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按照时间顺序对关汉卿的研究进行梳理，分别从元明清三个朝代以及二十世纪以来的相关研究进行分析总结。在对关汉卿的人物评价以及作品的思想内涵、艺术特色等方面的研究已有很丰富的成果，在关汉卿文学创作方面取得如此成就的深层原因还有待研究。关键词：关汉卿；戏剧；关学引言关汉卿是中国古代戏剧发展史上一位杰出的戏剧家、文学家。元明清三代都有人对其进行研究，但研究成果非常零散。如果说1913年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一书的出现，是近代中国戏剧研究的标志的话，那么现当代关汉卿研究也正是在此时开始逐渐活跃起来。在王国维、吴梅等第一批学者的努力下，对的关汉卿研究己经初具规模。自兹以降，胡适、王季思、孙楷第、冯沉君、郑振铎等一大批学者力图把考据学和社会学结合在一起，尤其重视运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关汉卿，为当时的关汉卿研究领域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在文学和文化学上，研究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或是对这个作家及其创作进行整体性的研究，它的意义都是远远超过作家、作品本身所具有的内涵的。特别是在历史的不断发展中，由于社会形态的不同，对作家、作品的研究也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关汉卿研究也是在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中前行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展现出来的作家形象和其作品的文化意蕴也是不同的，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日益扩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本文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对关汉卿的研究简单的梳理。本论一、元代对关汉卿的评价元代戏剧创作与表演为中国文学史上填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一种文学体式，它辉煌的成就让人震惊。但是在于戏剧理论研究方面，其发展则远远不如戏剧创作本身。元代对于关汉卿以及他的艺术创作的研究，是十分匮乏和片面的。一些零散的点评并没有达成系统全面地研究和论述。包括关汉卿本人也没有留下任何与文学创作有关的理论性言论，这也为后人的研究和学习留下了一种空白。元代对与关汉卿及其作品的评价多数是针对其才能方面，与理论相关的很少。元代对于关汉卿的研究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的，主要是对关氏的肯定：（一）对关汉卿才学的肯定，以及对关汉卿戏剧语言风格的赞誉，确立他在戏剧创作方面的地位，肯定他戏剧的社会价值。熊自德在《析津志》中评说关汉卿为：“生而惆搅，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籍风流，为一时之冠。”元末贾仲明对他的挽词中云：“珠矶语唾自然溜，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风月情，武惯熟，姓名香四大神州，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贯云石在《阳春白雪.序》中对关汉卿的评说：“关汉卿、庚吉甫造语妖娇，适如少女临杯，使人不忍对殊。”杨维祯在《东维子集》卷十一《周月湖今乐府序》里说关汉卿语言“奇巧”；又在《沈氏今乐府序》中总结了关汉卿与庚吉甫的杂剧总体特征：“其于声文，缀于君臣、夫妇、仙释氏之典故，以警人视听，使痴儿女知有古今美恶成败之观〔劝」惩，则出于关、庚氏传奇之变。”杨维祯在这里对关汉卿等戏剧的社会价值做了评价，这一评价固然反映出论者对关汉卿戏剧思想意识的认识不足，但能给予关剧的社会作用以如此高度的肯定，在中国戏剧理论史上杨维祯还是第一次。周德清在《中原音韵》中对杂剧创作特点的描绘是以“关、郑、白、马”(即关汉卿、郑光祖、白朴、马致远)为例，即：“一新制作，韵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又有“字畅、语俊、韵促、音调”。贾仲明说他“珠矶语唾自然溜，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贾仲明高度概括了关剧本色、行当，妙在自然、真切、质朴，绝无藻饰、雕琢、斧削的痕迹的特点，也肯定了关汉卿为元曲四大家之冠的地位。关汉卿在元代戏剧界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名气，主要是他戏剧创作的时间最早、数量最多、意义最大的原故。（二）对关汉卿的人品性格方面的评价。对关汉卿的“风流”人格品性做了明确的概括，如郝经在《青楼集.序》中评说关汉卿云：“不屑仕进，乃嘲风弄月，留连光景。”熊自德说“生而惆搅，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籍风流，为一时之冠。”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评说关汉卿为：“高才风流人也。”这些评价都可以认证关汉卿的风流品性。二、明代对关汉卿的研究明代对关汉卿的研究发生了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对关汉卿的评价有所降低。明代严格限制戏剧活动，《大明律·刑律杂犯》中明确规定：“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明代大力推行功利主义的戏剧意识，封建君主专制将戏剧活动乃入到掌控范围之内，将戏剧变成教化人民的工具。这里要提到皇室的代表人物——朱元璋十七子宁献王朱权。朱权认为，论剧最高标准应为“治世”，最高艺术境界为“安以乐”与“心之和”为。他认为：“盖杂剧者，太平之胜事，非太平则无以出。”他还要求剧作家“乐雍熙之治，欲返古感今，以饰太平。”在戏曲创作题材上，特别提倡和推崇“神仙道化”剧，并将其列在《杂剧十二科》之首。他极力主张剧作家应当“有不吃烟火食气”，而“无纤翁尘俗之气”，以阻隔剧作家与显示生活的联系。这样的戏剧观念必然使朱权在评价元代已经被推崇为戏剧大家并占有第一位置的关汉卿时，不得不说他是“可上可下之才”。（二）明代从“诗”的角度对元杂剧进行评价。如朱权“关汉卿之词，如琼筵醉客。观其词语，乃可上可下之才”。又如明代刘揖《词林摘艳.序》云：“至元、金、辽之世，则变而为今乐府。其词擅场者，如关汉卿，庚吉甫、贯酸斋、马昂夫诸作，体虽异而宫商相宜，此可被于弦竹者也。”明代王世贞《曲藻.序》云：“曲者，词之变。……诸君如贯酸斋、马东篱、王实甫、关汉卿、张可久、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白仁甫辈，咸富有才情，兼喜声律，以故遂擅一代之长，所谓`宋词、元曲，’殆不虚也。”明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云：“元人乐府，称马东篱、郑德辉、关汉卿、白仁甫为四大家。马之词老健而乏姿媚，关之词激厉而少蕴籍，白颇简淡，所欠者俊语，当以郑为第一。”以上均是从元杂剧“诗性”语言的角度对关汉卿及其作品进行的评价，所以，关汉卿在明代戏剧的地位并不是很高。三、清代对关汉卿的研究清代对于关汉卿的态度较为平和。有关记载如下：李玉《南音三籁·序言》中云：追至金元，词变为曲。实甫、汉卿、东篱诸君子，以濒瀚天才，寄情伴吕，即事为曲，即曲命名，开五音六律之秘藏，考九宫十三调之正始，或为全本，或为杂剧，各立赤帜，旗鼓相当，尽是骚坛飞将。凌廷堪《校礼堂诗集》卷二《论曲绝句》三十二首有云：时人解道汉卿词，关马新声竞一时。振俄长鸣惊万马，雄才端合让东篱。焦循《易余篱录》卷十五：词之体尽于南宋，而金元乃变为曲，关汉卿、乔梦符、马东篱、张小山等，为一代巨手。乃谈者不取其曲，乃论其诗，失之矣。刘熙载《艺概》卷四《词曲概》中有云：北曲名家，不可胜举，如白仁甫、贯酸斋、马东篱、王和卿、关汉卿、张小山、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其尤著也。诸家虽未开南曲之体，然南曲正当得其神味。观彼所制，圆溜潇洒，缠绵蕴籍，于此事固若有别材也。李调元《雨村曲话》卷上：王弃州云“宋未有曲也。自金、元而后，半皆凉州嚎嘈之习，词不能按，乃为新声以媚之。而一时诸君，如马东篱、贯酸斋、王实甫、关汉卿、张可久、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白仁甫辈，咸富有才情，兼喜声律，遂擅一代之长，所谓宋词、元曲，信不诬也”按：贯酸斋、张可久、宫大用工小令，不及马、王、关、乔、郑、白远甚，未可同年语也。综合以上记录，从研究关汉卿的角度讲，不仅肯定了关汉卿的文学地位与创作风格，也给后人进行关汉卿研究提供了思考的空间，具有积极的意义。 清代另有两则记录对关汉卿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一则是清代中后期的梁廷梢，他在《藤花亭曲话》卷二中有云：关汉卿《玉镜台》温娇上场，自[点绛唇]接下七曲，只将古今得志不得志两种人铺叙繁衍，与本事没半点关照，徒觉满纸浮词，令人生厌耳。律以曲法，则入手处须于泛叙之中，略露求凰之意，下文情散彼美，计赚婚姻，文义方成一串；否则突如其来，阅之者又增一番错愕也。在关汉卿众多的戏剧创作中，梁廷梢选择了不是关汉卿优秀之作的《玉镜台》进行评论，颇为新奇，他所说的“本事”应该是指戏剧创作的“立意”，而对于《玉镜台》的“立意”，他是认为没有新意、过于直白，或者说没有跳出传统的伦理道德范畴。而对《玉镜台》的“结构”又有赞赏之意，表达了他个人对戏剧创作要讲究“结构布局”的观点。另一则记录为清代乾隆二十年修订的《祁州志》，其中卷八《纪事》中“关汉卿故里”条云：汉卿，元祁州之伍仁村(今属河北省安国县)人也。在现存的历史资料中，有关关汉卿的记载很少很少，其中关氏生平、籍贯的资料更是少而又少，现存的记录有：元钟嗣成《录鬼簿》中记有关汉卿“大都人”；元末熊自得《析津志》又称其为“燕人”的记录；清姚之胭《元明事类钞》卷二十三引元末明初人朱右所撰《元史补遗》云：“关汉卿，解州人。工乐府，著北曲六十本。”乾隆《解州志·人物》、光绪《山西通志·文学》及《蒲州志》、《解县志》等均有类似的记载。《祁州志》的记载，使研究关汉卿的籍贯又增添了一条新的信息，为后来的诸多学者研究关汉卿提供了比较有力的证据，开拓了研究的范围。四、20世纪对关汉卿的研究关汉卿研究在20世纪成为研究元代杂剧中的热点，对其在元杂剧创作方面的成就取得了充分的认识，肯定了他在中国古代戏曲史、古代文学史乃至世纪文学、戏剧史上的“大家”和杰出地位。王国维是近现代开启中国古代戏剧，特别是元杂剧研究之幕的第一人，也是研究关汉卿的第一人，他对关汉卿的评价奠定了20世纪元杂剧研究中的崇高地位。与王国维大致同一时代的吴梅（1884—1939）在《中国戏曲概论》中，他肯定了关汉卿戏剧创作的地位和豪放的艺术风格，是很有见地的。郑振铎也是最早对关汉卿进行深入研究并给予高度评价的学者之一。从1930年1月开始，《小说月报》以近两年时间连续载郑振铎写的《元曲叙录》共75则，其中有15则介绍关汉卿的生平，评介关汉卿13个杂剧作品的版本、人物与情节。郑振铎很早就对关汉卿的生卒年进行研究，他在《中国文学史》第四十六章云：汉卿有套曲《一枝花》一首，题作`杭州景’者，曾有“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之语，借此可知其到过杭州，且可知其作于宋亡（1278）之后。《录鬼簿》称汉卿为已死名公才人，且列之篇首，则其卒年至迟当在1300年之前。其生年至迟当在金亡之前的二十年（即1214年）。后来，郑振铎又在1958年6月28日，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戏剧活动七百周年大会上作了题为《中国人民的戏剧家关汉卿》的报告。胡适在20世纪30年代也关注元杂剧的研究，1936年发表了《关汉卿不是金遗民》一文，对关汉卿生平进行认真而有成效的考证。其结论为：郑振铎先生根据汉卿“杭州景”套曲，考定他到过杭州，在278年宋亡以后，是很对的。但他说汉卿的“卒年至迟当在1300年之前”，还嫌太早。关汉卿有《大德歌》十首，此调以元成宗的“大得”年号为名，必在“大德”晚年。大德凡十一年（1297一1307），而汉卿曲子中云：“吹一个，弹一个，唱新行大的歌”。这可见他的死年至早在1307年左右。此时上距金亡已七十四年了。故我们必须承认关汉卿是死在十四世纪初期的人，上距金亡已七八十年，他决不是金源遗老，也决不是“大金优谏”。平心而论，胡适对关汉卿生卒年的推断，虽然文字不多，却卓有成效，对当代的研究者很有影响，对他的推论也很难找到资料、证据进行质疑。孙楷第在《关汉卿行年考略》一文中认为，关汉卿生年在宋淳枯元年至十年（1241—1250），卒年在元延枯七年至泰定元年（1犯0—1犯4）这种说法也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同。冯玩君在《孤本元明杂剧钞本题记》中提出了“两个关汉卿”的说法，“一个籍贯是解州”、“一个籍贯是大都”，表现了女学者大胆假设的另一面，但这种说法没有得到学界的认同。1958年的“关热”形成了1949年以后元杂剧研究的第一个高潮。这一时期，研究者们主要从两个方面对关汉卿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一是关汉卿生平事迹的考证。研究者对关汉卿的生平事迹提出了各种观点，对自己已经掌握的史料进行辨析，并发现了新的史料，通过讨论，学界对关汉卿的生平以及创作活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文章有：赵万里《关汉卿史料新得》公布了他发现的《析津志·名宦传》中的关一斋小传；蔡美彪《关于关汉卿的生平》和《关汉卿生平续记》；戴不凡《关汉卿生平新探一一从高文秀是东平府学生员说起》等都是研究关汉卿的重要成果。二是对关汉卿作品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的评析。从人物形象的塑造入手研究作品是这一时期关汉卿研究的特点。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提出关汉卿“当为元人第一”的观点后，研究者主要把关汉卿的曲辞和文章作为研究对象和内容，从而忽略了作品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的研究。自1949年至“文革”开始的17年里确实是元杂剧也是关汉卿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其间尽管有由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特别是政治思维定势的介入导致的学术讨论方向的偏颇，但总体上讲，对关汉卿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对以后（特别是八、九十年代）的学术发展与繁荣起到了铺垫的基石作用，为当代人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文革”十年期间，大陆的学术空气凝滞，研究停止，但香港、台湾等地区的学者还是下工夫对关汉卿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香港梁沛锦与日本学者波多野太郎合著的《关汉卿现存杂剧研究》，该书对关汉卿现存杂剧进行了整理和校订，而卢元骏的《关汉卿考述》是一部比较系统地介绍和初步探讨关汉卿生平创作的专著。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带来的进步使研究者又获得了“科研”的春天，很多学者的心情与干劲像接受阳光与雨露的小草在科学园地里充满了勃勃生机。