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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楚辞的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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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楚辞的研究论文

首先,《诗经》是民间创作,大部分是民歌——十五国风。而《楚辞》是文人创作,所以在这一点上就决定了语言运用和关注方向上及表达方法上的不一样。其次,《诗经》更多的现实主义色彩,因为它以百姓为出发点,大部分以历史什么的现实存在的为比喻,所以是现实主义的发端;而《楚辞》则是浪漫主义的开始,因为《楚辞》里面大量运用了神话等带有明显楚文化神秘色彩的内容,所以被认为是浪漫主义的起点。再者,《诗经》大部分是四言诗,夹杂二言至八言不等的杂言,为后世律诗绝句等格律诗做出尝试;而《楚辞》则以楚方言为特色语言运用,“兮”字为代表,开创了后世“骚体诗”等问题。最后,他们的最后的也是最大的区别就是:《诗经》成为经典,为后世所有学子科举的必读经典及试题出处,入《四库全书·子部》。而《楚辞》则作为辅导书目,入《四库全书·集部》。地位立显。赞同0| 评论

作为一种诗体,楚辞的想象力丰富.楚地巫风盛行,祭祀时往往以巫觋扮演诸神,表演一些神话传说故事,以娱乐神人.这些都培育了楚人丰富的想象力,使作品带有想象丰富、文辞华美、风格绚丽的浪漫主义色彩,如《离骚》、《九歌》等均是如此.楚辞“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1]”,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楚辞的语句参差,富有变化,常用语助词“兮”、“些”等.并且结构一般比较宏大,篇幅一般比较长.在表现手法上,楚辞继承了诗经得赋比兴,但在此基础上做了重大开拓,也把发挥应用达到极致.辞家们往往寄情于物,托物寓情,使主观之情与客观之物融为一体,创造出许多富于象征意味的艺术形象.在《离骚》中,屈原笔下描绘的善鸟香草、恶禽臭物、灵修美人、宓妃佚女、虬龙鸾凤、飘风云霓、高冠奇服、玉鸾琼佩……,它们或配忠贞,或比谗佞,或媲君主,或譬贤臣,或托君子,或喻小人,或示超俗,或表追求,这些都已不再是作为喻体或借以起兴之物的客体,而是融合了主体情感、品格和理想的象征,而成为蕴含艺术趣味的意象了.这突破了《诗经》以借物抒情为主要特征的比兴手法的局限.这是一种突破、一种创新、一种新的尝试.在中国传统诗歌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湘夫人十《楚辞九歌》组诗之一 描写相恋者的思慕,想象中的共同生活的美景合未能相遇的惆怅心情,热烈的追求和期盼终归失败的主题反映了诗人的精神痛苦.特色 1 以景现情,寓情于景,把周围景物环境气氛和人物的思想情感融合一起构成美妙的情景交融的意境 2 章法上,回环跌宕,用赋的铺陈手法反复叙写(例如:意淫中的二人相会,极力渲染相会之处的淫荡.赋) 3 用高洁的事物做比兴,以此歌颂纯洁的感情和高尚的情操 4 刻画人物内心世界,笔触细致而含蓄 5 本诗语言单纯

