透了心。我迈着沉重的步伐，走进了候车室。与她相遇，就是在这里。她独自一人坐在候车室里，背紧靠椅子，手把一大塑料袋的行李抱到腿上放着，风吹得袋子“嗖嗖”地响个不停。她的头发被雨水打得略微凌乱，一双闪光的眼睛对着对面的白墙放空，满脸的茫然与无助。她望了望人头攒动的候车室，似乎对旁人有所疑虑与恐惧。我走上前去，来到她身边，“我可以坐这里吗？”我用略带着温柔的语气问道。她从上到下打量了我一番，无力地点点头，随后向左挪了挪。五分钟过去了，火车仍未到站。我发现她总是沉默不语，于是我转过头去，想跟她聊聊。“你也是离家出走的.吗？”她立即满脸诧异，然后表情缓和，埋下头去，依然不语。我又问道：“你也快要中考了吗？”“不是，”她理了理头发“我才读初二。”“哦”我轻声应道接着瞬间在脑海里思索她要去什么地方。“你是要回家去吗？”“嗯”隔了片刻，她主动开口说了半句“我妈她……”说着话语变得有些颤抖，她又从兜里拿出一封信件。扭过头去望了望铁轨远处，眼前一片迷茫。原来是她父亲由于工伤残疾，母亲病危了。我自责真不该问她这些，同时一股同情从我心中蔓延，眼前如此瘦小的一个女孩，面对家中的变故还如此坚强。见她不语，忽然觉得气氛有些尴尬，于是我也开始沉默。过了许久，她终于开口说话了：“唉，这已经是我第二次来到这个火车站了。就在一年前，我满怀希望地翻过一座又一座大山，来到这里，登上了这列满载着我希望的火车……”她顿了顿“时间过得真快，但原本没这么早的，我还有最后一年……”我被她的话语感动了，真不知道该对这位充满执着梦想的，朴实善良的女孩说些什么。“我第一次来到这里，什么都不懂，城市里五光十色的霓虹灯，高大美丽的楼房建筑，车水马龙的街道，漂亮现代的公园，都看得我眼花缭乱，呵，城市就是大，就是美丽。”她说着，脸上带着无奈并又苦涩的微笑。
阳 昀 我的家乡是一块古老而蕴厚的土地,是一块神奇而多彩的土地。走进这块黄土地，你会因其厚重的文化沉淀与历史渊源而肃然起敬，你会因其纯朴的民风和朴实厚道的人民而感动，你会因为二百万年前东方人类的故乡而骄傲。这里的凤凰山仿佛和天宇一样古老，但山下平台的一花一木年年岁岁蓬勃着新的生机。这里的桑干河水伴随着古老的歌谣，日复一日地奔涌着，流淌着，就像千百年来在这块土地上生生不息，不屈不挠的人民。人间真善美在这块古老土地上延续，人类的传奇故事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传诵。 泥河湾，我情有独钟地喜爱着这个名字，以及与她相关联的词语，泥河湾是桑干河畔阳原县一个只有三百多人口的小山村，而以此命名的“泥河湾盆地”，“泥河湾古湖”“泥河湾标准地层”“泥河湾期”却世界弛名。当考古学家将她从岁月的洪荒里搀扶出来，就注定她的永恒和不朽。泥河湾遗址群堪称世界古人类文化研究的宝库和博物馆，她出土了数万件古人类的动物化石和石器，这些古遗存涵盖了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完整地记录了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演变的全过程。泥河湾地带是地球第四纪冰期时人类诞生和生存的地区，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结束了地球准平原时期，恒山和燕山从地球上突兀而起，山间断陷形成了泥河湾盆地。英国学者巴尔博等科学家把远古时期泥河湾古湖，大田洼古台地的情形以及众多的物证（遗址和遗存）活灵活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时，证实湖水在这里曾停留了几千万年，湖在这里孕育了生命。从此，非洲奥杜韦大峡谷不再是人类唯一起源，卡瓦利.斯福扎从分子生物学，历史语言学，人类遗传学的分析和考证也不再是哪么严谨。泥河湾以其200万年的宏浩年轮穿越时空，以其睿智超凡浑厚的阅历笑然苍穹。泥河湾就是矗立于天地之间一座生命的圣鼎，是人类的灵魂皈依，她以200万年的天地精华铸就了人类的无限憧憬和希冀。泥河湾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重要的是一个文化概念。东方人类发源地非常奇妙地在这片黄土地出现，弥漫着一种古老而神秘的文化色彩。海内外的华人后裔都将这片圣土视为自己的心灵藉慰的“精神家园”。 阳原县位于河北省西北部，东接宣化，南连蔚县，西与山西大同毗邻，北与怀安县和山西省天镇县交界。距北京市280公里、大同市78公里、张家口市140公里。阳原县全境东西长82公里，南北宽约27公里，总面积1849平方公里。阳原县境内南北环山，桑干河由西向东横贯全境，地貌有山地、山前丘陵平原、河川，总的特点是西南高、东北低，南山高、北山低，呈两山夹一川的狭长盆地。平均海拔约1100米，最低海拔770米，最高海拔米。阳原县地处华北平原与蒙古高原过渡带，阴山余脉与恒山余脉复合处。境内南北环山，桑干河自西向东横贯全境，呈两山夹一川的狭长盆地。海拨高，光照足，昼夜温差大，是杏类产品的最佳优生区，阳原出产的杏品种多，品质好。供佛杏是阳原特产之一，供佛杏又因个大色艳、味美适口而闻名全国，被誉为“京西第一杏”。民国七年，阳原安庆寺有位高僧，法号门静，从讲经归来途中带来一株杏树苗，亲手栽在寺前的菜园内，经过精心培育，四年后开花结果，结出的杏大得出奇，每个重3两左右，外表红里透黄，鲜美可观，味道扑鼻喷香，甜酸可口，就是杏仁，也既甜又香，杏子成熟，采摘下来供奉诸佛诸祖，故起名“供佛杏”。 1991年春天，县委书记张行政到革命老区大田洼乡（泥河湾遗址所在地）调研后，睿智地提出全乡产业发展主攻大杏扁种植基地建设。同年6月，抗日干部、张家口地区行署副专员韩直飞通过调研认为；大田洼乡是典型的旱作农业地区，有发展大杏扁非常适合的土壤和气候条件，韩专员带领杏扁栽植、嫁接、剪枝、梳果方面的专家亲临指导，建成杏扁基地1666公顷，品种有一窝蜂、龙王帽、三杆旗、忧一、忧二等，大田洼乡年产大杏扁2000吨，全县种植面积15000公顷，年产大杏扁2万吨，革命老区以及全县部分农民依靠种植杏扁收入脱贫致富。