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丽即是中国的历史也是韩国的历史。
高句丽是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七世纪在今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存在的一个政权。其人民主要是濊貊和扶余人，后又吸收一部分靺鞨人、古朝鲜遗民及三韩人。
高句丽极盛时疆域，东部濒临日本海，南部控制了汉江流域。西北跨过辽水，北部到辉发河、第二松花江流域。
高句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专业研究高句丽史、民族边疆史的历史学家耿铁华先生的《中国高句丽史》、杨秀祖《高句丽军队与战争研究》都指出高句丽有60万军队。
扩展资料：
史载高句丽其人性凶急，有气力，习战斗，好寇钞，沃沮、东濊皆属焉。这在高句丽古墓壁画上亦有描绘，比如洞沟12号壁画墓的斩俘图和三室墓第一室北壁的攻城图等。
攻城图整个画面为某个城的一角，城门紧闭，城外有二将乘骑手持长矛，正在酣战，人马均着甲胄。
在二将上方有二士卒滚抱厮打，画面简洁，主题突出，是描绘一幕城池的守御战，可能是为了表现墓主生前参与守卫某城有功的战绩场面。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高句丽
在过去的很长时期里，由于中国学术界对高句丽的历史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而将高句丽与三韩人王建公元918年建立的高丽王朝混淆，也正因此，使高句丽被不少中国学者误认为是韩国古代国家。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学者对高句丽历史研究的深入，中国史学界意识到了这一严重历史判断错误。为纠正这一错误，现在中国史学界已出版了大量有关高句丽的历史专著。如刘子敏先生的《高句丽历史研究》、耿铁华先生的《中国高句丽史》、马大正等先生的《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丛论》、《中国高句丽历史续论》、杨军先生的《高句丽民族与国家的形成和演变》等等。在中国史学界，“高句丽是中国东北古代民族建立的王国，与位于现在韩半岛上的王氏高丽（建立于公元918年）是两个除了名称，在主体民族等各方面都有着重大区别的国家”的历史观点已成为共识。但是，韩国的学者对此持有异议。韩国历史学者多认为高句丽只属于本国历史与中国无关，他们认为高句丽人创立了属于自己的独特文明，曾建立了与古代中国平起平坐的大帝国。其代表著作有徐炳国所著的《高句丽帝国史》与申滢植所著的《高句丽史》。由于韩国学者在解读完全由汉语写成的古代史料时具有一定的困难。因此，中韩在高句丽历史研究上的交流也有着一定的难度。朝韩历史学者的主要问题是对史料存在着为我所用而任意曲解的倾向。对于古代史书中能彰显高句丽“独立性”的历史素材就大加凸显，而对于能说明高句丽与中原在政治、文化、经济上的联系的史料就刻意忽视。应该指出，在韩半岛历史学者中，这一现象不是孤立的，而是普遍的。而中国学者在高句丽历史研究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则是“象牙塔主义”。满足于在小圈子内取得的成绩，没有动力和意愿主动向大众展示学界已有的最新高句丽历史研究成果，从而使很多不合理的有关高句丽的历史认识没有在更大范围内得到应有的澄清，造成普通民众的历史认识错误。中韩对高句丽历史认识的分歧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不应该要求任何一方屈已从人。而应该本着真理越辩越明的观点加强交流，以争取早日解决这一学术上的分歧。这一问题，只有通过学术交流而非任何其他的途径来解决。考察高句丽的历史就必须了解韩半岛国家与民族的形成时间。中国的学者们多认为韩半岛最早的国家是形成于公元前11世纪的箕氏朝鲜，而韩、朝学者多认为韩半岛最早的是形成于公元前31世纪～公元前24世纪的檀君朝鲜，而朝鲜学者依据“檀君陵”出土的人骨，将此时间上推至公元前3018年）。实际上，由于将神话中的“檀君”作为信史的历史研究方法本身所具有的虚妄性，朝、韩历史学家的主张是难以成立的。具体原因我们将在对“檀君”这一词条的解释中予以阐述。中国的大部分学者都认为箕氏朝鲜与卫氏朝鲜是韩半岛上最初形成的国家，而这两个古国是属于中华古代封国的性质。也有中国学者在最近出版的《东亚史》一书中认为，在高句丽、百济、新罗之前曾存在于韩半岛上的箕氏朝鲜、卫氏朝鲜、辰国，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而更接近于邑落联盟体系。半岛上的百济与新罗以及其邻近的高句丽才是在这一地区最初形成的国家（均为在公元2、3世纪前后）。高句丽在政权建立后虽然很早就有了王，但这个王，在早期与随时面临罢免甚至被杀的扶余人的王类似，不是真正的国家君主。从《三国志》的记载来看，西汉时期的高句丽还是隶属于汉玄菟郡高句丽县的一个部族，由“高句丽令主其名籍”（《三国志》卷30《高句丽传》），而且从玄菟郡领取作为中国地方官应有的按品级的官服。高句丽政权的高官号“主簿”，正是中国县级官员的称号，也证明高句丽政权作为中国地方政权而存在，是中国汉朝在东北地区的基层行政组织。高句丽祠“灵星”，是因为执行西汉政府“郡国县立灵星祠”（《史记.封禅书》）的规定，充分体现其作为基层组织的性质。可知在当时，高句丽与真正的国家相去甚远。魏晋以后，借中原战乱之机，高句丽的势力迅速发展。而其作为一个政权与中原政权发生的最早的大规模冲突是在三国时期的毋丘俭之役。此时的高句丽已经进入国家形态。由此可以知道，高句丽国家的形成应该是东汉末期的事（约为公元2、3世纪之间）。另外，最初的高句丽国家的统治中心在今天中国吉林省的集安与辽宁省的桓仁一带，与韩半岛的关系不大。高句丽由汉玄菟郡高句丽县统治下的部族向国家过渡，与高句丽的势力进入韩半岛，大约都是在公元2世纪（韩半岛上正式形成国家也不早于公元2世纪，详细内容见本文后附《中国与韩半岛的早期关系》）。可以肯定的是，高句丽由前国家形态向国家过渡的过程至公元3世纪已基本完成。高句丽因先后受到曹魏与前燕的连续打击，西向发展受阻，于是转而向韩半岛北部拓展，逐渐取代原中原王朝所设立的郡县（汉武帝灭卫氏朝鲜设立乐浪、真番、临屯、玄菟等四郡以后，韩半岛北部大同江流域一直是中国设立的郡县的统治区）。427年长寿王迁都平壤以后，高句丽长期与百济、新罗争夺领土。由于统治层采取了较为正确的战略（在高句丽发展的后期，其统治中心进入韩半岛后，高句丽对中原王朝的朝贡关系不仅未受到削弱，反而得到加强。从而得以集中实力打击其在半岛上的敌人），高句丽由是逐渐强盛，蚕食了中原王朝在东北及半岛上的郡县统治区，最终成为西至今中国吉林、辽宁两省东部，东达韩半岛大同江流域以南的区域强国。据日本学者田中俊明的统计，公元32年至666年的643年中，高句丽向中原历代王朝朝贡总计205次。其中，32～423年的391年时间里，朝贡仅有17次，平均23年才发生一次。而423～666年共朝贡188次，平均年一次。（注：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在高句丽的历史前期，其隶属于汉王朝的隶属性十分强，并不需要向中原王朝朝贡，在早期，其甚至不具备这样的资格。而在东汉末年以后，中原处于分裂中，此时高句丽政权已初具规模，但中原的混乱使其没有朝贡的具体对象而不需要经常性的朝贡。后期由于北魏这样的北方中原强大政权的建立，出于政治与经济等多方面的原因，高句丽遂大大增加了朝贡的频率与次数。）虽然高句丽内部政治组织在向国家演进，但在其步入国家之初，其性质却仍是中国地方行政组织。从南北朝至隋唐，中国历代王朝对高句丽的封号总是带有地方行政机构长官的性质，就可以证明这一点。早在公元4世纪中叶，前燕就已经封高句丽王为营州刺史。自此之后，历代高句丽王一直承袭着都督营州诸军事、都督营平二州诸军事、都督辽海诸军事等具有行政管辖权的官职。自435年以后，历代高句丽王还经常带有领护东夷中郎将、领护东夷校尉的头衔，表明中原朝廷授予其代表中央政府管辖东北各少数民族的权力。这一切，都明显反映着高句丽政权作为中国中央王朝地方行政组织的特性。此时的高句丽绝不是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随着高句丽国家的发展与成熟，高句丽作为中国的地方政权，独立性也越来越强，中央王朝对高句丽政权的态度也在发生着变化。自6世纪末期开始，中央已不再授予高句丽王具有地方行政管辖权的官职，而是改授大将军、上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等散官与勋官，这表明中国中央王朝对作为其地方政权的高句丽的独立倾向十分不满，已开始不再授予其管辖东北各地的权力。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这种矛盾不断升级，最终演变成隋唐与高句丽的战争。隋唐征高句丽，是中国中央政府对试图独立的地方政权的征讨，是古代中国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斗争，而不是国与国之间的侵略战争。韩半岛南部的百济、新罗，与高句丽之间长期混战，相互之间的疆域伸缩变化也比较大。唐王朝先后灭亡百济和高句丽，在百济故地设熊津等5都督府，在高句丽故地设安东都护府，并以新罗王为鸡林州都督，最终确立了在这一时期中国对韩半岛的羁縻统治体系。[朝韩观点]（1）高句丽为扶余人所建。而扶余人是朝鲜人的主要来源之一。高句丽（卒本扶余）和百济（南扶余）都是扶余国的延续。高句丽被灭之后，其主要居民成为新罗和渤海国居民。而渤海国在被契丹灭之后，其居民大多迁移到王氏高丽。(注：战争中军队与平民是不同的。新罗灭高句丽后，高句丽在朝鲜半岛的平民大多是留在朝鲜半岛的。）在王氏高丽建立以前，新罗贵族弓裔曾要复兴高句丽并建立后高句丽。可见新罗人和王氏高丽人都认为他们与高句丽属同一民族的不同分支，并都用高丽命名自己的王朝。[中国观点]扶余人构成了高句丽及百济的王室。而高句丽下层则包括了当时位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多个不同部族实体。与韩半岛南部的三韩部落差异很大。至于，渤海国居民“大多”被迁移到王氏高丽的断言则并非历史事实。渤海国民留在当地及掠入契丹并融入中国的人口数远大于逃入王氏高丽的人口。中国学者已写有多篇论文论述这一问题。（2） 高句丽国曾立国700余年，而中国没有任何一个朝代能延续这么长时间。其独立性是很明显的。如果高句丽仅仅是中国的一个地方政权，唐朝就不会帮新罗占领高句丽在朝鲜半岛的领土，并让高句丽人在中国东北部建立渤海国。[中国观点]韩国人很为高句丽的历史延续而自豪。而作为中国人来看高句丽历史，通常只是将其作为国家历史的一小部分，而并不为其感到激动。