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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郑州广播电视报工人路颖河路口
国内统一刊号：CN44-1379/C国内标准刊号：ISSN1006-611X刊期：旬刊发行范围：国内外发行主办单位：深圳市妇女联合会 9出版社：女报杂志社杂志重量：约200 G订阅全年：60元/年折后价格：48元/年邮发代号：46-146出刊日期：每月29日周期：月刊类别与女报相近的杂志介绍： 《今日女报》原名《湖南妇女报》，1956年创刊，两年后休刊。1982年复刊，是当时全国惟一一家女性报纸。今日女报由湖南省妇联主办，面向全国发行的报纸，《今日女报》以“凤眼看世界，见证她时代”为办报理念，坚持独特的女性视角，办精品特色周刊，行诚信特色经营，多年来一步一个脚印地稳步发展，曾两次入选“全国地方报刊管理先进单位”，各项指标均在全国女性报纸中名列前茅。 《现代女报》创刊于1984年10月，是辽宁省唯一的一张女性专业报，经过近20年的不懈努力，现已发展为4开16版，设有30余种版性的周二报。《现代女报》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紧跟时代步伐，牢记“向社会宣传妇女，向妇女宣传社会”的办报宗旨，勇于改革，开拓进取，闯市场，争效益。《现代女报》具有不断创新的工作作风和实干精神，在激烈的报业竞争中，打造出独树一帜的女性都市生活品牌，零售量雄居中国女性报纸之首，年发行量达1400余万份，覆盖全国60多个大中城市，成为目前全国妇联系统备受瞩目的品牌报。
一周一期。今日女报为中国大陆全国性发行的报纸，按照国家报纸分类为妇女类，曾2次获得全国地方报纸管理百强先进单位称号，被同行称为“今日女报现象”。报社总部设在长沙，主办单位是湖南省妇联，由今日女报社编辑出版。国内统一刊号CN43-0016，邮发代号41-7。报社旗下拥有出租车公司、广告公司、合资房地产公司和“她时代”公司。《今日女报》是湖南乃至全国最早走向市场的报纸之一。多年来发行量一直稳定在40万份以上，其中长沙就占了25%以上，约10万余份，目前，《今日女报》是全国期发行量最大的女性报纸，因表现卓越，1998年、2000年，《今日女报》连续两次被评为“全国地方报管理百强”之一，多次被评为湖南省十佳报纸、湖南省一级报纸。
一周一期。今日女报为中国大陆全国性发行的报纸，按照国家报纸分类为妇女类，曾2次获得全国地方报纸管理百强先进单位称号，被同行称为“今日女报现象”。报社总部设在长沙，主办单位是湖南省妇联，由今日女报社编辑出版。国内统一刊号CN43-0016，邮发代号41-7。报社旗下拥有出租车公司、广告公司、合资房地产公司和“她时代”公司。《今日女报》是湖南乃至全国最早走向市场的报纸之一。多年来发行量一直稳定在40万份以上，其中长沙就占了25%以上，约10万余份，目前，《今日女报》是全国期发行量最大的女性报纸，因表现卓越，1998年、2000年，《今日女报》连续两次被评为“全国地方报管理百强”之一，多次被评为湖南省十佳报纸、湖南省一级报纸。
也许有庄重肃穆之意。不过我查了一下，报头好像也不是黑色的，是彩色的吧。希望你可以找到想要的答案《中国妇女报》创刊于1984年10月，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报头，由全国妇联主办，是一张具有思想性、社会性和综合性的全国惟一的一份全国性的女性大报。其宗旨是向社会宣传妇女，向妇女宣传社会，促进妇女进步、发展与解放，积极维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热情为她们服务，鼓励广大妇女在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发挥半边天作用。同时关注现实生活中各种与妇女有关的新闻事件和社会问题，并积极通过舆论作用促进问题的解决。 《中国妇女报》每天对开8版，周一到同六连续出版，新闻版块时效更强，资讯更全；六大周刊精心烹调，供您细嚼漫咽。每天一版为时政要闻版，报道国内外重要新闻，捕捉最吸引眼球的人和事；二版为综合新闻版，提供有价值的社会新闻和有见地的观点评论；三版为妇女新闻版，全方位跟踪妇女界动态，及时提供妇女工作最新资讯；四版为文体新闻版，是全景式的文化报道，有品位的文体明星新闻。除此之外，《中国妇女报》还推出了六大周刊，即：医药·健康周刊、社会·法制周刊、成长·教育周刊、生命·生活周刊、经济·女性周刊、婚姻·家园周刊，所有这些周刊都将更有助您开阔视野，拓宽生活的天地。 《中国妇女报》为周六刊，一、三、五为对开八版，二、四、六对开四版。全年订价元，半年价元。国内统一刊号：CN11-0003，邮发代号1-7。我们给读者的奉献是突出本色新闻，推出精品副刊。它是女人的知音，男人的朋友。
中国妇女报地址：北京地安门西大街103号，邮编100009编辑部门除总编室外，还有妇女新闻部、评论部、新女学周刊、文化周刊、婚恋周刊、经济女性周刊、家教周刊、健康周刊、生活周刊等。每个部门电话都不一样，可打电话问总编室。总编室电话：57983015 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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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学者来访报告(医学) 上海建国西路602号 200031 2445 4-321 自然与人 上海延安东路260号 200002 2446 4-322 小学科技 上海冠生园路393号 200233 2447 4-323 文艺理论研究 上海中山北路3663号 200062 2577577 2448 4-324 化学教学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200062 62232484 2449 4-325 国外外语教学 上海中山北路3663号 200062 2450 4-326 历史教学问题 上海中山北路3663号 200062 2451 4-327 中小学英语教学与研究 上海中山北路3663号 200062 2452 4-328 电镀与环保 上海安远路360/6 200060 2453 4-329 上海会计 上海中山西路2230号1415室 200233 2454 4-330 电机技术 上海溧阳路519号 200080 2455 4-331 财经研究 上海国定路777号 200083 2456 4-332 图书馆杂志 上海南京西路325号 200003 2457 4-333 玻璃与搪瓷 上海新华路365弄六号 200052 2458 4-334 为了孩子 上海市嵩山路101弄7号 200021 63285925 2459 4-335 红外与毫米波学报 上海中山北路420号 200083 2460 4-336 上影画报 上海漕溪北路595号 200030 4387100-164 2461 4-337 上海企业 上海延安中路988号 200040 62477939 2462 4-338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学报 上海重庆南路280号 200025 3286590