但由于春季气候寒冷，寒流频袭，如何推迟杏树育花期防止杏花被冻而造成杏农减收绝收，仍然是大杏扁种植业发展的瓶颈。2018年夏，郭磊等六名返乡大学生自主创业，成立阳原县益农大杏扁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在主产区大田洼乡建设大杏扁深加工特色基地，得到北京朝阳区东西部协作的大力扶持，引进国内先进的生产线，瞄准国内市场,生产开口杏核、杏仁系列等深加工产品。营造企业文化,打造企业品牌,推广企业商标《阳昀》、线上线下和新媒体营销，深度开拓国内市场，并打入国际市场，为全县大杏扁产业发展奠定基础。 正如林语堂说：“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它思想的产物。”乡村与城市的尊卑观念，挡住了乡村适应时代的步伐，大学生返乡创业，已经与乡村振兴成为命运共同体。现今之大学生有足够的学识、魄力与信心去应付前行风波。农民“靠天吃饭”的原始生产局面，在大学生返乡运用现代企业管理技术、现代农业生产模式和电商平台进行有益改造之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在乡愁情愫与个人发展中，找到了一个立足点和平衡点。乡情不泯，根在情在，在梦与路的结合上找准抉择契机，抓住关键，实现梦想与乡梓情怀。 杏花的力量打开春天的门，芳香落满春色的大地，泥河湾的春天也因杏花绽放而更加壮丽多彩。人间芳菲四月天，杏红柳绿燕翩然，平台万亩杏花相继开放，吸引着各地游客前来观赏。十四届中国泥河湾杏花节的成功举办，执著的举办者常连永和杨勇等人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也不是狂热的沽名钓誉。而是一种守望，一种坚持，一种精神，一种崇敬，一种勇气和担当，一种责无旁贷的义务，一种神圣崇高的责任，一种感人至深的大爱无疆，一种无怨无悔的无私奉献！坦荡如海，热情似火，不仅有杏花般的亮丽纯洁，更有如山般的脊梁与胸怀。 泥河湾是世界仅有的二百万年人类繁衍易居的乐土，平均海拔1800米，年平均气温。平台沙质土型，阳光充沛，干旱少雨，昼夜温差大，远山白雪皑皑，平台的万亩杏林春风送暖，杏花飘香，地域的唯一性和独特性造就当地大杏扁的唯一性和独特性。站在凤凰山放眼望去，大田洼古平台那连片延伸的杏花云将尽收眼底，杏苑已从沉冬的铁锈色渐变为淡淡紫粉色的云雾，走进杏苑一颗颗树看，杏枝上吐满一点点粉红的杏蕾，她们迫不及待想一展英姿，笑孕春光。雨天的杏花开的就是快，那满园杏树虬劲的枝条上星星点点的花芽和密密丛丛的花蕾，经连夜的春雨一浇，竟像在一夜之间长大了，个个展瓣吐蕊，绽成了淡雅素净的花朵。一簇簇、一排排，缀满了还没有来得及长出叶子的枝条。杏花秀成了团团锦簇，仿佛有人用泼墨法点染上了轻淡的红晕和素白的粉团；白色的花儿象一团团的雪儿带着芬芳扑面而来。粉红色的则恰似一条舒缓的红丝带在白色的雪中徜徉流连。伸出手来采摘下一片颤颤的花蕊，闭上眼睛嗅着她的香气，你就会感觉到一阵淡淡的清香沁入心脾，那种醉意顷刻间便溢满了整个的胸怀。近几年才新栽的小树上，花又显得稀疏错落，初露芳花。细瞧已开的花朵，被春风轻点后衔露凝玉；待开的，孕香含苞，现蕾的，斑红点透；布了一圈升腾跃动，红白相融的雾……春风滤过的空气吸一口沁人心脾，满园的杏花在雨雾中飞红散香，远远看去，杏园上如罩了一层粉白色的薄纱，飘落了一片清净的云霞。接住粒粒细微的雨滴：湿润、清凉、晶莹。再看枝枝新花，在细雨轻风中摇曳，白不见惨，红而不炽，小花瓣儿已被春雨细洗得不着纤尘，还仍在敞开胸襟承迎这天之浩泽。泥河湾古地杏花红了，我心花怒放地赋诗一首平台万亩锁春深,蝶梦庄生舞氤氲雨浥凡尘俏花蕾,雪晕枝梢笑东君初开情窦素姸醉,顿悟诗心锦句寻仰首成春俯首秋,光因果翠翥薄云 万籁肃静的四月，虬劲的杏树在古老大上地站立许多年，像历经沧桑的汉子挺立在哪里，你的英姿被世人欣赏一生，岁月的明眸读懂你的风骨。太阳、月光、雨水、鸟鸣都因你而存在。杏花承载这大爱和大美的春天使者，当之无愧是泥河湾人们心目中的幸福吉祥，杏花绚丽开放，幸福花鲜艳火红，是人们对美好明天怀抱的大定义的诗画。对于一个隐逸无争的小我，能够兴趣斐然，容身绚丽的泥河湾杏花苑，融身春雨绵绵，穿梭熙攘人群，是一种盎然荡漾的幸福。 2020年5月1日
泥河湾遗址位于河北阳原县东部，桑干河北岸，化稍营镇境内，是国际标定的第四纪地层代表地点。 泥河湾盆地，东西长60余公里，南北宽约10公里。在200多万年前，这里是一个较大的湖泊，湖泊的周围，是古动物的世界。后来，湖水干枯，湖底裸露，由于河流的侵蚀作用，干枯的"古湖平原"变成了丘陵、台地、盆地，泥河湾盆地就是其中之一。此时，盆地周围的山地森林密布，气候温暖潮湿，野生动物密集，同时也是远古人类理想的生活场所。 中国泥河湾是剖面最多、保存最完好、是国际公认的第四纪标准地层;泥河湾遗址群没有年代断层，有200万年的马圈沟遗址、136万年小长梁遗址、136万年的葡萄园、广梁遗址、100万年的有山祖庙咀、麻地沟、东谷坨、飞梁、霍家地、许家坡、东梁、照坡、后土山、岑家湾遗址;78万年的有马梁、雀遗址儿沟遗址;12万年的有山兑、细弦子遗址;10万年的侯家窑、漫流堡遗址;万年的板井子遗址，万年的上沙嘴、新庙庄遗址、万年的有虎头梁、油房、西沟、西白马营遗址;4000年的有周家山、九马坊、榆条沟等;3000年的有丁家堡垒泥泉等，总共达130多处，现存战国、汉、辽墓葬124座，因而这里成为"世界天然博物馆"。 1997年，河北省人民政府将泥河湾一带列为全省第一个省级地质遗址保护区。 2000年泥河湾旧石器考古被评为中国百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其中小长梁遗址作为人类活动最北端的见证和中华大地古人类早期发祥地之一，被镌刻在北京中华世纪坛270米长的青铜甬道的第一个台阶上。 