发表论文数十篇,主要的有:《楚辞研究史略》(《语文导报》1986年10期),《楚辞版本源流考索》(《浙江学刊》1987年1期),《浙江四十年楚辞研究概述》(《浙江社会科学》1990年4期),以上三篇皆经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复印中心转载;《论版本和善本》(《杭州大学学报》1988年4期),《〈四库全书总目〉版本考辨》(《文史》第35辑)等。附论文不完全列表: [1]崔富章. 十世纪以前的楚辞传播[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06:74-90. [2]崔富章. 四库提要诸本分析——以《四库全书总目》本为优[J]. 文献,2012,03:3-17. [3]崔富章. 十世纪以前的楚辞传播[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4]崔富章,周晶晶. 《世本集览》手稿本之文献价值[J]. 文献,2010,04:52-58. [5]崔富章. 《楚辞补注》汲古阁刻本及其衍生诸本——竹治贞夫等四家误判辨析[A]. 中国屈原学会、南通大学楚辞研究中心.中国楚辞学(第十八辑)——2010年江苏南通屈原与楚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中国屈原学会、南通大学楚辞研究中心:,2010:7. [6]崔富章. 读漆雕世彩《梅赋》感言[J]. 职大学报,2010,01:44. [7]崔富章,朱新林. 《古逸丛书》本《玉烛宝典》底本辨析[J]. 文献,2009,03:144-150. [8]崔富章,柯亚莉. 天一阁藏明人奏疏四种经眼录[J]. 文献,2009,01:153-157. [9]崔富章,柯亚莉. 《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楚辞类》补正[J]. 文献,2008,03:72-77. [10]崔富章. 21世纪楚辞学的开拓与发展[J]. 国际学术动态,2008,03:8-11. [11]方铭,张曦,石川三佐男,陈怡良,崔富章. 中国屈原学会第十二届年会资料汇编[J]. 职大学报,2008,01:35-37+140. [12]崔富章. 天一阁与《四库全书》——论天一阁进呈本之文献价值[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01:148-155. [13]崔富章. 《四库全书总目》传播史上的一段公案——从傅以礼的《跋》谈起[J]. 文史知识,2007,12:44-49. [14]崔富章. 《楚辞书录解题》后记[A]. 中国屈原学会.中国楚辞学(第十四辑)——2007年浙江杭州屈原及楚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中国屈原学会:,2007:4. [15]崔富章. 《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楚辞类》补正[A]. 中国屈原学会.中国楚辞学(第十四辑)——2007年浙江杭州屈原及楚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中国屈原学会:,2007:6. [16]崔富章. 《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楚辞类》补正[A]. 东亚细亚比较文化学术会议、中国屈原学会.2007年楚辞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C].东亚细亚比较文化学术会议、中国屈原学会:,2007:4. [17]崔富章,郭丽. 《四库全书总目·韩魏公别录提要》补正[J]. 文献,2007,03:59-62. [18]崔富章. 屈骚精神 互古常新[A]. 中国屈原学会.中国楚辞学(第八辑)——2007年楚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专辑(一)[C].中国屈原学会:,2007:10. [19]崔富章. 屈骚精神 互古常新[J]. 中国楚辞学,2007,01:1-10. [20]崔富章. 屈骚精神 互古常新[J]. 中国楚辞学,2007,01:1-10. [21]崔富章. 屈骚精神 亘古常新[J]. 甘肃社会科学,2006,01:46-48. [22]崔富章. 《四库全书总目》武英殿本刊竣年月考实——“浙本翻刻殿本”论批判[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01:104-109. [23]崔富章. 《楚辞》校勘文献概论[J]. 中国楚辞学,2005,02:99-115. [24]崔富章. 《楚辞》校勘文献概论[J]. 中国楚辞学,2005,02:99-115. [25]崔富章,崔涛. 《春秋繁露》的宋本及明代传本[J]. 文献,2005,03:146-157. [26]崔富章. 文澜阁《四库全书总目》残卷之文献价值[J]. 文献,2005,01:152-159. [27]崔富章. 大阪大学藏楚辞类稿本、稀见本经眼录[J]. 文献,2004,02:232-243. [28]崔富章. 民俗节日里的屈原故事与士人向往的屈原形象[J]. 职大学报,2004,01:40-43+74. [29]崔富章. 陆时雍《楚辞疏》引“晁无咎曰”辨证[J]. 北方论丛,2004,01:1-3. [30]崔富章,石川三佐男. 西村时彦对楚辞学的贡献[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05:31-39. [31]崔富章. 版本释名[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02:101-107. [32]崔富章. 楚辞校勘文献概论[J]. 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01:20-25. [33]崔富章. 《楚辞》校勘文献概论[A]. 中国屈原学会.中国楚辞学(第七辑)——2000年楚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专辑[C].中国屈原学会:,2000:17. [34]崔富章. 论嵇康的著述指趣[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01:44-51. [35]崔富章. 嵇康的生平事迹及《嵇康集》的传播源流[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04:9-16. [36]崔富章. 论嵇康对《诗三百》传统的继承与发展[A]. 中国诗经学会.第四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中国诗经学会:,1999:10. [37]崔富章. 班固笔下的屈原[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04:81-86. [38]崔富章. 屈原《卜居》与嵇康《卜疑》[J]. 云梦学刊,1997,02:6-9. [39]崔富章. 浙江的刻书与藏书[J]. 文史知识,1996,10:65-70. [40]崔富章. 《四库提要·诗类》补正[A]. 河北师范大学.1993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河北师范大学:,1993:9. [41]萧兵,赵逵夫,戴志钧,刘毓庆,崔富章,汤漳平,曹大中,潘啸龙,江立中,黄中模. 楚辞学:现状与未来十人谈[J]. 云梦学刊,1991,01:1-6. [42]崔富章 ,黄征. 浙江敦煌学研究概述[J]. 浙江社会科学,1991,01:29-32. [43]崔富章. 浙江四十年楚辞研究概况[J]. 浙江社会科学,1990,03:22-25. [44]崔富章. 四库提要补正[J]. 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01:46-54. [45]崔富章. 四库提要补正[J]. 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01:46-54. [46]崔富章. 四库提要补正四则[J]. 文献,1988,04:236-241. [47]崔富章. 论版本和善本[J]. 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04:84-92. [48]崔富章. 《楚辞》版本源流考索——兼及《楚辞要籍解题》之讹误[J]. 浙江学刊,1987,01:120-125. [49]崔富章. 四库提要补正——史部地理类(浙江)[J]. 杭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02:89-97. [50]崔富章. 四库提要补正[J]. 文献,1982,03:187-198. [51]崔富章. 章学诚“方志为外史所领”说发疑[J]. 晋阳学刊,1982,02:20-22. [52]崔富章. “秬秠”辨[J]. 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04:125-127. [53]崔富章. 沈约籍贯考[J]. 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01:109-111. [54]崔富章. 从《秦献记》《秦政记》写作年代谈起[J]. 文史哲,1979,03:77+62. [55]崔富章. 关于《秦献记》的主题及其他[J]. 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03:127-133.

