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民间文化现状的调查与反思文化是一个民族独有的东西，它是这个民族得以继续存在的基础，当一个民族的文化消亡或者被其他的文化形式所代替，失去了民族存在基础的时候，那么即便它的人民仍旧存在，这个民族的存在和消亡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当越来越多的文化形式从原有的那种昌盛发展到现在的濒危乃至已经消失，谁该为这些事情负责？当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如痴如醉地沉醉在圣诞节、万圣节、NBA、足球以及情人节等西方文化的氛围中，还有多少人能够从春节、庙会、传统戏剧、皮影戏、传统民乐等中国传统文化形式中找寻到往日的那种新鲜和快乐？当另外一种“崇洋媚外”在我们中间悄然流行的时候，我们已经在抵抗西方文化侵略的阵地前举起了自己手中的“枪”！很多民间文化正在逐渐消失民间文化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夏挽群告诉记者，民间文化主要包括四种，即民间文学、民间表演艺术、民间美术和民俗文化，但是从目前的很多情况来看，这些传承着中国劳动人民智慧结晶的文化形式却在各种各样的冲击下逐渐失去了市场、生存发展的空间以至于走向消亡。民间文学的种类很多，我国各种类型的民间文学形式几乎在河南都可以找到，它包括神话、故事、传说、歌谣、谚语等，它们构成了中国口继文学的通史，对过去人们的道德思想形成了很大的影响。河南的神话被称为中国神话的奇迹之一，新郑黄帝、周口伏羲、泌阳盘古等表达了东方才有的内在而隽永的民族想象。然而，民间文学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异，有些不再流传，迅速消失，继而消亡。民间表演艺术包括民间戏剧、曲艺、音乐、舞蹈、武术、杂技等，它们也是历史悠久，从上古时代产生、发展并传承下来。中国的民间戏剧发源于原始劳动歌舞，是世界戏剧三大源流之一。河南民间戏剧在民国末期调查有80多个剧种，这其中有道情、二夹弦等，但是据现在的调查和统计只剩下30多个，建国后平均每年消亡一个剧种。夏挽群说，每个剧种的消亡都意味着这种戏剧音乐表演形式的消亡，而剩下的30多个剧种也是惨淡经营，专业的演出已经很少了。而在刚解放时，河南有大量的专业剧团走乡串户，现在很多还存在的专业剧团却面临着生存危机，好一些的也只能勉强维持生存。夏挽群给记者举了另外一个例子，在河南鄢陵有一种乐器叫做筹，是过去随着佛教音乐而产生的，现在实际上已经消亡了，仅存的一位能够吹奏该乐器的老人也已经在前不久去世了。在丽江纳西族的音乐文化中，驰名中外的纳西古乐，是每一个到丽江的人必听的。但如今，随着纳西古乐的势微、失传与衰落，该音乐形式也将变成“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民间美术包括瓷器、泥塑、玉雕、年画、剪纸等种类，它们也是很珍贵的一笔遗产。夏挽群给记者介绍说，河南淮阳太昊陵的泥泥狗，虽说看起来很粗糙，但是它有很深厚的历史底蕴，被称为史前图腾，它把原始的信息带到了现代。以前在太昊陵的庙会上简直到了热销的程度，然而现在对泥泥狗的制作已经越来越少了。笔者记得小时候，母亲每次去太昊陵烧香，总会带回一些憨态可掬的泥泥狗，它们给笔者留下了美好的童年记忆，而现在却很少有孩子们能够见到这种工艺玩具了。传统工艺美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遇到了新的挑战，福建为人们所熟知的工艺美术行业，如脱胎漆器、软木画、竹编、德化瓷塑都处于后继乏人的困难境地。北京、江苏、浙江等工艺美术发达的省、市同样陷入不景气的状态。其他艺术形式如年画、剪纸过去在民间都很流行，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传统木版年画，除专家、学者、外国人外，很少有人问津。而对剪纸，目前学习的人主要是农村妇女，年轻人并不重视它的传承。民俗文化反映了老百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各种习俗，如庙会和春节等。这些传统节日中有着大量的民族内涵，然而随着西方大量节日的到来，中国的很多节日却在逐渐淡出。从事相关研究的专家指出：“很多民族的民俗民风都已经没有了，充满中国民间文化气息的春节本是民族凝聚力与亲和力的体现，而我们现在却不知道该如何去过了！如今节日没有了文化的载体，文化内涵变得越来越空泛，人们也就对节日失去兴趣了。”“孔雀公主”杨丽萍忧心于她看到的云南的变化: 许多绝技因为失去了用途而濒于失传，新生的一代喜欢牛仔裤甚于传统服装。一位专家在调查了基诺族巴卡村寨后指出，如果不加以重视和保护，这里的民族口碑文史及其风俗传承机制，有可能在20年内消失。而这种状况，在云南众多的村寨之中并不鲜见。著名作家冯骥才忧心忡忡地说，现在很多少数民族的村寨都变成了洋楼，历史的记忆和传承都没有了。如果继续这样发展，十几年后，我们传统的东西就都没有了。我们剥夺了它们生存发展的权利冯骥才曾经这样说，“我们正处在一个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时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我们的文化没有载体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人们对外来的东西觉得特新鲜，把原来的东西都扔掉了。”夏挽群也告诉记者，出现各种民族民间文化失去发展机会乃至走向消亡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农耕时代已经结束，进入了工业时代，这些直接导致了原来民间民族文化生存的土壤变化，人们的社会心理、行为习惯以及精神的变异。事实上，我们为之自豪的中华文化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半是精英和典籍的文化，一半是民间文化。两部分同等重要，相互不能代替。民间文化是我们的祖先五千年以来创造的极其丰富和宝贵的文化财富，是我们民族精神情感、个性特征以及凝聚力与亲和力的载体，也是我们发展先进文化的精神资源与民族根基，以及综合国力中不可或缺的坚实的精神内含。可是，由于民间文化长期不被重视，也没有从文化上、从全球化的背景上来看待这个“中华文化的一半”，因而至今我们对于民间文化的整体状况认识不清、心无底数，我们甚至不知道如今民间文化到底消失得怎样。再次，民间文化是一个非常脆弱的生存方式，和经典文化以及典籍文化相比，它从没有像它们一样用各种方式进行加强。并且民间文化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的传承一般都是口口相传，并且还有很多“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等禁忌，传承的范围也很窄，大都是师傅传给徒弟、父亲传给儿子等这样的形式，一旦出现断线，它这种形式很快就可能消亡。韵味无穷的皮影木偶，流浪四方的说唱艺人，诙谐幽默的曲艺形式……这些经过几千年来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诸多璀璨夺目的文化遗产组成了今日博大精深的中华五千年文明。然而，也正是由于它们大多只是凭借着口传心授、相当脆弱的方式代代相传。面对开放与交流的加强，多元文化潮流的冲击，绝技绝艺传人越来越感到困惑与无奈：一方面，随着年岁渐老，他们带徒传艺的期盼越来越强烈而急迫；另一方面，年轻人忙着打工挣钱、追逐新潮，对民族传统文化感兴趣的不多，能沉静下来学习观摩的就更少。一旦没有传承人，就如断线风筝，即刻消失，化为乌有。在工业化和全球化的今天，它必然遭受致命的冲击。最后，民间文化从没得到过正确的认识，甚至一直被认为是封建迷信。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的民间文化还没有来得及作好进行细致的整理的准备，西方的各种文化就来到中国，它们这种带有商业行为的文化形式拥有更多强大的资本，对中国的民间民族文化造成了强大的冲击。而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的东方人特别是年轻人还去追求时尚，这种浮躁行为对中国民间民族文化的打击也是毁灭性的。传承，不仅仅是为了一种文化存在几年来，随着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出现了全国性的文化反思，这种反思的结果处于认识的三个层面上。首先认为民间文化的断裂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传统文化的断裂。因此，对待民间文化不应该采取历史虚无主义认识，不能让其断裂而应传承下去。如果昨天发生的事情今天就可以割裂，那么，我们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恐怕早就不存在了。尽管不可否认经典文化和典籍文化的巨大作用，但是更应该看到民间文化是亿万劳动人民的劳动结晶，保护民间文化就是从民间文化延续上发出的呼喊。其次是东西方更加激烈的碰撞使得民间文化地位的上升，成为现代文化的基础和底色，也成为民族文化共识、民族文化绵延赓续的基础和情感的纽带。若东方的文化全部消亡、大脑中的记忆荡然无存，全部被西方的文化所代替，那么中华民族将会是一个什么概念就应该重新考虑了。夏挽群说，这些直接导致了中国文化运动的产生，而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保护民族先进遗产则成为了这场运动的高潮。再次可以上升到国家文化安全的层面上。美国中情局的用心可谓是极其险恶的，他们已经将这种险恶用心用于对付中国正在迅速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人，并将在今后的生活中继续加大。从日本对中国台湾的50年文化侵略就可以看出端倪，在那50年中，日本的用心同样险恶，他们要求台湾同胞不准说中国话只能说日语，不让过中国的节日，扒掉中国的庙宇改建日本的神社，这些直接导致了目前在台湾仍旧有人信奉日本文化乃至承认日本文化。日本的险恶用心就是想通过这些来改变甚至抹杀台湾同胞心中的文化记忆，这种行为已经上升并涉及到了中国的文化安全问题上来了。民间民族文化的保护和拯救已经到了十分迫切的地步，不仅仅是从上述三个层面上说的，因为我们的民间文化还承担着政治资源、教育资源、道德资源、文化产业资源和未来文化建设资源等五个资源的功能。“民间文化不同于经史子集，它们存在于普通的民居和人们的生活起居中，是生活的文化，是民族个性特征和独特精神的重要表征。”夏挽群说。从历史传承来看，民间文化分为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有专家认为，在中华文明的演进史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规律：每当有形的物质文化受到损毁时，口头的非物质文化就会发挥它巨大的历史功能，维系、保护和传承着中华文明的精神血脉。中华文明之所以成为人类远古文明唯一延续至今的伟大文明，是和口头非物质文化具有延绵不断的强大生命力直接相关的。可以说，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信念的“活史”，是中华民族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基石。留住民族记忆的背影，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才有其生生不息、长远发展的可能和潜能。就此来说，遵循人类口头文化的艺术规律，及时抢救濒危文化遗产，使人类社会创造的非物质文化能够代代相传，文明成果能够千年流淌，源远流长。这既是国民的责任，更是薪火相传的使命。我们能否留住它们曾经的辉煌？随着认识的逐步提升，中国的文化保护已经从原来的那种自在状态变成了自觉的状态，目前全国人大正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立法工作。夏挽群介绍说，目前全国人大正在加快对这些方面的立法进程。2003年2月18日，“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正式启动，这一工程还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这个工程是我国首次对民间文化进行国家级抢救、普查和整理，工程将耗时10年。当年，“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已经在15个省展开，并对其中重要的民间文化进行保护，2004年该工程在另外9个省市进行。冯骥才还和地方学校合作编写乡土教材，培养青年学生的民族文化情感。同样是剪纸，河南西部的剪纸大都自己玩玩，但河北蔚县剪纸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产值数千万元。“这就涉及到市场理念的问题。”夏挽群认为，有些民间艺术难以和市场接轨，即便扶持也难以长久。对那些历史渊源深厚、文化信息丰富、能够和市场接轨的民间艺术可以有针对性地开发。比如曾经是高贵的象征地河南开封的滕派蝶画，他们正在寻求更多的解决办法，以此来推动它进入市场，继而得以更好地传承。对一些已经无法迎合市场的民间艺术形式，该怎么办？“那就养起来。”夏挽群说。对于传统文化来说，只有当人们普遍认识到民族的文化是精粹、值得世界关注时，传统文化才能得到重视。因此，夏挽群认为，“国家教育部门应该加强这个方面的重视，抓传统文化的教育工作应该从中小学入手，在教材中不仅要加入历史的文化，更重要的是各地都有自己的地域文化，因此应该从培养本地的文化认识上进行文化的传承。然而遗憾的是中国的应试教育扼杀了这些！”而对于下一代的传统文化教育，是革新的最好手段之一。据介绍，目前在全国各级学校的课内外教育中，很难看到传统民间文化的身影。有关专家不无忧虑地说道：“下一代教育和兴趣的缺失，将可能断送传统民间文化的未来！”
