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书，是我国古代一种大型的资料性书籍。辑录各种书中的材料，按门类、字韵等编排以备查检，例如《太平御览》《古今图书集成》。
从信息时代的视角，类书是古代的“数据库”，甚至丛书等即类书的演变，揭示了文献的传承关系。
功能
一、保存资料
类书在编纂过程中，大多直接采录原始文献。由于兵火水灾等因素，一些图书因此失传。由于类书中保存了有关资料，通过辑录佚文，往往能再现图书内容。
如《太平广记》中引用古书达500多种，多数已失传，许多珍贵资料正是由于《太平广记》的引用而得以保存。由于在流传和翻刻中容易形成讹误，利用类书中保留的原始文献，也有助于校勘异文。如鲁迅曾用《艺文类聚》、《初学记》等类书校勘《嵇康集》。
二、查考资料
类书按类编排，非常方便查考有关资料。如《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等类书中收录了历代的小说、诗文作品，有助于查找文学方面的资料。
《古今图书集成》等综合性类书汇集各专题方面的资料，类似于百科辞典，从中可查找到事物起源、诗文典故、诗词文句、名物制度等资料。解放后新编的一些类书，汇集古今书籍中资料，同样方便读者查找。
著名类书：
我国古代类书之祖，当首推魏时之《皇览》。、唐代官修类书有三部，即欧阳洵等奉敕撰《艺文类聚》，许敬宗等奉敕撰《文馆词林》，徐坚奉敕撰《初学记》。私撰的有二部：虞世南撰《北堂书抄》和白居易撰《白孔六帖》。
唐代官修类书有三部，即欧阳洵等奉敕撰《艺文类聚》，许敬宗等奉敕撰《文馆词林》，徐坚奉敕撰《初学记》。私撰的有二部：虞世南撰《北堂书抄》和白居易撰《白孔六帖》。
明清两代官修和私辑的类书更是汗牛充栋。这里只介绍两部最富代表性的类书──《永乐大典》和《古今图书集成》。
历史
三国魏文帝时编纂《皇览》40余部，专供皇帝阅览。其后历代相继沿袭仿效，依据皇家藏书纂修巨型类书。宋代王应麟称“皇览”为类书的始祖。
南北朝时期类书非常繁荣。有刘杳的《寿光书苑》200卷，刘峻的《类苑》120卷，徐勉的《华林遍略》620卷，祖珽的《修文殿御览》360卷等。
现存最早而较完整的类书之一，是隋唐虞世南所编的《北堂书钞》，原为173卷。唐代类书相当发达，现存世有四种：《北堂书钞》、唐高祖令欧阳询主编的《艺文类聚》（100卷）、徐坚《初学记》和《白氏六帖》。
宋朝有李昉等奉宋太宗之命而主编的《太平广记》500卷和《太平御览》1000卷，王钦若等编的《册府元龟》1000卷。1267年南宋王应麟编《玉海》，共240卷。
明成祖永乐年间，解缙、姚广孝编《永乐大典》22877卷，卷册最具规模，惜毁于战火，缺佚甚多，今约仅及原书三十分之一。明代类书的数量有明显增加。明代嘉靖年间更出现类书体文言小说集编刊的繁盛期。
这类书籍可以王圻《稗史汇编》、叶向高《说类》、董斯张《广博物志》等为代表。透过类书体例编纂文言小说集，方便读者检索，促进明代小说的传播。明代万历年间盛行通俗日用类书，主要提供下层民众日常实用、道德教育，及文化娱乐之需要。
如《事林广记》、《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及《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就属于综合性日用类书。有用于人际交往的信件书写的日用类书，如《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新编事文类要启札青钱》、《鼎锲燕台校正天下通行书柬活套》等。
万历年间余文台刊行《万用正宗不求人》日用类书有“书启门类”一门，收录《干书谒贵》、《干人荐举》、《干求嘱托》等用于攀附权贵的书札套路。冯梦龙编辑《燕居笔记》一书，收录有《大友与小官问安书》、《小官奉契友书》、《结契书》、《小官答书》等同性恋情书大全。
黄虞稷在《千顷堂书目》著录明代类书有128种。《明史·艺文志》则是依据《千顷堂书目》删削而成。《中国古籍总目》著录明代类书有439种。
清代陈梦雷、蒋廷锡编《古今图书集成》1万卷，分6编、32典、6109部，成为目前中国存在之最大类书。清朝嘉庆年间，监考官姚元之发现考生经常夹带一些《类典》、《文海题备》、《四书人物类典串珠》等应考的类书进场作弊，于是在1815年向嘉庆帝奏请查禁此类类书。
嘉庆帝亦认为抄录类书不是真才实学，谕令查禁类书。自此，类书的发展走入了末路。
以上内容参考 百度百科-类书
天`津灬津`门灬中`医`院`0`2`2灬5`8`5灬0`0`0灬9`2..............环境的形象（官方的心态、文学的和通俗的感受）、环境与近代经济发展。分类中已显出社会史的内容。此书是关于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开山之作。生态环境史的研究在继续进行，2002年十一月中研院台湾所召开“环境史国际研讨会”，讨论水文环境的变迁、产业与环境、环境变迁的检讨、土地利用与环境变迁、族群与环境、疾病与环境、灾害与重建、生态环境与政策等专题，蔡采秀提出《环境、生态现代化与集体意识》论文，大陆学者李伯重提交《低投入、高产出：明清江南的生态农业》论文。有关论著陆续问世。邱仲麟的《人口增长、森林砍伐与明代北京生活燃料的转变》，笔者虽未见到，想来是论述明代北京薪炭的应用与地区生态环境的变化。 （二）人群生命史 梁其姿率先于1987年发表《明清预防天花之演变》、《明清医疗组织：长江下游地区国家和民间的医疗机构》二文。杜正胜撰文介绍他们的医疗史研究工作时，强调他们的研究与传统的医学史不同，是以“社会”和“文化”做为重心，以人群的生命历程为核心。他将这种研究归为“探索社会全史的一个部门”。这个部门如何命名呢？他没有说，不过文章中有个子目，为“医疗与社会的交集——人群生命史”，我想不妨将“人群生命史”权作这种研究的代称。专著出现多种，黄金麟的《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身体的形成（1895－1937）》，“身体有历史”吗？黄金麟在《自序》中提出这样的问题，他说将身体放在历史与国家之间具有深意，是要讨论身体经历了怎样的历史，而成为今天的样子；身体发展状况隐含了何种历史特定性与危险性；它能否被当成永恒的、普遍的模式来看待，取决于它自身的发展和学者的研究。作者具体讲到政治、军国民与公民、礼法、钟点时间、游移与影响身体。他提出的问题和研究非常有意思。中研院近史所于2002年出版《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历史组：性别与医疗》。林士富将注意力放在道士与医疗史方面，撰写《中国早期道士的医疗活动及其医术考释——以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传记”资料为主的初步探讨》。李建民对身体史的研究相当投入，进入中医学史范畴，如作《<本草纲目·火部>考释》，讲述李时珍将火区分为天、地、人三类，人火是讲人体外的火热之气，有内在化倾向，认为李时珍的理论受金元医学的影响。割股疗亲的历史现象，最早为日人桑原骘藏所注意。邱仲麟连发二文，颇有见地。文为《不孝之孝——唐以来割股疗亲现象的社会史初探》、《人药与血气——“割股”疗亲现象的医疗观念》，叙述割股的内涵与割股者的动机，割股的行动及其救护，割股与国家政令，割股与儒家孝道伦理，割股疗亲对人部药的实践与扩展，割股疗亲行为中的血气观念诸问题。指出历史上子女为给父母治病，割股做煎药的引子，将中医本草人部药进行实践，并加以扩展，发生“变异”与“膨胀”，这在观念上是相信“同类相补”、“血气相补”、“血气相连”，以其做药，还有排他性，所以割股疗亲是一种带有亲族性的民俗医疗行为。有人论述脚气病的历史及其影响，引起反弹，有人提问难道这就是历史吗？笔者以为这种讨论是有益的，有利于对身体史研究的深入开展，不过脚气病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应该是可以研究的。 中研院台湾所于2002年十月下旬举办“医疗与文化学术研讨会”，发表的论文有李丰楙的《收惊：一个从“异常”返“常”的法术医疗现象》，林淑蓉的《各种疾病、药物与身体疾病》，罗纪琼的《文化对医疗影响——以剖腹产为例》，颜学诚的《内丹身体的知觉：兼论几个身体研究的取向》，余德慧等的《中国人生死的育化的探讨》，余舜德的《冷与热的身体感》等。 此外与医疗社会有关的育婴生育史研究的成果也在这里说明：熊秉真的《幼幼──传统中国的襁褓之道》，是育婴扶幼文化的开创性专著，作者没有将它纳入人群生命史范畴，而笔者以为多少有点关系，这一研究自然属于新史学范围，也同社会史有关，作者是这样认识的：“这个新的领域，使我们对中国社会史，生活史，乃至科学史、经济史、文化思想史，都有了一番崭新的体会。”又说“育婴史之知识，对中国历史人口学之阐释，助益尤多”。熊秉真另撰著《童年记忆：中国孩子的历史》，继续她的幼儿史研究。她还正在写作《明清江南育婴扶幼文化之物质基础》。刘静贞著：《不举子——宋人的生育问题》，宋人有着损子坏胎因果报应的恐惧心理，可是又不生子或生子溺毙的矛盾现象，此书就是回答为什么不举子？为什么不能不举子？从生育过程的产育之难，经济原因及性别选择作出探讨。 （三）宗教史 台湾有一些佛学院，如佛光山在高雄和宜兰设立两间大学，嘉义有南华大学，新竹有玄奘人文社会学院；也有道教学院，它们建有各自的宗教研究所，在一些高等学校也设立宗教研究机构，如台湾大学设有宗教研究中心，台南成功大学则是道教史研究中心。所以台湾对宗教史有一群研究力量，有刊物发表他们的学术文论，如《中华佛学研究》、《中华佛学学报》、《玄奘学报》、《慈济》以及《生死学通讯》，其他的杂志、学报也会刊登宗教及宗教史文章，如台北《当代》173期开辟《人间佛教的当代对话》专栏。在佛学方面的研究，涉及到教义、历史的和当代的人物，僧尼的生活，如刘淑芬的《“三月十”——中古后期的断屠与斋戒》，所说“年三月”，指佛教的每年正、五、九三个斋月，“十”指道教十斋日，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下令在这些日子里禁止屠宰，刘淑芬认为这是大事，这时不得执行死刑，并影响于朝鲜、日本；道教的十斋日后来成为佛教斋日。此外周群的《论袁宏道的佛学思想》和陈信甫等的《中国禅风对日本庭园风格之影响——以京都地区为例》，陈美华的《个人、历史与宗教——印顺法师、“人间佛教”、与其思想源流》，胡文和的《对大足宝顶<父母恩重经变>重新研究》，廖肇亨《明末清初丛林论诗风尚探析》均可留意。台湾佛教史及当代佛教亦为学者所关注，江灿腾的《徘徊在殖民化与去殖民化之间——台湾本土佛教近百年来的变革沧桑史》，针对日本殖民文化论说台湾佛教史。陈美华的《另类典范：当代台湾比丘尼的社会实践》，提出研究的三个脉络，为台湾汉人父系、父权社会，佛教传统，女权运动及女性主义新潮流；三个切入点，即身分、形象和身体；不满于过往的运用西方理论的研究。 1991年，傅作勋作《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从临终精神医学到现代生死学》，为生死学探讨之滥觞，并于1997年正式提出这门学问。南华大学成立生死学研究所，编辑《生死学通讯》杂志。研究所于2001年10月召开“现代生死学理论建构”研讨会，由医学、教育、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临终关怀、民俗医疗、风水文化切入探讨生死学理论，与会250人。惠开的《“生死学”到底研究些什么内容》，从“养生”到“送死”为范畴，议题有生命的实相，生命哲学，生命及生死、死亡教育，什么伦理，两性关系，生命周期，生死关怀，临终精神医学，悲伤辅导，现代科技与生死问题，另类医疗，养生技艺，生命礼仪、生死民俗与世界各国死亡文化，生死与艺术表现，生死与医疗之公共政策与法规，生死相关服务事业，风水研究，命理研究，微观生死学，生命语汇研究，生命的安顿与死亡的超克。探索生死学的进路，包括史学在内的各学科。生死学与社会史关系密切，应当引起注意。关于道教史，成功大学历史系设有道教研究室，开设中国道教史、华南地区道教发展史研究等课程，培养大学士和研究生。该研究室与台南市道教会、道教总庙三清宫合作编辑出版《道教学探微》。他们希望以关于道教的学术研究，寻找复兴道教的途径，以有益于人类社会的伦理建设。笔者见到1987年12月的该刊创刊号至1992年12月的第六号，盖为每年一辑，披露道教史研究论文和译著。在台北出版的《当代》175期开设“道教专辑”，载有李丰楙的《末世与济度》，谢宗荣的《台湾道教艺术》，李丰楙的《升游与谪凡——道教文学中的永恒主题》。诸文论述到：东汉以前为古道教，后为新道教，影响后世；道教隐而不显，农民革命常用之；韩国道教可娶妻，接近天师道，著白色衣，日本神道教受中国阴阳五行思想影响。李丰楙在台北汉学研究中心于2002年十月召开的“地方文献学术研讨会”上提交《制度与扩散：台湾道教史研究的两个面向》论文，是他的最先研究成果。 （四）女性史 前述陈美华在《另类典范：当代台湾比丘尼的社会实践》文中，认为妇女史自60年代研究以来，经历：女性主义（重政治）——妇女——性别三个阶段，体现了对女性史研究方法论的关注。 有一部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值得特别绍述，就是费思言撰著的《由典范到规范：从明代贞节烈女的辨识与流传看贞节、观念的严格化》，所谓“典范”，指典型，系倡导的产物；“规范”，系指法令的或社会的规则，需要执行。书的构成含有：引论：明代的贞节烈女，由“现实”到“记载”，由“记载”到“现实”；结论：意义与诠释。作者认为明代烈女的出现，不仅是倡导的产物，而是规范的结果，同时从典范到规范，也是女性自觉接受的表现。作者分析先前的研究方法，是社会心态的研究，例证式的质性研究，个人主体性研究，以统计为基础的量性研究。她的研究法，是区别实际的贞节烈女与被纪录的贞节烈女；分析烈女产生的社会机制。从三个层面理解贞节烈女：特定的行为模式，守节、殉节；妇女的道德实践，对婚姻关系的信守、三从；维系父系社会的功能，家庭的延续，父系血脉的纯正。指明烈女行为有其自身取向，其认知有其社会性，所谓“礼教吃人”，揭示礼教社会作用的一个方面，受害者被支配性，而忽视被吃者的自愿性。 蒋竹山的《女体与战争——明清厌炮之术“阴门阵”再探》的研究，叙述明清时期的一些战争，如明末农民战争、太平天国战争，女性被强迫赤裸身体，驱赶到前线，令对方士兵因看到女阴而觉得晦气，厌战，通过心态分析，对阴门阵作出富有说服力的说明。林丽月的《孝道与妇道：明代孝妇的文化史考察》，指明孝妇的主要表现及其以至奇至苦的常人难于做到的行为，而当守节时甚至不惜违抗舅姑再嫁之命以全贞洁观念。另一篇《从〈杜新书〉看晚明妇女生活的侧面》，发现《杜新书》的社会史、经济史研究的史料价值，揭示部分女子利用女性的弱点行，女棍、牙婆、卖婆使妇女“商品化”，被卫道之士视为世风日下。此外有钟慧玲的《清代女诗人研究》，向淑云的《唐代婚姻法与婚姻实态》。鲍家麟编辑的《中国妇女史论集》，陈瑛珣的《明清契约文书中的妇女经济活动》。等女性史研究成果。 关于女性口述史，游鉴明著有《倾听她们的声音——女性口述历史的方法与口述史料的运用》，讨论女性口述历史的方法，意在为研究社会下层的历史提供资料。为了开展口述史研究，王芝芝翻译美国人唐诺·里齐的《大家来做口述历史》，为台湾学者从事口述史学提供借鉴。2002年八月台北“女书店”特意召开女性口述史学座谈会，有益于推动女性史的研究。中研院近史所致力于妇女史研究，所编辑出版的《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每年一辑，到2002年已经梓刻到第十期。每期既有学术专论，还有学术讨论，报导研究动态，书评，有关史料介绍。以第十期为例，论文有王正华的《女人、物品与感官：欲望陈洪绶晚期人物画中江南文化的呈现》，许慧琦的《去性化的”娜拉“：五四新女性形象的论述策略》；讲座有叶文心的《历史圈套与文化困境——中西对话之下对”中国妇女“的建构；学术讨论有李玉珍的《佛教的女性，女性的佛教：近二十年来中英文的佛教妇女研究》；研究动态有程郁的《近二十年中国大陆清代女性史研究综述》；史料介绍有林维红的《无言的女眷——〈曾国藩日记〉女眷生活辑录》等。可见其文论之一斑，也可见它对推动妇女史研究助力价值。 （五）通俗文化与日常生活 民间文化史，或者说俗文化史的研讨状况表明，所谓文化史的研究热是一点不假的，诚如王尔敏于2000年所说：“此类庶民文化问题三十年来日益受到重视，近以愈见形成学风，有不少专家学者，群趣此一庞大领域”。俗文化所讨论内容体现在下述诸多方面。 （甲）关于生活百科的研究明清时期社会上流行日用生活百科全书——《万宝全书》，种类繁多，不断更新，反映 人们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吴蕙芳将《万宝全书》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在台北、北京、香港、东京、京都、大阪等地，搜集到六十多部不同版本的明清时期民间日用类书，比勘合校，详细注释，说明其史料内涵、价值，撰成《万宝全书：明清时期的民间社会实录》一书，王尔敏为之作序，赞扬她将《万宝全书》这类“俗鄙史料，排进高深研究殿堂”。她进行的是社会生活史料的研究，客观上告诉读者明清时代人们生活中笃信风水、算命、巫术、食疗、保健、育婴、养老、丧葬、出行、交游等等日常生活情形。王尔敏本人是最早将这种民间日用类书用于社会生活史、社会文化史领域研究的，他在《明清时代庶民文化生活》一书中已广泛利用这类资料，尤其是涉及四礼规范、书信写作、契约帖式等专科性民间日用类书，并首先引用《万宝全书》的资料。