楚辞研究论文题目

汉语言文学论文题目定就是题目内容是自己熟悉和擅长的。2.确定自己的题目方向,如:文艺学,文学,古代文学,外国文学,或者结合美学。3.论文研究的点,也就是你的题目,一定要有研究价值。我觉得,第一点和第三点很重要,直接关系到论文的质量和能否顺利通过答辩,第二点是基本要求。举个些例子:沈从文小说中的男主角世界;浅论《儒林外史》对人性的扭曲等。汉语言文学分古代文学,近代文学,当代文学那些的,这个得看你熟悉那些方面的,我的建议是你要自己选择自己熟悉的方向最好,这样话才能得心应手呀。古代文学:1、《诗三百》诗歌观念与孔子论诗 2、《楚辞》的楚文化精神 3、《楚辞》与《诗经》赋比兴艺术的发展 4、《左传》梦象的文学意蕴 5、《战国策》的写人意识及写人艺术 6、论汉代的诙谐小赋 7、从两汉乐府民歌看中国古代诗歌的叙事艺术 8、从意象构成比较建安与盛唐风骨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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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对楚辞的研究论文

唐代诗人中,受楚辞影响最大并最见效果的,当数李白、柳宗元、李贺等三大家。 李白取用神话,多奇幻之思,抗世违俗,对屈原精神深有体会。其名句“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一向被举作屈原巨大影响的例证。其著名诗篇《梦游天姥吟留别》《鸣皋歌》等,都有屈原的精神在。 李贺诗歌追求奇幻感伤之美,其源实出自楚骚,他自称“《楞枷》堆案前,《楚辞》系肘后”(《伤心行》),“咽咽学楚吟”(《赠陈商》),“斫取青光写楚辞”(《昌谷北园新笋四首》其二)。杜牧称他是“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李贺与楚辞关系之深是早有定论的。 柳宗元政治斗争失败,贬谪南荒,处境相同,自然要引屈原为同调。《新唐书·柳宗元传》中说:“宗元既窜斥,地又荒疠,因自放山泽间,其堙厄感郁,一寓于文,仿《离骚》数十篇,读者咸悲恻雅善。”柳集中骚体赋甚多,如《牛赋》《闵生赋》《梦归赋》《惩咎赋等。又如《招海贾文》《吊屈原文》《吊苌弘文》《吊乐毅文》《憎王孙文》等也都是骚体。柳宗元又回答《天问》所提出的问题而作《天对》,可见其于楚辞研究之深。宋人严羽认为:“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骚学,韩愈、李观皆所不及。”(《沧浪诗话》) 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也颇受楚辞影响,清代叶燮称:“唐人艳体诗,首推李商隐,然其寄托深远,多藉美人幽离之思,靡曼之音以写之,盖得楚《骚》之遗意者。”(《己畦集》卷八《小丹丘词序》)大体指出,凡写艳情而有所寄托的,无不根源于楚辞。 晚唐皮日休,作有写屈原生平的《九讽》,又有《反招魂》一篇,序称:“屈原作《大招魂》,宋玉作《招魂》,皮子以为忠放不如守介而死,奚《招魂》为?故作《反招魂》一篇以辨之。”

楚辞是属于散文的。议论文是以议论为主要表达方式,通过讲事实,摆道理,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主张的一种题材。散文是指还是不押韵不重?排偶的散文章,它以文字为创作审美对象的文学艺术体裁。

屈原的《楚辞》不是议论文。楚是屈原创作的一种新诗体,即在文学中属于诗歌词赋类别。并且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 其运用楚地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和风土物产等,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故名《楚辞》。《楚辞》对整个中国文化系统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特别是文学方面,它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诗篇,因此后世称此种文体为“楚辞体”、骚体。而四大体裁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皆不同程度存在其身影。