“我们不能数典忘宗，不能忘掉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文化，其中也有许多精彩的文化内容。它对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维护社会公德，增强民族凝聚力，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的作用决不可低估。”李露露这样表示自己对保护传统节日文化意义的理解。 刘魁立则从文化的民族性角度，强调说：“为什么一个民族必须要有自己的传统节日呢？每一个民族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生存，要有自己的独特的自然的视角，而这个独特的自然的视角和独特适应自然（利用自然）的方式，是各个不同的。就像我们所有的人都走路，但是每一个人走路的姿势也不尽相同；所有人都说话，说话的声音不同，所使用的词汇也不同。而这都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民族性的。”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宋兆麟先生谈的更加细致：“第一，节日是民间文化的重要载体，我们说牵牛要牵牛鼻子，研究民间文化抓住节日，就可以带出一系列的问题，比如民间文学、民间神话传说等等，具有很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第二，节日也是处于变化之中的，我们要考虑如何因势利导，好的保留，坏的剔除，以使它更好地发展。比如春节的一些礼仪形式，我就认为作揖要比西方的握手礼好，能够保持距离。再比如鞭炮，尽管可以营造节日气氛，但是污染严重，而且存在隐患，如果能够制造出改良的品种，只有声响和光电，没有烟尘和爆炸，不是两全其美吗？第三，节日对于社会安定、人民和睦和增强民族凝聚力也很重要。过节期间一方面家庭和睦，甚至平日不来往的楼上楼下、街坊邻居见了面也会很礼貌地问好祝福，整个社会洋溢着安定祥和的氛围，另一方面，犯罪率恐怕是最低的。再有，中国人无论走到哪里，春节是一定要过的，这就是我们民族的凝聚力。” 排除了这些时令节点之于古人的外在性和偶然性，并赋予它们更多形而上意义；为封建社会历代统治阶级所尊崇利用的儒家伦理学说丰富了节日的社会基础和实用意义以及实施形式。 望采纳
导读：历史上不乏知识分子在真诚地为民请命的时候，却导致祸国殃民的后果，对此，当代知识分子还刚刚开始觉醒。当前，中国知识分子正致力于疏理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的关系，并逐渐将自己与之疏离开来，接下来的工作将是进一步反省自己与民间世界的关系，正视自己与民间的距离。我们并不主张一种新的民粹主义，主张知识分子重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实际上，主张知识分子应关怀民间和具有民间意识，与主张将知识分子消弭于民间并非一回事，也决不等于“媚俗”。一个清醒地认识到并同时拒守着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和民间社会之间距离的知识分子阶级，恰恰是一个民族文化能够健康成长的重要条件，而也只有当知识分子清醒地意识到了其与民间的距离时，他才会认真地去了解和理解民间，毕竟，民间社会虽然是历史的本体，但民间历史仍有待于知识分子去书写，这是当代知识分子所不可推托的文化使命。 对外开放，在使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同时，也回过头来更仔细地审视自己，文化史研究因此而兴。 一个国家的文化，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浑沌一体的，而是有着复杂的内在结构的织成物，存在着地域、民族、阶级、职业和年龄等方面的差别，其中，阶级差别是文化差别的重要原因，不同的阶级，由于其经济力量、社会地位、历史传统和教育机会的不同，而承当和依循着不同的文化，在古代中国，我们大致可以将文化划分为统治阶级、知识阶级和平民阶级文化，三种文化无疑都对整体的民族文化有所贡献，问题是，在三者中，何者应是中国文化的本体，因而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主体？ 文化是由人承当并作用于人的，如果文化丧失了对人的作用，就不再是活生生的文化，而成了仅供游人观赏的文物古董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则是由这个民族的全体成员所承当的，因此，在民族人口中占主体的阶级的文化，自然就是民族文化的主体，也就是说，文化史研究固然应关心统治阶级和知识阶级的上层文化，即所谓政治文化和精英文化，但更应该关注民众的下层文化，即民间文化。只有民间文化而不是别的，才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主体，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史，首先应该是民间文化史。 如果我们承认无论过去和现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永远是民众，承认民众是历史的主体，那么，我们就必须同时承认，要理解我们这个民族，要理解我们民族的历史和精神，就首先要理解民众，理解民间的历史和精神，而民间精神和历史只能保存于民间文化中，在气象万千的民间文化中，蕴含了民间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和感受方式，寄托了民间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惟有理解了民间文化，才算真正切中了我们民族的命脉，聆听了我们民族的心声。如果说，民间文化是一条汇纳百川的浩浩巨流，那么，帝王豪杰、文人精英的文化只能是这一巨流偶或激起的浪花，甚或只是虚浮的的泡沫。 将民间文化确立为文化史的主体，有着实践的和理论的意义。 其实践意义在于，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深刻变革，一个民族的变革，主要是人的变革，而首要的自然是展占其人口大多数的平民大众的变革，其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的一切文化侧面的变革，而欲求自新，必先温古，即认识民族主要是民众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状况。人们不是常说要现代化首先要了解国情么？而中国亿万民众的文化－精神传统与现状，就是最大的国情。民间文化以及它所陶冶凝炼的民间精神，直接关乎经济体制、民主政治和法治制度的等社会变革的方方面面。 不过，本文所关心的主要是民间文化研究的理论意义。民间文化研究的实践意义迫切要求文化研究对民间文化的关注，然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中国当代学术界的“文化热” 虽历久不衰，但热点却似乎总是那有限的几个，什么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嘉乾朴学等等，主要是一些思想史问题，在民间文化研究领域，虽也不乏默默的工作者，但其成果却未能在学术界激起应有的反响，民间文化仍处在学术视野的边缘，学术关注的焦点仍是思想史，而人们却是在文化史的名义下谈论思想史问题的（只要翻检一下时下流行的几份精英学术刊物，这一点就一目了然了），于是，文化史被归结为思想史，而思想史又被顺理成章地简化为哲学史、经典著述史。 思想史固然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却不是如知识分子通常所相信的那样，是文化史的主要部分，更不能以思想史取代文化史。 首先，就文化形态学而言，思想在文化整体结构中，只是最表面的层次，我们不妨将之称为文化整体结构的“上层建筑”。 按其存在形态，文化现象可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事情层。指人们在具体生活中的具体的所作所为所言所思，每时每刻都在大量的涌现着和消失着的人生百态、世间万象，诸如送往迎来、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等等，文化的这一层次以具体的行为的形态而存在，说穿了，就是生活本身。第二，制度层，即引导人们的具体行为、制约人们的生活实践的规范或模式，包括生活方式、交际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感知方式等等，它们使人们的行为成为有序的、可预期的。文化的这一层次以成文的或口传的典章制度的形态而存在，如礼仪、法典、谣谚等等。第三，意义层。即人们用以解释世界以领会其意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等等，它赋于世界以意义，使人们的世界成为意义世界。 文化的这一层次往往以高度抽象化、合理化的思想体系的形态而存在，如神学、哲学等。 文化的三个层次，相互引发、相互依托。从现成的形态学的角度讲，毋庸置疑，意义体系是文化的最深层次。人们的具体生活实践总是受一定的文化制度所制约的，而一定的文化制度总需相应的意义体系作为其合理性或合法性的辩护，因此，一言体系，或曰特定的思想体系，就被当成整个文化构成的奠基者，要理解一种文化现象，就首需理解其相应的思想或哲学体系。 然而，现成的形态学的关系不能被当成历史的发生学的顺序。文化史既然是关于文化的历史，就必须以历史的目光来理解文化，按文化现象各层次的自然发生顺序来理解其相互关系。就发生学的意义而言，意义体系是文化整体构成的最表面层次，而生活实践才是其发生的渊源和存在的基础。这正与其形态学意义上的关系相反。 这实在并不难理解。因为，生活，惟有具体的生活本身，才是文化萌芽、成长并植根于其中的沃土。先有人类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实践，才有人类的一切，也才有人类的文化。具体地讲，人们只是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经过长期的积淀、总结、升华和抽象，才建立了一定的文化制度：礼仪是交往的产物，语法是说话的产物，逻辑是思考的产物，总之，文化制度在生活中涌现并凝结成形的，说穿了，人们只有先如此这般地做事情，然后，才会有如此这般的做事情的方式和规范，这些方式和规范，无非是人类知识和经验的总结，它们流传于口头就成了谣言、古训，著于竹帛就成了典章、史册，而体现于生活本身就是民俗仪节。另一方面，文化制度产生于生活，却又反过来约束和规定生活：礼仪源于交际又反过来约束交际，语法源于说话又反过来约束说话，逻辑源于思考又反过来约束思考。文化制度又是意义体系赖以产生的基础。一定的文化制度确定了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设定了人们在世界中的地位，也设定了人们看待世界的立场，从而，就决定了人们对自我和世界的理解，也就是说，人们总是在一定的文化制度中并依赖于一定的文化制度来领会和理解世界的，人们置身于怎样的制度中，他在这一制度中处于怎样的位置，他就怎样领会和理解世界，世界就会又怎样的意义，这也就是说，一定的意义体系总是建立于一定的文化制度之上的，不同的民族因其不同的制度而具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同的阶级也因其在文化制度中的不同地位而拥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因此，往往被思想史家视为文化最基本层次的思想体系或哲学传统，实际上是文化整体结构中最迟产生和分化出来的层次，它最初还是水乳交融地寓于具体的生活实践和文化制度中，只是随着社会的分化，随着专事精神生产的知识分子的产生，它才以神学或哲学的形式蜕变和分化出来，而占据社会统治地位的知识分子（最初是以巫史兼王的身分出现的），同时也就将作为其存在基础的思想体系置于文化的统治地位，并借助为之所垄断的历史叙述和学术著述宣传和强化这一被颠倒了的文化观，而昧于历史辩证法并囿于文字典籍理解历史的后世的知识分子也果真相信了这种编造的文化历史，并继续编造着这种颠倒了的历史，以至于连自己的生存也被头足倒立地颠倒了过来。 既然，只是由于人们先已如此这般地生活着，然后才演生出如此这般的文化制度，才最终编造出如此这般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那么，要研究文化，就必须从生活、从活生生的生活出发，只有首先理解了生活本身，理解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事象和形形色色的文化制度，然后才能理解思想。文化研究应从研究文化制度和思想体系是如何从生活实践中生成和分化出来的，而不是相反，研究生活是如何莫名其妙地从思想体系中分泌出来的，毕竟，人是为生活而思想，而不是为思想而生活，人们从来不是先建立一种世界观或人生观，然后才开始生活，而只是在生活历程中才逐渐有了对世界和人生的理解，即是表面看来是先有思想后有生活的知识分子，他具体选择何种思想体系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是有其粗俗的物质生活前提的，这个道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划时代巨著中已讲得很明白，马克思将被知识分子尤其是哲学家颠倒的历史重新扳正过来。 应该说，自从马克思出，人们再也没有理由仅仅局限于思想史的范畴叙述思想史，再也没有理由使文化史的研究依赖于思想史，尤其在我们这个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国度里，然而，事情却恰恰相反，在西方人文科学界已将历史和文化研究的目光投向世俗文化从而导致历史观和史学方法的根本转变的时候，我们的人文学术界却仍执著于一些陈旧的问题和理路不放，古代经院学术（经学）的哲学方法，仍被奉为学问正宗，几千年的学统和道统绵绵不绝，既是我们的骄傲，可也是我们的包袱，对此，我们应该有足够清醒的觉悟，学术方法的积习较之思想观点的教条更难于被觉察和清除，学统较之道统更根深蒂固。