2001年，泥河湾遗址群被国家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1年6月，河北省的考古人员在这里进行了发掘，共发现7个文化层，其中在第三文化层发现了200万年前后古人类进食的生活遗迹。猛犸象骨骼、石制品、动物遗骨和天然石块散落在探方内，在很多动物的骨骼上保存有十分清晰的砍砸和刮削的痕迹，其中一件燧石刮削器恰巧置于一条肋骨上。"这组文化遗物的分布状态，揭示了当时人类、石制品和动物遗骨间的内在联系，因而被大家形象地称为人类最早的盛宴。" 2002年，泥河湾被列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在积极筹备申请"世界文化遗产"。 2002年2月4日，河北省政府在阳原主持召开了泥河湾遗址群保护、开发和利用现场办公会，确定了保护开发泥河湾的十二项具体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建设泥河湾博物馆。据了解，拟建设的泥河湾博物馆位于张家口市阳原县城，建设用地20亩，工程预算总投资3150万元。博物馆建成后，总面积将达到4560平方米，其中展厅面积2173平方米，库房面积850平方米，其他面积1537平方米，其规模在我国属于中型博物馆。 2012年6月，河北省投资4000万元建设的泥河湾旧石器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进入博物馆首先碰到的就是马圈沟遗址发掘现场。 2019年1月新发现20余个160万年前草原猛犸象脚印及大量古人类打制的石器、动物化石，为进一步研究泥河湾早期人类行为、生存环境补充了新材料。 草原猛犸象是生活在北方严寒气候下的一种古老哺乳动物，根据最新考古研究资料，其生存年代距今170万至10万年。考古人员近期在泥河湾遗址群马圈沟遗址鱼咀沟1号地点发现了草原猛犸象脚印20余个，足迹保存大部分清晰完整，周围散布石制品、动物化石78件。经地层年代对比，研究人员推测这些猛犸象脚印的年代距今160万年左右。
金沙遗址是中国先秦时期重要的遗址之一，它与成都平原的史前古城址群、三星堆遗址、战国船棺墓葬共同构建了古蜀文明发展演进的四个不同阶段。已有的发现证明成都平原史长江上游文明起源的中心，是华夏文明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金沙遗址的发现，拓展了古蜀文化地内涵与外延，对蜀文化起源、发展、衰亡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特别是为破解三星堆文明突然消亡之谜找到了有力的证据。 金沙遗址为研究古蜀文明与外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贵资料。金沙遗址出土的文物包含了大量反映了古蜀文化与其它区域文化密切联系的信息。中原文化的影响占主导地位，长江中下游地区文化的影响居次要地位；同时，金沙遗址对西南地区和东南亚地区的古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金沙遗址是研究古蜀国都邑形态的重要遗址。金沙遗址是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古蜀国在成都平原兴起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聚落，对于研究商周时期都邑遗址的布局结构和功能分区具有重要意义。位于成都市区西北部的金沙遗址的发现，将成都建城史推进到公元前1000多年前，是研究成都城市史的重要资料。 金沙遗址出土的玉器是研究商周时期玉文化的重要资料。金沙遗址出土的玉器种类极为丰富，玉器中有成品、半成品和玉料，玉器上保留了大量的玉器制作痕，为研究古代玉器的制作工艺、流程等，探讨商周时期的玉器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金沙遗址位于成都市西郊青羊区金沙遗址路。金沙遗址是中国进入二十一世纪第一项重大考古发现，2006年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金沙遗址”是民工在开挖蜀风花园大街工地时首先发现的，在沉睡了3000年之后被发掘出来，“一醒惊天下”。遗址所清理出的珍贵文物多达千余件，包括：金器30余件、玉器和铜器各400余件、石器170件、象牙器40余件，出土象牙总重量近一吨，此外还有大量的陶器出土。从文物时代看，绝大部分约为商代（约公元前17世纪初—公元前11世纪）晚期和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71年）早期，少部分为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而且，随着发掘的进展，不排除还有重大发现的可能。金沙遗址博物馆是为保护、研究、展示金沙遗址及出土文物而设立的主题公园式博物馆，占地面积30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35000平方米。由遗迹馆、陈列馆、文物保护中心等部分组成。金沙遗址博物馆位于成都平原的东南边缘地带，东距成都市中心约5公里，现已探明的遗址面积约5平方公里，遗址范围地势平坦，起伏较小，遗址内及周围河流较多，遗址的南面公里处是清水河，摸底河更是在遗址内蜿蜒东流，将遗址分为南北两半。自2001年以来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达10余万平方米，发现各类遗迹3000余个，又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考古工作者根据考古学对遗址命名的基本原则，将包括黄忠村在内的这一区域的商、周时期遗址统一命名为“金沙遗址”。