楚国(地)文学源远流长。作为最早的文学形式枣神话,则在楚国(地)流传最广,影响最深。《庄子》、《楚辞》、《山海经》、《淮南子》等书中,都保留了不少有价值的神话和传说,成为楚文学产生的鼻祖。如“女娲化生万物”、“抟黄土作人”、“夸父逐日”、“后羿射日”等神话传说中,女娲、夸父、后羿等是神力无穷、饱满生动的非人亦人形象,反映了楚先民丰富的想象力和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在楚先民的精神生活中,无论是天神地祗或人鬼,都是那么有血有肉、奇谲瑰丽,富有艺术魅力,无疑的,这为后来楚人文学创作奠定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基础。 春秋时期,楚国文学创作的突出成就是诗歌。见于文献记载,楚国诗歌虽不算多,成书于春秋时代的《诗经》,其中虽无“楚风”,但《周南》、《召南》是为南方民歌,《汉广》等篇则又实为江汉流域之作。《候人歌》虽为一句,但“兮”、“猗”语助词的运用,已具楚地民歌的语言特色,对后来楚辞的创作,显然有直接的影响。散见于其他典籍,也还有不少楚国(地)民歌。如《说苑》记载的《楚人诵子文歌》、《楚人为诸御己歌》、《越人歌》,《新序》记载的《徐人歌》,《吴越春秋》记载的《弹歌》、《河上歌》、《申包胥歌》、《渔父歌》,《论语·微子》记载的《接舆歌》,《孟子·离娄》记载的《孺子歌》,以及《史记·滑稽列传》记载的《优孟歌》等,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楚国(地)诗歌的成就。 战国时期,楚国文学成就辉煌,主要表现在散文与诗歌。由于散文以《庄子》为代表,诗歌以屈原《离骚》及其他作品为代表,故两家合称“庄骚”。 庄子作为一位博学的哲学家,不仅哲学、政治思想丰富多彩,而且文学艺术思想也很突出,甚至涉及到关于文学艺术的创作规律。《庄子》一书,千奇百怪,“寓言十九”,变幻瑰玮,叙事以明理。如为了说明凡事顺其自然,追求“素朴而民性得”的“至德之世”,在《马蹄》篇中以马为例,说马以蹄践霜踏雪,举足能奔跑跳跃,这是马的本性。伯乐则力加驯化,削蹄烧烙,使马惨遭祸患,死亡大半,这样“残生损性”,就是破坏了事物的本性,也就不是“至德之世”。以寓言喻理,逸趣横生,耐人寻味。寓言既为喻理,所以它与譬喻手法是紧密相联的。《庄子》一书,处处设譬,与寓言相映成趣,构成全书一大特色。如在《应帝王》中以“浑沌”喻纯真的万民,以“凿窍”喻扰民的政举。 《庄子》不仅是一部哲学著作,也同时是一部有鲜明特色的散文著作。它思想奔放,文笔变化多端,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对后世文学影响很大。 楚国的诗歌源远流长,至战国中后期,大诗人屈原(图1,明代陈洪绶木刻《屈原》)在楚国诗歌的基础上,与哲学思想一样,融南北夷夏之交,创造出一种新的骚体诗歌----楚辞。“楚辞”一名,秦汉间已出现,至刘向收屈原及其后学宋玉等人的作品,编辑成集,从此,《楚辞》就成为楚国诗歌总集的名称(图2,《楚辞》及研究著作)。由于《楚辞》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故宋人黄伯思说:“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 楚辞是地方色彩最为鲜明的楚文学代表作,黄伯思对它的界说比较全面地概括了它的外部特色,比较明确地突出了它的形式特点,故向来被视为解说“楚辞”得名及其特征的经典之论。楚文学作品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这一特征。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品,全诗2400多字,是我国古典文学中最长的抒情诗。全诗洋溢着诗人为崇高理想而奋斗的奉献精神、真挚执着的念祖爱国忠君恋乡的爱国主义感情,也表现了不畏邪恶势力、刚正不阿的高尚品格。《离骚》在艺术上也具有独特的风格,主要表现在采用夸张手法与比兴手法,是积极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高度结合的杰作。由于它开创了楚辞创作的新途径,奠定了楚辞的历史地位,故后人称楚辞为“骚”,称屈原诗歌为“屈骚”。 宋玉是战国时楚国著名文学家。宋玉出身低微,仕途失意,曾师事屈原,通晓音律,雅好辞章,具有很高的文学才能。宋玉赋16篇,多已亡佚。现存《九辩》《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等诸篇。《九辩》,是一首自叙性的长篇抒情诗。该诗情景交融,意境深化,情感凄凉。句法灵活自由,字数增加,加强了诗歌的节奏感。宋玉是屈原艺术的优秀继承者,在赋的发展史上具有首创地位。 唐勒、景差是与宋玉同时以赋见称于战国晚期楚国文坛的作家,但两人的作品都未能流传下来。1972年,在出土简文中,出现了唐勒的赋作残篇,因而使人得以大致了解唐勒的创作情况和文学地位。 荀子不仅是一位大思想家,而且也是一位文学家。《荀子》一书论理透彻,层次清晰,行文精炼,辞采缤纷,论点明确,每篇都是深刻有力的论说文。但作为一位文学家,其真正具有文学性质的作品则是《成相篇》和《赋篇》。《成相篇》是运用通俗文学形式来表达作者的政治见解的作品,表明作者已注重汲取民间文学的营养,借助民间喜闻乐见的曲调来传播政治主张,在文学创作上作出了有益的尝试。《赋篇》则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篇以“赋”名篇的作品,成为后世赋体的直接源头。荀子在楚国从事写作,无疑广泛地吸收楚国民歌的养料,这是荀子文学创作的一大特色。 楚文学是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先秦时期中国文学创作所取得的最高成就,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在文艺思想、创作精神、表现手法、体裁形式、修辞技巧等各方面都对后世文学创作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关于楚辞的论文格式