学术著层出不穷；尤其是西方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的大量注入，使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受西方思潮的启发，打开并形成自己新的学术视野。这些同样给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带来了新的气象，也形成了一个健康、科学、热烈的学术氛围，并推动了各项研究的发展。在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下，继1958年后，关汉卿研究再度出现高潮。20世纪50年代末期，田汉、夏衍等人还倡导建立“关学”，此项工作虽然没有像他们期盼那样达到预期的效果。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关汉卿及其作品为研究对象，学术界开展了比较全面的研究，成立了全国性的关汉卿研究会，出版、发表了大量的研究专著、文章，研究成果还是可观的。仅关汉卿的传论，就有野马的《关汉卿的生平及其作品》、谭正璧的《元代戏剧家关汉卿》等论著。多种选集共同的特点是：他们大都收集了关汉卿现存的18部全本杂剧（包括存疑的）3种残剧，并且在编注、注释、剧本存疑探讨等方面，作到了学术性和普及性兼顾。再有值得注意的就是田汉的话剧《关汉卿》为宣传关汉卿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可以说、20世纪，关汉卿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起到了保存和宏扬中国古代戏剧的作用，也使人们包括整个世界的人们看到了中国除诗歌、小说以外元代戏剧艺术的辉煌和关汉卿在此所作出的伟大贡献。结论1958年，关汉卿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提名为世界文化名人，学界以此为契机展开了大规模的研究及关氏的戏剧编演活动，取得了丰厚的成果。但由于受政治思想等因素的影响，在关汉卿的研究中，未能立足于文学与戏剧艺术本身和作家本身，而仅仅是围绕“作者生平、籍贯”“作品主题思想”“人物形象”等内容进行分析与探讨，政治思维定势以其极大极强的优势侵占着人们的头脑，导致文学研究被“异化”，于是关汉卿就成为了反封建的勇敢“斗士”。这种研究的结果无疑是历史局限性的。纵观20世纪关汉卿及其作品的研究概况，大都是围绕着关汉卿的籍贯、生平以及杂剧(包括散曲)的思想内容、艺术成就等等，争论虽多，但也基本有大致的看法。我们应该承认，研究性的文章、著作虽多，但问题也不少。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一是材料很少，除了已经被传抄摘引了无数次的《录鬼簿》、《青楼集》、《太和正音谱》、《南村辍耕录》、《宋元戏曲考》、《曲律》等以外，没有发现新的有价值的材料;二是研究范围狭小，总是在作家生平、籍贯、活动地点、从事职业、是否遗民、入仕与不入仕等问题上打转转;三是受时代的影响，有的学者在研究和评价关汉卿时仅注重其戏剧的社会性和思想性，把关汉卿拔高到一个彻底的反封建斗士形象上来。有识之士在中国近代的政治斗争中把文学当作了斗争的武器和宣传工具，文学在斗争中显示了非常的意义。在以政治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中，文学包括文学研究都沾染上了政治的色彩，甚至是绝对化了的政治的文学与文学研究，使文学作为与政治并行的一种人类存在的社会现象发生了变形，这种变形同样反映在关汉卿的研究上。这样研究的结果，必然导致关汉卿与其作品和他创作的初衷之间产生极大的距离。因此有必要重新对关汉卿及其作品进行新的探讨。关汉卿之所以能成为元代戏曲家创作所取得成就的顶峰，自有其复杂的客观环境，历史背景、创作深度和作家条件等原因。参考文献：1.论关汉卿的人生观与创作观林岳晋阳学刊2003年02期2.莎士比亚和关汉卿李样林华夏文化2003年02期3.“铜豌豆”与“马神仙”—试论关汉卿、马致远杂剧创作倾向之不同李建武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02期4.关汉卿的民间情怀孙燕华上海戏剧2003年01期5.从《窦娥冤》看关汉卿的南权本质张维娟戏曲艺术2003年02期6.试论关汉卿笔下的妓女形象张海燕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02期7.人文奥运为何要请关汉卿吴志根湖北社会科学2003年10期8.关汉卿与马致远杂剧之比较何悦玲固原师专学报2003年02期9.“本一点孝顺的心怀,倒做了惹祸的胚胎”—窦娥冤屈的深层文化意蕴钱华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05期10.关汉卿的生卒年和里籍问题章宏伟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04期
鲁迅笔下的妇女形象妇女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妇女在社会生活中是否获得自由、民主、平等的权利，是衡量社会解放与否的标志。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妇女，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受着政权、族权、夫权、神权的残酷压迫，她们必须恪守封建礼教及其道德标准，因而所受的苦难是最深重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和感受，中国文化革命主将鲁迅，在对封建主义进行顽强而坚韧的战斗的同时，始终关注着被压迫在社会最底层的妇女。他在1918年发表的《我的节烈观》一文中，就对封建统治阶级鼓吹的节烈观，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指出“表彰节烈”其实是强加给妇女的“畸形道德”；在《关于女人》一文中，他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社会制度把女人挤成了各样各式的奴隶，还要把种种罪名加在她头上。”这表现出鲁迅对妇女的悲惨遭遇和不幸命运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怜悯。 与鲁迅的思想行为一致的是，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同样充满着对封建宗法制度罪恶行径的愤怒批判。正是封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对妇女的奴役和压迫，导致中国女性几千年来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承受着肉体到精神的无尽痛苦与磨难。鲁迅以激进的民主主义与深厚的人道主义，对压迫和惨害妇女的封建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鞭挞。在他的现实主义小说《明天》、《祝福》、《离婚》、《伤逝》中，他以深沉的笔触，塑造了单四嫂、祥林嫂、爱姑、子君等一系列的典型形象，她们悲惨的生活和结局，深刻地展现了妇女在封建制度下被绞杀的过程，字里行间，熔铸着作者的激愤与不平。 首先，鲁迅的作品《祝福》，本篇文章是鲁迅先生反映旧中国劳动妇女悲惨命运的短篇小说。《祝福》中的主人公祥林嫂，是旧中国农村劳动妇女的典型形象。她勤劳、善良、质朴、顽强，但在旧社会她不但不能争得一个做人的起码权利，反而成为一个被践踏、遭迫害、受鄙视而终甚至于被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所吞噬的人物。 对于封建礼教强加给她的种种迫害与摧残，她也进行了挣扎与抗争：早年她就嫁给一个比她小十岁的丈夫，丈夫不幸去世，祥林嫂孤身一人来到鲁镇到鲁四老爷的家中作女工，当祥林嫂在鲁四老爷家做女工时，婆婆突然来到了鲁镇，并强行带走了祥林嫂。哪知道祥林嫂的婆婆为了给小叔子筹办结婚的彩礼，竟然将祥林嫂强行嫁到了里山。对此她也挣扎过也抗争过；面对人们的嘲弄、侮辱与伤害，她给以无言的抗议；对灵魂的有无，她表现了怀疑。但是在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的双重打击和人们的风刀霜剑中，她不但连起码的做人的资格都没有争到，反而被吞噬被毁灭了。祥林嫂的挣扎与抗争，完全是出于自发的，为了反对再嫁，她进行了“出格”的反抗，是为了保持自己的“贞节”；为了赎“罪”，她去土地庙里捐了门槛。她是在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的泥沼中进行挣扎也进行了反抗。这决定了她不仅逃不出造成她人生悲剧的苦海，而且最终只能走向死亡的深渊。鲁迅在揭示封建势力对祥林嫂迫害的同时，也挖掘出在她身上的反抗因素。但她这种反抗意识是朦胧的。由于长期以来，受着封建反动文化思想的毒害，所以祥林嫂本能地以封建文化所规范的行为准则，作为自己的处世为人的依据和标准，故她的反抗是受封建思想意识支配的。她临终时对“灵魂”的怀疑，包含着反抗命运的意义，她希望死后能见到儿子，这是对命运的反抗；她又希望没有地狱，死后不被锯成两半，这也是对命运的反抗。不过，她对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并没有明确的认识，她也不知道造成自己人生悲剧的真正原因，她当然也更不懂得，要改变自己的人生命运，只能推翻这造成人们人生悲剧的万恶的封建制度。 而鲁迅作品《明天》中的单四嫂，是鲁迅创作的第一个妇女形象。她是一个麻木、顺从，完全失去反抗力的女性。贫困寡居的单四嫂，专靠纺纱来养活自己和她三岁的儿子宝儿。宝儿生病，求签、许愿、吃单方，宝儿的病依旧不见好转。她只好把希望押在庸医小仙身上。迷信、庸医夺走了宝儿的生命，这个寡妇的最后一点希望也随之破灭。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下，一个无依无靠的年轻寡妇，哪里有能力救活儿子和保护自己？面对一连串的不幸和打击，单四嫂只好一味地顺从、屈服，没有丝毫的不满和反抗，完全麻木的把希望寄托在“明天”的到来，但在明天到来时，单四嫂却失去了唯一的儿子和仅有的财物。明天，本来应给人希望，使人重获新生，但单四嫂子的每一个明天，带来的是一次比一次沉重的打击和失望。在单四嫂子的身上，我们找不到力量，看不到希望。鲁迅先生正是在把吃人的封建社会暴露得体无完肤的同时，对如何解放广大劳动妇女这一社会问题开始了艰难的探索。 在《随感录·四十》中，鲁迅指出，妇女“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单四嫂对封建道德教条的一味遵从，对自己的命运甘心情愿地任人摆布，这就意味着等待这个可怜寡妇的，只能是更沉重更无穷尽的痛苦和悲哀，是更漫长更黑暗的无情岁月。 相对祥林嫂、单四嫂来说，《离婚》中的爱姑，是鲁迅妇女题材小说中最具反抗性的农村妇女形象。 爱姑也是一个地道的农村妇女，她十五岁嫁到施家， “低头进，低头出，一礼不缺”。然而，就是这个善良、柔顺的农村青年妇女，当丈夫另觅新欢，要遗弃她时，她却变得异常的大胆、泼辣、不屈不挠并进行了强烈而持久的抗争。在封建社会，男人三妻四妾原是司空见惯了的。大多数妇女对此忍气吞声，被迫接受事实。而爱姑在丈夫“姘上了小寡妇”后整整闹了三年，闹得施家鸡鸣狗跳，施家只好请了绅士慰老爷从中说和，而慰老爷只让施家赔八十元，劝她“走散好”。爱姑却不依，认为慰老爷“不通”，定要和他把理讲到底，“要闹得他们家败人亡”。这是何等的坚决、有气概！这在以往的旧中国妇女中是从未有过的。施家最后无法，又请出了与县太爷换过帖的七大人。爱姑还是毫不畏惧地去见七大人评理。在大庭广众之下，她申诉自己在施家受到了欺凌和冤屈，大骂丈夫是“小畜生”、公公是“老畜生”。“男尊女卑”、“出嫁从夫”的所谓封建道德，在她眼中受到了极大的藐视。爱姑替广大受压迫妇女出了一口气。虽然最后还是在地主老爷的威逼下，以施家出九十元大洋、双方“走散”结案。以上所述都是爱姑的离婚“战绩”，爱姑的反抗，已不同于祥林嫂式的反抗，它正从完全被动向有一定的主动性转变。从爱姑身上，我们看到了近代男女平等思想的萌芽，所以敢想、敢说、敢干。《离婚》中爱姑仍然处于被损害的地位，同样受封建礼教毒害，仍属于悲剧的角色。况且，爱姑又是一个没有知识、没见过世面，缺乏社会斗争经验的农村妇女，她对封建统治阶级特别对七大人这样的头面人物抱有幻想，认为七大人是“知书识理的人”，“是讲公道话的”。她还想把官司打倒县里、府里。可爱姑不知道，七大人正是压迫她的封建势力的代表。她丈夫之所以敢遗弃她，就因为有七大人等地主老爷和封建礼教在背后撑腰。七大人根本不理睬爱姑的冤苦，而是以他装腔作势的威风，压迫她屈服，以“走散”结案。爱姑最终还是逃脱不了悲剧的命运！爱姑不同以往的强烈的反抗斗争，有了摆脱悲惨命运的希望。这标志着鲁迅先生在探索中国妇女解放的道路上，又有了新的进展和突破。 单元四嫂、祥林嫂、爱姑封建社会农村妇女的典型形象，在数千年漫长而黑暗的艰难历程中，所受的封建思想毒害更深，背负着更为沉重的精神重压，灵魂深处被奴化被扭曲更为严重。作者鲁迅对她们表现出更大的关怀与同情，同时也表现出无限的悲哀和忧愤。 鲁迅，分在关注妇女问题时，不但把眼光放在农村妇女身上，也把焦点放在城市的新型女性身上。《伤逝》是鲁迅以城市知识女性作为主人公的作品。作品中的主人公子君，与祥林嫂不同的是，她接受过教育，受过知识的熏陶，是在五四新思潮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具有资产阶极民主主义思想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了争取恋爱和婚姻自由，敢于同旧势力进行较量，勇敢地背叛封建礼教和封建专制家庭，高傲地宣称：“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这是子君反封建专制的战斗宣言。她和涓生同居，表现了她对封建道德和封建婚姻制度的勇敢的反抗。作者也批评了子君软弱、妥协和思想的停滞不前，当他们建立起小家庭以后又沉浸在凝固的安宁与幸福里，忘记了人生的全盘要义，把精力顷注到家务里及恭顺地侍奉丈夫，表现出旧式妇女贤妻良母式的，失去了奋飞的能力和勇气，变得平庸短浅，由一个勇敢无畏的新时代的女性变成庸庸禄禄的家庭奴隶。由于她性格的软弱，最后不得不回到她曾经背叛的旧家庭里去，走进了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作者也写出了她纯扑善良的性格，她为了爱情，不计较涓生是个门第卑微的穷青年，当离开涓生的时侯，没有留下字条，却默默地把仅有的生活用品留给涓生，这里有关心，有惋惜，有对爱情的最后留恋，表现出子君纯扑和善良的品性。随着涓生被解雇，家庭经济陷入困境，子君与涓生的感情逐渐出现了裂痕，最后两人不得分手。子君回到冰冷的封建家庭后，不久便死于无爱的人间。无疑，子君的悲剧是时代悲剧。 子君的悲剧是必然的，把自己的幸福生活寄托在涓生身上，而忽略了婚姻家庭支柱的经济基础。没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地位，没有独立自立的意识，只能依赖他人的女性，是注定要在家庭和社会中遭遇不幸的。子君的可悲这处，在于其身的思想局限与认识局限。 本着“为人生”的启蒙主义精神，和对受压迫妇女的痛惜之情，鲁迅“自觉地与先驱者取同一步”，以悲愤的现实主义笔调，去揭露病态社会的魂灵，以期限引起疗救。作者塑造了单四嫂、祥林嫂、爱姑、子君这几个血肉丰满的艺术典型，通过她们在封建社会及其道德礼教迫害下的悲苦人生命运，揭露和批判了封建宗法制度的黑暗和愚民政策所造成的罪恶。这是鲁迅塑造这些妇女形象的目的之一。怎样才能使妇女脱离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争得做人的权利，这也是鲁迅深切关注和一直思考的问题。鲁迅对封建社会及其制度历来主张进行坚韧的战斗。为此，在他的作品中，多处描写了女主人公们的挣扎与反抗。为了使自己获得起码的生存权利，祥林嫂一生都在反抗与挣扎；而爱姑，反抗更是强悍而出格；特别是子君，自学运用了时代的新武器——资产阶级个性主义和个性解放来对抗婚俗，争取爱情自由与婚姻自主。这些反抗，对强大的封建社会及其宗法制度来说，虽然是微弱的，但却是顽强的，是茫茫黑幕笼罩下闪耀出的曾耀眼一时的火花，使人从中看到了“中国女性……在不远的将来，更要看见辉煌的曙色”。对这些女性们身上表现出的对封建恶习势力的奋不顾身的反抗行为，鲁迅显然是无限赞同与极力支持的。鲁迅的这一态度，与他指出的妇女要获得解放，必须把妇女解放运动融入社会革命大潮之中，只有解放了社会，妇女才能最终解放自己的观点是一致的。 半个世纪前鲁迅塑造的妇女形象，她们的反抗与挣扎，虽然最终还是失败了，但她们这种抗争精神及不屈性格，却启示和鼓舞了无数的后来姐妹，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鲁迅作品所塑造的这些妇女形象，其意义是深远的。
