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地人关系即环境伦理对文学具有深刻的构成性影响。陕西三大代表作家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其人其文在气质个性、创作理念、叙述主题、人物形象、文本风格等方面所凸显的种种歧异性，均可从他们所成长的不同微观文化环境，即自然地理分野与精神气候差异两方面找到原因。相反地，各具地域特色的文学文本又证明了乡土文学文化构成的丰富性与多元性，并使它与都市叙事中千篇一律的西化经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关键词：自然地理；精神气候；生存文化；礼俗文化；多元文化Abstract：Environmental ethics，namely，relation between man and land，has deep formative effects on literature. Lu Yao，Chen Zhongshi and Jia Pingwa，the three representatives of Shaanxi writers，differ prominently in personality，idea of writing，narrative theme，image of literary character and textual style，which can all be accounted for from the different micro-cultural environments in which they grew up，that is，division of physical geography and difference in spiritual climate. Accordingly，various literary texts of regional features demonstrate abundance and diversity of literary culture，which stands out as a striking contrast against the stereotypical westernized experience of urban Words：physical geography；spiritual climate；culture of existence；customary culture；diverse culture19世纪法国文学批评家泰纳在其《艺术哲学》一书中认为文学的产生与发展从根本上决定于作家所属的种族、环境和时代三种力量，这就是在文学批评史上产生过深远影响的“三元素”说。其中，“时代”特征，被用来从宏观的角度解释一些文学现象的“整体变化”是颇为有效的，但生活于不同微观文化环境中的人们，其文化心理结构和行为规范带有明显的歧异性，这种差别性给出生于不同地域的作家及其文本打上了鲜明的地域特征，因此，在我国也有不少评论家提倡文学创作的地域特色和文学批评的地域文化视角。比如“五四”时期，周作人便最早注意到文学的地域特征：“风土与住民有密切的关系，大家都是知道的，所以各国文学各有特色，就是一国之中也可以因地域显出一种不同的风格，譬如法国的南方有洛凡斯的文人作品，与北法兰西便有不同。在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土当然更是如此。”[1]在当代，也有不少学者致力于从地域文化的视野对文学现象做出令人信服的分析和阐释，特别是由严家炎任主编，王富仁、钱理群、凌宇任副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套大型系列研究专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以集束炸弹的形式，呈现了当代学人从地域文化角度研究文学所达到的较高学术水准。这样的研究方法，有人称为文学地理说，有人称为文学地缘说，还有人称为作家地理说的，但不管名号如何变化，其实质都是一样的，即关注地人关系即环境伦理对文学的构成性影响。凡此种种，均为笔者提供了理论资源和批评实践方面的借鉴。在这个前提下，用种族、环境的不同来解释一些整体文学格局中明显带有地域色彩和独特文化内涵的文学现象及其成因，应该说是比较可靠和科学的方法。陕西境内从北向南由横贯东西的两大山脉乔山和秦岭分为三大地理板块，这三大地理板块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形成的人文伦理，分别孕育了三位在全国范围内具有重大影响的作家：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从而也使陕西的文学地理呈现出清晰的三大板块结构。三作家中，路遥和贾平凹分别来自陕北黄土高原和陕南山区，陈忠实则是关中人。自然地理分野不仅给他们提供了迥异的山川风物、四时景致，也先天地给他们带来了不同的生理和遗传因素。但原生质的第一自然元素，给人们的精神影响只是浅表层次的，而生发于这种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中的“第二自然”(文化景观)如风俗习尚、心理定势、思维习惯以及道德标准、审美趋向等这些意识评价性元素，才是更为根本、潜隐的制约因素。“第二自然”也被称为某一地域的“精神气质”，泰纳在《艺术哲学》中称之为“精神气候”，认为精神气候由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共同构成(社会环境包含“时代”因素)，也即环境和气候包括自然的和人文的两个层面，笔者对此深表赞同，而这正是本文所有分析论证的出发点。