兮是舒缓语气的,你觉得语气有点直接或者是太快的话,就可以用至于楚辞的写法:楚辞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经过加工、提炼而发展起来的,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由于地理、语言环境的差异,楚国一带自古就有它独特的地方音乐,古称南风、南音;也有它独特的土风歌谣,如《说苑》中记载的《楚人歌》、《越人歌》、《沧浪歌》;更重要的是楚国有悠久的历史,楚地巫风盛行,楚人以歌舞娱神,使神话大量保存,诗歌音乐迅速发展,使楚地民歌中充满了原始的宗教气氛。所有这些影响使得楚辞具有楚国特有的音调音韵,同时具有深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和浓厚的巫文化色彩。可以说,楚辞的产生是和楚国地方民歌以及楚地文化传统的熏陶分不开的。 同时,楚辞又是南方楚国文化和北方中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春秋战国以后,一向被称为荆蛮的楚国日益强大。它在问鼎中原、争霸诸侯的过程中与北方各国频繁接触,促进了南北文化的广泛交流,楚国也受到北方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正是这种南北文化的汇合,孕育了屈原这样伟大的诗人和《楚辞》这样异彩纷呈的伟大诗篇。 《楚辞》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出现,打破了《诗经》以后两三个世纪的沉寂而在诗坛上大放异彩。后人也因此将《诗经》与《楚辞》并称为风、骚。风指十五国风,代表《诗经》,充满着现实主义精神;骚指《离骚》,代表《楚辞》,充满着浪漫主义气息。风、骚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的两大流派。 今存最早的《楚辞》注本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四库全书总目》说:“初,刘向裒集屈原《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而各为之注。”但刘向编定的《楚辞》16卷原本已佚。《楚辞章句》即以刘向《楚辞》为底本,它除了对楚辞做了较完整的训释之外,还提供了有关原本的情况。在《楚辞章句》的基础上,南宋洪兴祖又作了《楚辞补注》。此后,南宋朱熹著有《楚辞集注》,清初王夫之撰有《楚辞通释》,清代蒋骥有《山带阁注楚辞》,等等。他们根据己见,作了许多辑集、考订和注释、评论工作。 楚辞》可说是第一个将比、兴手法大量使用在政治讽谏上。楚辞》较偏重于宗教政治、个人抒怀。 战国时期兴起于楚国的一种诗歌样式。"楚辞"的名称,最早见于西汉前期。汉人有时简称它为"辞",或连称为"辞赋"。又由于楚辞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屈原的《离骚》,所以后人也有以"骚"来指称楚辞的。如萧统《文选》中的"骚"类、刘勰《《文心雕龙》》中的《辨骚》篇,就是对整个楚辞而言。从汉代开始,"楚辞"又成为屈原等人作品的总集名。 楚辞渊源于中国江淮流域楚地的歌谣。它受着《诗经》的某些影响,但同它有直接血缘关系的,还是在南方土生土长的歌谣。楚地早有歌谣,据刘向《说苑》记载,约公元前 6世纪有《越人歌》和《楚人歌》。《论语》载孔子曾听到《接舆歌》,《孟子》中也有《孺子歌》等等。可是这些楚地歌谣仅一鳞半爪地存于历史记载中,只是到了战国中期,屈原等人的一系列作品出现于楚国文坛之后,楚辞才形成一代文学样式。 楚辞的主要作者是屈原。他创作出了《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不朽作品。在屈原的影响下,楚国又产生了一些楚辞作者。据《史记》记载,有宋玉、唐勒、景差等人。现存的《楚辞》总集中,主要是屈原及宋玉的作品;唐勒和景差的作品大都未能流传下来。 秦兴,楚辞未有发展。汉初,楚的文学艺术得到复苏。这大概同汉皇室及大臣多楚人有直接关系。汉高祖刘邦就是楚人,他所作的《大风歌》等就是楚声,他的宠姬戚夫人会楚舞,他亲自为她唱楚歌。西汉前期几个皇帝都曾"征天下能为楚辞者"。在这种背景下,一方面屈原作品受到重视,另一方面通晓楚辞的人也受到宠幸,如《史记·酷吏列传》载朱买臣"以楚辞与(庄)助俱幸,侍中,为太中大夫"。此外不少人活跃在朝廷和诸侯王国内,以楚辞体从事创作。今存王逸《楚辞章句》中,还保存了西汉人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庄忌、王褒、刘向等人的作品。他们虽然大多只是从形式上模拟屈原的作品。有的甚至"如无所疾痛而强为呻吟者"(朱熹《楚辞辩证》),但由此可以窥知当时楚辞受重视的程度。 楚辞的特征,宋代黄伯思在《校定楚辞序》中概括说:"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见《宋文鉴》卷九十二)。这一说法是正确的。除此而外,《楚辞》中屈、宋作品所涉及的历史传说、神话故事、风俗习尚以及所使用的艺术手段、浓郁的抒情风格,无不带有鲜明的楚文化色彩。这是楚辞的基本特征。它们是与中原文化交相辉映的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楚辞约于西汉前期已成为屈、宋等人作品的总称。《史记》、《汉书》在记述西汉事时,或者以《春秋》与"楚辞"对举,或者把"六艺"与"楚辞"并列,都表明此点。西汉末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刘向领校中秘书,整理屈、宋诸作品,始编定《楚辞》。虽然东汉末郑玄、晋代郭璞等在注释其他典籍场合,引述屈原作品有时还以"离骚"来代称楚辞,但作为总集名称的《楚辞》,已流传于世。至于《楚辞》这一总集的篇目、卷数,王逸《楚辞章句叙》里曾提到:"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四库全书总目》则说:"初,刘向裒集屈原《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宋玉《九辩》、《招魂》,景差《大招》,而以贾谊《惜誓》,淮南小山《招隐士》,东方朔《七谏》,严忌《哀时命》,王褒《九怀》及刘向所作《九叹》,共为《楚辞》16卷,是为总集之祖。逸又益以己作《九思》与班固二'叙',为17卷,而各为之注。"刘向编定的《楚辞》16卷久已亡佚。只有王逸的17卷本《楚辞章句》流传至今,可以略见《楚辞》原本的大概。 第一个为楚辞作品作传的,是汉武帝时的淮南王刘安。他在建元二年(公元前 139)受武帝之命作《离骚传》,此书失传已久,只在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离骚序》里还有片断征引。自刘安以后,为楚辞作注的人渐多。如班固、贾逵、马融等,但这些注都没有流传下来。 安帝元初初年,王逸作《楚辞章句》。这就是现存最古的《楚辞》注本。以后,历代学者又对《楚辞》作了大量研究,产生了许多专著。 《楚辞》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诗》、《骚》并称,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两大源头。特别是《楚辞》中的屈原作品,以其深邃的思想、浓郁的情感、丰富的想象、瑰丽的文辞,体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它的比兴寄托手法,不仅运用在遣词造句上,且能开拓到篇章构思方面,为后人提供了创作的楷模。而它对其后的赋体、骈文、五七言诗的形成,又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诚如刘勰所说:"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