中国人认为，高句丽国家规模较小，政治控制比较容易的是高句丽立国延续时间较长的主要原因。而韩国人由于普遍缺乏宏观历史视野，所以对一特点显然认识不足。要知道中国早期的朝代周代立国800年，延续时间比高句丽更长。西汉与东汉合计也有四百多年，而在国家规模上，周朝已是高句丽的五到十倍，汉朝则是一个东西跨度万里的帝国，国家规模大约为高句丽政权的七十倍。这与高句丽偏安一隅，割据700年形成了比较鲜明的对比。所以用高句丽的延续时间来证明其独立性是很不合理的。（3）统治者姓氏和民族的更替不能作为朝代更替继承的标准。有鲜卑族血统的杨氏隋朝和李氏唐朝被汉族赵氏的宋朝所取替。这被中国人认为是朝代继承。高句丽被新罗，王氏高丽取替也是同样的继承关系。（注：这种继承关系是指对朝鲜半岛霸主地位的继承。）[中国观点]统治者的姓氏和民族更替当然不能作为朝代更替继承的标准。问题是王氏高丽时期的人也不认为王氏高丽是继承的高句丽。在金富轼的《三国史记》中，我们无论是在该书的体例编排，还是内容的详略程度上都可以了解到王氏高丽人是以新罗为正统的。韩国古代历史学者的金富轼并不认为王氏高丽是高句丽的继承者。王氏高丽时期的作家崔瀣在其《东人文序》里说的：“东方远自箕子始受封于周，人知有中国之尊。在昔新罗全盛时，恒遣子弟于唐，置‘宿卫院’以隶业焉。故唐进士有‘宾贡’科，傍无阕名。以逮神圣开国，三韩归一，衣冠典礼袭新罗之旧。传之十六七王，世修仁义，益慕华风。西朝于宋，北是辽、金。熏陶渐渍，人才日盛，粲然文章，咸有可观者焉。（[韩]民族文化推进会：《韩国文集丛刊》第三卷，汉城市，1990年，第27页；崔瀣传在《高丽史》109卷,列传22）崔瀣作为新罗大儒崔致远之后，由于家学渊源，其对文物制度的改换应是相当的了解的。他认为王氏高丽是新罗的直接继承者，正向我们清楚的说明后人们确实是把高句丽与（王氏）高丽混为一团而忽视了新罗才是王氏高丽的前身。王氏高丽与高氏高丽在领土范围与人民民族构成上均有重大差异，中国学者普遍认为王氏高丽以高丽为名体现了王健意图利用中国处于五代短暂分裂的状态而北进侵入中国领土的野心。而这一野心随着宋的统一及辽的强大而告终。（4）部分高句丽领土位于目前中国境内，并不能说其只是中国的历史。中国东北在历史上主要为少数民族所统治。汉人统治甚弱。况且部分高句丽领土位于朝鲜半岛。[中国观点]事实上，没有中国学者说高句丽只属于中国历史。反到是韩国企图排他性的继承高句丽所有的历史遗产。韩国人一再强调“中国东北在历史上主要为少数民族所统治。汉人统治甚弱。”无非是要割裂中国东北与母体的历史联系。本人曾阅读过多部韩国历史学家的历史著作，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认为“中国”只与汉族相关。而并不把少数民族当作中国人。他们的观点是非常荒谬的。因为今天的汉族正是吸收了“中国东北在历史上主要为少数民族所统治”，这一韩国式论断中的“少数民族”而形成的。所谓“历史上统治中国东北的少数民族包括了渤海人（韩国人认为渤海国人主要逃入朝鲜半岛毫无根据）、辽（契丹人），金（女真人）”，而清代统治东北地区的满族，在当代更是已完全融入中华文化的中国公民。这一切事实都无可质疑的说明了中国对高句丽历史享有合理的历史权益。高句丽历史由中、朝、韩共同享有是可以的，而来自韩国的任何企图从中国历史中割裂高句丽史而进行排他性占有的企图都是荒唐的。（5） 朝鲜许多王朝和国家，比如新罗，王氏高丽， 李氏朝鲜都曾被中国中央封建统治阶级册封。这并不代表他们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观点]这种看法是对历史事实的混淆。新罗、王氏高丽、李氏朝鲜虽被册封，但并未象高句丽那样在古代被中、韩灭亡与吸收。他们现在当然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在古代的某一特定时间曾接受中国的管辖则不可否认），而高句丽属于一个在一千多年前就已经灭亡的古国，他的历史遗产，包括人口与领土与古迹已分别被现代中、朝两国继承与接收。所以高句丽当然是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的组成部分。同理，朝鲜也可以认为高句丽是朝鲜古代历史与文化的组成部分。但我们必须提醒那些朝鲜民族主义者，你们应该正视中原古代文化对你们民族的影响。你们割裂历史，用这个古国的历史文化来强调本民族的伟大是不理性的。而认为自己古代文化与中国无关的看法更是自欺欺人的一种逃避。在古代文化上，你们的祖先，包括一部分高句丽人都从中华文明中获益甚多，承认这一点，并不会影响你们民族今天的独立与发展。相反，会成为与中国友好相处的基础。（6）高句丽民俗和文化与朝鲜人相似。[中国观点]我们要明确一点，即，相似并不等于相同。今天的韩国人、中国人在物质文化上都已经西方化，韩国更是亚洲最大的***国家。难道我们要说韩国人与欧洲人文化相似，所以韩国人继承了欧洲人？这当然是不合理的，这些文化的相似现象，只是说明了文化是没有国界的，人类的文化是在迅速传播中并且互相影响着的。高句丽的历史是很明确的，它是一个灭亡了的古国，其人民被中、韩古代国家吸收了。所以在朝鲜或韩国保留了与高句丽人相似的生活习俗是可以理解的。新罗人源于韩半岛南部的三韩部落，而高句丽人起源于东北地区的秽貊人，他们或许有种族上的联系，但起初只是各自在隔绝的地理空间发展着，肯定并非同一民族。高句丽被列入韩国历史体系源于韩国古代历史学者金富轼编写的《三国史记》。从《三国史记》中我们可以知道，作为新罗直接继承者的王氏高丽人并未自居高句丽后人。金富轼将高句丽作为“海东三国”与新罗、百济同列一书。而“海东三国”这一划分，就和现在我们所说的“东亚国家”，“欧洲国家”，“远东诸国”是同一类型的提法。其中并不包含有同种族，同文化，同语言，同国家的价值判断与暗示。（7） 中国的三皇五帝以及夏朝都是传说。对檀君朝鲜真实性的攻击是不应该的。[中国观点]檀君朝鲜的真实性毫无历史遗迹作为支撑和证明。在中国境内现在已发现了大量夏朝同时期以二里头古城遗址为代表的古迹。即使不谈夏朝，开始于公元前16世纪的中国商代文明的遗迹、文物、文字资料都是非常丰富的。我们中国人从来没有仅仅用一个神话来证明自己历史的悠久和民族的伟大。而朝鲜人证明自己历史悠久和伟大的却只有一个出现在公元12世纪的檀君神话。（8） 中国以前一直认为高句丽是朝鲜三国之一。这也是世界学术界的共识。东北工程是利用学术搞政治。担心南北朝鲜统一后, 韩国会提出领土要求。[中国观点]学术研究的深入会带来对历史的不同看法。世界学术界并未形成高句丽“仅仅”属于韩国历史这样的共识。如果真有这样的共识，那么一定会有一系列的英文论文来论证这一点。我们很乐意见到韩国历史学界提供这样的论文资料。中国对东北领土的主权是历史形成并完全符合国际法的。所以中国人根本不会担心一个历史上的古国的历史归属会带来失去领土的后果。这种逻辑是可笑的。在当代，任何领土主权的变更都只能是战争的结果。高句丽灭亡后250年，三韩人王建在朝鲜半岛南部建立高丽国，史称王氏高丽，朝鲜王氏高丽王朝源名于高句骊，但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而不是一体相续的朝代，因为王氏高丽与高句丽领土95％以上不重合，语言不同，历史年代跨度过大（超过250年的差距），这是研究高句丽历史必须严正注意的问题。所以，高句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地方政权。对于历史不能模糊，这也是防止韩国极端民族主义者觊觎我国东北领土的证据之一，不可偏谬。
在唐朝的时候，高句丽是我国北方的一个国家，韩国当时是新罗，与高句丽是敌国，唐朝出兵灭掉了高句丽，然后联合新罗灭掉了百济，并把部分百济的土地赐给了新罗这个小弟
[cp]#文化输出现象[超话]# 高句丽是纯中国政权，和朝鲜韩国，没有任何关系！ 高句丽在殖民朝鲜之前已经在中国吉林建立了政权，类似于契丹西夏等，是中国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后来高句丽殖民了朝鲜半岛（新罗），高句丽被灭后，高句丽人几乎全部又迁回了中国，融入了汉族，被中国继承，只有极少一部分高句丽人（大约5000户）留在了新罗，朝鲜韩国就干不要脸说高句丽是他们的，把中国还有几百万朝鲜族通报呢，我们也没说朝鲜韩国是中国的呀[二哈]你殖民过我，那么你就是我的，简直强盗逻辑，那日本还殖民过朝鲜呢，日本人也留了一小部分在半岛呢，你们怎么说日本是你们韩国的？ 高句丽是中国地方政权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事实，美国俄罗斯学者都承认！最为有力的是美国学术界的一份国家报告。据美国国会调查局一份研究报告认为，高句丽国属于唐朝的地方政权而非韩国先祖建立的政权。 俄罗斯学者，在深入研究了朝韩学者的论文和对远东地区文献资料与考古成果仔细比对，发现韩国的历史研究十分不严谨。其中，俄罗斯考古学家沙夫库诺夫批评，朝鲜韩国学者研究渤海国历史从不引用正史典籍，而是热衷于野史。同时，朝鲜韩国学者为了佐证野史的观点，不惜推翻韩国本国内一些严谨的历史学者做出的并为世界所公认的一些历史定论。 韩国学者歪曲历史热衷野史的不要脸行径看来在国际社会也是公认的！
写作思路：可以将隋炀帝在众人眼中的形象，在说出在自己心中的形象。
正文：
有人说：“隋炀帝是个暴君。为了征句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不顾客观条件，不顾老百姓的生死，把国家和百姓都拖进了灾难中。所以称他为暴君。”
也有人这样说：“隋炀帝聪明多智，广学博闻，是有大功的人。”而我认为，隋炀帝只是想急于表现出自己的雄才大略，迫不及待地希望早出成果，完成宏图大业，功追三黄，名超五帝。
而正是由于他的迫不及待，没有得到民心，反而这一项项大功程，导致老百姓大多数因为工程的事情而累死，但隋炀帝也不知情，因为他觉得自己不是在滥用民心，而是在为以后（长远）打算。
后来的唐朝，之所以会繁荣昌盛，那都是前一个王朝（隋）的功劳。隋朝开通大运河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南北交通，巩固对全国的统一。科举制的出现，让那些普通、贫穷、有能力的老百姓，也能通过考试做官，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只能任由官宦人家的子弟来当官做爵。
所以，我觉得隋炀帝并不是一个暴君。