从自然地理环境来看，陕北黄土高原位于黄河中游，西部是陇东、宁夏，东部为黄河、晋西大峡谷，北接毛乌素大沙漠和蒙古草原，处于黄土高原向蒙古草原过渡地带，再加上年降水量极少，属中温带半干旱气候类型，因此，人们选择了适宜生存的半农半牧的生活方式。处于这种过渡地带，使陕北“既是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争夺的‘前沿阵地’，又成为华族(汉代以后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融合与交流的‘绳结区域’。”[2]历史上，由于战争的作用，陕北曾出现过几次大的民族融合高潮，经考证，“对塑造陕北群体人格影响较大的民族应有三支：商周时的戎狄，秦汉、魏晋时的匈奴，唐宋时的党项羌”[3]。这种多民族的杂居和交融，使陕北文化在其构成上，具有一定的多元性和丰富性。陕北在历史上一段相当漫长的时期如周、秦、汉、唐时代，一直作为都城的屏障和军事要地而被统治者经略，但在战争结束失去边关作用后，统治者便无心治理与经营了。宋明以后，大规模的砍伐森林使这里的土地水土流失严重，日益荒漠化，形成了黄土高原山荒岭秃，沟壑纵横的地表特征，这种地表特征使得陕北道路崎岖，交通不便，成为封闭的块状结构，很难与外界及时沟通信息，因此“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儒家文化在这里的禁锢相对松弛。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的冲突、碰撞与重组，儒家文化渗透力的相对轻浅，使这里的原初文化具有古老性、浪漫精神和诗性气质。我们从陕北剪纸和年画的用色(强烈、饱和、艳丽、明快)、安塞腰鼓的惊天动地、信天游的悠远抒情中均不难感受到这点。这种过渡地带的精神气候使陕北的民性具有一种二律背反式的性格特征：既充满了自由、勇毅、野性、剽悍等外向型特点，又有由地缘位置所导致的保守、内向、封闭等质素。这种性格中的矛盾在路遥的个性中有突出的表现：路遥的性格中，既有理性、保守的一面，也有浪漫、奔放的特质，因此，评论界公认路遥是个主观性很强的客观型作家。从总体上讲，路遥能够对叙事进行理性运思，但那种热烈的感情还是会时时按捺不住地胀破理性框架，流溢出来，极大地影响着路遥在文本中对爱情关系的处理和情节的设计。在《平凡的世界》中，路遥让省委副书记兼省会所在地的市委书记的女儿、省报记者田晓霞以及医学院大学生金秀先后爱上了煤矿工人孙少平；让金波长久地痴心等待一个只有短暂的精神关联的藏族姑娘。这些对爱情故事的设计，很难使我们轻易信服，因为它不太符合生活的真实逻辑，经不起理性的推敲，是天真的梦幻和一厢情愿，但是却充满了浪漫气息和诗性气质。再就是，路遥能随着时代的变迁，对以柳青为代表的革命现实主义进行一定的突破，但总体上在创作手法、创作理念和道德观念、价值观念方面的保守性，是很明显的。草原文化中张扬、率性的一面，使路遥的潜意识中形成了“英雄崇拜”的情结，外化为文本中一系列坚强、阳刚、百折不挠的“硬汉”形象。这种冒险主义精神和英雄主义品格，在路遥作为一个作家，为自己树立高远的文学理想，甚至以身殉梦的人生历程中也可看出。同时草原文化不像儒家文化那样歧视和压迫女性，女人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很高，也影响到路遥笔下女性形象的塑造：《人生》中的刘巧珍、《平凡的世界》中的田润叶，都带有“母亲”这一情感和形象原型，使路遥的爱情描写包含着母性爱的文化心理内涵。追溯原因，当与游牧文化对女性的尊重与推崇有关。当然，对这一现象进行原因探寻，有很多不同的见解，比如，有人认为这种现象与儒家文化心理积淀有关：“在长期封建意识因袭之下，中国广大妇女处于重重压抑之下，尤其在爱情心理上缺乏舒展的自由，……而文学终究要受到民族文化传统的制约，我国旧小说、戏曲中很少对女性性爱心理的坦率描摹，却常常以仁义道德为思想背景，表现母性的所思所爱，即为证明”[4]；也有人认为这与陕北生存文化和路遥由童年不幸经历导致的特殊心理需求有关：“陕北农村贫穷落后，生存是第一需要。在陕北农民的婚姻观念中，女性应该是一个忍辱负重的角色，在田间地头是一个好帮手，在家中要承担抚养孩子、做饭、缝衣服等家务活。而且由于丈夫在体力劳动中承担着更为重要的任务，所以妻子们总是把自己的男人像娃娃一样疼爱……在路遥深层意识世界中，也多少受到这种文化心理的影响，进而影响了他笔下爱情描写的整体面貌。除此之外，我们也不能忽视家庭出身、生活遭际对路遥心理的影响。路遥是一个天生情感极其丰富的人，但他心灵深处强烈的感情要求和现实的感情亏欠又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在他七岁那年，由于家里十分贫穷，孩子太多，父母无奈把他过继给延川的伯父，没能充分享受母爱、兄妹爱。……他所描写的那些充满母爱色彩的美好温馨的爱情，或许就是为了求得心灵的慰藉。”[5]也许这些观点都有其合理性，因为一种现象的产生，原因往往是非常复杂的，在此聊备一说。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随季节迁徙的自由、随意的生活方式对陕北人的生活观念也产生了深层的影响。陕北人不像关中人那样安土恋家，而是对土地有一种叛离的心理倾向(这与陕北自魏晋以降战火连绵、灾害频仍，自然环境格外严酷，当地居民生存超常艰难这一现实处境有很大关系)，这在信天游对“出走”与“寻梦”这一族群的集体冲动的反复吟唱中已得到清晰的呈现。