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的主要代表作如下：
1、小说：1947年，长篇小说《围城》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
2、散文：《十七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写在人生边上》、《猫》、《人·兽·鬼》。
3、学术著作：《谈艺录》《宋诗选注》、《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 、《旧文四篇》、《诗可以怨》、《管锥编》、《管锥编增订》、《也是集》。
4、还有《七缀集》、《模糊的铜镜》、《槐聚诗存》、《石语》、《钱钟书手稿集 容安馆札记》、《宋诗纪事补订》、《钱钟书手稿集·中文笔记》。
扩展资料：
1、钱钟书（1910年10月20日—1998年12月19日），江苏无锡人，原名仰先，字哲良，后改名钟书，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作家、文学研究家，与饶宗颐并称为“南饶北钱”。
2、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32年，在清华大学古月堂前结识杨绛。 1937年，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文获牛津大学艾克赛特学院学士学位。 1941年，完成《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的写作。
3、1958年创作的《宋诗选注》，列入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1972年3月，六十二岁的钱钟书开始写作《管锥篇》。 1976年，由钱钟书参与翻译的《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出版。1982年，创作的《管锥编增订》出版。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钱钟书
1.围城 2.灵感 3.猫 4.纪念 5.上帝的梦 6.窗 7.写在人生边上 8.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 9.释文盲 10.杂言－－关于著作的 11.吃饭 12.论文人 13.钱钟书文集 14.谈教训 15.《写在人生边上》【扉页】 16.一个偏见 17.说笑 18.槐聚诗存 19.人·兽·鬼 20.读《伊索寓言》 21.《人·兽·鬼》序 22.“芳踪”之冤
最佳答案1.围城[钱钟书]2.灵感[钱钟书]3.猫[钱钟书]4.纪念[钱钟书]5.上帝的梦[钱钟书]6.窗[钱钟书]7.写在人生边上[钱钟书]8.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钱钟书]9.释文盲[钱钟书]10.杂言－－关于著作的[钱钟书]11.吃饭[钱钟书]12.论文人[钱钟书]13.钱钟书文集[钱钟书]14.谈教训[钱钟书]15.《写在人生边上》【扉页】[钱钟书]16.一个偏见[钱钟书]17.说笑[钱钟书]18.槐聚诗存[钱钟书]19.人·兽·鬼[钱钟书]20.读《伊索寓言》[钱钟书]21.《人·兽·鬼》序[钱钟书]22.“芳踪”之冤[钟钱钟书]
钱钟书先生在他的小说《围城》里写道："天下有两种人，譬如一串葡萄到手，一种人挑最好的先吃，另一种人把最好的留到最后吃。"照例，第一种人应该乐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好的；第二种人应该悲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坏的。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因为第二种人还有希望，第一种人仅有回忆。
吃葡萄的故事蕴藏着深刻的人生哲理，人的一生恰似吃葡萄的过程。
记得初中时有两个同学。一个是农民的儿子，从小就失去了父母，与年迈多病的奶奶相依为命，每天步行十余里上学。面对贫困，他不甘沉沦；面对逆境，他选择了坚强。后来他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又通过了全国律师资格考试，成了省会有名的律师，并自办律师事务所。另一个是乡长的儿子，从小就享受荣华富贵，整天只知吃喝玩乐，游手好闲，初中毕业后招工进了工厂，后来由于企业破产下了岗，生活日见困顿。农民的儿子有出息，是因为他首先吃的是"坏葡萄"，把好的留到了最后；而乡长的儿子每况愈下，因为他年轻时就已经把"好葡萄"吃完了。
大凡年轻时屡受挫折的人后来都很幸运，因为他们面对挫折必须独立思考，鼓起勇气，然后战胜它。而那些年轻时运气一直很好，或者一开始就在温室里长大的，到了五十岁左右时遇到困难，便仿佛是灾难临头，以至在挫折面前束手无策，从头开始又为时已晚。
有句谚语说得好："谁笑到最后，谁就笑得最好。"吃葡萄的最佳方法应该是：先挑最坏的吃，把最好的留到最后。英国哥尔斯密说过："人生最大的光荣，不在于能屡败屡起。"通过自己的努力，历经千辛万苦取得最后的成功，这才是完美的人生 。
雏鸟的心中，有一个美景，它希望展翅飞翔，飞到那湛蓝的天空；落叶的心中，有一个美景，它盼望能随风飘荡，飘到那一片荒无人烟的土地，慢慢腐朽。我心中的美景又是什么？
那，是我心目中的一个殿堂，是我心底最深处的一个花园。为了它，我甘愿十二年寒窗，夜夜挑灯苦读。我无数次地想望，那儿的大门是否随时向我打开，那儿的人们，是否随时欢迎我的到来？相信我，再等我五年，五年之后，我一定会亲自踏上那片文学殿堂，等待我——我心目中的大学。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留下了这么一句话，给我深深的思考。有人说：“踏进这所中学，等于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大学的校门。”是这样的吗？我想我心底里的花园也许正如这所说，它只为勤奋之人打开大门，将懒惰之人拒之门外。既然如此，为了我心中的美景，我就做一个勤奋之人吧！我的路正如屈原所说的，还很长，很长……我要放下贪玩的心理，背下装满知识的书包，拒绝对我不良的诱惑，全身心的投入学习中，跳进知识的海洋里，沉在其中。就这样直到有一天，我心目中的美景实现了，那我就完成了自己对自己的承诺。
一夜，静悄悄地，我醒来，看见我身边绿树成荫，花红柳绿，一抬头，我看见了我所熟悉的大学校名。刚劲有力的字体写着“——大学”我兴奋极了。啊。这就是文学的殿堂，我心中的美景！空旷的操场，壮丽的教学楼，花园里，飘着泥土的芬芳和花香，这香味，仿佛混杂着清香的油墨味。花儿在向我招手，鸟儿在为我歌唱，小草也在向我点头。我开心地跑啊，跳啊……一睁眼，咦？眼前一切都不见了，只有空荡荡的屋子，原来是一场梦！
但我，为了心中的这个梦，这幅美景，我会奋斗不懈！我相信，总会有那么一天，我的愿望会实现的！
我爱吃水果，有红彤彤的苹果，小巧的香梨，甜而爽的西瓜…………。但我最爱吃的水果是葡萄。它不仅仅是玲珑多姿，更重要的是葡萄香甜可口。
（苏文纨）假使她从帆布躺椅上站起来，会见得身段瘦削，也许轮廓的线条太硬，像方头钢笔划成的，年龄看上去有二十五六，不过新派女人的年龄好比旧式女人婚帖上的年庚，需要考订学家所谓外证据来断定真确性，本身是看不出的。
孩子不足两岁，塌鼻子，眼睛两条斜缝，眉毛高高在上，跟眼睛远隔得彼此要害相思病，活像报上讽刺画里的中国人的脸。 那女人平日就有一种孤芳自赏、落落难合的神情--大宴会上没人敷衍的来宾或喜酒席上过时未嫁的少女所常有的神情--此刻更流露出嫌恶，黑眼镜也遮盖不了。
忠厚老实人的恶毒，像饭里的砂砾或者出鱼片里示净的刺，会给人一种不期待的伤痛。 有人叫她“熟食铺子”（charcuterie），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 *** 裸的”。
鲍小姐并未 *** ，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的真理”。 那时苏小姐把自己的爱情看得太名贵了，不肯随便施与。
现在呢，宛如做了好衣服，舍不得穿，锁在箱里，过一两年忽然发现这衣服的样子和花色都不时髦了，有些自怅自悔。 “你嘴凑上来，我对你说，这话就一直钻到你心里，省得走远路，拐了弯从耳朵里进去。”
鸿渐回信道，经详细调查，美国并无这个学校，文凭等于废纸，姑念初犯，不予追究，希望悔过自新，汇上十美金聊充改行的本钱。爱尔兰人气的咒骂不停，喝醉了酒，红着眼要找中国人打架。
这事也许是中国自有外交或订商约以来唯一的胜利。 据说“女朋友”就是“情人”的学名，说起来庄严些，正像玫瑰在生物学上叫“蔷薇科木本复叶植物”，或者休妻的法律术语是“协议离婚”。
鸿渐看她们有说有笑不允许自己插口，把话压扁了都挤不进去。 当着心爱的男人，每个女人都有返老还童的绝技。
他说话里嵌的英文字，还比不得嘴里嵌的金牙，因为金牙不仅妆点，尚可使用，只好比牙缝里嵌的肉屑，表示饭菜吃的好，此外全无用处。 掌声住了，方鸿渐强作笑容说：“吕校长，诸位先生，诸位同学：诸位的鼓掌虽然出于好意，其实是最不合理的。
因为鼓掌表示演讲听得满意，现在鄙人还没开口，诸位已经满意得鼓掌，鄙人何必再讲什么呢？诸位应该先听演讲，然后随意鼓几下掌，让鄙人有面子下台。现在鼓掌在先，鄙人的演讲当不起那样热烈的掌声，反觉到一种收到款子交不出货色的惶恐。”
听众大笑，那记录的女孩也含着笑，走笔如飞。 那记录的女生涨红脸停笔不写，仿佛听了鸿渐最后的一句，处女的耳朵已经当众丧失贞操。
苏小姐领了个二十左右的娇小女孩子出来，介绍道：“这是我表妹唐晓芙。”唐小姐妩媚端正的圆脸，有两个浅酒涡。
天生着一般女人要花钱费时、调脂和粉来仿造的好脸色，新鲜得使人见了忘掉口渴而又觉嘴馋，仿佛是好水果。她眼睛并不顶大，可是灵活温柔，反衬得许多女人的大眼睛只像政治家讲的大话，大而无当。
古典学者看她说笑时露出的好牙齿，会诧异为什么古今中外诗人，都甘心变成女人头插的钗，腰束的带，身体睡的席，甚至脚下践踏的鞋，可是从没想到化作她的牙刷。她头发没烫，眉毛不镊，口红也没有擦，似乎安心遵守天生的限止，不要弥补造化的缺陷。
总而言之，唐小姐是摩登文明社会里那桩罕物——一个真正的女孩子。 方鸿渐说：“女人原是天生的政治动物。
虚虚实实，以退为进，这些政治手腕，女人生下来全有。女人学政治，那真是以后天发展先天，锦上添花了。
她跟辛楣的长期认识并不会日积月累地成为恋爱，好比冬季每天的气候罢，你没法把今天的温度加在昨天的上面，好等明天积成个和暖的日。 女佣说着，她和周太太、效成三人眼睛里来往的消息，忙碌得能在空气里起春水的觳纹。
女人全是傻的，恰好是男人所希望的那样傻，不多不少。 因为在大学里，理科学生瞧不起文科学生，外国语文系学生瞧不起中国文学系学生，中国文学系学生瞧不起哲学系学生，哲学系学生瞧不起社会学系学生，社会学系学生瞧不起教育系学生，教育系学生没有谁可以给他们瞧不起了，只能瞧不起本系的先生。
只对苏小姐笑道：“不用扫兴。送给女人的东西，很少是真正自己的，拆穿了都是借花献佛。
出洋好比出痘子，出痧子，非出不可。小孩子出过痧痘，就可以安全长大，以后碰见这两种毛病，不怕传染。
我们出过洋，也算了了一桩心愿，灵魂健全，见了博士硕士们这些微生虫，有抵抗力来自卫。痘出过了，我们就把出痘这一回事忘了。
“女人有女人的特别的聪明，轻盈活泼得跟她的举动一样。比了这种聪明，才学不过是沉淀渣滓。
说女人有才学，就仿佛赞美一朵花，说它在天平上称起来有白菜番薯的斤两。真聪明的女人决不用功要做成才女，她只巧妙的偷懒——” 写好信发出，他总担心这信像支火箭，到落地时，火已熄了，对方收到的只是一段枯炭。
苏小姐道：“法国也有这么一句话。不过，不说是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fortresse assiegee，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大家照例称好，斜川客气地淡漠，仿佛领袖受民众欢迎时的表情。 他不知道女人在恋爱胜利快。
这个典故大概出自钱钟书的《围城》，里面有这么一段话：
天下只有两种人。
譬如一串葡萄到手，一种人挑最好的先吃，另一种人把最好的留在最后吃。
照例第一种人应该乐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好的；第二种人应该悲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坏的。
不过事实上适得其反。
缘故是第二种人还有希望，第一种人只有回忆。
当然这是钱钟书的想法，自己写作文可以完全加上自己的立意。
回首过去的一个世纪，饱览群书、博古通今者大有人在，精通多国语言、学贯中西者不乏其人，但钱钟书是独特的。
睿智使他进得去，出得来，登堂入室；渊博使他站得高，看得透，热爱人生而超然物外，洞达世情而不染一尘。他被学术界誉为“文化昆仑”。
真正走近钱钟书时，也许你又会生出无限感慨！ 骨子里的狂狷 有一种人外表温软，内心却十分强悍，钱钟书就是一例。儿时的他，已显出禀赋异于常人，表现在“专爱胡说乱道”“好臧否古今人物”。
上小学时，父亲为他改字“默存”，叫他“少说话”。事实上，直到后半生他才渐渐敛住锋芒。
钱钟书之狂，在清华读书时就开始显露。1929年，钱钟书考入清华大学，放言要“横扫清华图书馆”。
从外文系毕业时，校方决定破格录取他留校，他一口拒绝了，并说： “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够资格当钱某人的导师。”钱钟书对同辈学人也多有臧否。
他对胡适派的文学史考证和陈寅恪式的以诗证史，均深表不满；对林语堂提倡的幽默文学，也大加嘲讽，说： “自从提倡幽默文学以来，卖笑变成了文人的职业。”1992年，安迪先生到钱钟书府上拜望，请教其对几位文化名人的看法，他的评价几乎全是负面的：对王国维，说一向不喜欢此人的著作；对陈寅恪，说陈不必为柳如是写那么大的书；对张爱玲，很不以为然；对鲁迅，说他的短篇小说写得非常好，《阿Q正传》则应加以修剪才是。
黄永玉在《北向之痛》中回忆， “四人帮”横行时，学部通知钱钟书去参加国宴，说“是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去的”。钱钟书一再拒绝： “我很忙，我不去！” 通报者只得讨饶： “可不可以说你身体不好，起不来？”钱立马回应： “不！不！不！我身体很好！哈！我很忙！”。
钱钟书在《围城》序中说过：“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人类的基本根性钱钟书通过文中的主要人物方鸿渐的语言，动作，心理活动来表现他的见解，方鸿渐的爱情与婚姻故事贯穿全篇.他与鲍小姐、苏文纨、唐晓芙还有孙柔嘉的爱情纠葛让我们认识方鸿渐，了解方鸿渐，他善良而又懦弱，不令人讨厌但却一无用处，自己喜欢的能主动去追求，可是他的女人缘也让他备受折磨.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留学归来然而又一无所成的方鸿渐遭遇婚姻的围城，事业的围城，进去又想出来，进进出出找不到人生的归宿.就像一个多余的人可有可无.