如果隋炀帝不由着性子乱来，骄淫奢侈，好好的放点心思在治国上，以他的才能应该是一个大有作为的皇帝，至少隋不会很快被李唐取代。毕竟他也为开创隋朝，东奔西战，立了汗马功劳，看着隋朝建立，可最后还是毁在他的手上。总算他还算一条汉子，虽说是被勒死的可并没有害怕，从这一点看不一般的平庸的帝王或是其他亡国君要强。至少他知错（虽然为时以晚）敢做敢当。历史是胜利者写的，为胜利者写书的人当然要写胜利者如何打败对手，失败者如何失败，如何不好的地方。即便写胜利者不好的地方也很隐晦，仔细看一下历代正史便知了，这就说明当时人很难站在一个客观公正的位置，这就是当时人的局限性。也就所谓的当事者迷旁观者清，现在的人看现在的问题往往就会忽略事物的两面性，等过些年，后人在看我们这个问题，答案就会更趋于客观。唐太宗曾问魏征：朕观隋炀帝全集，文采华丽……亦知尧舜之道，厌桀纣恶行，然为何还行桀纣之事？而魏征说：炀帝不听人言，自以为是……故事心、思尧舜之道，而实行桀纣之事。唐太宗也以为然，叹息说道：是啊，前者之事，可为后世的老师。这一对明主贤臣的对话，鼓励了所有人，也指出了杨广的弱点。因为他身心不一，所以，走向了灭亡。杨广的确有才能，如果用在治国上，隋朝将出现一个盛世，可惜他将才能用于满足自己的私欲，所以隋朝灭亡了。
我眼中的隋炀帝，小论文200字？今天看完了《隋唐英雄》，忍不住来品一品隋炀帝。说到隋炀帝，就忍不住在心里骂上两句，他可是继秦始皇之后的历史上第二大暴虐皇帝。虽然隋炀帝暴虐，但他还是对中国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大运河。隋炀帝杨广，华阴人，生于隋京师长安，是隋朝第二代皇帝。隋文帝杨坚、独孤皇后的次子，开皇元年立为晋王，开皇二十年十一月立为太子，仁寿四年七月继位。他在位期间修建大运河（开通永济渠、通济渠，加修邗沟、江南运河），营建东都洛阳城，开创科举制度，亲征吐谷浑，三征高句丽，因为滥用民力，造成天下大乱直接导致了隋朝的灭亡，618年在江都被部下缢杀。隋炀帝下令开挖修建南北“大运河”，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连接起来。如此浩大的工程，利于千秋万代。大运河对于中国来说远比长城对于中国更重要。大运河连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连接了两个文明。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达涿郡，南至余杭，全长两千多公里，是古代最长的运河。大运河的开通，促进了运河两岸城市的发展，江都、余杭、涿郡等城市很快繁荣起来。当时运河上“商船旅往返，船乘不绝”。大运河对隋唐时期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全国统一和中央集权制的加强，都起了促进作用。隋炀帝造隋朝大运河有功，但是他太耗费民力，每次一召一百万人民，男的没了召女的，民心惶惶：后来他又费了大量民力，造大船南游，这是他后来灭亡的导火索之一。
大家都知道，隋炀帝是有名的暴君，才导致隋朝传了两代就灭亡。可是，每个人都有两面性，隋炀帝也不例外。据说，有一次，隋炀帝为了自己享乐，令人召集民丁修建京杭大运河，而办事的人为了讨好杨广（隋炀帝），夜以继日地逼迫民丁不停地修，以求迅速修好大运河，弄得百姓苦不堪言。大运河修好以后，杨广和几千个后宫妃子乘坐一艘三层高的船，两岸几千个士兵拉着船向前移动，排场之壮观，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且不说这个故事的真假，但杨广修建大运河也是有道理的。当时，江南一带十分富饶，百姓的粮食常有剩余，粮仓里的米都长虫了，各种蔬菜也是多出许多。可长安、北方的粮食一直供不应求，老百姓都吃不饱，于是，这条大运河才诞生。京杭大运河不仅使江南的粮食免于浪费，使长安的老百姓免于挨饿，为以后唐朝建都长安打下了结实的基础，还促进了长江两岸人民的交流，改变了从东晋就开始的南北敌对，无交流，正是有了这种南北文化之间的交流，才会有后来“唐诗”的繁荣。再说，这个工程远不及人们想象的.那样的巨大，大运河只是将各条自然河道和前朝时期的运河连起来修建而成的，并不是需要从头到尾自己修。虽然不排除隋炀帝有“供自己玩乐而修建大运河”这种心理，但既然秦始皇修长城有好处，那这个工程也有可取之处，这也正是杨广的先见之明。隋炀帝三征高句丽，不但无功而返，还使无数家庭支离破碎，留下千古骂名。但是，李世民晚年兴兵讨伐高句丽不也损兵折将，没成功吗？而且，杨广出征又不是没胜利过，在我国东南部，隋军披荆斩棘勇如狮，将国境延伸至印度支那界内，还吞并了台湾、安南（今越南）。在我国西北部，隋军又连续击败吐谷浑，甚至还占领过其全界。所以，隋炀帝只是讨伐高句丽时太过心急，没准备好，才无功而返。虽然隋炀帝整天花天酒地地生活，大兴牢狱，劳民伤财让百姓痛苦不堪，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他修建大运河，对外扩张这两项为国为民的好事。他，只是一个有才能，但过于自信的人
我们应该保护好这些墓穴，因为它们有非常高的考古价值和文化价值，对我们研究商朝的历史很有帮助。
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当地的考古学家研究石家庄甚至是河北省关于商代时候的一些情况是非常有帮助的。
这个墓地位于河北省周家庄附近，这个墓葬据相关的考古工作人员介绍，他们在发现这个墓葬的时候，已经发现这个墓葬有被人盗过的痕迹，而且由于那些盗墓的分子手段非常的粗暴，结果导致这个墓葬遭到了比较严重的破坏，他们在发现这个墓葬之后，就连忙组织相关的工作人员对这个墓地进行抢救性的挖掘和保护，而这个工作他们已经持续了一年多左右的时间，而最近他们终于将抢救挖掘这个工作基本上完成。
经过他们的发掘和挖掘和统计，在这个地区总共发现了大概22座的墓葬，而其中有十几座是商代时期的墓葬，在这些墓葬里面还同时发现了一些兵器和玉器等一些陪葬物，是非常有商代时期的特点的。负责这次考古工作的领队在介绍的时候，表示这个墓葬根据现在挖掘的情况来判断应该是商代后期的，而且还是当时一个比较有地位的社会贵族的墓葬，根据目前发现的这个墓葬的规格来看，应该是属于目前河北地区规格最高的一个墓葬群，通过这次的挖掘和发现，可以说是填补了河北地区关于商代后期历史的一些空白。
因为在此之前，虽然在一些历史书历史书上面有介绍过河北的地区是有商代一些贵族的存在的，但是一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证据来证明这个事实，这次发现了商代后期贵族的墓葬，就可以完全的证明了之前的说法，而且考古工作人员也可以根据这次发现的墓葬里面的一些东西，对于商代后期的一些情况进行一些非常细致的研究。
经考古专家初步判断，周家庄墓地是商代后期具有一定规格的贵族墓葬群。它对整个商代的历史、地理及政治格局的演变等，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以后当地可能会设博物馆，作为一个纪念据点。
石家庄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经过考古人员长久的努力，河北省石家庄市栾城区的周家庄墓地的22座墓葬被发掘出来，其中17座是商代墓葬，并且出土了大量的爵、兵器、玉器等陪葬品，这一发现对于石家庄来说意义非凡。
一、方便历史研究
经过考古研究院分析，该墓葬属于商代后期具有一定规模的贵族墓葬，规格在河北中南地区是最高的。这次发现填补了冀中南地区商代后期的考古空白，为研究商周时期历史、地理和人文、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这片墓地的发现，也把太行山东麓、华北平原的商代后期历史文化串联起来，对于商代的政治格局演变也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二、增加历史资源
石家庄的旅游资源相对来说不算太丰富。这次墓葬的发掘，出土文物丰富多样，不仅对研究历史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充实了当地的文博场馆，丰富了文物资源的储备，有利于更好的打造文化旅游产业。当地可以以“商代历史文化”为主题，创办展览，吸引广大爱好者前来旅游消费，带动当地经济的进步。
三、带动相关领域进步
古代墓葬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文化内涵。古代墓葬的发现，有助于相关人员进行相应地保护和开发，最大程度的避免被盗墓的可能，对于文物资源的保护意义重大。石家庄这次的墓葬发掘就发现，这批商代墓葬都被盗窃过。由此可见，墓葬的及时发现也终止了继续被盗的可能。此外，墓葬的开采技术运用为日后的墓葬发掘提供了借鉴和经验参考。对于石家庄这座城市来讲，也更能吸引相关产业在此驻足发展，利用这一特殊的历史资源为其增色，吸引更多的人投入到城市建设中。
各位读者记得关注互动哦。
话说唐人喜欢在写墓志的时候贴金已不是新闻，墓志铭中各种隐恶扬善、粉饰乾坤、无中生有的情况屡见不鲜，而唐人自己对此也有着很清醒的认识：“大凡为文为志，纪述淑美，莫不盛扬平昔之亊，以虞陵谷之变，俾后人睹之而瞻敬。其有不臻夫德称者，亦必模写前规，以圃远大。至天下人视文而疑者过半，盖不以实然故绝。”通观这些墓志可知古人写墓志时往往最讲究两点：一是为逝者讳，不揭其短；二是为逝者捧，乃至无中生有为其贴金。白居易的《秦中吟·立碑》一诗就对这种现象作了嘲讽：勋德既下衰，文章亦陵夷。但见山中石，立作路旁碑。 铭勋悉太公，叙德皆仲尼。复以多为贵，千言直万赀。 为文彼何人，想见下笔时。但欲愚者悦，不思贤者嗤。 岂独贤者嗤，仍传后代疑。古石苍苔字，安知是愧词。 我闻望江县，麹令抚茕嫠。在官有仁政，名不闻京师。 身殁欲归葬，百姓遮路岐。攀辕不得归，留葬此江湄。 至今道其名，男女涕皆垂。无人立碑碣，唯有邑人知。石碑上记载的都是些功比姜太公、德如孔仲尼之人，只有这样才有机会流传后世，而那些真正有真才实干的人却因为没有立碑吹捧，只能任名声淹没在岁月中，最后也就只有当地人知道。白居易此诗正是讽刺了这种为了立碑而夸耀门第、歌功颂德之风。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当时人为了给逝者求得一篇好墓志铭，往往要出很大的一笔价钱专门找人来撰写，而撰者为丰厚的利润所驱使，也不管逝者的为人品德事迹究竟如何，只为了应付所需，随手就能写出功德和姜太公孔子一样伟大的为贤者嗤、令后代疑的文字。《旧唐书·李邕传》中就有记载：“邕擅才名，尤长碑颂。虽贬职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賫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受纳馈遗，亦至钜万。时议以为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李邕是唐朝著名的书法家，尤其擅长歌功颂德的碑文，也正因为有着“鬻文获金”这样强大的生活技能，所以李邕虽然经常被贬官，但生计并不成问题，甚至还能用这些润笔费来应付结友交游所需的巨大开销。刘禹锡也曾在祭韩愈文中说过：“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提到韩愈因为善写碑文，经常通过给别人写碑文而赚取巨额稿费一事。