这种“出走”与“寻梦”意识同样也在路遥的意识深处有所积淀，由此出发，我们便不难理解高加林那颗欲挣脱土地而不得的痛苦心灵以及为逃离土地而不惜牺牲爱情的决绝心态；在《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抱着闯荡世界的雄心壮志，历尽艰难，对命运不屈地进行抗争，宁肯当揽工汉和煤矿工人，过飘泊不定的生活，承当繁重的体力劳动也不肯回家，在哥哥的砖场过较为容易的生活，也与这种族群的“出走”与“寻梦”冲动不无关系。此外，陕北的地力对陕北人的文学创作和陕北的原初文化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一方面，它孕育了陕北独特的民间艺术：信天游、唢呐、秧歌和腰鼓。这些民间艺术的共同特色是极富抒情性和力度。这些对路遥小说的民俗描写、取材习惯、甚至叙述风格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信天游的两大主题：生之艰难和爱之痛苦也是路遥小说一以贯之的两大主题；信天游的精神姿态：对生存苦难的正视和面对苦难的豁达态度也转化为路遥作品中透露出来的文化姿态；在作品的叙述过程中，路遥常常情不自禁地站出来，对笔下所涉人事进行坦诚和毫无保留的议论，使他的叙述声音充满激情。即使在景物描写中，也不像陈忠实那样不动声色，理性客观，而是情景交融，夹叙夹议。这种粗犷奔放的风格，与陈忠实所体现出来的温柔敦厚的汉文化之间的差异是非常鲜明的，路遥小说的雄阔大气和诚挚、浪漫，极富感染力的审美效果，均能在这些民间艺术的特质中得到相当的说明。另一方面，土地的贫瘠、气候的干旱、生活的苦焦，使陕北原初文化带有鲜明的生存文化、民间世俗文化特征，这种特征使路遥的创作无法超越对现实生存苦难的专一关注。陈忠实的出生地关中平原西起宝鸡，东迄潼关，东北有黄河、渭河蜿蜒于中部，南有秦岭山脉阻隔，位于暖温带半湿润地区，又称渭河平原。这里土地肥沃，降雨丰沛，自然条件相当优越，适于农耕生产；从宏观地理条件来说，关中处于四关之内，东西南北分别有潼关、散关、武关和萧关，四塞强固，被山带河，一马平川，既利耕作，也便交通，因此“秦中自古帝王都”，历史上周、秦、汉、唐等十三个王朝曾先后在这里建都，长期处于政治文化核心区域，农耕文化积淀深厚。在农耕文化中，儒家文化一直占主流地位，尤其是在帝王之都，这种主流文化具有极强的整合功能和渗透力。在漫长的历史迁延中儒家文化逐渐发育成熟，对整个民族文化都有深远的辐射性和统摄性，相当长时期作为中华文化的标志和主体而存在，带有根性文化特色，同时其宫廷式的贵族文化、官方文化、经典文化的特色也相当鲜明。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看，地域的精神气质也包括地域日常生活的格调和品质，而官方文化、贵族文化如果不能民间化、日常化，是无法传之久远的，因此，在关中地区，官方文化经过充分民间化和日常化之后，以宗法家族文化和礼俗文化的面目、乡约、族规的具现形式出现，并且渗透于关中人的深层文化心理之中，制约着他们的风俗习尚和日常生活，形成了民性之中礼让、淳朴、厚道而又不失古板、僵硬的特质。陈忠实的《白鹿原》对此进行了非常到位和详尽的描写，其中，白嘉轩这一人物形象便是典型的宗法家族文化陶养出来的理想人格的具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乡约、族规起着无处不在的规范和威慑作用，并常常对生活于白鹿原上的人们有着生杀予夺的大权，既保障着一方的稳定与秩序，又不时露出它残酷和戕杀人性的一面。关中文化从周秦时代开始便洋溢着一种务实、进取的精神气质。周人和秦人作为弱小部落，能够最终完成政治大业，席卷天下，包举宇内，依凭的是脚踏实地、自强不息的实干精神，这使关中人形成了重功利、崇实效的实用型价值取向模式。北宋时哲学家张载和其弟子创立了“关学”，探讨了一些理学命题，提出了“气本论”学说。但“关学”并不以理学思辨见长，而是以其重视实际、躬行礼数的朴实学风著称，在关中民间素有“家遵东鲁百代训，世守西铭一卷书”的家训，将张载和孔子相提并论。由此可见，张载在关中民间的地位之高。“关学”的广受欢迎和深刻渗透，加剧了关中文化务实、功利的特点。陈忠实自从走上文坛以来，一直致力于书写他所熟悉的关中农民及其乡土生活，面对文坛各种思潮、主义波起云涌、眩人眼目的热闹景象，不追逐时髦，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甘于寂寞，终于写就巨著，这种稳健、成熟的创作心态，极其显著地体现了关中文化的这种务实特点。此外，在陈忠实的文学观念中，非常看重文学的社会意义，他前期的创作自不待言，就其表面看，超越了阶级和历史局限的《白鹿原》，其史诗追求、宏大叙事以及作家对本文“死后可以当枕头”这种接受效果的预期，都带有不言自明的功利性。关中适宜农耕的自然条件和务实的文化精神传承，使关中人形成了以农为本的“重农”和“土地崇拜”意识。“重农”意识对陈忠实影响很大，多年以来，他一直以关注农民，以书写农民的遭际、命运与心态为己任，创作题材始终没有宕开土地和生活于土地之上的农民，而“土地崇拜”在《白鹿原》中的白嘉轩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白嘉轩生活的目标和乐趣，很大程度上在于尽量多地占有土地。为了巧妙地以劣地换取鹿子霖家的几亩水田，白嘉轩用尽心机。对土地的崇拜和相对殷实的生活，使关中人形成了安土恋家、重在守成的心理倾向，与陕北人“出走”与“寻梦”的集体冲动形成强烈对比，这种心理倾向同样在《白鹿原》中有细致入微的展示。关中文化由于长期存在于政治中心区域而带有权威性和正统性，因此儒家文化对人的控制也比较有力。儒家文化的理性色彩、秩序感和对现世的关注给生活于此一地域的人们的价值观念和处世方式以极大的影响：陈忠实属于理性——感情型作家，性格特征明显地带有关中文化的印记。他不似路遥那么热烈、直率甚至一览无余，他含蓄蕴藉、内敛深沉，能够极有分寸地以理性统驭自己的感情流动，在叙述风格上，客观沉稳，全知全能。