杂志作为舌喉，一般不会轻易让民间来办的，大多数的杂志都是政府机构来办的。韩寒想办杂志，申请刊号申请了一年多没申请下来，所以最后首期是用图书号来出版的，所以图书号比较好申请，期刊号，没有很硬很硬的关系，是根本申请不下来的。如果你想办杂志，要么是租用别人的刊号。不过这种现在国家已经在清理，不允许这种刊号外租，如果想安安全全的租用下去的确很麻烦。另外一种呢就是你很有钱，和别人合作，入资办刊。香港刊号不太了解，国际刊号一般就是申请下来刊号就会有一个国际刊号，不过中国的国际刊号，其实在国际上并不承认的，有没有都没什么的。没有刊号，你就学习别人也弄过图书号咯，出一期是一期咯。DM杂志是否需要刊号，这个我还不太清楚，你可以去别处了解下。如果你的做杂志不是出售的话，好像这个DM杂志的方法你也可以尝试下。杂志有了刊号的话，就是组建团队了，一般80P的杂志，4-6个编辑就可以，广告可以自己代理出去，活着自己组建团队来做。发行也是杂志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发行一般要么找发行商，要么自己和报刊亭等联系，这块儿也你杂志的发行量至关重要，最好找专业的人来做，杂志发行这块儿投入很高，要有心理准备。办一份刊物投入可以很少，也可以很多，我了解下来，一年几十万到几百万不等，看你想把杂志做成什么样子吧。现在一般都是找政府的出版社买书号或者刊号，你可以联系一些出版社谈谈看，如果在北京也可以找我，是当代中国出版社的，隶属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期刊 年 3 月 10 日，新闻出版署下发了《关于期刊业治理工作的通知》 · 新出期（ 1997 ） 118 号，对全国期刊出版业散滥状况治理工作进行部署，文中对 “ 建立社科类期刊专门管理系列 ” 作了明确规定：（ 1 ）年鉴类期刊，刊号为 CN （ N ） ××—×××× ；（ 2 ）中国人民大学资料中心出版的复印报刊资料，刊号为 CN （ F ） × ×—×××× ；（ 3 ）政报、公报类期刊，刊号为 CN （ G ） ××—×××× ；（ 4 ）解放军系统的期刊，刊号为 CN （ J ） ××—×××× 。 年 3 月 17 日，新闻出版署接着下发《关于期刊核验及重新登记的通知》（新出报刊〔 1999 〕 242 号）。该《通知》 “ 附件 1” 对期刊国内统一刊号的编法进行重新明确：由于各种原因，各地现有期刊的统一编号与实际数量不符，为便于统计与管理，这次重新登记不再空号，现有编号的空白从后向前递补，使本省期刊的总数与期刊编号相符。同时规定：（ 1 ）重庆市期刊的国内统一刊号的编法为：CN50-××××/××（ 2 ）解放军系列期刊的国内统一刊号的编法为：CN81-××××/××（ 3 ）特殊系列期刊国内统一刊号的编法：高校学报系列期刊： CN ××—5×××/××信息参考系列期刊： CN ××—6×××/××复印资料系列期刊： CN ××—7×××/××政报公报系列期刊： CN ××—8×××/××年鉴系列期刊 ： CN ××—9×××/××（ 4 ）中文、少数民族文版期刊合并使用国内统一刊号的编法：CN ××-××××/××-ZZ 为少数民族文字版代号，民族名称汉语拼音首字母。例：《新疆支部生活》 CN 65—1001/D《新疆支部生活》（维文版） CN 65—1001/D—W《新疆支部生活》（哈文版） CN 65—1001/D— 年 3 月 31 日，新闻出版署报刊管理司发出《关于期刊核验及重新登记的补充通知》，将有关年鉴系列期刊的编号由原 “CN ××—9×××/×× ” 改为 “CN ××—4×××/××” 。 年 12 月 2 日，新闻出版署发出《关于〈关于期刊核验及重新登记的通知〉的补充通知》，《通知》要求停止使用在 1999 年重新登记中新编的期刊刊号排序，包括年鉴、高校学报、信息参考、复印资料、政报公报、解放军系列、少数民族文版等期刊的编号。恢复重新登记前的期刊刊号排序，其中凡属 1999 年新批、更名及特殊系列期刊的刊号，由署统一配发。期刊迁移（期刊由某省、自治区、直辖市迁移到外省、自治区、直辖市）或更名须重新编号。通知要求，务必保证从 2000 年元月起，恢复使用原刊号。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许多期刊未能在 2000 年元月开始恢复原刊号。由此可见， 1999 年是期刊刊号变化最多的一年。1.申请刊号的关键 申请刊号的关键是寻找一个能负政治责任和新闻行政单位认可的主管单位，由其出面申请。为什么大家申请难，就是没有主管单位。 .什么是主管单位 在我国新闻行政单位认可的主管单位有如下副厅以上的行政和事业单位（包括行政机关、学校、研究机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协会、国有企业），或正县一级政府机构以上，(包括政协、人大、法院、检察院）或相当于县一级的如地市的新闻出版局，宣传部、广播电视局、日报社、新闻办、地市级总工会、纪律委员会、政法委、编制委，民族自治地区的科委，侨乡地区的侨办，大的出版社或其他认可的主管单位（如我国十四个副省级城市的副厅级单位和某些相当于副厅级民办大学和研究机构）。具体可以查寻当地的年鉴。 .怎样寻找主管单位 由于要负政治责任，一般单位主管单位都不太愿意，根据经验。有两个渠道，一个是找到一个副省以上领导，退下的也可以，由他出面联系。另一个就是从下往上走，找到主管单位一定级别的主要领导。这很重要，没有他们支持无法申请。 2.申请流程 中国刊号申请归口有四个单位，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科委，国家侨办，解放军总政治部。一般期刊通过省市新闻出版局报国家新闻出版署，科技类通过省市新闻出版局和省科委报国家科委再到新闻出版署。侨刊报国家侨办再到新闻出版署。 3.民间办刊关键 目前民间办刊的五个出口， 1)科协 2)工商联 3)相当于副厅级民办大学和研究机构（如深圳综合研究院或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另外有50个大的民办大学中有部分相当副厅级的） 4)某些国家字头的学会、研究会、基金会、论坛（他们一般是部省级别领导下来办的事业单位，是民间协会。 5)中图渠道和省新闻出版局的出版社渠道。 4.申请技巧和注意事项 一般申请需要先办6期以上的杂志，一般是用丛刊、协作出版、书号形式、光碟号形式、增刊形式、内部准印证形式。（千万不要用国际刊号）。要求期发行量如消费经济类在20000份以上、技术经济类5000以上、学术类1000以上（不能底于500份），我国目前有几百种发行量在500份左右的学术期刊，这是充分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但许多期刊是通过这样说服主管单位的或找到主管单位,一定要有过程。 