关键词 方鸿渐 性格 爱情 事业 心理
《围城》这本小说我看了三遍，对于这本书犀利的语言，绝妙的讽刺，七百多处的妙喻，都令我惊叹不已.钱钟书老先生真是一位了不起的语言大师.这部经典之作看几十遍也不会厌倦，令人回味无穷.然而由于自己的能力有限，只能对文中的主要人物方鸿渐稍加揣摩，一孔之见聊以 *** .方鸿渐的名字绝不是随意起的，有人认为方鸿渐的名字出自《周易》第五十三卦“渐”卦辞中的“鸿渐于干”“鸿渐于磐”“鸿渐于陆”“鸿渐于木”“鸿渐于陵” ，“鸿渐”的意思是鸟儿在天上飞，想要拣个枝儿栖，可是飞来飞去没有定止，暗示方鸿渐这个人一生劳碌奔走，浮世飘蓬一般，什么事情都没有个落定.我觉得这种说法虽然有点牵强但很符合方鸿渐的命运.看看他的爱情故事，不难品出他的性格特征.
一，方鸿渐与鲍小姐的爱情
鲍小姐取名能看出钱钟书对这个人物的厌恶，杨绛先生在《钱钟书与》中对她做过评价：“鲍鱼之肆是臭的，所以那位小姐姓鲍.”可见在三四十年代人们的思想观念与评价的不同.鲍小姐穿着暴露，被人比作熟肉铺子，局部的真理.有东方美人的气质，让那些男生看得心头火起，直流口水.这位鲍小姐从小被父母使唤惯了，心眼伶俐，明白机会要靠自己找，快乐要靠自己寻，自信很能引诱人.他看方鸿渐是坐二等舱的，人还过得去，不失为旅行中消遣的伴侣.不顾自己已经有了未婚夫，而且自己留学还是未婚夫出的钱，在鲍小姐的引诱下，方鸿渐陷入其中，他虽然二十七岁了，早订过婚，却没有恋爱训练，鲍小姐的感情诱惑，所以早已拜倒在鲍小姐的石榴裙下.他虽知道鲍小姐行为不检也觉得兴奋.当他听到鲍小姐好像是不经意地说“咱俩今晚都是一个人睡的时候，他目中电光瞥过似的，忽然照彻可是射得眼不敢逼视，周身的血都升不起脸来.”他洗了澡，回到舱里，躺下又起来，打消已起的念头仿佛跟女人怀孕要打胎一样的难受.这些心理活动让我们看出鲍小姐的诱惑，方鸿渐初出茅庐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欲望无限升级，毫无定力与操守.当船要靠岸鲍小姐突然变脸不搭理方鸿渐，方鸿渐气得心头火直冒仿佛把嘴里香烟衔着的一头都烧红了，他觉得鲍小姐谈不上心和灵魂，她不是变心，因为她没有心，只能算日子久了肉会变味.方鸿渐用这样巧妙的词句和精密的计算来抚慰自己，可是失望，遭欺的情欲，被损伤的骄傲，都不肯平伏像不倒翁捺下去又竖起来，反而摇摆得厉害.当他看见鲍小姐扑向未婚夫的怀里的时候，才明白，自己一直被引诱，以为鲍小姐有点看重自己，结果自己任由他摆布玩弄.方鸿渐的第一次爱情就这样灰飞烟灭，应该说不能算 *** 情，不过是被 *** 所吸引，他糊里糊涂，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追求是什么，一直被迷惑着，不知没有心灵的交融是不会有真爱的，这短暂的相识相处让我们看出方鸿渐的情感世界的空虚无助，以失败告终.
吃葡萄的启示
钱钟书先生在他的小说《围城》里写道："天下有两种人，譬如一串葡萄到手，一种人挑最好的先吃，另一种人把最好的留到最后吃."照例，第一种人应该乐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好的；第二种人应该悲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坏的.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因为第二种人还有希望，第一种人仅有回忆.
吃葡萄的故事蕴藏着深刻的人生哲理，人的一生恰似吃葡萄的过程.
记得初中时有两个同学.一个是农民的儿子，从小就失去了父母，与年迈多病的奶奶相依为命，每天步行十余里上学.面对贫困，他不甘沉沦；面对逆境，他选择了坚强.后来他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又通过了全国律师资格考试，成了省会有名的律师，并自办律师事务所.另一个是乡长的儿子，从小就享受荣华富贵，整天只知吃喝玩乐，游手好闲，初中毕业后招工进了工厂，后来由于企业破产下了岗，生活日见困顿.农民的儿子有出息，是因为他首先吃的是"坏葡萄"，把好的留到了最后；而乡长的儿子每况愈下，因为他年轻时就已经把"好葡萄"吃完了.
大凡年轻时屡受挫折的人后来都很幸运，因为他们面对挫折必须独立思考，鼓起勇气，然后战胜它.而那些年轻时运气一直很好，或者一开始就在温室里长大的，到了五十岁左右时遇到困难，便仿佛是灾难临头，以至在挫折面前束手无策，从头开始又为时已晚.
有句谚语说得好："谁笑到最后，谁就笑得最好."吃葡萄的最佳方法应该是：先挑最坏的吃，把最好的留到最后.英国哥尔斯密说过："人生最大的光荣，不在于能屡败屡起."通过自己的努力，历经千辛万苦取得最后的成功，这才是完美的人生 .
雏鸟的心中，有一个美景，它希望展翅飞翔，飞到那湛蓝的天空；落叶的心中，有一个美景，它盼望能随风飘荡，飘到那一片荒无人烟的土地，慢慢腐朽.我心中的美景又是什么？
那，是我心目中的一个殿堂，是我心底最深处的一个花园.为了它，我甘愿十二年寒窗，夜夜挑灯苦读.我无数次地想望，那儿的大门是否随时向我打开，那儿的人们，是否随时欢迎我的到来？相信我，再等我五年，五年之后，我一定会亲自踏上那片文学殿堂，等待我——我心目中的大学.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留下了这么一句话，给我深深的思考.有人说：“踏进这所中学，等于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大学的校门.”是这样的吗？我想我心底里的花园也许正如这所说，它只为勤奋之人打开大门，将懒惰之人拒之门外.既然如此，为了我心中的美景，我就做一个勤奋之人吧！我的路正如屈原所说的，还很长，很长……我要放下贪玩的心理，背下装满知识的书包，拒绝对我不良的诱惑，全身心的投入学习中，跳进知识的海洋里，沉在其中.就这样直到有一天，我心目中的美景实现了，那我就完成了自己对自己的承诺.
一夜，静悄悄地，我醒来，看见我身边绿树成荫，花红柳绿，一抬头，我看见了我所熟悉的大学校名.刚劲有力的字体写着“——大学”我兴奋极了.啊.这就是文学的殿堂，我心中的美景！空旷的操场，壮丽的教学楼，花园里，飘着泥土的芬芳和花香，这香味，仿佛混杂着清香的油墨味.花儿在向我招手，鸟儿在为我歌唱，小草也在向我点头.我开心地跑啊，跳啊……一睁眼，咦？眼前一切都不见了，只有空荡荡的屋子，原来是一场梦！
但我，为了心中的这个梦，这幅美景，我会奋斗不懈！我相信，总会有那么一天，我的愿望会实现的！
我爱吃水果，有红彤彤的苹果，小巧的香梨，甜而爽的西瓜………….但我最爱吃的水果是葡萄.它不仅仅是玲珑多姿，更重要的是葡萄香甜可口.
文坛流传有很多关于钱钟书先生的轶事。
说他只知道读书，不太会待人接物，甚至撒切尔夫人来了，到中国访问，说要见一个叫钱钟书的，他说我不知道撒切尔是谁。这可能只是所谓轶闻故事了，但是钱钟书确实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作家。
他写出来的作品，有种智者的风采，也有种好像文明人的懒惰。 《围城》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看过电视或者看过小说，但我还是想简单介绍一下钱钟书和这本书的情况。
钱钟书主要是一个学者，写小说是他的业余爱好。他写小说跟一般作家不太一样，是很从容的，这种姿态，对他的作品风格的形成应该说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他也不是为了稿费，或者为了什么上级给他的任务，或者为了形势的某种需要，他纯粹是为了自己的一种文学上的寄托，他的小说是学者小说。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学问家，是非常有个性的一个人，文坛流传有很多关于钱钟书先生的轶事。
说他只知道读书，不太会待人接物，甚至撒切尔夫人来了，到中国访问，说要见一个叫钱钟书的，他说我不知道撒切尔是谁。这可能只是所谓轶闻故事了，但是钱钟书确实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作家。
他写出来的作品，有种智者的风采，也有种好像文明人的懒惰。接下来我介绍一下《围城》。
一直到今，这个《围城》几乎是畅销书，高雅的书店也有，地摊上也有，这个很难得。那是因为电视啊，80年代中期《围城》改编为电视，刚才舒乙先生讲了，电视的作用很大，播放以后，大家都来读这个小说。
《围城》是抗战后期写的，先是在一个叫《文艺复兴》的刊物上发表，1947年出了单行本。发表以后并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解放以后，就没有再出版了。
解放后钱钟书主要是搞文学研究，研究古代文化，写过《管锥编》，还有其他一些著作，他基本上就没有创作了，大学里上文学史也不讲钱钟书，他的书在图书馆也找不到。一直到大概是80年代初，开始有人注意钱钟书了。
那主要是所谓“出口转内销”。美国有一个汉学家，叫做夏志清，他写了一本《中国现代小说史》，把钱钟书捧得很高，这就引起了大陆一些学者的注意，千方百计找来看，确实觉得不错，就有人开始研究钱钟书。
那时在海外也有人做博士论文选钱钟书的。钱钟书在文学界名声大振，是80年代的事。
一直到今，这个《围城》几乎是畅销书，高雅的书店也有，地摊上也有，这个很难得。那是因为电视啊，80年代中期《围城》改编为电视，刚才舒乙先生讲了，电视的作用很大，播放以后，大家都来读这个小说。
所以说现代传媒在推进文学方面有时候也有作用，当然也有消蚀的作用，看书的人少了，看电视的人多了；但有时候电视对文学也有作用，就是刚才说的起过促进宣传。这是关于《围城》的一些背景和基本情况，下面我就转入讲这个作品。
《围城》这部小说啊，应该说它跟一般的小说不太一样，它是比较深奥的，它的意蕴或者说主题吧，是比较深的，不是一眼可以看穿的。或者说呢，这样的小说所带有文化的意蕴比较丰厚。
凡是碰到这类小说，你千万不要相信简单的一句话就把它概括了，绝对不能。越是意蕴比较丰厚的文学作品，越是可以做多种多样的解释；如果说像中学上语文课那样的可以作简单的主题归纳，那么这样的作品一般来说比较单纯。
所以这个《围城》就属于一种意蕴比较丰厚的。对这样的小说啊，我们完全可以放开思路，不断地发掘，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自己的人生体验，去理解，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来分析这样一本小说。
一下使我自己写的一篇读后感，开学要交的读《围城》有感 ——嘲讽背后的大悲凉拜读过钱钟书先生的《围城》，我首先被他那幽默的比喻和恰到好处的嘲讽所吸引。而后，我才发现这是智者用一种让人容易接受的方法来表达内心的大悲凉。
读《围城》，最直接的感受是那些幽默的比喻让人读过之后有一种 *** ，最奇妙的感受是 *** 之后又会让人产生一种深刻的思考。这正是他嘲讽的成功之处，书中并没有或激烈或锐利的批判的话语，但是读者读过之后，心中自然会产生一种批判，一种感慨，更能够深刻的体会到作者心中的大悲凉，与文中幽默的话语形成鲜明的对比。
《围城》的取意为“婚姻就像一座围城，城外的人想进来，城里的人想出去”，小说以主人公方鸿渐的事业，爱情，婚姻，家庭为线索，讲述了方鸿渐的一些生活琐事，正是这些生活琐事，或荒诞，或悲喜，深刻刻画了一些旧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根性：懦弱，自私，功利和欺性。主人公方鸿渐也成为一类人的符号——旧中国知识分子。
比如：方鸿渐刚刚回国的时候，被邀请为学生们作演讲，谁知他的出国留学没有学到半点知识，正像钱钟书先生所说“他是一个无用之人，学不了土木工程，在大学里从社会学系就转到了哲学系，最后又转入中国文学系毕业。”他也只是个出国镀金的人罢了。
没有真才实学的他乱讲一气，因为他讲到了鸦片，梅毒，所以学生们倒很爱听，只是对那些士大夫们，那些正襟危坐的人，觉得他是胡闹，对于真正的学者来看，等于非常浅薄的皮毛只谈。钱钟书先生把他当时的窘态描写得淋漓尽致，让我们在可笑的故事情节中体会到中国旧知识分子的无能，虚伪。
如此的。
最佳答案1.围城 [钱钟书] 2.灵感 [钱钟书] 3.猫 [钱钟书] 4.纪念 [钱钟书] 5.上帝的梦 [钱钟书] 6.窗 [钱钟书] 7.写在人生边上 [钱钟书] 8.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 [钱钟书] 9.释文盲 [钱钟书] 10.杂言－－关于著作的 [钱钟书] 11.吃饭 [钱钟书] 12.论文人 [钱钟书] 13.钱钟书文集 [钱钟书] 14.谈教训 [钱钟书] 15.《写在人生边上》【扉页】 [钱钟书] 16.一个偏见 [钱钟书] 17.说笑 [钱钟书] 18.槐聚诗存 [钱钟书] 19.人·兽·鬼 [钱钟书] 20.读《伊索寓言》 [钱钟书] 21.《人·兽·鬼》序 [钱钟书] 22.“芳踪”之冤 [钟钱钟书]
钱钟书的主要代表作如下：
1、小说：1947年，长篇小说《围城》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
2、散文：《十七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写在人生边上》、《猫》、《人·兽·鬼》。
3、学术著作：《谈艺录》《宋诗选注》、《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 、《旧文四篇》、《诗可以怨》、《管锥编》、《管锥编增订》、《也是集》。
4、还有《七缀集》、《模糊的铜镜》、《槐聚诗存》、《石语》、《钱钟书手稿集 容安馆札记》、《宋诗纪事补订》、《钱钟书手稿集·中文笔记》。
扩展资料：
1、钱钟书（1910年10月20日—1998年12月19日），江苏无锡人，原名仰先，字哲良，后改名钟书，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作家、文学研究家，与饶宗颐并称为“南饶北钱”。
2、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32年，在清华大学古月堂前结识杨绛。 1937年，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文获牛津大学艾克赛特学院学士学位。 1941年，完成《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的写作。