王尔敏收入《明清社会文化生态》一书的文字，有不少是利用民间日用类书资料讨论平民的生活情节、记诵之学、文字游戏。 （乙）通俗文化、民间信仰被纳入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 八十年代以来不断有专著问世，如1988年出版的林富士的《汉代的巫者》，1989年蔡相辉的《台湾的王爷与马祖》，1990年祝平一的《汉代相人术》。康豹撰《台湾的王爷信仰》，王爷信仰是我国东南地区和台湾普遍流行的民间信仰之一，康豹作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又有博士论文的基础，才作成此书。他探讨王爷是何种神明，政治信仰的仪式及其社会功能、涵义。 （丙）关于物怪观念传播的研究 物怪观念流传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生活内容，关于它的古文献的记载很多，然而似乎没有人研究过。杜正胜的《古代物怪之研究：一种心态史和文化史的探索》（上），由近代残存的物怪观念上溯，论古代的山川物怪，推测“物”的语源，进而讨论古代与物密切相关的”德“的概念，此二概念与古代统治关系。 （丁）社会群体与社会生活文化研究 梁其姿著《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作者在《导言》中说明她的研究是要”透过民间慈善组织发展的历史，看社会经济改变与价值观改变的关系。“注意于”老百姓的价值观”。她进行的可谓民间文化史、社会经济史和社会史综合研究。 （戊）物质文化与生活礼俗研究 中研院史语所2002年12月14日－15日举办“物质文化的历史研究”，讨论物质与人类行为互动关系，系历史学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之间对话，论人对物质使用方式、过程、出版、意义、变迁、人在其中形成的自我定位，涉及建筑、家具、服饰、乐器、灯烛、浴室、铁器、医药、轿子、图象，从生活礼俗、视觉文化、博物馆藏的认识。日常生活史方面的著作、论文颇多，前述王尔敏的两部专著引人注目，其一是《明清时代庶民文化生活》，论述民间文化八个重点方面，即多神信仰、日常生活节奏、饮食医药与养生益寿法、日常礼仪规矩、应世规矩与关禁契约、玄理术数之信从、游乐才艺、风月调教。作者不写服制、屋宇、舟车，乃因这方面有制度，平民与绅衿官吏在某些方面不易区分，可知作者是写纯粹的平民文化生活。王尔敏还著有《明清社会文化生态》一书。在论文方面，发人深思的颇有一些。王鸿泰撰文：《从消费的空间到空间的消费——明清城市中的酒楼与茶馆》，认为明清时代人们去酒楼原是为饮食消费，成为一种消费空间，而后人们再去酒楼、茶馆，不仅是饮食，还将那种地方当作娱乐场所，向高消费方向发展，使它们变成一种空间消费，因此从酒楼到茶馆，显示休闲性的趋于日常化、普及化，它反映城市生活的发展变化，是城市公共空间日渐扩张的过程。中研院史语所、暨南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于2002年10月在纽约举办明清日常生活’研讨会，这是三方面按合作研究计划进行的专题讨论，相信是会富有成果的，期待阅览他们的论文。（六）社会文化史、礼制与礼俗 张寿安的《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中叶儒学思想之转变》，给人的直观感觉是论述学术史和思想史的，是表述凌廷堪礼制思想的，诚然如此，但是书中讨论了清代中叶礼学思想的兴起的社会与经济背景，礼学思想的社会实践，涉及到恤党赒里、约乡正俗、尊祖收族的民间礼俗，启发读者认识礼制思想在向民间灌输，影响俗礼的演变。张寿安随后撰著《十八世纪理学考证的思想活力－－礼教论争与礼秩重省》，继续礼学与社会实践关系的探讨。熊秉真、吕妙芬汇编研讨会的论文，成《礼教于情欲：前近代中国文化中的后／现代性》一书，收有王鸿泰、张寿安、刘咏聪、叶汉明、汪荣祖、熊秉真等人的论文，文章论述到礼制与人情，妓女与文人，华南特殊婚俗，幼学发展与儿童关怀等专题历史。 （七）城市史对于城市史的研究，据台湾暨南大学历史学硕士研究生陈怡行的考察，学者不是从社会史的角度切入，便是从经济史的角度切入，而对”城市“这个实体空间的研究较少。他综合学者对明清时期城市的研究，认为经历了三次巨大变化，转化成为我们今日所熟识且生活其中的城市。第一次的变化发生于明朝中期以后，第二次发生于清代初期，第三次出现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台湾学者对于城市史研究有着明显的加强趋势。中研院史语所与暨南大学于2001年12月19日－21日合办“中国的城市社会：十四－二十世纪”研讨会，探讨生活史、城市史研究潜力。台湾大学、暨南大学徐泓于2000年到天津南开大学讲演，题目为《明代南京国子监的空间布局》。王鸿泰着《流动与互动－由明清间城市生活的特性探讨公众场域的开展》，对明清城市生活的特点作出着力的描述。其它论着有：张玫玫的《住屋形式与文化》；夏铸九、王志弘的《空间的文化形式与社会理论读本》，汉宝德的《建筑、社会与文化》。王明贤撰文《城市的历史与特征：城市研究新动态》，对于了解城市史研究动态应当是有益的，惜于笔者未能阅览。 四、新史学的研究特点 多年前，定宜庄对于台湾的社会史（实际是指台湾学者所说的”新史学“）研究作过如下的评述：“台湾学者对于社会史的研究，起步既早，起点也相对较高，在研究领域的开拓和对有关问题探讨的深度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今天我们再看上述的种种具体研究，不难发现八十年代以来台湾的史学研究可以说进入新史学的阶段，以“新史学”为旗帜，大力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和发掘认识深度，此外还有新的进展，就笔者认识到有： 其一、多学科的综合研究生态环境史、人群生命史（医疗社会史）、新文化史。这些都不是历史学所单独能够很好完成的，都是各种学科联合进行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交叉进行，至少也是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结合进行。如前述刘翠溶等主编的《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一书中各篇文章的作者的学术背景就清楚地表示出来。作者中有麦克尼尔，是比较环境史学家；墨菲，历史地理学家和都市史家；贺子诺，植物学家；孟泽思，林业学家和森林史家；思鉴，考古学家；苏宁浒，水力学家；张宜霞，实验微生物学家；陆云，农业经济学家；董安琪，经济学家；刘翠溶，经济史家和历史人口学家；魏丕信政治史和经济史家；兰克，水利史家和分析地理学家；斯波义信，经济史家；马立博，社会经济史家；李伯重，经济史家；刘翠溶，历史地图学家和水力学家；程恺礼，公共卫生史家；费克光思想史家和疾病史家；安东篱，妇女及性别史家；桑保罗，哲学史家；邓海伦，疾病史和经济史；等等。这个作者群里，包括了（狭义）历史学家以外的历史地理学家、农业学家、林业学家、生物学家、考古学家、经济史家、哲学史家、水力学家、历史人口学家，拥有自然科学家或具有专门自然科学知识的社会科学学者，这才能胜任生态环境史的研究，作出象样的成果。但是目前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基本上处于各自从学科出发开展的，尚未达到有计划的合作境地。 其二、新领域的继续拓展。大的研究范围来讲是生态环境史、身体史、新文化史的开拓，在一些固有的领域里，许多新课题是别开生面的，如性别史中阴门阵，医疗社会史中的割股疗亲，心态史中的物怪，群体史中的慈善救济史，人口史的育婴、幼儿史，城市史和生活史中的消费空间与空间消费，宗教史与生死学的关系，民间日用类书的进入研究视野，均给人非常新鲜的感觉。这些新方向的拓延，表明新史学的探索精神、开放精神和研究的活力。 其三、文化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所谓文化史是新文化史，并非传统的文学艺术史、哲学思想史，而是同社会生活紧密联系的社会文化史，诸如过去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民间意识、民间宗教和”怪力乱神“的意识。学者在研究中注意观察文化与生活的联系，考察的是生活中的文化因素，文化所反映的生活，意识受生活的影响及其反作用。社会史于文化史的合作，是历史研究的理论升华，从对人类社会的现象的描述进到追寻人们为什么会制造那种生活，提高理性的认识。其四、研究细致扎实。做学问本来就是老老实实的行当，应有认真负责的态度，不能浮躁，哗众取宠。观看新史学的著述，大多是资料翔实的，文必有物的，对新的研究者具有参考的价值。 五、新史学研究与西方史学及本土化讨论 一个民族、国家、地区的学术研究的开展，必须借助其他民族、国家、地区的经验、理论，但是如何借鉴则关系巨大，会影响到学术道路的平坦与曲折，学术研究成绩的多与少，台湾史学界因而重视这一问题的探讨。 （一）介绍年鉴运动及西方新史学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年鉴运动似乎没有怎么引起中国学者的注意，到了下半叶情况大变，台湾学者留心于年鉴运动和西方新史学研究的动向，并有意识地
类书最初是供封建帝王了解治国策略、士子应付科举之用。随着时间的流逝，类书原来的意义越来越淡漠，在保存文献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用现在的眼光来看，类书的学术价值主要有二： （1）保存资料 类书在编纂过程中，大多直接采录原始文献。由于兵火水灾等因素，一些图书因此失传。由于类书中保存了有关资料，通过辑录佚文，往往能再现图书内容。如《太平广记》中引用古书达500多种，多数已失传，许多珍贵资料正是由于《太平广记》的引用而得以保存。由于在流传和翻刻中容易形成讹误，利用类书中保留的原始文献，也有助于校勘异文。如鲁迅曾用《艺文类聚》、《初学记》等类书校勘《稽康集》。 （2）查考资料 类书按类编排，非常方便查考有关资料。如《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等类书中收录了历代的小说、诗文作品，有助于查找文学方面的资料。《古今图书集成》等综合性类书汇集各专题方面的资料，类似于百科辞典，从中可查找到事物起源、诗文典故、诗词文句、名物制度等资料。近年来新编的一些类书，汇集古今书籍中的资料，同样方便读者查找。中国历史上的重要类书有： 《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全唐文》和《古今图书集成》。
目前的研究涉及明清时代的白话等课题，另外两个课题则分别围绕《金瓶梅词话》和《红楼梦》展开，其中已经发表的论文有《〈金瓶梅词话〉与印刷出版文化》和《〈金瓶梅词话〉与日用类书：百科全书体叙述的形成》（分别见与王德威合编的 Dynastic Crisis and Cultural Innovation: From the Late Ming to the Late Qing and Beyond; 刘禾与 Judith Zeitlin 编辑的 Writing and Materiality in China）；《〈红楼梦〉现象及其衍化》和《〈视觉呈现中的红楼梦〉，1791-1919》（收在 Andrew Schonebaum 与 Tina Lu 主编的 Approaches to Teaching The Story of the Stone，即将由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出版）。
对于一个朝代的研究，不外乎几点：行政模式、军事制度、国家环境、社会形态。然后没一点给你几个题目，再稍微发散一下，供你选取。1，行政上的问题，比如科举的变革，明朝的科举与宋朝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最基本的点就是宋朝不用考秀才，而是直接推荐之后考州试，过了就是举人，然后去考进士。明朝却有童生试，要先在县里考秀才。又比如党争问题，明末东林党之类的，对于国家的影响。2，军事制度。明朝的卫所制，导致了许多问题。军户世世代代都是军户，许多原因造成了这个卫所制度下的士兵战斗力低下的问题。也间接促成了将军的私兵。3，国家环境。草原上的鞑靼，辽东的满人。开始来贸易的洋人，东南亚的战争，等等。其中可以主要关注明朝对于蒙古人的分化政策，以及土木堡。还有嘉靖前后与洋人的贸易。4，社会形态。可以谈论国家税收制度，对于有功名之人免税问题，带来的土地兼并问题。还有经济的发展对社会的影响，这个查阅《金瓶梅》中的描述与记载。以上都是大方向，可以在大方向中选取一个小支脉，认真查阅之后动笔，必然是一篇好论文。附上一个小建议，若是我自己写。大概会写经济发展对于社会的影响。明朝中后期，经济发展到一个阶段的时候，社会其实并非传统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而是与现代的社会很相似，金瓶梅之中对此有很多描述。比如寡妇改嫁的普遍性，商人的社会地位，运河的影响，家长里短的琐碎，人与人交往的形势等等。也可以阐述土地兼并的问题根源，从功名科考之上开始，再到避税逃税，造成国家税收大面积流失的现象。也可以就谈城镇的生活水平问题，这个问题也可以在金瓶梅中找到答案。就是随便想想，希望对你有帮助。
纵观中国数千年的文学史，最绚烂的时代好象都是乱世。由上古的《山海经》传说，到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是可谓一时之盛，文化高峰。一旦秦始皇统一六国便有了‘焚书坑儒’，----汉朝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及至清朝的’文字狱”和现代的诸如‘书报检查制度“等。往往潇洒如意者少，纵横天下者少，到是产生了不少诸如《思旧赋》一类的文章。其实就是当代也还有’文革‘；在台湾，李敖柏杨等也是把牢底坐穿了的人物。------文人？在这场历史和岁月的洪流中，或摇尾乞怜，或登堂入室；或隐于朝野，或慷慨赴死。看起来是一副无比壮丽的画卷：其实不论那一种结局和方式，都只能说是只有悲剧，没有喜剧。最后的一次文化的高峰应该是’五四”罢？本世纪80年代的思想界由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环境，曾经起过一些波澜，那时的文学也曾有与之呼应的东西萌现。不过注定是昙花一现。至此，就再也没有什么大动静。 读史使人明智。---咱们回来看明代。明朝统一天下后，中央集权的政治环境空前险恶，宋濂、刘基等著名文人先后黜杀----正统文学的沉寂，刚好成就了通俗小说和小品文的繁荣。这时候有些积淀已久的文化特征就很典型的显现了（主要是庸俗和委琐的一面）。而浸淫其中的文人们似乎也并不在意：或治世或出世，有寄情山水有平天下者----或兼而有之。形成了如繁华似锦，如日照群山；或艳丽或阴暗或平静淡泊的心理态势，林林总总光彩眩目。这些就是我们先天的胎里带来的气质。 看来政治险恶是一方面，社会风气与经济、文化也是和文学息息相关。不管那一个朝代，有才能得人必然寻求一个展示、发挥的空间。经世治国也好，诗文自乐也罢都是一个舞台。既是舞台，自然什么声音都应该有，不平之声更多。古人云：“不平则鸣”----当然“平”也可以“鸣”，只是似乎只有这“不平之鸣”更加复杂有味。 ----现在就没有’不平之鸣‘了么？no.中国要享有真正的民主和自由，恐怕还要有相当的一段路要走。文学作为最能体现社会发展阶段特征的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与之相呼应的。对了，有一个唐朝的特例。说到唐朝的文化高峰，便大体可以看出：虽然仍是帝制的中央集权，但由于统治阶级的英明，国家实力的强大，民族自信心的空前膨胀，文化优越感也就水到渠成的具有高度。至今还可以从盛唐的诗歌中领略那种文学上的轻松愉悦的心态，这种心态的流露是真诚的，可以想见哪个时代文人门自由发挥的神姿。到了现代（有学者认为我们现在正走向类似“盛唐”的时代），民主和自由作为社会精神的核心，“德先生”和“赛先生’依然作为两面伟大的旗帜，更加切近人们的理想。但是，这可能需要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整体素质的提高，而不只是经济力量的提升。21世纪的中国是处于一个上升时期的历史阶段。在这段历史性的变革之中，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变革成为主旋律----文化亦步亦趋，狼狈不堪。在一个所有文化现象都得不到充分显现的时代，文学也同样不可能成为主角。 文学作为传达思想的艺术形式的功能被人为的淡化了。因为当今世界的当权者的有些做法并没有超脱“独尊儒术”的境界（包括所有国家）。民主和自由永远是相对的，这决定文学作为一种物质性很弱的东西往往会被排除在社会核心之外。同样，作为文学的创造者，文人们也永远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他们需要依附于某种物质性的，实在的东西----如果不是强权，就是财富。