在中国文学史上，文学著作对于女性的态度是处在不断变化中的。如你所说的《氓》叙述了一个女子从恋爱、结婚、受虐到被弃的过程，感情悲愤，态度决绝，深刻反映了当时社会男女不平等的婚姻制度对女子的压迫和损害。虽属叙事诗，但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但是，仍然能看出这个女子的洒脱和倔强，“信誓旦旦，不思其反。 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就能够体现这一点。 自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转变以后，不可避免地，男性作为社会主要劳动力的社会地位在不断升高，而女性因为先天的原因无法如男人般适应社会对于力量和效益的要求，所以日益攀附于男性。毕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当然，连鲁迅先生都曾经在《纪念刘和珍君》中说过“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这也就证明了中国女子在中国封建社会虽然是饱受欺压的一方，但是色彩鲜明的女子以及中国文学史对于她们的肯定也是有的，就如你所说的花木兰，当然，也应该看到，花木兰之所以能够如此盛名，也是因为她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女性的身份，是作为男性角色扬名于世的。 而古代有很多小说，就曾将才貌双全，德艺双馨的女子视为反面教材，将不幸沉湎于男欢女爱之中的错误全部归到她们身上，因果循环，重男轻女的思想尤为严重。尤其是一部中国思想史在其中所起的作 用。从礼仪中提及的三从四德开始，到孔子的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再到宋明理学的出现，一步一步束缚妇女的言行，牵制了人们的思想，而若是女子稍有出格，则后果可想。可见，中国文学史对于女子的要求和看待还是相当苛刻的。 当然，凡事都应具体看待，何况女子本身就有好坏之分。像飞燕合德之流确是为人不齿，但也有红拂，秦淮绝艳等出尘女子。 欢迎阅读《作文:抓蝴蝶》，“查字典”每日为您更新更多优秀的“一年级作文”，请随时关注！ 这天，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到楼下院子里去玩，来到小花园里，我发现枇杷树上挂满了金黄色的枇杷果，樱花树和樟树又长高了。
有关对女性文学的认识为：女性文学虽然也称为女性解放文学、女性主义文学，但根据郑英子（韩国文学批评家）的看法，女性解放文学和女性主义文学都只是女性文学领域中的分支，女性文学一般指具有女性性质或由女性执笔写作的文学。
女性文学的视野是开放的、发展的系统，而不是封闭静止的，应该是女作家基于性别主体意识、性别视角表现的关注女性命运、女性情感、女性生命的文学，或者是基于超性别意识（隐含性别主体意识）、超性别视角（隐含性别视角）表现的包括女性生存在内的、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文本。女性文学仍是一个有待探索和完善的命题。
女性文学充分表达独特的女性魅力和奇特理念，完善人性本身精华，展现各阶段女性充当的角色，挖掘出灵魂最深处的独白。可以清晰的感受到那些呐喊、那些彷徨、那些轻浮、那些坚强，体会着女性独有的信仰理念。
女性文学研究其价值：
1、审视现代社会由于受传统性别文化的影响，在性别意识、性别观念、性别文化、性别制度等方面存在的很多不和谐因素。
2、对性别文化解构和建构，对父权社会制度解构，并建构新的性别文化，既体现男性价值观也体现女性价值观，只有这样社会才有可能和谐地发展。
3、发现和展现女性独特的审美观和价值观。女性在感知、认知和评价上具有独特的生命体验和审美魅力，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呈现出不同于男性作家的独特的美学价值。
4、女性以自身的性别意识和生命体验探讨人类和社会的问题，探讨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并提出解决的途径，从而更好地完善人类文化建设。
妇女问题，是关系社会文明的重要问题。中国文化革命主将鲁迅，对妇女问题始终给以极大的关注。故其在作品塑造了众多封建社会的妇妇女形象，通过描写她们一生悲惨的遭遇，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宗法制的种种罪恶，愤怒地控诉了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作者在同情她们的命运，关注她们的生活有的同时，也为她们的解放道路作了深层次的探索 鲁迅的思想行为一致的是，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同样充满着对封建宗法制度罪恶行径的愤怒批判。正是封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对妇女的奴役和压迫，导致中国女性几千年来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承受着肉体到精神的无尽痛苦与磨难。鲁迅以激进的民主主义与深厚的人道主义，对压迫和（）害妇妇的封建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鞭挞。在他的现实主义小说《明天》、《祝福》、《离婚》、《伤逝》中，他以深沉的笔触，塑造了单四嫂、祥林嫂、爱姑、子君等一系列的典型形象，她们悲惨的生活和结局，深刻地展现了妇女在封建制度下被绞杀的过程，字里行间，熔铸着作者的激愤与不平。 本着“为人生”的启蒙主义精神，情着对受压迫妇妇的痛惜之情，鲁迅“自学地与抚驱者取同一步”，以悲愤的现实主义笔调，去揭露病态社会的魂灵，以期限引起疗救。作者塑造了单四嫂、祥林嫂、爱姑、子君这几个血肉丰满的艺术典型，通过她们在封建社会及其道德礼教迫害下的悲苦人生命运，揭露和批判了封建宗法制度的黑暗和愚民政策所造成的罪恶。这是鲁迅塑造这些妇女形象的目的之一。怎样才能使妇女脱离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获得真正的，争得做人的权利，这也是鲁迅深切关注和一直思考的问题。鲁迅对封建社会及其制度历来主张进行坚韧的战斗。为此，在他的作品中，多处描写了女主人公们的挣扎与反抗。为了使自己获得起码的生存权利，祥林嫂一生都在反抗与挣扎；而近姑，反抗更是强悍而出格；特别是子君，自学运用了时代的新武器——资产阶级个性主义和个性解放来对抗婚俗，争取爱情自由与婚姻自主。这些反抗，对强大的封建社会及其宗法制度来说虽然是微弱拭目以待，但却是顽强的，是茫茫黑幕笼罩下闪耀出的曾耀眼一时的火花，使人从中看到了“中国女性……在不远的将来，更要看见辉煌的曙色”。对这些女性们身上表现出的对封建恶习势力的奋不顾身的反抗行为，鲁迅显然是无限赞同与极力支持的。鲁迅的这一态度，与他指出的妇女要获得解放，必须把妇女解放运动融入社会革命大潮之中，只有解放了社会，妇女才能最终解放自己的观点是一致的。 半个世纪前鲁迅塑造的妇女形象，她们的反抗与挣扎，虽然最终还是失败了，但她们这种抗争精神及不屈性格，却启示和鼓舞了无数的后来姐妹，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鲁迅作品所塑造的这些妇妇形象，其意义是深远的。
您是杀人还是提问？没有五千字的，我尽量写，鲁迅在揭示土封建势力对祥林嫂迫害的同时，也挖掘出在她身上的反抗因素。但她这种反抗意识是朦胧的。由于长期以来，受着封建反动文化思想的毒害，所以祥林嫂本能地以封建文化所规范的行为准则，作为自己的处世为人的依据和标准，故她的反抗是受封建思想意识支配的。她第一次逃到鲁镇工谋生，这种对族权和夫权的反抗本是正当合理的。但她不懂这是她求生存的权利，她逃走的目的只是为了逃避婆婆的虐待，最后她还是被婆婆劫回卖掉。她被强迫改嫁时，也拼命反抗，但这种是对“从一而终”的恪守，是对封建节烈观的愚忠。最后，她临死时发出究竟有没有魂灵地狱的诘头，虽然表明她对封建神权思想有所怀疑，但她的思想依旧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祥林嫂这一系列的挣扎和反抗，是不自觉的，其力量是微弱和苍白的，她最终还是被要深蒂固的封建大网络所捕杀。祥林嫂的最终死去，虽然与自己的愚昧软弱不无关系，但根子还是吃人的封建制度。 相对单四嫂、祥林嫂来说，《离婚》中的爱姑，是鲁迅妇女题材小说中最具反抗性的农村妇女形象。爱姑十五岁嫁入施家，婚后其夫另有新欢，要撇掉她。为了不被丈夫离弃，她大闹的，不是离婚，而是不离婚。她在众人面前怒骂其夫为“小畜生”，其公公为“老畜生”，这种大胆、泼辣、不屈不挠的性格，使用权这场斗争显得激烈和火药味十足。“打过多少回架，说过多少回和，总是不落局。最后，在七大人的“调停”下，爱姑的不愿离婚最终还是离了。 在庞大而坚固的封建势力面前，爱姑这条不安分的鱼，只能在水池中掀起几点水花，最终还是摆脱不了被吃的命运。她想凭自己个人的力量，去冲破用几千年时间织成的强大的封建罗网，那只能是妄想。当她意识到这点时，却又可悲地把希望寄托在七大人身上，认为他会为她主持公道。而封建秩序和封建利益的维护都是由七大人之流操纵的。爱姑这种天真幼稚的想法和行为，最终只能自吞失败的苦果。在潜意识里，爱姑认为被丈夫休掉是“失节”的大事。在封建社会性，只有休妻，没有离婚，而休妻是当时社会被人们尤其是妇女认为最耻辱的事情，被休之人，其地位是连寡妇也不如的。为此，爱姑才反抗，想讨回一个“说法”。爱姑表现出来的行为，说明她灵魂深处还是被封建伦理道德中的“从一而终”的观念牢牢地统治着。从这一角度看，尽管她的反抗激烈，但其意义是有限的。 单元四嫂、祥林嫂、爱姑封建社会农村妇女的典型形象，在数千年漫长而黑暗的艰难历程中，所受的封建思想毒害更深，背负着更为沉重的精神重压，灵魂深处被奴化被扭曲更为严重。作者鲁迅对她们表现出更大的关怀与同情，同时也表现出无限的悲哀和忧愤。
摘要：按照时间顺序对关汉卿的研究进行梳理，分别从元明清三个朝代以及二十世纪以来的相关研究进行分析总结。在对关汉卿的人物评价以及作品的思想内涵、艺术特色等方面的研究已有很丰富的成果，在关汉卿文学创作方面取得如此成就的深层原因还有待研究。关键词：关汉卿；戏剧；关学引言关汉卿是中国古代戏剧发展史上一位杰出的戏剧家、文学家。元明清三代都有人对其进行研究，但研究成果非常零散。如果说1913年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一书的出现，是近代中国戏剧研究的标志的话，那么现当代关汉卿研究也正是在此时开始逐渐活跃起来。在王国维、吴梅等第一批学者的努力下，对的关汉卿研究己经初具规模。自兹以降，胡适、王季思、孙楷第、冯沉君、郑振铎等一大批学者力图把考据学和社会学结合在一起，尤其重视运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关汉卿，为当时的关汉卿研究领域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在文学和文化学上，研究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或是对这个作家及其创作进行整体性的研究，它的意义都是远远超过作家、作品本身所具有的内涵的。特别是在历史的不断发展中，由于社会形态的不同，对作家、作品的研究也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关汉卿研究也是在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中前行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展现出来的作家形象和其作品的文化意蕴也是不同的，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日益扩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本文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对关汉卿的研究简单的梳理。本论一、元代对关汉卿的评价元代戏剧创作与表演为中国文学史上填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一种文学体式，它辉煌的成就让人震惊。但是在于戏剧理论研究方面，其发展则远远不如戏剧创作本身。元代对于关汉卿以及他的艺术创作的研究，是十分匮乏和片面的。一些零散的点评并没有达成系统全面地研究和论述。包括关汉卿本人也没有留下任何与文学创作有关的理论性言论，这也为后人的研究和学习留下了一种空白。元代对与关汉卿及其作品的评价多数是针对其才能方面，与理论相关的很少。元代对于关汉卿的研究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的，主要是对关氏的肯定：（一）对关汉卿才学的肯定，以及对关汉卿戏剧语言风格的赞誉，确立他在戏剧创作方面的地位，肯定他戏剧的社会价值。熊自德在《析津志》中评说关汉卿为：“生而惆搅，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籍风流，为一时之冠。”元末贾仲明对他的挽词中云：“珠矶语唾自然溜，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风月情，武惯熟，姓名香四大神州，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贯云石在《阳春白雪.序》中对关汉卿的评说：“关汉卿、庚吉甫造语妖娇，适如少女临杯，使人不忍对殊。”杨维祯在《东维子集》卷十一《周月湖今乐府序》里说关汉卿语言“奇巧”；又在《沈氏今乐府序》中总结了关汉卿与庚吉甫的杂剧总体特征：“其于声文，缀于君臣、夫妇、仙释氏之典故，以警人视听，使痴儿女知有古今美恶成败之观〔劝」惩，则出于关、庚氏传奇之变。”杨维祯在这里对关汉卿等戏剧的社会价值做了评价，这一评价固然反映出论者对关汉卿戏剧思想意识的认识不足，但能给予关剧的社会作用以如此高度的肯定，在中国戏剧理论史上杨维祯还是第一次。周德清在《中原音韵》中对杂剧创作特点的描绘是以“关、郑、白、马”(即关汉卿、郑光祖、白朴、马致远)为例，即：“一新制作，韵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又有“字畅、语俊、韵促、音调”。贾仲明说他“珠矶语唾自然溜，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贾仲明高度概括了关剧本色、行当，妙在自然、真切、质朴，绝无藻饰、雕琢、斧削的痕迹的特点，也肯定了关汉卿为元曲四大家之冠的地位。关汉卿在元代戏剧界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名气，主要是他戏剧创作的时间最早、数量最多、意义最大的原故。（二）对关汉卿的人品性格方面的评价。对关汉卿的“风流”人格品性做了明确的概括，如郝经在《青楼集.序》中评说关汉卿云：“不屑仕进，乃嘲风弄月，留连光景。”熊自德说“生而惆搅，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籍风流，为一时之冠。”