3、1958年创作的《宋诗选注》，列入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1972年3月，六十二岁的钱钟书开始写作《管锥篇》。 1976年，由钱钟书参与翻译的《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出版。1982年，创作的《管锥编增订》出版。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钱钟书
1937 《十七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毕业论文） 1941 《写在人生边上》（散文集，开明书店1941年12月出版） 1945 《猫》（《文艺复兴》1月10日）；《人·兽·鬼》（开明书店6月出版） 1947 《围城》（晨光出版公司5月出版） 1948 《谈艺录》（开明书店1949年6月初版） 1958 《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8月出版） 1978 《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明报月刊》7月） 1979 《旧文四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9月出版）；《管锥编》（中华书局8月初版） 1980 《诗可以怨》（《文学评论》1981年1期） 1981 《管锥编》、《管锥编增订》（中华书局1982年9月出版） 1984 《也是集》（香港广角镜出版社3月出版）；《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9月第1版） 1985 《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2月出版） 1988 《模糊的铜镜》（《随笔》1988年第5期） 1995 《槐聚诗存》（三联书店3月出版） 1996 《石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月出版
钱钟书(1910．11．21-)字默存，号槐聚。江苏无锡人。早年就读于教会办的苏州桃坞中学和无锡仁中学。1933年于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毕业后，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1935年与杨绦结婚，同赴英国留学。1937年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获副博士学位。又赴法国巴黎大学进修法国文学。1938年秋归国，先后任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英文系主任。1941年回家探亲时，因沦陷而羁居上海，写了长篇小说《围城》和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围城》已有英、法、德、俄、日、西语译本。散文大都收入《写在人生边上》一书。《谈艺录》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中西比较诗论。与此同时，他在上海暨南大学、中央图书馆和清华大学执教或任职。 1953年后，在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所著多卷本《管锥编》，对中国著名的经史子古籍进行考释，并从中西文化和文学的比较上阐发、辨析。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1.《围城》 对官场腐败、政府无能、学术虚伪、社会落后等都不失时机的进行嘲弄讽刺，钱钟书的笔触及了那十里洋场的政界、银行界、新闻界、和工商界的丑陋，还描写了寓公们的可笑可鄙生活。作品也涉及了江南小县和由浙江到湖南一路上的污泥臭水，又表现了旅途的艰难，抗战中的混乱，各种感人心的暴露，小说又揭露了所谓自由区国立大学内的种种黑幕，学校条件差，教学质量低，学生意识落后，教育界的败类、投机政客、伪君子充斥了校园，写出了"为人师表"们逐利倾轧、蝇营狗苟的肮行径与灵魂，"学校的图书馆倒像个惜字的老式慈善机关"，"馆里通共不上一千本书，老的、糟的、破旧的中文教科书居其大半，都是因战事而停办的学校的遗产"。所有这些反映的社会生活是相当广阔的。钱钟书更站在哲理的高度讽刺这些社会现象，他的讽刺早已远远超出那个社会，超越了那个时代。2.近20年大陆“钱钟书热”的文化剖析胡慧翼钱钟书是20世纪中国一位睿智超群的学者和天才作家，他以学者的笔锋书写自己的文 学世界，又以自己的文学世界体现了学者深挚的人间情怀。在近20年里，他的影响从知 识界和学术界逐步扩大到大众文化领域，形成了“钱钟书热”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并且经历了三次接受高潮。特别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文化语境中，钱钟书成为一种“文化 昆仑”、“学术精英”的符号与象征，代表了某种流行的学术时尚。这一现象的文化成 因值得关注和反思，为什么一个纯粹的学人能在特定的时间里进入公众的文化视野?产 生“钱钟书热”的深层文化——心理机制是什么?本文旨从接受史的角度，通过回顾近2 0年的钱钟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钱钟书热”的发展和流变的过程，来思考一些诸如 文化生产、文化传播的若干问题，剖析与描述其中所编织着的当代中国对文化英雄的想 象性图景。一、“文化热”中浮现出的“文化昆仑”钱钟书接受的第一个高潮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文革”后拨乱反正的时期。钱钟书 首先在文学视域中“现身”。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围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0年 11月重印出版。因为钱钟书著述的题材、风格以及欣赏趣味，都与时代大背景相游离，所以从建国到“文革”的30年的中国新文学史上，钱钟书一直湮没无闻，他的作品在国 内没有重印过。思想解禁的社会历史条件重新召唤出了钱钟书，而对钱及其《围城》的关注是20世纪8 0年代“出口转内销”的独特的文化现象之一。从20世纪60年代起，《围城》在国内销 声匿迹的同时，在大陆之外的汉语界，它却一直受到人们的注意。美籍学者夏志清在其名著“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中以十几页的篇幅对钱钟书进行专章介绍，称《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 一部。”开启了美国汉学界对钱的研究。1977年产生了两部以钱为对象的博士论文。在 台湾、香港，20世纪70年代已经有人开始系统评介钱钟书。大陆开放之后，域外的声音 深刻震荡了国内的学术界，《围城》成功地破“城”突围，其先决条件还在于1979年钱 钟书政治身份的被澄清。随着《围城》的再版，海外研究成果陆续介绍到中国来，引起 了文学史家对《围城》好奇的打量和关注，首先引发了一场学术争鸣。其争鸣的重点是 给这一“新生事物”以恰当的文学史定位。研究者主要站在社会历史批评的角度评价了 《围城》的政治立场和社会认识价值，因为没有脱离原有的“反映一时代”的理论框架 ，所以在论述上难免削足适履。但是一些研究者冲破了当时僵化的意识形态的教条，作 出了极富学术勇气的高评，肯定《围城》是“一部充满尖锐的社会讽刺的批判现实主义 杰作”，李健吾、郭志刚、敏泽的研究代表了初期的评价高度和认识水平。新时期随着改革的深化，思想的禁锢在慢慢打破，理论界提出了种种消解文学的意识 形态性的观点，开始转而强调文学的审美本质和功能，一批疏离政治坚持个性创作的作家张爱玲、沈从文等重新走进研究者的视野，渐渐得到了人们的欣赏和喜爱，钱钟书的复出也得益于这样的文艺思潮的影响。再加上柯灵、鲲西、郑朝宗等人为钱钟书唱响了 “归来的歌”，以历史见证人的鲜活的记忆向研究者展示了一个渊深博雅、才情横溢的 钱钟书，引起文艺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在刚刚接触到它的研究者面前，封尘了三十年一旦解禁的《围城》，的确给人一种艺 术的冲击力。它俏拔尖新的比喻，超凡脱俗的思想，洞察人生世相的智者风范，唤起了 读者全新的审美感受。受20世纪80年代“方法热”的影响，初期的评论者往往被小说独特的艺术技法、修辞手段、喜剧精神所吸引，以展开审美批评为主，柯灵、金宏达、何 开西、胡范铸等对小说的艺术风格、语言特色等方面的研究给钱钟书创作的审美研究作 了最初的奠基工作。除此之外，《围城》研究还较多地涉及到其主题意蕴、方鸿渐的典 型性格这些重要课题，基本上没有脱离“社会历史批评”和“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的理论框架，但这些研究已经呈现出多样化的景观，隐约让人们感受到《围城》含藏多 向度解读的巨大潜质。一个新的时代开始，总要对历史重新加以审视。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已成 为不容忽视的历史任务。1984年，在黄修己编撰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和唐 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这些影响颇大的文学史著述中，开始用几百字的篇幅介绍《围城》，肯定其杰出的讽刺艺术和心理描写手法。而延至1987年，由钱理群、温儒 敏等学者合写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钱已经被作为一个重量级的作家更加全面 、更加深入地加以评述。20世纪80年代，《围城》逐渐越出专业人士的圈子，成为知识 界人士的案头读物，不断扩大影响。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的《围城》，到1987年， 共印五次，累计数量达到273，200册。《围城》同时译介到海外，进一步获得了世界声 誉，已经有七种译本在世界流行。随着《围城》声名日隆，吸引了热心的出版社急于向 钱钟书挖掘“文墓”，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钱钟书早年的创作陆续重新刊行于世，他 的所有著作都一一被重印。因为抱定“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宗旨，再加上长期以来学问清通的学问家反而得不到 社会的尊重和认可，钱钟书一直是藏之名山的大儒。特别是由中华书局在“文革”后期 出版了钱钟书最重要的学术著作《管锥编》五卷六册，这部著作被誉为“体大思精，包罗万象”。有鉴于此，钱钟书的同门、厦门大学郑朝宗教授20世纪80年代初首倡“钱学 ”研究，并在国内高等学校首次开设钱学研究课程，指导研究生向这“一座中国式的魔 镜”的《管锥编》发出了挑战。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钱学”研究得到舒展、陆文虎 、陈子谦等人的大力提倡和疾呼。作家舒展提出要“普及钱钟书”[1]，又撰文盛赞钱 先生为“文化昆仑”，并倡议成立钱学研究所，“刻不容缓地研究钱钟书”。其高声呐 喊，引来一片回响，普及“钱学”的呼声随之高涨。[2]为什么要主张研究和普及“钱学”?这其中的文化心理机制耐人寻味。普及“钱学”是 在20世纪80年代“文化大讨论”的背景下凸显出来的。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化进程全面启动，举国上下掀起了空前的文化讨论的热潮。走出了“文革”阴影下的人们 怆然面对着一个本土文化的“荒漠”，西方强势文化的输入，构成对中国本土文化强劲 的冲击，国人对文化的焦虑感异常深切。这要求知识界亟需擦亮眼睛去重新发现被遮蔽 的“文化绿洲”，为断层的文化寻觅再铸的思想资源。而钱钟书学贯中西，以渊博和睿 智著称，重新呼唤出这一“国学大儒”，树立一面华夏传统文化的旗帜，在当代文化语 境下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舒展等人对“钱学”的推波助澜正适应了时代的这一文化心 理需求。对于倡导者，研究“钱学”目的很明确：①向世界宣布“中国并不是没有对人 类作出了巨大的举世为之瞩目的贡献的大学者”；②“增强对封建遗毒与资产阶级文化 中腐朽部分的抵抗力”。[3]耐人寻味的是，从一开始，“钱学”就有一种鲜明的意识 形态诉求，它不是“二三素心人在荒村野老屋中”培养之事，不是锁在“象牙塔”里的 纯学术，而是纳入到20世纪80年代一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复兴文化的运动之中。当然，整个红色80年代高潮迭起，众声喧哗，相比90年代，“钱钟书热”还处在一个 酝酿期。而此时，钱钟书首先在专业化的领域内获得了文化身份和价值依据，以“文化 大讨论”为契机不断扩大了影响。在学术界、知识界他正在被悄悄完成一个“博学鸿儒 ”的建构，塑造成一个“高山仰止”的“文化昆仑”的形象。二、传媒·商业化·叙事策略：文化英雄的建构20世纪90年代前后，以《钱钟书研究》的创刊和电视剧《围城》的成功播映为标志掀 起了第二次钱钟书接受的高潮。1989年11月，在当时任文化部长的王蒙的支持下，《钱 钟书研究》创刊，这是我国第一本专门研究“钱学”的纯学术刊物，树立了“钱学”研究的里程碑，“钱学”成为纳入官方意识形态体系内的学术活动。1991年初，由著名女 导演黄蜀芹执导、众多演技派明显出演的10集电视剧《围城》向全国播出，一经推出， 好评如潮。电视剧的成功播映使全国为之轰动，引发了一场持续的《围城》热，极大地 激发了读者阅读原著的兴趣。人民文学出版社以最快的速度，迅速再版了《围城》6万 多册，很快被订购一空。