这样文人门的独立性也永远具有局限性：所谓“书生造反，三年不成”，即是此因。 一部《中国文学史。明代卷》笼笼统统介绍了一个朝代或者几个时代的，文学和文人的命运。读书需要自己的眼睛----这些东西很难用某一个具体的名词来表达，这就好象是某种惯性：你的眼光往往来源于你身后的一种文化的传承和积淀。此上的杂感，可以想见，也并没有走出几千年来中国文人的路子。好在，现在毕竟不是写《思旧赋》的时代了。 唐朝前期马牧业兴旺发达，首先是与马匹在当时国防上的重要地位分不开的。唐朝立国之初，承隋末征战乱离之后，马政残败不堪，只有牝牡三千余匹，颇有西汉初年“天子不能具醇驷，将相或乘牛车”的景象。然而当时征战频仍，军队和馆驿交通都急需大量的马匹来充当战骑和运载工具。马牧业的发展成为当务之急。 唐初，统治集团在基本上稳定了国内局势以后，面临的一个急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就是如何消除边患。当时“突厥强盛，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之，控弦百余万。”〔（1）〕从武德四年开始，突厥不断骚扰唐朝边境。武德九年七月，突厥颉利可汗率精骑十余万，进寇武功，京师戒严。 面对突厥日益严重的军事压力，秦王李世民根据突厥“惟劲骑奔冲”的特点，主张加强军队骑兵的建设，用军事进攻的战略，彻底击溃突厥军队，一劳永逸地解决边患问题。 李世民即位伊始，就致力于军队的建设。武德九年九月，唐太宗召集诸卫将卒习武於显德殿，并说：“我不使汝等穿池筑苑，造诸淫费，农民恣令逸乐，兵士唯习弓马，庶使汝战，亦望汝前无横敌。”由于唐朝重视军队训练，不久“士卒皆为精锐。”〔（2）〕贞观三年，反击突厥的时机成熟，唐太宗遣派军队十余万，分兵六路，向突厥发起大规模的进攻。战争爆发后，代州道行军总管李靖亲率精兵，自马邑出击，一举袭破定襄城，颉利可汗狠狈逃遁。李靖随即选派轻骑兵一万，携二十日干粮，深入追击。“靖军逼其牙帐十五里，虏始觉，颉利畏威先走，部众因而溃散。”在这次反击战中，骑兵发挥了重要作用。 唐朝自从灭亡了东突厥以后，对外战争基本上就从防御性的自卫战争，转变为进攻性的战争，由于军事战略的转变，就使唐朝前期的对外战争，具有了如下主要特点： 第一，战争主要是汉族与“夷狄”之间的冲突。唐朝前期与突厥、吐谷浑、薛延陀、奚、契丹、高丽等，都发生过战争，尤其是和突厥、吐蕃、高丽之间的战争，不仅规模大，而且持续时间长。要同这些善于骑射的游牧民族作战，就离不开骑兵。 第二，战场辽阔，长途奔袭。唐朝前期多次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远征。如贞观九年，唐军远征吐谷浑〔（3）〕”、贞观十三年唐朝出兵高昌〔（4）〕、天宝六年，唐将高仙芝率步骑一万人远征小勃律国〔（5）〕等，不仅以骑兵为主，而且从征步兵也自备私马。 在唐朝前期的战争中，为了缩短行军时期，提高进攻速度，增强攻击的突然性，唐军往往使用大量骑兵。杜佑《通典》记载的李靖兵法说，“诸大将出征，且约授兵二万人，即分为七军，如或少，临时更定，大率十分之中，三分为奇兵。……”李靖兵法反映的是唐初军队兵种配备的情况。天宝元年，唐玄宗穷兵黩武，全国共有军队五十七万四千人，其中边镇兵四十九万人，战马八万余匹，分属十个节度使。如河西节度使赤水军幅员一千五百里，前拒吐蕃，北抗突厥，有兵三万三千人，马一万三千匹。其它如河东节度使大同军有兵九千五百人，马五千五百匹。横野军有兵三千人，马一千八百匹。骑兵在唐朝军队中已占有相当的比重。正如恩格斯所说，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骑兵在整个中世纪一直是各国军队的主要兵种。” 第三，战争中普遍使用蕃兵蕃将。李渊在太原起兵时，军队里就有蕃兵蕃将。唐太宗开创了大量使用蕃将蕃兵的先例。贞观初年，“自突厥颉利破后，其余酋长至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者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如突厥人史大奈、阿史那社尔、执失思力，铁勒人契bì＠①何力等皆拜将军，领兵征战。到开元天宝时，使用蕃将有了更大发展，如安禄山、歌舒翰等蕃将都任节度使，手握重兵，坐镇一方。陈寅恪先生说：“玄宗后半期，以蕃将代府兵，为其武力之中坚。”〔（6）〕 蕃兵也经常被征调。如贞观八年，西海道行军大总管李靖率突厥、契bì＠①之众击吐谷浑。贞观二十一年，kūn＠②丘道行军大总管阿史那社尔、郭孝恪发铁勒十三部及突厥精骑十万征龟兹。永徽二年，弓月道行军总管契bì＠①何力与梁建方征调秦、成、岐、雍州府兵三万及回纥兵五万骑，平西突厥贺鲁叛乱。 蕃将蕃兵在战场上，只有和战骑相结合，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乾元二年，唐将李光弼在河阳战场上抗击史思明叛军，他命令蕃将论惟贞部投入战斗。论惟贞说：“贞，蕃将也，不知步战，请铁骑三百。”〔（7）〕可见蕃将在战争中是离不开战马的。 唐军在战争中，骑兵部队担负攻击、牵制、迂huí＠③、侧击等多方面的作战任务，因此，战马损失也很严重。如贞观十九年唐军征高丽，“初入辽也，将士十万人，各有八驮，两军战马四万匹。及还，死者一千二百人，八驮及战马死者十七八。”〔（8）〕龙朔二年，左武卫大将军郑仁泰率轻骑一万四千人讨伐铁勒，“至仙萼河，不见虏，粮尽而还，值大雪，士卒饥冻，弃捐甲兵，杀马食之，马尽，人自相食，比入塞，余兵才八百人。”〔（9）〕 唐朝前期的对外战争所以能够坚持数十年之久，并且不断取得胜利，扬国威于境外，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唐朝有一支称雄于世的强大军队。而空前发达的马牧业为其提供源源不绝的大量高质量的战马，为军队保证了坚强的战斗力。由于战争对战马的依赖，也就为唐朝发展大规模国家监牧养马和民间养私马，繁荣马牧业生产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唐朝发达的馆驿交通需要大量的驿马 唐朝前期国家疆域广大，“东极海，西至焉耆，南尽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界；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10）〕为了满足当时国内外交通的需要，唐朝建立了完备的馆驿制度。从长安通往全国各地的主要交通线上，每隔三十里设一馆驿，以传送公文，迎送来往官吏。当时唐朝有馆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水驿二百六十所，水陆相兼驿八十六所，依照馆驿在交通中的重要程度，分别等级供给一定数量的驿马。按规定京师都邑亭驿配马七十五匹。诸州县馆驿配马分为六等，一等六十匹，二等四十五匹，三等三十匹，四等十八匹，五等十二匹，六等八匹。地形险峻，道路崎岖和江南岭南等地区不宜大马奔驰，配备蜀马。 同时，唐朝还有递驮制度，需要使用大量马匹。《唐六典》卷三《户部尚书》载： “凡亲王入朝，皆给车牛驮马，车牛六十乘，驮马一百匹。若大妃回来，加车牛二十乘，马二十匹。别chì＠④追入，给马六十匹。内外百官家口应给递送者，皆给人力车牛。一品，手力三十人，车七乘，马十匹，驴十五头，二品，手力二十四人，车五乘，马六匹，驴十头，三品，手力二十人，车四乘，马四匹，驴六头，四品五品，手力十二人，车二乘，马二匹，驴三头，六品七品，手力八人，车一乘，马二匹，驴二头，八品九品，手力五人，车一乘，马一匹，驴二头。若别chì＠④给递者三分加一，家口少者，不要满此数，无车牛处，以马驴代。” 唐朝军队出征，所经州县要提供递驮。开元三年，朝廷以左羽林大将军郭虔guàn＠⑤兼安西大都护四镇经略大使。”虔guàn＠⑤请自募关中兵万人诣安西讨击，皆给递驮及熟食，chì＠④许之。”〔（11）〕胡三省《资治通鉴》注释说：递驮者，沿途递发马牛驴，驮运兵器什物也。 驿马用途日益广泛。李肇《国史补》说：“杨贵妃生於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胜蜀者，故每岁飞驰以进。”谢枋得《注解选唐诗》说：“明皇天宝间，涪州贡荔枝，到长安，色香不变，贵妃乃喜。州县以邮传疾走称上意，人马僵毙，相望於道。”由于滥用驿马，驿马耗损也非常严重。玄宗时，河南府官在“奏论驿马表”中称诉：“今月一日中使魏光胜至，伏奉手诏，当管每驿更加添鞍马，不得停留往来使命者，优以所到邮传以备急宣。臣某中谢，伏以当府重务，无过驿马，臣到之日，唯此是图，虽牧市百端，死损相继。盖缘府界阔远，山谷重突，自春多雨，马蹄又软，驰驱石路，bì＠⑥踣实多。比于陕虢以西，以汝郑等处，道路稍异，日夜倍忧。又西自永宁，东自汜水，南到临汝，北达河阳，正驿都管一十六所，常加慎备，动以久缺，此皆臣无政术，上轸圣心，＠⑦地局天，不足所处。臣今分遣吏，稍加价钱兼令外求，冀免有缺。”〔（12）〕河南府这封论奏驿表反映了唐朝统治者对驿马的高度重视和驿马在交通中的重要性。 唐朝重视马政建设大规模发展国家监牧养马 马牧业是保障唐朝强大国防军事力量和交通运输的必要条件，同唐朝兴衰休戚相关，唐朝统治者非常重视马牧业。尤其是唐太宗、唐玄宗为唐朝的马政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贞观初年，唐朝把隋朝遗留在长安东北赤岸泽牧场的三千匹牝牡马迁移到陇右，创建了国家监牧基地。 唐朝为了发展国家马牧业，建立了规模宏大、组织严密的马政机构和监牧制度。《唐六典》载： “太仆寺，卿一员，从三品。少卿二员，从四品上。卿之职掌邦国jiù＠⑧牧，车舆之政令，总乘黄、典jiù＠⑧、典牧、车府四署及诸监牧之官属。少卿为之贰。凡国有大礼及大驾行幸，则供其五辂属车。凡监牧羊马所通籍帐，每岁则受而会之，以上尚书驾部，以议其官吏之考课，丞四人。从六品上。主簿二人，从七品上。录事二人，从九品上。府十七人，史三十四人，兽医博士四人，兽医六百人，学生一百人，亭长四人，掌固六人。” “凡马五千匹为上监，三千匹以上为中监，以下为下监。凡马牛之群以百二十，驼骡驴之群以七十，羊之群以六百二十。群有牧长牧尉。补长以六品已下子、白丁、杂色人等为之；补尉以散官八品已下子为之。品子八考，白丁十考，随文武简试与之。凡马有左右监，以别其粗良，以数纪其名，而著其簿籍。细马之监称左，粗马之监称右。其杂畜牧皆同下监，仍以土地为其监名。凡马各以年名籍之，每岁季夏造，至孟秋，群牧使以诸监之籍合为一，常以中秋上于寺。诸牧别立南使、北使、西使、东使以分统之。” 唐朝政府颁布律令，从法律上保护马牧业发展。《唐律疏议》中的jiù＠⑧库律规定： “诸牧畜产，准所除外，死失及课不充者，一，牧长及牧子，笞三十；亡，加一等；过，杖一百；十，加一等，罪止徙三年，羊减三等。” “系饲死者各加一等，失者又加二等。牧尉及监，各随所管牧多少通计为罪。仍以长官为首，佐职为从。余官有管牧者，也准此。” “凡官畜在牧而亡失者，给程以访，过日不获，估而征之。谓给访限百日不获，准失处当时作值征纳，牧子及长官各知其半，若户奴无财者，准铜依加杖。” 《唐律疏仪》中贼盗律规定： “诸盗官私马牛而杀者徒二年半。”“诸故杀官私马牛者徒一年半。”“主自杀马牛者徒一年。” 开元二年六月chì＠⑨：“杀牛马骡等犯者科罪，不得官当，荫赎。公私贱隶犯者，先决杖六十，然后科罪。”〔（13）〕 唐朝前期，统治集团慎重选拔任用马政官员。唐初宰相长孙无忌认为“群牧事重，委在长官。”开元三年，唐玄宗chì＠⑨令：“诸道牧监有缺紧要者，委本使司简择明闲牧养者，奏付选司勘实补拟。如非其材，所由科贬，经负犯者，不在奏补之限。”〔（14）〕，因此，从贞观至开元，出现了张万岁、王毛仲、牛仙客等堪称能吏的马政官员。唐朝宰相张说撰写的《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说：“大唐接周隋乱离之后，承天下征战之弊，＠⑩括残烬仅得牝牡三千，从赤岸泽徙之陇右，始命太仆少卿张万岁葺其政焉。而奕代载德，纂修其绪，肇自贞观，成于麟德，四十年间，马至七十万六千匹。置八使以董之，设四十八监而掌之。”〔（15）〕张万岁经营马政的建树，到宋朝仍受到宋仁宗的赞誉：“唐用张万岁典马政，恩信行乎下，故马政修举，后世称为能吏。”〔（16）〕王毛仲，娴习弓马。开元初，为内外闲jiù＠⑧兼知监牧使，”部统严整，群牧＠⑾息，遂倍其初。＠⑿粟之类，不敢盗窃，每岁迥残，常致数万斛。不三年，扈从东封，以诸牧马数万匹从，每色为一队，望之如云锦。”〔（17）〕县吏出身的牛仙客，“清勤不倦，接待上下，必以诚信。”开元中历任太仆少卿、太仆卿，政绩显著，〔（18）〕开元二十四年擢登相位。唐朝前期马政修举，与统治者认真选用马政官吏这一点是分不开的。 唐朝建立了马匹的医疗制度和机构。唐朝太仆寺设有兽医博士四人，兽医六百人，学生一百人。尚乘局有兽医七十人，太子仆寺有兽医二十人。其兽医人数之多，在唐代以前是罕见的。地方州县也设有兽医机构和人员。官畜在道，有羸病不堪前进者，留付随近州县，养饲疗救。粟草及药官给，而所在官司受之，须疗养有法。陇右监牧也设置病马坊：“内jiù＠⑧马每年有＠⒀者、病者、老者、疲者，择其不任者，以颁诸坊，则必倭之、艾之、行之、节之，俟其跳梁，俟其充脂而后入之。”〔（19）〕 唐代的兽医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医疗经验，并撰写了兽医著作。值得特别提到的是唐朝人李石著作的《司牧安骥集》，这是一部学术价值很高，影响深远的名著，不仅为当代所重视，而且在宋、明两朝，还曾经作为官版印刷，广泛发行，甚至传到国外。明神宗万历二十三年，日本人翻译出版了这部名著。今天，《司牧安骥集》是我国现存最古的一部兽医著作，仍受到科学研究工作者的高度重视。 唐朝前期重视改进中国马匹的品种，提高马匹的素质。贞观初年，同州剌史宇文士及在当地发现一匹隋朝开皇年间从大宛进献的名马流落在民间，“老于朝邑市面家挽＠⒁，鬃尾焦秃，皮肉穿穴。”这匹马被送到京师时，唐太宗亲自到郊外长乐坡迎接，并派人精心调理，“饲以钟乳”。后来此马产下五匹马驹，长大后都成为骏马。 唐朝通过对外马匹贸易，从境外引进大量品质优良的马匹。唐朝前期，唐太宗、唐高宗都曾多次派人到境外采购马匹。开元年间，唐朝每年从突厥买马三、四千匹。开元二十四年买马达一万四千匹，付给马价绢五十五万匹。《资治通鉴》卷二一三说唐玄宗“每岁＠⒂缯帛数十万匹就市戎马，以助军旅，且为监牧之种，由是国马益壮焉。”《太平广记》韩干篇记载说：“开元后，四海清平，外域名马，重译叠至，然而砂碛且遥，蹄甲多薄。玄宗选其良者，与中国之骏，同颁马政。自此，内jiù＠⑧有飞黄、照夜、浮云，五方之乘，奇毛异状，筋骨既健，蹄甲皆厚。”刘禹锡《伤我马词》说：“初，玄宗羁大宛，而尽有其名马，命典牧以时起居。洎西幸蜀，往往民间得其种，而蕃马故良，毛色者率非中土类也。” 唐朝周边国家和地区经常给唐朝进贡，贡献的礼品中往往有大批的骏马。如高祖时，康国献马四千匹。贞观四年，龟兹献名马。贞观十一年，jì＠⒃宾国遣使献马。贞观十七年，薛延陀献马五万匹。长安二年，吐蕃遣使献马千匹。贡献来的马匹。许多是珍贵的良种名马，如康国马，体格特别高大壮硕，“今时官马，犹是其种。”〔（20）〕 私人养马业兴盛繁荣促进了唐朝养马业的全面发展 唐朝前期马牧业的兴旺发达，是与当时民间盛行私人养马和社会尚武的风气分不开的。我国古代自从晋朝永嘉之乱，“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21）〕“游牧民族开始入主中原，形成汉夷杂居。如果从西晋末年永嘉年间算起。其间十六国时期就有一百三十六年。接着，元魏统一黄河流域，历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延续至隋末唐初，又复三百多年，因此，北方社会的生活习俗深受胡俗的影响，与秦汉时期相比，有了很大的变迁。杜牧《樊川集》载《唐故范阳卢秀才墓志》说，卢秀才名霈者，“自天宝后三代，或仕燕，或仕赵，两地皆多良田畜马。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击球饮酒，马射走兔，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旧唐书》李珙传说“李珙，山东甲姓，代修婚姻，至珙，不好读书，唯以弓马为务。”《新唐书》王难得传说“王难得，沂州临沂人，父恩叔，少隶军试为太子宾客，难得健于武，工骑射。”……由于社会风气的薰陶，唐朝贵贱士庶尚武成风，酷爱骑马，为私人养马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唐代妇女骑马之风也很盛行。《新唐书》车服志说：“初，妇人施mì＠⒄lí＠⒅以蔽身，永徽中，始用帷帽，施裙及颈，坐担以代车。命妇朝谒，则以驼驾车，数下诏禁而不止。武后时，帷帽益盛，中宗后，乃无复矣。宫人从驾皆胡帽乘马，海内效之，至露髻驰骋，而帷帽亦废，有衣男子衣而＠⒆，如奚、契凡之服。”因为骑马，贵族庶民都喜好胡服胡帽，“其后安禄山反，当时以为服妖之应。”〔（22）〕天宝时，杨贵妃每骑马，则大宦官高力士执辔授鞭。外戚杨国忠“有时与虢国并辔入朝，挥鞭走马。”〔（23）〕《全唐诗》花蕊夫人《宫诗》描写宫女初学马术的情景说：“殿前宫女总纤腰，初学鞍骑怯又娇，上得马来才欲走，几回抛kòng＠⒇抱鞍桥。” 唐朝政府禁止工商人骑马。“乾封二年二月，禁工商不得乘马。”〔（24）〕但是禁令只是一纸空文。“商人乘马，前代所禁，近日得恣其乘马，雕鞍银镫，装饰焕烂，从以童骑，最为僭越。”