还有在申请时一般是专门成立新的主办单位,以事业单位为好，（也可以公司制）以适应要出版期刊的出版宗旨（如许多人挂靠地方上的，地市级总工会、纪律委员会、政法委、编制委。他们一般专门成立如XX经济发展中心，XX企业战略研究会，XX研究会，XX人才研究会，XX职工技术改革研究，XX企业文化研究会。最好是以跟出版内容相适应机构。我知道有纪律委员会办的文摘杂志,他们的主办单位就是XX战略研究会。 5.如何通过挂靠主管单位合作出版 1) 直接申请，请几个副省级别的领导或院士出面做顾问，一般3个人以上，强调重要性、必要性，可行性和经费保障。向新闻行政单位或市科协，国家科协申请。能请到副委员长或政协副主席以上领导，会很快。 2)如果是所在地区指标缺，可以请主管部门出面，到其他地区调一个刊号，一般也是选同行业方面的，将他的刊号转过来，他们的内容可以合到其他杂志。或他们的内容用协作出版的方式用书号出版。国际刊号不变。类似目前许多学术期刊形式。 3)以上都是过程，有时申请可能需要一两年，对时机而言，时间太久，风险大。可以用收购合作的形式办，我们讲收购期刊也要通过主管单位进行。有省内收购和出省收购。有省内收购一般可以逐渐用新的主管单位接手。出省收购则需要用合办的形式或者购买一个新指标补偿原有的地区。 4)与新闻出版局下的出版社合作，他们派编审，费用10000--15000元每期。他们可以帮你用增刊号的形式，或安排某杂志合办的方式。这一般是新办杂志的过度。 5)打主管单位本身杂志的主意，捆绑在一起的方法，待市场培养较好后再创刊一种是A、B卷形式将A卷为《要办的杂志》，B卷为原来的主管单位杂志，定价不变还是原样。但A卷为《要办的杂志》进入用打折的方式零售市场，如只卖？元等。另外是将主管单位杂志改书号协作出版将其刊号用于《要办的杂志》出版，但这样最好能改月刊或半月刊安排的好可以变成三四本杂志（如科普版）（综合版）（学术版）（专题版）价值才大。 6)走丛刊道路，与出版社协作出版或用内部准印证的形式捆绑其他杂志发行，这需要好好找，需要有资金保证。利用增刊号申请邮发，解决订户问题。一年出版2期正式期刊， 7)最坏情况用内部准印证的方式发行，在许多同类杂志上交换广告如XXX等进行会员发展，用会员方式征定。或用邮购形式零售，如许多内部杂志目前是免费，但其邮费则很贵，如无线电定向要8元，中国无线电要12元。还有20多的，30多的。通过快递发行落地。不需要有资金保证。到一个发行临界点再申请正式刊号。 6. 注意事项 有的地方刊号的指标非常紧张，申请要注意看他们的刊号走向，你可以查《媒介》杂志上面有一个出版公告，一般在申请刊号时，内紧外松，地方上要挡驾，国家会支持，但技术经济类杂志他有个总量规划布局，如果一种类型太多他可能会限制，但可以用自己设立主办单位的方式规避，如文化类申请困难，可以用经济类，以经济文化内容为主。 科技类杂志特别是地方协会办，一般当地的省市科协会会挡驾或强调很难。这时你们需要强硬一点，质问他们，同不同意办一本科技杂志，一般情况他们没有理由，如果他们没有理由，请他们支持就盖章行文，或者先让支持办一个省内的连续内部准印证。上面新闻部门批不批是一回事，你们报不报又是一回事。新闻部门政策性强，人员修养高，只要你坚持，不会为难，还会给建议，出主意在权限内，就都会批准。 许多地方协会就是这样给档回，一般北京的机构为什么容易拿到刊号，原因在此，我知道只要主管单位同意，新闻部门就挡不住，因为现在一切都是依法办事，他在规定的时间不答复，你们可以对其行政诉讼，诉行政不做为。一般到这地步，他们会给你一个丛刊号或协作出版书号，让你们出版，几期后根据他们的考核标准，再批准，给正式刊号。 7.刊号需要多少钱 刊号是一种社会公共资源，数量有限。一般情况下的手续费用非常少。但是任何国家都有出版管制，有一个总量平衡的问题。数量有限，壳就有一个价格，根据评估如消费经济类在100万以上、技术经济类50万以上、学术类30万以上新闻类要150-200万以上，报号要200-500万。（是对现有刊号指特定情况的最低评估，需要请出版部门的高层协助。能够交易的价格。但学术类有许多可以改类（如改新闻类），所以价值很高）。 此处的分类是按国际上的一种分法。消费经济类相当大众期刊，技术经济类相当小众期刊。新闻类是指刊期在2周内的。 8.国际刊号 WTO后中国的出版没有放开的内容，同时任何国家都有出版管制，国际刊号是一个图书馆的检索标志，不是出版许可。中国刊号包括国际刊号和国内刊号（他实际是出版许可证，有国内刊号可以出版）在香港和许多国家不承认国际刊号，通过他们的机构直接到法国申请是免费的。 同时香港的出版许可证也是免费的，但很少有人申请，因为监督管理和市场容量的原因，如香港每年出版10000种期刊，但只有750多种登记，（在香港有俗语“害人劝他办杂志”）在香港杂志出版需要月内按时送样，没有送样一期罚2000港币，还有版权问题处理困难。 在香港除必须零售才登记，从某种意义没有登记也是违法的，好在香港商业印刷品可以不登记。所以标的国际刊号也没有意义，许多港台发行的杂志没有国际刊号，但都有当地落地许可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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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发代号：2-17，报刊名称：北京支部生活，月刊，当月1号出版，单价，全年价，简介：宣传党建理论 报道基层党建。邮发代号：2-993，报刊名称：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共产党，月刊，当月10号出版，单价，全年价，简介：以中央精神为导向，整合名家见解，面向各级党政部门，精选党的重要文献、聚焦党建热点、探索理论前沿，密切联系基层党建，集党建理论宣传与实践指导于一体，是党建理论研究人员的核心读本，党务实际工作者的有力助。
1984年 《时代姐妹》创刊。1986年 初闯天下后，杂志交邮局发行。在这一年，上级决定，给杂志社“断奶”（不再拨给财政补贴）。当年，在并没有认识到市场的情况下，便被不情愿地赶进了市场。1987－1988年 《时代姐妹》编纂出版第一本收三年之精品的精华本。1989－1992年 初步开始寻求期刊社多种经营的新途径。1994年 创办了另一本都市娱乐文化月刊《人间指南》。1995年 全面改版－－大力推出了当时国内正在流行的大16开国际流行开本（全新版）《时代姐妹》！1996年 杂志社历时几年的机制改革顺利过渡。用人制度、分配制度、奖金制度和各项全新的管理制度进一步出台并完善。1997年 参加世界最大的法兰克福书展；参加芝加哥全美ABA书展；参加泰国、德国、欧洲诸国的各类书展。1998年 完成了办公室自动化和编辑记者工作人员的现代通讯设备以及个人电脑的配备，从北京开始建立了自己的记者站。2000年 期刊被吉林省评为一级社会科学期刊；2003-9-2004年 《时代姐妹》下半月“形象人版”立即全新改版为全新的《女人坊》版。2005年 创办新的《情人坊》版，这是继《女人坊》版后的又一次重大改版。2006年 月末版《私人坊》创刊！同年，《女人坊》全国发行工作会议在云南滇池召开。2007年 《时代姐妹》获国家出版署批准，成功更名为《女人坊》杂志。当年12月份，第一届《女人坊》全国作者笔会在海南省天涯海角召开。2008年 第二届《女人坊》全国作者笔会，十月份在西北古城西安召开。2009年 创刊25周年之际，第三届《女人坊》全国作者笔会在杂志社驻地吉林长春召开，是历届笔会中规模最大、人员最多的一次。2010年 《女人坊》杂志读者座谈会隆重举行。当年，“读《女人坊》杂志赢钻戒”活动启动，女人坊官方网站正式对外开放。当年被吉林省新闻出版局评为：“吉林名刊”。2011年“读《女人坊》杂志赢钻戒”活动在春天圆满结束。