读者排队买《围城》的盛况，成为纯文学作品十几年难得一见 的现象。据书市反馈的消息，至1991年1月，上海、天津、武汉等地最大的新华书店都 将其列入最畅销的文学作品的榜首。截止到1995年8月，仅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已印刷了 十四次，总册数已超过了一百万册，其它还有近十来种盗印本。保守估计，《围城》的 读者也达到了近千万人。影视艺术迅速扩大了文学的影响，使《围城》冲出学术“沙龙 ”，飞入了寻常百姓家。在这一过程中，“围城”越来越符号化，进入了文化消费领域 。前卫的年轻人的文化衫上印有《围城》中的名言警句；“围城”成为1990年之后大众 口头上的一个流行词汇。人们在评述某种现象时，会自然而然地冠之以“围城现象”… …《围城》几乎代表了一个时期社会的文化趣味和格调。在国家意识形态和传媒引导的双重合力下，钱钟书和《围城》被推到了文化舞台的前 景。掀起了如火如荼的“钱钟书热”。《围城》的大众接受热情，激发了学术界深入研究《围城》的又一次热潮。当然除了 这些外在的动因以外，“《围城》热”还有更为内在的原因。20世纪80-90年代之交，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艰难的现代性的转型，人们的审美文化心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 围城》能从具体的人生体验中超越出来，达到对普泛的人性经验的冷峻的思考。它所反映的现代意识正好与时代剧变中人们的生命体验、情感体验产生某种契合；它所揭示的 人的事业围城、爱情围城、婚姻围城等人生万事的“围城”现象暴露了现代社会的生命 困惑和精神危机，具有现实的认识价值。此外，钱钟书幽默诙谐的语言、杰出的喜剧精 神和非凡的人生智慧都能对读者和观众产生持久的吸引力。这一时期的《围城》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它超越了过去单一的“社会历史批评” 的模式，进入人性探查和现代哲学的新层面。关于作品主题意蕴及人物形象的研究更为深入，作品丰富的潜藏意义不断地被发掘出来。温儒敏先生提出了小说主题的“多义说”，[4]认为《围城》的主题意蕴可从生活描写、文化批判和哲理思考三个层面来思考。解志熙则颇有见地地阐发了《围城》与存在主义哲学和文学思潮的内在精神联系。[5 ]研究者不断探索新的批评方法，或寻找《围城》研究的突破，开掘了研究的深度。[6] 或透视《围城》的思想局限，触及了研究的盲点。[7]随着钱钟书文学研究的日益成熟 ，文学史家对钱的关注越来越多，评价也逐级升高。1990年唐在《关于重写文 学史》一文中指出，应该适当地提高钱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在90年代颇有影响的杨 义撰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钱以十几页的篇幅被专章重点评述。到这时候，文学 史家已经充分论证了《围城》的“经典”意义。钱钟书的知名度由知识界迅速扩大到社会各界，各种报章媒体用重点篇幅介绍钱及其 《围城》，推动了媒体去探求这一位身怀惊世之学的文化名人。然而，钱钟书本人屡屡 拒绝媒体采访和宣传的超然态度，进一步垫高了人们对他的好奇、惊叹和崇敬。值得注 意的是，这时候大众传媒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钱的人生传奇上来。20世纪90年代一个异常显著的现象是大众传媒的勃兴与文化市场的形成，这不能不对 文化传播的客体产生深远的影响。可是传媒传递信息的特质不是原封不动地传输，而是 有选择性的凸显和放大，目的是抓住受众的文化心理，制造兴奋点，或在大众的兴奋点和传播客体之间寻找遇合点，而传播客体会在这一过程中发生某种变形和压缩。对于这 位德艺双馨的大学者，传媒往往以“风华绝代”、“谜一般神秘而富于魅力”、“大师 ”、“文化奇人”、“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智者”等字眼来形容，凸显他身上的传奇 色彩，津津乐道其奇闻轶事，鉴赏他的惊人绝技。钱钟书不是因为他的学术业绩而被推 崇，普通读者感兴趣的是他这个人，是负载在他身上的传奇故事和特立独行的人格。一 名女编辑就曾直言不讳地说：“钱钟书学问怎么样，那没的说，我们也不感兴趣；我们 只感兴趣他这个人!”[8]片言居要。在传媒建构“文化昆仑”的想象性图景中，钱钟书 作为才子和学人的丰富性被剥离了，他留在公众媒体中的形象具有两大特征：一是“奇 ”，二是“怪”。“奇”，钱钟书精通英文、法文，掌握其它五门外语，具有照相机式 的记忆力，在现代中国学者中，罕有其匹；淹贯中西古今的博学，学问之大，读书之多 ，人所难及，令人惊讶；浓郁的机智幽默，别具一格，一改过去人们心目中知识分子穷 酸腐儒的形象，成为中西合壁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典范。“怪”则“怪”在他视名利为粪 土，在“文革”大动荡的时代始终保持一份平常心和恬淡的学者心态，这种澹泊的学者 人格恰与急功近利的世风形成鲜明的对照，令人向往和崇敬。对钱传奇人生的公众兴趣直接引发了20世纪90年代钱钟书传记热的出现。1990年12月 ，美国华裔学者胡志德著的《钱钟书》介绍到中国来，这是当时全面介绍和研究钱钟书 的唯一一部评传。从92年到95年，大陆就有四部钱钟书传记问世，分别是孔庆茂的《钱钟书传》；爱默的《钱锺书传稿》；张文江的《营造巴比塔的智者钱锺书传》和李洪岩 的《智者的心路历程》。前三部传记主要面向一般读者和文化市场，追求内容上的传奇 性和文字上的可读性。相比之下，《智者的心路历程》最好，其特色是以治史者的眼光 记录下了钱钟书在历史沧桑投影下的“心灵史”，既以资料的开掘见长，又注重学理性 。在传媒和文化市场的不断凸显和强化下，钱钟书逐渐被塑造成为世纪末的一个“人文 神话”。20世纪90年代初，“钱钟书热”吸引了更多的中青年学者投入到“钱学”研究领域， 形成了一支不断壮大的研究队伍，“钱学”研究初见规模。研究者以不同的观照眼光和 不同的研究方法契入到其中，产生了一批比较有学术分量的专著。胡范铸的钱钟书学术与艺术思想研究，业内人士评论是颇见功力[9]；周振甫编著《钱钟书(谈艺录)读本》 ，依据旧学阐释钱著，以实证见长；胡河清对钱人文思想和语言学的研究厚积薄发，言 之有物[10]。陈子谦推出洋洋40余万言的《钱学论》，系统性、综合性地阐发“钱学” 的精髓。李洪岩把钱钟书放在平行比较的框架中探讨其与近代著名学人吴窃、叶公超等 人的关系，兼顾事、学、理，自成体系……“钱学”的研究成果垫高了钱著在学术史上 的地位，诠释了其“经典”意义。而这种“经典”的符号性意义迅速被市场借用，趁着《围城》迅速蹿红的势头，钱钟 书学术著作的发行创造了中国图书市场的奇观。最不具市场价值的钱著竟成了文化市场 上一个流行时尚。《管锥编》、《谈艺录》和《钱钟书论学文选》都接二连三地印刷，给出版社带来了五六位数的经济效益。20世纪90年代“后新时期”进入了一个在商业化和大众传媒支配下的文化消费时代。 钱钟书的第二次接受高潮为市场大潮所裹挟，被纳入大众文化生产——流通——消费的 各个环节。钱钟书在专业学术领域里被充分论证了其经典性，接着被大众传媒发现和传播，塑造成为“文化昆仑”“学术精英”的文化符码，被赋予了一种可供消费的精致的 文化意味，形成流行的学术时尚之一。随之进行商业化的文化再生产和传播，“成功” 地推向市场，实现其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被某些学术投机分子利用为学术上的进身之 阶；被不法书商利用为攫取利润的有利工具；被报刊媒体拿来充实版面，提升文化品位 ；给读者提供一种文化消费的快感。钱钟书的接受和传播一定程度上成了对钱文化资源 的“掠夺”。他的作品及形象在媒体的引导、出版商的炒作、公众的兴趣点的作用下， 被一定程度的掩盖和误读。在这个过程中，即使严肃的学术研究，有一些也打上了赶商 潮、以市场导向为取向的烙印，被商业文化所濡染。三、说“冷”道“热”：世纪末“钱钟书热”的斑驳风景 从1996年至新千年，“钱钟书热”更呈现出斑驳芜杂的景观。1996年，“钱钟书热”绵延不绝的时候，一些新锐学者开始对“钱钟书现象”提出质 疑。该年第六期《当代文坛报》刊载了《钱钟书热：世纪末的人文神话》一文，几位博 士生展开讨论，指出“钱钟书在‘钱钟书热’中走上了圣坛，由一个学者变成了中国当代文化界的圣人”。钱钟书不是当代的文化大师，他恰恰代表了中国文化不擅长体系性 建构的欠缺。社科院蒋寅研究员也发表文章《请还钱钟书以本来面目》[11]，指出钱钟 书的“本来面目”已经“模糊”、“不清楚”了；造成此结果的原因是由于“钱学”家 们“种种廉价的赞美和庸俗化研究”；主张“解构钱钟书的神话”，让钱回到“优秀学 者”的本位上去。1999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十作家批判书》一书，则干脆对《围城》的经典地位进行 “解构”。称它是一部现当代的“伪经”，“《围城》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小说”。余杰撰文判定钱钟书“对人生、对历史、对苦难都有一种冷漠和游戏的态度”[12]……“酷评”之声不绝入耳……这些来自学界或民间的批判站在鲜明的意识形态立场上对钱钟书的“人文神话”进行 解构，批判的杀伐之声也引起了“钱派”的一片回击，厚厚一本《为钱钟书声辩》趁机 出笼，文艺争鸣竟以至于演变成“干嘴仗”的局面。在对“钱学”大批判大争鸣的文化图景中，1998年12月19日钱钟书先生驾鹤西去，第 三次在媒体掀起热潮。国内外最重要的报刊对钱先生的辞世作了重点报道，散见到各种 报刊上的悼念、追忆和评论文字不可胜数。其中不乏有真正学术眼光和学理分析的，如 季进的《钱钟书与现代西学》，刘玉凯著的《鲁迅钱钟书平行论》等；但从钱学研究状 况来看，还是谈文艺的多，论学术的少；创作谈的比较透彻，但把钱的文艺美学思想结 合创作实践谈的少。专门研讨《谈艺录》、《管锥编》的成绩就更少。《围城》研究者 则重点探讨它和世界文学的关系。就数量而言，跨越新世纪的几年是“钱学”的第三个 “收获期”，许多研究者急于搭乘“钱学热”的“最后一班车”。部分的学术行为演化 成一种市场上的文化营销行为。在世纪末“钱钟书热”的文化图景中，这一“热”一“冷”耐人寻味。说“冷”道“ 热”之间实际上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不同的思想话语之间的交锋，代表了不同的文化立 场对钱的解读策略，值得我们反思。前面已经提及，“钱钟书热”是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激发的产物，80年代末“文 化热”更进一步衍化成“国学热”，同时还出现了“陈寅恪热”、“新儒家热”等等。 “后殖民话语”的“辋辋的危胁”，使研究“国学”、复兴传统文化成为90年代一部分中国人的价值目标，反映了文化民族主义的某种需求。而且90年代，商潮高涨，拜金主 义流行，社会新生的丑恶现象有悖于传统道德，这都要求重新弘扬传统文化精神。这是 90年代钱借“《围城》热”之势而起，然而久盛不衰的一个原因。另一方面，诚如李泽 厚指出的那样：“九十年代学术风尚特征之一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80年 代思潮林立、主义风行，多元文化的碰撞交织成时代无比激动的狂想曲。像钱钟书这样 “寂寞投阁”的学者不太引人注意。然而80年代末，对历史与文化的批判突然间坠入低 谷，强大的市场经济推动了文化的急剧转型，精英文化与世俗文化之间的界限，越来越 被“后现代主义”思潮抹平。这一切导致了90年代知识阶层启蒙精神的弱化。在这样的 背景下，学问家受到了知识界的重新重视，钱才真正热起来。学者以追求真理为己任， 以潜心研究为价值依托，钱钟书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崇尚的学术人格。这些都是“钱钟书热”在90年代凸显出来的深层原因。而对于另一部分坚持“新批判 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他们明显把价值的天平更倾向于西方人文思想，要求以批判现 实的方式深刻地界入社会事务。这些具有超学术的功利兴趣的知识分子，很难认同“国 学热”的思想立场，认同钱氏学者“白首下书帷”的事业。所以他们以西方人文思想为 参照，向以钱钟书构筑的“人文神话”发出冲击。针对“钱钟书热”中充斥着不少空洞 的赞美之声和吹捧气氛，批评者的某些预言发人深省：钱钟书可能成为“钱钟书热”的 牺牲品。但是从“捧杀”到“棒杀”，学理性的讨论常常被人身攻击来代替，部分文章 则完全是商业包装的策略，借“批”钱为招牌，哗众取宠，自我炒作。总的来说，世纪末的最后几年，对钱钟书的说“冷”道“热”正是在反思与重构文化 与学术的大的时代背景下产生，呈现了当代文化语境的多元共生和精英文化在世俗文化 冲击下的多向度分化。无论是“冷”是“热”，还是忽“冷”忽“热”，它实际上是一 种文化力量在起作用，昭示了特定时期的不同的文化需求与动机，代表了主流意识形态 和市场意识形态不同的解读策略。尾声尽管钱钟书一再拒绝、反对被研究和采访，执意隐藏在公众视野的背后，可是文化的 选择和历史的选择不以他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于是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一个纯粹的 学者不期然地成为大众传媒和文化市场中的热点人物，构成了90年代文化地形图中一个重要的座标。原本应该寂静的“钱学”，也成为堪与“红学”、“鲁迅研究”相比肩的 “显学”。在如火如荼的热潮中，钱钟书被完成了一个当代“文化昆仑”、“学术精英 ”的书写：经由传媒和文化市场的介入，演变成大众文化视野中的“文化符码”和流行 时尚。并且被意识形态借用，成为90年代不同的文化立场和思想“话语”的精神资源。 在意识形态操纵、传媒引导和商业化运作的合力作用下，钱钟书的原型形象发生了很大 的改写和误读。20年的研究历程，三次高潮迭起，在钱钟书渐行渐远的身影中，我们可能才惊觉对他 的认识还是“雾里看花”。而热潮正渐渐散尽，学术会慢慢归于本位。对于钱钟书，真 正的接受应该是穿越蔽障，摩挲经典，进入其话语空间，融入全部的生命体验和思想情 感，这样才能使一个真实的钱钟书浮现在我们清明的视野中。【参考文献】:[1]舒展.普及钱钟书[J].文艺学习，1986，(1).[2]王国清.研究钱钟书势在必行，王若：普及“钱学”的一点看法[J].随笔，1987，( 2).[3]舒展.关于刻不容缓研究钱钟书的一封信[J].随笔，1986，(5).[4]温儒敏.《围城》的三重意蕴[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1).[5]解志熙.人生的困境与存在的勇气——论《围城》的现代性[J].文学评论，1989，( 5).[6]胡河清.钱钟书与后结构主义[A].撩动缪斯之魂[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 5.[7]倪文尖.女人围的城与围女人的城[J].上海文论，1992，(1)；舒建华.论钱钟书的 文学创作[J].文学评论，1997，(6).[8]李洪岩.智者的心路历程[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9]胡范铸.钱钟书学术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10]胡河清.真精神旧途径——钱钟书的人文思想[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11]蒋寅.请还钱钟书以本来面目[N].转引自李洪岩，范旭仑.为钱钟书申辩[M].百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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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比喻艺术手法分析论文