〔（25）〕 由于马匹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需要，唐朝私人养马极为兴盛，是唐朝马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贵族官僚饲养大量私马。唐太宗子越王李贞“在蔡州，数奏免所部租赋以给人心，家僮千人，马数千匹。”〔（26）〕太平公主在开元初被诛时，“籍其家，财货山积，珍奇宝物，侔於御府，马牧羊牧田园质库，数年征敛不尽。”〔（27）〕官僚裴冕“性本侈靡，好尚车服及营珍馔，名马在枥，直数百金者常十数。”〔（28）〕《新唐书》兵志载：“王侯、将相、外戚牛驼羊马之牧布诸道，百倍于县官，皆以封邑号名为印自别，将校亦备私马。议谓秦汉以来，唐马最盛，天子又锐志武事，遂弱西北蕃。” 贵族官僚为了设置私人牧场，大肆侵占国家和农民的土地。为了抑制土地兼并，天宝十一年玄宗chì＠④令：“两京去城五百里内不合置牧地，地内熟田仍不得过五顷以上、十顷以下，其有余者仰官牧。”〔（29）〕唐朝规定，每匹驿马国家配给牧地二十亩，按此标准计算，则两京五百里内私人可以占有养五十匹马的熟地。 唐代民间富人也大量养私马。“盘禾安氏有马千驷，怙富不虔。”〔（30）〕《太平广记》于远篇说：“邺中富人于远者，性奢逸而复好良马，居第华丽，服玩鲜洁，拟于公侯之家，常养良马数十匹。” 唐代农民养私马。唐朝前期实行府兵制，农民普遍要服兵役，唐朝规定，府兵被征点服役，所需戎器驮马锅幕糗粮均须自备。《唐六典》兵部载：“凡差卫士征戍镇防，亦有团伍，其善弓马者为越骑团，余为步兵团，主帅以下统领之，火十人，有六驮马，若无马乡，任备驴、骡及牛。”“天下之有马者，州县皆先以邮递军旅之役。”唐朝规定，战马由官府给钱购置或供给监牧马，后来“诸州府马缺数稍多，既合官填，复须私备。”〔（31）〕因此，唐代农民也普遍养私马。 唐代空前繁荣的社会经济为私人养马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唐六典》太仆寺记载了官马每天的饲料数量。闲jiù＠⑧马每匹草一围，粟一斗，盐六勺。监牧马春冬季节每匹草一围，粟一斗，盐二合。而唐代官奴婢的口粮标准则为：“其粮丁口日给二升，中口一升五合，小口六合。诸户留长上者，丁口日给二升五合，中男给二升。〔（32）〕唐代养马正是所谓“一马伏枥，当中家六口之食。”如没有发达繁荣的社会经济，要产生这样盛大规模的养马业是不可能的。 为了发展社会马牧业，唐朝政府制定了一些鼓励民间私人养马的政策。唐朝初年，魏元忠上疏要求朝廷支持发展民间养私马。他说：“师行必籍马力，不数十万不足与虏争，臣请天下自王公及齐人挂籍之口，人税百钱。又驰天下马禁，使民得乘大马，不为数限，官籍其凡，勿使得隐。不三年，人间畜马可五十万，即诏州县以税口钱市之，若王师大举，一朝可用。”〔（33）〕魏元忠的疏奏，得到唐高宗的重视。唐玄宗即位后，在积极发展国家监牧养马的同时，也重视发展私人养马，并革除了一些妨碍私人养马的弊政。唐初武德时，就实行按资产多少，把户分为三等，不久改为九等，按户等交税。官府定户等时把私人养的马也作为资产，私马多户等就升高，户税也增加负担，从而挫伤了农民养私马的积极性。同时，州县有邮递军旅之役，官府总是加在养私马户人家。“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34）〕这对养马户来说，更是一种灾难。唐玄宗针对“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马，骑射之士减曩时”的情况，于开元九年下诏规定：“自今诸州民，勿限有无荫，能家畜十马以上，免贴驿邮递征行，定户无以马为资。”“若要须供拟，任临时率户出钱市买。”〔（35）〕唐玄宗提出的改革措施，减轻了养私马户的经济负担，调动了农民养马积极性，促进了唐代马牧业的发展。天宝十五年，安史叛军攻入长安。唐太子李亨“至彭原，又募得甲士四百，率私军以助军。至平凉郡，sōu＠（21）阅监牧公私马，得数万匹，官军益振。”〔（36）〕建中元年，唐德宗在战乱之后，仅在关辅地区一次就市马三万余匹。由此可见，唐朝前期私人养马业是何等的兴旺发达。 综上所述，唐朝前期马牧业空前繁荣发达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从主观上来说，是由于马匹在国防军事、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使唐朝统治者高度重视马牧业生产，为此组织和制定了系统完整的马政机构和制度，建立了规模宏大的监牧基地，大力开展对外马匹贸易，采取了鼓励养私马的措施和政策；从客观上来说，自西晋末年起大量游牧民族迁徙内地，带来了塞外习俗和畜牧生产的经验技能，并在北方汉人中获得传
1、明朝建筑的风格特点比较严谨、工丽、清秀、典雅，具有江南艺术的风范。大多数的民式建筑都是使用青灰色的砖墙瓦顶，梁枋门窗大多数都是使用本色木面，显得十分雅致。2、在明朝，官式建筑的高度都是标准化、定型化的，而经常可以得到日照的房屋主体部分，一般情况下都是使用暖色，其中使用最多的就是朱红色。格下阴影部分大多数都是使用绿蓝相配的冷色。这种搭配不仅强调了阳光的温暖和阴影的阴凉，形成悦目的对比。3、清朝建筑的风格是雍容大度、严谨典丽、机理清晰，而且又富于人情趣味。清朝建筑的特点是，城市比较方整，但是城内封闭的里坊和市场变为开敞的街巷，商店临街，街市面貌生动活泼。4、在清朝，城市中或者是近郊一般都有风景胜地，公共游览活动场所也有所增多。重要的房屋建筑完全定型化、规格化，但是群体序列形式很多，手法很丰富。另外私家和皇家园林大量出现，造园艺术空前繁荣，造园手法最后成熟。民间建筑、少数民族地区建筑的质量和艺术水平普遍提高，形成了各地区、各民族多种风格。5、清朝建筑突出了梁、柱、檩的直接结合，减少了斗拱这个中间层次的作用，从而简化房屋结构，节省了大量木材，达到了以更少的材料取得更大建筑空间的效果。另外在清朝建筑中还大量使用砖石，促进了砖石结构的发展。6、由于斗拱比例缩小，所以清朝建筑的官式建筑的出檐也相对减少了，柱比例细长，生起、侧脚、卷杀不再采用，梁坊比例沉重，屋顶柔和的线条消失，所以呈现出拘束但是稳重严谨的风格，建筑形式精炼化，符号性增强。7、官式建筑目前已经完全定型化、标准化，需要根据清朝政府颁布的《工部工程作法则例》来执行，而民间则需要根据《营造正式》、《园治》来执行。另外由于制砖技术的提高，所以使用砖来建造房屋的家庭突然增多，而且城墙大多数都是以砖包砌。
编辑本段戏曲的起源 中国戏曲源远流长，它最早是从模仿劳动的歌舞中产生的。先秦时期 （一）先秦——戏曲的萌芽期。《诗经》里的“颂”，《楚辞》里的“九歌”，就是祭神时歌舞的唱词。从春秋战国到汉代，在娱神的歌舞中逐渐演变出娱人的歌舞。从汉魏到中唐，又先后出现了以竞技为主的“角抵”（即百戏）、以问答方式表演的“参军戏”和扮演生活小故事的歌舞“踏摇娘”等，这些都是萌芽状态的戏剧。唐中后期 （二）唐代（中后期）——戏曲的形成期。中唐以后，我国戏剧飞跃发展，戏剧艺术逐渐形成。宋金时期 （三）宋金——戏曲的发展期。宋代的“杂剧”，金代的“院本”和讲唱形式的“诸宫调”，从乐曲、结构到内容，都为元代杂剧打下了基础。元朝时期 （四）元代——戏曲的成熟期。到了元代，“杂剧”就在原有基础上大大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的戏剧。它具备了戏剧的基本特点，标志着我国戏剧进入成熟的阶段。其中最为杰出的作曲家为关汉卿，他的代表作《窦娥冤》历来被后人称颂。明清时期 （五）明清——戏曲的繁荣期。戏曲到了明代，传奇发展起来了。明代传奇的前身是宋元时代的南戏（南戏是南曲戏文的简称，它是在宋代杂剧的基础上，与南方地区曲调结合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的戏剧形式。温州是它的发祥地）。南戏在体制上与北杂剧不同：它不受四折的限制，也不受一人唱到底的限制，有开场白的交代情节，多是大团圆的结局，风格上大都比较缠绵，不像北杂剧那样慷慨激昂，在形式上比较自由，更便于表现生活。可惜早期南戏的本子保留下来的极少，直到元末明初，南戏才开始兴盛，经过文人的加工和提高，这种本来不够严整的短小戏曲，终于变成相当完整的长篇剧作。例如高明的《琵琶记》就是一部由南戏向传奇过渡的作品。这部作品的题材，来源于民间传说，比较完整地表现了一个故事，并且有一定的戏剧性，曾被誉为“南戏中兴之祖”。明代中叶，传奇作家和剧本大量涌现，其中成就最大的是汤显祖。他一生写了许多传奇剧本，《牡丹亭》是他的代表作。作品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死生离合的故事，歌颂了反对封建礼教，追求幸福爱情，要求个性解放的反抗精神。作者给爱情以起死回生的力量，它战胜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取得了最后胜利。这一点，在当时封建礼教牢固统治的社会里，是有深远的社会意义的。这个剧作问世三百年来，一直受到读者和观众的喜爱，直到今天，“闺塾”、“惊梦”等片断还活跃在戏曲表演的舞台上，放射着它那艺术的光辉。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正是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华戏曲应运而生。高度发展的政治、经济为戏曲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条件，蓬勃发展的文化艺术又为戏曲提供了无与伦比的物质基础，从而大大地推进了它的形成历程。 戏曲遭受外来文化的影响。随着现代科技和现代信息传媒技术的迅速发展，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深入，西方一些国家利用其经济优势、信息网络技术的优势,实施“文化霸权”、“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继续进行其“文化殖民化”和“西方化”,向我们推销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人生价值观。高校大学生由于求知欲旺、好奇心强,接受新鲜事物快,容易受到多元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这给我们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带来了严峻挑战。特别是西方文化的渗透和侵袭,使一些高校学生“无意识”地认同和接受西方的价值观,进而怀疑和否定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我们应当预防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因素因为西方价值观念的侵袭而变质,从而失去持续存在和发展的空间的危险。3.戏曲受到网络文化的影响。在我国,受网络文化影响最深、最广的莫过于有较高文化层次的大学生了。网络文化一方面以其雅俗共赏、信息量大、知识性与趣味性强、观念开放等特点，极大地吸引着高校学生，给高校教育拓展了新的空间，开辟了新的途径；另一方面由于它的过于开放性以及过多的现代娱乐项目，也给戏曲传统文化教育带来了新的竞争
戏曲是中国传统的戏剧形式。是包含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杂技以及各种表演艺术因素综合而成的。它的起源 历史悠久，早在原始社会歌舞已有萌芽，在漫长发展的过程中，经过八百多年不断地丰富、更新与发展，才逐渐形成比较完整的戏曲艺术体系。编辑本段戏曲的起源中国戏曲源远流长，它最早是从模仿劳动的歌舞中产生的。先秦时期（一）先秦——戏曲的萌芽期。《诗经》里的“颂”，《楚辞》里的“九歌”，就是祭神时歌舞的唱词。从春秋战国到汉代，在娱神的歌舞中逐渐演变出娱人的歌舞。从汉魏到中唐，又先后出现了以竞技为主的“角抵”（即百戏）、以问答方式表演的“参军戏”和扮演生活小故事的歌舞“踏摇娘”等，这些都是萌芽状态的戏剧。唐中后期（二）唐代（中后期）——戏曲的形成期。中唐以后，我国戏剧飞跃发展，戏剧艺术逐渐形成。宋金时期（三）宋金——戏曲的发展期。宋代的“杂剧”，金代的“院本”和讲唱形式的“诸宫调”，从乐曲、结构到内容，都为元代杂剧打下了基础。元朝时期（四）元代——戏曲的成熟期。到了元代，“杂剧”就在原有基础上大大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的戏剧。它具备了戏剧的基本特点，标志着我国戏剧进入成熟的阶段。其中最为杰出的作曲家为关汉卿，他的代表作《窦娥冤》历来被后人称颂。明清时期（五）明清——戏曲的繁荣期。戏曲到了明代，传奇发展起来了。明代传奇的前身是宋元时代的南戏（南戏是南曲戏文的简称，它是在宋代杂剧的基础上，与南方地区曲调结合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的戏剧形式。温州是它的发祥地）。南戏在体制上与北杂剧不同：它不受四折的限制，也不受一人唱到底的限制，有开场白的交代情节，多是大团圆的结局，风格上大都比较缠绵，不像北杂剧那样慷慨激昂，在形式上比较自由，更便于表现生活。可惜早期南戏的本子保留下来的极少，直到元末明初，南戏才开始兴盛，经过文人的加工和提高，这种本来不够严整的短小戏曲，终于变成相当完整的长篇剧作。例如高明的《琵琶记》就是一部由南戏向传奇过渡的作品。这部作品的题材，来源于民间传说，比较完整地表现了一个故事，并且有一定的戏剧性，曾被誉为“南戏中兴之祖”。明代中叶，传奇作家和剧本大量涌现，其中成就最大的是汤显祖。他一生写了许多传奇剧本，《牡丹亭》是他的代表作。作品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死生离合的故事，歌颂了反对封建礼教，追求幸福爱情，要求个性解放的反抗精神。作者给爱情以起死回生的力量，它战胜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取得了最后胜利。这一点，在当时封建礼教牢固统治的社会里，是有深远的社会意义的。这个剧作问世三百年来，一直受到读者和观众的喜爱，直到今天，“闺塾”、“惊梦”等片断还活跃在戏曲表演的舞台上，放射着它那艺术的光辉。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正是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华戏曲应运而生。高度发展的政治、经济为戏曲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条件，蓬勃发展的文化艺术又为戏曲提供了无与伦比的物质基础，从而大大地推进了它的形成历程。戏曲遭受外来文化的影响。随着现代科技和现代信息传媒技术的迅速发展，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深入，西方一些国家利用其经济优势、信息网络技术的优势,实施“文化霸权”、“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继续进行其“文化殖民化”和“西方化”,向我们推销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人生价值观。高校大学生由于求知欲旺、好奇心强,接受新鲜事物快,容易受到多元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这给我们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带来了严峻挑战。特别是西方文化的渗透和侵袭,使一些高校学生“无意识”地认同和接受西方的价值观,进而怀疑和否定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我们应当预防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因素因为西方价值观念的侵袭而变质,从而失去持续存在和发展的空间的危险。3.戏曲受到网络文化的影响。在我国,受网络文化影响最深、最广的莫过于有较高文化层次的大学生了。网络文化一方面以其雅俗共赏、信息量大、知识性与趣味性强、观念开放等特点，极大地吸引着高校学生，给高校教育拓展了新的空间，开辟了新的途径；另一方面由于它的过于开放性以及过多的现代娱乐项目，也给戏曲传统文化教育带来了新的竞争。