女人坊杂志官方网站于2010年5月1日正式启动。是女性朋友的温馨家园、坊迷互动交流的场所。在这里，可以最新杂志抢先看、可以看往期电子版女人坊。有免费征婚交友平台，注册后有机会在杂志上刊登相关信息。有精彩丰富的八卦星闻，有专门为写手搭建的写手联盟，栏目设置丰富多彩，瘦身、美容、情感、话题、时尚、秀场、职场、理财、电影、旅游一应俱全，可以创建自己的博客，可以在女人坊社区和编辑进行互动交流。尤其是女人坊杂志开展的各种活动最新信息都会在该网站第一时间公布，是喜爱该杂志的坊迷们最佳去处。
由吉林省妇联主办的女人坊杂志(前身为《时代姐妹》杂志)，2007年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正式更名为女人坊杂志。 该刊定位为18-38岁的女性读者，倡导自尊、自爱、自信、自立、自强的新时代女性精神，深受广大读者的推崇和喜爱。目前，《女人坊》系列杂志分为上半月情感版、下半月生活版以及月末青春版。目前，女人坊杂志社旗下已拥有：主办刊物：《女人坊》上半月魅力情感版《女人坊》下半月时尚生活版《女人坊》月末青春版 合办刊物：《情坊》《私人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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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戒》赏析2004年11月12日 本文叙述者意欲向读者叙述的是一种独特的生存环境中奇异的人情风俗及其人群的生活方式。首先，故事的行为“空间”——“这个地方的地名有点怪，叫庵赵庄”。“庵赵庄”这一符码，指称着两重涵义：庄上大都姓赵，庄上有一个庵。庄以族为名，是中国传统社会注重血缘聚居的一种反映；庄以庵名，则可见这座小小的菩提庵对庄上人家的重要性。“出和尚”便是这个地方的一大特色。 和尚象征着佛教，象征着信仰。“出家”当和尚意味着接受某些特定的“禁止”、契约规束。正是这些“禁止”、契约规定了和尚是不同于常人的、是“非常人”。在一般读者的眼里，和尚正是“不同的人”，是异己的“他者”。但本文向读者叙述的、明子家乡的和尚则几无“他者化”的特征，和尚的生活几与常人无别。一个人出家当和尚，接受的“禁止”规约还没有获得的“自由”多。当和尚可以有很多好处：一是可以吃现成饭，哪个庙都管饭；一是可以攒钱，由和尚还俗娶媳妇是很容易的。有许多人出家当和尚好像正是出于这些“现实”的考虑，而几无信仰方面的需求。明子正是这样的。而要当上和尚却不容易，必须得是面如朗月，声如钟磬，还要聪明记性好。 在这一处地方，和尚与常人最大的不同处，只是和尚必须烧戒，需要做法事，而做法事却是要收钱的。人们对佛教的信仰似乎也就止于放焰口。宗教与信仰已经充分地融进当地的民俗风情、传统道德伦理资源构成的文化整合体中去。换句话说，佛教已被本土化、具体化为“当地”的宗教。信仰变成了当地人独特的信仰，和尚也是当地人特有的。在这一层面上看，小说本文表述的深厚内涵正是这种外来的宗教资源在与中国本土文化发生碰撞时、对抗以后的一种结果：宗教被接受，但是被消解式地接受，即被“本土化”，被本土文化所扭曲变形、整合吸收。 印度的佛教被本土化以后，形成了中国的佛教。中国佛教又分南、北二宗。北宗恪守教义，谨行教规，主张通过苦行修炼彻悟“佛性”，寻求超脱。南宗教派则认为人人心中皆存佛性，“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在通向“彻悟”、“佛”的道路上，人人是平等的。这一教派并不苛求形式上的清心禁欲，苦行修练，而着重于精神灵魂上的启蒙、顿悟。这种教义的盛行，与南方市民经济的普遍繁荣有着必然的联系。经济的发达引导的是生活上的享受需要，引导的是世俗化的生活方式。佛教为了赢得信仰，赢得信众，不得不向这些世俗的需求妥协，甚至刻意迎合这些世俗的需要。在明子的家乡，佛教的“代言人”和尚除了念经、做法事，着僧衣、剃光头受烧戒之外，似乎并无严厉的教义约束。 这一群貌似摆脱尘俗、超然世外的和尚居然同“俗人”一样地生活，这是令读者惊奇的。谁的家里兄弟多，就派一个出去当和尚。当和尚也要通过关系，也有帮。在这片区域，和尚被视为同箍桶的、弹棉花的、花匠、婊子一样，是一种职业，一种生存方式，物质的而非精神信仰的生存方式。和尚们一样地娶妻养子，打牌赌博，唱山歌小调，一样地杀猪吃肉。他们吃肉也不瞒人，杀猪就在寺庙的大殿上，一切都和在家人一样，只是宰杀之前要很庄重地念一道“往生咒”，为杀生搜寻一些经典依据而已。在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即使是在从事很神圣的宗教法事，如放焰口时，和尚们也像玩杂耍似的。年轻的和尚则趁机出风头，引得大姑娘小媳妇跟着私奔失踪。 “禁止”规约的淡化或隐匿，使这一群本应寻求灵魂超脱的和尚，也同样依恋着世俗化的生活，他们一面浸淫于经验的、体验的世界中，过着“俗人”的生活，享受着人性、人情焕发出来的欢乐与愉悦，一面追求着超验的宗教理想，皈依于一种执著的信仰。恰似身在淤泥之中而求自洁其身，这些和尚试图寻求生活享受与超越追求的统一，现实与来世的统一。正如废名的那首诗《海》所抒写的：海，在每一个人的心里。每一个人（包括和尚）都可以通过自己的途径接近或达到“大彻大悟”——佛自身。明子与所有已经成为和尚的男子一样，并不刻意压抑自己本性的发展，恰恰相反，他正是顺从着人性的自然成长，追随着人性要求的召唤，在世俗/脱俗（超俗）的浑融一体中，不断地成长着。叙述者想向隐含读者暗示的正是这样一条道路：从世俗中逃遁、解脱未必要脱离现实，远隔尘世。尘世之中自然的人生、透明的人性是可以与天、与大自然、与佛相通的。人性的自然舒展、欲望的适当满足乃是获取宗教超脱的条件与补充。 相当有趣的是叙述者对于“荸荠庵”这个名称的解释。这个庵本来叫菩提庵，是富于佛教意味的，但“俗人”们把它叫讹了，叫成了荸荠庵。这一讹称很具隐喻涵义，它代表着一种民间化的、世俗化的“阐释”（对佛教的解读）。庵里的和尚也接受了这种“俗称”。 这实际上是对于自己宗教信仰的一种有意的“省略”或“忘怀”。 庵本来是住尼姑的，“和尚庙”“尼姑庵”是俗人约定俗成的想法，可是荸荠庵住的却是和尚。这一看似荒谬的事实说明这里的和尚对于名份、形式是看轻的。而当地的人们，也对此习以为常，这正好印证了和尚的俗人化与宗教的世俗化。这些叙事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读者阅读期待中和尚与佛教的神秘性与神圣性。 本文的主题是明子到善因寺去烧戒疤。