当代，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围城》比喻艺术手法分析论文，欢迎阅读与收藏。
摘要 ：
《围城》一书中的比喻生动活泼、幽默风趣、凝聚智慧，自从20世纪五十年代问世以来一直都是学者研究的重要对象。这些像珍珠一般的比喻为《围城》增添了更为绚丽的色彩。文章从《围城》比喻的新奇性、讽刺幽默性、知识性及博喻这几个方面来分析《围城》中的巧比妙喻，共同感受其独具魅力的语言风格。
关键词 ：
钱钟书；比喻；艺术；《围城》
《围城》是钱钟书写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于1944年动笔，1946年完成，一经问世，便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掀起了千层巨浪。据统计，在《围城》这部23万余字的小说中，所用的比喻竟达700多处。[1]诗评家李元洛说：“钱钟书是一位运用比喻的高手，在小说《围城》和他的学术著作中，那精彩的层出不穷的比喻累累然如贯珠子，粲粲然若繁花。”[2]由此可见，钱钟书对比喻恰到好处的运用是《围城》这部小说成功的一大因素。据此，本论文试从《围城》比喻的新奇性、讽刺幽默性、知识性及博喻这几个方面来论述《围城》的比喻艺术。
一、《围城》比喻的新奇性
比喻的生命在于相似点，一般的比喻，本体和喻体往往处在相近的环境中，两者的相似点十分明显，在阅读时，读者极易产生一种认同感，这种类型的比喻便是采用了“化陌生为熟悉”①的手法，然而钱钟书却不按常理出牌，他采用的是“化熟悉为陌生”的比喻路径，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围城》中很明显地感觉出来。钱钟书所写的比喻句，在让比喻中的本体与喻体相吻合的同时，又将本体与喻体的距离拉开，起了一种陌生化的效果，在思维上产生一种跳跃性的感觉，给人带来一种新奇之美。钱钟书在《七缀集读<拉奥孔>》中对比喻的真髓进行了这样的阐述：“比喻体现了相反相成的道理。所比的事物有相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合拢；它们又有不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分辨。两者全不合。不能相比；两者全不分，无须相比――夸饰以不能为能，譬喻以不同类为类，理无二致，不同处愈多愈大，则相同处愈有烘托；分得愈远，则合得愈出人意表，比喻就愈新颖。”[3]在看小说时，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钱钟书所运用的那些比喻，有很大一部分比喻他们的本体和喻体这两个事物联系很少，差别很大，乍一眼看去，一时之间很难看出本体和喻体之间的相似之处，但是当你回味一番，就会有恍然大悟之感，而后不禁赞叹其新奇精妙。这样的例子在文中比比皆是，就比如小说中对于“鲍小姐”的描写，钱钟书这样写道：
她只穿绯红抹胸，海蓝色贴肉短裤，露空白皮鞋里露出涂红的指甲――有人叫她“熟食铺子”（charcuterie），因为只有熟肉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真理”。（P5）
在我初读《围城》时，看到这段对鲍小姐的经典描写――绯红抹胸，海蓝色贴肉短裤，露空白皮鞋里露出涂红的指甲，这不正是现今夏日街头那些漂亮女孩的经典装束嘛！而在当时这样的装束却是“熟食铺子”、“局部真理”了。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鲍小姐的描写，钱钟书用了两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是用“熟食铺子”来喻指鲍小姐的形体，“熟食铺子”去过菜场的人应该都知道，那是卖一些卤的鸡、鸭、鹅等熟食的店铺，钱钟书把鲍小姐裸露在外的形体比作熟食铺子，这两者的相似度可以说非常的高，我们一看就能理解作者设喻的目的。而第二个比喻作者写得就比较新奇，比较耐人寻味，他运用的是“真理”这个抽象的概念。鲍小姐裸露的形体和真理的相似之处在于都是“赤裸裸”的，但是鲍小姐又不是真的一丝不挂，所以又将鲍小姐进一步阐释为“局部真理”。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非常肉感而又浅薄，放荡不羁的女性形象。这样的比喻可谓惟妙惟肖，又令人忍俊不禁。这种比喻，将一个抽象的事物来比喻一个具体的形象，化形象为抽象，将真理与人的肉体结合在一起，崇高与低俗碰撞出新奇之喻。
这样新奇的比喻还有很多，比如“那时候苏小姐把自己的爱情看得太名贵了，不肯随便施与。现在呢，宛如做了好衣服，舍不得穿，锁在箱里，过一两年忽然发现这衣服的样子和花色都不时髦了，有些自怅自悔。”（P11）“方鸿渐给鲍小姐一眼看的自尊心像泄尽气的橡皮车胎。”（P19）“无数的雨线飞蛾见火似的匆忙扑向这光圈里来。”（P142）“按捺不下的好奇心和希冀像火炉上烧滚的水，勃勃地掀动壶盖。”（P179）这些比喻讲求的都是新奇。爱情和衣服、自尊心和橡皮车胎、雨线和飞蛾、好奇心和开水，这些看起来都是些毫不相干的东西，但是钱钟书却能将这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加入自己独到的见解，将它们巧妙地结合起来，让读者读来很有新奇之感。
二、《围城》比喻的讽刺幽默性
当代著名作家谌容说：“生活中不能没有幽默，文学艺术中也不能没有幽默。生活中缺少了幽默，索然无味。文学艺术中缺少了幽默那就更糟。”《围城》是一部素有“中国现代《儒林外史》”之称的小说，它继承与发扬了《儒林外史》那种“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的风格。[4]《围城》中的比喻，在讽刺幽默的语句之下，暗藏着很多深刻的哲理意味，在人们为这些讽刺频频发笑之时，同样也领悟了很多深刻的道理。
小说中有写道：“讲师升副教授容易，副教授升教授难上加难。我在华阳大学的时候，他们有这么一比，讲师比通房丫头，教授比夫人，副教授呢，等于如夫人，丫头收房做姨太太，是很普通――至少在以前很普通的事；姨太太要扶正做大太太，那是干犯纲常名教，做不得的。前清不是有副对么？‘为如夫人洗足；赐同进士出身。’有位我们系里的同事，也是个副教授，把它改了一句：‘替如夫人挣气；等副教授出头。’”（P250）
这是汪处厚在听到方鸿渐说高松年并没有确切答复他是否升做教授时说的一段话。这段话将当时中国大学里的情况通过比喻生动形象地表现了出来。我们先来看下这段话的本体，“讲师”、“教授”、“副教授”这些都是学校里教师的职称，而喻体是“丫头”、“夫人”、“如夫人”这些都是中国封建时期一夫多妻制的产物。这两者放在一起，前者代表的是尊贵高尚的社会知识分子，而后者可谓是一种低贱卑俗的喻体，这样就给人一种强烈的反差。“丫头”做“姨太太”很普通，喻指“讲师”升为“如夫人”是很常见的。“姨太太要扶正做大太太，那是干犯纲常名教，做不得的'。”，表明“副教授”变成“教授”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副教授”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永无出头之日。通过钱钟书的笔墨，我们可以了解到在当时社会，副教授是一个多么尴尬的存在，既升不了官也降不了职。在现今大学的教育制度下，教师们能够凭借自己的才学一步一步地评上更高的职称，但在当时这个教育事业不受重视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很多具有博才的大家们在当时的处境很艰难，他们得不到重用，更得不到重视。同样的，我们也能够从中体会到即使是在学院这样看起来及其清净的地方，同样存在着各种明争暗斗。 在学校中，“讲师”、“教授”与“副教授”他们关系的融洽只是浮于表面，在背后是一种尔虞我诈的冷漠关系，在这场事关个人名利得失的斗争中，多少学者殁落于此。这样的比喻，在让人倍感幽默之时，又给人以苦涩之感，让人回味。[5]
《围城》的讽刺，不仅仅有对当时那些不堪的社会现象的讽刺，还有对身处污浊社会之中的那些可鄙可笑的可怜人的犀利的讽刺。例如文中赵辛楣和方鸿渐在争辩时对校长高松年的评论：
事实上，一个人的缺点正像猴子的尾巴，猴子蹲在地面的时候，尾巴是看不见的，直到它向树上爬，就把后部供给大众瞻仰，可是这红臀长尾巴是本来就有并非地位爬高的新标识。（P208）
这句比喻句可谓非常经典，钱钟书将高松年的劣根性一针见血地指了出来。高松年的虚伪本为人所不识，但随着官位的上升，地位的拔高，他的缺点就像爬上高处的猴子将他的红屁股暴露在众人眼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高松年的虚伪是一直以来都是存在着的，不是他当了校长之后才有的，而是当了校长之后才更加透彻地显露出来，为人所识。这句话讽刺和嘲弄了这位善于玩弄权术、背信弃义的伪君子在爬上校长地位后所显示的恶劣本性。
三、《围城》比喻的知识性及博喻
众所周知，钱钟书是一位博学大师，其次才是一位作家。夏志清教授曾称钱钟书是“（中国）当代第一博学鸿儒”。一位博学鸿儒的作品，其知识性一定非常丰富。在《围城》里，我们可以很明显地觉察到钱钟书的博学多才。[6]在小说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很多比喻句都有涉及例如中国官场行为、孔孟之道等等古今中外的文化知识以各类典故，更将大文豪苏东坡、哲学家柏拉图、圣人孔子、亚圣孟子等中外著名人物引入书中。同时，钱钟书笔下的比喻句还大量涉及了中西文化素养方面的知识，让他的比喻更具有耀眼的艺术魅力。
先来看下下面这句话：
“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P9）
这句话出现在小说的开头，这是方鸿渐在为自己的文凭大费脑筋的时候说的。这句话中出现了“亚当”、“夏娃”等词，很明显这是引用了《圣经》旧约中失乐园这一篇章所讲述的故事。这句话将“一纸文凭”与 “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作比，一针见血地点明了这一张文凭发挥着“树叶”的功用，将方鸿渐内心的羞丑都遮蔽起来。紧接着，方鸿渐又利用自己从“哲学系” 学得知识，为自己的假的文凭开脱：“撒谎欺有时并非不道德。柏拉图《理想国》里就说兵士对敌人，医生对病人，官吏对民众都应该哄。圣如孔子，还假装生病，哄走了儒悲，孟子甚至对齐宣王也撒谎装病……买张文凭去哄他们，好比前清时代花钱捐个官，或英国殖民地商人向帝国府库报效几万镑换个爵士头衔，光耀门楣，也是孝子贤婿应有的承欢养志。”（P10）这段话提到了很多中西文化知识，不仅将柏拉图、孔子、孟子等一些古今中外非常有名的哲学家引入比喻句中，还涉及了清朝的捐官和英国换爵的事件，凸显了知识性及博喻的特征。
《围城》中精彩的比喻还有很多，富有哲理的比喻更是比比皆是。无论是比喻的新奇，幽默还是知识性，在给我们带来幽默与欢笑的同时也引发了我们对社会现实的思考，从而为《围城》增添了一重别样的色彩，让无数学者为之叹服。
注释：
①文学理论家乔纳森卡勒为比喻下的定义：比喻是认知的一种基本形式，通过把一种事物看成另一种事物而认识了它。比喻的本体对接受者来说是陌生的，是异质经验的认知，因而要用一个对接受者而言较为熟悉的喻体，通过使接收者同质的认知经验达到其对本体概念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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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是在中国社会内部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条件下﹐广泛接受外国文学影响而形成的新的文学。在文学作品中建构出的一系列系统的符号和有意味的空间形式。
现当代文学作品论文篇1
论钱钟书与朱光潜对《拉奥孔》的解读异同
摘 要：莱辛《拉奥孔》专论“诗”与“画”的界限，是西方文艺比较批评的经典之作。
钱钟书和朱光潜两位学者从各自的角度对这本专论作了赏析和研究，本文旨在分析两者鉴赏的方法、视角等方面的异同，提出笔者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拉奥孔;诗画异质说;朱光潜;钱钟书
引言
朱光潜与钱钟书，都是具有丰厚西学背景的中国学者。