《浅谈元杂剧三国戏的艺术特征》，《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12月）《漫谈中国古代对戏剧审美功能的认识》，《福建戏剧》1984年第3期。《也说“衙内”》（与长胜合作），《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明清时事剧概述》，《江苏戏剧》1985年第2期。《明清之际时事剧的思想艺术特色》，《中州学刊》1985年第2期。《论〈水浒传〉的思想意义》,《水浒争鸣》第4辑。《论元杂剧的戏剧冲突》,《戏曲研究》第15辑。《元杂剧作家身分初探》，《晋阳学刊》1985年第4期。《元杂剧与元代文艺思潮》，《光明日报》1985年7月16日。《福建戏史录补遗二则》，《福建戏剧》1985年第5期。《古典戏曲脚色漫谈》，《福建戏剧》1985年第6期。《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义山诗意蠡测》，《名作欣赏》1986年第1期。《“戏剧之道，出之贵实，而用之贵虚”——古代戏剧家的戏曲虚实论》，《戏曲艺术》1986年第2期。《论元杂剧的时代精神》，《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戏剧之道，出之贵实，而用之贵虚”——中国古代戏曲美学散论之一》，《福建戏剧》1986年第3期。《“剧场即一世界，世界只一情人”——中国古代戏曲美学散论之二》，《福建戏剧》1986年第4期。《寄讽实无，雪耻或有——〈琵琶记〉创作意图之疑案》，《古典文学知识》1986年第4期。《关于元杂剧兴盛的社会原因的争议》，《文史知识》1986年第8期。《论元杂剧中的喜剧性类型形象》，《中华戏曲》第2辑。《无奇不传,无传不奇——中国古代戏曲美学散论之三》,《福建戏剧》1987年第1期。《“异物之情也有人道”——〈任氏传〉的任氏形象》，《古典文学知识》1987年第1期。《蒋士铨〈临川梦〉传奇漫议》，《名作欣赏》1987年第3期。《“一夫不笑是吾忧”——李渔〈风筝误〉传奇的喜剧特征》，《名作欣赏》1987年第4期。《画出潇湘水墨图——元杂剧雨景描写赏析》，《陕西电大》1987年第5期。《论晚明清初才子佳人戏曲小说的审美趣味》，《文学遗产》1987年第5期。《论元杂剧作家的基本思想特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6期。《论汤显祖文化意识的悲剧冲突》（与李真瑜合作），《戏曲研究》1987年12月。《半世清狂，一生情种——谈沈起凤〈才人福〉中张幼于和祝希哲形象》，《古典文学知识》1988年第1期。《“偌大乾坤无处住”——谈尤侗的〈钧天乐〉传奇》,《名作欣赏》1988年第1期。《浅谈元杂剧善恶观的性质》，《语文学刊》1988年第3期。《“才人福分从来少”——沈起凤〈才人福〉传奇的审美趣味》，《名作欣赏》1988年第4期。《古代文学研究的两难心理与多元选择》，《文学遗产》1988年第5期。《论明清文人传奇的理想人格范型》，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增刊《学术之声》第2辑。《论明清文人传奇的创作方法》，《戏曲研究》第28辑1988年.12月。《四十年古典小说研究道路批评》，《文学遗产》1989年第3期。《古典戏曲理想人格论》，《戏剧文学》1989年第7期。《“借太真外传谱新词，情而已”——明清浪漫思潮与〈长生殿〉的“至情观”》，《文史知识》1989年第7期。《论明清文人传奇的时代主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关剧文化意蕴发微》，《戏曲研究》第30辑。《论古代戏曲文学的文体特性》，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增刊《学术之声》1989年第6辑。《丁耀亢生平及其剧作》（与郝诗仙合作），《齐鲁学刊》1989年第6期。《蒋士铨传奇本事考略》，《文献》1990年第1期。《艺术精神的传承与文化精神的变异——戏曲艺术出路断想》，《戏剧文学》1990年第1期。《蒲松龄文化心态发微》，《文史哲》1990年第2期。《明清文人传奇的历史演进》，《文学遗产》1990年第2期。《“最怜儿女又英雄，才是人中龙凤！”——〈儿女英雄传〉的“人情天理”观新诠》，《民族文学研究》1990年第2期。《论〈水浒传〉作家的创作思想》，《语文学刊》1990年第3期。《“因情成梦，因梦成戏”——明清文人传奇作家文学观念散论》，《中国文学研究》1990年第3期。《是“风教”还是“风情”——明清文人传奇作家的文学观念散论》，《中州学刊》1990年第4期。《抄本〈一合相〉传奇作者考》，《文献》1990年第4期。《论明清文人传奇的忠奸斗争主题模式》，《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等为梦境，何处生天”——〈南柯梦〉、〈邯郸梦〉荒诞意识谈》，《文史知识》1990年第12期。《元曲与少数民族文化》（署名张应），《民族文学研究》，1991年第1期。《贾宝玉和宋江——浅谈〈水浒传〉对〈红楼梦〉的影响》，《福建教育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论〈水浒传〉作者的创作思想》，《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佳园结构类天成——〈红楼梦〉网状艺术构思的特征》，《红楼梦学刊》1991年第4期。《中西戏剧观念的当代形态》，《戏剧文学》1991年第8期。《中国古书的价值》，《大学生》1991年第9期。《浅谈元杂剧的市民意识》，《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增刊》1991年。《漫谈明清文学中的才子佳人》，《名作欣赏》1992年第1期。《两宋酬和词述略》，《中国文学研究》1992年第1期。《关于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的思考》（与傅璇琮、谢思炜合作），《文学评论》1992年第3期。《明代文人结社说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漫谈中西戏剧形象创造的审美规律》，《戏剧文学》1992年第8期。《启功先生的治学之道》，《文献》1993年第1期。《书圣原是大诗人》，《跨世纪》1993年第2期。《典籍的现代阐释和文化传统》，《光明日报》1993年7月7日。《中西戏剧文体的本质特征》，《戏剧文学》1993年第8期。《审美趣味的多元化走向──论明清文人传奇的丑的形象》，《中华戏曲》第14辑（1993年8月）。《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的对象、任务和方法》，《中国文学研究》1993年第4期。《沈璟传奇本事考略》，《文献》1993年第4期。《近代古典文学研究方法的更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年第4期。《蒲松龄与孩子王》，《人民政协报》1993年10月7日。《（1992年）元明清戏曲小说研究综述》，《中国文学年鉴（1993）》。《艺术与淫秽：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中国消费者报》1995年1月7日。《禅宗的三重境界》，《中国消费者报》1995年3月18日。《元明文学史观散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中国现代话剧的形成及其启示》，《戏剧文学》1995年第7期。《叙事性：古代小说与戏曲的双向渗透》，《文学遗产》1995年第4期。《中西传统戏剧观念辨异》，《戏剧文学》1995年第11期。《桃花扇底系兴亡——〈桃花扇〉的历史意识》，《名作欣赏》1995年第6期。《第一印象·第二视力·第三只眼（评〈宁宗一小说戏剧研究自选集〉》，《文学遗产》1996年第2期。《刺世伤时，显微阐幽——论苏州传奇的文化内涵》，《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中国古代文人集团论纲》，《中国文化研究》1996年夏之卷。《论明代的文学流派研究》，《求是学刊》1996年第4期。《中国古典小说史的理论思考——读杨义的〈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人民日报》1996年5月16日。《明清传奇的价值》，《文史知识》1996年第8期。《稗官为传奇蓝本——论李渔小说戏曲的叙事技巧》，《文学遗产》1996年第5期。《建构中国叙事学的操作规程——评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的方法论》，《文学评论》1996年第5期。《向后倒退的革新——论明末清初的求实文学观念》,《湖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古籍校勘原则之我见》，《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年第6期。《论清前期的正统派传奇》，《文学遗产》1997年第1期。《情的探险——从汤显祖到曹雪芹》（与过常宝合作），《红楼梦学刊》1997年第1期。《传奇戏曲的兴起与文化权力的下移》，《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理论品格》，《文学评论》1997年第4期。《论明代传奇剧本体制的规范化》，《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4辑。《论元明清小说戏曲中的雷同形象》，《明清小说研究》1997年第4期。《论中国古代典籍文化的现代阐释》，《殷都学刊》1997年第4期。《论明清传奇剧本长篇体制的演变》，《聂石樵教授七十寿辰学术纪念文集》。《论“知人论世”的古典范式》，《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1997年。《我们比王国维多走了多远——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戏曲研究随想》，《文艺报》1997年10月23日。《正史以外的补充——简评〈珍本中国古代历史演义小说丛书〉》，《中国图书商报》1997年10月24日。《详备精细，益智启思——评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中华读书报》1998年1月21日。《“温情与敬意”的国史学——谈钱穆的几部著作》（与李山、过常宝合作），《书品》1998年第1期。《如何突破文学史写作的三大传统——〈明清传奇史·后记〉》，《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第1期。《雅与俗的扭结——明清传奇戏曲语言风格的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论先秦儒家的叙事观念》，《文学评论》1998年第2期。《学术研究范式的嬗变轨迹——关于二十世纪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研究的谈话》（与刘勇强、竺青合作），《文学遗产》1998年第2期。《〈宝剑记〉：忠奸剧的定型──〈明清传奇史〉选载之一》，《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第2期。《〈浣纱记〉：历史剧的新篇——〈明清传奇史〉选载之二》，《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第3期。《〈鸣凤记〉：时事剧的发轫──〈明清传奇史〉选载之三》，《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第4期。《在感性与知性之间——评叶嘉莹的文学研究著作》（与过常宝、李山合作），《书品》1998年第3期。《江湖奇人写真录——清初传记文选注》（与陈洁合作），《中华活页文选》，1998年。《说诗说稗自风流——评陶尔夫、刘敬圻〈说诗诗稗〉》，赵仁珪、郭英德，《文学遗产》1998年第3期。《论“知人论世”古典范式的现代转型》，《中国文化研究》1998年夏之卷。《论明清传奇剧本长篇体制的演变》，《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宋元明思想史纲〉、〈清代思想史纲〉读后》（与李山合作），《师大周刊》1999年6月25日。《话剧是演给谁看的？》，《戏剧文学》1999年第1期。《文学研究与文学史研究》，《人民政协报》1999年1月20日第4版。《元杂剧：中国古典戏曲艺术的奇葩》，《中国教育报·文化周刊》1999年4月27日；《光明日报》1999年5月10日。《元明的文学传播与文学接受》，《求是学刊》1999年第2期。《困境和出路：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化历程》（与过常宝合作），《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明清小说的文化意蕴》，《高校理论战线》1999年第3期。《悬置名著——明清小说史思辨录》，《文学评论》1999年第2期。《长时间远距离的姿态检讨历史——谈黄仁宇的几部历史著作》（与过常宝、李山合作），《书品》1999年第2期。《文学史著作的读者》，《师大周报·文化增刊》1999年4月23日。《挑战自我超越极限——〈杨义文存〉读后》，《中国社会科学通讯》1999年4月27日。《论戏曲角色的文化内涵》，《戏剧文学》1999年第9期。《经典文献的诗学读法——评介杨义〈楚辞诗学〉》，李山、郭英德，《文学遗产》1999年第5期。《论顾炎武的遗民心态》，《新国学》第一卷，巴蜀书社，1999。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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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文物指与戏曲相关的有价值的历史遗存，对它的研究肇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发展于五十至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后呈现出繁荣局面。后一时期以研究专著的出现、研究队伍的形成、研究方法的拓展、研究成果的丰富为显著标志。今天，戏曲文物研究已经成为曲学研究中一个不可或缺、无法替代的领域。以田野调查为主要方法的研究，打破了曲学界以文献为唯一资料来源的单一研究方法。大批文物的发现填补了戏曲研究的许多空白。它们不但印证了某些文献记载，而且补充了文献资料之不足，纠正并完善了戏曲研究中某些既定看法。戏曲文物研究还引起了曲学研究方法与戏曲观念的丰富与更新，彻底改变了以文学加音律为中心的单一研究局面。就戏曲文物研究状况而言，区域性、断代性研究较多，整体性研究较少。介绍性、微观性研究居多，理论性、宏观性论述偏少。就事论事者居多，由文物的发现而引发的对戏曲史的重新思考比较欠缺。戏曲文物的发现对戏曲研究的贡献还未得到认真总结。所以，对二十世纪戏曲文物的发现与研究进行总结，并从宏观上重新认识中国戏曲史是非常必要的。同时，系统全面的资料搜集整理工作也尚未进行。本课题的研究先从搜集整理资料开始。戏曲文物是按属性分类法从文物中分离出来的，本文据形态分类法，将其分为戏台、雕塑、碑刻、戏画、抄（刻）本、舞台题记、其它，共七类。文物条目以单种（或组）器物为单位，共得1500余条，列表介绍，作为附录部分，字数约30万。内容包括“名称”、“时间”、“内容简介”、“发现地”、“公布情况”、“研究状况”六项。曲学有狭义广义之分，本文取其前者，主要指宋元明清戏曲研究。考虑到学位论文以论为主、要有创新的要求，本文既注重学术史的总结，又力争从材料中得出新的观点。第一章介绍戏曲文物发现与研究概况。戏曲文物之真正发现，戏曲文物研究的自觉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介绍为主。主要发表在《清华大学中国文学会月刊》、《国剧画报》等刊物上。抗战开始后的十余年间,戏曲文物的发现处于停滞状态.从五十年代开始，文物考古工作全面展开，戏曲文物的发现有了长足的进步。种类除了戏台、戏曲碑刻、戏曲绘画外又增加了戏曲雕塑、出土戏曲剧本两类。八十年代以来，戏曲文物的发现进入了全面丰收的新时期。地下宝藏频频面世，地上文物被广泛调查介绍。文物种类又增加了“舞台题记”一项。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编纂《中国戏曲志》，各省分卷编撰人员随即展开了首次全国范围的戏曲文物调查。戏曲文物研究亦可分为三个时期。三、四十年代为发轫期，研究以文物介绍为主。五十至七十年代为发展期，研究范围扩大，专业研究人员出现，研究力度加深。本期共发表带有戏曲文物的报告29篇，戏曲文物研究论文16篇。兼收戏曲内容的碑刻集1部。戏曲版画集1部。八十年代以来为繁荣期。文物考古刊物大量增加为戏曲文物的公布创造了条件。以戏曲文物研究为主的集刊《中华戏曲》问世。本期共发表有关戏曲的文物考古报告260余篇，研究论文280余篇。研究专著的出现是一个学科形成的重要标志。本期出版的专著有：刘念兹《戏曲文物丛考》、山西师大戏曲文物研究所《宋金元戏曲文物图论》、廖奔《宋元戏曲文物与民俗》、杨健明《中州戏曲历史文物考》、周华斌《京都古戏楼》、陈历明《〈金钗记〉及其研究》黄竹三、王福才《山西省曲沃县任庄村〈扇鼓神谱〉调查报告》、景李虎《宋金杂剧概论》、廖奔《中国古代剧场史》、《中国戏剧图史》。论文集：《河东戏曲文物研究》、黄竹三《戏曲文物散论》。研究队伍的出现与壮大是一个学科形成发展的首要条件。上一期的研究者中已有不少专家，但多数对文物仅是偶尔关注一下，所以这一时期还谈不上形成“研究队伍”。