[编辑本段]金沙遗址概况金沙遗址是周边同时期商、周遗址中心遗址，有祭祀场所、大型建筑、一般居址、墓地等。祭祀场所：位于遗址东南部，沿着一条古河道南岸分布，面积约15000平方米。发现了与祭祀活动相关的遗迹63个，出土金器、铜器、玉器、石器等珍贵文物6000余件，象牙数百根，还出土了2000多根野猪獠牙、2000多支鹿角等。大型建筑：位于金沙遗址东北部，是一处由8座房址组成的大型宗庙或宫殿建筑，由门房、厢房、前庭、殿堂构成，总长90米、宽50余米，总面积约5000平方米，这是我国西南地区先秦时期发现的最大的一座建筑。为木骨泥墙式建筑，屋顶覆以茅草。房址：发现了70余座，分布在10多个居住区，在房址周围，发现有水井、生活废弃物的灰坑、烧制陶器的陶窑等。墓地：已发现集中的墓地3处，共有墓葬2000余座。墓葬有单人葬、双人合葬，经鉴定的双人合葬墓均为一男一女，可能是夫妻合葬；有一次葬、二次迁葬；有竖穴土坑墓、船棺墓。大部分墓葬没有随葬品，少部分墓葬随葬有一些陶器，极少数墓葬随葬有较多的铜器、玉器等。已经出土的这1000多件文物的精美程度极高。在出土的金器中，有金面具、金带、圆形金饰、喇叭形金饰等30多件，其中金面具与广汉三星堆遗址的青铜面具在造型风格上基本一致，其他各类金饰则为金沙特有。太阳神鸟金饰金箔厚度厘米，图案采用镂空方式表现，足见3000多年前，古人雕刻工艺的精湛。玉器种类繁多，且十分精美，色泽如初。更令人惊叹的是，玉器上的刻纹细致，几何图形规整。象牙器刻纹工艺绝妙，正像古人所言的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其中最大的一件高约22厘米的玉琮，其造型风格与良渚文化的完全一致。出土的400多件青铜器主要以小型器物为主，有铜立人像、铜瑗、铜戈、铜铃等，其中铜立人像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立人像相差无几。石器有170件，包括石人、石虎、石蛇、石龟等，是四川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最精美的石器。其中的跪坐人像造型栩栩如生，专家认为，极可能是当时贵族的奴隶或战俘，这表明当时的蜀国已比较强大。石器中的石虎造型古朴生动。金沙村遗址的发现，引起各界关注。专家们一致认为，金沙遗址是四川省继广汉三星堆之后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金沙遗址的发掘，对研究古蜀历史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成都有文字可考的建城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张仪筑成都城的战国晚期。金沙遗址所提示的是以往文献中完全没有的珍贵材料，将改写成都历史和四川古代史。[编辑本段]金沙遗址出土文物分析金沙遗址的出土文物，很多都是有特殊用途的礼器，应为当时成都平原最高统治阶层的遗物。这些遗物在风格上既与三星堆出土文物相似，也存在某种差异，表明该遗址与三星堆有着较为密切的渊源关系。金沙遗址的性质，目前推测有可能属于祭祀遗迹，但由于出土了大量玉、石器半成品和原料，不排除存在作坊遗迹的可能。不过，从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和周围的大型建筑、重要遗存来看，蜀风花园所在区域很可能是商末至西周时期成都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遗址出土的玉戈、玉瑗表明，金沙文化不是孤立的，它与黄河流域文化和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有内在联系，再次证明了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根据文献记载，成都有文字可考的建城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张仪筑成都城的战国晚期，商业街大型船棺葬的发现属于开明蜀国统治者的遗存，成为开明蜀国在成都城区的重要标志，金沙遗址的发现所揭示的是过去文献完全没有记载的新的珍贵材料。已出土的1000多件文物折射出信息：古蜀统治者的活动早在3000年前就开始了。从金沙遗址所出土文物分析，很多都是有特殊用途的礼器，应为当时蜀地最高统治阶层的遗物，这些遗物在风格上既与三星堆出土物相似，也存在某种差异，表明该遗址与三星堆有着较为密切的渊源关系，而存在的差异是否在年代或遗存性质上有不同则需进一步工作才能确定，玉琮的发现进一步证明长江下游文化对蜀地古文化的某种影响。铜器以小型器物为主，目前尚未出土与三星堆一致的大型青铜面具、神树等青铜器。从目前发掘情况来看，金沙遗址的性质尚不能最后确定，目前推测有可能属于祭祀遗迹，但是由于出土大量的玉、石器半成品和原料，不排除存在作坊遗迹的可能。金沙遗址出土千余件精美文物，金沙遗址已清理出了1000余件珍贵文物，包括金器、玉器、铜器、石器、象牙器和数量众多的象牙、陶器等。“太阳神鸟”金饰 金器30余件，有金面具、金带、圆形金饰、蛙形金饰、喇叭形金饰等，其中金面具距今约3000年,与三星堆的青铜面具在造型风格上基本一致，其它各类金饰为金沙所特有。太阳神鸟金饰呈圆形，器身极薄。图案采用镂空方式表现，内层分布有十二条旋转的齿状光芒；外层图案由四只飞鸟首足前后相接。该器生动的再现了远古人类“金乌负日”的神话传说故事，四只神鸟围绕着旋转的太阳飞翔，体现了远古人类对太阳及鸟的强烈崇拜，是古蜀国黄金工艺辉煌成就的代表。