民俗既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又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遗产。早在《汉书·王吉传》一书中就有“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的记载。《礼记·王制》云:“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这里说的王者巡守之礼,就是国君深入民间,对乡村社会的民情风俗进行一番调查研究。太师是掌管音乐及负责搜集民间歌谣的官吏,他把民间传承的民歌(国风)呈递给国君.国君通过这些民歌,“观风俗,知得失”,制定或调整国家的方针政策。我国古代诗歌总集《诗经》中的《风》,就是古代各民族之间流传的民歌.这些民歌,反映了古代人民的风俗习惯,包含着大量的古代民俗事象,对研究我国古民俗具有重大价值。 研究民俗事象和理论的学科称为民俗学。“民俗学”是社会科学中一门独立的学科，“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有着极其密切的亲缘关系，如考古学要借助民俗学揭开古代社会神秘的面纱,民俗学要借助考古学提供古代传承文化的实证。编辑本段非物质文化遗产 民俗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是近几年学术界颇有争议的问题。以往这个问题似乎并没有多少疑义，不是问题。因为在此之前，中国民俗学界或民间文化界一直在使用“民俗”、“民俗文化”、“民间文化”、“民族民间文化”等概念。现在突然出现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名称，而且这一名词变得十分时髦，许多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纷纷改名，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所，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有的提出要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学科等。其实在我看来，这是换汤不换药，贴时髦的标签。如同前些年，人类学热起来，许多学科紧跟形势，在学科前冠以人类学，如人类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等等。人们不禁要问，这些是什么学科呢？究竟是社会学、民族学、还是民俗学，有必要加人类学壮其门面吗。说到底我们从事这些学科研究的人有点心虚，缺乏自信，不敢承认民俗学或民间文化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其实，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指我们以往熟悉和研究的民间文化、民俗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俗”、“民间文化”的概念是可以互相置换的。
那你们看看（世界文学研究）吧，学习参考参考
中国传统文化之我见 中华民族历史源远流长,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它足以使中国人、海外华人引以荣耀和自豪,它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凝聚力；另一方面,近代落伍了的中国正在现代化,虽然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思维、行为和生活方式都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中国文化也在全方位地转换和发展,但是这种转换和发展本身就是从传统开始的.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本身具备文化科学价值. 那么什么是文化呢?又如何理解何谓传统文化呢? “文化”的定义,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据美国文化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1952年出版的《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评考察》中统计,世界各地学者对文化的定义有160多种.从词源上说,在西方,“文化”一词源于拉丁文culture,原意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尊重.1871年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其所著的《原始文化》一书中对文化的表述：“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等凡是作为社会的成员而获得的一切能力、习性的复合整体,总称为文化.”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谈到“在一个理性生物中,一种对任意选顶的目的（因而也就是按照他的自由选定的目的）的有效性的产生,就是文化.” 黑格尔“文化是绝对精神对自我外化出的人的教化过程,也即绝对精神自我认识的过程.”日本小学馆《万有大百科事典》（1974年版）表述：“日语的文化即文明开化”.《法国大百科全书》（1981年版）表述：“文化是一个社会群体所特有的文明现象的总和.” 在我国,“文化”一词,古已有之.“文”的本义,系指各色交错的纹理,有文饰、文章之义.《说文解字》称：“文,错画也,象交文.”其引申为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以及文物典章、礼仪制度等等.“化”本义为变易、生成、造化,所谓“万物化生”（《易·系辞下》）,其引申义则为改造、教化、培育等.文与化并联使用,则最早见于《周易·贲卦》之“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最先将“文化”合为一词而用的是西汉的刘向,他在《说苑·指武》中写道：“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晋束皙《补亡诗·由仪》称：“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南齐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中云：“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中国古代的这些“文化”概念,基本上属于精神文明范畴,往往与“武力”、“武功”、“野蛮”相对应,它本身包含着一种正面的理想主义色彩,体现了治国方略中“阴”和“柔”的一面,既有政治内容,又有伦理意义.其次,古代很大程度上是将此词作为一个动词在使用,是一种治理社会的方法和主张,它既与武力征服相对立,但又与之相联系,相辅相成,所谓“先礼后兵”,文治武功.有必要说明的是,“文化”一词在中国古代不很流行,现代意义的“文化”一词源于日本.近代以来,人们对文化概念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中说,“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之共业也.”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说：“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庞朴主张从物质、制度和心理三个层面去把握文化概念的内涵,其中“文化的物质层面,是最表层的；而审美趣味、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宗教信仰、思维方式等,属于最深层；介乎二者之间的,是种种制度和理论体系”.20世纪40年代初,毛泽东在论及新民主主义文化时提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式上的反映.” 《现代汉语词典》则把文化定义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 从以上关于“文化”的概念我们可以看出,其实“文化”内涵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就广义而言,文化是人类生活的总和,或如梁漱溟先生所说,是“人类生活的样法”,它包括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等极其广泛的方面.狭义而言,文化就是人的全部精神创造活动,是意识、观念、心态和习俗的总和.一般而言,我们更多的是在狭义文化的意义上使用“文化”这个概念.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以老庄、佛释为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系统 老庄之学与佛释之学从根本学理上来说都是否定诗文存在价值的,但是这两种思想系统却又都对古代诗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什么原因呢? 毫无疑问,这只能说明无论老庄之学还是佛释之学都与诗文价值具有某种相通之处。在我看来,这种相通之处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品格,是对物欲横流之现实世界的否定。对此,人们名之曰审美主义。这是在康德的意义上使用“审美”这个概念的,即无直接的功利目的,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老庄、佛释之学当然有诸多差异,它们各自在学理上也是头绪繁多。但究其主旨,可以说正在于否定一切现实世界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将人的心灵提升到一个无知无识、无利无害的价值真空之中。所谓挣脱“名缰利锁”,也就是否弃现实生活中人人信奉的价值观念之意。老庄之“无”,佛释之“空”,根本言之即是将通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统统荡涤之后剩下的空灵心境,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灵在消除了一切内在与外在强制之后的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老庄的“体道”、“达道”,佛禅的“顿悟”,大约就是指进入这种精神状态之中了。这种精神状态究竟如何,以平常心境自然很难真正体会得到,但根据老庄、佛释之学的言说以意度之,则这种精神状态与人人都可以体会到的“审美体验”大约有某种重要的相似之处。或者可以说, “达道”或“悟”的境界是恒常的审美体验;审美体验是瞬间的“达道”或“悟”的境界。老庄、佛释之学追求的是这种超越境界的恒常性故而否定诗文之价值。然而诗文和其他审美活动却是在现实中体验老庄、佛释境界的方便形式,故而对其多有汲取。正如人们不能在现实中成为英雄豪杰,就愿意借助于想象在虚拟的世界中实现这一理想一样,老庄之学以自然为指归,但是绝大多数现实社会的人却是无法真正回归自然之中,于是吟咏自然山水与田园生活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精神需求了;佛释之学以“四大皆空”为人生至上境界,然而现实生活的人绝大多数都在追求“实”而逃避“空”,于是描绘静谧、空灵、清幽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对“空”的向往了。简言之,老庄、佛释之学在现实生活的实际实现是难以确知的,但其于文学审美领域的实现却是有目共睹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念于是成为中国古代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相媲美的话语系统。 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念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才形成的。此期主流文化的承担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而是其变体——士族文人。士族文人是具有实际贵族身份的文人。他们与传统文人士大夫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无须依靠个人奋斗就可以获得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一切都来自家族门第。再加上这个时代的世家大族与君主集团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他们自然就将家族利益看得远远高于社稷利益,以至于可以说,在士族文人心目中是有家无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在中国古代十分独特的文化场域——以谈论哲理、品藻人物、赏析诗文书画为主要内容的言说空间形成了,即所谓“清谈”。这个文化空间的形成实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尚、价值观念、审美趣味、诗文风格都是在这个文化空间中形成并充分发展起来的。这个文化空间是士族文人开拓出来的,体现了一种贵族化的精神倾向;反过来,它又大大强化和孕育了主流文化的贵族气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开掘出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极为精密细微、高远深湛的精神之域。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都是在这个时期臻于成熟的。 在这样一种贵族气息浓厚的文化空间中产生出来的诗文价值观,当然也不再是两汉经学语境中的诗学观念,“经世致用”的口号也被“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所取代。审美主义文论观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先秦时期道家那种自然主义的社会乌托邦与个体精神乌托邦在这时都成功地转化为诗文书画的审美风格与艺术境界了。 我们可以随意挑选几个文论概念来说明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的基本特征: (1) 自然。在六朝的文论话语系统中,自然这个概念是指诗文作品看上去像自然生成的一样,没有丝毫人为痕迹。这个概念的深层文化内涵是老庄崇尚自然无为、否定一切人为的文化建构的精神。在玄学风尚熏陶下,六朝文人极为欣赏自然山水,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总是生活在山水之间,于是他们一方面大造园林,将山水林木搬到自家庭院中来,另一方面又大量创造表现自然山水的诗文及绘画作品,以寄托向往自然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以自然为上、雕琢为下的审美价值观就形成了,于是, “自然”就成为文论话语中的核心范畴之一。(2) 远。这个概念在六朝时期正式成为重要文论范畴。“远”本来指空间距离之大,后来引申为时间距离之大。