本期情况则大为改观，有戏曲文物研究专著者7人，发表论文者140余人，其中论文数量在5篇以上者23人（包括有专著者5人）。一支数量可观的、稳定的研究队伍已经形成。由戏曲文物的发现而引出的剧场史研究，开拓了曲学研究领域。王国维、青木正儿的戏曲史研究均不涉及剧场史。周贻白的《中国剧场史》也颇为简略。真正比较完备的剧场史研究始于八十年代以后，其成就主要得益于戏曲文物的发现。本文第三、四章描述古代“庙台广场”式剧场的发展演变轨迹。宋金元时期，祠庙里开始建筑“舞亭”“乐厅”等固定表演场所，庙台广场形制开始创建。明代祠庙戏台从面积到布局都有发展，过路戏台与二层看楼出现。清代，戏台建设全面繁荣，数量增多、建筑宏丽、形制完善。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现存古戏台绝大多数在祠庙（会馆亦供奉神灵，亦为祠庙之一种）内，勾栏剧场与其它演出场所（如堂会等）仅见于文献记载，相关研究也比较充分，所以本文着重以已发现的古戏台为对象描述祠庙剧场之发展史，兼及戏园与宫廷戏台。最后一节通过比较得出结论：庙台广场是中国古代剧场的基本形制。然后探讨庙台广场式剧场形制对戏曲特征形成的作用。庙台广场功能驳杂，具有开放性、嘈杂性、简陋性等特点。这些特征对古代戏曲戏无定本、程式化、脸谱化以及高亢嘹亮的音乐、唱白等特征的形成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演出史本应成为戏曲史中心之一，但在过去的研究中它一直被置于戏曲史的边缘。戏曲文物，尤其是大量乡村赛社演剧文物的发现，显示出古代戏曲演出的繁盛。演出的繁荣不但产生于有大量剧作传世的地区，而且出现于那些创作并不繁荣的地方。后者在以戏曲文学为主的“戏曲史”中往往是一片空白。赛社演剧是古代中国公共性戏曲活动的主要方式。本文第五、六章主要勾勒赛社演剧的历史轮廓。 宋金元时期，赛社演剧制度基本确立。明代，赛社演剧获得了进一步发展与规范。赛社演剧的普及与繁荣，则是入清以后的现象。第六章最后一节，探讨赛社献艺与戏曲生存发展的关系。原始性宗教祭祀，尤其是民间宗教祭祀，在古代中国历史悠久、绵延不断。作为“古代宗教”祭祀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迎神赛社是中国古代的一项基本社会制度。它以民间活动为主，官方与民间相互渗透、融合。而赛社献艺是这一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赛社演剧是古代中国公共性戏曲活动的主要方式。作为一种基本社会制度而存在，是它能够长盛不衰的主要原因。所以，赛社献艺是中国古代戏曲生成与生存的基本方式。古代宗教，主要是民间宗教在宋代的兴盛是戏曲形成于宋代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点，在以前有关戏曲形成问题的研究中是不被重视的。第七章简略追述戏曲观念史。大致而言，宋元时期，文人士大夫仅承认戏曲的讽谏作用。元代戏曲家正式提出戏曲的教化功用。专门性戏曲碑刻的出现标志着戏台在祠庙中单独新建的开始。入明之后，主流社会对戏曲的看法有了明显转变。戏曲被纳入“一代之文学”的行列，并被称为“正音”。教化说被进一步强化。祠庙碑刻中多从悠久的祭祀、礼乐传统中寻找赛社献戏的合法性，戏台多被命名为“乐楼”。戏曲的起源被追述到先王所制之古乐。入清以后，一些文人将戏曲提高到与经史并肩的地位。戏曲的历史借鉴作用的阐述臻于完备，劝善惩恶、移风易俗的教化功能也被发挥殆尽。同时，戏曲的娱乐作用也得到了有限的承认。戏曲被认为是沟通神人的最有效媒介。赛社演剧变成了祭祀神灵、祈福禳灾的充分必要条件。戏曲的起源由古乐被进一步追述到天道，从而获得了本体论式的解释。至此，戏曲存在尤其是赛社演剧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完全确立。受王国维与吴梅的影响，二十世纪曲学研究形成了以文学与音律为中心的特点。五十年代以来，各大学中文系将古代戏曲纳入古典文学领域进行教学与研究。这一制度客观上巩固并加深了上述倾向。戏曲文学研究遂成为戏曲研究的绝对主流，而戏曲作家作品研究又成为戏曲文学研究的重心。戏曲史被描述为戏曲作品创作史加音律声腔演变史。戏曲文物的发现引起了曲学研究方法与领域的拓展。文物考察、田野调查之风日盛，由此导致更多珍贵文物资料的出世。除剧场史、演出史研究的深化外，近年来，各种地方戏、幸存的古老剧种、宗教祭祀剧等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这些研究活动与成果彻底打破了戏曲研究中以文学加音律为中心的传统，使之呈现出多元化、多样化的繁荣局面。由此，重建中国戏曲史的呼声日益响亮。以舞台艺术、演出形态为中心的戏曲史观受到了广泛的赞同。戏曲演出活动的历史应该成为戏曲史的核心。
女官是中国古代宫廷官僚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负责掌管嫔御、宫女等事务，由女性担任。女官制度起源于西周，隋唐以后逐渐完善，到了明朝则日臻完善，发展成为正式的官僚制度。
一、明代女官机构
根据《大明会典》《明会要》等明朝官修典籍记载，明人《万历野获编》称：“女官，宫中六尚之职，国初凡三定，最后则洪武二十八年重定者为准。盖斟酌周、汉、唐之制而损益焉” ，在这则史料之中，明朝女官机构被称为“六尚”，而官修典籍则称之为“六局”，即尚宫局、尚仪局、尚服局、尚食局、尚寝局、尚功局，分别掌管宫廷管理、礼仪、服装、餐饮、住宿、考核等工作，可谓是分工明确。“六局”下设“二十四司”，即：司纪、司言、司簿、司闱由尚宫局管辖，司籍、司乐、司宾、司赞由尚仪局管辖，司宝、司衣、司仗、司饰由尚服局管辖，司馔、司酝、司药、司供由尚食局管辖，司设、司舆、司苑、司灯由尚寝局管辖，司制、司珍、司彩、司计由尚功局管辖。根据这些机构的名称，就大致可以看出其机构职能，比如“司乐”是负责宫廷音乐的机构，“司药”是负责宫廷医药的机构，“司馔”是负责管理宫廷菜肴的机构，无论是六局还是二十四司，其官员和成员均由女性担任。
这些机构是早在大明开国之前的吴元年，就初步建立了，后来经过三次调整，到了洪武十七年确定了，六局的主官级别是正五品，二十四的主官级别是正六品，比起地方的县令来，品级要高，地位也更显贵，可以直接接近皇帝和后宫嫔妃，而且掌管的都是关系到宫廷安全的重要事项。
二、明代女官来源
明代的女官选拔有着严格的标准，要对备选女官的品德、家庭、才貌等等进行考察。明朝第一次大规模选拔女官是在洪武五年。《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五年，“上谕中书省臣曰:近者礼部奏定中宫女织，遣奉御张和、蔡旺往苏杭二州选民间妇女通晓书数愿入宫者，得四十四人，其中堪任事者十四人，已俱授职，各赐白金三十七两以赡其家。”也就是说，礼部派遣人员到苏州、杭州选了44名优秀的民间女子，再经过礼部二次考察后，只有14人通过了录取，这个“复式录取率”只有32%左右。这样选出来的女官可谓是优中选优了。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次选拔女官只从苏州、杭州选拔，第二次才稍微扩大了范围。《万历野获编》记载，洪武十七年，“敕谕苏、松、嘉、湖及浙江、江西有司，民间女子年十三岁以上、十九岁以下，妇人年三十岁以上、四十岁以下，无夫者，愿入宫备使，令各给钞为道里费，送赴京师。盖女子以备后宫，而妇人则充六尚也。”这则史料提供关于明代女官选拔的三点重要信息，一是地域是“苏、松、嘉、湖及浙江、江西”，集中于江南、江西，二是年龄要求是“妇人年三十岁以上、四十岁以下”，三是征求个人意见，“无夫者，愿入宫”，这就从制度上避免了骚扰地方的可能性。
《大明会典》则记载了永乐年间的女官来源，永乐元年，“补六尚官，令礼部出榜，不分军民之家，但有识字妇人年三十至四十，愿来者有司起送。若女子识字，虽容貌丑陋，年十七八以上，愿来者听。” 这个选拔标准比起洪武年间则取消了地域限制，并且年龄也放松到三十岁以下、十七八以上也可以参加女官选拔了，但增加了“识字”这条限制。
三、明代女官命运
根据《明史》记载，正常情况下，女官“服劳多者或五载六载，得归父母，听婚嫁。年高者许归，愿留者听。现授职者，家给与禄”，也就是说在宫中任职五六年就可以回家结婚了，但是在实际运作中，往往很难实现。比如一位名叫黄惟德的女官，在洪武年间从广东南海千里迢迢来到南京，后来又到北京，直到“宣德七年乞骸南归”，在宫廷之中渡过了大半生。类似于这种情况，在明朝史料中屡见不鲜。
可见，明代女官虽然拥有较为尊崇的官职和地位，但整体上与深居后宫的宫人的命运是类似的。
要分朝代的吧，有的朝代女子是禁止当官的，但是有的朝代，女子就可以当官的，不过一般也都是入宫当纺织类的女官。
女性必须要参加科举考试，而且还要有他人的举荐，只有这样才能做官。
明代的女官选拔有着严格的标准，要对备选女官的品德、家庭、才貌等等进行考察。
明朝的女官制度在洪武后期最为完善，设置机构“六局一司”，其下管辖二十四司彤史共二十五个分支机构，女官的总人数为300人。
他们为尚宫局，设立主管尚宫两人，官居正五品；尚仪局，设立主管尚仪两人，官居正五品；尚服局，设立主管尚服两人，官居正五品；尚食局，设立主管尚食两人，官居正五品。
尚寝局，设立主管尚寝两人，官居正五品；尚宫司，设立主管尚宫两人，官居正五品；宫正司，设立主管宫正一人，官居正五品。
扩展资料
女官是中国古代宫廷官僚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负责掌管嫔御、宫女等事务，由女性担任。女官制度起源于西周，隋唐以后逐渐完善，到了明朝则日臻完善，发展成为正式的官僚制度。
每个朝代对女官的设立和管理各有不同，明朝时期，明太祖朱元璋为防止宦官专权，外戚乱政，因而特别重视女官一职。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女官
1、对亚当，天堂是他的家，而他的 后裔 ，家就是天堂。
2、对于亚当而言，天堂是他的家；然而对于亚当的 后裔 而言，家是他们的天堂。
3、我们是神的 后裔 ，执掌传奇世界里的正义。
4、对于亚当，天堂使他的家，而他的 后裔 ，家就是天堂。
5、对于亚当而言，天堂是他的家；然而对于亚当的 后裔 而言，男人是一个家的头，而女人转动这个头。
6、愿你们的 后裔 敬虔有加！愿你们对后裔的教导，乃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你们自己也要如此，遵行主的旨意！
7、那时，耶和华的灵在会中临到利未人亚萨的 后裔 、玛探雅的玄孙、耶利的曾孙、比拿雅的孙子、撒迦利雅的儿子雅哈悉。
8、没有直系 后裔 ,谁来继承爵位呢?
9、看上去像一个渐进的 后裔 ，原1964年车型年901卡雷拉敞篷车是纯粹的保时捷通过和通过。
10、少数残遗种或其 后裔 可追溯到它们的古地中海起源，特别是古南大陆起源，这对说明所研究地区的植物区系起源是很重要的资料。
11、爱新觉罗家现存 后裔 都是旁支。
12、不论是从父系或是母系来说她都是神的 后裔 .
13、在孔子的家乡曲阜，政府官员、孔子 后裔 以及海内外的专家齐聚祭孔大典。
14、宝鸡县作为姜子牙的发迹与其 后裔 封国地，在历史与现实中享有重要地位。
15、时至今日，各国各地的亲朋好友及新罕布夏州的 后裔 子孙都会收到来自汉考克镇的邀请函，邀请他们回乡来参加此一由全州共同参与的庆祝活动。
16、他们都是居住在龙门镇的孙权 后裔 。
17、利用抗病和不抗病品种间之杂交和?交 后裔 检定，得知ZYMV在胡瓜上之抗病性遗传系受一对隐性因子控制。
18、就是以色列人不能灭尽的，所罗门挑取他们的 后裔 作服苦的奴仆，直到今日。
19、龙族 后裔 ：攻击可产生2点怒气，夏威娜在人形态下可被动地持续获取怒气。
20、郑成功、施琅等是“光州固始”移民 后裔 。
21、他心里想：“妻子分成两半，多可惜呀！一半是诗意欢娱爱情忠诚美貌体贴……”“……另半是高贵的姓氏名门 后裔 荣誉地位人情世故！……无法将这两半汇集于一人身上！”。巴尔扎克
22、蛇岐八家的命运也是如此啊，那白色的皇帝缔造了我们又注定要毁灭我们。至今她的幽灵还在冥冥中注视着我们，穿着爬满蛆的尸衣，跳着招魂的舞蹈。她的 后裔 们注定要为了她的遗产而彼此残杀，世上总会有执法人和猛鬼众，年轻人们永远流着红得刺眼的血。
23、美国历来以"民族熔炉"著称，因为许多美国人是移民的 后裔 ，当年这些移民从世界各地来到这块新土地上安家落户。
24、当我们跟随亚伯拉罕的脚踪，因信而得著神的称义，我们便是亚伯拉罕的真 后裔 了。
25、在剧中，经过DNA检测证明弗里曼是尼日尔柏柏尔人和桑海人的 后裔 。
26、巴勒斯坦的一个古国，位于死海与亚喀巴湾之间。根据旧约记载，其原始居民是以扫的 后裔 。
27、再度转译CDT讯息盘前，伊耶雅利祭司会从普通家族中谨慎地挑选出几个他们已知的伊耶雅利 后裔 ，这发生在这些个体的幼年期。
28、表兄弟，他们是在200多年前在安易斯安那州安家落户的讲西班牙语人的 后裔 。
29、腓尼基人是上古时期西方最伟大的贸易商,而黎巴嫩人正是这批伟大商人的 后裔 .
30、或因“先世失考”，后世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讹传附会，从而造成了掖县居民中明代四川移民 后裔 的高比例。
31、沙度是个熟巧的炼金术士，他把它的船只藏在新建的火之西斯神殿下，并以船员的 后裔 创造了突变的马沙西战士。
32、台湾茶树主要之育种方法为杂交育种与选育天然杂交之 后裔 两种.
33、我们相信所有侨居外国的徐氏 后裔 ，他们是既热爱自已的祖国（后裔造句 /5959511），同时也是热爱他们的侨居国的。
34、国家省市的有关领导、孔子 后裔 和海内外专家学者纷纷来到孔子故里山东曲阜，参加在这里举行的祭孔大典揭幕仪式。
35、阿尔巴尼亚人是巴尔干半岛上的古老居民伊利亚人的 后裔 。公元4世纪末曾是东罗马帝国一部分。
36、吉莉安简直不可一世啦??她现在总是口口声声自称是示巴士女王的嫡亲 后裔 。
37、史载:翼古称唐,属尧及其 后裔 开疆封域.
38、她的父亲是黑奴 后裔 ，而她的独生女还在蹒跚学步时就感染了伤寒症过世。
39、和布克赛尔蒙古人是新疆卫拉特土尔扈特北路蒙古人的 后裔 。
40、那麽，为什麽还有法律呢？它是为显露过犯而添设的，等他所恩许的 后裔 来到，它原是藉著天使，经过中人的手而立定的。
41、我母亲茱莉安娜?欧瑟昆正是她的直系 后裔 ,而且是以她的名字来命名的.
42、然后列举华俄 后裔 所过的俄罗斯节日和中国节日，目的是将两者进行比较来看华俄后裔节日文化的变迁。
43、现在他们的 后裔 几乎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二.
44、她是这个国家的首任总统的直系 后裔 .
45、卡梅伦在信中表示，现行的继承法规定无论年纪大小，王室的男性 后裔 在王位继承顺序上总是优先于女性，这是“反常的”，违背了“两性平等”的观念。
46、论文重新论证了春申君的身份应该是楚怀王之子、楚顷襄王之弟，不可能是黄国的 后裔 。
47、乡村容克指普鲁士的贵族庄园主，主要是征服易北河以东地区并在那里进行殖民的德意志骑士领主的 后裔 。
48、虽然哈萨克人占大多数，但是仍然有成千上万的俄国人，乌克兰人以及被斯大林放逐的种族的 后裔 。
49、当昴宿人或蓝血的白人 后裔 或爬虫族后裔来到地球上时，这样的欢乐就结束了。
50、是,波多尔斯基的锋线搭档米罗斯拉夫?克洛泽也是一名波兰 后裔 .
51、许多劳工是中国人、印第安人与印尼人，他们的 后裔 也?了苏利南现今人口的一大部分。
52、37岁的阿基拉斋藤是日本 后裔 的巴西人，他是20年前旅游来到丰田市，不过他也是准备离开的外国工人之一。
53、美国田径运动员吉姆?索普是一位法国和以色列人的 后裔 ，他也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全能田径运动员。索普于1888年出生于美国一个印第安贫穷人家。
54、贝赛，35岁，银行家，德国移民的 后裔 。在这个多种文化并存糅杂的城市，小贝赛是踢着球长大的，和家人一起看球也是他的生活常态。
55、吁，圣家的勤谨守护人，请您保佑耶稣基督所选的 后裔 。
56、据新华社报道，27日，海内外近300名孔子 后裔 共同参与了在上海嘉定孔庙举办的清明祭祖大典。
57、明代的靖江王是太祖侄儿朱文正的 后裔 ，在宗室诸王当中谱系最远，按宗法观念他根本不具备继统的资格……八月初三日，朱亨嘉居然身穿黄袍，南面而坐，自称监国，纪年用洪武二百八十七年。顾诚
58、举例说明欧洲大陆和法裔加拿大人坚持他们自己的母语，以及美国的非洲 后裔 如何创造出自己的黑话来得到文化认同感。
59、你们戏谑谁呢？你们向谁张口吐舌呢？不是你们这些反叛的儿子，不忠的 后裔 。
60、王? 后裔 迄今还保存着俞樾撰书的一副楹联手迹，是研究地方历史文化，探讨俞樾王?交往的珍贵文物资料。
61、但是我们一旦问道：“大卫如何预表惦伟大的 后裔 基督的工作？”。
62、路易斯安那州的卡津人是加拿大境内法语区的阿卡迪亚人的 后裔 .
63、并且他们的 后裔 在意大利从1934年到2006年的世界杯夺冠中都有所贡献，这使得他们亲上加亲。
64、和阿基诺一样，他们是属于中国人，西班牙人，马来人 后裔 里一个很小的分支。这些人曾今在殖民时代拥有实权。
65、李白为凉式昭王李?之孙李重耳的 后裔 .
66、这为他和他的 后裔 ，是永享司祭品位的盟约，因为他为了自己天主的原故，嫉恶如仇，赔补了以色列子民的罪。
67、罗马的声誉是通过它 后裔 的繁荣昌盛而得到显扬的.
68、女王巡幸,招摇过市,全然是先王 后裔 大亮相.