陕西民间戏曲“秦腔”，因为曲调舒朗，唱腔高亢粗放而被称为“高腔”。秦腔作为生发于秦川沃土的戏曲，最能充分体现秦人性格，其道德伦理化叙事，说教劝诫、扬善惩恶的功能模式，对陈忠实《白鹿原》中的人物塑造、情节建构均有明显影响。《白鹿原》中花费了不少笔墨写到麦收后各个村庄轮流请秦腔戏班演出的风习，文本中不仅有对秦腔曲目的熟稔介绍和人们争相观看秦腔的热烈气氛的渲染，而且白孝文观看秦腔还直接为鹿子霖策划、田小娥实施的圈套得以实现提供了绝佳的契机，由此使观看秦腔这一风习成为文本情节得以发生、发展的关键因素和推动力量。秦腔中有相当部分是历史故事，对陈忠实的历史关注和历史思考也有一定的影响。贾平凹来自陕南商州山地。商州居于关中和陕南之间，属过渡地带，也是陕西、河南、湖北三省交界之地。纵贯商县、丹凤、商南的丹江经荆紫关流入汉水，再流入长江，属长江水系，亚热带湿润气候，雨量充足，年均气温较高。这种特殊的地缘位置使商州兼具四方风脉，又别有气韵。山岭拔地而起，湾湾有奇崖，崖崖有清流，春夏秋冬分明，山川地形、朝夕阴晴变化极大。商州的山水结聚精光灵气，虽然没有关中的淳厚、朴拙和陕北的粗犷、辽远，却自有一种清奇和钟灵毓秀。山水的灵秀最能培养人的灵气，因而贾平凹在三作家中最有灵气，悟性最高。这种环境能够激发人的想象力，贾平凹在三作家中想象力最为丰富，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这在他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创作如《高老庄》、《怀念狼》中表现最为明显，虽然有不少批评者认为这是贾平凹向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学习的结果，但地缘因素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这里很多地方还保留着比较原始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因而这里的人们野性未泯，性意识比较自由、坦荡，这在贾平凹不少作品中都有体现。这种过渡地带使商州的民性既有关中人的质朴、淳厚，又比较灵活、通脱，潇洒、浪漫。正如贾平凹研究者费秉勋先生对贾平凹的性格、气质的评价：“贾平凹有着文秀温雅的南国气质，也具备关中人厚道的一面。商山丹水培育了他诗人的气质，经黑龙口流入的关中民俗也制约着他的情思。”[6]9实际上，这种婉约派词人的才情，究其地缘上的原因，更大程度上是因为商州属南方文化圈，因此商州人更多南人的阴柔之气，男人较细弱，与北方人的刚健、质朴不同。这样的群体性格特质，折射到贾平凹身上，便是他比较擅长、也更有兴趣书写一己的喜怒哀乐，艺术感觉细腻生动，情感丰富柔婉，属主观型、表现型作家。当然，我们说，路遥是主观性很强的客观型作家，陈忠实是理性——感情型作家，贾平凹是主观型、表现型作家，也许有些失之于简单。比如，李建军认为，陈忠实的性格特征是“宁静”[7]；费秉勋认为，贾平凹的心理特征是孤独内向，性格特征是羞怯与执拗的统一：“……这样说来，他该是怯懦而少刚气的了，其实不然，他有着内在的顽强和坚韧，有极强的自我意识。他的性格是外柔内刚，并善于以柔克刚”[6]11。是的，每个人的心理和性格都是复杂的，有着多面性和多重性，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归纳都有可能流于简单，挂一漏万，我们如此评说，也同样不能避免这样的局限。贾平凹曾对川端康成作出剀切的评价，其中不乏夫子自道的况味，用来说明他自己的特点反倒是最为准确的：“拿手的是写日常生活中微妙的感情的东西，靠的是感觉，靠的是体验，而不是靠横的即知识面广赢人”[8]。且不说他那些真诚倾诉自己的人生感悟、命运遭际和心灵起伏的散文，就是极力追求客观性的小说这一文学种类，在他的笔下也成了以实写虚的载体，极具象征性、写意性、表现性和寓言性。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以气为主”。的确如此，这种较多柔性的气质，使贾平凹的小说和前期散文以妩媚、清丽、细腻为人称道(贾平凹后期散文超越前期散文的唯美幼稚，走向憨拙大气，追求“汉唐气象”和浑然天成，与他在关中长期生活，受汉唐文学艺术精神浸润与启发有关)。商州的地形与气候特征似乎培养了人的善变。与路遥的固守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陈忠实对现实主义的有限度的改进与调整不同的是，贾平凹始终活跃在当代文坛的风口浪尖，意欲穷尽一切可能地进行形式探索，他的多变，被一些批评家概括为多转移、多成效是有目共睹的。尽管这种形式探索的幅度还不够大，但与路遥、陈忠实相比，还是更具主动性和创造性的。由于在铁路开通之前，商州是关中通往东与南的主要通道，贾平凹家乡的县城龙驹寨是个水旱大码头，很早沿丹江河人民就有商贸往来，因此较之关中、陕北“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百姓较有商业意识，善于经营。这种商业意识在贾平凹文化心理的根子上种下了胚胎，一旦时机适宜，就会破土而出。这也是贾平凹的《废都》之所以开中国当代文学商业化写作先河的族群文化原因所在。三省交界之地，长江水系与黄河水系在商州的交汇，实质上意味着中原文化、秦文化与荆楚文化的交融，因而商州文化具有多元性与复杂性，直接导致了贾平凹文本中文化成分的驳杂。文本中多元文化的交织、并存，既给他的作品景观带来多重维度和丰富内涵，也使文本意蕴和作家立场在一定程度上暧昧不明、游移不决，这说明贾平凹还缺乏对各种文化资源进行整合、消化，从一个超越的角度来批判、质疑、审视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的自觉意识和气度。