两者对莱辛名著《拉奥孔》进行独到的评析。
本文选取两者文论中直接评论《拉奥孔》的两篇文章——《诗论·诗与画——评莱辛的诗画异质说》和《七缀集·读﹤拉奥孔﹥》——并结合其各自相关的文论作品，对两者的解读异同进行辨析，并提出笔者自己的看法。
一
莱辛《拉奥孔》是专论“诗”与“画”的一本书。
画是指造型艺术，诗是指诗歌以及西方古代的史诗。
在肯定莱辛贡献方面，两位学者都作出了中肯的评价。
朱光潜的《诗与画——评莱辛的诗画异质说》分为四个部分，先重述了莱辛的主要观点，然后提出自己的见解。
钱钟书的《读﹤拉奥孔﹥》前两节陈述了鉴赏者自己的研究方法以及对莱辛学说的基本看法。
朱光潜与钱钟书都深刻地体会到“诗”与“画”是两种不同的艺术。
但是，诗与画既然都是艺术，就应该有共同性。
朱光潜在文章的第一部分就指出诗画同为艺术有共同点，诗与画都是从情趣与意象而出。
钱钟书在其《管锥编》中指出诗画“同出心源”，有一致之处，“画之写景物，不尚工细，诗之道情事，不贵详尽，”[1] 诗与画并非直白地传达情趣或者意象，在传达的过程中是留有余地，耐人寻味的。
二
其次，朱光潜与钱钟书的评析也有很大的差别。
两位学者在肯定莱辛巨大贡献的同时也指出其学说不周之处，并给出了自己的新解和补充，两者在这一点上却存在巨大的差异。
朱光潜对《拉奥孔》中的某些观点多有反驳，且直言不讳。
莱辛认为“美是古代艺术家的法律;他们在表现痛苦中避免丑。
”[2]朱光潜以亚里士多德提出艺术中也含有丑的成分作为有力的证词，指出莱辛所理解的理想美有偏差;莱辛认为在绘画中，美比真实的表情更重要，并以拉奥孔雕像为例。
美学家朱光潜对此作出严厉的批评。
在文中，朱光潜罗列了众多莱辛学说的不足之处，比如忽视了欧洲造型艺术中也注重动作的叙述，作品与作者的关系，自然美与艺术美的区别;并给出自己的体会和解答，提出读者的二度创作以及诗与艺术的共同特质，都没有引起莱辛的注意。
并用具体例子来反驳莱辛“诗”只宜于叙述时间中的动作的观点，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一川烟雨，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等，都是诗歌中景物描写的精辟而恰当的例子。
朱光潜敏锐地洞察到莱辛的自圆其说中暗含着许多矛盾，因此在此解开了结，使得莱辛的学说更为丰厚周全，得以升华。
在朱光潜看来，莱辛的诗画批评有其值得肯定的地方;但具体说来，许多观点脱离了实际的艺术生活。
钱钟书《读〈拉奥孔〉》一文直面莱辛学说中忽视“诗”里有许多“画”所不能作的地方，得出“诗中有画，非画所能表达”[3]的结论。
作者从分析中国古典诗歌入手，举出例证洋洋大观，读之甚是心悦诚服。
莱辛认为诗宜于表达时间里的动作，画宜于表达空间里的铺成。
钱钟书结合中国古典诗词具体例子指出诗歌不仅宜于表达时间里的动作，同样还能叙述空间里的并列，且不失意境美。
其最具代表的是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山水诗，完美地诠释了诗歌描绘静态美的极致;诗中有画，却不是画所能表达的，“诗”所能表现的领域比莱辛所想的还要广阔。
这一点，朱光潜先生没有涉及，可见是钱先生的一个创见。
钱先生在“诗中有画，非画所能表达”的要领之下，具体地论说了绘画“画不出” 诸多因素，如内心状态、气氛性景色、颜色字的虚实之分等等，而这些细微之处都是诗歌所能传达的。
再则，莱辛认为，造型艺术应该选择动作中达到顶点之前那“最耐人寻味的片刻”作为表达的对象。
钱钟书指出“富于包孕的片刻”不仅在造型艺术中常用，在文字艺术中也同样适用。
作者认为这种手法在中外长短篇小说中都屡见不鲜，他注意到这一现象，并将其与莱辛的学说对比分析，可以说又是他的一个创见，使得莱辛的学说得到了更充分的补充。
三
莱辛《拉奥孔》作为西方美学的经典之作，至今仍值得我们阅读，但是正如两位先生所指出的，既然这样一本经典之作不缺纰漏不足之处，
为什么又如此吸引读者呢?学者刘若愚在《中国文学理论》中曾提出，我们在分析任何批评见解时，可以提出一系列问题：
他是从作家的观点还是从读者的观点来讨论文学?他对艺术的“宇宙”抱有何种概念?他的“宇宙”是否等于物质世界，或人类社会，
或者某种“更高的世界”，或是别的?[4]莱辛是从读者的观点来讨论诗与艺术，莱辛对艺术的“宇宙”并没有抱有某种“更高的世界”。
朱光潜说，“他(莱辛)对艺术的见解似乎是一种很粗浅的写实主义。
”[5]朱光潜先生一针见血的“粗浅的写实主义”，不是过分之辞。
钱钟书注重从诗的材料即语言着手去探析“诗”与“画”的本质区别。
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说道“文学语言有很多歧义，它是高度内涵的”[6]。
钱钟书指出这“高度的内涵”是“画不就”的。
有人说，汉语是诗的语言，因为它具有多义性，是高度内涵的。
莱辛看到了“诗”与造型艺术的材料不同，但并没有深入分析诗的.材料为诗的创作开拓了一片广阔的天地，如语言文字在诗中营造的意象、氛围等等，以及语言文字本身的抽象性(心理状态的词，形容词，比喻)也非具象的造型艺术所能呈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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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学作品论文篇2
从《受戒》看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色
摘要：汪曾祺的小说《受戎》虽写凡人小事，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情节故事平淡与自然，在文章结构、语言风格等方面处处体现出诗意之美。
是散文化小说的典型代表。
关键词：散文化小说 诗意 和谐
汪曾祺是我所喜欢的一位现当代作家，他可谓大器晚成，1939年入西南联大，师从沈从文先生，1940年在文坛初露锋芒，但随后的写作一直是断断续续，直到1980年《受戒》的刊发，他才震动文坛。
随着《大淖记事》、《异秉》等许多描写民国时期江南乡土民情的小说的出版，他开始为广大读者所推崇。
《受戒》可是说是他“散文化小说”的代表作，故事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毫无做作，也没有任何约束，描摹了少年男女情窦初开，蕴含着对生活和人生的热爱，洋溢着人性和人情的欢歌。
语言自然、活泼;文风清新、质朴;意境优雅、唯美。
一.故事情节的平淡与自然
《受戒》用平淡，自然，用最温和的调子从从容容地讲述一对小儿女朦胧的爱情，小说的开头“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
《围城》是钱钟书先生于1947年写的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自重版以来，一直备受文学评论界的关注。尤其是90年代以来，国内《围城》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各种看法，各种评论，可说是五花八门。但主要呈现出三个较为显著的特点：一是多种批评视角的灵活运用；二是对于《围城》的创作缺陷作出了更加合理的解释，或开掘了研究的深度，或触及了研究的盲点；三是关于作品的主题意蕴及人物形象的研究更为深入。如：宋延平的《中西文化合流中的蜕变人格及其人生——重读〈围城〉及“〈围城〉研究”札记》就试图联结生活、文化、哲理三个层面来阐发《围城》的主题意蕴。在与《子夜》的比较中，作者发现《围城》对背景的不同处理。陈子谦的《〈围城〉主题的深层意蕴》则从“悲剧之悲剧”这一美学概念入手，寻找《围城》主题的哲理意蕴等……从许多《围城》的研究论文我们可以看出，尽管“深者见其深，浅者见其浅”，但研究者们都能自觉地站在时代的高度，或向文化里追根溯源，或从哲学上寻找理论支撑，从而将《围城》主题意蕴和人物形象的研究逐步推向深入。而作为《围城》的忠实读者的我，从第一次看《围城》给我留下巨大的震撼，到多次重读每读一次便感动一次，特别是《围城》中女性的婚恋描写更是令我触动不小，因此，我在论文中就《围城》中与方鸿渐有重要关系的四个女性：鲍小姐 、苏文纨、唐晓芙、孙柔嘉的婚恋观，与其悲剧的婚姻作探讨，着重从她们的婚恋描写来揭露现代女性对爱情、婚姻的追求和无奈，以及对美好爱情和幸福婚姻的向往。如把婚姻当作交易的鲍小姐，她不仅是整部书的开篇，也是男一号方鸿渐爱情生活的开篇。她把婚姻当作人生一次重要的交易。这也注定她的婚姻必然得不到幸福。苏文纨——囚禁在传统婚姻牢笼中的“新女性”。从苏文纨的爱情和婚姻中，我们看到了更多的无奈和悲哀。留学海外、学富五车的才女，本应是女人中的精品，可在白拉日隆子爵号上方鸿渐偏选鲍而弃苏，再到后来又选了唐，这让多数人为她叫不平。而后来她嫁给曹元朗这样一个不仅丑，而且不学无术的假诗人实在让人惋惜，从书中描述中可以看出苏并不喜欢曹，如果是因得不到方鸿渐的爱而嫁，那就更不值了。所以，苏文纨的婚姻也必然是不会幸福的。唐晓芙女性梦幻范本，爱情完美主义者。她对爱情的表现是不成熟的，她心里也喜欢方鸿渐，但被别人说几句，便受到左右和方分手，因此我们只能说她年龄小，并不懂得真正的爱情，她只能是方鸿渐生命中的“半个女人”，是男性心中的梦幻范本。孙柔嘉——把婚姻当作事业来经营的小女人。孙柔嘉是小说中一个较有心计的角色。她唯一的缺点在于把婚姻当作事业来经营，这也就注定她婚姻的失败。总之，幸福的婚姻要靠双方的共同经营，才能结出甜蜜的果实。当然这其中的艰辛和汗水也必然不少，酸甜苦辣都尝尽，人才会渐渐成熟，才能采摘到属于自己的幸福之果。我真诚的希望所以和小说中女性有着共同经历的女性朋友们，能从中得到感悟，领会到“幸福”的含义。
当代著名作家钱钟书的《围城》是一篇“五四”以后新文学中的—部批判现实主义杰作，它不仅具有显明的艺术特色，它的文学艺术成也是十分突出的。在当今文坛上就有新《儒林外史》的美誉，作家以幽默、辛辣的笔法讽刺时态弊端。语言风趣幽默，妙趣横生。人物形象丰富、生动，令人赞叹的精辟比喻，机智的反语、双关、谐音、对仗、警句格言，古今中外的典故、逸闯，纷至沓来。采用独特的象征，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意义和人生哲理；以漫画式的笔法讽刺时弊，描摹人物世态，调侃“芸芸众生”，神形惟妙惟肖地描绘出各色男女在特定的场合下的所思所想，传达出人物瞬间所萌发的情思与微妙的心理情绪。 一、 幽默的形象讽刺 作家笔下的人物形象具有显明的个性，众多人物被作家惟妙惟肖地勾画出来，一幅幅活灵活现的形象感染读者。在描写苏文纨所请的朋友沈太太时，“她眼睛两个黑袋，像圆壳行军热水瓶，想是储蓄多情的熟泪，嘴唇涂的浓胭脂给唾沫带进了嘴，把黯黄崎岖的牙齿染道红痕，血淋淋的像侦探小说里谋杀案的线索。”在这里运用几个想象奇特的比喻，读后，不禁让读者浮想联翩，把沈太大的形象鲜明的展现在读者面前。 《围城》中对每个出场的人物进行形象描写时，对其进行一番讽刺的、刻意的运用，此类描写手法含蓄，令其形神毕露。例如出场一次的“哲学家”褚慎明，他的名气是*同外国著名哲学家通信和会面猎取来的。当他沾沾自喜吹嘘他同罗素会面的对话时，其实是在揭露自己的空虚和无聊。其实每位读者可以轻易的看出。再如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自称是一位研究生物的老科学家，但我们却看不到他的科学家风范。其实是一位心术不正的学界官僚，他本身就是那所黑暗腐败的大学的化身。自称“诗人”，的曹元朗，其实也是一位好色贪杯玩弄权术的学界文痞。还有韩学愈从美国的爱尔兰那里买了子虚乌有的“克莱登大学”博士文凭，取了大学教的头衔，还让他的白俄妻子冒充美国国籍，以便到英文外语系任英语教授。为了杜绝后患，他勾结陆子潇，教唆学生蓄意搞垮方鸿渐，勾勒出了一个厚颜无耻、*险残毒之徒。像这样的事例，在《围城》中随处可见。每一个人物，在作家的笔下化作一幅幅讽刺性的漫画。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就会体验到并享受阅读的快乐。 二、 微妙至极的心理讽刺 作家善于用敏锐的眼光，尖锐的笔法去刻画人物心理，其犀利精致的心理讽刺，使人物形象具有立体感。《围城》中的讽刺幽默大胆借鉴，西方心理描写的技巧。对人物的心理进行细腻的观察和分析，深层次地进行艺术挖掘。如对老处女范懿装腔作势的心态在描写过程中格外细腻，辛楣说这儿太闷得很，没有玩儿的地方，范懿说：“可不是吗？我也很少谈得来的人，待在这儿真闷。”辛楣说曹禺是个伟大戏剧家，范懿快乐得拍着手掌道；“赵先生，我真高兴，你的意见跟我完全相同。”高校长进来，辛楣乘机把首席让出来，高校长想了想后不同意，仍旧要辛楣坐，辛楣不肯。高校长让给范懿，“范小姐只是笑，身子像一条饴糖粘在椅子上”。回去的路上，她几次设法要把同行的方鸿渐、刘姐支开，留下赵辛楣和她两个人走。她一会儿说桥太窄，让辛楣陪她走河底；一会说丢了手提包，让辛媚陪她回汪家去取。心理神态，逼真如画。既不失幽默，又颇具讽刺色彩。 其次，他还善于透视人物言行举止的心理基础，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揭露出内心世界的丑陋之处，戳穿和嘲笑对象在言行举止上的虚假性。李梅亭在赴三闾大学就职的路途上所表现出的吝啬心理就很有讽刺意味。启程时，他抢着买低等船票，明明是为了自己省钱，却偏要撒谎取别人的好感。半路上，他因为舍不得用自己的新雨衣，便找借口用别人的伞，他带了一木箱药品，准备在内地的学校卖个好价钱，却不愿意给一些仁丹于身体不适的孙柔嘉服用。因为一包仁丹开封后就卖不到好价钱。但不给药服下，又显得过于小气。左思右想，忽然灵机一动，以一瓶鱼肝油丸给孙柔嘉服下，弄得她又一次呕吐。作家还一次次形象的描写，把李梅亭吝啬心理步步揭露。给人们以厌恶之感，平淡中却有讽刺意味。 另外，钱钟书还善于把握人物心理，把复杂的人物感情编织于一起，形成微妙而又激烈的心理冲突，从而使人物性格形象的反映于书面上。例如第三章写到一次青年知识分子的聚会，便是一场不期而遇的心理战。这次聚会由赵辛楣请客，有苏文纨、褚慎明，董斜川，方鸿渐等人参力口。赵辛楣请方鸿渐的本意是为了使方鸿渐喝醉，在苏文纨面前出丑，以发泄妒嫉之情。 结果让方鸿渐喝醉酒的目的达到了，但苏文纨却当着大家的面关心爱护方鸿渐，其情形体贴入微，这种结果赵辛楣是无法接受的。