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评说关汉卿为：“高才风流人也。”这些评价都可以认证关汉卿的风流品性。二、明代对关汉卿的研究明代对关汉卿的研究发生了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对关汉卿的评价有所降低。明代严格限制戏剧活动，《大明律·刑律杂犯》中明确规定：“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明代大力推行功利主义的戏剧意识，封建君主专制将戏剧活动乃入到掌控范围之内，将戏剧变成教化人民的工具。这里要提到皇室的代表人物——朱元璋十七子宁献王朱权。朱权认为，论剧最高标准应为“治世”，最高艺术境界为“安以乐”与“心之和”为。他认为：“盖杂剧者，太平之胜事，非太平则无以出。”他还要求剧作家“乐雍熙之治，欲返古感今，以饰太平。”在戏曲创作题材上，特别提倡和推崇“神仙道化”剧，并将其列在《杂剧十二科》之首。他极力主张剧作家应当“有不吃烟火食气”，而“无纤翁尘俗之气”，以阻隔剧作家与显示生活的联系。这样的戏剧观念必然使朱权在评价元代已经被推崇为戏剧大家并占有第一位置的关汉卿时，不得不说他是“可上可下之才”。（二）明代从“诗”的角度对元杂剧进行评价。如朱权“关汉卿之词，如琼筵醉客。观其词语，乃可上可下之才”。又如明代刘揖《词林摘艳.序》云：“至元、金、辽之世，则变而为今乐府。其词擅场者，如关汉卿，庚吉甫、贯酸斋、马昂夫诸作，体虽异而宫商相宜，此可被于弦竹者也。”明代王世贞《曲藻.序》云：“曲者，词之变。……诸君如贯酸斋、马东篱、王实甫、关汉卿、张可久、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白仁甫辈，咸富有才情，兼喜声律，以故遂擅一代之长，所谓`宋词、元曲，’殆不虚也。”明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云：“元人乐府，称马东篱、郑德辉、关汉卿、白仁甫为四大家。马之词老健而乏姿媚，关之词激厉而少蕴籍，白颇简淡，所欠者俊语，当以郑为第一。”以上均是从元杂剧“诗性”语言的角度对关汉卿及其作品进行的评价，所以，关汉卿在明代戏剧的地位并不是很高。三、清代对关汉卿的研究清代对于关汉卿的态度较为平和。有关记载如下：李玉《南音三籁·序言》中云：追至金元，词变为曲。实甫、汉卿、东篱诸君子，以濒瀚天才，寄情伴吕，即事为曲，即曲命名，开五音六律之秘藏，考九宫十三调之正始，或为全本，或为杂剧，各立赤帜，旗鼓相当，尽是骚坛飞将。凌廷堪《校礼堂诗集》卷二《论曲绝句》三十二首有云：时人解道汉卿词，关马新声竞一时。振俄长鸣惊万马，雄才端合让东篱。焦循《易余篱录》卷十五：词之体尽于南宋，而金元乃变为曲，关汉卿、乔梦符、马东篱、张小山等，为一代巨手。乃谈者不取其曲，乃论其诗，失之矣。刘熙载《艺概》卷四《词曲概》中有云：北曲名家，不可胜举，如白仁甫、贯酸斋、马东篱、王和卿、关汉卿、张小山、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其尤著也。诸家虽未开南曲之体，然南曲正当得其神味。观彼所制，圆溜潇洒，缠绵蕴籍，于此事固若有别材也。李调元《雨村曲话》卷上：王弃州云“宋未有曲也。自金、元而后，半皆凉州嚎嘈之习，词不能按，乃为新声以媚之。而一时诸君，如马东篱、贯酸斋、王实甫、关汉卿、张可久、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白仁甫辈，咸富有才情，兼喜声律，遂擅一代之长，所谓宋词、元曲，信不诬也”按：贯酸斋、张可久、宫大用工小令，不及马、王、关、乔、郑、白远甚，未可同年语也。综合以上记录，从研究关汉卿的角度讲，不仅肯定了关汉卿的文学地位与创作风格，也给后人进行关汉卿研究提供了思考的空间，具有积极的意义。 清代另有两则记录对关汉卿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一则是清代中后期的梁廷梢，他在《藤花亭曲话》卷二中有云：关汉卿《玉镜台》温娇上场，自[点绛唇]接下七曲，只将古今得志不得志两种人铺叙繁衍，与本事没半点关照，徒觉满纸浮词，令人生厌耳。律以曲法，则入手处须于泛叙之中，略露求凰之意，下文情散彼美，计赚婚姻，文义方成一串；否则突如其来，阅之者又增一番错愕也。在关汉卿众多的戏剧创作中，梁廷梢选择了不是关汉卿优秀之作的《玉镜台》进行评论，颇为新奇，他所说的“本事”应该是指戏剧创作的“立意”，而对于《玉镜台》的“立意”，他是认为没有新意、过于直白，或者说没有跳出传统的伦理道德范畴。而对《玉镜台》的“结构”又有赞赏之意，表达了他个人对戏剧创作要讲究“结构布局”的观点。另一则记录为清代乾隆二十年修订的《祁州志》，其中卷八《纪事》中“关汉卿故里”条云：汉卿，元祁州之伍仁村(今属河北省安国县)人也。在现存的历史资料中，有关关汉卿的记载很少很少，其中关氏生平、籍贯的资料更是少而又少，现存的记录有：元钟嗣成《录鬼簿》中记有关汉卿“大都人”；元末熊自得《析津志》又称其为“燕人”的记录；清姚之胭《元明事类钞》卷二十三引元末明初人朱右所撰《元史补遗》云：“关汉卿，解州人。工乐府，著北曲六十本。”乾隆《解州志·人物》、光绪《山西通志·文学》及《蒲州志》、《解县志》等均有类似的记载。《祁州志》的记载，使研究关汉卿的籍贯又增添了一条新的信息，为后来的诸多学者研究关汉卿提供了比较有力的证据，开拓了研究的范围。四、20世纪对关汉卿的研究关汉卿研究在20世纪成为研究元代杂剧中的热点，对其在元杂剧创作方面的成就取得了充分的认识，肯定了他在中国古代戏曲史、古代文学史乃至世纪文学、戏剧史上的“大家”和杰出地位。王国维是近现代开启中国古代戏剧，特别是元杂剧研究之幕的第一人，也是研究关汉卿的第一人，他对关汉卿的评价奠定了20世纪元杂剧研究中的崇高地位。与王国维大致同一时代的吴梅（1884—1939）在《中国戏曲概论》中，他肯定了关汉卿戏剧创作的地位和豪放的艺术风格，是很有见地的。郑振铎也是最早对关汉卿进行深入研究并给予高度评价的学者之一。从1930年1月开始，《小说月报》以近两年时间连续载郑振铎写的《元曲叙录》共75则，其中有15则介绍关汉卿的生平，评介关汉卿13个杂剧作品的版本、人物与情节。郑振铎很早就对关汉卿的生卒年进行研究，他在《中国文学史》第四十六章云：汉卿有套曲《一枝花》一首，题作`杭州景’者，曾有“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之语，借此可知其到过杭州，且可知其作于宋亡（1278）之后。《录鬼簿》称汉卿为已死名公才人，且列之篇首，则其卒年至迟当在1300年之前。其生年至迟当在金亡之前的二十年（即1214年）。后来，郑振铎又在1958年6月28日，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戏剧活动七百周年大会上作了题为《中国人民的戏剧家关汉卿》的报告。胡适在20世纪30年代也关注元杂剧的研究，1936年发表了《关汉卿不是金遗民》一文，对关汉卿生平进行认真而有成效的考证。其结论为：郑振铎先生根据汉卿“杭州景”套曲，考定他到过杭州，在278年宋亡以后，是很对的。但他说汉卿的“卒年至迟当在1300年之前”，还嫌太早。关汉卿有《大德歌》十首，此调以元成宗的“大得”年号为名，必在“大德”晚年。大德凡十一年（1297一1307），而汉卿曲子中云：“吹一个，弹一个，唱新行大的歌”。这可见他的死年至早在1307年左右。此时上距金亡已七十四年了。故我们必须承认关汉卿是死在十四世纪初期的人，上距金亡已七八十年，他决不是金源遗老，也决不是“大金优谏”。平心而论，胡适对关汉卿生卒年的推断，虽然文字不多，却卓有成效，对当代的研究者很有影响，对他的推论也很难找到资料、证据进行质疑。孙楷第在《关汉卿行年考略》一文中认为，关汉卿生年在宋淳枯元年至十年（1241—1250），卒年在元延枯七年至泰定元年（1犯0—1犯4）这种说法也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同。冯玩君在《孤本元明杂剧钞本题记》中提出了“两个关汉卿”的说法，“一个籍贯是解州”、“一个籍贯是大都”，表现了女学者大胆假设的另一面，但这种说法没有得到学界的认同。1958年的“关热”形成了1949年以后元杂剧研究的第一个高潮。这一时期，研究者们主要从两个方面对关汉卿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一是关汉卿生平事迹的考证。研究者对关汉卿的生平事迹提出了各种观点，对自己已经掌握的史料进行辨析，并发现了新的史料，通过讨论，学界对关汉卿的生平以及创作活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文章有：赵万里《关汉卿史料新得》公布了他发现的《析津志·名宦传》中的关一斋小传；蔡美彪《关于关汉卿的生平》和《关汉卿生平续记》；戴不凡《关汉卿生平新探一一从高文秀是东平府学生员说起》等都是研究关汉卿的重要成果。二是对关汉卿作品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的评析。从人物形象的塑造入手研究作品是这一时期关汉卿研究的特点。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提出关汉卿“当为元人第一”的观点后，研究者主要把关汉卿的曲辞和文章作为研究对象和内容，从而忽略了作品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的研究。自1949年至“文革”开始的17年里确实是元杂剧也是关汉卿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其间尽管有由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特别是政治思维定势的介入导致的学术讨论方向的偏颇，但总体上讲，对关汉卿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对以后（特别是八、九十年代）的学术发展与繁荣起到了铺垫的基石作用，为当代人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文革”十年期间，大陆的学术空气凝滞，研究停止，但香港、台湾等地区的学者还是下工夫对关汉卿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香港梁沛锦与日本学者波多野太郎合著的《关汉卿现存杂剧研究》，该书对关汉卿现存杂剧进行了整理和校订，而卢元骏的《关汉卿考述》是一部比较系统地介绍和初步探讨关汉卿生平创作的专著。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带来的进步使研究者又获得了“科研”的春天，很多学者的心情与干劲像接受阳光与雨露的小草在科学园地里充满了勃勃生机。学术著层出不穷；尤其是西方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的大量注入，使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受西方思潮的启发，打开并形成自己新的学术视野。这些同样给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带来了新的气象，也形成了一个健康、科学、热烈的学术氛围，并推动了各项研究的发展。在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下，继1958年后，关汉卿研究再度出现高潮。20世纪50年代末期，田汉、夏衍等人还倡导建立“关学”，此项工作虽然没有像他们期盼那样达到预期的效果。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关汉卿及其作品为研究对象，学术界开展了比较全面的研究，成立了全国性的关汉卿研究会，出版、发表了大量的研究专著、文章，研究成果还是可观的。仅关汉卿的传论，就有野马的《关汉卿的生平及其作品》、谭正璧的《元代戏剧家关汉卿》等论著。多种选集共同的特点是：他们大都收集了关汉卿现存的18部全本杂剧（包括存疑的）3种残剧，并且在编注、注释、剧本存疑探讨等方面，作到了学术性和普及性兼顾。再有值得注意的就是田汉的话剧《关汉卿》为宣传关汉卿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可以说、20世纪，关汉卿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起到了保存和宏扬中国古代戏剧的作用，也使人们包括整个世界的人们看到了中国除诗歌、小说以外元代戏剧艺术的辉煌和关汉卿在此所作出的伟大贡献。结论1958年，关汉卿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提名为世界文化名人，学界以此为契机展开了大规模的研究及关氏的戏剧编演活动，取得了丰厚的成果。但由于受政治思想等因素的影响，在关汉卿的研究中，未能立足于文学与戏剧艺术本身和作家本身，而仅仅是围绕“作者生平、籍贯”“作品主题思想”“人物形象”等内容进行分析与探讨，政治思维定势以其极大极强的优势侵占着人们的头脑，导致文学研究被“异化”，于是关汉卿就成为了反封建的勇敢“斗士”。这种研究的结果无疑是历史局限性的。纵观20世纪关汉卿及其作品的研究概况，大都是围绕着关汉卿的籍贯、生平以及杂剧(包括散曲)的思想内容、艺术成就等等，争论虽多，但也基本有大致的看法。我们应该承认，研究性的文章、著作虽多，但问题也不少。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一是材料很少，除了已经被传抄摘引了无数次的《录鬼簿》、《青楼集》、《太和正音谱》、《南村辍耕录》、《宋元戏曲考》、《曲律》等以外，没有发现新的有价值的材料;二是研究范围狭小，总是在作家生平、籍贯、活动地点、从事职业、是否遗民、入仕与不入仕等问题上打转转;三是受时代的影响，有的学者在研究和评价关汉卿时仅注重其戏剧的社会性和思想性，把关汉卿拔高到一个彻底的反封建斗士形象上来。有识之士在中国近代的政治斗争中把文学当作了斗争的武器和宣传工具，文学在斗争中显示了非常的意义。在以政治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中，文学包括文学研究都沾染上了政治的色彩，甚至是绝对化了的政治的文学与文学研究，使文学作为与政治并行的一种人类存在的社会现象发生了变形，这种变形同样反映在关汉卿的研究上。这样研究的结果，必然导致关汉卿与其作品和他创作的初衷之间产生极大的距离。因此有必要重新对关汉卿及其作品进行新的探讨。关汉卿之所以能成为元代戏曲家创作所取得成就的顶峰，自有其复杂的客观环境，历史背景、创作深度和作家条件等原因。参考文献：1.论关汉卿的人生观与创作观林岳晋阳学刊2003年02期2.莎士比亚和关汉卿李样林华夏文化2003年02期3.“铜豌豆”与“马神仙”—试论关汉卿、马致远杂剧创作倾向之不同李建武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02期4.关汉卿的民间情怀孙燕华上海戏剧2003年01期5.从《窦娥冤》看关汉卿的南权本质张维娟戏曲艺术2003年02期6.试论关汉卿笔下的妓女形象张海燕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02期7.人文奥运为何要请关汉卿吴志根湖北社会科学2003年10期8.关汉卿与马致远杂剧之比较何悦玲固原师专学报2003年02期9.“本一点孝顺的心怀,倒做了惹祸的胚胎”—窦娥冤屈的深层文化意蕴钱华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05期10.关汉卿的生卒年和里籍问题章宏伟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04期