2005年8月16日“太阳神鸟”金饰正式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玉器400余件，有玉琮、玉壁、玉璋、玉戈、玉矛、玉斧、玉凿、玉斤、玉镯、玉环、玉牌形饰、玉挂饰、玉珠及玉料等。出土的玉器十分精美，其中出土的最大一件高约22厘米的十节玉琮颜色为翡翠绿，其造型风格与良渚文化的完全一致，该玉琮雕刻极其精细，琮表面有细若发丝的微刻花纹和一人形图案，堪称一绝；数量极多的圭形玉凿和玉牌形饰颇具特色；大量玉璋雕刻细腻，纹饰丰富，有的纹饰上饰有朱砂。铜器400余件，基本上为小型铜器，主要有铜立人像、铜瑗、铜戈、戚形方孔铜壁、铜铃、铜挂饰、铜牌饰及铜礼器残片等，其中铜立人像的造型风格与三星堆的青铜立人像几乎完全一致。石器170件，有石壁、石璋、石矛、石斧、石跪坐人像、石虎、石龟、石蛇等；石跪坐人像头顶方形冠饰，两侧上翘，长辫及腰，口部涂砂，双手背后交叉作捆绑状，其造型与成都市方池街遗址出土的石跪人像基本相同；石虎作卧伏状，造型生动，耳部和嘴部涂砂；石蛇的造型更是多样。象牙器40余件，仅有柱状形器一类，柱状形器的一端正中有一圆点，周围有六个圆点，出土的象牙不计其数，总重量近一吨，在祭祀场所里，这些象牙是古蜀人奉献给天地神灵的重要祭品。有时是整根象牙极有规律的朝着一个方向摆放；有时象牙被切成饼状或圆柱状；还有的时候是只取象牙的尖来祭祀。这些方式体现出了一种强烈的宗教色彩，具有某种特定的宗教含义。此外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有陶尖底盏、尖底杯、高柄豆、圈足罐等，从文物时代看，绝大部分约当殷墟晚期和西周早期，少部分为春秋时期。还出土木耜、木雕彩绘神人头像。[编辑本段]遗址年代与文明传承经过对金沙遗址出土文物的综合研究，考古人员基本认为遗址年代大致在商代晚期至春秋早期（约前1200～前650），商代晚期至西周中期是它最繁盛的时期，这一时期金沙应是古蜀国的都城所在地。金沙遗址是我国先秦时期最重要的遗址之一，它与成都平原的史前古城址群、三星堆遗址、战国船棺墓葬共同构建了古蜀文明发展演进的四个不同阶段。已有的发现证明成都平原史长江上游文明起源的中心，是华夏文明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金沙遗址的发现，极大地拓展了古蜀文化地内涵与外延，对蜀文化起源、发展、衰亡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特别是为破解三星堆文明突然消亡之谜找到了有力的证据。可以说再现了古代蜀国的辉煌，复活了一段失落的历史，揭示了一个沉睡了3000多年的古代文明。专家认为四川“金沙文化”是多种文化作用的产物数量众多的象牙、精美的玉琮等外来文化的用品，在金沙遗址已出土的珍贵文物中占有相当比例。由此，考古专家认为金沙文化既有其独特魅力，又是深受中原、长江下游等文化深刻作用的产物。金沙遗址出土的30多件金器是该遗址出土文物中，最具独特风格和鲜明自身特色的。这些金器包括金面具、金带、圆形金饰、蛙形金饰、喇叭形金饰等。除了金面具与三星堆青铜面具在造型风格上基本一致以外，其它各类金饰均为金沙遗址所独有，都是用金片、金箔锤打而成，种类非常丰富。与金器一起出土的玉器则更多留下了中原和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痕迹。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毅称，出土的玉戈、玉钺等礼器明显与中原同时代文物一致，这说明金沙文化与中原文化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同时，金沙遗址出土的玉琮、玉璋并不是此地“土生土长”的，它们是通过长江这条自古以来的黄金水道自下而上运输至此的。金沙文化与中原及长江下游的频繁交流充分说明了此时的古蜀文化不是孤立的，而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也再次证明了中华古文明的多元一体论，各区域的文化都是彼此作用和相互影响的。良渚文化的器物通过长江传到蜀地，证明成都当时对外交往和贸易已非常频繁，也说明古蜀国并非古人所说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同时也证明，当时蜀地也不是如文献记载的“不晓文字，不知礼乐”的蛮荒之地，已具有非常发达的青铜文化。能够证明金沙遗址具有较高文明程度的还不仅于此。已清理出土的一吨左右的象牙一部分产于古蜀国的南部，还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相邻的云南、贵州等地。这部分象牙很可能是西南少数民族进贡给这里的王公贵族的，这也说明了金沙当时已成为西南地区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编辑本段]金沙遗址权威定性金沙遗址权威性的定性：该遗址为商周时期蜀文化中心遗址，分布面积在三平方公里以上，同时很有可能是古蜀国的又一都邑所在。据成都市考古队王毅队长介绍：考古队在一期考古阶段重点对梅苑东北区域、兰苑文化堆积分布区、体育公园两处文化堆积区进行了集中发掘。位于遗址东部的梅苑，出土了陶器、玉器、铜器、金器、卜甲共七百余件和大量的象牙，大量的象牙堆积坑和成片的野猪獠牙、鹿角分布区都与宗教仪式活动有关，专家认为这一区域是宗教仪式活动区；兰苑遗址位于遗址的中南部，该区的文化堆积分布面积约二万平方米，目前发掘面积已达一万零四百二十五平方米，发现有大量的房屋建筑遗迹和红烧土、三百余个灰坑、三十余座墓葬、一座陶窑等遗迹现象，出土了数以万计的陶器、陶片和少量的玉石器、铜器、金器等，时代约为商代晚期。