事实上韩愈曾为王用撰写了墓碑，于是得到了“马一匹，并鞍、衔及白玉腰带一条”作为报酬。韩愈还在《平淮西碑》大力称赞了韩弘的贡献，因此得到了韩弘的“绢五百匹”，即相当于四百贯钱，而韩愈当时一个月的薪水仅二十五贯钱，一年也不过三百贯，由此可知这种润笔费极为可观。至于韩愈其他的“谀墓”之作，颇受时人讥讽，他的朋友刘叉曾十分眼红韩愈写碑文赚的这些润笔费，拿了他数斤金子扬长而去，还振振有词道：“你这是谀颂死人得来的，不如送给我当生活费。”白居易为元稹撰写墓志铭后也收到了价值六七十万钱的“臧获、舆马、绫帛，泊银鞍、玉带之物”，虽然白居易念及与元稹之间的情谊本不愿接受，但推辞不得之下便将这些财物捐给了香山寺，以作修缮寺庙之用。正因为撰写墓志的报酬是如此的丰厚，在这样巨大的利益驱使下，这些墓志铭的执笔人也就不能不为逝者粉饰贴金，乃至颠倒黑白、无中生有了。不过这种“鬻文获金”的行为总是不大令人瞧得起的，《太平广记》中便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唐宰相王玙好与人作碑志。有送润毫者，误叩右丞王维门，维曰：‘大作家在那边。’”就连杜甫也曾作诗嘲讽过李邕这些以撰写墓志换取巨额稿费之人：“干谒满其门，碑版照四裔。丰屋珊瑚钩，骐驎织成罽。紫骝随剑几，义取无虚岁。”“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钱。本卖文为活，翻令室倒悬。”可见时人对这些好撰墓志铭之人的鄙夷态度。当然，在墓志上贴金并不是唐人才有的习惯，而是自古已有之。早在北魏时就有人明确指出这种墓志贴金的现象了，《洛阳伽蓝记》中便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生时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志，莫不穷天地之大德，尽生民之能事，为君共尧舜连衡，为臣与伊皋等迹。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尘；执法之吏，埋轮谢其梗直。所谓生为盗跖，死为夷齐，妄言伤正，华辞损实。”一个人活着时不过是中庸之辈，但他死后碑文墓志里无不搜罗尽天地之间的大德，和活着的人所能办到的各种好事。如果这个人是君王，那么就能与尧舜相抗衡；如果这个人是臣子，那么就与伊尹有着相同的政绩。所谓活着时是大贼盗跖，死后却能粉饰为伯夷叔齐一样的人物，这些都是在借助虚妄华丽的辞藻损害事实真相。而墓志中这样隐恶扬善、粉饰乾坤、无中生有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比如史书记载唐玄宗的皇甫德仪很早就失宠了，皇甫德仪病重期间唐玄宗正忙着宠爱武惠妃，武惠妃则忙着陷害太子李瑛、鄂王李瑶等几个皇子，而皇甫德仪所生的李瑶也因为生母失宠无法为自己说话而惶恐不安，但这并不妨碍墓碑上将皇甫德仪吹捧成绝代宠妃：“上以之服事最旧，佳人难得，送药必经於御手，见寝始迥於天步。月氏使者，空说返魂之香；汉帝夫人，终痛归来之像。”皇甫德仪的墓碑上称其病重时，唐玄宗每天亲自送药给她喝，等她安然入睡后徘徊在宫殿门口迟迟不肯离去；皇甫德仪死后，唐玄宗还像汉武帝思念李夫人那样思念她。然而事实上凡是有幸得到皇帝亲自伺候服药的后妃，都会像李煜的大周后那样在史书上留下记载，而不是只能见载于墓志上的贴金之语。何况就在皇甫德仪死后不过一年多的时间，李瑶就因为武惠妃的构陷在唐玄宗一日杀三子的悲剧中含恨被害了。残酷的现实撕碎了墓志华丽而苍白的辞藻，昭示着这位无宠妃嫔恐怕连临死前见皇帝最后一面都只是个奢求。又比如沛郡夫人武氏的墓志上自称是“故周定王驸马都尉攸暨太平公主第二女”，是太平公主与武攸暨的次女。但根据这位武氏卒于开元二十五年，享年五十四岁的情况来看，武氏最迟出生在嗣圣元年，而彼时太平公主的丈夫还是薛绍，又如何与武攸暨生下所谓的第二女呢？再比如吴王李恪的次子李玮的墓志上称其父李恪是“帝之爱子”“优宠特殊”，然而就史实而言，李恪的一生当中不仅没有任何得宠事迹，反而不过是犯了踩庄稼和赌博这样的小错就连续多次被贬去都督的官职，先后削去实封共600户，只剩200户的实封，这样糟糕的待遇在唐太宗14个儿子中仅此一例。虽然后来唐太宗在立李治为太子后又过了7个多月的时间，曾一度心血来潮想改立李恪为太子，但这样的想法唐太宗却只对最不可能同意的长孙无忌一人说过，被反驳后不但再也不曾提及此事，对提名未果身陷险境的李恪也毫无保护措施，反而又严厉地将李恪告诫了一通：“你若是不遵纪守法，西汉的燕王刘旦就是你的下场，就算你是我儿子我也救不了你！”虽然有人认为这番警告是唐太宗在“保护”李恪，要他自己小心谨慎一些，但李恪作为亲王，他的性命并不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掌握在皇帝手里，光是告诫李恪自己谨言慎行是没有用的，只有让未来的皇帝李治知道要善待李恪才能达到保护李恪的目的。也正因为明白这样的道理，所以汉高祖刘邦临终前特地留了封手诏给太子刘盈，要他日后一定要照顾好他曾经欲立未果的赵王如意；唐太宗在立李治为太子时也反复强调过立李治的原因是为了能同时保住李承乾、李泰、李治这三个儿子。而唐太宗既然能想到要为李承乾、李泰、李治的日后安危做打算，又为什么没为李恪日后的安危做出同样的安排呢？想来李恪若是真的如儿子墓志中所吹嘘的那样，是“帝之爱子”“优宠特殊”，又如何会遭此待遇？还有父子三人皆至宰相的韦思谦，史书中明确记载他的续弦妻子王婉作为继母对继子韦承庆十分严苛，动不动就体罚他。而王婉的亲生儿子韦嗣立不忍母亲这样对待自己的哥哥，于是主动脱下衣服请求代替韦承庆接受杖责，王婉自然没有应允，于是韦嗣立便自己杖责自己，王婉心疼亲生儿子，这才对韦承庆略好一些。结果在王婉的墓志中，这位明明对亲子继子区别待遇的典型后妈却被描述成了一位慈爱有加，对继子视若己出的好母亲：“前夫子子承庆，八岁偏罚，十岁便为夫人所养，抚存训奖，慈爱无隆，学宦婚娶，并夫人所成立。常谓所生子嗣立、淑等曰：时俗妇人，罕有明识，前妻之子，多被憎嫌，孝已伯奇，皆其人也。此吾之所深诫，亦尔辈所明知。”——足可见当时的墓志贴金风气之烈，已然到了颠倒黑白、无中生有的地步。
【张金梁教授个人简介】长期从事书画创作以及教学工作，书法擅长魏碑、隶、行、草书，古朴儒雅功力浓厚，独具风貌。数十次参加美国、日本、韩国国际及全国名家邀请展，作品倍多家博物馆、纪念馆收藏并刻碑。被团中央《中国青年》邀请书写百幅名人名言长期连载。 、【张金梁教授著述之专著】张明整理01.《〈续书史会要〉补证》，河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02.《明代书法史探微》（荣获第二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三等奖），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6月第1版；03.《张金梁书法集》，中国文化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04.《明代书学铨选制度研究》（荣获第三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一等奖），上海书画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05.《〈书史会要〉校正》，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张金梁教授著述之论文】张明整理01.《浅议书法的电化教学》 载《书法报》1987年8月12日第32期第2版02.《唯不能同斯大雄——王蘧常书法浅探》（浙江近现代书法史论研讨会论文·1991年9月·浙江杭州）03.《“二石”比较论》（王铎国际书法研讨会交流论文·1993年6月·河南洛阳） 载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会等编《王铎论集——王铎国际书法研讨会论文》，第275—285页；亦载张金梁《〈续书史会要〉补证·附录》，河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第237—248页04.《艰难的美——黄道周书法研究》（中国书画节研讨会入选论文·1994年·天津）05.《从文化现象看明朝的书法发展》（’95国际书法史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1995年·北京） 载张金梁《〈续书史会要〉补证·附录》，河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第203—215页06.《谈〈书史会要〉和〈续书史会要〉》 载《书法报》1996年7月31日第31期（总第629期）第3版07.《论刘墉》 载《书法研究》1996年第6期（总第74辑），第90—103页08.《朝代书法风尚辨——与〈中国书法文化大观〉编者商榷及其它》（’96中国书法批评年会论文·1996年9月·湖南张家界） 载《书法研究》1997年第1期（总第75辑），第58—64页09.《六朝神韵在斯翁——浅论康有为的书法艺术》（康有为书法国际研讨会论文·1997年·广东广州） 载《书法之友》1997年第4期，第21—24页；亦载《康有为书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书艺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第26—30页10.《明朝书“家”知多少》 载《书法报》1997年4月23日第17期第3版11.《博学才能发展 兼蓄才能创新——与李文采先生商榷》 载《书法》1997年第3期，第2—3页12.《庄㫤评书的启示》 载《书法报》1997年7月9日第28期第3版13.《高山仰止 丰碑并立——陆维钊、沙孟海书法艺术比较研究》 载《’97沙孟海书学研讨会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第169—174页；又《书法报》1997年8月27日第35期第3版、9月3日第36期第3版连载；亦载《陆维钊研究》，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年6月第1版，第168—175页14.《明朝“状元”书法一瞥》 载《中国书画报》第70期15.《现代草书“三圣”散论》（全国第二届近现代书法研讨会交流论文·1997年·浙江宁波） 载《近现代书法研究——全国第二届近现代书法研讨会论文集》，安徽美术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192—203页16.《从“阁体”谈到书法的评选》 载《中国书画报》1997年17.《在“全国青年书法理论家座谈会”上的发言》 载《中国书法》1998年第3期，第6页18.