楚文化中道家的老庄思想、浪漫奇诡的屈骚传统、阴阳家的五行术数思想等对贾平凹影响极大。老庄思想对贾平凹的影响非常之大：“庄周梦蝶”的典故不仅直接化作了《废都》中主人公的名字，其颓废、虚无的心理感受更是打上了道家的思想底色。贾平凹在90年代以后，非常注意创作前心境的澄澈、空明，反复强调“虚静”、“坐忘”等养气和体道方式，并有意识地以此作为自己的审美观照方式，从中不难看出他对道家思想的浸染之深。庄子哲学中的“齐物论”使贾平凹能够以万物平等的观念来看待万事万物。在《怀念狼》中，这种平等观念化作了叙事视角的多重出入与变化，打破了人与动物、自然界之间的畛域，使得文本中人物的活动空间得到了极大的拓展。这种万物平等观念引申到哲学层次，便是一种相对主义的认识伦理，与路遥、陈忠实所信奉的本质主义有明显差异。此外，道家的淡泊精神用来解释贾平凹后期创作的边缘化态势和文学观的非功利特质应该是相当有效的。楚文化中的崇巫尚鬼之风，表现在民间，便是这里迷信鬼神之风甚炽，人们普遍相信人与超自然力量之间的感应，神秘文化盛行。贾平凹曾自述：“我从小就听见过和经历过相当多的奇人奇事，比如看风水、卜卦、驱鬼、祭神、出煞、通说、气功、禳治、求雨、观星、再生人呀等等，培养了我的胆怯、敏感、想入非非、不安生的性情。”[9]这种民间风习不仅培养了贾平凹的一些上述性格特点，而且为他提供了取之不竭的题材来源，强化了他作品中的地域文化色彩，也直接影响到他小说的氛围与风格。这种心—物�交互感应的思维方式“是一种超常认知的思维方式，它根源于原始巫术思维，又与现代民间信仰思维的灵—实(心—物)交互感应相互联系，它使思维主体能够敏锐感受和直观把握认知对象，减略无需认识的概念、推理和判断过程。”[10]贾平凹的思维方式也有这种特色，这使他对蒲松龄“谈狐说鬼”类故事容易产生情感契合，并在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在文本中一再描写各种超自然现象，使文本极具神秘色彩和诡魅格调。李建军先生曾经分析过陕西三大地域板块的精神气质差异：“黄土高原型精神气质具有雄浑的力量感、沉重的苦难感、纯朴的道德感和浪漫的诗意感。它与陈忠实受其影响的关中平原型的精神气质不同，后者具有宽平中正的气度、沉稳舒缓的从容，但在道德上却显得僵硬板滞，缺乏必要的宽容和亲切感；它与贾平凹等陕南作家受其影响的山地型精神气质迥然相异，后者属于这样一种气质类型：轻灵、通脱、善变，但也每显迷乱、淫丽、狂放，有鬼巫气和浪子气，缺乏精神上的力量感及价值上的稳定感和重心感。”[11]笔者以为这样的论述基本上是准确的，有助于我们更加到位地把握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其人其文的神髓。这三大地域板块造就了风格迥异的三大乡土文学作家，反过来，各具地域色彩的文学文本又证明了乡土文学其文化构成的丰富性与多元性，这使它与都市叙事中千篇一律的西化经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并成为乡土文学大放光芒的重要魅力源泉。[参考文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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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范文：应用型商务英语人才培养模式探析[摘 要] 21世纪社会对商务英语人才的需求已呈多元化趋势。本文从课程设置、实践教学、教学评价体系、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论述了培养应用型商务英语人才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 商务英语 人才培养 模式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国际贸易和商务活动日益频繁。21世纪社会对商务英语人才的需求已呈多元化趋势，如何培养应用型商务英语人才成为目前高校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构建合理课程设置 1.人才培养目标合理。商务英语专业，作为职业外语应用型专业，其人才培养旨在培养掌握并能熟练运用现代商务英语和贸易技能的高级应用型人才。因此，其专业设置必须遵循英语和商务两个知识领域内各自学科设置的系统性，体现语言技能与商务知识的平衡；把有关学科最新成果、理论引入课程，使教学内容紧跟并超越时代发展的步伐，突显人才培养定位原则。 2.课程设置合理。课程设置应根据21世纪国际商务英语外贸交流面临的新任务、新形势，依托英语语言类课程为基础，突出商务英语听、说、读、写、译的应用型训练，合理增设《商务英语口笔译》、《剑桥商务英语考试》、《全国国际商务英语考试》等专业类商务英语课程。同时，依据国际国内外贸市场对人才的需求，以实现高校毕业生充分就业为目的，将商务知识类课程和职业技能培训类课程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开设《商务函电》、《国际贸易单证实务》、《国际金融》等基础课的同时，加大实践课教学力度，聘请国内外知名企业经验丰富的外贸人员或高校专家以具体案例形式，开设一系列讲座，重点传授商务英语实践中所须掌握的《商务谈判技巧》、《报关实务操作》等相关课程。这样，不仅能使学生进一步了解社会，获得切身实践经验，增强对社会的感性认识，还能激发学生参与积极性,使课本与实践活动接轨,提高他们日后成为贸易人才的可能性。 