受戒是出家当和尚的一种正式仪式，是一种很庄重的“典礼”。这一庄严的仪式在小英子看来无异于活受罪，无异于一种不人道的行为：“好好的头皮上烧八个洞，那不疼死啦？”然而小明子对这种仪式却不能不接受，尽管它确实违背了自然的人性，但是“受了戒，就可以到处云游，逢寺挂搭”，而不受戒只能是野和尚，小明子的心里已经能够理解受戒这一形式对于和尚的必要性。和尚虽几与常人无异，但和尚之所以是和尚，因为他必须会做法事，而他首先必须接受烧戒。但这对纯真少年看来，受戒并不是痛苦，它只是领取一张和尚的合格文凭而已，它只是“出家”“当和尚”的“入门仪式”。受戒这一抽象、空洞的能指符号是没有所指内容的。 外表庄严的善因寺是“禁止喧哗”的，到了这里谁也不敢大声咳嗽。和尚们都在吃粥，竟然不出一点声，但是小英子却不顾这些“禁止”，大声冲着正在吃粥的明子打招呼，然后大摇大摆地走了。由此可见，尽管有禁令，有规约，但它们是宽松的，是可以被打破的。打破“禁止”并不会受到惩罚，也不会造成损害。所有被接受的规约乃是自然形成、顺乎人性的。它们对于“破坏者”不是惩罚，而是采取一种兼容的、接纳的姿态。正如荸荠庵山门上的那一副对联“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颜一笑笑世间可笑之事”。所意谓的“当地”的佛教信仰的基本的内涵就在于此。——“出家”是自愿的，超脱是人人皆能行之有效的。佛性自然，人人心中皆有佛在，这是一种本土化的宗教信条，就像荸荠庵另一副对联所透露的玄机：“一花一世界，三藐三菩提。” 小英子这一少女代表的是与和尚对立的“俗人”的代码，从她身上可以看到俗人对于宗教皈依的巨大解构力量。小英子保存着最为自然的本性——透明的性情，由这一带清秀山水培养起来的水一般的阴柔性情。她有着本乎自然的欲望，纯真的情爱。在她身上，似乎找不到焦虑或受压抑的阴影。她的焦虑与欲望被掩藏或装饰了起来，恰如那一片密密的芦苇荡子。小英子生存的空间是桃源式的环境。这一片空间里的人，与自然是充分混溶的。他们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忌讳”的约束。小英子初次见到明子，就很自然地把半个莲蓬扔给他吃，以后就熟如一家人，明子也老往小英子家里跑。小英子的母亲斥责明子时，径直叫他“儿子”，后来干脆把他认作了干儿子。明子帮着小英子姐妹画绣花，帮着做田里的农活，一起踩水，一起采荸荠……“男女授受不亲”的秩序被彻底打破了，少男少女在一种亲密无间的关系里滋养起了一种最自然的相互依恋的情感。明子在善因寺受完戒，小英子驾船去接他。她不让明子将来去当方丈，也不要他当沙弥尾，明子都答应了。小英子接着更是毫无顾忌地提出自己要给他做老婆，已当上和尚的明子眼睛睁得鼓鼓的，答应了。在这里，性爱被表述为一种如水一般流淌的、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本文自始至终渲染的这种古朴淳厚的民风得到了升华与深化。“受戒”与“情爱”这两个看似对立的命题在这里奇特地统一起来了。 作者汪曾祺在本文结束后署明：一九八0年八月十二日，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这一简单的“注脚”实际上为读者提供了一篇“次本文”。“次本文”也可以称为“第二本文”，是与“正式本文”（“正文”）平行存在的、对其进行“解构”说明的另一本文。正如《狂人日记》序言（以文言写成）对于“正文”（以白话写成）是一个“次本文”一样，汪曾祺在“正文”之后的这一说明，实际上“解构”了本文所提供的可能解释或表述。这一“次本文”意味着：本文所表述的可能只是一场梦觉，只是真实作者心目中的一种“理想境界”（一个“理想国”），它或许存在过，但已经永逝不复返了。1980年的作者在“当下”借助语言构筑的这一“话语空间”实际上只是一种情感的操练，试图“复活过去”、“重返旧时光”的一次想象性的努力。“次本文”也可能说明了真实作者跟当年居住在密西西比河畔的马克·吐温梦想成为一名水手一样，梦想追寻一种理想意境中的人们的生活。然而，梦既无从寻觅，唯有诉诸语言的想象才可能是真实的，于是《受戒》这一文本的产生，其全部用意似乎都在于圆满作者的那一个梦。
很多人都不太喜欢苏童，我见过最恶毒的评价是"写东西通篇故作姿态矫揉造作，硬是装出阴冷的感觉。”
但其实也没有那么差，譬如另一种妇女生活，这本书主要的冲突是时代的断层。
文中买酱油酱瓜的供销社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产物，而简家酱园应该是解放前的东西。简少芬姐妹和供销社的三名店员虽说是只相差十几年的同龄人，但是因为幼时阶层的不同，性格呈现出截然相反的一种状态。譬如三名店员喜欢说八卦是非，以怂恿少芬嫁人为己任，而简家姐妹则离群避世，只以绣花度日。
我觉得文中最可悲的人不是简少芬，而是她姐姐。她姐姐厌恶男人，只怀念以前的旧时代，而她妹妹是她唯一的依靠。当然，这里说的是心理依靠，而不是生理依靠。所以，当她妹妹出嫁的时候，她选择的是把她打出去。很正常，对她来说，妹妹的出嫁是一种背叛。反观妹妹，其实也是个很可怜的人物，随波逐流，尽管她什么都没做错，但是她姐姐会一直恨她。
她姐姐是个非常自私的人，也许不能说自私，这是过度的保护欲作祟，如果她让自己的妹妹出了旧简家这个牢笼，对她来说是种羞辱。最后，她的死也非常耐人寻味，她不敢去恨自己的妹妹，于是只能去恨那个给自己的妹妹说亲的女人。可是，从头到尾，她都没问过自己的妹妹究竟想要什么。
从苏童身上我们看到，中国电影因其创造的独特形象，在使法国公众接受中国当代文学时起到不容怀疑的作用。但电影在为苏童吸引了异域关注的目光的同时，也对异域观者产生了诱导，强化，而不是修正了其文化思维模式和民族集体想象；对于被接受的作家而言，这并非是一种丰富因素，而是一种固化因素，它对作家完整的、真实的文学形象的树立产生了阻力。 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凭借其强大的爆发力和创新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紧贴中国现实的时代气息，丰富多样的写作主题，不拘一格的写作手法，形态各异的文学思潮，使得这一文学在国际上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法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汉学历史的国家，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法国汉学界就敏锐地捕捉到新时期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新趋势，翻译了当时很多“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代表作。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中国当代文学在法国的翻译更出现了持续稳步上升的态势，中国文坛的主力人物几乎都拥有了法译本作品。