作为一种诗体,楚辞的想象力丰富。楚地巫风盛行,祭祀时往往以巫觋扮演诸神,表演一些神话传说故事,以娱乐神人。这些都培育了楚人丰富的想象力,使作品带有想象丰富、文辞华美、风格绚丽的浪漫主义色彩,如《离骚》、《九歌》等均是如此。楚辞“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1]”,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楚辞的语句参差,富有变化,常用语助词“兮”、“些”等。并且结构一般比较宏大,篇幅一般比较长。 在表现手法上,楚辞继承了诗经得赋比兴,但在此基础上做了重大开拓,也把发挥应用达到极致。辞家们往往寄情于物,托物寓情,使主观之情与客观之物融为一体,创造出许多富于象征意味的艺术形象。在《离骚》中,屈原笔下描绘的善鸟香草、恶禽臭物、灵修美人、宓妃佚女、虬龙鸾凤、飘风云霓、高冠奇服、玉鸾琼佩……,它们或配忠贞,或比谗佞,或媲君主,或譬贤臣,或托君子,或喻小人,或示超俗,或表追求,这些都已不再是作为喻体或借以起兴之物的客体,而是融合了主体情感、品格和理想的象征,而成为蕴含艺术趣味的意象了。这突破了《诗经》以借物抒情为主要特征的比兴手法的局限。这是一种突破、一种创新、一种新的尝试。在中国传统诗歌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湘夫人十《楚辞九歌》组诗之一 描写相恋者的思慕,想象中的共同生活的美景合未能相遇的惆怅心情,热烈的追求和期盼终归失败的主题反映了诗人的精神痛苦。 特色 1 以景现情,寓情于景,把周围景物环境气氛和人物的思想情感融合一起构成美妙的情景交融的意境 2 章法上,回环跌宕,用赋的铺陈手法反复叙写(例如:意淫中的二人相会,极力渲染相会之处的淫荡。赋) 3 用高洁的事物做比兴,以此歌颂纯洁的感情和高尚的情操 4 刻画人物内心世界,笔触细致而含蓄 5 本诗语言单纯自然而又情味悠远,既有民歌风情却也不失精炼典雅,“兮”的运用使句式活泼,增强了节奏感。

可以从意象方面写啊。

离骚具有浓郁的楚地特色。1.浓郁的楚地诗歌特色。2.大量的历史传说 神话故事极具特色。屈原的情怀是模仿不来的,LS说汉初楚辞复苏只是一种个别现象,汉的主流文学不在这里而且几个楚辞作家的情怀也远不及屈原。这种文学形式生存的空间不在了,单纯的模仿得不到他的风韵。当然LZ感兴趣的话还是可以试试的。