在《老子》一书中曾用来指“道”循环往复的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即所谓“逝曰远,远曰返”。六朝文人借这个概念意指精神对现实的超越,是诗文的一种重要审美境界。诸如“淡远”、“清远”、“高远”、“玄远”、“深远”以及“意远”、“心远”等等,其文化内涵都是指诗文所言说描绘的意象、意境对现实政治生活或通行的价值观念的超越与背离,是指精神对物质、灵魂对肉体、无对有、无为对有为、超验之物对经验之物的超越与背离。(3)韵。这个概念本是关于声音的,由于有韵之音能够令人回味无穷,所以后来引申为言辞表面之意背后隐含的余意、余味。六朝文人将这个概念用之于诗文书画的评价,有神韵、气韵以及风神气韵等用法。老庄之学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说,认为能够用通常言辞说出的东西不是那个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老庄又有“大象无形”、“大音稀声”之说,意指真正的“象”与“声”是不可以用通常的感官把握的。这样,老庄就给出了一种具有阐释学意义的观念:应该重视没有说出的东西。六朝士族文人秉承了老庄这种精神,在人物品藻上崇尚内涵与风骨,在书画鉴赏上标举“气韵生动”与“传神”,在诗文评价上则讲究“滋味”与“言不尽意”。总之,就是主张含蓄蕴藉而反对浅陋直白,这也是老庄之学在审美层面的显现。 经过六朝时期的张扬,自隋唐以降,审美主义文论观已然成为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相抗衡的文论话语系统了。以王昌龄(托名)《诗格》、释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为代表的审美主义文论观与元白的新乐府运动、韩柳的古文运动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并行不悖,足见这种文论观已经深入人心,获得了言说的合法性。宋、元、明、清同样如此。这说明在长期的碰撞磨合之后,在古代文化场域之中,儒、释、道三家学说已经找到了共存的方式;它们之间的互相渗透、触发,已经构成了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儒学与道、释之学的同时共存现象表征着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在生存智慧上走向了成熟——他们建立起了一种将出世与入世、建功立业与心灵自由、博施济众与人格提升融为一体的新型文化人格。在中国古代,文论或诗学话语、哲学或学术话语、文人士大夫文化人格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同构关系,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 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专门关注诗文的文本构成、语言形式、表现技巧等等方面的文论话语在中国古代同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传统,对此以往的古代文论研究重视不够。这个文论话语系统并不直接与某种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精神发生联系,因此可以说是“价值中立”的,也可以说是关于“形式”或“技艺”的言说。《易传》中关于言、象、意关系的论说,可以看作是这种文论话语的滥觞。在六朝时期,这种诗文评话语系统才正式形成并蓬勃发展起来。自隋唐以至清季,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文论话语系统。概而言之,这种文论话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体论。中国古代文体意识成熟较晚,汉儒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标准只能算是文体意识的萌芽状态。只是到了六朝时期,文体意识才算比较成熟起来。曹丕有“四科八体”之分,首次从文体角度将“诗赋”与奏、议、书、论等实用文体区分开来;陆机《文赋》有“体有万殊,物无一量”之说,是讲诗文文体的复杂多样;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则进一步以专篇论述文体之流变与特征,自《明诗》至《书记》凡二十篇,论及文体三十余类。而且对这些文体中所包含的更细微的文体差别也言之甚详。因此, 《文心雕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成熟的标志。此后,文体论的演变基本上都离不开刘勰给出的范围。当然,按照现代文学的定义和分类标准,刘勰依然存在着文学与非文学浑然不分的问题。因为从审美角度看,古代文体几乎没有不讲究审美性的。即使是一封书信,也要写得情文兼至才行。对他们来说,无往而非文学;相比之下,倒是现代人的审美范围缩小了。另外,六朝时期的“言、意之辨”、“文、笔之辨”都是文体意识成熟的表现。 二是创作技巧、技法。先秦乃至两汉时期,文人普遍相信“有德者必有言”以及“诚实在胸臆,文章著竹帛”的观点,不大重视诗文的写作技巧问题。同样也是在六朝时代,由于精神生活成为士族文人首要关注的事情,并且因此而在各个精神生活门类中都形成了独立而细致的评价系统,于是各种“技艺”也就被空前地重视起来了。刘勰根据各种文体的特征,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写作要求,已经涉及到写作技法问题。沈约等人更进一步提出“四声八病”之说,从声律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技法方面的原则。隋唐之时,诗人沿着六朝开创的创作习惯写作,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和丰富了创作技法与技巧。到了宋代,诗人们开始关注所谓“诗法”、“句法”问题。由于宋代新产生了“诗话”这种文论体裁,所以宋、元、明、清几代关于“体”、“格”、“音律”、“句法”等诗歌写作技巧和修辞方式的议论大大发展起来。涉及这方面的文字远远超过了那些工具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论。 三是关于诗文发展源流的观点。这也是这派文论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钟嵘《诗品》分析魏晋六朝时期诗人们的渊源,虽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注意到诗歌创作的前后继承关系应该是一项重要贡献。唐宋以后的诗文评,都把梳理诗人对前人的承继关系作为重要内容。例如,宋人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梳理江西诗派源流关系;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从体制、格律、风格等角度入手,对自《诗经》以迄宋代的诗歌发展演变源流进行梳理,等等。这种着眼于形式诸因素的源流辨析并不属于工具主义或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而是一种比较客观的论说,故而应归于诗文评系统。 传统文论的现代命运 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论陷于窘境。由于现代汉语的言说方式代替了古代汉语的言说方式,面对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创作,传统文论似乎失去了阐释能力。但是,传统文论毕竟是曾经延绵千百年的主流话语,事实上,它们构成了现代文论话语形成的基础,并且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进入到现代文论话语系统之中。如果说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接受西方文论话语的过程,那么,古代文论话语也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这一接受过程的“前理解”或“前结构”,从而对接受对象的选择、接受方式以及接受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传统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在现代以来一直拥有很大市场。无论是“启蒙”、“救亡”,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都需要将文学这种具有莫大社会效果的言说方式当作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工具来看待。于是,现代文论就与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建立起极为亲密的关系——后者成为前者最有力的话语资源之一,前者则成为后者合乎逻辑的现代发展。从晚清改良主义者对文学社会功用的空前阐扬,到自由主义者主张的“为人生的艺术”、左翼作家主张的“文学革命论”,再到20 世纪50 —70 年代一系列文艺政策的推出,其间无论存在着多大的差异,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精神却是比较鲜明的,这就是文学应该服务于社会。可以说,正是由于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做基础,才使得这种以现实服务为宗旨的现代文论话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主导地位。从1980 年代至今,由于来自中国传统与西方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资源在一个时期内被过度使用,导致了文论话语主流地位先后被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主义等等五花八门的西方文论话语所占据;倡导文学社会功用的言论空间受到挤压,日益被淡化和边缘化了。 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文论话语中的影响则比较微妙,现代只有那些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文论家才与之结缘。审美主义文论虽然以老庄佛释之学为理论依托,但它并不一定直接体现具体的老庄、佛释思想,后者只是为前者提供了进入纯精神、无功利的意义空间的阶梯而已。对于那些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奉行老庄清静自然或佛释无住无执修身原则的大多数文人士大夫来说,偶尔躲进空灵、超越的审美境界之中小憩一刻,也是对心灵的抚慰与净化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文人士大夫,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几乎人人对这种审美境界钟爱有加。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积淀,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知识阶层那里也依然时时有所显露,这也就是他们接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的文化心理基础。我们知道,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是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其核心口号就是“为艺术而艺术”。20 世纪20 年代,中国文学界有不少作家、文论家(主要是创造社成员)接受了这个口号,成为与“为生活而艺术”相对立的重要文艺主张。从表面来看,这种主张毫无疑问是从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拿”过来的,但是如果细加考察就不难发现,他们所“唯”之“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审美主义文论的东西。例如,周作人、林语堂、宗白华、朱光潜等人的文论观点就是如此。再看看那些在“为艺术而艺术”口号下进行的创作实绩,例如小品文、抒情诗之类,所表现的艺术境界也同样带有明清小品文的鲜明印记。这就足以说明,中国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在现代唯美主义思潮中实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传统诗文评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它只关注文学文本构成方面的事情。这种文论传统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对西方以“新批评”和“意象批评”为代表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接受的文化心理基础。例如,英美“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燕卜荪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两次来中国任教,他的诗歌批评方法对当时中国诗歌创作与批评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人对燕氏提出的著名的“含混七型”说颇能心领神会,因为他们是从中国传统文论中固有的“含蓄蕴藉”角度来接受这种观点的。20 世纪80 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在中国文论界掀起热潮,将人们的眼光从社会历史拉向文本自身,这当然主要是当时文化历史语境所决定的,但是中国传统文论对于文本分析的重视以及积累的大量经验肯定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另外的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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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影的意义可以用8个字概括一下：影响深远、意义重大。