各种迹象表明，“兰苑”文化堆积分布区可能是居住、生活区；体育公园位于遗址中部，发掘面积一百六十二平方米，发现十五座墓葬，其中三座墓葬有随葬品，出土少量玉石器和陶器。从墓葬的文化层和房址分析，该区域可能是居住、生活区，废弃后成为墓地。而在此次集体大发掘中没有涉及的第四大区域———黄忠遗址，根据前两次的发掘，专家认为可能是金沙遗址宫殿区的一部分。据此，专家普遍认为，金沙遗址是三星堆文明衰亡后，在成都地区兴起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古蜀国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的都邑所在。[编辑本段]金沙遗址博物馆建设金沙遗址博物馆是在金沙遗址原址建设的专题性博物馆，占地面积约30万平方米，由遗迹馆、陈列馆、文物保护中心、园林区和游客接待中心五部分组成。建筑总面积37895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28000多平方米，地下约9000平方米。绿化面积138000多平方米，绿地率达70%，栽种有银杏、水杉、桢楠等古老树种。金沙遗址博物馆总投资亿元。遗迹馆位于摸底河南的祭祀区，呈半圆形，建筑面积7588平方米。主体结构采用大跨度钢结构，遗迹馆内为无柱大空间，为保护、发掘、展示提供灵活的空间。遗迹馆展现的祭祀场所，游客可以近距离实地观看考古发掘的过程，感受古蜀国祭祀活动的频繁和宏大气派。陈列馆位于摸底河北，呈方形，建筑面积约16200平方米，其中展陈面积约6000平方米。地下一层，地上三层，集中展现了金沙时期古蜀先民的生活、生产及其美轮美奂、造型奇绝、工艺精湛的器物，还有古蜀文明发生、发展、演变的历史知识的系统介绍。文物保护中心位于博物馆的西北角，建筑面积约8000平方米，是对金沙遗址出土文物进行保护和研究的区域。文保中心的附近还建有金沙小剧场，常年举办与金沙文化相关的文化演出活动。园林区内有乌木林和玉石之路等文化景观，在博物馆主道路西侧，是“中国文化遗产标志”的纪念雕塑——太阳神鸟广场。2006年8月16日，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图案被公布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2006年12月18日，在此设立永久性纪念雕塑。园区内还配备有功能齐全的各种服务设施，有停车场、游客接待中心和休息场所等，建筑总面积约7000平方米。[编辑本段]金沙遗址的重大新发现金沙文化遗存重要分布区成都市黄忠村金沙朗寓工地,经过一年多发掘,取得重大成果。编号为F160和F161两座商周时期大型宫殿建筑基址的发现,使金沙遗址大型宫殿遗址区得到确认。
金沙遗址是中华民族的稀珍物证、万古存遗，是中国走向未来，建设新生活的根基 6月10日上午9点，央视推出大型直播节目：中国记忆――中国文化遗产日。成都金沙遗址成为唯一的“主角”，原来与金沙遗址一同设置为直播点的长城、周口店已经不见了踪影。 “真是托遗产日的福啊，让我们完成了与老祖宗的对话，太让人激动了!”成都市考古研究所所长王毅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此次考古最为重要的发现是在祭祀区北部发掘出两件形制巨大的石磬，其中一件长达1．1米，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大的商代石磬。石磬是古蜀王在祭祀时用来演奏的乐器，这种乐器在四川地区属首次发现。另一件重要的出土文物是平行四边形玉璋，长0．35米、宽0．05米，上面刻有四个对称的肩扛象牙跪坐人像，这让人们清楚地了解到金沙人当时是如何用象牙进行祭祀活动的。“可以想象，古蜀人的祭祀规模之宏大，场面之壮观庄严。不仅如此，那时的祭祀仪式上还飘着悠扬的乐声。”王毅说。 这次发掘除发现了大量獠牙和鹿角，还出土珍贵文物130余件，其中有金器6件、铜器14件、玉器20件、石器3件、象牙12件、陶器80余件。这次进行的保护性考古发掘是2001年发现金沙遗址以来所进行的第六次考古发掘，在金沙遗址祭祀区的4个地点同时展开。 因为金沙遗址是四川省继三星堆遗址之后又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也是中国21世纪初第一个最重大的考古发现，所以4个小时的直播中有一个半小时展示的是金沙遗址的保护性挖掘(一共出现了7次)，成为直播最大的看点之一。央视总导演阎东说：“4个小时的直播，跟央视春节晚会的规格相当了!这次直播可以说是文化类节目大型直播的一次成功的尝试，我们与观众一起完成了一次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历程的心灵探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仁湘教授认为，在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发现前，考古界的大部分学者一直认为在黄河和长江流域出现较高水平文明的时候，“蜀”这片土地还处于比较蒙昧的状态。但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发现不仅证明“蜀”在3000多年前就存在高水平的文明，还证明古蜀文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有过快速的发展。从金沙遗址目前的发现来看，古蜀文明处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可以说，它与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原文明和良渚文明处在同一个水平线上。金沙遗址的发现不仅为了解古蜀文明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资料，也说明古代的中华大地是多元一统的，古蜀也是一个区域性的文明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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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首先介绍本文研究的背景和发展现状，指出本文尚待解决的问题和造成的`影响。一般在前言中可以挑出研究背景、目的或假设。