女性形象分析开题报告女性形象分析开题报告女性形象分析开题报告开题报告是指开题者对科研课题的一种文字说明材料。这是一种新的应用写作文体，提供了有关女性形象分析开题报告，希望能够切实的帮助到大家。一、课题论证：（一）国内外研究：著名女性文学研究者谭正璧先生的《论苏青与张爱玲》，对两位女性作家进行比较，他认为张爱玲是重视人情甚于世情的作家，他重世情因而有后来不能居上的看法，与傅先生看重其对人性情欲的挖掘刚好相左。或许谭先生指出了张氏部分作品内容的某种局限，但评论者自己对作品内容的理解未必是没有局限的。不错，爱情婚姻两性关系是张爱玲观照人生的基本角度，但在她描写的媒妁婚姻、金钱婚姻、高等调情、通奸姘居及其它种种畸型变态的两性纠结中，包含着十分丰富的人性与社会文明的冲突。正是在这一点上，张爱玲超越了一般的海派小说家。对于此方面，谭先生显然注意得不够。
你两百分加赠送200 估计才有人心动帮你写吧现在女性 个人感觉 自信 阳光 有个搞笑的说现代女性的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杀得了木马，翻得了围墙，开得起好车，买得起好房，斗得过二奶，打得过流氓
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剖析张爱玲的小说对读者来说想必已不陌生了，很多人都细致的描写间接地表达了自己对封建道德摧残女性的痛或多或少地读过她的作品。看过她作品的人可能会不约斥与愤恨以及对这些女性遭遇的叹息和同情。而同地发现一个问题，张爱玲爱写女人，尤其爱写 20世纪曹七巧，无疑是张爱玲作品中塑造的最典型的一个女三四十年代上海的女人，而且写得与众不同，栩栩如生，深性人物。她，原本一个健康、活泼开朗的姑娘，只因哥嫂的入骨髓。如她所塑造的许多特殊女性形象一样，张爱玲的贪财，姜公馆传宗接代的需要，在交易中就被无情地当做女性意识别具一格，独放异彩。一件物品嫁给了一个全身瘫痪，只有一息尚存的陌生男人，做起了生育的机器。从此，封建的道德使她失去了自一、作品背景由，家庭的纲常使她尝尽了他人的眼色，内心的真情得不张爱玲 1921年出生在上海，出身名门，从小就受到传到释放，时间久了，心理上发生了变化，人性开始变得扭统文化的影响，同时又接触过西方文学艺术。20世纪三曲，导致后来竟残忍疯狂地把封建伦理道德对她的毒害加四十年代的上海，虽然资本主义工商业已得到了很好的发倍地转嫁到自己的一双儿女身上，以此来发泄自己的愤恨展，西方的文化与观念冲击了人民的生活，新文化运动也与不满。这样的行为无疑是让人痛恨的，这个女人也是让使很多女性认识到女性解放的深刻社会命题，但封建的伦人厌恶的。可在愤恨的同时我们又不自主地对她充满了理道德体系依然存在，仍然在某些范围内维持、发挥着它深深的同情。就如张爱玲在作品中描写七巧遭到姜季泽强大的威力。精神上，女性没有彻底地解放思想，没有完拒绝后的表现 : “她睁着眼直勾勾朝前望着，耳朵上的实心全走出男权社会的意识 ;而经济上，女性也没有取得独立小坠子像两只铜钉把她钉在门上 ———玻璃匣子里蝴蝶的的地位，离开男人，很多女人根本没有生存的能力。封建标本，鲜艳而凄怆。”曹七巧就像一只美丽的小鸟被套上了观念与习俗牢牢地禁锢着女性的思想，使她们在生活尤其一把 “金色的枷锁 ”，锁在了封建宗法制度铸造的笼子里，是婚恋问题上深深地受制于封建伦理道德的约束和男人永远喘不过气来。张爱玲痛恨封建的宗法制，可她并不是的摆布，严重的 “奴性心理 ”在她们的心里不断滋长，最终直接地痛斥，而是借七巧的口流露出对封建遗老遗少的蔑根深蒂固，扭曲了她们的人格和灵魂。视和憎恨以及对受迫害女性的同情。娇蕊，是张爱玲小说《白玫瑰与红玫瑰》里的人物，二、代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她，原来是一个开放热情、充满欲望的女人，把生活的所有张爱玲就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而她，一个女人，都寄托在男人身上。她，以自己的美貌和妩媚身姿吸引了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和敏感的心灵观察到了当时社会的黑众多男人的视线，让他们都围绕着自己。她天真地以为这暗，深刻地体察到了女性在封建道德和意识的毒害下身心样就展现了自己的魅力和价值，女人就是有了独立的地遭受的摧残和苦难。对此，张爱玲用自己细腻的笔触生动位。可不久她就发现自己错了，振保，这个自私、无情、虚地刻画了许多饱受封建思想毒害的女性形象，通过对她们伪、满脑子假仁义道德、不负责任的男人打碎了她原有的观念，让她清楚地认识到女人的世界不是只有男人的身影。振保的爱深深地伤害了她，可这个坚强充满活力的女一个幸福的家庭，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可以说，和曹七巧相比，娇蕊是张爱玲塑造的另一个典型的女性人物。张爱玲通过对她生活、爱情观转变过程的描写，向读者传达出对女性命运的深沉思索 :爱情不是生命的全部，女人不能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男人身上，甘做他们的附庸，而是应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勇敢地追求真正的幸福。张爱玲塑造的典型女性形象远不止她们两个，但大多也都和她们相似，命运都渗透着不幸和悲哀，不论是戴着金枷锁的曹七巧、拥有温暖家庭的娇蕊、为爱情的葛薇龙，还是知识女性白流苏。记得张爱玲曾说过 : “生命是一件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其实，她自己及塑造的众多女性人物本身就是一件件华美的袍子，但不幸的是封建的纲常伦理、宗法制度却把这些美丽的东西撕坏了、弄脏了。张爱玲看清了这些，但她不堪忍受这样的残忍，所以她勇敢大胆地执起笔写出对封建伦理的控诉，流露出对不幸女性的丝丝同情，更重要的是她把笔伸向了女性生存空间的层次，启迪女性解放思想，挣脱男人的牢笼，争取独立的人格和地位，为女性命运的探索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三、作品人物的女性意识 1.女性意识的觉醒谈到张爱玲的女性意识，我们不能不从她的小说处女作《不幸的她》谈起。《不幸的她》是作者第一篇反映女性意识的雏形代表作。说她是呈现女性意识雏形的开端，是因为这部小说仅有 1 400多字，写法还很幼稚，刊登在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年刊《凤藻》1932年第 12期上。在这部微型小说中，张爱玲运用跳跃式的叙事方式，向读者清晰地展现了当代女性生命的历程，而这个历程恰恰反映了女性纯洁美好生命被毁灭的过程。正如小说描写的那样， “她”在童年时代拥有着快乐和幸福，而当她长大以后，便开始成为社会的牺牲品，她被母亲许聘给了纨绔子弟。为了自己的自由，为了表示抗争，“她”最后离开了自己的母亲。而她的离开，也就意味着离开了“奢华的生活 ”，意味着漂泊的开始。在小说中我们发现作者是多么希望女性独立，尽管这种希望还是建立在女性反抗 “腐败的积习 ”基础上的，还仅仅表现在女性对婚姻自由追求层面上，还没有触及到女性生存世界的根本，但它还是流露出作者在其小说中首次表达的女性对自我的关注，因此，这种流露完全可以说是张爱玲小说女性意识的觉醒。张爱玲作品中的曹七巧和郑川嫦的命运是一样的，她们来到这个社会，却一天福也没有享受过，就连女性最起码的尊严都没有得到过，活的是那么不体面，所有的生存意识都被以男权主义统治为主宰的腐朽社会吞噬了。在张爱玲的笔下就是要借两位女主人公的死为代价，来唤醒成千上万的中国女性觉醒，激起她们强烈的女性意识。她号召中国女性要为自己争取平等自由，要有尊严地活着。 2.女性意识的成熟张爱玲和曹七巧、郑川嫦虽然同处在一个时代里，但张爱玲是一个勇于批判，敢于宣泄，并能够以文学为武器，向那些束缚着女性的陈规陋习挑战的人。通过塑造女主人公的悲惨命运，激发起那些被压抑的女性群体的反抗，号召她们向 “男权主义 ”进行抗衡，争取在社会地位上的自我解放。张爱玲笔下的娇蕊身上充满着孩子气，她以挑战男人为荣耀，表达了张爱玲想借助娇蕊探索女性价值的欲望。娇蕊本以为只有在男性社会才能体现女性的价值，以为凭借自己动人的身材就能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地位。这些早期女性意识的反映在娇蕊身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当她对佟振保彻底失望后，娇蕊的女性意识逐渐走向成熟，当她在爱情失败后还能够继续勇敢地去追求爱情的真谛，对爱的欲望还是那么强烈时，她的世界里开始不再只有男性，她能从依附男人中解脱出来，变得开始在男性世界里闯荡，她对爱的执著追求终于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个女性所拥有的价值和幸福，自己有了一个温暖的家，丈夫对她的爱让她有了尊重感，并且爱得很光明正大。张爱玲所塑造的娇蕊是女性意识成熟的典型代表。她所描写的曹七巧、小艾、郑川嫦等，都是下层女性的代表，她为她们的不幸深表同情，通过对她们悲惨命运的描写唤起更多女性的觉醒，让女性群体能够得到她们应有的权利和自由。在张爱玲以后的作品中，从传统的男女关系出发去反思女性的生命存在，到书写男女两性的平等关系，再到颠覆传统男尊女卑关系书写男女关系的错位和倒置，这是一个很有意味的转向。它意味着张爱玲小说女性主体意识在逐渐膨胀，这种膨胀显然与张爱玲追求女性绝对独立的意识相关，它以张爱玲追求摆脱女性的男性附庸地位为起点，先是转向追求男女平等，进而转向女性对男性的超越。参考文献 :［1］朱爱莲．个体与组合的冲突———张爱玲《同学少年都不贱》主题矛盾探析［J］．作家，2012，( 2)．［2］欧芳．萧红与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对比分析［J］．作家，2009，( 4)．［3］毛正天，冉小平．独特深刻的女性问题思考———张爱玲“女性书写 ”的人性观念［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5)．［4］吴著斌．论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和人性关怀［D］．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5］苏丽．张爱玲小说女性意识在电影改编中的流变［D］．苏州 :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6］谢理开．论张爱玲小说女性意识的流变［J］．绥化学院学报，2008，( 2)．〔
以某个人的形象来代表自己心目中现代女性形象
女性是社会生活的半边天，没有女性就没有了人类。不可否认在历史的长河中，女性一直是处于弱者的地位，相夫教子是历史赋予她们的人生追求。因为这个追求，她们甚至没有了自己的思想、尊严、甚至是自己的幸福。翻开历史的画卷，在绵延的岁月中，我们依旧可以看到许多女性留下的斑斑血泪；仿佛能听见许多凄厉而尖锐的呼救声。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的思想渐渐开放。整容”、“美体”等现代潮流强烈冲击着人们的大脑神经，时尚、休闲服饰逐渐抢占了女性市场。“一夫一妻”制的实施，标志着女性的地位有了一个跳跃性的突破，许多女性摆脱了“弱者”这个称号，挣脱封建的枷锁，走向社会，用自己的实力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空。我心目中的现代女性应该是自信的。这种自信是源于自己的意识和自我暗示。她们把自己收拾得靓丽多姿，有着美丽的容颜，不论走到哪里都是引人注目的、羡慕的、嫉妒的。它展示了一个女性的阳光、乐观和积极的人生态度。如今，在职场、在商海、在国家机关、在三尺讲台，到处可以看到女性们自信的身影。我心目中的现代女性应该是自强的。当生活的狂风巨浪袭来时，仍能临危不乱，处事不惊；当生活的担子重压在肩时，仍能咬紧牙关，挺起胸膛；当家庭遭遇命运的捉弄时，仍能擦干眼泪，微笑面对，向世界展示出坎坷命运中折射出的女性光辉。我心目中的现代女性应该是多情的流水。她们柔情似水，如缓缓流淌的山泉；她们纯情如水，像清澈的小溪；她们深情似水，像深邃宁静的港湾；她们激情如水，像高山上潺潺飞溅的瀑布。女性是水做的，她们用最直接的方式表达着自己丰富的感情。我心目中的现代女性应该是高雅却不失才情的代名词。作为一名女性，尤其是当代女性，华丽的装束、艳丽的打扮已经不再是人们心目中女性之美的名词。现代的女性美开始逐渐地被气质和才情所替代。她们可以没有太阳的靓丽光芒，却有着温文尔雅的气质，那么的令人舒心，使人不由自主靠近。我心目中的现代女性应该是母性与善良的化身。母性意味着宽容，意味着善解人意，意味着平易谦和，母性让女性显现出一种奇异的光辉，给人以一种平和和安宁之感。她时而轻轻拂过，温柔得令人陶醉；时而清爽凛凛，使人沁入心脾，时而强力凛冽，给人强大的动力。这便是我们心目中的现代女性，虽然自信自强，却不失高雅多情、母性善良的一面。她们不在是历史的陪衬，而是自己的主人，是命运的主宰者，已经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半边天。
古代艺术中的女性形象及其时代特点是我为大家带来的论文范文，欢迎阅读。
摘 要：作为绘画的表现对象，女性艺术形象具有悠久的历史。
早在战国、西汉墓葬中出土的帛画上，就已有体态动人的妇女形象，至今，女性仍作为绘画创作的重要题材之一，被生动地表现着。
女性形象的创作在中国画中被称作“仕女画”。
早期的绘画，题材分科没有细目化，女性形象揉杂于人物画的创作中。
随着画作中女性形象日益成为主要的表现对象，以女性为题材的画家队伍日益壮大，逐渐在人物画科内建立起一个专门表现女性生活的分目。
尽管，画面中出现的并不一定都是佳丽美女，但人们还是习惯于将仕女画称为“美人画”。
仕女画的画家们则更是在其作品中寄托了对于“美”的向往。
他们按照自己心目中“美”的理想来塑造各类女性形象，而“美”的标准又因时而异，不同时代的画家都以其当时对于“美”的理解来进行创作。
因此，了解绘画作品中女性形象的时代特点，有助于仕女画的研究与鉴定。
关键词：古代艺术;女性绘画;时代特点
中国古代悠久的绘画历史，给后人留下了大量精美的作品。
其中，不乏有各个时期的女性形象出现。
魏晋以前的卷轴仕女画今已无存，我们所能见到的迄今最早的“仕女画”是1949年出土于长沙陈家大山楚墓的《人物龙凤帛画》。
在这幅帛画中，出现了以为战国时期的女贵族。
她虽然身材窈窕、衣着华丽，面部表情却显得十分肃穆。
再参看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帛画中所绘女墓主的形象，她年纪稍大，体态肥硕，虽然在外形上与《人物龙凤帛画》中的女人大不相同，但也是一幅尊贵冷峻的样子。
为何这两幅帛画中的女人都显得如此庄重严肃?因为魏晋以前，中国绘画尚未进入自觉状态，这类帛画的创作多是带有明显巫术礼仪性质的。
它们被应用在丧葬仪式过程中，起着某种神秘的作用，比如是引魂升天，或是作为死者的符号代码等。
这样庄重严肃的用途决定了这类帛画中女性形象程式化的肃穆。
魏晋南北朝是仕女画的早期发展阶段。
描绘的女子主要是古代贤妇和神话传说中的仙女等，这类形象的原型一般来自于诗、赋等文学作品和世间传说。
画家在表现这些远离现实生活、带有理念化色彩的女性时，最为关注的是如何通过对女性外在形体的表现，张扬出其内在的精神气质。
从目前存世最早的卷轴仕女画，东晋顾恺之依据曹植《洛神赋》诗意创作的《洛神赋图》(宋人摹本)中对洛水女神的描绘，可见典型的魏晋美女瘦骨清象，气度高古的风姿。
洛神面型椭圆，眉目清秀，体态纤丽淑婉，轻盈修长。
她没有因在洛水边与曹植巧遇而显现出欣喜欲狂的神态，也没有因与曹植离别而流露出伤感悲愤的情绪，她绐终以淡泊平和的表情面对事态的发展，从而成功地昭示出洛神超凡脱俗的高逸美，这种美与魏亚时期人们崇尚玄学、关注人的内在精神气质，追求超脱的时代特征相吻合。
唐代作为封建社会最为辉煌的时代，也是仕女画的繁荣兴盛阶段。
画家们以积极入世的行乐观密切地关注于丰富多彩的现实社会，尤其热衷于表现贵族妇女闲逸的生活方式，单调而悠闲的生活情调。
张萱、周昉是这一时期著名的仕女画家。
周昉笔下的《挥扇仕女图》代表了唐代宫苑仕女画在形神兼备方面所取得的杰出成就。
画家在造型上注重写实求真，女子脸型圆润饱满，体态丰腴健壮，气质雍容高贵，展示出大唐盛世下皇家女性的华贵之美。
这种美以具有强烈的时代感，迎合了中晚唐时期大官僚贵族们的审美意趣，而备受瞩目，并成为唐代仕女画的主要艺术特征。
继唐代之后的五代是个政权交替频繁的时代，画家们在仕女画的创作上，即继承了唐代的传统又有所变革。