屈原和楚辞研究论文

楚辞是属于散文的。议论文是以议论为主要表达方式,通过讲事实,摆道理,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主张的一种题材。散文是指还是不押韵不重?排偶的散文章,它以文字为创作审美对象的文学艺术体裁。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是中国爱国士大夫的典范。他的巨大影响,已经超越了时代与国界,播撒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屈原是值得纪念的。不仅因为他具有与国人的中庸性格迥异的执着人格;不肯与奸党权贵同流合污的高尚节操;更因为他的作品对于推动中国文学的发展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司马迁在史记中这样评价屈原和他的作品:“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词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指极大,举类迩而见意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浊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污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敫然泥而不滓者。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1]诗仙李白对屈原有这样的评价:“屈平词赋悬日月”,苏东坡也自叹道:“吾生平所学而不能企及万一者,屈平一人而已”。[2]当代美学大家李泽厚也称屈原的作品的艺术价值2000年来只有《红楼梦》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3]屈原出身高贵,是皇亲国戚,所谓“帝高阳之苗裔”[4]。他十分注重内在的自我完善和外在的君子风度。所谓“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5]从〈史记〉的这一段文字叙述来看,屈原在政治生涯的前期可以说是春风得意,平步青云,成为怀王身边的柱国之臣。担当了重要的使命。但后来屈原却遭到了贬黜,这其中的原因是及其复杂的,有怀王自身的原因,有小人的谗害。综合起来看,首先是由于“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新害其能。”[6]因此,,嫉妒成为了小人进谗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各势力的党争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因为屈原的敌对势力不是上官大夫、令尹子兰这几个人,而是一股强大的集团势力。当然,放逐屈原的是怀王,楚王的昏庸和时代的流弊才是屈原放逐的最为重要的原因。屈原被放逐可以看作是屈原政治生涯的一个重要的分野。这以后,楚怀王“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7]。首先是中张仪连衡之计,与齐国交恶;随后又在丹、淅之地为秦军所击败;接着又听信郑袖之言,放走了张仪。终于客死秦国,蒙受了巨大的耻辱。而此时的屈原,虽然被放逐,远离了政治权利中心,但仍然“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8]然而,屈原救不了怀王,也救不了楚国。君主昏聩,为之奈何。终于,屈原彻底地绝望了。“王之不明,岂足福哉!”[9]遂投汨罗江自尽,结束了他的悲剧人生。终于,屈原离开了他深深眷念的祖国和家园,投入了滔滔江水的怀抱。但他以及他那些伟大作品所代表的屈骚精神却流在了人们的意识当中,成为一种永恒。二、屈骚精神的内涵千百年来,人们一直都在称道屈骚精神。但屈骚精神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却众说纷纭。我这里简单地阐述一下我个人的看法。首先,屈骚精神是一种爱国主义的情怀,也许有人要说当时的“国”与现在的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或者有的人会认为屈原是“忠君”,而不是“爱国”。潘啸龙〈屈原评价的历史审视〉提出[10](刊《文学评论》1990年第四期),在屈原身上,存在着两种看似矛盾而又统一的精神,即“抗争精神”与“忠贞精神”。在汉代到明清期间,屈原精神被改塑为“忠贞”、“忠君”的楷模,而在抗战时期,又闪耀者“爱国诗人”的光芒。我认为这是屈原爱国精神在各个不同时代的具体表现与诠释。我们不能以今人的国家民族意识来苛求古人,在屈原的时代,忠君与爱国本来在一定的程度上就是一个统一体。中国人很晚近才有了民族国家的观念,才认识到了爱国与忠君的区别。爱国主义不可能脱离时代,它具有丰富的表现形式。它作为一种精神层面上的内容,是不需要作出复杂的界定的。我们应该看到,屈原的爱国精神在中国历史上的许多重要关头发挥了十分关键的鼓舞作用,在抗日战争时期,屈原的爱国精神得到了充分的肯定。郭沫若高度评价屈原,并为他创作了大型历史剧《屈原》,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一个两千多年前的历史人物,能够引起全国亿万同胞的共鸣。除了爱国主义力量的感召,还有什么能够激荡起这亿万颗跳动的心脏。其次,屈骚精神反映了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追求完美人格的精神。在屈原的作品中,作者表现了一种与中原内敛的文化大相径庭的一种对于自我的高度自信甚至于狂热的崇拜。屈原崇拜自己的才华,自比于尧舜禹汤。认为自己治理国家将会“上能安君,下能养民”[11];崇拜自己的伟大人格,认定自己是真善美的化身,“博謇而好修兮,纷独有此姱节”。[12]总之,在他看来他具有一种光照日月,如幽兰美玉、出水芙蓉一般的无与伦比的高尚情操与高贵品质。正是因为屈原有着这样一种精英意识,才使得他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怀有一种常人所没有的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他希望能够成为与伊尹、吕尚、周公比肩的贤臣良相,作出一番名垂青史、泽被古今的伟大事业。但是屈原生不逢时,期望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他生在了战国末期的楚国。在他的面前,始终存在着一个强大的对立面。他们在楚王面前不断进谗,离间君臣。于是,一个痛苦的抉择摆在了屈原面前,要么“与世推移”,“随其流而扬其波”[13],与世俗世界同流合污,要么葬身江鱼之腹。但是,屈原对自我实现和自我人格完善的愿望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他不能放弃自己的理想,即便它已经成为无法实现的渺渺云烟。“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14]屈原正是生活在这样一种巨大的矛盾之中,不能自拔,最终把自己推进了痛苦的深渊。屈原这种自我意识和追求完美的精神所激发出来的那种明知理想很难实现,仍然孜孜不倦地追求,宁愿忍受无限的孤独和深沉的折磨也至死不渝的伟大情怀,成为一种动人心魄,感人肺腑的巨大力量!第三,屈骚精神,还表现为一种悲剧精神。有人说中国缺乏古代希腊那样的悲剧精神,我以为这是极为片面和有失公允的。屈原为什么会自沉汨罗江?这当中一个重要的内在因素就是他所具有的悲剧人格。柏拉图曾经把人分成两类:性格随和的人和脾气执着的人。屈原明显属于后者,明知自己的目的不过是一个遥远的梦,却一心一意地去追逐,直到生命的灯火燃尽,这便成就了一种悲剧的美。在《山海经》中有所谓夸父追日的传说,夸父看到日落西山,想要追逐太阳,于是他不停地奔跑,希望能够赶得上太阳,留住那光阴。但是,他失败了,他因为饥渴而最终倒下了。每当看到这个故事,我便深刻地体会到了一种超凡的悲剧的美。夸父是在和命运抗争,这使他具有了一种英雄悲剧人格。而屈原也具有这样一种人格,这就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一生不同凡响的悲剧命运和悲剧归宿。当他一切的努力成为徒劳,生命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他便毫不迟疑地选择了死亡。这是最后的抗争方式,其结果虽然并未能够改变他自己和楚国的命运,但是却成就了他的完美,成就了他的永恒。裴多菲有一首脍炙人口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15]在苟全性命与为理想献身之间,屈原选择了后者。正如俄狄浦斯不能改变自己杀父娶母的宿命一样,屈原的抗争是徒劳的,但他的悲剧精神与他的不朽诗篇一样,成为了一种永恒,成为了后人难以企及的一座精神的高峰!三、楚文化对屈原及其创作的影响在中国的先秦文学中,有两座丰碑。一座是《诗经》,另一座便是《楚辞》。《楚辞》的独特艺术魅力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屈原的作品被晚清的刘师培称为“中国文章之祖”,南北朝沈约也讲过“一世之士莫不同祖风骚”。对于屈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我想是毋庸质疑的,有人给屈原冠之以“东方荷马”的美名,我想也是实至名归。至于楚辞的艺术风格和艺术特点,由于我知识的浅薄,这里不能作深入地阐释。值得注意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屈原以及他的文学作品不是孤立存在的,我们必须把它放在楚文化这个宏大的背景之下进行研究,才可能得出较为深刻和全面的结论。我们探询楚文化与屈原的关系,必须首先了解一下楚文化的源流。历史上生活在楚国传统范围内的民族主要有南蛮、华夏和东夷[16]。楚族属于南蛮的一支,是远古三苗族的后代。据《史记》载:楚之先祖出自颛顼高阳。[17]高阳氏当生活在今中原一带地区,可见楚族可能与中原地区有一定的渊源。但楚国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国家,由此它便具有了十分复杂的文化因素,成为一种相互杂糅而又独具特色的“泛楚文化”。毫无疑问,被楚国所兼并的那些中原民族的国家,例如陈、蔡、申、息等,早已进入阶级社会,其文化与中原核心地区的文化当无太大差别。但其他一些民族在被楚融合之前,其文化的性质问题,却还很模糊。赵辉在其《楚辞文化背景研究》中谈到楚由于长期与百越、百濮、东夷等民族混居,免不了受其影响,这便使楚文化具有了蛮夷文化的某些特征,如礼教意识淡薄,鬼神观念浓厚等。赵辉还通过援引大量的文献资料得出这样的结论:楚文化在其发展的历程中出现了缺环。正是由于这种文化缺环,使楚文化具有了明显不同于中原地区文化的特殊性,而这种文化的特殊性成为了楚辞不同于中原文学的本质特征。谈到楚文化,首先想到的便是楚地的巫风。楚国是一个巫风盛行的国度。浓烈的巫风培养了楚人对于神灵顶礼膜拜的虔诚情感和非理性的浪漫情怀。这种具有某种原始的宗教色彩的巫风与中原的理性主义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在中原地区进入“子不语怪、力、乱、神”[18]的时代时,生活在楚地的人们还在对着他们笃信的自然神祗虔诚地祈祷。当孔子将“黄帝四面”和“夔一足”作出极为巧妙的解释时,中原地区的神话文化或者宗教文化就已经被消解殆尽了,而楚地的这种宗教传统和神话传统却继续存在了几千年,直到今天在南方的一些边远地区,仍然可以看到巫风所留下的文化痕迹,由此,巫文化在楚文化中的影响力就可见一斑了。接下来,我们便可以进一步探讨楚地的神话传统对于屈原的艺术创作产生的巨大影响。楚国由于巫风浓厚,使得神话避免了历史化的灾难,因此保留了大量的原始神话。这些神话和原始宗教融为一体,渗透入楚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多种途径给楚国的文学以巨大影响。[19]在楚地的神话系统中,神话人物经历了一个神的人化的过程,在最开始的原始崇拜中,神具有截然不同于人的兽性,其形态与常人大不相同。而到了屈原所生活的战国时代,神便开始走下神坛,具有了人性。在屈原的《九歌》中,塑造了湘君、湘夫人、宓妃、山鬼等一些列神话人物。但她们无不具有人的情感,人的秉性。“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20]这与望君归的思妇又有怎样的不同。“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21],这与怀春的少妇又有着怎样的差别。但她们毕竟是神而不是人,她们可以“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22]正是这种似人似神的境界,为我们展现了一种非同于中原地区礼教匡缚的浪漫情怀,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片沃土,我们很难想象屈原能够写出如此奇绝的诗篇。这里还需要特别强调的便是炎帝系的南方神话中表现出来的那种英雄们为追求理想而至死不渝的悲剧意识。蚩尤战死以后,神灵依然战斗不息;共工与颛顼争夺帝位失败,竟然一怒之下撞倒了不周山,使得“天倾西北,地陷东南”;刑天与帝争神,被帝砍掉脑袋,“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23];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埋于东海。”[24]“他们都是悲剧性的英雄,功业未成而身首异处。但他们面对强大的敌人和无限的痛苦,既没有妥协,也没有后悔。”[25]到此,我们对于楚文化精神这个问题,已经有了一个简单的认识。它具有较强的追求意识、英雄意识与悲剧意识;有着一种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更有着一种甘愿为了自己追求的事业而牺牲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的巨大勇气。这里,我还要谈及一个人——谭嗣同,他是维新变法运动的倡导者,是“戊戌六君子”之一。他与屈原虽然相隔千年,但身上流淌着的是一样的爱国情怀与为理想献身的精神。当他面对刽子手的屠刀,发出“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呐喊的时候,我感到了什么才是屈骚精神,什么才是楚文化的精髓。这种精神绵延千年,一直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楚人,并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屈原的《楚辞》不是议论文。楚是屈原创作的一种新诗体,即在文学中属于诗歌词赋类别。并且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 其运用楚地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和风土物产等,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故名《楚辞》。《楚辞》对整个中国文化系统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特别是文学方面,它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诗篇,因此后世称此种文体为“楚辞体”、骚体。而四大体裁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皆不同程度存在其身影。