范例:随着（社会）的发展，（主题）在（主题领域）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过去，人们对（主题）的理解仅限于（背景现状）。从而导致了一系列问题（罗列3-5条本文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造成了（详述什么影响）。
2、之后，叙述研究采用的技术方法和路线
范例：基于此，本文拟采用（实验法、调查法、实证研究法、定量分析法）进行研究
3、再简述某某问题的技术解决策略，并带来怎样的结果
范例：并为解决上述问题，提出了（3-5条，与前述的问题对应）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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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文化 华夏文化的一个分支。中国四川盆地中成都的蜀和重庆的巴所代表的文化。蜀文化以成都为中心，包括盆地西部及陕南、滇北一带。传说，早建有地方政权，至公元前 316年为秦所灭。考古发现，商至西周时，蜀人与黄河流域民族即有文化交流。出土商代后期陶器如深腹豆形器、高柄豆、小平底钵等，虽具地方特色，但铜镞、铜戈、铜矛却为黄河流域常见器形。出土的西周至春秋的玉石礼器与中原所出者一致。巴文化最早源于湖北西南的清江流域，后活动于盆地东部及附近地区。西周时，建有巴国，受蜀影响，始有较高水平的农业。后与蜀同时为秦所灭。代表巴文化特征的有出土战国时的圆刃折腰钺，短骹式弓耳矛及甑、釜、鍪配套的铜容器。
巴蜀两地相距较近，交流方便，两地出现的船棺葬、扁茎无格柳叶剑、铜器纹饰中出现的虎纹则代表巴蜀文化的共同特征。铜兵器和铜印上的各种符号可能是一种地方文字。巴蜀文化除接受中原与楚文化影响外，它还影响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
在秦以后，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加速融合获得新的发展。川西平原自李冰父子修建了都江堰后 ，得灌溉之利，沃野千里，田肥美，民殷富，成为天府之国。四川自古盛产蚕桑，丝织为中国之冠，汉时成都即成织锦中心。由于锦缎驰名，锦城成为成都的代称。四川很早就发明凿盐井取卤，打气井取气，燃煮卤制盐，其钻井技术为世界首创。蜀道难久为人知，但巴蜀创造的栈道却是一种奇迹。它不仅沟通与中原的往来，也是西南丝绸之路的一部分。
巴蜀艺术风格独特。川剧是其特有的表演艺术，语言生活气息浓厚，幽默风趣，尤以帮、打、唱紧密结合，川剧高腔最具代表性。四川人很讲究吃的艺术，川菜特点注重调味，有辣椒、花椒、胡椒、豆瓣、姜、葱、蒜，味醇厚，人称“一菜一格，百菜百味”。川酒芳香浓郁、绵醇爽甜。名酒有五粮液、泸州老窖特曲等。
四川盆地在地形上为“四塞之国”，古代交通甚为困难，故李白发出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叹。这一封闭地形对巴蜀文化作为农业文明所必然带来的封闭性肯定会有较大影响。但正是因为如此，又反过来激励起巴蜀先民向外开拓、努力改善自身环境的决心和勇气。于是，环境与文化相交融，造就了巴蜀先民封闭中有开放、开放中有封闭的历史个性。随着时代的推移，开放和兼容终于成为巴蜀文化最大的特色。
巴蜀文化同秦陇文化的沟通，最大的障碍是北方的高山——秦岭。但巴蜀先民以惊人的勇气，创造了高超的栈道技术，打破了盆地地缘的封锁，克服了狭隘的封闭性。蜀王派遣五丁力士开道，迎接秦惠文王所送金牛和五个美女的神话故事，就是上古时代开山通道进行文化交流的生动体现。栈道是巴蜀人的一大发明。司马迁认为巴蜀“四塞之国”的封闭性是靠“栈道千里，无所不通”来达到开放的，这是很精到的史家眼光。
逢山必须开道，遇水必须造桥，古蜀先民为了突破封闭，在发明了栈道的同时，又发表了笮桥。笮桥即绳桥，有多种类型，至今尚可见到的藏区的溜索和编网的藤桥，岷山上的竹索桥，滇西北的编网篾桥，都江堰早期的珠浦桥以及攀枝花早期的铁索桥，都是巴蜀先民向外部世界开放的智慧体现。
远在四千年前，四川盆地就存在着几条从南方通向沿海，通向今缅甸、印度地区的通道。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如三星堆出土的海贝、象牙，大溪文化的海螺和象牙，茂汶和重庆涂山出土的琉璃珠，都不是本地所产，而是来自印度洋北部地区的南海，这些都充分证明巴蜀先民与南方世界有所交通和交流。汉武帝时，张骞在大夏发现邛竹杖和蜀布的故事，说明巴蜀到印度（古身毒国）再到西亚早就存在一条通道。这条通道，现代史学家沿用“丝绸之路”称呼的惯例而称为“南方丝绸之路”。
南方丝绸之路主要有两条线路：一条为西道，即“旄牛道”。从成都出发，经临邛（邛州）、青衣（名山）、严道（荥经）、旄牛（汉源）、阑县（越西）、邛都（西昌）、叶榆（大理）到永昌（保山），再到密支那或八莫，进入缅甸和东南亚。这条路最远可达“滇越”乘象国，可能到了印度和孟加拉地区。