《访章祖安先生》 载《书法报》1998年5月4日第18期第1版19.《从楚王好细腰谈起》 载《书法报》1998年5月18日第20期第1版20.《也论“正”、“大”》 载《书法报》1998年8月17日第33期第1版21.《书法史刍议》 载《书法报》1998年11月9日第45期第3版22.《释“展览”》 载《书法报》1998年11月23日第47期第1版23.《释“协会”》 载《书法报》1998年12月7日第49期第1版24.《论书法的“中和”美和“冲和”美》 载《书法》1998年第6期，第45—46页；亦载《美的沉思——美学篇》，上海书画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第273—276页25.《谈“中书舍人”和“台阁体”》 载《书法报》1999年3月29日第13期第3版26.《论丰坊》 载《书法研究》1999年第2期（总第88辑），第50—66页27.《〈续书史会要〉研究》 载《中国书法》1999年第4期，第33—35页28.《非“吴门书派”》 载《书法报》1999年4月26日第17期第3版29.《时代的呼唤——雅俗共赏》 载《书法》1999年第5期，第6—8页；亦载《美的沉思——批评篇》，上海书画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第269—272页30.《释“评委”》 载《书法报》1999年7月19日第29期第1版31.《从〈书学史〉谈到书法史的研究》（祝嘉书学研讨会论文·1999年·江苏苏州）32.《涤浊呈清——新世纪书法瞻望》 载《书法报》2000年1月24日第4期第1版33.《世纪书坛点将录》 载《书法报》2000年1月10日第2期第3版、1月17日第3期第3版34.《〈孙仲隐墓志〉研究》（全国隶书学术讨论会入选论文） 载《书法导报》2000年11月29日第48期第3版；亦载山东省高密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高密文史选粹》，2002年10月，第478—488页35.《浅谈明代书法教育》 载于植元、栾传益主编《书法教育研究文集》，大连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第115—120页36.《谦谦君子 卑以自牧》 载《青少年书法报》37.《明代书法“尚理”论——兼论书史的研究方法》(荣获全国第五届书学讨论会二等奖) 载《全国第五届书学讨论会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295—305页38.《明朝书法分期管见》 载《书法报》2000年10月16日第17期第3版39.《论明代书法对社会的影响》（国际书法史论研讨会论文·2000年·浙江杭州） 载《中国书法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冷印社，2000年12月第1版，第257—266页；又《中国书法》2001年第2期，第22—24页（节选）；亦载《书法研究》2001年第5期（总第103辑），第84—98页40.《论解缙书法的两面性》 载《书法报》2000年12月11日第25期第3版41.《技道两进 挥翰写心——评徐州市青年书家十人展》 载《青少年书法报》（2001年）42．《贵哉“东北风”》 载《书法报》2001年1月22日第4期第2版43．《丛文俊书学体系蠡探》 载《书法导报》2001年7月11日第28期第3版、7月18日第29期第3版44.《健全书法高等教育 促进书法学科建设——丛文俊教授谈吉林大学招收书法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及相关问题》 载《书法报》2001年7月23日第30期第1版；亦载《书法导报》2001年7月18日第29期第8版45.《论“错误”借鉴与书法的发展》 载《书法研究》2001年第4期（总第102辑），第79—92页46.《汇集众美 蔚为大观——〈中国国家图书馆碑帖精华〉评介》 载《书法》2002年第1期，第30—31页47.《〈唐二娘子家书〉言辞没受倭语影响》 载《书法》2002年第3期，第41页48.《广采博取 鉴古铸今——论丛文俊先生的书法艺术》 载《书法之友》2002年第4期，第22—24页49.《从“作品限制出境”说起》 载《书法报》2002年3月25日第12期《兰亭》副刊第6版50.《浅议章草》 载《书法报》2002年6月3日第22期第2版51.《关于评论明初“三宋”书法的两个问题》 载《书法评论》第1期（2002年7月），第5—9页52.《〈佩文斋书画谱〉署录〈续书史会要〉正误》 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2年9月第5期，第78—82页53.《论流行书风》 载《二十一世纪书法·天津论坛学术论文集》，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第66—69页54.《四库本〈续书史会要〉阙漏考》 载《金景芳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第229—237页；亦载《书法研究》2003年第3期（总第113辑），第98—105页55.《说“清”》 载《书法》2002年第12期，第13—15页56.《子昂荐雪庵》 载《书法报》2003年1月27日第4期（总第943期）第3版57.《亲近“二赋”》 载《书法报》2003年2月24日第8期《兰亭》副刊第2版58.《谈草书》 载《书法》2003年第2期《众人说草书》（下），第29—32页59.《高密历史文明之光“高密戈”》 载《高密日报》2003年5月16日第95期第8版60.《凿穿混沌 开辟鸿蒙——丛文俊〈中国书法史·先秦秦代卷〉评介》 载《书法报》2003年5月26日第21期第3版61.《逸园影印洪武本〈书史会要〉考》 载《文献》2003年7月第3期，第220—230页；亦载《陶宗仪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第1版，第465—475页62.《张天骏婢善书考》 载《书法丛刊》2003年第4期，第95—96页63.《明永乐初期朝廷书事考辨》 载《吉林大学古籍所建所二十周年纪念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395—403页64.《白沙论》 载《书法研究》2004年第1期（总第117辑），第70—84页；亦载《岭南书学研究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146—154页65.《明代殿房书办研究》（荣获全国第六届书学讨论会二等奖） 载《全国第六届书学讨论会论文集》，河南美术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第155—172页；亦载《书法研究》2004年第3期（总第119辑），第94—119页66.《从浮云与树林谈起——〈明代书法史探微〉自序》 载《书法报》2004年3月1日第9期第3版67.《明代华亭书家》 载《书法评论》2004年第1期，第14—22页68.《永乐初朝廷书事考》 载《书法丛刊》2004年第4期，第35—41页69.《吴门长者——文征明》 载《中国书法》2004年第6期，第27—28页70.《“名”、“贵”：明代书法评论的两大范畴》 载《书画世界》2005年第1期，第80—82页71.《“南安体”、“南路体”、“梅花体”研究》 载《中国书法》2005年第2期，第43—45页；亦载《北方书法论丛》，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第1—18页72.《论张海》 载《创造力的实现——张海书法艺术评论集》，河南美术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第34—47页；又张海《张海书法·代序》73.《胸罗万象 健笔凌云——丛文俊先生书法艺术浅探》 载《书与画》2005年第5期，第8—11页74.《明沈度〈敬斋箴〉考》 载《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6期，第80—85页；亦载《中国书画》2006年第3期，第37—38页75.《论好太王碑书法——兼与爨宝子碑比较研究》 载《好太王碑暨十六国北朝刻石书法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3月第1版，第101—113页76.《文征明书法领袖吴门成因研究》 载《北方书法论丛》，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第19—36页77.《当代书法应成为现代文明的标志》 载《2005年当代文艺论坛论文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第396—400页78.《“真宰相”刘统勋之书》 载《高密人文自然遗产》2007年第3期（总第5期），第11—14页79.《康里子山名字考》 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7年7月第4期，第3—6页80.《论明拓〈兰亭序〉》 载《兰亭雅集·首届中国书坛兰亭雅集兰亭论坛文集》，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第16—38页81.《异彩纷呈的东北书法》 载《吉林日报》2007年12月6日第13版《东北风周刊》82.《朱复戡书法现象研究》 载《朱复戡艺术研究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版，第44—50页83.《郑文焯其人其书》 载《高密人文自然遗产》2008年第1期（总第6期），第47—50页84.《明代朝廷玺印研究》 载《中国历史文物》2008年第5期，第26—37页85.《明代宫廷书法研究》 载《明清书法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7月第1版，第15—32页86.《明代“中书体”研究》 载《中国书法》2008年第11期，第43—46页87.《海上升明月——论王蘧常章草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 载《海派书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第333—339页88.《张改琴书法浅论》 载《中国美术馆当代名家系列作品集·书法卷·张改琴》，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第78—79页89.