屈原的楚辞不是议论文。楚辞是屈原创作的一种新诗体,并且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 “楚辞”的名称,西汉初期已有之,至刘向乃编辑成集。东汉王逸作章句。原收战国楚人屈原、宋玉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辞赋共十六篇。后王逸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全书以屈原作品为主,其余各篇也是承袭屈赋的形式。以其运用楚地(注:即今湖南、湖北一带)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和风土物产等,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故名《楚辞》,对后世诗歌产生深远影响。《楚辞》经历了屈原的作品始创、屈后仿作、汉初搜集、至刘向辑录等历程,成书时间应在公元前26年至公元前6年间。刘向《楚辞》原书早亡,后人只能间接通过被认为保留最完整的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原书亦佚)、宋洪兴祖《楚辞补注》(《楚辞章句》的补充)追溯、揣测原貌。《楚辞》对整个中国文化系统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特别是文学方面,它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诗篇,因此后世称此种文体为“楚辞体”、骚体。而四大体裁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皆不同程度存在其身影。对《楚辞》(楚辞)及其研究史作研究的学科,今称为“楚辞学”,其上迄汉代,宋代大兴,近现代更成为中国古典文化殿堂之显学,而《楚辞》早在盛唐时便流入日本等“儒家-中华文化圈”,16世纪之后,更流入欧洲。至19世纪,楚辞引起欧美各国广泛关注,各种语言的译文、研究著作大量出现,在国际汉学界,楚辞一直是研究的热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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