近年来，中法文化交流尤为频繁，特别是中法文化年期间，巴黎图书沙龙首度邀请中国作为主宾国，将中国当代文学作为主推对象，三十余名中国作家应邀赴法，与法国读者直接接触，进一步引发了法国出版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出版热情和法国公众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阅读兴趣，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在法国的翻译出版，进一步扩大了中国作家在法国的影响力。 如果谈到在法国受到关注较多，影响较大的中国当代作家，苏童是一个不得不提的名字。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起，法国先后出版了六部他的作品：《妻妾成群》（Epouses et concubines,1991年，弗拉马利翁出版社）、《红粉》（Visages fardés,其中还收录了《妇女生活》，1995年，毕基耶出版社）、《罂粟之家》（La Maison des pavots，1996年，中法文对照版，友丰书局）、《米》(Riz,1998年，弗拉马利翁出版社)、自选小说集《纸鬼》（Fantómes de papiers，其中收录十八篇短篇小说，1999年，德克雷德·布鲁韦出版社）,以及去年刚刚出版的《我的帝王生涯》（Je suisl'empereur de Chine，2005年，毕基耶出版社）。 苏童的文学创作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但真正令他为广大中国读者所熟知，并为他带来国际性声誉的，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小说《妻妾成群》的问世。苏童也同样是凭借着这部作品吸引了法国人的视线，登上了法国的文学舞台。在张艺谋获奖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光环照耀之下，《妻妾成群》迅速拥有了法译本，普通本出版不久便又出了袖珍本，并以巩俐的倩影作封面，封底则标明小说为电影原本。《妻妾成群》在法国的发行量达到六万册，成为在法国最畅销的中国当代小说之一，苏童的名字也在一夜之间为法国的汉学界、文学界和普通读者所知晓。在法国出版界，两三千册的销量就可以收回成本，一般的中国文学作品达到六七千册的销量，已经是不错的表现，因此，作为苏童在法国被翻译的第一部作品，《妻妾成群》六万册的销量是一个很高的起点。改编电影的成功，带来了苏童小说商业上的成功，令苏童从众多的中国当代作家中脱颖而出，迅速走入法国读者中间，赢得了较大的读者市场，这是很多只求被翻译就好，并不计较销量的中国作家难以企及的，这也使得苏童成为一个法国出版商从其身上能看到相当商业价值的作家。 同时，与电影的紧密关系，使得苏童在法国的接受方式成为一个特例。大多数在法国得到译介的中国当代作家，首先是以某一方面独特的文学品格（作品叙述层面的先锋实验性、思想层面的探索性或哲学性、内容上的现实性和批判性等等）吸引了某一位或某一些法国汉学家的注意，然后借助其推荐，逐步得到翻译和出版，在一个并不短暂的过程中，逐渐获得法国汉学界更广泛的认可，最终引起文学批评界和法国大众的注意。而苏童在法国被发现、被译介、被接受的过程直接而迅速，几乎没有任何过渡。可以说，因为改编电影成功而带来的强大的商业连锁反应，使得法国汉学界、文学界和普通读者对苏童的认识和接受几乎是同步的，汉学界在后两者的认识和接受过程中，并没有起到原有的引导作用，作家的形象不是依靠汉学家有选择的翻译和有侧重的推介而逐步塑造出来的，而是由电影以其强大的传播力和视觉影响力，在读者阅读文本之前，先入为主地、直接而直观地植入了读者的脑海。 苏童在法国的这种起步方式对他日后在法国的译介产生了微妙的影响，而要分析这种影响，我们必须先了解法国人是怎样来解读《妻妾成群》的。 法国的一家杂志这样评论苏童的《妻妾成群》：“苏童不动声色地描写最残酷的折磨，最隐秘的痛苦。喊叫、暴力，甚至是巫术都像在一层薄雾中，或者是在一层纱幔后出现。一些富有诗意的细节，例如知更鸟的歌唱，蜿蜒的紫藤，奇特而引人侧目。这种奇异的视角，不仅远没有减轻阅读的焦虑，反而令人更加恐惧。表面上简单的文字，实际上是一座迷宫。没有一个人物可以作为标准，因为没有一个人令人同情，也没有一个人令人厌恶。这些黑色的灵魂同时也是受害者。发疯的颂莲，不停地围着弃井转来转去，是最为恰当的形象。”这样的评论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我们无权去指责这样的解读，从阐释学的角度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妻妾成群》，更何况很多中国读者所读到的《妻妾成群》也正是上文所描述的形象。但是从这样的解读中我们不难发现，法国文化背景下特有的接受视域，使得法国读者对于苏童作品的某些因素尤为敏感。苏童所精心营造的阴森恐怖的氛围，神秘诡谲的意象，暗合了法国读者对于陌生而遥远的东方世界的集体想象；颂莲们的悲剧命运，又能够引起法国人对于生活在黑暗制度下的东方女性的深刻同情。汉学家安妮·居里安曾经从法国人的角度谈到改编成电影的当代中国小说和西方读者的关系问题，她写道：“许多中国作家希望看到自己的作品搬上银幕，这既能使他们出名，又能为他们带来可观的收入；因此他们的写作受到诱惑，追求强烈的视觉风格和可能引起西方人的兴趣、使他们入迷的意象，而他们展示的是西方人可能已经了解的那个中国，带着古典色彩，却不是当代中国（然而小说和电影都是当代的）；为此，他们求助于中国文化中一些对西方而言富有异国情调的乃至公式化的意象，如《妻妾成群》的大宅或有人在抽鸦片的屋子。”苏童写作的初衷当然不是为了取悦西方读者，但安妮·居里安的话印证了苏童作品中的某些因素，特别是叙述层面的某些因素，即使在作者的创作意图中并非最重要的部分，却恰恰是可以引起法国读者兴趣的阅读兴奋点。 苏童曾说，“我的终极目标不是描绘旧时代，只是因为我的这个老故事要放在老背景和老房子最为有效。试想一下，如果我把《妻妾成群》改写，抛开外表所有可以剥离的东西，那些院子、宅子等，我可以把它处理成当代生活中四个机关女职员和一个上司之间的关系，这样写不是也很有趣吗，会变成完全不同的另一篇小说。”对于苏童而言，历史仅仅是一件外衣，一个衬托人物表演的布景，他的目的是以历史为道具，描写、探索人性中复杂的方面。然而，正是因为以遥远的时代为背景，有了与现实拉开距离的叙述空间，才使苏童的叙述才华得以充分地发挥，恣意绽放。细腻的心理描写，含糊玄妙的意境，准确的细节将《妻妾成群》的故事讲得如此生动、如此逼真、如此精彩；而苏童的描写越是灵气十足，越令法国读者感受到作品强烈的异国情调，令其为之入迷，流连于作品华丽的外表，深陷于作者引人入胜的故事，却失去了拨开情调、意象的迷雾去追寻掩藏其中的内在实质的意识，忘记了作者并不是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苏童意欲摆脱的具体的历史背景和故事情节，却牢牢地吸引住了法国读者的视线，精彩绝伦的故事带来的“感官性”的享受主导了他们的阅读。