69、神曾经分别应许亚伯拉罕，以撒及雅各，他们的 后裔 将如地上的尘沙那样多。
70、朱家鼎亦为香港广告帝国“灵智广告”之创始人，与其47岁的结发妻子未留下 后裔 。
71、这种尼日利亚矮山羊源自西非小奶羊的 后裔 。
72、她是印度锡克族移民 后裔 ，也是茶叶党的宠儿。茶叶党是一个保守的松散组织。
73、全球患有镰状贫血病的人们数以百万计，多数为非洲 后裔 。
74、一些是混合的少数民族，包括突厥人，伊朗人，马来人，和其他族群的 后裔 ，大多数人作为朝圣者移居并且在红海沿岸的汉志地区居住。
75、岛上的国王是海神波塞冬的 后裔 ，但是王室的神圣血统已经因为世代与当地土著联姻而渐渐消失了。
76、就是以色列人未曾灭绝的，所罗门挑取他们的 后裔 作服苦的奴仆，直到今日。
77、他属于奥康纳家族，是爱尔兰最后一位君王的嫡系 后裔 。
78、在菲律宾、泰国、越南等国家，混血 后裔 勾起人痛苦的回忆，使人们想起当年的西方男性殖民者和东方女性战争受害者，以及投机分子。
79、他是阿丹 后裔 中最优秀的。
80、你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我必把你的 后裔 从东方领回来，又从西方招聚你。
81、唐九牧二房林藻 后裔 开基厦门林氏、石狮玉山林氏、石狮东圆林氏、漳浦路下林氏等林姓分支唐九牧中,以二房林藻和六房林蕴的后裔最为昌盛。
82、名贯天地的修真术士亦相继羽化,四大神族大体阵亡,只留下少数灵力较弱的 后裔 ,居住在千灵雪域。
83、丁家 后裔 呼吁尽快在小鸡山墓址修复丁公汝昌之陵墓;追查盗墓者盗走的文物,其中包括被丁家视为传家之宝的一双七星雌雄配身宝剑,为光绪皇帝所赐。
84、虽然年龄不同,职业各异,但他们却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博山赵氏的 后裔 ,而清代狂士赵执信,则是他们的祖先。
85、史学对此也早有争论,只是匈奴一来 后裔 早已被别族同化,而且被谁同化的都不知道,想找个尸骨来测下dna也不好找,难办啊。
86、南社可谓是“人人握灵蛇之珠,家家抱荆山之玉”,风靡云蒸,阵容整齐,如今,南社 后裔 精英遍布海内外。
87、西蜀古老的大地流传着神秘的传说,被诅咒的家族 后裔 与其同伴在神秘力量的指引下,展开一段探密寻宝,退魔降妖的惊险旅程.
88、英国人万万没想到的是要他命的是自己的美洲 后裔 ,这头贪婪的狮子会被其用软刀子肢解成零碎。
89、刘姓应该是中国第四大姓氏,最早一支刘姓据说源自尧的 后裔 刘累。
90、鬼神的 后裔 ，秘义的天赋，人间的挣扎，天界的纷乱，神界的逍遥，无数鬼怪畅游的地域，且看一个鬼神的后裔如何创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91、北宋中期的林积仁,革故鼎新,惠政于民,是林姓人值得骄傲的人物林蕴 后裔 、五代时人林尚清,官至提刑按察使,为林蕴五世孙。
92、海内外宗亲 后裔 相聚封开贺岭南“首魁状元”千年诞。
93、广东南雄县珠玑巷,是古代中原人拓展岭南珠江三洲的中转站,珠玑巷 后裔 繁衍数千万人,遍布海内外。
94、要是现在再出兵攻打比比诺人的 后裔 的话,要是抵抗联盟的人乘虚而入的话,对我们的损失就大了。
95、至今,在台格头连氏 后裔 逾200人,“现在每年都有台湾的连氏宗亲回来访亲谒祖,村里只要有祭祖、修祠等大事,他们也会慷慨捐资”。
96、不久,湘潭人唐世征避乱定居碧泉,感书院之荒废,与女婿胡禺(胡宏 后裔 )商议修之,至康熙初年始毕,作《碧泉书院记》以纪念。
97、传说张家祖先为佛家的守护门将,哼哈二将,张家身为哼哈二将的嫡系 后裔 ,继承了哼哈二将主体的修行法,哼哈二诀。
98、故事要追溯到 后裔 射日的神话时代,话说那时后裔连射九日,最后一个太阳心中寒怯,便折下一座大山抛入东海,以求匿避,还阳山便因此得名。
99、原中国******刘少奇之女刘爱琴,五月二十七日参加在河南省鲁山昭平湖刘累公陵园举行的世界刘氏 后裔 代表拜祖仪式。
100、其 后裔 唐龙,因性情淳厚,天赋异禀,入选三界护法后备力量,获域外高僧相助,尘埃尽扫,神通显发,游历远古,探寻亘古秘密,并走上惩恶扬善、匡扶正义之路。
101、幸好,魏、蜀、吴三国领袖的 后裔 ,都是一蟹不如一蟹,不很成器,也就无此顾虑。
102、曲阜市是儒学大师孔子的故乡,按照当地的说法,孔繁银也算是孔子隔了若干代的傍系 后裔 之一。
103、1993年,吴祭海外 后裔 首先发起修复保护吴祭墓祠,吴祭裔孙、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之母吴柯桂华、胞叔吴佳钦也慷慨捐资。
104、我的观点是,狗是狼的 后裔 ,却一向视自己的祖宗为寇雠,反而对人类三忠于四无限。
105、代县鹿蹄涧村杨家将 后裔 靠干鲜果收入超万元。
106、而恒绍在担任吉林市满族联谊会会长的10多年期间,他总是会积极去寻找团结一些已经改姓或隐名的皇族 后裔 ,并带领胞族有效开展一系列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
107、没错,他们一行人的目的是为了窃取一天前由三头古龙亲自护送到龙神殿的新生 后裔 。
108、石应诏,他怎么敢对王爷如此,王爷毕竟是天家 后裔 ,要审讯自有宗人府来过问,怎么轮得到他这个皇陵镇守太监!
109、后来,端方的女儿出嫁河南项城袁氏,端府欲以毛公鼎作为陪嫁,而袁家却不敢接受,端氏 后裔 遂将鼎抵押在天津的华俄道胜银行。
110、一曰为入塞匈奴19种中羌渠之 后裔 ;二曰西域胡占主要成分;三曰即西域胡之一种;四曰与小月氏有渊源关系。
111、其父名为元德,操舟为业,母亲卞氏(卞氏 后裔 亦迁至今江苏省大丰市境内)。
112、记者在家谱中“信”字册《领谱篇》中看到“丙戌小春修吉堂 后裔 附识”的落款,也就是说这套家谱到今年已经120年。
113、近日,高淳区桠溪镇石牌村新修的家族宗祠?热闹非凡,高淳周姓 后裔 代表与来自溧阳、郎溪的周姓后裔代表在此举行祠堂挂匾、家谱发送以及祭?仪式。
114、然而史书对其后人记载颇少,昨日,华商报记者获悉,颜真卿孙子颜淙墓志收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该墓志还纠正了“颜淙被安禄山叛军 后裔 杀害”的谬传。
115、王莽篡政后,大量网罗汉宗室功臣 后裔 、封建官僚,改郡封国,乱设行政区划,改变原来的区划名称,地名大乱,形成中国历史上行政区划极大的混乱时期。
116、换句话说,丝竹镇人追根求源是盗贼的 后裔 。
117、1,湖北让氏,自称建文帝 后裔 ;2,湖南湘潭锦石何氏,自称建文帝后代。
118、御用之床称龙床,帝王 后裔 是龙雏凤种。
119、刚才我已经说了,我雷鸣身为大汉 后裔 ,炎黄子孙,绝不会向任何的恶势力低头。
120、张志敏介绍,唐朝的开创者李渊一直都以老子李耳的 后裔 自称,十分推崇道教。
朱 [zhān：”，号凝真、凝真子，汉族，安徽凤阳人，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六子，生母是余妃。
洪武十一年(1378年)正月初九日(2月6日)，生于应天府(今江苏南京)。
洪武二十四年(1391 年)四月十三日，册封为 庆王 。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本应移驻封地宁夏镇城(今宁夏银川)，因为当时宁夏地近边外，是一个新设立卫所的战区，尚难保障亲王的安全和承受王府庞大的经济负担。朝廷命令庆王暂时改驻韦州城(今宁夏同心韦州镇)，就近由延安、绥德的租赋供给，并授权庆王管理庆阳、宁夏、延安、绥德诸卫军务，负责镇守塞上疆土。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册指挥孙继达女为庆王铄。于是庆王在韦州成婚并居住长达九年的时间。在宁夏军卫建制完善，屯垦经济发展和边塞大局稳固以后，于建文三年(1401年)，朝廷命亲王迁往宁夏镇城，暂时以宁夏卫衙署作为临时王府。
洪武三十四年(即建文三年，1401 年)，住藩宁夏(今银川市)。在宁夏，朱钕仍诮裢心县的韦州古城内西北建庆王府，并在韦州城居住了9年。以后迁到宁夏城(今银川市)，宁夏城庆王府在今银川市鼓楼东南、新华街以北一带，在宁夏城今银川市居住36年，庆王朱钭芄蚕矸48年，而“之国”到今宁夏一住就是45年，直到在宁夏城病逝。由此可知，庆靖王朱罴仁前不杖恕⒔苏人，也是宁夏同心人，更是宁夏银川人，总之，庆靖王朱钍悄夏一位古代名人。
永乐五年(1407年)，朝廷派内官太监杨升，工部主事刘谦、王恪和钦天监阴阳刘俊卿到宁夏，共同负责筹备建造新王府事宜。但是庆王当时思亲求返内地相当心切，自己阻止了建造王府工程。当南迁要求被朝廷一次次拒绝以后，他才对王府陆续进行扩建，使这座新王府成为当时塞上壮观宏伟的建筑群。
庆王府位于镇城南薰门内大街西侧，是一座坐朝南的庞大建筑群大内之后为王府花园，园中有迎宾馆、逸乐园。园中建有楼台亭榭，湖光山色，奇花异卉，姹紫嫣红，是庆王把江南园林移植于塞北的一次尝试，也是明朝塞上人工园林的代表之作。
庆王生于南国，十分眷恋江南的秀丽风光，为了消遣自娱，吟诗会友，他又把镇城清和门(东门)外、红花渠东畔的王府果园，改建成为一处大型游乐园，并亲自给这所新园命名叫“丽景园”。园内建有芳林宫、望春楼、群芳馆、大觉殿和众多水榭亭阁，诸如芳意轩、清暑轩、拟舫轩、凝翠轩，以及望春亭、水月亭、清漪亭、涵碧亭、湖光一览亭与杏庄、菊井，桃蹊、月榭、碧沼、凫渚、鸳鸯池、鹅鸭池等；园东有延庆寺；园南有小春园；园西临红花渠，过渠就是宁夏镇城；园北建有青阳门，门外另辟大型水上乐园一处，名叫“金波湖”。大湖之西有临湖亭，北有鸳鸯亭，南有宜秋楼，环湖“垂柳沿岸，青阴蔽日，中有荷芰，画舫荡漾，为北方盛观。”庆王接待朝使钦差，宴请宾客，会友吟诗和春日寻芳，夏时避暑，秋夜赏月，冬令踏雪，无不在此园内。所以庆王和巡边大臣，以及骚人墨客们在园中有许多吟对和美文产生。
朱元璋死后，因太子朱标先他而去世，皇位便由皇长孙朱允杉坛小V煸璋的第四个儿子(即朱畹乃母)不服，发动一场所谓的“靖难”革命，从侄儿手中夺取帝位，改元永乐(1403年)。朱棣为了防止其他藩王效仿他的手段，威胁他的权力，一上台就把父亲原定的“以同姓治异姓”(封皇子皇孙为藩王)的基本国策，改变为“以异姓治同姓”（把贴身太监分别派到全国各地对宗室和镇守文武大员进行监督）。所以庆王此时的处境大不如以往，权力被削夺，失去了往日的威风，仅仅只是个摆设而已。晚年的庆王曾一再要求回归家乡，而每次都被朝廷以“不违祖训”加以拒绝。这时他的内心非常痛苦，加之思念亲人，怀望故土和病魔缠身，情绪非常郁闷，几乎绝望了。如他在《长相思·秋眺》一词中写道：“水悠悠，路悠悠，隐隐遥山天尽头，关河又阻修。古兴州，古灵州，白草黄云都是愁，劝君休倚楼。”《捣练子》又写道：“风阵阵，雨潺潺，五月犹如十月寒，塞上从来偏节令，倦游南客忆乡关。”尤其是从《行香子》一词中，更可以看出，这时的庆王已仅仅把自己当作一名富家翁了。词曰：“五十之年，华发盈颠，得平安，感谢苍天。无忧无虑，即是神仙。有数厨书，万钟禄，万丘田。光阴似箭，冬冷春暄。尽今生，所事随缘，从他汗筒芳臭流传。但饥时饭，渴时饮，困时眠。”
正统三年(1438年)，庆王郁郁成疾，一病不起，于八月初三日(8月23日)病逝在庆王府，享年61岁，谥“靖”，史称“庆靖王”。庆靖王朱钤谀夏历史上是颇有作为的，他对明代宁夏的政治、军事、经济、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发展，都有一定的影响，他历经明太祖、明惠帝、明成祖、明仁宗、明宣宗、明英宗六朝，在宁夏生活前后45个春秋，逝世以后，又埋葬在今宁夏同心县韦州明王陵。
次年五月十三日，葬在韦州蠡山之阳，后来这里就成为明朝宗室庆藩一支的宗陵区。嫡长子朱秩继承王位，封为康王。
庆王朱钫妃孙氏、次妃汤氏(后扶正)、妃魏氏等。共有6个儿子，都被封为郡王。庆藩一支封国宁夏长达251年，传亲王位历10世，册封亲王11人，世子1人；受封郡王爵位20人，传王42人；授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中尉、辅国中尉、奉国中尉者，百人之多。宗族支脉繁衍，子孙蕃众，盘根错节，形成明代塞上庞大的封建特权集团。
崇祯十六年(1643年)，李自成农民军攻占宁夏，末代庆王朱倬y(未册封)和宗室成员都被处死，庆藩覆灭。
庆王朱“天性英敏，问学博洽，长于诗文”，著作有《宁夏志》2卷、《凝真稿》18卷、《集句闺情》1卷，自编的《文章类选》、《增广唐诗鼓吹续编》等共5种。另外，庆王的书法也是名闻遐迩，“其草书清放训雅，绝无俗碍，海内传重，视为珙壁”，可惜现今只有《宁夏志》和《文章类选》、《增广唐诗鼓吹续编》等书传世，其余都已失传。宁夏大学教授白述礼著《大明庆靖王朱睢罚2006年8月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对朱畹囊簧做了详细的介绍何评价。白述礼教授还于2009年应宁夏电视台邀请，主讲、拍摄了《大明庆王》三集电视片，在全国播放。
庆王朱“天性英敏，问学博洽，长于诗文”“好古博雅，学问宏深，长于诗文和书法。”大明亲王都受到良好的文化方面的培养和教育,明太祖给各亲王选派教授,赐给大量古今图书典籍,王府应该有自己的王府藏书馆。作为大明朝的亲王府,朱畹那焱醺有着丰富历史文化书籍和各种文献资料。御赐的,抄录的,购买的,刻板刊印的, 所有这些藏书和刻板刊印的书籍,都为庆王及其后人写文赋诗,撰写著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大致可以开列一个书目：庆王府有《史记》、《汉书》、《隋书》、《新、旧唐书》、《水经注》、《元和郡县图志》、《五代史》、《宋史》、《元史》等等。
据《弘治宁夏新志》记载,庆王府自己也刻板刊印了一大批书籍：《崔豹古今注》一册,《三元延寿书》二册,《寿亲养老书》四册,《饮膳正要》一册,《毛晃增注礼部韵》五册。特别是还刻板刊印了朱畋救怂撰：《宁夏志》二卷一册,《集句闺情》一册,《凝真稿》十八卷, 《夏城诗集》一册,还有《愕斋随笔录》六册,《沧州愚隐录》四册,《忍辱文集》二册。朱钪作，现今只有《宁夏志》和朱畋嘧的《文章类选》二十一册,《增广唐诗鼓吹续编》等书传世，其余都已失传。
朱钭《宁夏志》是宁夏历史上第一部地方志，开宁夏修志之先河。朱钏著《宁夏志》有许多历史学术研究贡献，朱钤凇赌夏志》提出“元末复置行省”，纠正《元史》元朝为“宁夏府路”；宁夏卫设置于洪武九年（1376年）从而纠正明史记载；收录《大夏国葬舍利碣铭》碑阴文字，证明碑为元昊大庆三年（1038年）所刻；记载“石佛寺 古灵州城北”，600多年前就率先确证古灵州在今宁夏吴忠市境内，因为宁夏各市县只有今吴忠市有石佛寺，所以古灵州当在今吴忠市。
在中国古代历朝历代，地方志是“官修政书”，一般由地方官担任总纂，邀请当地学者撰写，地方官基本上不写一个字，而为当地学者集体制作，非个人著作，但是，朱睢赌夏志》是才子王爷庆王本人亲自撰写的专著，作为一个地位显赫的亲王，亲自挥毫撰写地方志，实属罕见，或者说是绝无仅有。因为在明朝各代百位亲王中，庆王朱钭《宁夏志》，此外，再无其他王爷亲自撰写过地方志。朱钭魑明朝亲王“”帝王胄子”，能够“孜孜勤学，寒暑不辍”，亲自撰成宁夏第一部方志《宁夏志》，意义重大而深远。
《宁夏志》上卷目录是:沿革、分野、风俗、疆场、城垣、街坊、山川、土产、土贡、坛遗、属城、古迹、寺观、祠庙、学校、举贡、人物、孝行、名宦、名僧、死王事、津渡、陵墓、桥、园、坝、河渠、盐池、屯田、职官王府、驿传、牧马监苑、公宇、祥异、杂文；下卷目录是:文（含唐宋明历代文十三篇）、题咏（诗35首）、词（三首）。
因为战乱，朱钭《宁夏志》藏书多遭劫难几乎无存，今天看到的《宁夏志》，是万历二十九年，庆靖王朱罹攀浪镏煊勒依据曾长史提供的《旧志》重新刻出版本。此版本到明代后期再一次失传，后宁夏社科院请来华访问的日本著名西夏学专家西田龙雄教授帮助，得到日本收藏的朱钭《宁夏志》万历二十九年孤本复印本。然后，该院吴忠礼研究员数年研究笺证，即朱钭、吴忠礼笺证成为30万字的《宁夏志笺证》，由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元月出版。学者考证成熟书于宣德年间，故有人称为《宣德宁夏志》。
1.王赋诗词,情系韦州
朱畋救酥赋觯“洪武中，自庆阳徙居韦州。”古韦州城，今宁夏吴忠市同心县韦州镇，即唐之威州。洪武二十七年（1394）置宁夏群牧千户所于韦州。庆靖王朱钭で煅糁北古韦州城以后，就食延安、绥德、宁夏的租赋。于是从此开始，16岁的庆靖王朱罹徒驻韦州。从而开始了他在宁夏近半个世纪的人生历程， “宁夏的山山水水,见证了他从逸兴思飞的青年到美髯飞扬的暮年。”庆靖王朱钤谖ぶ“居之九年”,对韦州有着深厚的感情,他赞颂和怀念韦州的诗词,目前有六首之多。
(1)登韦州城北拥翠亭
天际风云起，山椒结夕阳。
园林含珉色，笳鼓动哀音。
边报军书急，南来雁信沉。
病怀与秋思，x苦难禁。
(2)晚登韦州楼
炊烟几处起荒城,柳外游丝百尺萦。
把笔登楼漫回顾,夕阳流水总关情。
(3)东湖春涨
三月东湖景始饶，水光山色远相招，
鱼冲雨急牵浮藻，莺逐颠风过逝桥。
花落咋疑金谷地,浪痕初识海门潮。
临堤尽日忘归去,为惜余春谩寂寥。
(4)夜宿鸳鸯湖闻雁声作
月朗星稀夜景清,水寒沙冷若为生。
匏扑的瞎橐,感我穷边久住情。
(5)朝中措 忆韦州拥翠亭
构亭高在古城端,拥翠万山还。四面轩窗高启关河千里平看。
珠帘画栋,金铺文础,与问平安,记得当年雨霁,常时坐对西山。
(6)临江仙 避暑韦州,行有日矣,喜而赋此.