如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笔下的女伎与唐代的仕女相比，最显著的变化是，歌伎丰腴的肌肤因缺少唐代宫女臃懒的体态，而更具健康之美。
阮郜《阆苑女仙图》中仙女们修长的身材更是越出了唐代仕女丰满肥胖的造型程式，一改唐代即使画仙女，也始注重表现女性身段线条的曲线美及娇媚之姿。
宋代作为政权相对稳定，经济发达，文化昌盛的时代。
在仕女画的创作上承袭了唐、五代兴盛之势而又有所创新，尤其是在题材方面，其表现范围已扩展到前所未有的宽泛地步。
除宫廷贵族妇女、神话传说中的女子仍被描绘外，生活中最低层的贫寒女子也开始为画家们所关注，如王居正《纺车图》中的女性，她们与晋代顾恺之、唐代周昉笔下的仕女相比，没有娇美的相貌、诱人的身材、华丽的服饰及尊贵的地位，她们仅是生活中最为普通的农村妇女。
衣裤迭经补缀的老妇面容憔悴动作迟缓，艰辛的生活令其相貌充满沧桑感。
作者以写实的艺术手法不加美化地表现她们，意在赞扬她们安贫乐道的生活态度及朴实无华的个性美，同时也表达了对她们贫苦生活的同情。
图中反映了宋代仕女画的艺术特点，人物造型严谨，形体比例准确，体态生动自然。
元代作为蒙古贵族统治时期，特殊的社会目前状况和民族冲突，令画家们避居山野，倾心于抒发隐居情怀的山水画创作，由此而导致元代仕女画呈衰退之势。
画家们在题材的选取上，没有继承宋代积极地表现各个阶层、各种身份、各样处境下诸多女子的传统，而是，游离于现实生活之外，在历史故事和文学作品中寻找表现题材，人物造型上则继承了盛唐人物“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的遗风，如周朗所绘《杜秋图》中的杜秋，她与周昉《挥扇仕女图》中的人物形象相仿，既圆形脸丹凤眼，高鼻梁，嘴唇小而丰满，面部没有过多的表情。
躯体丰腴肥胖并着以直筒形长裙，遮掩住了女性腰身的曲线美。
明代是封建社会的政权稳定时期，仕女画在文人画家的积极参与下获得极大的发展。
在题材上，除肖像外，戏剧、小说、传奇故事中的各色女子则成为画家们最乐于创作的仕女形象。
人物的造型由宋代的具象写实逐渐趋于带有一定唯美主义色彩的写意。
仕女身材婀娜匀称，面容端庄清丽，举止间流露着女性文雅恬静之美，尤其，他们怡情于亭台之间，身着贴体紧身的明服，更增强她们体姿的修长与典雅的`风致。
明代作为仕女画的艺术成熟阶段，这时期，不仅涌现出了众多杰出的仕女画家和他们所创作的作品，而且在表现技法上亦丰富多彩，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如吴伟的《武陵春图》代表了明前期白描仕女画的最高水平。
武陵春以细匀的淡墨线绘成，画面清雅、秀润，更贴切地表现出女主人的纤弱文静之气。
文徵明的《湘君湘夫人图》代表了淡彩仕女画的最高境界。
人物以朱砂粉白为主调的浅彩设色，表现出女神温柔娟秀的美感。
仇英的仕女画有“周昉复起，亦未能过”之评。
其《贵妃晓妆图》，充分地展示了他工笔重彩仕女画的深厚功底。
图中所塑造的杨贵妃及宫女虽然是唐代宫苑仕女，但实际上她们已完全是明代文人心目中理想美女的形象。
她们修颈、削肩、柳腰与周昉笔下曲眉丰颊、短颈宽胸的宫女有着全然不同的审美意趣。
清代作为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朝代，仕女画发展至此，被抬高到居山水、花鸟诸表现题材之上的至尊地位，正如，清代高崇瑞《松下清斋集》所言“天下名山胜水，奇花异鸟，惟美人一身可兼之，虽使荆、关泼墨，崔、艾挥毫，不若士女之集大成也。”这时期的仕女画在创作上日益脱离生活，成为一种概念化，程式化的表现题材，画作中的女子无论是贤妇、贵妇、仙女或从军习武的花木兰、梁红玉等皆拥有着修颈、削肩、柳腰的体貌，长脸、细目、樱唇的容颜，“风露清愁”、暗然神伤的小家碧玉般韵致等。
因为，不论是宫廷画家焦秉贞、冷枚，还是文人画家改琦、费丹旭等，均以表现女性“倚风娇无力”的仪态为他们的审美追求。
这种程式化“病态美人”状，直至海派画家任颐等人的出现，才有所改观。
画家们热衷于女性形象的创作并不表明对她们人格的尊重，女性只不过是被用来展示的艺术观赏品而已。
因此，女性题材画在清代画坛中的地位的提高，折射出来的却是女性社会形象的日益低落。
中国古代绘画中的女性形象好比一面镜子，折射出不同历史时期的艺术特色和时代特色。
观照她们能使我们窥见各个时期的历史、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的特点及其演变轨迹。
这是一个老话题，又是一个不断出新的话题。
我相信通过从各个角度不断的深入、不断扩展的研究，我们对这一领域还会有新的理解和认识。
古代的仕女，终将撩开她神秘的面纱，向我们讲述有关她的更多故事。
参考文献：
[1]廖雯.绿肥红瘦—古代艺术中女性形象和闺阁艺术[M].重庆出版社.2005.
[2]史琦.浅析中国绘画中的“女性艺术形象”[J].文艺生活：中旬刊.. 174-174.
[3]王巾.中国古代绘画中的女性形象[J].跨世纪..
写鲁迅小说女性形象这个论文题目是为了给当代的女性及社会提供一个变得更好的思考标的物
影视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应该如何分析？影视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有哪些作用？靳迪编导艺考公开课为您解答。
关于鲁迅小说之女性形象的研究主要观点有:她们是弱势群体但又初步具备觉醒与挣脱的自我意识
《聊斋志异》里有近五百篇的故事，塑造了不下百人的人物形象，这在古典小说中是较为罕见的。
在这一人物画廊中，又以女性形象占大多数。
由她们引发的一个个爱情故事，也是聊斋故事中最感人的部分。
这些女性形象，她们“虽为花妖狐媚，但多具人情”。
在作者的笔下，她们几乎个个美得令人眩目。
除了外表美，最可贵的是她们有着美丽的心灵，她们或温柔或聪慧，或天真或无邪，或行侠仗义。
在《聊斋志异》描写女性的篇章中，既体现了爱情婚姻家庭生活中女性美的一面，同时也展现了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多方面的才能，这些人物形象丰富了古代小说的人物画廊。
一、爱情背景下的女性形象
在我国封建社会里，女性处于被歧视、被压迫的地位。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就把女性打入与“小人”同类的行列，“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奉行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信条，给女性套上了难以解脱的精神枷锁。
同时，“女性的人生理想和追求往往集中在爱情婚姻上，女性就其心理特征来说，整个心灵几乎就是一个情感世界。
”[1]爱情背景下聊斋女性的代表主要有：
（一）出污泥而不染，誓死捍卫爱情的鸦头和细候
《鸦头》中的鸦头是个误入风尘的女子，她敢于抗争不屈服，坚决地维护她和王文的爱情婚姻；《细候》中的细候始终不甘屈从于自己被侮辱被损害的命运，决心跳出火坑，矢志跟从穷书生满生，在显现中富贾某的圈套后，愤然“杀抱中儿（细候与富贾某所生子），携所有亡归满。
”[2]
（二）执著追求美的狐女阿绣和外貌丑而心灵美的乔女
《阿绣》阿绣可以说是个真诚的、执著的美的追求者，是外貌美和心灵美的完美结合者。
她幻化为刘子固念念不忘的阿绣与其欢会主要是艳羡阿绣的美，希望和她媲美。
最终又帮助刘子固和阿绣建立了幸福美满的家庭。
而《乔女》中的乔女却是个外貌丑而心灵美的女性形象。
她形体丑陋但心灵善良，老而贫的丈夫死后，她拒绝了孟生的求婚，理由是“残丑不如人，所可自信者，德耳。
又事二夫，官人何取焉？” [2]孟生“益贤之，向慕犹殷，” [2]，她终未相许。
然而，当孟生暴卒后，她却前往哭吊，当在孟家遭到侵凌时，挺身而出，为之护理家业，抚育幼子，“实际上作了孟生没有名分的‘未亡人’。
”[3]
（三）要独立，只要婚姻实质而不要名分的侠女
侠者是行走江湖，行侠仗义的人，他们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文学作品中“来无影，去无踪”的渲染给侠者批上了神秘的外衣。
《侠女》中的侠女却是大家闺秀，但她同样具有“来无影，去无踪”的神秘特点。
主要是为报父仇。
更为特别的是她为报答顾生的养母之德，甘心情愿地未婚生子，给顾家传宗接代却不接受明媒正娶。
侠女的婚姻观在讲贞节，讲究婚姻是“终身大事”的社会中，像她这样只讲求婚姻实质，而不讲表面的礼法和名分的表现，可以说是极其解放的思想。
（四）泼悍妒忌的女性
“在西方的故事里，爱情是自私的，一个女人宁肯叫她的情人被狮子吃掉，也不会让他投入情敌的怀抱。
”[4]我国的文学作品中也有“娥眉曾有有妒”之类的词句。
总而言之，女子善妒，社会使然。
同样，在《聊斋志异》中也有一些作品描写了悍妇妒妻，比较突出的有《江城》、《珊瑚》、《大男》、《马介甫》、《吕无病》等。
《江城》中的江城，不讲孝道，不讲人情，甚至有虐待狂倾向，把公婆威严彻底打掉；《珊瑚》中的二儿媳藏姑“役母若婢”，即使婆婆卧病在床也置之不理；《吕无病》中的尹氏虐待佳人，逼得公爹做了道士，妾不仅不敢跟丈夫说话，还在怀孕后被打得“崩注堕胎”，害得弟死，弟妇再嫁，侄儿几乎丧命等等。
这一类女性形象的共同特点是多疑善妒，彪悍无比，以虐待他人为乐，尹氏、江城、王氏等爱莫能助。
这种现象大多出现在一夫多妻制的家庭中，她们虐待的对象大都是有直接利害冲突的婢妾及其子嗣和其他家庭成员等，她们面目狰狞，性格扭曲，行为可耻，体现了女性恶的一面。
这类人物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中国传统的两性关系和婚姻结构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体系。
在婚姻上，男子可以三妻四妾，而女子则被要求从一而终，做节烈妇，“夫为妻纲”更是鲜明地体现了丈夫对妻妾的绝对统治权。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然而封建制度没有为她们指出反抗的道路，导致了她们反抗的变态，正当的反抗成了令人生厌的泼悍乖戾。
”[4]
二、社会背景下的聊斋女性
在爱情和婚姻家庭生活中，聊斋女性呈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在社会生活中，她们机智勇敢地同恶势力做斗争，谈笑嬉闹之间却敌兵，她们的才能、文才、治国才能也让庸碌的男子望尘莫及，随着时代的发展，她们还成为商品经济中的弄潮儿。
（一）复仇女神形象
社会黑暗，恶势力猖獗，官不为民做主，即使是七尺男儿有时在这样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也会一筹莫展，而聊斋女性却能在家庭和个人为难的关键时刻，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给恶势力以致命的一击，像复仇女神，使正义得到伸张。
商三官、窦氏、庚娘就是这样的奇女子。
《商三官》中的商三官，在即将完婚之际，父亲被恶霸杀害，哥哥告状一年多都毫无结果。
商三官为父报仇，巧扮优伶，在仇人庆贺生日的当夜，将其杀死；《窦氏》中的窦氏本是一个痴情的女子，却被土豪南三复始乱终弃，活活逼死，死后化为厉鬼，终于报仇雪恨。
现实生活中人不能做的事，鬼做了，做得痛快淋漓，大快人心；《庚娘》中的庚娘在公公、婆婆和丈夫遭到歹人王十八暗害，自己面临生死考验时，沉着冷静，勇敢机智，既保住了自己的清白，又亲手杀死了仇人。
她们作为复仇者的形象正如秋瑾《满江红》词中所说“身不得，男儿列，身却比，男儿烈。
”[5]
（二）足愧须眉的聊斋女性
《小翠》中的小翠聪明美丽，活泼好动，为“报恩”主动入门，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在嬉闹之间把公爹的政坛对手打败，让公爹渡过了难关。
她报恩报得八面威风，玩政敌于股掌之上。
自私、怯弱、愚蠢的达官贵人在小翠面前显得一无是处。
（三）才女颜氏
《颜氏》中的颜氏，是名士之女，她在丈夫屡试不中的情况下，女扮男装，从容赴试，屡试屡中，连任官职。
颜氏把封建重压下妇女被压制的才能充分表现出来，有文才，可以在文章制艺上超过男子；有制国才干，吏制超出男子。
她以其聪明才智为女子扬眉吐气，可以说与花木兰替父从军一脉相乘。
（四）近代女性经营者的形象：黄英和小二
《黄英》中的黄英是菊花精，她精于种菊，卖菊，以此致富。
她认为“自食其力不为贫，贩花为业不为俗，”[6]以这种方式致富是“聊为我家彭泽解潮。
”[7]她与以市井牟利为耻的士子马子才婚前婚后的分歧，马子才总是处在尴尬位置。
因为在封建社会中，女性没有社会生存能力，仰男人的鼻息生活，黄英不仅养活了自己，还养活了丈夫。
马子才非但不以她为荣，反而觉得伤害了男子汉大丈夫的自尊心。
同时在传统重弄轻商的思想意识下，在传统士子眼里，金钱是污人清白的“阿堵物”躬耕南亩才是清高。
但她最终使马子才认输，认同了她的行为。
《小二》写“绝美慧”的女子赵小二，因跟父母一起参加过白莲教，受人迫害，不得不去山东益都西部的一个偏僻地方立脚，通过开厂致富，同时在物质利益得到满足的情况下，跟丈夫下棋、喝茶、看历史文学书，享受生活。
《黄英》、《小二》反映了在商品经济发展中女性的能力与地位，展示了女性经济地位和趋于平等的爱情生活。
三、鬼狐花妖类女性形象
《聊斋志异》中的女鬼大都与民间传说中的鬼不同：将鬼高度审美化了。
弱化，淡化了鬼身上的鬼气，最大限度地来表现鬼的善与美。
她们大多有娇好的容颜，娴静的妍姿，如公孙九娘是“笑弯秋月，羞晕朝霞”。
聂小倩是“肌肤流露，足翘细笋，娇艳尤绝。”
如《小谢》中的小谢是个活泼可爱，不懂世事，乐不知愁的鬼仙。
她聪明好学，心地善良，学什么都是一次就学会。
与秋榕成为朋友后两肋插刀，和陶生在黑暗力量斗争中彼此帮助。
作者充分利用鬼仙和幽冥世界所提供的超现实力量，通过人鬼相杂，幽冥相间的生活画面，深刻反映了社会现实的矛盾。
中国古代传统女性是不能有陶生、小谢等人的相互帮助，也不能有婴宁的笑，女性被定位为男人的附属品，扮演被支配的角色，小谢、婴宁、小翠的行经是对这一制约的颠覆和重新置配。
使她们摆脱了“笑不露齿”、“三从四德”、“七出”[8]等精神的桎梏都在嬉戏和畅笑中被消解了，令人刮目相看。
这也充分体现了女性自主意识的崛起。
综上所述，从《聊斋志异》全书来看，虽是谈狐说鬼，却是最贴近社会人生。
在其大部分的篇章里，作者的爱憎强烈，作品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是我国古代文学中一个新的高度。
蒲松龄所设计的奇幻情节和塑造的奇幻人物形象，都具有理想的性质，但是这些只能存在于花妖鬼狐的幻境之中。
因此，《聊斋志异》中的女性(主要是花妖鬼狐)不仅“多具人情”，而且多半有比人更美的品性。
联系作者的一生不得志的际遇，则可感知他笔下的狐鬼故事大部分是他个人的生活感受而自由生发出来的，凝聚着他大半生的酸甜苦辣，表现着他对社会与人生的思考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向往。
浅析《聊斋志异》的侠女形象
导语： 《聊斋志异》里的侠女形象和唐传奇中的侠女形象相比既有传承之处，又有新变的地方。传承之处主要体现在对传统侠义精神的沿袭上，如有仇必报、行侠仗义、功成身退;新变体现在侠女的范围更宽泛，并以传承子嗣为最终极的行侠方式。
关键词： 《聊斋志异》 唐传奇 侠女形象 传承新变
Summary: "Strange" in the image and in the Tang Legend Touch of Zen Touch of Zen image compared to both the heritage of the Department, there are new variations of place. Inheritance place mainly in the traditional chivalrous spirit lineage, such as hatred must offer, chivalric, mission accomplished; new variations reflected in a broader range of Touch of Zen, and to pass 承子嗣 as the ultimate line Xia the way.