二、 完善实践教学体系 1.开展商务模拟实训。为适应外贸企业对应用型商务人才“工作适应周期短，工作效率高”的具体要求，就必须加强商务实践能力的培养，完善实践教学体系。加大资金投入,利用高科技和网络资源建立商务模拟实验室开展模拟实训，组建仿真模拟公司，明确工作章程、流程及各部门职责分工，让学生轮流担任进出口商、商务代理,公司老板、秘书、部门经理等角色,对不同角色进行实践训练，能有效地挖掘学生潜力，加强学生商务技能训练，如询、极盘、完单、包装、标记信函等的撰写。 2.培养学生创业设计能力。鼓励学生自己动手设计创业计划参加创业设计大赛，邀请外贸行业专家学者对创业设计进行评估、指导，分析创业设计可行性及操作上可能存在的问题，为学生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提供客观有效的参照体系。 3.加强商务实训基地建设。开展积极有效的创业见习，组织学生到相关外贸公司、企事业单位实地考察,了解商务流程和商品产出环节,增强学生对岗位的感性认识；同时让学生到企业公司等教育实习基地进行实践或外贸公司顶岗实训，身临其境开展业务,检验学生的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让学生切身体会自身专业技能存在的缺陷与不足，为以后从事实际工作积累经验。 三、创建科学教学评价体系 1.商务理论和商务实践评价相结合。人才培养应结合社会需求，注重培养人才实用性、创新性和交际性，改变传统考试制度，创建考核学生综合素质的科学教学评价体系。除掌握商务理论外，要求学生熟悉并掌握商务实践操作技能，如各种进出口单证、外销合同等的制作；在模拟商务谈判中，制定学生自我评价、小组互相评价以及教师对学生实训评价的效果评价体系，检测学生自主学习、解决实际问题、小组协作与组织策划等能力。 2.毕业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评价相结合。建立学生毕业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并举的就业制度，鼓励学生参与各种职业资格认证考试，如《全国国际商务单证考试》、《全国国际商务英语考试》、《全国外贸跟单员考试》等，进一步检测学生商务技能，促进学生早日与社会接轨，成为应用型商务英语人才。 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1.加强英语语言教学和商务技能教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商务英语教学在我国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目前开设商务英语专业的高校已达600多家。面对学习者众多而教师匮乏，部分教师语言功底强但商务知识不足, 缺乏实践经验的现状,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显得尤为必要。当前我国急需高水平且能熟练运用商务技能的应用型人才，将英语语言教学与商务技能教学结合起来，便成为商务教学的主要任务。 2.加强师资商务技能培训。除英语语言能力外，还应加强教师商务理论、外贸操作技能及行业知识培训, 派教师进修国内外最新商务课程，参加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外贸业务员、单证员，报关员所开设的寒暑假讲座培训等。 3.加强师资课堂教学技能指导。教学中应以培养学生就业为主导，商务技能为特色开展教学，善于运用鲜活具体商务案例进行情景教学，确立学生为中心，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即启发式互动式的教学模式，锻炼创造性思维和创业能力，将商务英语教学与英语商务教学相结合，采用边实践、边改革、边完善、边总结的实践教学模式，培养学生商务活动中人际交往与沟通、协调与共事合作的能力。 总之，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具有较高商务英语技能的应用型人才,我们只有积极探索和实践创新商务英语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模式，才能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和市场的需求。 参考文献： [1]曾 湘:变革中的就业环境与中国大学生就业[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陈 益 赵应吉:应用型本科商务英语教学改革之思考[J].商场现代化，2008，（2） 仅供参考，请自借鉴希望对您有帮助
环境艺术设计与地域文化特色的融合研究论文
摘要： 环境艺术设计是艺术、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与人的融合发展的产物，是人对空间环境形态与内涵不断总结与升华的结果。在项目设计的过程中应当注重综合因素的把握与研究，合理地将地域环境、文化特点与艺术构思巧妙地进行融合。优秀的环境艺术设计作品应当建立在综合地域文化基础之上，以多层次、多角度的演绎出文化内涵，能够充分展现地域文化底蕴的艺术作品。本文就以甘肃地域文化为切入点,通过分析甘肃地域文化特色因素,阐述环境艺术设计应根植于本土环境,更好地诠释环境艺术设计应当与甘肃地域文化特色融合，促进环境艺术设计作品中地域文化特色的展示。
关键词： 环境艺术设计；地域文化；融合研究
一、环境艺术设计发展需要地域文化特色的融合