如果真的将《妻妾成群》的故事改为四个机关女职员和一个上司的故事，离开阴沉恐怖的旧宅院和裹足的小脚，也许苏童作品的思想性、普世性会得到更为有力地凸现，会更为有效地传达给法国读者，但苏童在法国的命运也许也将改变了。 《妻妾成群》内在思想性的被忽视是不是意味着苏童的叙述才华和写作风格得到了法国读者充分的肯定？问题似乎并不这么简单。安妮·居里安在谈到法国新小说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时说道：“虽然新小说较晚被翻译到中国，但它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影响。例如萨罗特、罗伯-格里耶，他们的理论著作和小说都被翻译成中文，并且得到广泛讨论。像《古典爱情》和《在细雨中呼喊》的作者余华，以及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小说原本的作者苏童，他们在新小说技巧的影响下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打破了叙述的线性，采用多视角的写作。”在安妮·居里安的描述中，苏童是一个具有先锋实验性质，在叙述技巧上有独特追求的作家。《妻妾成群》虽然讲述的是一个旧派的故事，也借用了一些古典小说的元素，但它并不等同于传统小说，苏童有意识地在其中融合了具有现代性的叙述手法，并创造了独特的叙事风格。他在行文中取消人物对话的标点符号，使得小说人物和叙述融为一体，相互制约相互辅助，在阅读和感官体味上更为流畅；他采用语言“陌生化”手法，以产生特别的审美感觉和深邃意味，令小说的叙述话语创造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语言表达范式。同时，他大量使用句号，而不是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感叹号，以处于零点的情感状态、尽量不动声色的态度进行叙述，使读者的感受不再是从语句中被动地获得，而是从相关的情景和细节中主动地获得。作者冷却了自己的主观情绪，以不褒不贬的态度叙述一切，退让出阐释空间，由读者在阅读中获得了一种能动的判断。他还大量地运用长段，以控制小说的节奏，小说的叙述语调也变得平缓从容，不动声色，形成舒缓沉静的叙述风格。 然而在《妻妾成群》的法译本中，原文的行文方式与结构被改变，原文中本没有引号的对话全部加上了引号，多处对话结尾的句号被改换为感叹号这样具有明显感情色彩的标点，原文中很多长段被断成短段。事实上，由于中法两种语言的差距较大，将原文中的一些形式进行改变，使之符合法语的表达习惯、易于读者接受本无可厚非，但进行这种改变需要十分谨慎的态度，因为作者的语言特点、整部作品的风格是与其表达形式密切相关的，上文提到的无引号对话、句号标点及长篇段落可以说直接体现着作者的风格，甚至本身就是作者风格的组成部分。但它们却在翻译出版过程中流失了，这种流失不论是译者的选择还是出版商的选择，其用意都在于将作品浅析化，减少阅读障碍，增强作品的可读性，从而将读者的阅读重点指向作品的故事层面。经过这样的翻译处理，很难想象苏童的叙事魅力是否还能较为完整地传达给法国读者。 事实上，中国当代文学在法国的出版具有两种较为明显的并行不悖的特征。一是追求具有轰动性的作品，例如获奖电影的原本小说，或是在中国引起巨大争议，能够刺激法国公众神经，颠覆西方人对中国的传统印象的作品；例如，李碧华的《霸王别姬》、李晓的《门规》，卫慧、棉棉作品的翻译，这种翻译追求的更多的是一种短期的商业效应，更多地反映的是出版商的选择，而不一定是汉学家的偏好。二是着眼于作家的文学创作品质和创新独到之处，力求反映中国当代文学特有活力和创造力，例如对先锋派作家余华、格非、马原等的译介，对寻根派作家韩少功等的译介，这种翻译较少考虑商业因素，主要着眼于促进法国社会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了解，逐步树立作家的国际声誉。 应该说苏童《妻妾成群》的翻译属于第一种类型，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在《妻妾成群》的翻译中，译者和出版商强化作品中能够引起读者阅读兴趣的因素，而忽视在文学审美层面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叙事手法的倾向。而在《妻妾成群》之后，作为一个在法国已经获得商业成功和一定知名度的中国作家，苏童似乎也因此失去了成为第二种出版对象的机会。即使翻译家希望在翻译中保留苏童的叙述特征，也可能在和更看重商业利益的出版商的周旋中妥协。《米》的翻译者诺埃尔·杜特莱就曾提到：“在形式方面，苏童将对话融于叙述之中，没有使用引号将其明显地标示出来，有时会令人难以分辨这些话是出自对话还是人物的内心独白。英文版保留了这种手法，而遗憾的是法国出版社并没有这样做。” 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法国出版界、文学界还是普通读者，对苏童的印象始于《妻妾成群》中所创造的那个充满神秘的中国意象的旧宅院和悲剧性的东方女性形象。可以说，《妻妾成群》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固化了苏童在法国读书界和普通读者心目中的形象。因此，苏童被翻译成法语的作品大都属于所谓的“新历史小说”和“妇女系列”，所有关于苏童作品法译本的评论和介绍，无一不提到苏童是《大红灯笼高高挂》小说原本的作者。时值2005年，法国出版社宁可选择苏童1992年的作品《我的帝王生涯》，而不考虑苏童较为新近的《蛇为什么会飞》这样的现实题材作品。虽然苏童也在法国出版了短篇小说自选集，但其影响远不及《妻妾成群》之后的《红粉》和《米》。 2004年巴黎图书沙龙介绍受邀中国作家的手册上，关于苏童的条目基本上概括了法国公众对苏童的印象：“苏童非常擅长描写模糊遥远的历史，他的小说经常以中华民国和封建时代作为背景。令他名声鹊起的是描写女性的作品，例如1989年被张艺谋搬上银幕的《妻妾成群》。他的笔触敏感细腻，具有内敛的诗意，传达出悲剧意味，在苦难、堕落和颓败的背景上，描绘现代人物和历史人物复杂、犹疑的精神状态。”如果说，不通晓中文的法国读书界和普通读者对于苏童的印象来源于他第一部在法国获得成功的作品，这并无可厚非，那么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情况相当熟悉的汉学家对苏童又有怎样的认识呢？ 有中国评论家说：“苏童是一位善变的作家，他从不愿意固定自己的风格，他甚至视风格为一种‘陷阱’。从‘枫杨树’、‘香椿街’到‘妇女乐园’，从历史到现实，从古典到现代……苏童的创作视点始终游移不定，他每次都以迥然不同的形象刺激着读者的阅读习惯。”但在法国，汉学界对苏童的认识却并非如此。正如我们在上文所提到的，由于苏童在法国的一炮走红，使得汉学界与普通法国公众几乎在同一时间接触到苏童，很多汉学家对苏童的印象也始于《妻妾成群》，从而忽略了苏童其他类型的创作，例如为苏童博得中国文学界最初赞扬和肯定的“香椿街”的故事和苏童晚近的关注现实的作品。