Keyword: "Strange" A Touch of Zen Tang legend inheritance new variant image
作为写女性的圣手，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为我们刻画了大量光彩照人、性格鲜明的女子。不管是花妖，还是狐精，抑或是鬼女，正是这些妖娆美丽、不可方物的女子撑起了《聊斋》瑰丽奇绝、如梦如幻的鬼狐世界。人们历来都为这些女子所倾倒，研究她们的文章也是不胜枚举，但是在以花妖鬼狐占主体的“聊斋舞台”上，还活跃着一群另类的女子，她们是一群有着侠肝义胆、铁血柔情的奇女子。如果说多情的花妖鬼狐身上寄托了作者对爱情和婚姻的美好想象的话，那么这些侠女们则体现了作者身上的任侠思想，折射了其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思考。在《聊斋》之前，描写女侠并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文言小说首推唐传奇，而《聊斋》又是“以传奇法写志怪”，可以说二者的侠女形象有不少共通之处。本文通过和唐传奇中侠女形象的比较，探讨《聊斋》中侠女形象的传承和新变之处。
一
唐传奇是一座文学宝藏，其所塑造的形形色色的人物角色如同一颗颗珍珠，其中的侠女形象显得分外璀璨。谢小娥、红拂女、聂隐娘、红线等，这些侠女或快意恩仇、行侠仗义，或豪气干云、热情奔放，给后人留下了很高的审美享受。在这点上，作为后来者，《聊斋志异》受其影响是很明显的。蒲松龄在《聊斋》中经常提到唐传奇中的侠客，如《香玉》篇的古押衙，《禽侠》中的妙手空空儿，《农妇》中聂隐娘的丈夫磨镜者，等等，并且对这些侠客都是推崇备至。在这样的背景下，蒲松龄也给后人刻画了不少性格鲜明的侠女形象，如《侠女》中的侠女，《商三官》中的商三官，《庚娘》中的庚娘，等等。作为相同的文学形象，蒲松龄笔下的侠女继承了唐传奇中侠女的一些特质和内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有冤必雪，有仇必报。
复仇是侠文化中一项非常重要的信条，是侠客们必须履行的一项神圣的义务。唐传奇描写了很多侠女复仇的故事，其中以李公佐的《谢小娥》为代表。经商的谢小娥一家在一次行商过程中，一家几口至亲被贼人害死，唯其一人幸免。谢小娥为了复仇，隐姓埋名、女扮男装，不惜毁容易声，经过周密计划和不懈努力终于手刃仇人。历尽艰险而复仇之心不减，其信念之坚，态度之绝，可谓复仇侠女的典范。此外，《催慎思》、《贾人妻》也都是描写侠女为了复仇而隐姓埋名终得报仇雪恨的故事。
蒲松龄也是极力主张复仇的，认为有冤必申，有恨必雪，有仇必报，惩恶扬善，绝不能让恶人逍遥法外，好人受不白之冤。他笔下性格鲜明的侠女多为复仇女侠，这些女侠复仇信念之坚，而头脑之聪明冷静、处变不惊，卧薪尝胆、隐忍克己之处，可以说是继承了唐传奇中复仇女侠们的优良传统。
《庚娘》中的主人公庚娘和谢小娥有着相同的遭际，丈夫、公婆被贪恋其美色的王生推入江中溺死。庚娘一弱质女流，亲眼目睹一家瞬间遭灭门的惨剧，竟能处变不惊，与王生周旋，假意答应王生随之归家。至其家，则百般取媚王生，觥筹交错间将其灌醉，最终手刃仇人，自己则投水自尽。在整个复仇过程中，和王生的强悍残暴相比，庚娘所表现出来的冷静和智慧，可以说远远超越了男子，有唐侠女谢小娥之风范。异史氏赞曰：“至谈笑不惊，手刃仇佳谁，千古烈丈夫，岂多匹哉!谁谓女子，遂不可比踪彦云也?”
《商三官》中的商三官与庚娘一样，也是个弱女子，但是其复仇的决心和所表现出的勇气与机智远远超出了她的两个哥哥。三官的父亲因得罪权势而死，她的两个哥哥只知讼于 衙 门而别无他法。三官深知官场黑暗，靠诉讼无济于事，于是离家出走，乔装打扮成戏子，乘机混入仇人府中，百般取媚奉承仇人，终得机会亲手刃之。三官的壮举，连作者都感叹：“三官之为人，既萧萧易水，亦将羞而不流，况碌碌与世沉浮者耶!”蒲松龄所赞三官者在其技艺之精，实际上三官最为人佩服之处在于其复仇的决心，诉讼无门之下仍不灰心，坚决要致仇人于死地的刚烈让人肃然起敬。
和庚娘、三官不同，《侠女》中的`侠女则是一个身怀绝技的剑侠，能“以匕首望空抛掷，戛然有声，烂若长虹”。她艳如桃李而冷若冰霜，为了复仇，偕老母隐居乡里。家贫，“室无隔宿粮”，在这样艰难的境况下，面对顾生母子的眷顾，侠女安然接受，却从不言谢。对其爱慕有加的顾生想与其成秦晋之好，她冷言相拒，却私下委身于他，并为他铲除狐精白衣少年，后为顾生产下一子。一日，侠女手提仇人首级与顾生作别，顾生“方凄然欲询所之，女一闪如电，瞥尔间遂不复见”，留下顾生一人“叹惋木立，若丧魂魄”。至此，顾生方知侠女真实身份。侠女为了复仇，隐姓埋名、隐忍克己，为了不连累他人，拒绝顾生的求婚，可谓是用心良苦;即使后来有了腹中之累，也丝毫没有消减复仇的决心，这和唐传奇《贾人妻》中的贾人妻是何其相似。贾人妻为了复仇，隐没身份，嫁为人妻，历经数年终得成功。
庚娘、三官、侠女是《聊斋志异》中复仇女侠的典型代表，她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有仇必报、有冤必雪的侠士精神，其气质和唐传奇中的诸复仇女侠们可谓是一脉相承，这也体现了蒲松龄对传统侠义精神的肯定和推崇。
(二)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不图回报。
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不图回报是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心理，而侠士更是以此为自身的职责和义务。唐传奇中的女侠形象很好地秉承了这种侠义精神，如《荆十三娘》塑造了具有此种义侠精神的侠女荆十三娘的形象。十三娘本是一有颇多资财的商人，朋友之弟李三十九有个爱姬被父母强卖给他人，十三娘仗义相助，为其夺回爱姬，并将其父母的首级割下来送给李三十九。十三娘的行为完全是出于自愿，并不求回报，并且她把自己辛苦挣来的钱财任赵进士取用，而毫不在意，可以说她身上除了具有传统侠女的特质外，还具有超脱的人生态度和豁达的胸襟。蒲松龄笔下的许多侠女也有这种义侠的气质，她们为人处世，萍水相逢而能拔刀相助，只求施恩于人而不图回报，只求奉献他人，自己则一无所求，可谓是“最纯粹的侠，是侠群体中的精英和中坚”。
《纫针》的主角虽是纫针，但是古道热肠、无私帮助纫针的商人之妻夏氏却让人印象深刻。夏氏与纫针毫无瓜葛，可谓萍水相逢，听了纫针母女的遭遇后，“怜之……因邀入其家，款以酒食。谓之曰：‘母子勿戚，妾当竭力。’”之后，夏氏为了替纫针母女偿还三十金的债务，竟不惜“典质相付”，百计为之营谋，筹得三十金后却被贼人所盗。虽为萍水相逢而能助人至此，已为难得，财物被盗，实非夏氏所料，她已经是尽人事而知天命了。一般人可能会就此作罢，但是夏氏竟“对灯啜泣……乃引带自经”。夏氏“自经”者，为的是没能最终帮上纫针而自己却允诺之，其心之热、其行之烈者，不正是“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成，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的侠义精神最好的注脚吗?
《聊斋》中有很多诸如夏氏的女子，她们外表是个很普通的女性，但内里却有着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义侠风骨。《丁前溪》中的杨氏妻，家中一贫如洗，却能慷慨招待投宿者丁前溪，不惜用自家屋顶上的茅草喂养丁的马匹。丁再三授之以金，杨氏妻拒不接受。蒲松龄在篇末对之大加赞扬：“贫而好客，饮博浮荡者尤为之;最异者，独其妻耳。”又如《大人》中的山中女子，与诸客商萍水相逢，却能为之铲除祸害人的两“大人”，而不图任何回报。再如《农妇》中的农妇，“健勇如男子”，经常为“乡中排难解纷”，她所挣的钱财“有盈余，则施丐者”。蒲松龄称赞她为“女中丈夫……与古剑仙无殊”。
(三)功成身退，飘然若逝。
唐传奇中的侠女在完成自身的使命后往往都是归隐出世，行迹不知所踪。如红线功成后“遁迹尘中，栖心物外，澄清一气，生死长存”;聂隐娘亦是无人见其踪迹;荆十三娘行侠后“与赵进士入浙中，不知所止”;《催慎思》和《贾人妻》中的两位侠女复仇后不知所踪，“尔后莫知其音问也”;谢小娥复仇后则出家为尼，如鹤远游。这些女侠或归隐，或远游，或不知所踪，都是功成身退、飘然若逝，给人留下无限的遐想。
《聊斋》中亦不乏此类女侠。《霍女》描写了一位如妖孽般精灵古怪的奇女子霍女。霍女三易其夫，对吝啬而又好色的朱大兴用撒娇取媚让其用锦衣玉食服侍自己，最终使朱家败落，后到同样好色的何家用同样的手段对待之。最后她到穷书生黄生家中，则一改往日奢靡作风，勤俭持家，并用计假卖己之身，获取千斤银两，为黄生娶妻，待黄生娶得阿美之后，霍女行迹不知所踪，再也没有在黄生的生活中出现过。霍女的所作所为虽与传统意义上的侠义有所区别，但是其行为的出发点和所产生的效果都可纳入侠义伦理道德范围之内。“妾生平于吝啬者则破之，于邪者则诳也。”霍女的自剖，让我们明白她表面的奢靡之下隐藏的却是一股劫富济贫的侠义精神。她救济贫苦的黄生，助其致富娶妻之后却飘然若逝，功成身退，其形象和红线、隐娘们又有何区别呢?