使得方鸿渐无形中胜利，这使赵辛媚感到一种胜利后的失望；褚慎明与方鸿渐在席间互相鄙视，唇枪舌弹，各不相让：董斜川以会作旧体诗，懂“同光体”而自傲，又遭到赵辛楣、褚慎明的嘲弄讥讽，更有趣的是褚慎明明因为美貌的苏文纨跟他讲心竟十分激动，把夹鼻眼镜都掉进牛奶杯子里了。他拾起眼镜又不肯戴上，“怕看清大家脸上逗留的笑”。后来方鸿渐酒醉呕吐，褚慎明掩鼻表示讨厌，其实心十分高兴。觉得自己泼出的牛奶，给方鸿渐的呕吐在同席者的记忆里冲掉了。对褚慎明这种阴毒心理的辛辣描写，正是描写了旧社会知识分子要害——面子。作家这种辛辣讽刺，尖锐描写，生动的刻画，通过心理上的一些阴险的想法，逐步揭露了知识分子那种丑陋的心灵。 三、 比喻的奇妙生动与知识性的趣味 作品以细腻笔法勾画众生。精妙的明喻、暗喻。如第三章写到方鸿渐与赵辛楣斗嘴，只见唐小姐云端里看厮杀似的，悠远淡漠地笑着。方鸿渐忽然明白，这姓赵的对自己无礼，是在吃醋，当自己是他的情敌。苏小姐忽然改口不叫，“方先生”而叫鸿渐”，也像有意要姓赵的知道她跟自己的亲密。想来这是一切女人最可夸傲的时候，看两个男人为她争斗。自己何苦做冤家，让赵辛楣去爱苏小姐得了!苏小姐不知道方鸿渐这种打算：她喜欢赵方二人斗法比武抢自己，但是她担心交战得太猛烈：顷刻就分出胜负，二人只剩一人自己身边就不热闹了。她更担心败走的偏是方鸿渐：她要借赵辛楣来激发方鸿渐对自己的爱的勇气，可方鸿渐像这几天报纸上战事消息所说：保持实力，做战略上的撤退。以讽刺和暗喻当时的国民政府步步后退的抗日态度。 钱钟书学贯中西，知识渊博。《围城》中的比喻的喻体融入科学，文学，哲学历史、宗教，艺术，民俗，掌故等方面的知识。阅读此书，像进入一个繁茂的花园，令人目不暇接。作者以非凡的想象力和广博的知识把喻体和本体巧妙的结合起来，使《围城》闪烁着智慧的火花。如作者把方鸿渐和苏文纨的情谊喻为数学上的“两条平行似的直线不能交汇。”在船上初次介绍鲍小姐时，描写她“只穿绯霞色的抹胸、海蓝色贴肉短裤、漏空白色鞋里露出涂红的指甲。”“而那些男生看得心头起火，口角流水，背着鲍小姐说笑个不停。有人叫她‘熟食铺子’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些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纠正为局部的真理，准确又生动。讽刺辛辣之至，力透纸背。对主动的苏文纨与被动的方鸿渐的接吻，作者写到：“这吻的分量很轻，范围很小，只仿佛清朝官场端綦蓉时的把嘴唇一抹茶碗边，或者从前西洋法庭见证人宣誓时的把嘴唇碰一碰《圣经》，至多像那些信女们西藏活佛或罗马教皇大脚趾，一种敬而远之的亲近”。这轻轻一吻，作者用了一个民俗方面和两个宗教方面的知识，表达近而远之的亲近，传达了人物在特定情境中的微妙心态，令人拍案叫绝。典喻的大量使用是《围城》比喻艺术知识性的体现。 作家使用了许多的中外典故，信手拈来，皆成文章，造成语言的活泼典雅又意味深长。因为典故串身具有特殊的含义，因此，即使是简单的明喻，也给读者以两次投影，在读懂字面意思的同时领会更深的含义。 这有一古寓：人需一镜，时常照看，以知己为何物，而不自知的家伙照也无益，反害他象寓言里的狗那样叫闹。书中李梅亭，苏州寡妇一句“僚是好人”。他即刻忘掉“向尿缸照照影子”。方鸿渐也时露癫状，比较而论尚是能照照镜子的“狗”。如他被唐晓芙历责后，尚会表示不再讨厌：遂从暴雨中“狗抖毛似抖搂身子……开步走了”。其[后又与赵辛楣苦中作乐，以“狗追影子丢骨头”这一母体变喻相!互调侃。“狗”为追求水中肉骨头的影子，丧失了到嘴的肉骨头!跟爱人如愿以偿结了婚，恐怕那时候，肉骨头下肚，倒要对水恨惜这不可再见的影子”。钱钟书论证此种既可讥讽世人，也能反身自嘲的“照镜式”幽默是对世事达观的高卓机智的表现。
《围城》比喻中的陌生化技巧文艺创作需要陌生化，因为创作需要不断进行技巧创新，在新的创作下给人新鲜的体验。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陌生化还能增强美感。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有这样一段名言：“艺术之所以存在，是为了重新感觉生活，感觉事物，是为了使石头保持石头的模样。艺术的目的在于使人感觉到事物，即看见而不是认出。艺术的手法是使事物陌生化的手法和难化形式的手法。（据此）来增加难度并延长感知时间，因为在艺术中感知的过程就是目的本身，因而应当延长。”这就是说，使用艺术手法来使事物陌生化，使形式发生阻碍，从而拖住注意力，延长感知时间，因而达到感觉美发现美的目的。比喻作为一种常用的修辞手法，最注重的是新颖性和奇巧性，这就需要寻求一种陌生化，因此是陌生化技巧的一个最佳试验场所。比喻最忌讳的是雷同与大众化，西方有句名言，说第一个将女人比作花朵的是天才，第二个就是庸才，第三个就是蠢才。跟在别人后面抄袭或摆脱不了大众化的思维模式，这都不能创造出好的比喻。《围城》这部作品历来都脍炙人口，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里面的比喻生动形象，巧夺天工，简直就是一个比喻的大观园，极大地满足了读者们的审美愉悦。钱先生以其惊人的想象力，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经典的比喻意象，使《围城》成为比喻研究者的必读书目。钱先生提出比喻原则：“凡喻必以非类，凡比必于其伦。”用八个字概括“似是而非，是非而是。”指出比喻就是要寻找其相似性。但好的比喻并非仅满足相似性就可以。《围城》中的比喻，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出人意料之外，而突破常规，运用逆反思维来达到陌生化的效果，是其成功的主要原因。具体的陌生化技巧分析如下： 一、拉开距离普通的比喻追求本体和喻体的贴切，但《围城》中的比喻往往刻意拉开本体和喻体的距离，营造一种陌生新奇的氛围。亚里斯多德曾说过：“比喻是天才的标识。”钱钟书先生正具备这种天才的创造力，他根据表达的需要，善于在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类事物中，找到别人未曾发现或难以发现的相似点，用新鲜贴切的喻体，去表现描绘本体，使之形肖而神似。在这点上钱先生不愧为大家，两件看似全然不相干的事物经他的生花妙笔一连，就叫人击掌叫好。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物虽胡越，合则肝胆。”钱先生在谈到如何使比喻新颖创辟时，根据比喻相反相成的道理，也提出拉大喻体和本体之间的距离，认为相比的事物，“不同处愈多愈大，则相同处愈有烘托，分得愈远，则合得愈出人意表，比喻就愈新颖。古罗马修辞学早就指出：相比的事物间距离愈大，比喻的效果愈新奇创辟。”“撮合茫无联系之观念，使千里来相会，得成俪偶。”他为避免平凡，尽量在貌似不伦不类的事物中找出相关联的特征，从而把相隔最远的东西出人意外地结合在一起，达到无理而妙的境界。《围城》中的许多比喻正是根据这一原则创造出来，令人过目难忘。如描写鲍小姐时，除了把她比喻成熟食铺子外，还把她比喻成真理，“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的真理'”。若没有后面一句解释的话，读者一定摸不着头脑，鲍小姐是个实实在在的人，而真理却是虚的，二者几乎没有什么相似点，甚至可说几乎没有什么联系，但作者却从赤裸裸这一概念出发，将二者有机地联系起来，逼真地烘托出鲍小姐的放浪形象。这真是令人匪夷所思，可算上是鬼斧神工之作。二、取其一端普通比喻常常追求本体和喻体的整体相似，钱先生指出，“比喻取其相似性，是只取其一端，非为全体，但是由此一端相似而推及他端。”这就为这种新奇的比喻找到了生存的合理性，也打破了惯常规律。这实际上是追求一种神似，比喻的相似点并不只是直接的，有的是间接的，这种比喻往往与神相通，而不求和形直接相似。刘勰说：“物心貌求，心以理应。刻镂声律，萌芽比兴。”比喻只有重在神似，才能使话语具备化工造物之真态，达到最高的传神的艺术真实。如“他那天晚上的睡眠，宛如粳米粉的线条，没有粘性，拉不长。”睡眠与粳米粉的线条的相似性，只在“拉不长”这一点上，由这间接的一点而推论两者相似，令人倍感新奇。三、多用意喻意喻又称虚喻或抽象式比喻，是用虚幻深奥的喻体去比喻具体的形象。中国古代的比喻多侧重于象喻，所谓“泪眼描将易，愁肠写出难”，因此多用具体的形象去比喻虚无的感情，而对意喻较少涉及。钱先生则运用逆反思维，反其道而行之，毅然闯入意喻这片少人地带，发挥丰富的联想，大力开垦，游刃有余，留下了大量新奇出色、令人叹为观止的比喻。如“{王美玉}便对他一笑，满嘴鲜红的牙根肉，块垒不平像侠客的胸襟，上面疏疏地缀几粒娇羞不肯露出头的黄牙齿。”用侠客打抱不平的精神来形容牙根肉的不平整，貌似古怪，实际上非常有趣，将王美玉的丑态展现得淋漓尽致。这类比喻用比较抽象陌生的事物作比，突破了比喻的常态和惯性，让人一下子就获得一种别致新颖的体验。四、以丑为美人们往往喜欢从唯美的角度去选择喻体，但钱先生独辟蹊径，以丑为美，避免了陷入常规思维的圈套，令人获得新鲜独特的感受。钱先生喜欢“取譬于秽琐事物”，这也从另一方面体现出陌生化。如“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亚当、夏娃下身的树叶，一般人不会提起，似乎难登大雅之堂，但钱先生信手拈来，准确地用来形容这张假文凭，将其说得如此不堪，使读者禁不住发出会心一笑。五、加入夸张《围城》中的比喻往往与夸张等修辞手法联系起来，超越了一般比喻的单纯，显得更加形象与特别。在《围城》里，几乎每个人都是被揶揄的对象，外貌和神情是被调侃最多的，通常是漫画化，在运用比喻的同时往往加入夸张等辅助手段，令整个画面更加滑稽。如“褚哲学家害馋痨地看着苏小姐，大眼珠仿佛哲学家谢林的'绝对观念'，像'手枪里弹出的子药'，险的突破眼眶，迸碎眼镜。”把褚慎明的丑态毕现出来。这种比喻往往奇妙生动，联想与众不同，诙谐多彩，令人忍俊不禁，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六、主观解释《围城》中的比喻常有主观解释的作用，用作者的独特理解去表达一种与众不同的观念。比喻虽然所实现的一般是本、喻体间共同的附加意义，而非理性意义，不能介入定义去解释事物，但仍肩负着一定的辅助解释功能。因此，作者可根据自己的意趣，运用比喻去阐释事物，发表自己的看法。如“{沈太太}嘴唇涂的浓胭脂给唾沫进了嘴，把黯黄崎岖的牙齿染道红痕，血淋淋的像侦探小说里谋杀案的线索。”这里把嘴边的红痕解释成谋杀案的线索，想象奇特，有很强的主观性，表现了一种厌恶与抗拒的心理。这种解释功能体现为喻体意义对本体意义的重新覆盖，实际上是对事物的重新解读，独特的解释突破了人云亦云的窠臼，给人陌生新鲜的感觉。七、喧宾夺主普通比喻以本体为主，喻体为辅，但《围城》中的一些比喻却颠倒过来，制造一种新奇性。大凡巧比妙喻，其喻体都有一定的自指性，当自指性强烈时，喻体甚至喧宾夺主，这时本体成了陪衬，喻体成了焦点，而且无不寄寓作者的褒贬。如“她{唐小姐}眼睛并不顶大，可是灵活温柔，反衬得许多女人的大眼睛只像政治家讲的大话，大而无当。”这里作者虽然把大眼睛比作大话，但关键并不在于它们的相似点，作者的意图是借题发挥，对政治家给予讽刺与抨击，看似漫不经心，实则言此意彼，指桑骂槐，表现了作者的高明。八、广采博收钱先生学贯中西，取喻的来源和设喻的范围十分广泛，将许多常人不熟的陌生内容用入比喻中，增强了比喻的新奇感。如“这吻的份量很轻，范围很小，只仿佛清朝官场端茶送客时的把嘴唇抹一抹茶碗边，或者从前西洋法庭见证人宣誓时的把嘴唇碰一碰《圣经》，至多像那些信女们吻西藏活佛或罗马教皇的大脚趾，一种敬而远之的亲近。”这个博喻表现出方鸿渐对苏小姐的情感本质，但更重要的是显现出作者的博学多闻，中西文化中的小细节信手拈来，使作品平添了许多文化内涵，也显现出一种新鲜感觉。 陌生化技巧令《围城》中的比喻新奇趣巧，光彩夺目，完成了对传统比喻的整体提升和超越，成为比喻修辞史中的一座丰碑。《围城》中比喻的妙用李旷钱钟书的《围城》，描写了抗战时期从上海到西南后方的一群受过洋化教育的上层知识分子，在感情和名利场中互相倾轧的灰色生活，展示了他们内心的彷徨无助、精神的空虚无聊和爱情的虚伪无奈。小说展示的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特殊的知识分子群体，实质隐喻着整个人类的宿命。而小说最吸引人的是其别具一格的语言风格。它机智俏皮、尖锐深刻、幽默诙谐，让人常常拍案叫绝。其中，比喻又是最显眼的亮点，它新奇而又贴切，绮丽多彩而又变化无穷。一、深入浅出地喻“围城”“围城”是人生和社会普遍存在的难以逃避的困境，钱老引述了英国和法国的古语作喻。“结婚像金漆的鸟笼，笼外的想飞进去，笼内的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结。”“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抵如此。”这两句比喻将一个抽象的人生问题、哲学问题说得形象生动、具体可感，深入浅出地道出了“围城”困境的内涵和本质。二、活灵活现地刻画人物小说刻画了一群畸形的知识分子的种种丑态和嘴脸，而比喻更使它们穷形尽相。如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那张“肥而结实的脸，像没有发酵的黄面粉馒头”，“刮得光滑的黄脸发亮像擦过油的黄皮鞋”，活现了一张道貌岸然的酒色之徒的嘴脸。那个自称和外国人来往惯的张先生，“总是喜欢在中国话里夹些无谓的英文字，他并无中文难达的新意，需要借英文来讲。所以，他说的话里嵌的英文字，还比不得嘴里嵌的金牙，因为金牙不仅装点，尚可使用，只好比牙缝里的肉屑，表示饭菜吃得好，此外全无用处。”这些精彩而睿智的比喻，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地剖析了种种人物怪象，给读者留下鲜明而深刻的印象。三、幽默诙谐地说爱情《围城》里的爱情故事没有轰轰烈烈、惊世骇俗，没有缠绵悱恻、扣人心弦，没有崇高伟大、超凡脱俗，倒是弥漫着无奈、伤感、世俗、滑稽、可笑的味道。钱老用精妙的比喻对他们的恋爱和爱情观作了生动的描述。如出身名门、高傲自负的苏文纨，对爱情一向“待价而沽”，于是“宛如做了好衣服，舍不得穿，锁在箱子里，过两年忽然发现这衣服的样子和花色都落伍了，有些自怅后悔。”可见，苏小姐不过将爱情当作名与利的交换物。爱情需要志同道合，志不同道不合的人很难糅合在一起。所以，“他们虽然亲密，方鸿渐对她的情谊到此为止，好比两条平行线，无论彼此距离怎样近，拉得怎么长，终合不拢成一体。”钱钟书这种独创性的学者式的比喻，不仅能将这些深奥的哲学命题讲得通俗易懂，而且化严肃为轻松，化挖苦为调侃，化长枪大戟为冷眼旁观，显示了一位智者的宽容。围城的比喻到底有何特点？老师说《围城》比喻的特点有二：一是拿抽象的东西比喻形象的东西；二是比喻的本体和喻体看似不相干。记得没错应该是这两点吧。如果在没看围城之前，你如果和我说这么专业的东西，我想你前头说，我后头就忘。我的观点有四：一是作者博采，他视野广阔，只要入他眼的东西，他就能很巧妙得信手拈来，用来比喻他想要比喻的东西，以使自己的文章更生动形象。二是比喻往往让人意想不到。我想，这一二两点结合，基本和你的二是相吻合的。让人意想不到，不就是因为本体和喻体在常人看来是不相干的吗？如果他不博采，又怎能比喻得这么巧妙呢？三是夸张和拟人等手法结合运用，您所说的用抽象的东西来比喻形象的东西，就比如说比喻小孩子眉间的距离宽得像害相思病似的．用你的话说就是用抽象的东西来比喻形象的东西．而作为我们基层的教育工作者来说，是不能把这作为比喻句的。我们只能说这是个夸张句，有比喻的成分。记得以前有个专家说过，兼而有之的情况下就看更偏向于哪种修辞手法了。我的第四点就是，他的幽默往往也是通过这千姿百态的比喻来体现的。他的比喻自然贴切，他的幽默让人回味无穷。我是探讨围城的幽默问题的。说实话，至于他的比喻我还真没深入研究过。老师当时给了我这个题目，我总算还能说出点儿。自认为分析得还算深刻，可老师却说我只沾了点儿皮毛。可我觉得观点其实根本就是差不多的，只是表述不同罢了。到底是老师太执著于他固有的答案，还是我想的真的太浅薄呢？希望各位指教一二！