另一条是东道，称为“五尺道”。从成都出发，到僰道（宜宾）、南广（高县）、朱提（昭通）、味县（曲靖）、谷昌（昆明），以后一途入越南，一途经大理与旄牛道重合。根据目前所能见到的文献资料，最早走这条线路的古蜀先民的知名人物是秦灭蜀后南迁的蜀王子安阳王。安阳王率领兵将3万人沿着这条线路进入了越南北部红河地区，建立了瓯骆国，越南历史上又称之为“蜀朝”。
四川盆地虽为高山和高原所环抱，但山原之间的若干河谷却成为巴蜀得天独厚的对外交通走廊。盆地的西部是岷江、雅砻江、大渡河和金沙江流域，它们穿行于横断山脉，其中可通行的河谷，成为古氐羌民族迁徙的南北走廊。盆地的东部有长江三峡作为出口。盆地北部既有剑门蜀道（金牛道）直通秦陇，又有嘉陵江河谷直通汉中。而盆地以东的清江流域又北与江汉平原相通，南与湘西山地相连。正是依据这样的地理特点，自古巴蜀先民就兼容了南、北、东、西文化，使四川盆地成为荟萃农耕、游牧文化的聚宝盆。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巴蜀文化与以下三方文化有明显的交流与兼容：一为荆楚文化，是耕织结合、自给自足的农村公社的文化，它崇尚自然，奇诡浪漫，以《楚辞》为圭臬；二是秦陇文化，注意综核名实，讲究耕战和商业；三是中原文化，崇尚周礼，看重历史，以《诗经》为准绳。巴蜀文化兼容了这三种因素：它接受荆楚文化而把《楚辞》发展为汉大赋；它接受中原文化而使蜀人史学趋于发达；它接受秦陇文化而导致“陇蜀多贾”，工商业繁盛。
巴蜀文化又有具有很强的辐射能力，除与中原、楚、秦文化相互渗透影响而外，主要表现在对滇黔夜郎文化和昆明夷、南诏文化的辐射，还远达东南亚大陆地区，在金属器、墓葬形式等方面对东南亚产生了深刻久远的影响。
元代的双流人费著《岁华纪丽谱》曾说：“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俗尚游乐是巴蜀人的一大特点。所以，巴蜀很早就兴起了旅游习俗，到唐宋时达到顶点。以成都而论，全年的固定的游乐活动就有23次之多，或游江，或游山，或游寺，或游郊野，而且往往是群体出游，并与歌舞娱乐、体育竞技、商贸活动结合在一起，具有很丰富的文化内涵。
巴蜀山川，自古有雄险幽秀之称：峨眉天下秀，青城天下幽，剑阁天下险，夔门天下雄。经过当代的开发，今天更增加了“神奇瑰丽”的特色：九寨沟山水的神奇，黄龙山水的瑰丽，熊猫世界的趣，恐龙世界的奇，是今日旅游者领略的最大感受。从线路上看，有西北线的九寨、黄龙、四姑娘山、贡嘎山，有北线的剑门蜀道，有东线的三峡风光，有南线的蜀南竹海风光和泸沽湖探秘。整个巴蜀景观布局疏密相间，如金线穿珠，珍珠满盆，几乎每个县都有可供旅游的景点。
巴蜀旅游线最大的特色是雄险幽秀的自然景观，往往包含着人杰文昌的深厚的文化内涵。如：剑门蜀道具有丰富的三国蜀汉文化和梓潼文昌文化以及女皇武则天故里的文化内涵；九寨黄龙一线，具有羌族石碉文化、夏禹文化、古蜀岷山文化、三国蜀汉文化的内涵；泸沽湖具有“母系王国”的文化内涵；三峡一线则更是一个古代文化的宝库。这是巴蜀旅游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之所在。
三国蜀汉文化的中心遗迹是成都武侯祠。武侯祠本是刘备墓、祭祀刘备的汉昭烈庙和诸葛武乡侯祠的合祀之地，但人们都用武侯祠这个名称来代称这几处遗迹。诸葛亮作为中国人民智慧的化身，受到万世云霄的崇敬，“武侯祠”这一称谓，让我们深深领略到其中历史文化积淀的况味。从武侯祠出发，沿着当年刘备入蜀的路线，可以陆续拜谒大邑子龙庙、德阳庞统祠、绵竹诸葛祠、绵阳富乐山和蒋琬墓、昭化费祎庙和剑阁翠云廊，北出汉中可到沔县定军山诸葛墓和武侯祠。一路上我们尽可以领略历史淘尽千古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铁马金戈变为渔樵江渚的沧桑变化，从中受到启迪和教益。
前后蜀时期是巴蜀历史上繁荣富庶、文化昌盛的又一高峰时代。永陵（王建墓）为我们留下了这一时代的历史见证。永陵石棺上的廿四乐伎石刻是我们了解唐代音乐的极品，从中可体味清乐与龟兹乐相结合，盛唐的霓裳羽衣舞曲在西蜀流传的情况。前蜀和后蜀各有一位花蕊夫人，究竟是谁写下了留传至今的《宫词》，肯定可以引起在旅游中探索的兴趣。永陵是我国历代帝王陵墓中唯一的一座修建和突出在地面之上又已经科学发掘的陵墓，可供游人参观，这更可以引起人们对于帝王陵寝秘密的兴趣。
三峡风光的雄奇壮丽，举世闻名，再加长江支流大宁河小三峡的青幽神秘，身临其境，自会使人们充分体会到妙如仙境的峡中神韵。三峡库区的考古发掘表明，三峡很可能是人类起源地之一，当我们领略大溪文化的原始意味的时候，自然会引起我们对于洪荒远古的无限遐思。沿岸及上下游的丰富文化遗存，如丰都的鬼城、忠县的石宝寨、涪陵的水文石刻宝库白鹤梁，刘备向诸葛亮托孤的白帝城等，都可以增长我们的知识，启迪我们的智慧。大江大水是巴蜀冲出盆地走向外部世界的活力之所在。当我们巡行三峡之中时，会对巴蜀人为什么从来向往走出夔门做出自身心灵的阐释。
位于长宁县和江安县的蜀南竹海面积有6万余亩，其中还有仙寓洞、龙吟寺等文化景观，既是大自然的奇观，也是邛笮人和僰人等蜀地先民世世代代辛勤的杰作。
岷山是古蜀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发源于岷山的岷江，自古称为“江源”，是蜀文化最先发达起来的地方。这里有人间仙境九寨、黄龙和大草原，有巍峨的四姑娘山，有著名的卧龙大熊猫自然保护区和养殖基地，有古蜀文化的大量遗迹，有全国唯一的羌文化风光。游览岷山，不仅可以使我们体味山川的神奇秀美，更可以使我们领略古老的巴蜀文化的千姿百态。只要我们把山川旅游同文化旅游结合起来，我们就必然会有一次与一次不同的新的收获、新的感受。
怎样写?不了解一下历史,怎写?想天马行空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