《论当代草书》 载《书画艺术》2009年第1期，第29—32页90.《〈永乐大典〉纂修人研究》 载《文献》2009年1月第1期，第128—138页91.《殷商金文章法蠡探》 载《中国书法》2009年第1期，第42—49页92.《“桓夫人善书”考》 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9年9月第5期，第72—75页93.《“善鉴者不写，善写者不鉴”新论》 载《书画艺术》2009年第5期，第41—45页94.《书异其人——论黄庭坚其人其书》 载《书法丛刊》2009年第3期，第69—77页；亦载《纪念黄庭坚诞辰96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华艺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第538—550页95.《三论雪堂》 载《书画艺术》2010年第3期，第62—69页96.《向传统索取新意 在时尚中把握自我》 载《吉林日报》2010年4月19日第8版97.《明代以“疏”论书研究》（“请循其本”——古代书法创作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2009年12月·江苏南京） 载《书法报》2010年5月19日第19期第21版98.《简论书法史研究法中容易忽视的几个问题》 载《中国书法》2010年第8期，第97页99.《〈砥柱铭〉长卷非黄庭坚真迹》 载《书法报》2010年7月14日第22版，亦载《书法》2010年第10期，第33—35页【张金梁教授著述之序跋】张明整理01.《赵生泉〈金石探幽〉序》 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02.《陈国成〈吾衍〈三十五举〉研究〉序》 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03.《梁继〈张照年谱〉序》 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04.《赵彦辉〈寒山帚谈研究〉序》 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05.《张明〈赵孟頫书法研究发微〉序》 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06.《张函〈明末遗民书法研究〉序》 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07.《徐文平〈处州历代书法〉序》 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5月第1版08.《〈书法史图鉴〉序》 山东美术出版社，2009年11月第1版09.《〈孙初画集〉序》10.《书中龙也——〈十七帖〉》 吉林文史出版社
苏轼学术论文范文篇二 苏轼处世哲学初探 【 摘 要 】在苏轼作为我国古代文学家，为后人留下了一笔重要财富。而作为政治家的苏轼，也做出了一个儒家士大夫当有的历史功绩。而苏轼辗转于放达文人和深邃政客之间的处世哲学，便有了深刻的研究价值。本文试从正道直行的执着、善处忧患的旷达、自救自立的人格、亲躬为民的情怀四个层面来剖析苏轼的处事之道。 【 关键词 】苏轼 处世之道 人格风貌 生命精神 秦观在《答傅彬老简》中说：“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评价苏轼：“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苏轼坎坷人生中表现出来的人格风貌和生命精神，值得我们深入探究和学习。 一、“奋厉有当世志”――正道直行的执着 儒家鼓励人“志于道”，建功立业，有为于天下。苏轼《上梅直讲书》云：“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其后益壮，始能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苏辙《墓志铭》追述苏轼十岁时母亲程氏亲授以书。“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这正如后来苏轼说自己“少抱有为之志”。苏轼于仁宗朝举制科作《制策》二十五篇，“大抵劝仁宗厉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也”;及事神宗皇帝，两次上书数万言，“大抵皆劝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纳污，屈己以裕人也”;哲宗元�初，主张“校量利害，参用所长”。 苏轼对儒家忠君报国的思想接受尤深，使得他虽有“隐”的思想，却终究没有归隐。正如他所言：“未成报国惭书剑，岂不怀归畏友朋。” “羡君欲归去，奈此未报恩。”……可知苏轼一生沉浮，而拳拳报国之意若一。 二、“一蓑烟雨任平生”――善处忧患的旷达 苏轼才华横溢聪敏过人，刚正立朝勇于为义，却拙于谋身，不会自我保护。故“一生忧患，常倍他人”(《南华寺六祖塔功德疏》)，几经贬逐，饱受苦难，终不得大用。苏轼于靖国元年所作《自题金山画像》，算是对自己一生贬谪生涯的 总结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的一生贬居黄州、惠州、儋州三地，穷困潦倒，但他都善于在诗词歌赋中发现生活美，从而获得一种充满善处忧患的智慧审美人生。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里说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智能优异”。 元丰时贬往黄州，《初到黄州》诗云：“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对黄州的“鱼美”、“笋香”盛情称赞，仿佛忘却了“乌台诗案”的灾难。绍圣初贬往惠州，他的《十月二日初到惠州》诗云：“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这似是《初到黄州》诗在十几年后的历史回想。他又抒写“欣然”，描写口腹之乐。绍圣四年贬往儋州，登岛的第一首诗，“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觉而遇清风急雨，戏作此数句”，以其神采飞扬、联想奇妙而成为苏诗五古名篇：“应怪东坡老，颜衰语徒工，久矣此妙声，不闻蓬莱宫。”自赏自得之情溢于言表。 三、“尽卖酒器，以供衣食”――自救自立的人格 苏轼之所以能面对忧患随缘自适，不仅在于他善于排遣苦闷，更重要的是他始终立足于自救自立，保持一种人格的独立。元丰三年(1080)初贬黄州，作《节饮食说》，提倡“节食”。第二年不能再靠“节流”，于是“开源”。《东坡八首》叙云：“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庶几来岁之入以忘其劳焉。”他不辞辛苦躬耕其中，并把这块田地命名为“东坡”，从此自号“东坡居士”。他的《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其二云：“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明年共看决渠雨，饥饱在我宁关天。”苏轼作为政治上的逐客，生存受到严重的威胁，心态却不卑微猥琐。苏轼之卓异正是建立在自己动手种田筑屋丰衣足食，生存需求获得独立的物质基础之上。 苏轼在海南禄�既绝，衣食难保，不得已“尽卖酒器，以供衣食”。暂居破漏官屋不久被官吏逐出，遂买地，起屋五间，名曰“桄榔庵”。然而，独特的伟大人格，既成就了不怨天尤人、立足自救自立的“东坡”精神，苏轼也就拥有了一份坦然与自乐。 四、“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亲躬为民的情怀 苏轼在贬谪时期，反复专研佛老，极慕陶渊明，却始终没有出世。苏轼从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奋厉有当世志”的壮志雄心，践行了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儒士操守，也在生存状态上真正的融入到了黎民百姓之中。 谪黄以后，苏轼和“渔樵杂处”，对黎民疾苦有着更深切的了解同情。当时岳州鄂州一带“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苏轼遂“闻之酸辛，为食不下”，当即给鄂州知州朱寿昌写信并盼他“惟为民自重”。他说：“若岁活得百个小儿，亦闲居一乐事也。吾虽贫，亦当出十千。”由此可知，苏轼口出“悲歌为黎元”并非虚言。在儋州，他把自己被贬海南看作是“天其以我为箕子”，理应尽力帮助儋州人民改变困境。面对民族压迫、生产落后的现状，苏轼写了《和劝农》“以告其有知者”，“咨尔黎汉，均为一民”。看到当地人民“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以巫为医，以牛为药”，写了《书柳子厚牛赋后》。为了让百姓喝上泉水，讲究卫生，减少疾病，苏轼曾带领众人开凿至今完好的井泉，儋州人称之为“东坡井”。儋州在北宋时期仍处于“刀耕火种”状态，文化教育也十分落后，苏轼的《和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一诗真实的反映了学校教育七零八落的情景。王国宪《重修儋州志叙》指出：“北宋苏文公来琼，居儋四年，以诗书礼教转化其风俗，教化其人心，听书声之琅琅，弦歌四起。” 【参考文献】 [1](宋)秦观：《淮海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2] 王国维：《人间词话》，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 [3](宋)苏轼：《苏轼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 看了“苏轼学术论文范文”的人还看： 1. 关于苏轼的学术论文 2. 对苏轼研究的学术论文 3. 中文学术论文范文 4. 对外汉语学术论文范文 5. 浅析苏东坡的人生美学论文