是中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2006年被国家列为中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皮影发源于西汉时期的陕西，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是世界上较早的由人配音的影画艺术，被公认是现代“电影始祖” 。“三尺生绡做戏台，全凭十指逞诙谐，有时明月灯窗下，一笑还从掌中来”。小小的一张皮影，简单的布幕舞台，操作者灵巧的手指，加上一点光亮，就能表现出生活中的人生百态，历史中的无数逸事。皮影戏是我国古老的剧种之一，是世代民间艺人智慧的结晶，它集绘画、雕刻、文学、音乐、舞台表演于一体，有着很高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被称为中国民间艺术的“活化石”。国家大剧院的皮影戏展演吸引了很多国内外观众，展演第一周前来参观的观众就达4万多，古老的皮影戏正被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皮影的收藏热度也逐渐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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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艺术皮影戏起源探析论文内容摘要：皮影戏，古代称为影戏，也称纸影戏、皮人影、驴皮影。是一种集绘画、雕刻、音乐、歌唱、表演于一体的综合性民俗艺术。它和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习俗、信仰血肉相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通过探讨皮影戏起源的三种说法，进一步阐述了历史语境下的中国皮影戏。关键词：皮影戏起源说民间艺术艺人皮影戏，又称“影子戏”“灯影戏”“土影戏”，有的地区叫“皮猴戏”“纸影戏”等。用灯光照射兽皮或纸版雕刻成的人物剪影以表演故事的戏剧。剧目、唱腔多同地方戏曲相互影响，由艺人一边操纵一边演唱，并配以音乐。它是我国历史悠久、流传很广的一种民间艺术，并远播海外，成为世界性的艺术。关于影戏的起源，说法很多，顾颉刚先生在《中国影戏略史及其现状》一文中指出：中国影戏之发源地为陕西，自春秋两汉隋唐以其地为最盛。宋以后盛兴于河南，自此其最盛之地即随帝都而转移。至今影戏尚可为数十区域，如川、镇、鄂为陕西直接传入者；河南及河北西部、山西所有为汴京之遗；江苏、浙江、福建所有为南宋之遗；其另一派即为广东及湖南现存者，其影人尚用纸，或即为初为素纸雕镞之衍变；山东所有另为一种，当亦为南宋之遗，因北上与本地戏曲结合者。而负盛名之滦州影戏，则河北东部及东北各地尚为其领域。此盖由于各地皆有特殊之风俗伎艺，以此同源之影戏，及染地方色彩以后遂呈极大差异之现象也。①顾先生在文中所作的分析与归纳，不仅明确地指出我国影戏的共同发源地及其流布，而且指出其流布之后与各地方戏剧及风俗伎艺的融合，造成各地民间皮影戏的不同色彩。对顾先生的同源异流说，学者大都表示赞同。但皮影戏究竟源于何时、何地，学者们的见解很不一致，目前主要有三种说法。一、汉代起源说根据历史学家的文学记载，部分学者认为皮影戏起源于汉代，这种说法源于《汉书·外戚传》中讲述汉武帝思念死去的李夫人的故事，其事为：李夫人少而早卒……上(武帝)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齐人少翁言能致其神。张灯烛，设帷帐，陈酒肉，而令上居他帐，遥望见好女如李夫人之貌，还帷坐而步。又不得就视，上愈益相思悲感，为作诗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令乐府诸音家弦歌之。②北宋高承在《事物纪原》中说:“故老相承，言影戏之原，出于汉武帝李夫人之亡，齐人少翁言能致其魂，上念夫人无已，乃使致之。少翁夜为方帷，张灯烛，帝坐他帐，自帷中望见之，仿佛夫人像也，盖不得就视之，由是世间有影戏。”③这里方士少翁为取悦汉武帝解其思念而作李夫人影像，被人推想为影戏。因为它要张灯烛，设帷帐，让帝居于他帐观看，其情境与影戏完全相同。所以宋代高承在《事物纪源》中便断言：“由是世间有影戏。”但紧接着说：“历代无所见，宋朝仁宗时，市人有能谈三国事者，或采其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吴蜀三分战争之像。”④高承所谓的“历代无所见”，即话虽然这么说，可是哪个朝代也没看见影戏，直到宋仁宗时，才把三国故事“加缘饰作影人”，开始有了“魏吴蜀三分战争之像”。可见，高承虽然援引汉武帝与李夫人故事，由此演绎出“由是世间有影戏”之说，但此论点他本人也持否定态度。所以后人所谈影戏始于汉，也多是根据史载所作的推论。二、唐代起源说皮影戏与木偶戏同属傀儡戏。木偶在唐代已经很流行，并且演出技巧已具较高水平。当时梁锽有一首著名的《傀儡吟》：“刻木牵丝作老翁，鸡皮鹤发与真同；须臾弄罢寂无事，还似一人在梦中。”梁锽是唐玄宗天宝年间人，他这四句诗，反映了木偶制作的特点和表演技艺的高超，说明唐代已有了木偶戏。⑤不过唐代是否有了影戏，这不仅在唐代小说杂文中没有看到只字的记载，就是在题材广泛的唐诗中也没发现提及影戏之类的话。因此，由于史料的缺乏，影戏出现在唐代的说法，至今还不易确定。但值得研究探讨的是，唐代盛行一种类似说唱艺术的俗讲，这可能与皮影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程毅中在《宋元话本》中提到：“俗讲却不是纯粹散文的讲述，其间颇杂以韵文的歌唱……它是把佛经改编为说唱体，用来吸引听众，宣传佛教。”这种说唱形式，一直延续到五代时盛行不衰，以后由于说话人中的女性出现，和民间艺人在说话技巧上的提高，促使俗讲不得不在形式上来一番改革。但它因受本身的局限，不可能跳出佛经的圈子去改弦易辙讲那些烟粉、灵怪、传奇、公案之类的东西，只好在说唱形式上变化一下。于是，俗讲和变文⑥一样，在讲宴时，设有图像或纸人，照图解说，用以招徕听众。这种形式持续了若干年，到五代时，出现了人死后用僧人超度亡魂的习俗，这时超度几乎成了俗讲僧的唯一职业。超度亡魂时，设图像、画像或剪成纸人挂在帐帷内，作为亡魂的象征。此形式与后来的皮影戏很接近，或者说很像影戏的雏形。因此，有学者认为皮影戏由俗讲演变而来，起源于唐代。笔者认为这个观点只是猜测，尚待考证确定。三、宋代起源说皮影戏出现在北宋，在宋代多种书籍中都有记载。如张耒的《明道杂志》、高承的《事物纪原》、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灌园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吴自牧的《梦粱录》、周密的《武林旧事》以及宋·无名氏的《百宝总珍》等，都对影戏作了较具体的记述。《东京梦华录》中《京瓦伎艺》一节载，北宋汴梁的著名影戏艺人，有董十五、赵七、曹保义、风僧哥等8人。《武林旧事》在《诸色伎艺人》一节中说，南宋临安(今杭州)有著名影戏艺人18人之多，其中已有女演员的出现和家庭影戏班。又据《百宝总珍》载，当时有“亡国十八国，《唐书》《三国志》《五代史》《前后汉》，并杂使头一千二百头”。说明宋代已有1200个影人角色，表演剧目丰富，雕刻技术也有很大提高。这反映出皮影戏在宋代已能演情节复杂、人物众多的历史故事戏了。上述三种关于皮影戏的起源说，在时间上相差数百年甚至上千年。汉代与唐代起源说，由于缺乏确切的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的佐证，难以令人信服。笔者比较认同皮影戏起源于北宋汴梁的说法。北宋初期，社会比较安定，当时的政治中心汴梁，手工业和工商业经济发展稳定，相继出现了“百伎竞艺”的演出场所——勾栏、瓦舍，这就为影戏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宋代人写的诸多著作中，记载着影戏在北宋都城汴梁的活动情况，说明影戏已形成于北宋。注释：①转引自张紫晨《中国民间小戏》，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90页。②班固撰.汉书·外戚传.陈焕良，曾宪礼标点，岳麓书社，1996年，第1927页。③④宋·高承撰.事物纪原.明李果订，全圆，许沛藻点校，中华书局，1989年，第495页。⑤唐山市戏曲志编辑部.唐山戏曲资料汇编第三集（内部资料），1991年，第8页。⑥唐代兴起的一种说唱文学，多用韵文和散文交错组成，内容原为佛经故事，后来范围扩大，包括历史故事、民间传说等。本文转引自：
中国民间美术中的色彩体系庞大、内涵深刻。色彩不仅是中国民间美术的视觉元素,也是创作者在所处时代和文化背景下思想与情感的体现。以下是我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民间美术中的色彩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浅谈民间美术中的色彩全文如下：
摘 要 ：民间美术中的色彩让创作者与观众进行直接的对话，以不同色彩表达其特定的观念，反应了民间美术传统习俗及审美观念的延续和发展，处处体现出民间特有的信仰，烘托我们整个民族的印迹。朴实的民间艺人用最淳朴的五色体现了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让人们在欣赏民间工艺的时候通过视觉冲击就能清楚地感受到作品想表达的寓意，这也是这种“简单”色彩的独特魅力使其能在中国民间艺术长河中一直长流的原因。
民间美术色彩是创作者与受众进行对话的一种文化语言。古人独有的“五色”色彩观念，使中国色彩区分于西方的“色调”理论，正是因为中国色彩有自己的调色，赋色法则，虽然制约着华夏民族的色彩选择，却赋予了中国民间美术色彩的文化内涵。
一、装饰功能
民间美术的色彩首先是用来饰美娱乐。其是在民间工艺赋彩法则上一般多用鲜艳的原色，少用或不用兼色。由此使得整个画面色彩明亮鲜艳，对比鲜明强烈，概括性强，主观色彩较为浓重，突出吉祥喜庆红火热闹的气氛。当然，除了对比热烈、色彩浓重的农民画，我们也能找到有追求雅致调和的色彩效果的工艺品。但是无论哪类色彩的运用，却又都是写意不写形，不求现实的真实，色彩大胆明了。
在欣赏民间工艺品中中我们明显能感受到色彩搭配体现出的是朦胧的明度，色彩、色相的冷暖以及面积的搭配与对比。明度的对比使画面疏朗、透气，色调清新，而多种色彩冷暖的不同和面积大小的对比则易产生丰富，绚丽、热闹红火的气氛，这种色调风格也正是民众喜爱并表达思想情感的最恰当的形式。同时，色彩的冷暖对比丰富、强烈，极具现代装饰色彩效果。
二、象征功能
根据心理学的研究表明，色彩最能引起人们奇特的想象，它最能拨动感情的琴弦。色彩效果不仅体现在视觉上，更体现在象征意义上，使大众得到心理上的体验和理解，从而得到心理上的满足。所谓“象征”，就是用以代表、体现、表示某种事物的一种物体或符号，重视色彩的象征性使之在我国历史上有着自己的传统。民间色彩象征意义丰富，根据华夏民族古老的五色观进行组织搭配，在五色(青、红、黄、白、黑)的观念内涵上，根据需要去突出某一色的主旋律，以达到表达审美和生存上的追求。
在民间美术创作中，对色彩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的依托是时常要遵循的。“红红绿绿，图个吉利”这句流传在老百姓中的口头禅，作为一般的民间艺诀，可以说是整个民间美术的色彩特征。“图个吉利”是在传统的民间文化观念下表现出的审美观念，以表达求生、趋利、避害等功利意义为主。色彩的这种观念性的象征意义被纳入包罗万象的中国古代宇宙论的框架中，与传统的价值观、哲学思想、等级意识、宗法观念、伦理道德相互交融，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内涵。
三、民间美术色彩选择的文化内涵
从民间工艺设色的整体观念和特征来看，不难发现其对传统的色彩观念有依有背，既遵循了传统色彩的象征、意义和内涵，具有深沉的文化底蕴，同时又重视色彩的视觉审美效果，呈现出斑斓多彩的热闹景象。可以这样说，色彩在民间既是观念的、历史的，又是现实的、审美的，它不仅诉诸于视知觉，同时还受到文化传统、环境的制约，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内容。因此对民间美术色彩的认识就不能仅仅停留在现象的描述上，而必须对包蕴其中的观念性涵义和文化历史内容予以领悟和把握。
民间美术的色彩，是根据华夏民族古老的五色观进行组织搭配的，在五色的观念内涵上，根据需要去突出某一色的主旋律，以达到表达审美和生存上的追求。民间美术的色彩不同于西方的色彩美学，从固有色到条件色，进而到纯科学的色彩分解。也不同于宫廷画、文人画所追求的审美情趣，显而不露的淡雅超俗，发展到墨分五色而代之。那是非民间的物质生活条件及文化熏陶所决定的。民间美术的色彩，是意念造型的自由理想色，色彩的抒情意义只是就基本的艺术精神和整体对应的关系而言的，对色彩的具体把握有时缺乏更自觉、更个性化的色彩感受，而往往以能激扬感官亢奋作为潜在的自然依据，带有原始的自然选择印记。使读者更清晰地了解民间美术色彩的选择不是纯客观视觉的，而是以伦理化和宗教化的色彩选择习俗为根据的。
历代传承的色彩选择习俗赋予民间色彩以独特的“语义”，使供人娱目的色彩富有深刻的文化意蕴和丰富的历史内容。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色彩在民间美术里不仅仅是一种视觉美感的呈现，根本的意义在于它首先是情绪和情感的刺激和对应物，是积极乐观情感的宣泄。民间美术的色彩真实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内心世界，情感体验及歌颂理想、乐观向上的浪漫主义理想。
中国龙文化是中国的代表。
中国龙文化内涵丰富，比较普遍的说法有多元归一、包容开放，追求至善完美、大团结、向心力、凝聚力、自强不息等等。
中国龙文化的内涵，天人合一，团结和谐：
天人合一思想是我国古代先人在处理天地人之间的关系时提出的一种哲学思想。龙是人们融合了自然事物、动物而形成的一种神化了的动物，体现了和谐的物物关系。龙身上的许多形象代表了古代的天地，龙还是人类的崇拜物，与人类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又体现了和谐的人物关系。
龙形象和中华民族的形成体现了相互兼容的关系，反映了中华民族和谐、包容的深刻内涵。在中国许多关于龙文化的民俗活动中，如赛龙舟、舞龙等，都要求人们团结协作，把有限的个人力量融汇到一起，成为无限的集体力量，反映了中华民族团结和谐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念，这体现了和谐的人人关系。