又如《小翠》中的小翠在为了王家安排好一切之后，自己则只身离去，不知所踪。此外，如上文提到的侠女，复仇报恩后也是“一闪如电，瞥尔间遂不复见”。
二
与唐传奇中的侠女形象相比，蒲松龄笔下的侠女形象除了上文提到的传承之处外，还有其发展和新变之处，主要体现在如下两点。
(一)对侠及侠义行为的理解更为宽泛，塑造了更多的新女侠形象。
除了像侠女、商三官、庚娘等这些具有传统特质的女侠形象外，蒲松龄将更多的具有侠义品格和精神的女性都纳入侠的范围。这些女性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女侠，但是具有侠义情怀，比如那些花妖鬼狐往往都有侠肝义胆。《聊斋》中的狐仙多为侠义之狐。如《红玉》篇中，那个虬髯丈夫能助萍水相逢的冯生报仇雪恨，固然是个豪气干云的豪侠，但是作者称赞狐女红玉“非特人侠，狐亦侠也”。红玉并没有替冯生复仇，但是她能在冯生遭难时代冯生抚养子嗣，后来又帮助冯生重振家业，助其考取功名，可谓是竭尽所能，为所爱者谋，义而忘私，从不为自己着想。在作者看来，凡能在人危难之际无私助人、舍生忘死的举动都是侠义之举，所以他将红玉也归入侠女之列。清代的王士祯甚至将红玉和《赵氏孤儿》中的程婴、公孙杵臼相提并论，赞她为“巾帼英雄”。《张鸿渐》中的舜华，《小翠》中的小翠都是像红玉一样的侠义之狐;《宦娘》中的宦娘和《小谢》中的小谢及秋容则都是有侠义侠情的女鬼。这些狐仙鬼女既有非人类的美貌、善心、多心计、来去自如的共性，又有独特的助人为乐、舍生忘死的侠义行为。人有侠义，实为不易，而蒲松龄赋之与鬼狐，更为难得。以往的文学作品对于鬼狐，多聚焦于其淫、媚，迷惑众生上，而蒲松龄却能于这些异类身上提炼出侠肝义胆、贞节刚烈的特质，较之唐传奇不得不说是一种进步。
浅说《聊斋志异》中的两位女性形象 【摘要】：清丽脱俗，善良纯真的狐女婴宁，在看似无心的憨笑中展现了她的狡猾可爱，也体现出了她对爱情的坚贞不屈。她的笑让人看到了她的天真无邪，不食人间烟火。另一狐女阿秀她三次与民女阿秀比美，每次都刻意求美，看似在乎外表美，实则向我们展示了她对美的坦荡追求和对爱情的成全之美！实在是让人肃然起敬！两狐女是蒲松龄笔下的典型代表，她们虽然非人，却向我们展示出了比人类更加善良、纯洁、勇敢的女性形象。这两女狐让我们体会到了深深的女性之美！【关键词】：女性 婴宁 阿秀 心灵美 《阿秀》、《婴宁》是《聊斋志异》中描写狐女形象的名篇佳作。蒲松龄以如椽巨笔和火样的热情精心刻画了一批敢于冲破封建礼教束缚而又个性鲜明的狐女形象。她们不仅具有普通人的形体，而且美貌绝伦、富于智慧、有爱心、纯真诚挚、勇于追求人身自由和个性解放，处处闪烁着人性美、人情美的光辉，可以说她们外形美和内在美的统一，是爱和美的象征，是被高度理想和审美化的艺术形象。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论及《聊斋志异》笔下的异类形象时有这样一个概括：“《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处，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①”这一论断也被研究者所引用来说明狐女形象的特征。《聊斋志异》里的狐女异常饱满而且形象鲜明。下面我就以自己的观点来浅析阿秀、婴宁的女性形象。一、 婴宁的形象特点（一）清丽脱俗，善良纯真蒲松龄在《婴宁》中给我们展现的是美如仙人的狐女 “有女郎携婢，拈梅花一枝，容华绝代，笑容可掬。”“但善笑，禁之亦不可止；然笑处嫣然，狂而不损其媚。”她有不沾尘俗的天真之美，往往使男子一见倾心。更难得的是，这些狐女不仅姿容秀美，而且内心纯洁、善良机智。婴宁虽为妖异，却非常善解人意，“每值母忧怒，女到一笑即解”。她怀念相依为命十多年的鬼母，于荒烟错草中找到“媪尸”，妥善安葬了岑寂山阿的养母。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美就内容而言,它和善相同。”②换言之，凡是“善的”，就是美的。蒲松龄笔下的狐女形象，大都以她们内心的善良和正直产生了感染人、陶冶人性情的美的力量。狐是生活在山野间，居无定所的。狐一般都没有固定的住处，幻化成人的狐狸一般都租用或占用人类的房子，这种特征表现在狐女身上。婴宁也是狐母生，鬼母养，这也决定了狐女少有人间女子以及鬼女和仙女的束缚，具有天真无邪的真率美。她积极主动地对待爱情，并且坚贞对爱的精神实在值得敬佩！蒲松龄笔下的狐女对于爱的要求是主动的，不受礼教的约束，从不计较名份，和男子交接比较自由，但是她们并非淫荡，而是表现出对爱情的一往情深，对爱情的执著坚贞。③婴宁和王生的对立关系中，以王生作衬托，着力塑造婴宁。王生未见婴宁，先闻其笑；既见婴宁，对其施以常规礼仪，先“揖之”，后问“妹子年几何矣”，“女复笑，不可仰视。”王生乘机 “目注婴宁，不遑他瞬”，婴宁“又大笑，顾婢曰：‘视碧桃开未?’ 遽起，以袖掩口，细碎连步而出。至门外，笑声始纵。”这一连串动作描写，流动自如，宛转传神，活化婴宁。及婴宁在树上见王生来，竟“狂笑欲堕”；王生扶婴宁下树，“阴捘其腕”，“女笑又作”；王生出示婴宁上元节所拂花，“以示相爱不忘也”，婴宁对曰： “待郎行时，园中花，当唤老奴来，折一巨捆负送之”；王生欲与婴宁夜共枕席，婴宁即以此语告知其母。以上作者刻意写婴宁之笑，其琅琅笑语如在耳际，其百无禁忌、俯仰大笑之态如在眼前。在婴宁的笑语声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无忧无虑、不拘礼俗、坦荡无私而又极其机智的少女形象。而这一形象和王生作对比写来，是很见作者的思想倾向性的。 婴宁明明知道自己的丈夫王子服会被敌人利用，而使自己面临被打回原形的危险，可是她并没有选择离开子服，而是安然地留在他的身边。当恶毒的敌人将婴宁困在妖火中，她并没有恨子服，只是流下了失望的泪水……在她身上，我看到的不是现代男女间放纵而自私的爱情，而是一种无私的爱，一种为了所爱的人而愿意付出自己一切的爱，一种可以原谅对方不可以也不该原谅错误的爱，超越名利，超越生死，超越这尘世的一切！ “善恶终有报”，狠毒的敌人最终被打为畜生，永坠轮回之道，而婴宁也在雷神的帮助下得以脱身。翻然省悟的子服恨死了自己，作为世人，肯定也恨死了他。可是，婴宁没有，正如自己说过的，她对子服的爱——矢志不渝！婴宁和子服终于找到了人世间最美丽而忠贞的爱情，虽然他们面对的即将是天各一方，可是心已相连，距离就永远不会遥远！（二）伶牙俐齿，狡猾可爱婴宁是蒲松龄理想中的人物，但不是我们理想中的人物。她“出于幻域，顿入人间”（鲁迅评《聊斋》语）④，是当时生活的反映。生活中的活人，艺术反映中真实的艺术典型，即使在现代，也都没有十全十美的存在；正相反，《红楼梦》胭脂评说得好：“真正美人方有一陋处。”婴宁的形象，蒲松龄自指有两特点，一是“孜孜憨笑，似全无心肝”，二是“墙下恶作剧，其黠孰甚焉”。既天真又狡猾，是蒲松龄对婴宁的认识、对婴宁的设计。狡黠是婴宁的陋处，也正是婴宁的真处和美处。婴宁一方面出生于幽谷，受育于鬼狐，不审三从，不知四德，无视长幼之序，不用进退之仪，用笑声蔑视一切，用笑声动摇一切；一方面嫁入人间，依从文士，既畏狱之酷，又恪守男女大防的封建道德，轻施颦笑，严惩意淫。她是无法跳出当时社会环境的，既有所突破又无法脱离的真正的美人。故事的转折点是婴宁的恶作剧。恶作剧的描写表现了婴宁 “笑里藏刀”的一面，揭示了婴宁性格的复杂性。她看似随和，其实极有主见；看似“全无心肝”，其实极有城府；看似放荡不羁，其实极为贞静。但是由恶作剧引起了官司，婴宁慑于封建礼法，出于家庭名誉的考虑，“由是竟不复笑”。这才是最耐人寻味的。它显示了婴宁对社会礼法的认同，而其后婴宁安葬其母的要求更表现了她对社会伦理的认同，或者说伦理观念在她身上的苏醒。至此，婴宁由一个自然形态的人变成社会形态的人，独特性向普遍性转化，神奇归于平淡，浪漫无羁的婴宁已不复存在。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作品的批判力量，封建礼法竟迫使了一个人天性的改变，它的震慑力量如此巨大，足见其残酷性。婴宁尚且如此，其他人在这张无形的网面前又是怎样的噤若寒蝉就更可想而知了。最后需要分析一下作者对婴宁转化的态度。作者的态度非常复杂。一方面，他认为婴宁是“隐宁笑者”，即说笑是她的伪装，她的本质是合于社会规范的贤妻良母；另一方面，通过作者的叙述，我们看到的却是婴宁在强大的社会压力面前除了自己合于这一规范，别无选择。一方面，作者又大书特书婴宁之笑，对婴宁的不复往日有好梦难再的失落感，对婴宁的音容笑貌怀念不已——这种感情从文末一句“女逾年，生一子。在怀抱中，不畏生人，见人辄笑，亦大有母风云”尤其可以看出。所有这些，都反映了作者理想和现实之间以及作者思想内部的深刻矛盾。（三）婴宁的憨态可掬婴宁之美，全在于纯朴无饰，从内而外散发着原始与青春的活力，最接近人天真的本性。先前近乎憨，似乎不懂儿女之情，却在戏弄王子服的同时尽现佳人情态。王子服拿出上元节拾到的婴宁丢下的花，业已枯萎。婴宁说：“枯了，为何还着留着？”王说：“是妹妹你丢下的，所以留着。”婴宁又说：‘留着有什么意思？”王说:”表示相爱不忘。”婴宁说:“都是亲戚这有什么呢？等你回去时，叫老奴才捆一捆给你带上。”王说:“妹子怎么就不懂呢？”婴宁说:“我怎么不懂了？”王“说:我并不是爱花，是爱拈花之人嘛。”婴宁说:“我们本来是远亲，说什么爱与不爱的？”“王说:我不是说亲戚间的那种爱，是夫妻之间的爱。”婴宁问“:这有什么不同吗？”王说:“夜间是要在一起睡觉的。”婴宁说:我“不习惯和生人睡觉。”这番对话，真的笑死人。婴宁虽憨，却更显得王子服急于表白的笨拙来，情趣盎然。从表面看，婴宁似呆痴，实则以“憨”为“慧”之隐身衣，装作不懂王生的痴情话，正是为了让其将爱意表达得更加热烈。她的真性情在文中处处流露，敢作敢为，以退为进，通过痴迷花草将其热爱生活的一面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婴宁离开了自己的小天地，随王生来到了所谓“姨家”，仍不改其笑；这段描写有重要意义。婴宁到王生家前，过的是一种远离人世的生活，她的笑无所顾忌，尚情有可原。到王生家后，她所接触到的已经是人间社会的方方面面，她需要拜见亲属，需要和邻里相处，需要“行新妇礼”……但她只是觉得好笑，以致新妇礼因“女笑极不能俯仰，遂罢。”婴宁这时候的笑，虽不乏其好奇、天真的成份，但在我们眼里，它恐怕更多地是对约定俗成的礼仪的另一种态度，甚或是一种嘲弄，一种“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对“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恩格斯《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⑤二、 阿秀的女性形象特点（一）浓浓的爱美之心《阿秀》一篇，描写了两个女人：狐狸精阿秀、美丽的少女叫阿秀。一个书生爱上少女阿秀，一个狐仙幻化成阿秀和书生结合，书生知道阿秀是冒牌的就要驱逐她。狐女阿秀说她不是为了占有书生，而是为了和人间的阿秀媲美。文中没有大写特写狐女的美貌，通过三次比美，来烘托出狐女爱美之心。狐仙与阿秀的比美共有三次直接的较量：第一次是狐仙以假代真，变成阿秀并赢得刘子固的喜爱；第二次是狐仙从兵荒马乱中救起刘子固，并化做阿秀以惑之，但她“索镜自照，赧然趋出”；第三次是她借刘子固醉酒眼昏之际，再次化成阿秀迷惑子固。用一生的时间去争妍斗艳，其爱美之心可见一斑。（二）深深的心灵之美狐女阿秀并不是为了和少女阿秀两女共一夫，而是狐女阿秀和人间的阿秀前世是姐妹，都去模仿西王母，人间的阿秀修炼得更好，狐女阿秀修炼得没有她好，狐女继续修炼自己的美丽，要把自己的美丽修炼得和民间的阿秀可以媲美，这是修炼形体美修炼人格美的故事，当狐女阿秀受到冷落的时候，并不利用自己狐仙的力量去占有，而是利用狐仙的力量促成和民间阿秀的复合，自己继续和民间的阿秀媲美，这是非常优美的狐狸精的故事，也是讴歌真善美的故事。1．坦坦荡荡 ，谦虚承认之美孤女阿秀为什么要化生民间阿秀呢？在篇尾狐女自己道明了原委 ：“阿秀，吾妹也。前世不幸夭殂，生时，与余从母至天宫，见西母，心窃爱慕，归而刻意效之。妹较我慧，一月神似，我学三月而后成，然终不及妹。今已隔世，自谓过之，不意犹昔耳。”2．伟大无私的成全之美阿秀变幻莫测，无私帮助刘子固找到真的阿秀；狐女还体现了一种成全之德，她尽管为爱而痛苦，但是却为爱而成全相爱的人，阿秀帮助自己的爱人找到所爱。这等胸襟实在让人称叹！《聊斋志异》所反映的狐女世界里，狐女都具有近乎完美的品质，比人更具德行、比人更讲人情，因情而相爱、因友而相交、因德而相助。蒲松龄以狐写人，把狐女作为他理想中的女性人物，从而赋予她们以灵性，她们神出鬼没，不受任何社会、自然条件的限制，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帮助别人达到目的。他让她们充当落魄书生的救世主，让她们惩恶扬善，这都离不开狐女广大的神通。主要体现在她们对未来事情的预知上，她们能清楚的预知男主人公的寿命与男主人公面临的危难，而先进行预防。狐女的神通还体现在其处世的方法上，婴宁嘻笑之间用木头惩戒邻家子，使其丧命。这些描写显然不符合现实生活的逻辑，但是却体现了狐女的灵性，体现其作为异类的特征。她们身上这种美德和神奇力量,正是作者美好理想的艺术再现。蒲松龄笔下描述的这些狐女的形象，一反传统狐狸形象的丑恶属性，而是赋予她们以美好的思想、品质、感情和个性，使她们不仅成为人性真善美，尤其成为女性真善美的象征。在她们身上，集中地体现了蒲松龄对女性美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评价。他借助“狐狸”的聪明、机智、狡黯和超自然无所不能的灵性，赞扬了女性的聪明、机敏和智慧.这种观点和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对女性的“天下钟毓灵秀之气都集于女人身上”的观点是相一致的，它体现了作者对女性的新认识和赞美之情。这一切，都是《聊斋志异》以前的文学作品没有触及到的一个世界，蒲松龄以神奇浪漫的笔触，为我们第一次描绘和发现了这个神奇的世界，这也正是《聊斋志异》中狐女形象独特的思想认识价值和艺术审美。注释注①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13页.注②袁益梅.聊斋志异中狐女形象的成因探析.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5年第24卷第4期.第29页.注③转引自聊斋志异中狐女形象的成因探析.袁益梅.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5年第24卷第4期.第29页.注④陈炳熙.论聊斋志异中的狐情.聊斋志异研究.2003年.第21页注⑤恩格斯.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2000年. 第32页参考文献[1]蒲松龄.聊斋志异.长征出版社，1999，7[2] 施耐庵.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5[3]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东方出版社出版，2007，7[4]袁益梅.聊斋志异中狐女形象的成因探析.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