围城》赏析 《围城》一书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有知识分子,有名嫒淑女,亦有商贾政客。作者对这些人,有的浓墨重刻,有的轻描淡写,但无论采取何种手法,都生动绘出了他们各异的特征:或卑微、或鄙俗,或勾心斗角,或虚与委蛇。 小说中的一号人物当然是方鸿渐,这个曾留过洋一一或许说游过洋更为恰当些——并客串过一番克莱登大学博士生的尴尬知识分子。他的经历其实仅用一句话即可概括,“一失足成千古恨”。这“一失足”即指买假文凭事件。或许,方鸿渐当时只是嘲讽世人〈如周经理之类〉而故意为之,但发展到后来,诚如赵辛楣所说:“谎是撤不得的……你那一回事是开的玩笑,可是开玩笑开出来多少麻烦。”确实,有了这回事,他以后在事业上不顺,在爱情上也遭鄙视。方鸿渐仿佛天生不是个会成大事业的人,他总是处于中间状态,坏也坏得不够彻底,却又不是纯然意义上的好人。苏文纨有一句评方鸿渐的话极为中肯:“你在大地方已经玩世不恭,倒向小节上认真,矛盾得太可笑了。”他对人情世故全然不通:对李梅亭,顾尔谦的厌恶摆在脸上;对高校长的不满不加掩饰;对韩学愈的学籍出言试探;对汪处厚曲意逢迎却没能恰到好处;对刘东方的一着险棋算是胜了,一场作媒风波也闹得鸡飞蛋打。可见,方鸿渐学不会如何在别人倾轧自己的情况下保持镇定,他学不来韩学愈的厚颜无耻,因此只能当副教授;他也学不来顾尔谦那副“狗望着主人”的姿态,因此更讨李梅亭的嫌。总之,方鸿渐就是那种无恶意的好人一一不令人十分讨厌却一无用处。 赵辛楣在小说中算是颇为可爱的角色。他活得挺潇洒,“进可以做官,退可以办报”,再不济还能教书,而且是个系主任。他留洋学的是政治,颇有政治家的见地和风度。他为人热情大方,对朋友真心帮助。缺点在于有时候故意拿腔作调,摆弄政治家派头。比如他说:“办报是开发民智,教书也是开发民智……论影响的范围,是办报来的广;不过,论影响的程度是教育来得深。”但是这番话却被方鸿渐以“大话哄人”和“小政客办教育”讥讽得体无完肤。此外,辛楣可说是无可挑剔的人物。 看完《围城》,想象苏文纨这个人物,我总莫名地想起《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这两个女人都属于很有心机的那一类。可苏文纨的心机只让人厌惑,而白流苏的心机倒颇能惹人同情,这大概就在于一个“度”的问题。后者押宝于一个男人身上,而苏文纨却试图激起三个男人的互相嫉妒之心,还怕他们太早分出胜负,“自己身边就不热闹了”。苏文纨选丈夫,不是选所谓“乘龙快婿”,而是选一个易于控制的,比较没用的男人。因此,她不会选赵辛楣。赵辛楣拥有家世,有地位，事业如意,无需苏文纨的施舍,这就减轻了苏文纨的优越感。方鸿渐是个小乡绅的儿子,虽也有“博士”之名,但苏文纨深知其中底细,自忖他端不起这架子。而且,方鸿渐还是她大学时代中国文学系的同学,这也合乎她“女诗人”的浪漫想法一一至少方鸿渐是个知音。她岂知方鸿渐对那首“锁与钥匙”的诗根本不解。当她知道她堂堂女留学生输在一个黄毛丫头手上时,官小姐的自尊迫使她为曾经的自作多情挽回面子。这样,方鸿渐的“失足”就变成他和唐小姐情变的主因。 苏文纨下嫁曹元朗,从男人角度看,自然是“女人傻起来真是没有底的”。其实却不然。首先,苏文纨早已列人大龄女青年行列;其次,对方鸿渐的失败使她急需重建自信;再次,曹元朗总算会写两句“孕妇肚子颤巍巍贴在天上”的歪诗,勉强符合“女诗人”的要求。一言以蔽之,苏文纨是个工于心计,虚伪做作的新派大家闺秀。 孙柔嘉是小说中另一个较有心计的角色。她唯一的缺点在于把婚姻当作事业来经营,但这也无可厚非。她生长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不被重视的结果让她懂得自己去争取喜爱的事物。对一个她还算倾心的男人,女人耍点小心机不足为怪，实际上,有心机的女孩多半是聪明的女孩。方鸿渐相当需要一个象孙柔嘉这样外柔内刚，颇有主见的内助来克服他自身遇事彷徨患得患失的毛病。可是，他们的婚姻掺入了太多旁人的因素:与方鸿渐相连的是一个没落的乡绅家庭一一号称开明却并不理解儿子的父亲和唯唯诺诺的母亲及虎视眈眈妒忌心重的弟弟弟媳,这样的家庭当然让孙柔嘉受不了;与孙柔嘉相连的则是洋味十足的姑母家,姑母把自己的先生管得服服贴贴还不够,要怂恿孙柔嘉管制方鸿渐。姑母的居高临下同样令方鸿渐无法消受,于是矛盾就产生了。结婚实在不只是两个人的事,结婚前一番考察就涉及祖宗三代,《围城》中也曾有过类似描写：“许多人谈婚姻,语气仿佛是同性恋爱，不是看中女孩子本人,是羡慕他的老子或哥哥。”结婚后更不必说,三姑六婆的搬嘴,“内阁高参”的指导,无不有机会闹一场夫妻吵架。总之,孙柔嘉虽有心计,还不失可爱,她是万千平凡女子中的一员。
钱钟书代表作品如下：
1、《围城》是钱钟书所著的长篇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风格独特的讽刺小说。被誉为“新儒林外史”，故事主要写抗战初期知识分子的群相。
2、《写在人生边上》是钱钟书的一本散文集。
3、《人·兽·鬼》是钱钟书的一本短篇小说集。本书中所收入的《上帝的梦》、《猫》、《灵感》、《纪念》四篇小说作品。
4、《槐聚诗存》系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的一本诗词合集。《槐聚诗存》汇集了作者1934年至1991年的诗作，其中有《还乡杂诗》、《牛津公园感秋》、《窗外丛竹》、《秋心》、《王辛迪寄茶》、《阅世》、《代拟无题七首》等。
钱钟书的人物生平
1929年，钱锺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
1937年，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文获牛津大学艾克赛特学院学士学位。
1941年，完成《谈艺录》和《写在人生边上》的写作。
1947年，出版长篇小说《围城》。
1958年，创作的《宋诗选注》列入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
1976年，参与翻译的《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出版。
1982年，创作的《管锥编增订》出版。
1998年因病在北京逝世。
钱钟书的作品如下：
1、《围城》是钱钟书所著的长篇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风格独特的讽刺小说。被誉为“新儒林外史”。第一版于1947年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故事主要写抗战初期知识分子的群相。
2、《写在人生边上》是2000年05月辽宁人民出版社/辽海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图书，作者是钱钟书。 该书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是钱钟书的一本散文集。
3、《人·兽·鬼》是学者钱钟书的一本短篇小说集。本书中所收入的《上帝的梦》、《猫》、《灵感》、《纪念》四篇小说作品，出自中国现代著名学者、作家钱钟书写于1945—1946年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
4、《槐聚诗存》系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的一本诗词合集。《槐聚诗存》汇集了作者1934年至1991年的诗作，其中有《还乡杂诗》、《牛津公园感秋》、《窗外丛竹》、《秋心》、《王辛迪寄茶》、《阅世》、《代拟无题七首》等。入《钱钟书集》。
5、《模糊的铜镜》，这是钱钟书 先生1988年给香港版《宋诗选注》所写前言的题目。钱先生把他的这部《宋诗选注》比作“模糊的铜镜”，是有其深意在的，可惜学界至今似未有评述。
钱钟书(—)，中国著名学者、现代文学研究家、作家、文学史家、古典文学研究家。
江苏无锡人。字默存，号槐聚，笔名中书君。
1910年生于江苏无锡，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
1933年－1935年在上海光华大学任外文系讲师。
1935年赴英国留学。
1937年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英文系，获副博士学位，后赴法国巴黎大学研究院研究法国文学。
1938年回国，曾任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湖南师范学院、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上海暨南大学外语系教授，国立师范学院英语系主任，北京图书馆英文馆刊顾问，南京中央图书馆外文部总纂。
建国后，历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古典文学组研究员，中共中央宣传部《毛泽东选集》英文编译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毛选英文编译定稿小组成员。
1953年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一级研究员。“文革”中受冲击。
1982年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1993年免）、文学所研究员。
1993年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是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常委。
钱先生的治学特点是贯通中西、古今互见的方法，融汇多种学科知识，探幽入微，钩玄提要，在当代学术界自成一家。因其多方面的成就，被誉为文化大家。
著有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短篇小说集《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选本《宋诗选注》。文论集《七缀集》、《谈艺录》及《管锥篇》（五卷）等。《管锥篇》曾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
钱钟书长期致力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淡泊名利，甘愿寂寞，辛勤研究，著作等身，饮誉海内外，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卓越贡献，培养了几代学人，是中国的宝贵财富。
1998年12月19日上午7时38分，钱钟书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扩展资料：
主要作品：
钱钟书博学多能，兼通数国外语，学贯中西，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两方面均做出了卓越成绩。
解放前出版的著作有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用英文撰写的《十六、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短篇小说集《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文论及诗文评论《谈艺录》。其中《围城》有独特成就，被译成多国文字在国外出版。《谈艺录》融中西学于一体，见解精辟独到。
解放后，钱先生出版有《宋诗选注》、《管锥编》五卷、《七缀集》、《槐聚诗存》等。钱先生还参与《毛泽东选集》的外文翻译工作。
主持过《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的编写工作。他的《宋诗选注》在诗选与注释上都卓有高明识见，还对中外诗学中带规律性的一些问题作了精当的阐述。
《管锥编》则是论述《周易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传》、《焦氏易林》、《楚辞洪兴祖外传》、《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学术巨著，体大思精，旁征博引，是数十年学术积累的力作，曾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钱钟书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网-钱钟书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