龙是把团结和谐、阴阳平衡容纳其中，以此实现多元融合而形成的神兽形象。龙作为中国人最为崇拜的通天神兽，是沟通天地人的使者，成为了代表物物、人物、人人之间的和谐关系的完美形象。
中国龙文化，上下8000年，源远而流长。龙的形象深入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龙的影响波及了文化的各个层面，多彩多姿。诗歌是我国文学中出现最早的形式，在上古的诗歌集《诗经》中，就已有关于龙的描述：“龙旗十乘”、“龙旗阳阳”，展示了在盛大的祭祀活动中，绘有龙纹的旗帜迎风猎猎的神圣庄严场面。在春秋战国时兴起的楚辞中，龙也是诗人幻想咏颂的对象。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在脍炙人口的《离骚》中，以热情真挚的语句、丰彤荟蔚的修辞表现了他崇高的人格和强烈的忧国情怀。诗人讲到他因不见容于楚国的群小而欲上天去求贤女、圣妃时，幻想自己也如仙人那样驾起龙车在彩云中遨游：为余驾飞龙兮，杂瑶象以为车，何离心之可用兮，吾将远适以自疏。屯余车其千乘兮，齐玉绂而奔驰。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委蛇。（大意为：为我驾起那矫健的飞龙，乘上玉与象牙装饰的车辆。心志不一岂能共处，我将自己离去，适彼远方！我的车队有千辆，排列整齐，队伍威武，隆隆驱驰。每辆车有八条蜿蜒的神龙牵曳， 车上飘动着五彩的云旗。）在诗人的另一组诗《九歌》中，屈原将民间祀神的巫歌进行了艺术的加工，注入了自己的挚热的情感，使诗句充满了奇幻瑰丽的浪漫色彩和摄人魅力。诗中描写的仙人大都有驾龙的神车，因而诗中有不少涉及龙的诗句。汉以后，赋体流行。由于得到汉代帝主特别是汉武帝的倡导，赋体发展得很快，但同时内容与风格上却变得绮丽空虚、百般铺陈，成了歌功颂德的文体。汉及汉之后瑞符之说大行，而瑞符又以龙为最，于是龙成了赋歌咏的主要题材。唐宋时期的赋中也不时出现所谓的“龙赋”，但大都空洞无物，有的纯粹是一种阿谀。艺术上也无大可取之处。只有个别大作家手笔的龙赋别有一番气象，如白居易的《黑龙饮渭水赋》，尽管完全是诗人的想象，但给人栩栩如生、神态毕现之感，有相当的文学价值。宋王安石作《龙赋》，以龙喻人，别开生面。在古代七言与五言诗歌中，直接咏龙的不多见。《全唐诗》仅录唐初李硚一首：“衔烛耀幽都，含章拟凤雏，西秦饮渭水，东洛荐河图。带火移星陆，升云出鼎湖，希逢圣人步，庭阙正晨超。”北宋韩崎也有咏龙诗一首：“育德知何宅，逢辰或见灵。配乾虽有象，作解本无形。浃物周寰宇，遗功在沓冥。丹青如可状，试下叶公庭。”这类龙诗在内容与艺术上都没有多少可取之外。倒是一些描写与“龙”有关的自然现象和民俗活动的诗，由于作者有细致的观察，显得生动、真实、细腻，有较高的艺术性。如宋欧阳修的《百子坑赛龙诗》，主要写民间祈雨，诗人先写降雨情形，然后写祈雨得验、农民万分欢欣的场面：“明朝老农拜潭侧，鼓声坎坎鸣山隅，野巫醉饱庙门合，狼籍乌鸟争残余。”场景活灵活现。再如陆游的《龙挂》诗：“成都六月天大风，发屋动地气势雄。黑云崔鬼行风中，凛如鬼神塞虚空。霹雳迸火射地红，上帝有命起伏龙。龙尾不卷或天东，壮哉雨点车轴同，山摧江溢路不通，连根拔出千尺松。”龙卷风那种令人惊悸的气势和破坏力跃然纸上。 在中国古代的小说中，龙也是个重要角色。中国小说源于“志怪”与传奇，而志怪传奇又与古代的神话传说有渊源的关系，因此神话中的龙也就进了小说。较早的有《搜神记》、《续玄怪录》、《宣室志》等，最精彩的，是李朝威所著的《柳毅传书》。小说中写书生柳毅落第回乡，途经泾阳遇一龙女，龙女受夫家虐待，被赶到荒野上牧羊。柳毅同情龙女，代为传信给女父洞庭君。洞庭君之弟钱塘君性暴烈，见信大怒，径赴径阳，将龙女夫家人杀死，救出龙女，并要将龙女嫁给柳毅。因钱塘君言词傲慢，柳毅拒绝。龙女爱慕柳毅，遂变幻容貌，托名卢氏女，与柳毅终成眷属。小说想象丰富，情节曲折浪漫，对龙女与钱塘君的刻画极为生动。这一故事广泛流传，以此为蓝本改编的戏曲元、明、清三代皆有。明代神魔小说兴盛，小说对龙的描写及其情节多掺加了佛、道的内容，其中的龙往往是作者谴责、戏谑、嘲讽的对象。如《封神演义》中的“哪咤闹海”、《西游记》中的“魏征斩泾河老龙”、“孙悟空龙宫索要如意金箍棒”等。清代小说现实主义艺术倾向强烈，出现了《红楼梦》这样的鸿篇巨制，以神魔为角色的小说急剧衰落。龙遭到冷落，只有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有十余篇与龙有关。然多为掇拾乡间市井之语，加以艺术加工，因蒲氏文笔精练生动，描写神韵盎然，也十分精彩。龙对中国的戏曲艺术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戏曲中，直接以龙为角色、以龙的故事为情节的并不多，仅有《柳毅传书》、《张生煮海》和据《西游记》改编的《陈塘关》、《绝龙岭》、《钓鱼船》等数出。但以龙为名的戏目却不少，如《锁五龙》、《困龙床》、《龙虎斗》、《打龙袍》、《双龙会》、《龙凤呈祥》、《游龙戏凤》等。这类戏中所以有龙字，是因为戏中的主角是有龙性的人物，多是帝王之属。戏曲中不少名词术语行话与龙有关，如龙套、九龙口、合龙、二龙出水、小龙吟、回龙等。京剧的脸谱有龙纹的成份，京剧的服装（俗称行头）更离不开龙纹。 8000年的龙文化，在中国民间也有深厚的积淀。数不清的民风与民俗及民族节日与龙有关，仅以汉族而言，正月十五元宵节，虽然节日来历与龙无夫，但节日的庆祝则非有龙不可。上元夜必舞龙灯，要扎鳖山或草龙，上布灯烛。清人有《龙灯斗》一诗，记元宵夜舞龙灯盛况：“屈曲随人匹练斜，春灯影里动金蛇。烛龙神物传山海，浪说红云露爪牙。”二月初二为龙抬头日，旧俗在这一天要用草灰弯弯曲曲地由门外洒到厨房内，称为“引龙回”；小童在这一天开始入书房读书，称为“占鳌头”；读书人在这一天要理发，以取龙抬头的吉祥之意。五月初五为端午节，这个节日或源于远古的避邪消灾的仪式（因为古人以五月为不祥之月）．或源于远古的祭龙仪式，但后来被附会成力纪念投江而死的诗人屈原。称屈原投江后，楚国人非常悲痛，划舟救助不及，只好向江中投祭粽子，以求水中蛟龙不啮食屈原躯体，但也有人称屈原死后，楚人以竹简贮粉米投入江中祭祀，但多为蛟龙所食，于是改为以棕叶包米，以五色线捆扎，据说龙惧怕这两种物品。这就是棕子和端午系五色丝线的来历。这些说法孰是孰非已不可考，但均与龙有关。端午赛龙舟在我国历史可谓悠久，其起源可能与上古时人们认为神仙乘坐龙舟飞行有关。古代赛龙舟的场面非常壮观，唐代大规模的龙舟赛，要有几十条龙舟参加。唐人张健封的《竟渡歌》描画了竞赛场面的精彩激烈：“五月五日天晴明，杨花绕江啼晓鸾，使君未出群斋外，江上早闻齐和声。……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掉影瀚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今天的龙舟竟渡不仅成为我国南方水乡端午节必然进行的一项庆祝活动，而巨已走向世界，成了海内外龙的传人团结一致、共同振兴中华的一项表征。在中国少数民族中，与龙有关的节日与民俗更是举不胜举。云南瑶族在正月初五过龙头节，备祭品祭祀龙王。哈尼族也有类似的节日。贵州侗族在二月初二这一天要接龙，这一天全寨人要杀掉一条牛，每户分一块牛肉，名为“吃龙肉”，吃肉时要唱五龙归位的酒歌，最后要将牛角埋于地下。湘、黔交界地区的苗族在五月初五这一天过龙船节，在清水江赛龙舟，并伴有其它的庆祝活动。云南河口的瑶族有龙母上天节和龙公上天节。鄂西土家族的六月初六日为晒龙袍节。这一天家家都要将新衣物放在太阳下曝晒，同时还要有祭祀活动，并依据这一天的阴晴来判断下半年的雨水情况。云南普米族每家都在深山密林处有自家的“龙潭”，到祭潭之时，每家都要到自己的龙潭边上住三日，并搭成一个“龙塔”，作为龙神居住的宫殿，然后将祭品献于塔前，再由巫师祈祷，求龙神福佑。仪式结束后，向龙潭投入用面和酥油制成的面人50个。我国各民族与龙有关的节日及风俗各有不同，各有特色，但又都是建立在上古时的龙能施水布雨、能福祸人间这一概念之上的，反映了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中的同一性，个性中的共性。 龙在中国文化中，几乎无处无之。在中国的各个省区，都有与龙相关的名胜古迹或山川湖泊，每处又都有一段美妙的传说故事。龙与不少行业也有联系，这些行业往往以与龙有关的对联作为行业的标志。这些对联对仗工整、音律合谐，用语精巧，读来妙趣横生。这里仅举几例：广搜百代遗编，迹追虎观；嘉惠四方来学，价重龙门。——书店联海市云深，蚊人衔宝；蓝田玉暖，龙女量珠。——珠宝店联技擅雕龙，是君子器；功成刻鹄，有高人风。——竹刻店联金匾秘书藏万卷，龙宫禁方有卅篇。——医家联白雪纷坛磨雀麦，黄龙变幻化龙须。——面食店联名山藏麝友，雅座揖龙宾。——纸墨店联九曲夷山采雀舌，一溪活水煮龙团，——茶叶店联
作为中国人的精神象征，龙对中国人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那么龙究竟是中国本土文化，还是外来文化？
西方学者的观点对不对，中国龙文化真的源于古巴比伦？上世纪80年代，中国在辽宁发现一座上古遗址，在其中就挖出一条龙，解开了龙文化起源真相！
北京日报“世界视野中的龙文化”介绍，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考古专家挖出了一些独特的文物：一件圆形石印章上阴刻有龙形象，这一条龙头上的有两角，与中国史前时代的龙极为相似。后来，专家研究确认：这是5000年前两河流域的龙文化。
所谓美索不达米亚，其实就是两河流域，是古希腊对此地的称呼，先是孕育出苏美尔文明，其后又孕育出古巴比伦（约前3500年－前729年），公元前2000年左右，闪族人建立的巴比伦取代了苏美尔。
那么，英国学者史密斯“龙文化全都源于巴比伦”的观点，究竟对不对？中国人想要推翻这一观点很简单，只要证实中国龙文化远超5000年即可！
按照中国《史记》记载，中国龙最早起源于黄帝时期，黄帝击败炎帝、蚩尤之后，举行部落联盟大会，抽取各个部落图腾的一部分，合成了一个全新的图腾——龙，这就是所谓黄帝“釜山合符”造龙的传说。
在文献记载中，黄帝时代大约在公元前2700前后，换言之黄帝距今还不到5000年。如果从这一角度来看，史密斯的观点就有说服力了，因为两河流域的龙比中国的早。
显然，文献记载无法证明中国龙文化的独立起源。然而，随着地下文物的不断挺身而出，尤其辽宁一座上古遗址的出土，直接颠覆了英国这一学者的观点，原因很简单：中国挖出一条距今8000年前的龙！
1982年，在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沙拉乡查海村，专家发现了一座距今8000多年的上古遗址，后来命名为“查海遗址”。
在查海遗址中，考古发现了很多了不起的文物，包括令人震惊的精美玉器等，但这一遗址中却有更为重大的发现：挖出了一条石头堆塑成的中国龙！
所以，考古专家苏秉琦研究之后评价，“玉龙故乡（玉龙，这里是指玉和龙），文明发端”。苏秉琦明确的指出：龙的故乡是查海遗址，而不是两河流域的巴比伦！
显然，查海遗址出土的这一条龙，证明了中国龙不可能源于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中国龙早于巴比伦龙3000余年。因此，从时间上看，巴比伦龙的形象反而可能是中国传播过去的。
其实，在6000多年前，中国人已经有了成熟的龙文化，不仅是查海遗址，还有距今7000余年的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距今6000余年的湖北焦墩遗址（这是长江流域第一龙）等，都无不证明了世界各地龙文化的源头就在中国！
值得一提的是，如今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龙是古人虚构产物，现实生活中不存在龙这一种生物。但艺术源于生活，如果没有真实的龙，8000多年前的华夏先民，为何能够虚构一条龙出来？因此，龙究竟存不存在，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话题！
这些解答太复杂了，正确答案是：答：我是这样理解的，龙文化：龙并不是真实存在的动物，是人么想象的产物。但古往今来，龙却深受人们喜爱，帝王、老百姓都对龙怀有喜爱之情，龙象征着权利，象征着自由欢腾和完美，形成了许多龙的传说，与龙有关的物产、地名、人名等数不胜数，因而形成了龙文化。这是正确的，我做过了。
民俗既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又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遗产。早在《汉书·王吉传》一书中就有“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的记载。《礼记·王制》云:“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这里说的王者巡守之礼,就是国君深入民间,对乡村社会的民情风俗进行一番调查研究。太师是掌管音乐及负责搜集民间歌谣的官吏,他把民间传承的民歌(国风)呈递给国君.国君通过这些民歌,“观风俗,知得失”,制定或调整国家的方针政策。我国古代诗歌总集《诗经》中的《风》,就是古代各民族之间流传的民歌.这些民歌,反映了古代人民的风俗习惯,包含着大量的古代民俗事象,对研究我国古民俗具有重大价值。 研究民俗事象和理论的学科称为民俗学。“民俗学”是社会科学中一门独立的学科，“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有着极其密切的亲缘关系，如考古学要借助民俗学揭开古代社会神秘的面纱,民俗学要借助考古学提供古代传承文化的实证。编辑本段非物质文化遗产 民俗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是近几年学术界颇有争议的问题。以往这个问题似乎并没有多少疑义，不是问题。因为在此之前，中国民俗学界或民间文化界一直在使用“民俗”、“民俗文化”、“民间文化”、“民族民间文化”等概念。现在突然出现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名称，而且这一名词变得十分时髦，许多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纷纷改名，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所，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有的提出要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学科等。其实在我看来，这是换汤不换药，贴时髦的标签。如同前些年，人类学热起来，许多学科紧跟形势，在学科前冠以人类学，如人类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等等。人们不禁要问，这些是什么学科呢？究竟是社会学、民族学、还是民俗学，有必要加人类学壮其门面吗。说到底我们从事这些学科研究的人有点心虚，缺乏自信，不敢承认民俗学或民间文化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其实，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指我们以往熟悉和研究的民间文化、民俗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俗”、“民间文化”的概念是可以互相置换的。