环境艺术设计，是以人为主体，建立在自然环境的基础上，为人对美的事物的精神追求进行的艺术化的环境空间创造。它的形式不单一以绘画、雕塑等艺术方式展现出来，它是通过对环境空间进行围合及内与外的联系，进行融合与共生的环境艺术创造。这就要求人们在对环境艺术设计方案进行系统而又整体性的把握，从而找到解决方案问题的方式方法。在人类对环境要求不断提高的.同时，生存与行为方式在空间中与环境的关系越发的密切，在不断提高生存与行为需求与质量的同时还要充分满足人们在空间环境中的生理及心理需求。这就要求环境艺术设计成为了一门综合性极强的综合学科系统，涵盖了自然科学领域与人文社科领域的相关知识系统，以社会发展的需求为基础不断扩展丰富其内涵。环境艺术设计的从业人员由于行业发展普遍存在综合业务能力欠缺，环境艺术设计目的不明确，缺乏社会责任感等问题。设计作品整体性不强、功能设计不佳、设计感不强、设计作品文化底蕴表现底下，一味地追求设计作品的形式感，而忽视地域文化特色的影响，造成设计作品千篇一律。因此对于环境艺术设计的项目开发与设计实施应该充分展现出民族化、地域化、个性化。
二、甘肃地域文化特色是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教育的特色资源
甘肃传统文化底蕴丰富，文化资源丰富多彩，是中华民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由于地理位置、环境的因素，甘肃地区具有农耕文化文明、草原文化文明、丝路文化文明、宗教文化文明的聚集地。这里的敦煌文化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彩陶、青铜器文化遗址影响深远；丝绸之路文化历史悠久；黄河文化与伏羲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长期的多民族聚居社会环境为甘肃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奠定了坚实而又厚重的基础。甘肃地区特有的砖雕、皮影、剪纸、刺绣、曲艺、“花儿”、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等构成了甘肃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甘肃地域文化特色以其独特的自然环境因素、历史文化、民俗文化、民族文化、宗教文化表现出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甘肃地域环境文化与艺术资源。环境艺术设计的发展与创新应当把握时代设计的潮流，对甘肃传统文化和甘肃地域环境艺术进行开发与研究。
三、环境艺术设计与地域文化特色融
合发展是环境艺术设计教育传承发展的有效途径当代环境艺术设计通过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从社会、经济、环境和文化等因素进行全面协调，创造出满足人需求的和谐美好的生存环境。以人为主体的生存理论基础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内容是生态环境的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和社会发展的可持续。可持续发展要以自然资源为基础，同环境的承载能力相协调，以提高生活质量为目标，同社会进步相适应，这是环境艺术设计的发展前景与最终目标。[1]文化是任何国家、任何民族所蕴藏的历史内涵。地域文化特色是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所创造的有别于其他地域特征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外在表现。从这一意义上说，地域特色是特定地区历史发展的产物，与社会生活和历史风貌息息相关，它蕴蓄着人与社会的内在素质，反映了人类文明的历史积淀。因此，文化环境是历史的见证，是延续地域发展的重要因素。[2]环境艺术设计是将社会学、文化学、经济学、哲学、和城市经济管理学等学科的相关研究成果，运用比较、类比、归纳、总结等研究方法，对环境艺术设计展开思考。在“传统与现代、保护与发展、公平与效益、民族与世界”等矛盾体的激烈碰撞中，寻找并剖析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获得对环境整体观的本质认识，从“现代化、人本主义”等相关社会学理论角度来解读环境整体的发展问题。这还需要人们建立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运用系统性思维去处理环境艺术系统设计。[3]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历史是地域文化的积淀，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结晶。任何一个民族都会立足于自己的文化传统而向前发展。甘肃地区历史文化资源丰富，文化积淀深厚，是环境艺术设计开发与发展的资源宝库。在进行环境艺术设计中体现地域文化文化的特色和民族文化精神是环境设计特色的根本出发点。
参考文献:
[1]吴良镛.发达地区城市化进程中建筑环境的保护与发展[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175).
[2]刘方靓，马牧群.基于“城市包装”的地域艺术文化特色价值研究[J].中国包装工业,2016（06）.
[3]李砚祖.环境艺术设计的新视野[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307.
这个就不知道了!