一，中国考古探秘纪实丛书 古墓、珠宝、古尸、陪葬 ，神秘的面纱背后是璀璨的古代文明。。。。。。 1、《复活的军团：秦始皇陵兵马俑发现之谜》 本书真实地再现了千古一帝秦始皇陵八千个兵马俑发现，发 掘的详细经过。。。。。。 2、《寻找北京人：“北京人”头盖骨失踪之谜》 1929年，北京周口店发掘出来的“中国北京猿人”轰动了当时的世界，被誉为“整个地球人类的震撼!”然而。。。。。。 3、《岭南震撼：南越王墓发现之谜》 本书用纪实文学的形式，叙述了南越王墓发现、发掘那曲折而动人的经过，也充分展现了南越王国风起云涌、大喜大悲的历史画面。 4、《日暮东陵：清东陵地宫珍宝被盗之谜》 1928年7月，流氓军阀孙殿英率部，以剿匪及军事演习为名，荷枪实弹进入东陵，用七天七夜的时间，打开乾隆、慈禧两座地宫，劈棺抛尸，将价值连城的旷世珍宝洗劫一空，酿成了中外文明史上惊天动地的大案。 。。。。。。 5、《风雪定陵：地下玄宫洞开之谜》 这是一部全景式、多侧面反映新中国以科学考古手段发掘第一座帝王墓葬--明定陵的长篇纪实文学。 6、《万世法门:法门寺地宫佛骨再世之谜(修订本)》 位于陕西扶风县的千年古刹法门寺宝塔,在一个风雨之夜突然崩塌,考古人员无意间在塔下发现了秘密玄宫,这便是埋葬着释迦牟尼佛指舍利和大唐帝国无数珍宝并已消失了一千多年的法门寺地宫。本书从不同侧面,披露这座迷宫的发现、发掘经过,以及佛祖真身舍利东来中国的秘密过程,为中国历史及世界佛教史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考空间。 二，《天国的灵光:佛像》 本书是走进珍宝世界系列图中的一册，全书以大量精美的照片介绍了汉、十六国时期至元、明、清代2000多年间的丰富多彩，造型各异的佛像，每件佛像均有详细的文字介绍及多篇局部放大照片，便对读者的欣赏。全书印刷精美，图文并茂，既具收藏性又具有知识性及鉴欣赏性，是文物爱好者的重要参考工具书。 三，《唐李宪墓发掘报告(精)》 本书是关于李宪夫妇葬墓的发掘报告。本书记录了该墓的墓葬形制、葬具、墓内装饰壁画以及种类繁多的随葬品，其中有陶瓷器、铜、银、玉、玻璃料器等妈妈，这些都为唐代的社会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四，《徐州狮子山楚王陵--中国重大考古发掘记》 序 我们的心愿引子壹 汉兵马俑坑的发现贰 发掘清理兵马俑叁 寻找兵马俑陪葬坑的主墓肆 陵墓的初探、试掘到正式批准发掘伍 内外墓道发掘告捷陆 会战主墓室柒 清理的珍贵文物捌 解答楚王陵墓的两个问题后记 五，《中国(世界)历史未解之谜》&《中国(世界)考古未解之谜》 六，《帝国的辉煌》 本书是关于秦始皇兵马俑及秦文化的考古科普图书。秦始皇陵与秦始皇兵马俑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历史文化遗产。本书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向大众介绍了秦国历史以及秦所创造的 七，《定格历史(隐藏于古墓中的奥秘)》 八，《满城汉墓--中国重大考古发掘记》 满城汉墓的发现，揭示了西汉时期诸侯王的墓葬结构和埋葬制度，为研究汉代冶炼、铸造、漆器、纺织等手工业和工艺美术等方面的发展情况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满城汉墓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之墓。刘胜墓全长约52米，最宽处约38米，最高处约7米，由墓道、车马房、库房、前堂和后室组成，窦绾墓和刘胜墓的形制大体相同。两墓的墓室庞大，随葬品豪华奢侈，共出土金器、银器、铜器、铁器、玉器、石器、陶器、漆器、丝织品等遗物1万余件，其中包括"金缕玉衣"、"长信宫灯"、"错金博山炉"等著名器物。 九，《走进古蜀都邑金沙村:考古工作都手记》 继发现震惊世界的三星堆遗址之后本书纪之初，在成都平原又传来了令人再次震惊的考古大发现：一个沉睡了3000多年的古蜀国邑遗址，在挖掘机的轰鸣声中骇然现世……考古工作者将此遗址命名为“金沙村遗址”。 本书作者亲自参与了金沙村遗址的发掘工作，他们以如花的妙笔，将田野考古和丰富的知识以及科学求实的态度融为一体，撰写了这本书。 作者将带你一起穿越数千年时光隧道，走进古蜀都金沙村，去体会古蜀人的社会生活 十，《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精粹》 本书集中展示了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窖藏问世30余年来的研究成果。 十一，《西藏考古与艺术》 找寻失落的文化——西部西藏前佛教时期重要考古遗迹调查报告（1992-2002）札达盆地岩画的发现及对西藏岩画的几点认识丁冬：西藏西部一处前佛教时期居住遗址的发?? 西藏西部陶器制作工艺的观察和初步研究 De-ga （榆林窟）之会盟寺的比定图像拉萨布达拉宫和大昭寺松赞干布塑像的再观察 十二，《北京原人: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考古大发现》 周口店北京直立人（俗称“北京人”）遗址发掘与研究，是世界古人类研究史上的里程碑，也是20世纪中国考古学重大事件之一。此遗址被列入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中国境内第一批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眼前的这本小册子，作者尽力将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发现与研究这一段牵涉众多学科和专业性很强的历史，融会了国内外相关的重要考古发现，写成一本雅俗共赏的书 十三，《考古人类学随笔--张光直作品系列--张光直作品系列》 这是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的随笔集，收录其80及90年代所写书序、讲演稿、报刊文字及访谈记录。内容涉及考古人类学研究理论与发展，学者介绍，学界轶闻掌故、考古时事及对学术的前瞻。以随笔的形式，读者不仅可了解张光直学术上的直知灼见，于字里行间，我们感受到的是一位诙谐、宽容、乐观、热富有社会使命感的尊长。这是“张光直作品系列”中的一本。 十四，《秦公帝王陵》 本书是一部全面研究秦公、秦王和秦帝陵墓的专著。作者通过实地考察，获取了充足、完备、翔实的一手资料，详细介绍了秦陵四大陵区即西垂陵区、雍城陵区、栎阳陵区和咸阳陵区的陵墓、陵园、陵寝建筑、陪葬墓、陪葬坑等情况。特别是列为世界遗产名录的秦始皇陵，其规模之大在世界帝王陵中也属罕见。秦始皇皇陵的考古发现，在中国古代帝王陵墓中占有特殊重要地位，成为世界认识中国古代灿烂辉煌文明的重要窗口。 十五，《趣味考古》 本书包括趣探事源，趣谈考古，趣觅古迹，趣话文物几个篇幅，用生动的语言讲述了考古文化的历史演变与发展，探究了考古中的来龙去脉之谜。 十六，《考古的故事:中国卷·彩图版》 本书作为“彩色人文故事”系列丛书的一种，力图通过一种全新的视角来解读中国考古。编者在参考大量历史文献、考古资料并结合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考古者、考古过程、考古等多种角度来探索中国古代文明，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真切感受到考古探索过程中难以言表的身心体验。 十七，世界伟大考古纪实系列报导 1：众神的宫殿 作者：理查德·艾尔曼 1999年3月3日，人类考古史上最重大的一次发现正通过卫星向全球现场直播……著名预言家凯西在上个世纪曾说，20世纪末，人们将开启狮身人面像隐藏了数千年的“档案馆”，以揭开人类起源与智慧之谜。而埃及古老的谚语则告知我们：每当世纪交替之时，神秘的金字塔或通往远古的墓道就会被发现，从而找到一段人类失去的历史。 2：废墟的真相 作者：吕贝克·斯特夫 你即将看到：考古史上最为动人心弦的篇章——14个失落的城市在百余年间相继被发现，它们无疑是人类文明的最早胚胎，有的甚至可以追溯到人类的黎明时期。14个城市，14个扑朔迷离的故事，每一次发现都是考古史上最为动人心弦的一章，它们共同奏响了史前文明的挽歌。本书几乎囊括了自考古学诞生以来所有伟大的考古发现，可以说是一把打开远古、通向未来的钥匙…… 3：水晶头骨之迷 作者：凯瑞·路易斯·托马斯 克利斯·马顿 美洲土著人世代流传着一个故事：祖先留下了十三个水晶头骨，当地球文明达到极致时，它们会重新出现，并揭示出人类过去和末来的秘密…… 九十年代，英国的两个电视制片人果然在中美丛林的古庙废墟中，找到了一个精美绝伦的水晶头骨，他们追踪调查，终于发现十三个水晶头骨已全部现世，每一个头骨都来历不凡且具有不可理喻的一些灵异表现。 这一发现和金字塔上的狮身人面像一样神秘莫测，引起全球考古学界的一场激烈论战…… 本书是关于这一发现探索过程的真实全纪录，作者摄制的同名电视纪录片已在英国BBC及欧美各大电视网播映，引起举世瞩目。 4：破译圣经 作者：苏拉米·莫莱 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笼罩着令人炫目的神秘光环，上帝从天国来到人间，又从人间回到天国，在这一过程中，他不仅将天国的幻象多次投印到人间的大地上，而且还将其深深地投印在地球先民的脑海里，成为人类文明的集体记忆：从“大西洲”到“太平洲”；从《神秘埃及》到巴比伦泥版；从漫天烈火的所多玛到惊天动地的通古斯；从密咒遍布的帕姆帕沙漠到丛林深处的卓尔金星…… 在这本书中，穿过历史的迷瘴，我们将通过《圣经》与那些上帝的羔羊进行对话，从亚当到基督，从但丁到诺查丹玛斯……他们将讲述天国的神圣，他们还将述说天国的神秘。 5：人是太空人的后代 作者：葛瑞姆·汉卡克 人类的起源的说法可以说是众说纷纭, 葛瑞姆·汉卡克以他自己的角度和眼光去看待这个问题, 并写了人是太空人的后代此书, 从中以他自己的带有一些超意识的眼光去探讨了这个问题, 您不妨在读了此书之后, 与作者一起去回味这份独特的滋味!