中国传统民俗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在中华民族特有的自然环境、经济方式、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等因素的制约下孕育、发生并传承的，因而中国传统民俗既有人类民俗的共性，又有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独特个性。分析和揭示中国传统民俗的基本特点是民俗文化研究的应有之举，其与各类具体事象的描述应是深入研究中国民俗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遗憾的是，近年来综合性的论述一直比较沉寂。本文意在引起人们对这方面研究的重视。综合考察中国民俗的传承、演变过程，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特点表现得十分明显。
一、原始信仰长期留存
原始信仰习俗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长期传承和流行，是中国传统民俗的一大特点。自然崇拜、动植物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以及巫术、占卜、祈禳、祭祀、禁忌等习俗不但在人们的信仰活动中集中地表现出来，而且贯穿于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
二、宗法观念影响深远
诚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上的以父家长为中心的宗法制度是中国传统文化所依托的社会结构。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社会虽发生过种种变迁，但以血缘纽带维系着的宗法制度及其遗存和变种却长期保留着。这种以宗法为特征的社会结构定势，对民间风俗产生了长期的、重大的影响。
三、民族和地区间存在明显差别
中国是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生存在这块土地上的各个民族统一于整个中华民族之中，各民族丰富多采的民俗风情构成了中国民俗的整体。从历史上看，各民族在文化上经历了长期的交流和融合。夏商时代，中原黄河流域是夏族，东部淮河流域是东夷，南方长江流域是三苗，西北黄湟一带是羌族，大漠南北是荤粥，至春秋时期，黄河流域的商周各族与其他民族相互影响和同化，形成华夏族。
四、既一以贯之又不断变迁
我们谈中国传统民俗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涉及的是汉族的传统民俗。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古代文化曾经历了多种变革，并不断地吸收和融合了许多外来文化，却又始终保持着一脉相承、联绵不断的发展系统。上述状况反映在民俗上，便表现出既一以贯之，又不断变迁的特点。
还有一些民俗事象，虽形式上长期延续，但实质内容却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点在传统的节日习俗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如年节燃爆竹原是一种驱除鬼魅的手段，后世却被用来制造欢乐喜庆的气氛。宋代，人们已能制作双响的爆仗和连响的鞭炮，并创制了各式各样的烟花，除夕之夜，通宵达旦，声震如雷的爆仗、绚丽奇幻的烟花与鼓乐声、欢呼声交织在一起，将节日气氛推向 *** 。元宵节源出以灯火祭神、礼佛的举动，后来也充满了观赏花灯的娱乐成分。
冬节是在二十四节气中的冬至这一天，也是我国一个传统节日的名称，也叫“长至节”、“贺冬节”、“亚岁”等。称其“长至”，是基于古人对天象变化的观察：冬至是北半球一年中白昼最短、黑夜最长的一天，所谓“日南之至，日短之至，日影长之至，故曰冬至”，此后的白昼，便一天天延长了。称其“亚岁”，就是仅次于元旦（即今之春节）。而在我国民间，则更有“冬节大于年”的说法。
以冬至为节日的传统，可以朔源到周代。当时国家即有于此日祭祀神鬼的活动，以求其庇佑国泰民安。到了汉代，冬至正式成为一个节日，皇帝于这一天举行郊祭，百官放假休息，次日吉服朝贺。这个规矩，其后一直沿袭。魏晋以冬至贺仪“亚以岁朝”，并有臣下向天子献鞋袜礼仪，表示迎福践长；唐、宋、元、明、清各朝都以冬至和元旦并重，百官放假数日，并进表朝贺（《东京林华录》、《帝京景物略》等），特别是在南宋，冬至节日气氛比过年更浓，因而有“肥冬瘦年”之说法。由上可见，由汉及清，从官方礼仪来讲，说冬至是“亚岁”，乃至“大过年”，绝非虚话。究其原因，主要是对周朝以农历十一月初一为岁首之传统的承袭，因冬至日总在十一月初一前后。此外，也与古人认为冬至是“阴极之至，阳气始生”的观念有关，如蔡邕《独断》中的解释：“冬至，阳气生，君道长，故贺。”
民间的冬至节俗，又要比官方礼仪丰富得多。东汉时，天、地、君、亲、师，都是冬至的供贺对象（《四民月令》）。南北朝时，民间又有了于冬至日食赤小豆以避邪的习俗（《荆楚岁时记》）。唐宋时冬至既与岁首并重，于是穿新衣、办酒席、祀祖先、庆贺往来等，几同过新年一样。明清时，官方仍然维持着“一如元旦”的冬至贺仪，民间却不似过年那样大事操办了，主要集中在祀祖、敬老、尊师这几个项目上发展，由此衍生出裹馄饨、吃汤圆、学校放假、百工停业、慰问老师、相互宴请及全家聚餐等活动，因而相对过年来讲，更富有个性。
在潮汕，冬节也算是一年中的重大节日之一。潮汕冬节有很多民俗活动，如祭祖、谢神、扫墓、吃糯米丸等。
一、吃冬节丸
潮汕冬节丸（南方人称“丸”，北方人叫“圆”。叫法虽不同而义同），分两种：一为常见的糯米丸，一为用粳做的尖米丸（用粳米粉加水，揉成长条，用剪刀斜剪下，两头尖尖如白米，故名。主要流行于揭阳一带）。
福建人在冬节也要吃糯米丸，《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五载有这种风俗起源的传说：
往时有一樵者，至山樵采，失足坠涧中。涧极深，无人援救，不能出险。且深山路绝人稀，樵者呼救，力竭声嘶，亦无援之者。樵者居涧中，食黄精姜得免饿毙。历十余年，遍体生毛，身轻能飞。于是高飞出涧还家。性状全变，家人呼之不应。乃用糯米粉和水成丸，与樵者食。樵者以为黄精姜，食之。渐还本性，家人得以团聚。而自此相沿成习，遂有搓丸之风矣。
这个传说，是在意义寄托的层次上对冬至吃糯米丸的习俗的诠释。潮汕人多从福建迁移而来，冬至吃糯米丸与福建同俗。而潮人通过这种民俗活动，把祈求家人团聚、家族和谐团结的寄托，表现得更为鲜明。冬至前几天，家家户户都要先将糯米舂成米粉末儿晒干。冬至前一天，吃过晚饭后，家中的主妇就开始张罗着把一只大箶（浅沿的筐箩）摆在桌上或地上，用开水把糯米粉和成粉团，然后，一家子无论大人小孩就围坐在箶四周，各自捏取粉团搓成弹珠样的冬至丸，放入箶里晾晒。冬节丸以搓得大大小小参差不齐为好，这叫“父子公孙丸”，象征着岁暮之际一家子圆圆满满。冬至日一大早，家庭主妇煮好红糖汤，将丸子下锅，煮成汤丸。先盛一大钵祭祖，家里的地主爷、公婆母、司命君、井神、碓神也各用一碗甜丸祭过。然后主妇叫醒全家老少起来食汤丸，俗称“汤丸唔食天唔光”，“食了汤丸大一岁”。尤其是孩子们最盼吃这碗圆，常是半夜里醒来好几回。然而，天好象要与孩子们作对似的，老是不亮。其实这是到了冬节前这天，夜的时间最长，过了这一天，便开始逐渐变短。
一、开篇当从中华文化精深，民族众多方面入手，引起下面的话题，即，众多的民族各有各的风俗，那么作为最大的民族——汉族来说，有哪些民风民俗呢？（同样可以写其他民族的风俗）
二、举实例。如可从传统节日入手，端午，中秋，重阳等，也可从一些地方性民俗入手，如生殖崇拜，抢婚，闹洞房，服丧等。你既然能接触到这个题目，可见你对此一定有所了解，当然比我所知更多。实在没经验，在网上搜也可。
三、探究这些民风民俗的来历，及其文化背景，和背后的民众心理原因。这里可作祥细论证，当然，观点是你的，你可以原创，要借鉴别人的观点，但不要照搬。
四、结束，通过以上论证，结合现实，提出摒弃不好的恶俗，发扬有益的，有普遍性的民俗，这对提高中华各民族的认同，凝聚力，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等等。
中国自几千年前就有了春节这个重要的节日，但经过了几千年的演变，古代的春节的习俗，已和现代的有了很大的变化.
在古代，十二月三十日（农历），称为“除夕”。这一天，家家户户都在门上挂利是钱，贴春联、换门神。到了晚上，各在门外燃起火堆，焚烧辟瘟丹，屋内生火，灶旁都点起灯火，把全屋照得一片光明，象征着来年的红火吉利。一更后，摆设酒果，迎接灶君。到了子夜，便在门口烧香燃烛，用供桌摆上香饭、素菜、清果等，斟红枣酒、清茶，迎神接神福，祈求吉庆；拜祖先，燃放鞭炮。接着举行“辞岁”，由晚辈依次向长辈行礼，长辈们则分给晚辈们“压岁钱”行礼后，一家人围炉团坐守岁，吃团圆饭。大年初一那天，大街小巷舞龙舞狮烧炮仗，互相拜年。男人们穿着最好的衣服到亲朋至友家中拜年，小孩也到外婆家和姆、婕家等外戚家中拜年。妇人们则到年初四才回娘家拜年。当晚回夫家时，娘家母亲则用红纸包裹着桔子、花生、莲子、红糖和甘遮等给女儿带回夫家做“迎路”。
从初六起，城乡各街坊、村落都请道士设醮迎神，邀剧团、戏班来做戏酬神，有的地方还抬神像游街，沿门贴符以逐瘟疫。十五元霄节，人们称为“年仔”，各家“以糯粉搓丸，小者煮浸糖米，大者裹以蔗糖，名元霄丸”。亲邻间互相赠送。元霄前后，举行观灯活动。元霄节过后，一年一度的春节欢庆活动便告结束。
这就是古代的春节的情景，而现代， 日子依然没有变化，每家也都会在门上挂上对联，换上门神，但到了晚上，则不那么烦琐，只是全家聚在一起吃团年饭，有些允许烧鞭炮的城市，人家也会在午夜12 点的时候烧鞭炮迎接新年的到来，然后便也会分压岁钱，但会是在最后的时候分，这里跟古代是有不同的.大年初一到年初四，跟古代差不多的，但初五以后，则没有古代的烦琐礼节，这时候大多数人都已经在家享受自己的假期了，到了元宵节，会做汤圆，然后，春节便结束了，但实际来说，春节在现代早已在年初五的时候就差不多结束了，而且比起古代，现在人少了很多烦琐的礼节，有一部分年轻人还认为，春节已经没什么必要了，对春节也不像以前的人那样兴高采烈地迎接，只是平平淡淡地过，我想这是跟古代过春节最大的不同吧.
现代的春节习俗，已有了不少的变化，有人认为，简单了是好的，也有人认为，没有了古代那种气氛，而我觉得，现在的春节其实是简单得来又不失去那种气氛，这是现代春节最大最好的变化吧.
春节文化的传承 八骏嘶风传捷报，五羊跳跃展新图。
花红桃艳，金桔满盘，喜气洋洋华夏儿女策马赴羊年，春节年年过，今年过节又不一般。俗话说“俗随时变”，春节习俗传承、演变到今天，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了许多变化，回望过去，每个时代都各有风格： 50年代的年夜饭：几斤肉快活吃几天 60年代的潇洒：在广阔天地里过年 70年代的年货：新奇玩艺造出来 80年代的娱乐：看春节联欢晚会 90年代的拜年话：身体健康排第一 现代社会花样更多，过几年一个样，呼机拜年，电话祝福，短信传情，餐馆年夜饭，旅游过大年。
但这毕竟是少数时尚弄潮儿的好戏，大众的呼声是，年越过越淡了。可不是，这应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第一是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使得某些十分重要的春节民俗面临危机。庆丰收，祭祖和驱鬼，这是春节的灵魂。
如今的人们，特别是城市的新生代们，不仅摆脱了农耕，而且也远离了宗法家族，春节庆丰收祭祖的意义消失了，人们现在相信科技，也不怕鬼敬神了，驱鬼也取消了。守岁，它是年节的核心。
如果说，连它也省略的话，那肯定会影响到年节的地位，会减弱民众的节日心理，使人们觉得节日跟常日没有多大的区别，就会影响到节日的传承。它本来的意义是为了祈求长命百岁，现在人们已经失去了这样的信仰，就不太愿意熬夜了，但是我们把"守岁"当作一年中的不眠夜，大家在一起聊天、说话、娱乐、总结过去、畅想未来，这没有什么不好。
第二，20世纪以来中国的主流文化一直盛行激进主义。他们把现代化与传统对立起来，把科学与信仰对立起来，反传统、反宗教信仰；结果春节民俗中许多传统内容、信仰内容被破坏。
例如，把公历第一天称为"新年"，而把传统的历法新年改称春节，淡化了、模糊了春节的"新年"含义。以致于有人想取消春节，用阳历年取代春节。
第三，国外节日文化的引入对我国传统年节产生了冲击。物质享受为主的春节气氛淡化的一面，是以精神享受为主的西方节日的兴盛，现代生活的个性化与多元化，也需要多样化的节日。
不同层位的人们大可从那些节日中获得情趣。越是多元化，本土固有的文化应该是最具有魅力的，一个民族的永久性，首先在于它文化的本土性。
本土性越强化、越固有化，他的主导地位才能更突现出来。 第四，如今，平时工作日的缩短，休息、娱乐时间的增多，使得过年便不再是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休息、娱乐时间。
城镇人民温饱基本解决，也不再等着过年吃大餐，穿新衣，走亲戚，而是精神压力寻求解放，想着可以哪里去玩，玩什么，怎么玩？ 时代不断赋予春节新的内容，时代也不断给予它新的挑战，不同的时代虽然内容上不断增新，但基本的形式和主题却始终保持不变，“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国泰民安”，正是春节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民族凝聚力的思想表现。 无论怎么变，它祝福吉祥如意的深层含义没有改变。
春节家庭团聚的习俗至今相传，人们再苦再累，春节那几天一定要好好过，这是个人生理调整的需要，也是心理调整与社会关系调整的需要。无论是旅游过年、上网过年、还是晚会过年，人们寻求的还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人们在同一的时间以大致近似的方式作大体一致的选择，是个人的需要，也是社会的需要与民族的需要。 一种民俗的传承是需要民俗心理和社会生活环境的。
当社会生活环境发生了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民俗心理必然发生变化。然而这种心理变化并不似社会变迁那样快，需要与新的生活方式进行长时间的整合。