同时，由于苏童在法国已经具有一定知名度，法国出版商在出版苏童作品时具有相当的主动性，汉学家的注意力可能更集中在另一些需要其大力推介的作家身上；而出版商对苏童作品有选择性的出版，在不断强化《妻妾成群》对读者造成的印象的同时，也对汉学家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其只将目光放在苏童女性题材和历史题材的作品上，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米》的法语本译者诺埃尔·杜特莱在他的《中国当代文学爱好者使用概要》中这样概括苏童的创作：“苏童喜欢将他的小说置于他并不了解的历史背景中，并且擅长描绘女性形象。” 上文我们提到专攻中国当代文学的汉学家安妮·居里安曾把苏童与余华相提并论，指出新小说对他们的影响，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安妮·居里安注意到苏童在叙述层面上的独特性和文学品质，并不受制于苏童作品的历史外衣。但这样的声音似乎显得十分微弱，更多的汉学家执著于苏童所虚构的历史，所塑造的女性形象，这种倾向贯穿了对苏童《妻妾成群》之后的作品的解读。以《红粉》为例，从故事情节上看，苏童在其中描写了旧时代妓女秋仪、小萼在新中国成立后几经沉浮的生活，写就了一曲女性曲折凄婉的命运悲歌。我们且不论作者写作的立意究竟是什么，让我们来看一看法国汉学家是怎样进行解读的。 “在《红粉》中，苏童描写是在1949年后，在共产主义制度刚刚建立的最初阶段，两名被带进劳改营进行改造的妓女的生活。” ——诺埃尔·杜特莱 《中国当代文学爱好者使用概要》:苏童的小说“以虚构的方式表明了虽然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极力禁止，但旧中国的某些东西依然存在，无法被消灭：那就是不符合社会规范的对性的欲望，那种远不是洁身自好的贤妻良母所应具有的女人的欲望……苏童笔下的女主人公的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呢？性欲，她们强烈的性欲，似乎为她们画出了人生的轨迹。毛泽东强调男女平等，甚至是男女无别，而这些女人却费尽心机想要在男人的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靠男人过日子。” ——玛丽-克莱尔·于奥 《红粉》法译本序言：“两名在解放后被强制改造的妓女，厌弃可以自主，却失去性生活的辛劳生活，死心塌地地要依靠男人过日子。这种女性观是否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弥漫在文学话语里的女性厌恶论同出一辙？至少，这一观点表现的是对任何形式的乌托邦的拒绝，对旧式小说的永恒真理的认同——直至作者的风格也是如此：男人永远是男人，女人永远是女人，金钱永远是金钱。” ——安热尔·皮诺和伊莎贝拉·拉碧《1994年-1997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综述》 被带进劳改营进行改造，只是《红粉》中情节的一部分，而诺埃尔·杜特莱则把它放大为小说的主要内容，在他的概括下，《红粉》俨然成为一部反映敏感的政治问题的具有揭露性的小说。玛丽-克莱尔·于奥则将重点放在了“性欲”两个字上，在她的不乏女性解放意味的话语中，秋仪、小萼这两个旧的灵魂在新的生活来临之际的失重与挣扎，实为“性欲”与压抑女性欲望的社会制度之间的激烈冲突。而安热尔·皮诺和伊莎贝拉·拉碧则对作者的女性观提出了质疑，从作品中读到的是作者“男性话语霸权”的嫌疑。 苏童一再强调：“我把女人当成男人来写。”“我首先关注的是人的问题，人性的问题，人的生存处境，性别特征是裹在里面涌现出来的。其他问题都是次要的。”然而，这样的表白无法阻止法国汉学家在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知识结构的支配下，对他的作品所作出的解读。诚然，秋仪和小萼可以是两个抽象的灵魂，但既然在作者的笔下，她们生活在刚刚解放的中国，她们是妓女，她们有着依附男人的意识，从她们身上就有可能读到政治、性和男性霸权。如果说这是苏童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表达，不如说这是西方社会最为敏感，最为关注的话语在苏童作品中的影射。 当汉学家的眼光也往往局限于苏童作品的经验层面，忽视作品的隐喻意义，无法跳出苏童无意中挖掘的历史陷阱的时候，不难想象法国媒体和普通读者是否有能力走出这个其实由他们自己编织的中国幻象。让我们再来看看法国媒体和出版界是怎样来评价苏童想要表达“一种不确定性，包括人的身份和处境的不确定性”的作品《我的帝王生涯》的。 “作者细致的描绘，让我们沉浸在一段想象的中国历史中。由于出生在历史被全盘颠覆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苏童怀有一种重塑历史的激情。” ——菲利普·毕基耶出版社网站 “在历史与虚构之间，苏童描绘的世界极端残酷，带着一点中国式的感性的情色肉欲色彩。” ——马赛某书店负责人 “这是一部构思精巧的小说，充满异国情调，精致的中国风物俯拾皆是。” ——法国《读书》杂志 无可否认，这样的介绍有哗众取宠之嫌，强化苏童作品中的政治性、地域性和性色彩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商业目的的有意之举。但从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苏童的尴尬：作为一个已经走入法国读者中间，并在法国出版界获得一席之地的中国作家，苏童在逐渐摆脱自己文学地位的地域性，融入法国文学系统的进程中，却不断地在被强化其文学作品的地域色彩。被法国文学、文化系统接纳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受制于法国文化定势，无条件地接受“他者”对“我”的文化定位的过程。 从苏童身上我们看到，中国电影因其创造的独特形象，在使法国公众接受中国当代文学时起到不容怀疑的作用。但电影在为苏童吸引了异域关注的目光的同时，也对异域观者产生了诱导，强化，而不是修正了其文化思维模式和民族集体想象；对于被接受的作家而言，这并非是一种丰富因素，而是一种固化因素，它对作家完整的、真实的文学形象的树立产生了阻力。 文学作品所包含的丰富因素为我们提供了多种角度去解读它，苏童的小说也不例外，更何况文化的差异，截然不同的接受视野有时会为解读一部作品、一个作家提供意想不到的角度，开拓另一种曲径通幽的可能。然而，我们忍不住去期待，是否有一天，在法国，人们能够拨开弥漫在苏童作品之上的或阴郁、或凄婉，充满诱惑的迷雾，去发现那个为他们所忽视的，也许是一个更本真的苏童呢？走出了中国的苏童，什么时候能够走出这层迷雾，在更宏大的文学宇宙中得到释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