朱
塞上冰霜三十载,新来华发盈颠。韦城风景自堪怜,螺峰初雪霁,月榭谈笼烟。
想得灵州城下路,绿杨芳草依然。黄骝蹀躞杏花天。丙辰初日出,南上渡头船。
2.宁夏王府,诗词集锦
庆王朱钤谀夏(今银川市)居住生活了36年，直到逝世，除了上述6首诗词
之外，还留传下来32首诗词，抒发他在宁夏的喜悦、愉快，或者苦闷、悲哀。
西夏八景图诗序
凝真
洪武戊寅(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冬，予自韦州来宁夏，道路凡三百余里。历观经涉之所，因山川之盛概，思所以赋之诗而未得暇。及后欲经营新宅，遂登高眺远，披阅地图，若黄河之襟带东南，贺兰之蹲峙西北，雄镇藩畿，亦可谓殊方之胜地矣。徘徊久驻，慨然兴怀。不觉落日之西沉，寒风之袭衣，追思往昔，有动于诗情。因古有八景咏题，又重而删修之曰：贺兰晴雪、 汉渠春涨 、月湖西照、 黄沙古渡、灵武秋风、黑水故城、官桥柳色、梵刹钟声，随题而赋之诗，以见风景之佳，形胜之势，观游之美，无异于中土也。
(1)贺兰晴雪
嵯峨高耸镇西陲，势压群山培v随。
积雪日烘岩冗莹，晓云晴驻岫峰奇。
乔松风偃盘龙曲,怪石冰消卧虎危。
屹若金城天设险,雄藩万载壮邦畿。
(2)汉渠春涨
神河浩浩来天际，别络分流号汉渠。
万顷腴田凭灌溉，千家禾黍足耕锄。
三春雪水桃花泛，二月和风柳眼舒。
追忆前人疏凿后，于今利泽福吾民。”
(3)月湖西照
万顷清波映夕阳,晚风时骤漾晴光。
瞑烟低接渔村近,远水高连碧汉长。
两两忘机鸥戏浴,双双照水鹭游翔。
北来南客添乡思,仿佛江南水国乡。
(4)黄沙古渡
凝真
黄沙漠漠浩无垠,古渡年来客问津。
万里边夷朝帝阙,一方冠盖接咸秦。
风生滩渚波光渺,雨打汀洲草色新。
西望河源天际远,浊流滚滚自昆仑。
(5)灵武秋风
翠辇曾经此地过，时移世变奈愁何。
秋风古道闻笳鼓，落日荒郊牧马驼。
远近军屯连戍垒，模糊碑刻锁烟萝。
兴亡千古只如此，何必登临感慨多。
(6)黑水故城
日落荒郊蔓草黄， 遗城犹在对残阳。
秋风百雉苏苔碧， 夜月重关玉露凉。
枯木有巢栖野雀， 断碑留篆卧颓墙。
绕城黑水西流去， 不管兴亡事短长。”
(7)官桥柳色
桥北桥南千百树,绿烟金穗映清流。
青围娟眼窥人过,翠染柔丝带雨稠。
没幸章台成别恨,有情灞岸管离愁。
塞垣多少思归客,留着长条赠远游。
(8)梵刹钟声
斛棱殿宇耸晴空,香火精严祀大雄。
蠡吼法庭闻梵呗,铃鸣古塔振天风。
月明丈室僧禅定,霜冷谯楼夜陋终。
忽听钟声来枕上,惊回尘梦思无穷。
(9)戊戌岁金波湖合欢莲(九首)
盛泽周流遍八埏,穷边喜见合欢莲。
同根一柄凌波出,共蒂双头照水妍。
二女并肩游汉日,两乔低首读书年。
不惭才拙诗成后,拟继唐人短李桃。
(10)游高台寺庄经辛卯战场王骠骑阵殁处感伤而作
辛卯年见旧战场,重过此地景悲凉。
水边折戟侵苔色,风里惊尘惨日光。
芳草有情空怅望,遗骸报恨足哀伤。
英魂泉下如相慰,一曲哀歌 一觞。
(11)夏日游丽景园
仲夏名园里,肩舆花下行。
鸣鸠频唤雨,布谷苦催耕。
麦浪因风起,戎葵向日明。
病怀方寂寞,聊慰此时情。
(12)似古边城春
东风起边城,堤柳叶尽吐。
尤怜塞下见,乡心此时苦。
(13)宁夏新建社稷山川坛
藩守河西已二年，群神祀礼未能全。
驿书近命修坛，使者先行饰豆笾。
版筑始成新社稷，金汤还是旧山川。
春祈秋报思韵格，佑我边人降福绵。
(14)永乐二年春祭社稷山川礼成后作
受命分茅土,万里藩西疆。
韦州夏州路,移徙不少康。
封内群山川,八载祀典荒。
社稷祈报礼,非余独敢忘。
但为移徙中,以致久不遑。
永乐当二年,尊兄今天王。
大明御寰宇,鱼理乾纲。
念兹群神祀,春秋事有常。
礼固不可阙,敕命筑坛场。
修举久废礼,为民祁福祥。
仲春择吉日,二祀思神飨。
礼乐既兼备,肥]烹猪羊。
诸公陪祀者,佩玉声锵锵。
灯火明煌煌,载拜望景光
三献礼初陈,牲醴列馨香。
祀神冀来格,非徙歌乐章。
屏息俯伏待,如临气洋洋。
所愿风雨时,秋收足千仓。
愧予方幼年,才薄德又凉。
自惭忝王爵,享有此一方。
受胙饮福酒,不肖岂敢当。
尚赖诸贤哲,事事为赞襄。
昧爽行礼毕,烹胙饮公堂。
珍羞具前列,百味罗芬芬。
大事在祀戎,岂可令德爽。
善恶二途间,降各有福殃。
饮罢为三思,战栗复恐慌。
(15)秋日登楼
乾坤牢落此生浮,l栗幽怀谩倚楼。
衰草斜阳关塞远,残山剩水古今愁。
千林木叶经霜日,万里风烟满日秋。
回望长安在何许,雁声过处暮云稠。
(16)念奴娇 雪霁夜月中登楼望贺兰山作(外十首)
登楼眺远,见贺兰。万⊙┓迦缁,瀑布风前,千尺影,疑泻银河一派。独倚危栏,神游无际,天地犹嫌隘。琼台玉宇,跨鸾思返仙界。
我醉宿酒初醒,景融诗兴笔。扫千军快,下视红尘,人海混,脱履不能长喂。对月清光,饮余沆瀣,气逼人清煞。玉笙吹彻,此时情意谁解?
(17)浪淘沙 秋(塞垣秋思)
塞下景荒凉,谈薄秋光,金风淅淅透衣裳。读罢安仁秋兴赋,x栗悲伤。廿载住边疆,两鬓成霜。天边鸿雁又南翔。借问夏城屯戌客,是否思乡?
(18)青杏儿-秋
午枕梦初残,高楼上,几凭阑干。清商应律金风至,砧声断续,笳音幽怨,雁阵惊寒。
景物不堪看,凝眸处愁有千般。秋光谈薄人情似,迢迢野水,茫茫衰草,隐隐青山。
(19)长相思-秋眺
水悠悠,路悠悠,隐隐遥山天尽头,关河又阻修。
古兴州,古灵州,白草黄云都是愁,劝君休倚楼。
(20)风流子-秋日书怀
楼头思往事,犹如梦,回首总堪伤。想童草山东,臂鹰走马,弱龄河外,开国封王；老来也,身成痼疾,双鬓点清霜。江左旧游,塞边久住,忆朝京辇,愁在毡多。
倚栏凝眸处,园林正摇落。雁阵南翔,天地暮云凝碧。衰草添黄,更秋容谈薄遥山隐隐,野烟漠漠,风景凄凉。惆怅闷怀无语,独对斜阳。
(21)春云怨与吴谦-时谦客塞下
龙沙三月,尚不见桃杏,红芳颜色。镇日恶风频起,柳困欲眠眠不得。夕阳(口加)卸山,暮云横岭,憔悴江南倦游客。乡国他年,关河今日,到此欲愁绝。
可怜孤负佳时节,正清明禁火,幽怀萦结。怕听胡笳韵悲咽。古道红尘,旅馆清烟,酒旗高揭。一曲词成,九回断肠,娇首贺兰Y浴
(22)捣练子
风阵阵,雨潺潺,五月犹如十月寒。塞上从来偏节令,倦游南客亿乡关。
(23)鹧鸪天-冬日漫兴
天阔云低散玉花,茫茫四野少人家。严寒磷磷侵肌骨,雕帽随风一任斜。
沙似雪,雪如沙。谩斟绿醑听琵琶。琼楼玉宇今何在?天上人间道路赊?
(24)行香子
五十之年,华发盈颠。得平安,感谢苍天。无忧无虑,即是神仙。有数书房,万钟禄,万丘田。
光阴似箭,冬冷春暄。B今生,所事随缘,从他汗简,芳臭流传。但饥时饭,渴时饮,困时眠。
(25)夜宿怀古
皎皎银河月,荧荧天上星。
星光和月影,相共照中庭。
中庭人独自,低首依云屏。
相思苦无寐,寂寞掩重扁。
凉飚吹罗衣,繁霜五夜零。
东邻洞箫声,呜咽不忍听。
眷言行路人,与君惜娉婷。
(26)避暑
避暑高楼次日登,山川感慨客怀增。
地连紫塞三千里，水映朱栏十二层。
布谷催更声度柳,游鱼吹浪影身菱。
盈篇珠玉磋难和,章草尤惭写不能。
(27)石沟驿
山围城郭野烟中,亭馆萧然对晚风。
山下红尘是非路,星轺日夜自西东。
(28)贺兰大雪
北风吹沙天际吼，雪花纷纷大如手。
青山顷刻头尽白，平地须臾盈尺厚。
胡马迎风向北嘶，越客对此情凄凄。
寒凝毡帐貂裘薄，一色皑皑四望迷。
年少从军不为苦，长戟短刀气如虎。
丈夫志在立功名，青海西头擒赞普。
君不见，
母羝持节汉中郎，齿毡和雪为朝粮。
节毛落尽志不改，男子当途许自强。
(29)登宜秋楼
庆靖王凝真
亭皋木落水空流, 陇首云飞又早秋。
白草西风沙塞下, 不堪吟倚夕阳楼。
楼头怅惘久踌躇, 目送征鸿向南去。
黄沙漫漫日将倾, 总是江南客愁处。
(30)丽景园冬日 步王忍辱韵
泽冰未见腹全坚,溶泄流澌泻冷泉。
木落易窥行客径,风寒难钓鱼船。
人间世外由来别,塞北江南自昔传。
十数边城行乐处,优游聊以度流年。
朱睢赌夏志》写道：“丽景园,居城东北,予之果园也。”《嘉靖宁夏新志》载,在清河门外,地当在今银川红花乡。丽景园是庆王一个规模宏大的园林,内有芳林宫等楼台亭馆景观二十余处。庆王常在此园设宴招待镇城的“藩阃将臣，兔园英俊、|绅之士,缝掖之儒”。朱钤谟览至年(1408年),应该就是建宜秋楼之年,曾写了《端午宴丽景园诗序》一文,“用记一时之胜游云耳”。庆王本人和许多名人抒写了大量有关丽景园的诗词。在这首诗里,朱钤俅胃锌于塞北江南的恶劣气候但也却是行乐之处, 自己安慰自己,“聊以度流年。”
(31)总兵营
故垒荒余草渐平,路人犹识总兵营。
旌旗寂寞埋金甲,风雨还疑鼓角声。
(32)菩萨蛮 归思
凉风淅淅凉云湿,羁怀何事归思急。秋气入单衣,偏增久客悲。贺兰三百里,只隔黄河水。何日是归程,中秋正月明。
南宋晚期句容朱家巷人 朱仲八 ，娶陈氏，生三子：长子 朱六二 、次子 朱十二 、第三子明德祖 朱百六 。
明德祖 朱百六 ，娶胡氏，生二子：长子 朱四五 、次子明懿祖 朱四九 。
明懿祖 朱四九 ，娶侯氏，生四子：长子明熙祖 朱初一 、次子 朱初二 、第三子 朱初五 、第四子 朱初十 。
明熙祖 朱初一 ，娶王氏，生二人：长子明仁祖 朱五四 ，后改 朱世珍 ；次子寿春王 朱五一 。
明仁祖 朱世珍 ，娶陈氏，生四子： 长子 南昌王 朱兴隆 ，本名 朱重五 ； 次子 盱眙王 朱兴盛 ，本名 朱重六 ；第三子 临淮王 朱兴祖 ，本名 朱重七 ； 第四子 明太祖 朱元璋 ，本名 朱重八 ，后改 朱兴宗 ；朱世珍还生有二女：太原长公主和曹国长公主(李文忠之母)。
南昌王 朱兴隆 生二子：长子山阳王 朱圣保 、次子大都督 朱文正 。
大都督 朱文正 生一子：靖江王 朱守谦 。
盱眙王 朱兴盛 生一子：昭信王 朱旺 。
寿春王 朱五一 生四子： 长子 霍丘王 朱重一 、 次子 下蔡王 朱重二 、 第三子 安丰王 朱重三 、 第四子 蒙城王 朱重四 。
霍丘王 朱重一 生宝应王 朱铁哥 。
安丰王 朱重三 生四子：长子六安王 朱转 、次子来安王 朱记 、第三子都梁王 朱臊 、第四子英山王 朱润 。
明太祖 朱元璋 ，有 二十六子 ：高皇后马氏生太子朱标、秦王朱尽⒔王朱、明成祖朱棣、周王朱；胡充妃生楚王朱桢；达定妃生齐王朱_、潭王朱梓；郭宁妃生鲁王朱檀；郭惠妃生蜀王朱椿、代王朱桂、谷王朱B；胡顺妃生湘王朱柏；韩妃生辽王朱植；余妃生庆王朱木旃(也作朱)；杨妃生宁王朱权；周妃生岷王朱F、韩王朱松；赵贵妃生沈王朱模；李贤妃生唐王朱柽(又名朱J)；刘惠妃生郢王朱栋；葛丽妃生伊王朱木彝(也作朱彝，又名朱p)；郜氏生肃王朱D；赵王朱木巳(又名朱杞)、安王朱楹、皇子朱楠，皆不详其生母。
长子 庆康王朱秩
次子 靖宁王朱秩b
第三子 真宁庄惠王朱秩h
第四子 安化惠懿王朱秩
第五子 岐山悼庄王朱秩炼
第六子 安塞宣靖王朱秩炅
庆靖王 朱木旃(即朱)
庆康王 朱秩
庆怀王 朱邃H(chua)
庆庄王 朱邃B
庆恭王 朱L
庆定王 朱台
庆惠王 朱枋
庆端王 朱倪o
庆宪王 朱伸域
庆王 朱帅锌
庆王 朱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