春节作为一个民俗，在社会的发展逐步摆脱农业主导而向更高的层次迈进的时候，去与留就是纯自然选择，而不能人为干预，其保留的也将是最有生命力的。 每个时代都为春节增添新的魅力，涂抹上新的色彩，我们身处于一个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伟大时代，自然应该为春节这个古老的节日增光添彩，因为民俗应该是民众在生活中自发形成和传承的，来体现民众的文化诉求。
我们只有在保持传统与接受现代生活方式方面找到一个契合点，我们才可能建构出一个新的民族文化体系，也就是在与时俱进的过程中，传承我们的春节文化，强化它的本土性，再向世界进军，让它成为世界人民同乐的佳节。
德昂人也过泼水节，时间在清明节后的第七天，除了泼水祝福和跳象脚鼓舞等节目与傣族泼水节一致外，德昂族泼水节最具特色的习俗是为长辈洗手洗脚。
届时，每家的晚辈年轻人要准备一盆热水，端来放在堂屋中央，把家里的父母等长辈请出来坐在堂上，向他们叩头请罪，请他们原谅晚辈的一年来不孝顺的地方。长辈们也要检讨一年来在为晚辈树立榜样方面做得不足的地方。
然后，晚辈为长辈洗手洗脚，同时互祝来年在和睦、勤劳的气氛中度过。如果父母去世，兄长、姐姐和嫂嫂、姐夫就成为洗手洗脚的对象。
这个习俗来源于一个古老的传说：一个忤逆的儿子在清明节后第七天在山上干活，看到雏鸟反哺的情景，有所感悟，决心好好待奉母亲，这时，他母亲正在向山上走来，为儿子送饭，不小心滑了一跤。儿子赶来扶她，她却以为儿子要来打她，一头撞死在树上。
儿子痛悔莫及，把树砍下来雕成一尊母亲雕像，每年清明后第七天都要把雕像浸到洒着花瓣的温水中清洗。以后就演变为一种习俗。
藏 族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生活习惯，藏族是一个古老而热情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也形成了自己的生活习惯和生活中的禁忌。 1、两个久别重逢的朋友互相打招呼或聊天时，你的手不能搭在对方的肩膀上。
2、不能跨过或踩在别人的衣服上，也不能把自己的衣物放在别人的衣服上，更不能从人身上跨过去。 3、妇女晾衣服，尤其裤子， *** 不能晾在人人经过的地方。
4、不能在屋里吹口哨或大声哭叫。 5、家里人出远门，客人刚走，中午和太阳落山后及藏历大年初一不能扫地或倒垃圾。
6、外人不能当着已故人的亲属的面提已故人的名字。 7、今年该完成的活不能留在明年干，如捻毛线、织毛衣、地毯等。
8、黄昏时，不能随便到人家里走，尤其人家将有分娩的孕妇及刚生产的产妇或重病人时，陌生人更不能去。 9、过了中午以后，不能把家里的任何财产拿出去。
10、一个陌生人到你从来没有到过的大山及悬崖峡谷，不能大声喧哗。 11、不能跨或踩吃饭的用具、锅碗、瓢盆等。
12、家里有两个人同时出门，并且朝相反方向走，不能同时出家门，必须前后出门而且出门时间要隔开。 13、妇女到晚上不能梳头和洗头，也不能披着头发出门。
14、在使用扫把和簸箕时，不能直接用手传递，必须先放在地上，然后另一个人从地上捡起来。 15、每当亲朋好友到你家串门或看望你时，会拿些酥油茶或青稞酒等物品作为礼物送你，客人临走时把东西腾出来，不能全部腾空，必须留一点在里面或换一点自家的东西装上。
16、有缺口或有裂缝的碗不能用来吃饭，也不能给客人倒茶。 彝 族 彝族火把节，也就是彝族年。
彝族人的眼里，火象征光明、正义、兴盛，象征着能够摧毁一切邪恶的强大力量。火把节是彝族人民欢乐、爱情和幸福的节日。
三.香港年俗 农历新年是我国传统上一个盛大的节日，相信无一个个中国人不识。然而，在香港过农历年，在习俗上和气氛上却和传统的截然不同。
近年来，已很少香港人在农历新年时按传统在家里贴春联、年画的了，取而代之的则在一些商店或家中贴上“生意兴隆”、“出入平安”等的挥春。虽然如此，但贴挥春的原意和贴春联和年画一样，取其吉利之意，希望来年事事顺利，平平安安。
此外，舞狮、舞龙灯等也会在一些新界乡村、围村中出现，在新年的市区街头上也很难看到的大型的舞狮、舞龙灯的表演了。至于放炮仗、鞭炮等在香港是一律禁止的，不过自一九八二年开始每年农历年初二的晚上，在维多利亚港上都会举行盛大的烟花表演，这已成为这十多年来迎春的一个节目了。
香港被称为“美食天堂”，春节有关吃的习俗也不少，而大部分家庭也会在春节期间吃“团年饭”，一般是在家里设宴，于除夕全家上上下下、里里外外聚在一起，享受晚饭。而饭后的一大节目，首选相信是逛花市了，农历新年期间，港九多处都设有年宵市场，其中以维多利亚公园的花市最大、最热闹。
香港市民习惯于晚饭后一家大小逛花市，除夕夜时更是人山人海，摩肩接踵，大家一起欢度佳节。 在香港过农历新年，最开心的莫过于收“利是”的小孩子了，在春节拜年时，到处可以听到“讨”利是的欢笑声。
“利是”原为“利事”，取大吉大利宽好意头，同时也成为了春节时与亲人不可缺少的习俗。 澳门年俗 澳门年俗，别有风情。
"谢灶"是澳门保存下来最传统的中国年俗之一。腊月二十三日送灶神，澳门人谓之"谢灶"。
澳门人给灶神按中国传统也用灶糖，说是用糖糊灶神之嘴，免得其到玉帝面前说坏话。我在澳门花街的一澳门人家的灶头见过一张圣诞老人像，奇怪的是，圣诞老人像边贴着"上天言好事，回宅降吉祥"的联儿。
澳门人过年是从腊月二十八开始的，腊月二十八日在粤语中谐言"易发"，商家老板大都在这岁晚之时请员工吃"团年饭"以示财运亨通，吉祥如意。澳门的年味，从腊月二十八这天便能真切的感受到的。
除夕之夜，守岁和逛花市是澳门人辞旧迎新的两件大事。守岁是打麻将，看电视，叙旧聊天，共享天伦之乐；大概受西方圣诞节和情人节的影响，年宵澳门人还争相购买一些吉祥的花木迎接新春，现今已成了一个澳。
我的家乡在赣县，它位于江西省五大河流之一——赣江河畔，也有着许多民俗文化，而其中，美食，最具有代表性。
黄元米果算是美食中的极品了，它的制作有的地区还保留着传统的做法——制作黄元米果要先用黄元柴灰加开水过滤成灰水，冷却后浸米一夜，次日用甑蒸熟成饭，再将饭拌灰水，然后将这一大团的黄糯米放在一个类似于碗状的石器中，由几个人用木槌轮流敲打。完成上面的工作后，再用一根细绳来分解成一块一块金灿灿的黄元米果，再把这些米果放进一罐灰水中，可以保存三四个月，可随时取出来吃。
那味道，简直是回味无穷啊！每当过年时有客人来了，总会送几块美味的黄元米果作为礼物。还有一种美食——米粉鱼，是我们赣南的特产。
那味道，简直是一流的，绝对让品尝者赞不绝口。米粉鱼的做法也是简单的。
先将用米粉拌好的鱼块放在事先准备好的粉干上，再将它们放进一个蒸笼即可。待蒸好以后，一笼香喷喷的米粉鱼便出炉了。
不论是粉干还是粉干上的鱼块，都是十分美味的。这就是我家乡比较典型的民俗文化——美食的一小部分。
我们赣县虽是一个小城市，但我爱这里，爱这里的民俗文化，从而胜过其他的大城市。这就是我家乡的民俗文化了。
除夕之夜 除夕，好热闹啊！人们忙得不亦乐乎，贴了对联又挂年画；噼哩啪啦的鞭炮声就像在锅里炒芝麻似的接连不断；啪啪啪的焰火声就像北京天安门举行盛大的庆祝会似的，穿过了大街小巷，穿过了高楼大厦，把漆黑的夜晚照着得如同白昼。
家乡的除夕之夜到处洋溢着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 夜幕降临了！等候多时的我和姐姐高兴地拿出了“万花筒”。
我兴冲冲地拿了焰火和打火机，准备实施我除夕之夜的第一个计划——放焰火。我们放的第一炮是“一啸冲天”，随着一声巨响，天空顿时如同白昼，好壮观哦！紧接着是“天女散花”，所谓天女散花，顾名思义，那一定是非常漂亮的场面。
你看，果真不出所料，仙女们在天空中把一篮子花毫不怜惜地撒向人间。那些花在空中飘飘悠悠，美丽极了！刹时，空中成了五彩缤纷的世界。
我和姐姐高兴得手舞足蹈。随后，我们又放了 “降落伞”、“七仙女”、“百花奔放”…… 我除夕之夜的第二个计划，毫无疑问，当然是看春节联欢晚会了。
我们一家子环坐在电视机前，兴致勃勃地等候着春节联欢晚会的到来。高兴之余，突然爸爸的脸阴沉下来。
我想：爸爸这是怎么啦？容不得我多想，爸爸此时拉开了话匣：“现在的日子真是天堂的日子啊！”爸爸突然冒出了这么一句话，我百思不得其解，急忙追问“爸爸，什么天堂的日子啊？”爸爸此时旋小了电视机的音量，对我们说：“孩子，你们是不了解的呀！过去我们这些老百姓可苦啦！” “你们看到今天年夜饭桌子上的菜了嘛，多么丰盛。这要是在过去，想都不敢去想啊！”爸爸点着了一支烟，吸了一口，语重心长地说：“我常听你爷爷说，他那个年代，过年能有肉吃，就满足了，就有许多人羡慕。
我记得你爷爷的这么一件事：那年春节前，你爷爷挑了一担旧书到后周去卖。他用卖书的钱买了一刀肉，回来总舍不得吃。
想吃肉了，就朝挂着的猪肉看看。几个月过去了，那挂肉仍好好地话着。
一天，你爷爷用木梯爬上去一看，只剩下一张皮了——肉全被老鼠吃了！就这样，人舍不得吃，却成了老鼠的美餐，多么的可惜啊！”说着，爸爸站了起来，用手比划着，对我们说：“你们这些小孩现在简直是掉进了蜜罐里，什么没有得吃呀，过年出去拜年，餐桌上是‘三层楼’啊！特别是近几年，改革开放，农民走上了致富路，生活水平提高了，餐桌上的变化更大。连天鹅肉都能吃到。
你们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啊！” 是啊，现在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的确是提高了不少。这一切，全靠党的富民政策好，全靠党的领导好啊！ 今年的除夕之夜，我们贴对联、挂年画、放焰火、看电视，尽管是忙了一点，但称得上是丰富多彩，使我在忙碌之中学会了许多。
而最使我难忘的还是“听回忆”，爸爸的一席话使我对过去了解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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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的文化结构、心理特征、伦理道德等等都有深深的影响。其积极的层面都为历代的仁人志士所继承和发展, 成为中华民族长期发展的巨大力量。 当今中国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 正在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社会和谐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集中体现, 与社会文明的发展有紧密关系。而社会文明的发展, 无论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还是精神文明的发展, 又都以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发展为基础、为依据, 并且都以全面提高人的素质、促进人的发展为目标、为归宿。 加强中华传统美德教育, 首先要优化中华传统美德教育的内容, 中华民族具有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文化遗产, 至今仍然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和积极的现实作用, 其精华能够绵延数千年而不衰, 成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所在。我们现在所提倡的热爱祖国、勤奋节俭、尊师重教、团结友爱、尊老爱幼、礼貌待人、诚实守信、见义勇为、严已宽人、先人后已、勤学不倦等优良传统美德, 和以“八荣八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荣辱观都可以从我国浩如烟海的思想宝库中找到其渊源。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随着时代的变化在不断发展,新时期赋予新的时代内容, 形成具有新时代特色的价值观、道德观和行为准则。要把传统美德教育中的知识传授、情操陶冶和培养良好的美德行为习惯有机结合起来, 提高教育效果, 不断优化中华传统美德教育的途径, 并以此来教育、熏陶青年一代, 使他们形成中华民族的道德人格, 担当起历史重任。 对青少年进行传统美德教育, 教育者首先要“为人师表”。传统美德教育是个系统工程, 人格的养成和情操的陶冶需要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全力参与, 共同营造浓厚的人文氛围, 使受教育者感受到亲切永恒的人文关怀。 传统美德教育的主阵地是学校, 传统美德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 是未成年人思想道德的核心内容, 是学生成长、学校校风建设和学风建设的重要保证, 可以用不断发展的德育教育形式, 结合时代特征, 与时俱进的开展多样的教育活动, 巩固德育成果, 发扬和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要把传统美德教育与家庭教育、社区教育相结合, 把传统美德教育的部分内容由学校延伸至家庭和社区, 同时, 发动家长, 通过他们的配合和支持以提高教育的实效性。 对学生进行传统美德教育, 目的是继承民族灿烂文化, 弘扬民族伦理道德规范,培养具有高素质的跨世纪人才, 充分发掘传统美德这一德育资源, 创造出具有时代气息的、学生乐于接受的新颖方式, 使传统美德为当代教育服务。 因此,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 必须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华民族历来崇尚“贫贱不能移, 富贵不能淫, 威武不能屈”, 追求“和为贵”、“家和万事兴”, 倡导好善乐施、扶危济困, 把人的生命和尊严, 把国家和集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作为为人处事的基本准则。越是危难之际, 这些传统越是得到发扬。如九八抗洪时, 抗非典时; 今年初南方冰雪灾难, 四川5 ·12 特大地震灾难面前的“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 举国上下及时伸出了无私援助之手。这些传统美德以成为增强民族凝聚力、构筑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 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对青少年学生的人格修养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传统是现代的根基, 青少年特别是当代的大学生, 掌握着先进的知识文化, 是未来的主人, 应当加强传统文化与传统美德的学习,努力完善自身的人格, 做对社会有用的人。。麻烦采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