“墓”就是“慕”——“孝子所思慕之处。”换句话说，墓虽然是为死人修的，却是活人“思慕”的表现。如果想表现自己是个孝子，那就得在造墓下葬的事儿上多下点工夫。说“疑冢”之前，我们先来说说“冢”。中华文化那叫一个博大精深。比如说汉字，“墓”、“坟”、“茔”、“冢”、“丘”、“垅（垄）”、“山”、“陵”、“寝”，以及不太常用的“土”、“培”、“堬”、“垜”，表面看指的都是同一种事物——人死之后的埋骨之所，但在古人看来，这几个字的意思有着明显的差别。“墓”，指的是掘坑穴葬后盖土与地平齐，不植树。这当中透漏出的是中国人早期朴素的丧葬观念——“不树不封”，《礼记·檀弓上》说“古也，墓而不坟”，意思就是古人下葬之后是不会在地面上起坟头的。所以“墓”字在这几个字中堪称最为原始、正宗。“坟”，恰好与“墓”相对，它的本义就是土堆，在先秦专指葬后地面上积土成堆。“茔”，意思是墓地，是用作墓葬的那块土地的本身。“冢”，本义是大，《红楼梦》里面称秦可卿为“冢孙妇”意思可不是她死了，而是说她是嫡长孙之妻，嫡长，在家族中当然意味着“大”。《说文》，解释说：“冢者，高坟也。”也就是说只有封土高大的坟，才能叫“冢”。“丘”，本意就是葬穴上的封土堆，“垅”、“垄”的概念与此相近。但是，在礼法等级森严的先秦时期，普通人只能能用“墓”、 “坟”、“垅（垄）”，王公级别的人才能够用“丘”，如苏州虎丘，就是因为吴王阖闾葬在这里而得名。比“丘”规格更高的是“山”和“陵”。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说：“秦名天子冢曰‘山’，汉曰‘陵’，故通曰‘山陵’矣。”意思就是，在秦朝，“山”是称呼天子坟墓的专有名词，到了汉朝，刘帮把规矩改了，叫“陵”，所以“山陵”专指帝王之墓，不能乱用。至今八宝山那个也只能用“公墓”，孙中山、蒋介石的安息之地才能叫“中山陵”、“蒋陵”。墓葬的最高级别是什么呢？是“寝”。寝原指正式的起卧房间，古代的宫殿都是“前朝后寝”，即前面用于朝见办公，后面用于起居饮食。君主死后要“寝庙奕奕”，就是说庙和寝相连，前面的“庙”中供奉牌位，用于祭祀，后面的“寝”中安放帝王生前的衣物用具，像生前一样侍奉。后来秦始皇把寝和庙分离，庙仍然留在国都，寝则转移到陵墓附近。按照礼仪，每个月庙中祭祀的日子，就有专人把寝里供奉的衣物送到庙中转一圈，表示皇帝来接受了祭祀。这种礼仪延续到了汉朝，但汉惠帝刘盈看望吕后所走的复道刚好在刘邦衣冠从寝到庙的那条路的上方，活着的皇帝不愿意绕路，大臣要避免礼制不合就只能打死鬼皇帝的主意，于是把庙也挪出了长安，迁到刘邦的长陵附近。从此寝、庙进一步与陵结合，非但有山一样高大的封土堆，还有巍峨的寝殿供灵魂游豫享乐，这才是最高等级、皇帝专用的墓地。除了称谓不同，还有很多其他规矩。比如《周礼·春官》称：“以爵等为丘封之度，与其树数。”墓上封土的高低和植树的多少都要与死者生前的地位相一致，否则便是越礼。汉代这个规定仍然有效，“别尊卑也。王公曰‘丘’，诸侯曰‘封’”，“列侯坟高四丈，关内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连盛殓用的棺材，也因为身份地位不同而有不同规格，身份越高，棺椁层数就越多。“天子之棺四重”，“诸公三重，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这就是说，除了直接盛放尸的“棺”，天子在棺外还可以加四重“椁”，封为公侯的人可以棺外三重椁，侯爵、大夫递减，到了“士”这一级只能用棺来直接下葬，不能再套椁。《论语》里说孔子最喜欢的学生颜回早亡，颜回的父亲想拆了孔子的车给颜回做一层椁，被孔子断然拒绝。除了舍不得车的因素，孔子更怕越礼，因为颜回是“士”，按照礼法是不能用椁的。鼎，在先秦时最重要的礼器，贵族要“列鼎而食”，用鼎的数目是规定好的。天子九鼎，卿大夫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或一鼎。入葬的时候，随葬的鼎也要照此规定，丝毫不能逾越。可以说，看看墓的封土、棺椁、随葬礼器，大致就能判断出墓主是哪个阶层的人。上古人之所以不树不封，本质上还是因为生产力低下，人的寿命很短，犯不着为尸体费那么大劲。后来生产力发展，家有余财，生年延长，时间也充裕了，于是有功夫去怀念逝去的亲人。清代学者段玉裁认为，“墓”就是“慕”——“孝子所思慕之处。”换句话说，墓虽然是为死人修的，却是活人“思慕”的表现。如果想表现自己是个孝子，那就得在造墓下葬的事儿上多下点工夫。于是，不树不封的狭义的“墓”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高的封土，从堆土成丘到最后“因山为陵”——直接拿一座山当封土堆，一百里外都能看见儿子的一片孝心。其实还不仅是儿子，有钱有势的人往往生前就开始选址给自己营造墓地，跟买地盖房一个道理，自己选的才最满意，并不存什么忌讳。“始皇初继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秦始皇从继位就开始搞工程，前后征发了70多万人，对工程的重视程度可想而知。但规模搞得再大，死后到底有没有灵魂、灵魂能不能来享受墓中陪葬的一切，这事儿谁都不敢打包票，秦始皇也不能先死一次试试，于是他后来开始研究长生不老，尽量避免自己赔本。地上的坟头越来越多，地下的墓穴当然也越挖越大，填进去的东西也越来越多。从生前的日用品或珍爱之物，到成堆的金银财宝、成箱古玩字画，中国社会的厚葬风气形成了。河南安阳小屯村西北的妇好墓，出土了两件“司母辛”大方鼎，另有近2000件青铜器、玉器，墓主妇好是武丁的第一位王后，可见早在商代就有了厚葬的现象，当然，比之后世帝王，这只是小巫见大巫。厚葬，本质上还是和儒家大力宣扬的“孝”相关。《礼记》说：“事死如事生”，《汉书》说：“事亡如事存”，孝顺的后背当然要把最好的东西献给尊长，死活不是问题，阴阳不是距离。尤其遇上老爷子指定某件珍品陪葬的时候，儿子再舍不得也得打落门牙和血吞。例如唐太宗李世民，一定要拿王羲之《兰亭集序》的真本殉葬。高宗李治虽然也酷爱王羲之，满心不乐意，最后还是得按照老爹的意思来。到了唐朝末年，节度使温韬以盗墓为己任，“唐帝诸陵发之殆遍”，李世民的昭陵也未能幸免，《兰亭集序》自此不知所踪。不知李治地下有知，会不会后悔得再死一次。
请看央视10套探索发现节目的《考古中国》系列片
古墓古墓是人生终止时最后的定格，也是储存墓主生活时代的若干文化信息的府库。叠叠累累的古代墓葬屡经沧桑变故，因各种原因往往多遭破坏。而最通常的破坏形式，是有意的盗掘。历史上的盗墓相当普遍，甚至曾经成为某些区域的地方风习，成为某些家族的营生手段，成为某些社会群体的行业特征。 盗墓，是渊源古远的社会文化现象。新石器时代的考古资料已经可以看到有意识的墓葬破坏现象的遗存。在春秋时期“礼坏乐崩”的社会变化之后，厚葬之风兴起，于是盗墓行为益为盛行。陕西凤翔的秦公1号大墓，是迄今所发现的先秦时期规模最大的墓葬，也是中国应用科学考古方法发掘的最大的墓葬。这座古墓发现盗洞247个，其中有10数个盗洞直接打入椁室。 司马迁写述中山地方风习，注意到“掘冢”行为的普遍。掘冢盗墓虽然是“奸事”，当时却有人因此起家致富。西汉时不法贵族作恶地方，盗墓竟然成为一种骄悍者嗜好的游戏，于是有“国内冢藏，一皆发掘”，“所发冢墓，不可胜数”的情形。两汉一些严重的社会动乱，如吴楚七国之乱、推翻新莽王朝的民众暴动等，都有大规模盗墓的记录。汉魏之际曾经发生盗墓的高潮，据说曹操军事集团甚至设立了名号为“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等专门指挥盗掘冢墓的官职。 唐人所谓“群盗多蚊虻”，“荒冢入锄声”，“髓髅半出地”，“白骨下纵横”等诗句，也反映了盗墓风习的普遍。唐代宗时，郭子仪父亲的墓葬被盗掘，有人疑心是鱼朝恩指使。而郭子仪在御前说到此事时，承认自己所统领的军队也多有破坏陵墓的行为。据史书记载，自唐末到五代初，关中的唐帝陵墓除唐高宗、武则天合葬乾陵外，被逐一盗掘，无一幸免。 宋元明清时代的冢墓发掘和冢墓破坏事件史不绝书。作为政府行为的掘墓事件，最为典型的是金王朝扶植的伪齐政权在中原地区对两京冢墓的大规模破坏。刘豫曾经专设主管盗掘陵墓的官员“河南淘沙官”和“汴京淘沙官”。元代蒙古贵族信用的僧侣，有发掘南宋陵墓的行为。明万历年间，宦官陈奉处理民间盗发李林甫妻杨氏墓一案，为“得黄金巨万”的信息所诱使，竟然“悉发境内诸墓”。武昌市民反对其恶行，曾经掀起激烈的抗议风潮，几乎形成暴动。 盗墓现象的普遍，历代都留下了深刻的历史记忆，于是有“自古及今，未有不死之人，又无不发之墓也”的说法。 对墓主随葬物品的财产追求，是古来最为普遍的盗墓动机。晋人皇甫谧宣传薄葬，有“丰财厚葬以启奸心”之说。盗墓者对墓葬的无情破坏和对死者的极端伤辱，大体都是出于财宝之“欲”。所谓盗墓“奸心”启于厚葬的说法，虽然颠到了主动与被动的关系，却大略可以说明“自古及今”“无不发之墓”的主要原因，是对“丰财”的欲求。 对随葬品的某些特殊需求，也是我们在分析历代盗墓动机时不能不注意的。宋代有盗墓以取犀带、玉带的史例。有人因此甚至不惜发掘自己父亲的墓葬。张邦基《墨庄漫录》说，宋徽宗喜好古青铜器，于是地方官纷纷发掘冢墓求其器以献上。陶弘景墓被盗掘，据说是为了劫取其中的“丹砂异书”。盗墓者分割“僵尸人肉”以为药，以及盗窃枯骨“以之合药饵”，则是盗墓史中的奇闻。通过发掘前人墓葬，取其营造材料以为己用，也是值得重视的历史现象。在河南南阳的考古发掘资料中，可以看到晋人发掘汉墓，并利用汉画像石作为建墓材料的实例。江苏徐州还发现晚唐时人利用汉墓墓室重新下葬的情形。这样的现象，在文献资料中也有反映。 发掘政敌及政敌家族的冢墓，在中国古代权力争夺中曾经被作为厌服对方的极端手段。掘墓，又是政治惩罚与政治迫害的一种形式。发墓，剖棺，鞭尸，同时又都用以发泄政治仇恨。《左传》中已有掘墓复仇的史例。司马迁记述伍子胥“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的故事，在民间有广泛的影响。清雍正年间兴文字狱，曾经发生吕留良因此被戮尸的著名事件。 盗墓技术的发明和传承，在史籍中有资料反映。而相应的反盗墓技术也逐渐成熟。如以疑冢或虚墓迷惑盗墓者的方式等，以石椁铁壁和储水积沙等强化防护的方式，以及以机弩、伏火、毒烟等杀伤盗墓者的方式等，都各有防盗的效用。 传统礼制对墓葬的保护，表现出中国文化对宗法关系的重视。历代多有严禁盗墓的法律。社会舆论对于盗墓行为也予以严厉谴责。古来还流行这样的民间传说，盗墓时会遇到崩雷晦雨、狂风大雾、鼓角之声或者神异动物的警示，如果不理会这种警告，常常会遭致严酷的报复。另一方面，自古以来多有盗墓行为与再生奇迹相联系的传说，甚至正史中也不乏此类记载。我们还看到，盗墓这种不光彩的行为，有时却可以导致原先皇室贵族专有的宝用之器得以流散民间，使得黯然埋没于尸骨旁的许多绝世珍宝重见天日，放射出古代文明之光。这种盗墓行为于是具有了与原始动机完全无关的工艺史意义和艺术史意义。骨董多来自盗墓所得，而因此所促成的金石研究的进步，有积极的学术文化影响。简牍资料曾经多次充实我们民族文化的宝库，而有时发现途径是由于盗墓活动。例如汲冢遗书的出土，就是中国文化史的幸事。当然，盗墓者因文化品味的低下、鉴识眼光的鄙劣以及行止习惯之粗暴，往往导致许多有重要价值的文物直接在盗墓现场或转卖途中即被破坏。这种行为对中国古代物质文化遗存的严重损害，无疑是不可宽恕的。 盗墓对考古工作的干扰与破坏，不仅表现在使墓葬中许多在洗劫中残破遗失，还在于无知的盗墓者往往只根据市场价值尺度进行选择，将一些虽然未必为骨董商人看重，却具有极重要的科学价值和文化价值的文物归于毁弃。此外，墓葬对于考古工作的意义，并不仅仅表现为随葬品的数量和质量，墓葬形制、葬式等看来并不直接具有商业价值的遗迹现象，其实都包涵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而野蛮的盗掘，往往使这些现象遭到不可挽救的破坏。盗墓行为对考古工作的严重损害，在近期仍然有明显的表现。一些非常重要的文物因盗掘而出土，其发现地点以及其他有关遗迹现象至今仍不能明朗，其考古学的价值于是无法实现，以致于通过科学考古工作本来可能为认识古代社会历史表现出重要意义的资料不能够发挥作用。这些都是使关心和爱重中国历史文化的人们深为痛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