元明后，“土司”执政，土家族地区开始进入封建领主经济，涌现了一批豪强大姓，出现了较大的聚落村寨。他们与中原地区政治经济联系加强，引进中原发达地区水利，因提灌工程设施，用于农业灌溉，溪河沿岸利用水力架简车，提水灌溉。农业经济得到较快地发展，逐步改变了“刀耕火种”的落后生产方式，逐步采用耕田地自然条件种植包谷、高梁、小米、豆类等，蚕桑，苎麻和蜂蜜等生产也有了新的发展。在手工业方面，利用山区自然资源制造各种铁、木、竹农具和生活用品。妇女也学会了丝、棉、麻等纺织技术，生产土布。并出现了简单的冶炼工艺，尤其得益于乌江航运之便，运来了食盐、铁器布匹等以及百货，土家族地区木、竹、桐棬油、中药材，皮张、黄蜡、生漆也纷纷也出峡进入长江进一步推动了生产的发展，沿江的集贸市场也随之形成而逐渐增多。
农耕文化，是指由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风俗文化，以为农业服务和农民自身娱乐为中心。农耕文化集合了儒家文化，及各类宗教文化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文化内容和特征，但主体包括语言，戏剧，民歌，风俗及各类祭祀活动等，是中国存在最为广泛的文化类型。农耕文明决定了汉族文化的特征。中国的文化是有别于欧洲游牧文化的一种文化类型，农业在其中起着决定作用。
农耕文化，是指由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风俗文化，以为农业服务和农民自身娱乐为中心。农耕文化集合了儒家文化，及各类宗教文化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文化内容和特征，但主体包括语言，戏剧，民歌，风俗及各类祭祀活动等，是中国存在最为广泛的文化类型。农耕文明决定了汉族文化的特征。中国的文化是有别于欧洲游牧文化的一种文化类型，农业在其中起着决定作用
这里要提到几点：河姆渡居民在几千年前生活在我国的长江流域，这是农耕文明的开始，他们开始种植水稻，我国是最早种植水稻的国家。其次是几千年前生活在我国黄河流域的半坡居民，他们开始种植粟，我国也是最早种植粟的国家。我国很早就有了蔬菜种植技术。由以上几点我国原始居民的农耕文明来看，共同特点是：他们所种植的东西都是自己发明发现的，很具有代表性，对于世界农耕文明都是有着巨大贡献的。当然，农耕文明也少不了畜牧业，畜牧业的发展在我国也是很了不起的。自河姆渡居民开始，到商朝都是很发达的，当时的商朝畜牧业的发展，他们已有了圈养和基本的家畜家禽。在种植方面，已知到五谷，也就是稻、黍、稷、麦、豆。可以说，我国的农耕文明是十分灿烂的！
农耕文化园位于张家港永联村。这里设置了农耕历史区，土地整理区、江南养殖区、农家休闲区、乡村能源区、江南作坊区、农耕谚语区、农户设施区、生肖区等9个农耕文化功能区域，总占地500多亩。真是一个功能齐全的休闲农庄啊！江南养殖区由六座风格各异的桥梁与其他功能区相连接。这里养着各种各样的动物：有时而温顺，时而活泼的马，有可爱至极的小香猪……共72个品种。在天网里，还养殖了孔雀、百灵、八哥等数十种鸟。走进天网，就像来到了鸟的王国。各种鸟叫在耳边回荡，令人心旷神怡。在这里，我早已插上翅膀，成为它们之中的一员。经过未桥，我们就来到了江南作坊区。这里作坊很多，一家家作坊星罗棋布。在这儿，游客不仅能看到传统手工作坊生产流程，买到具有江南风味的土特产品，还能体验坊间劳作的滋味。这里设有布鞋坊、粮食画、手工编织等。诸多作坊当中，我最感兴趣的就是榨油坊了。亲眼看了我才知道，茶籽油这样的好东西得之不易，复杂的过程缺一不可：采摘、去壳、晒干、烘烤、粉碎、蒸熟、榨油、过滤，这都属于传统的手工艺，无捷径，无技巧，更多的是经验的积累。面对这种油中上品，我们真是应该好好珍惜。农耕文化园让我们在观赏江南风光，品味江南农耕文化的同时，增长知识，修养身心。值得一去。
先秦时代尤其是战国时期楚、秦就被认为是蛮夷，到汉朝时期中原人民逐渐形成汉族。但是后来唐、元、清都是身上都有游牧民族的血统和基因，这些游牧民族逐渐吸收中原农耕文化的精髓，完成封建化，然后入主中原。还有些民族虽然没有统治过整个国家，但是也为民族的融合做出过贡献，如渤海国、吐蕃...中国的少数民族除了回、满、畲用汉语外，其他都有自己的语言，蒙、藏、维吾尔等十几个民族还有自己的文字。各少数民族同汉族一样，为创造祖国灿烂的文化，为全人类的文明，做出了自己宝贵的贡献。中国各民族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互相融合成为伟大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中华文化是全人类共同的文明财富，为全人类的发展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过分强调汉族的作用，忽视少数民族的贡献，是片面的。比如入主中原的任何一个少数民族政权，都在保留本民族特色的同时，延袭和发展的前朝的制度，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就是那些完成了局部统一的少数民族同样为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比如匈奴统一北方游牧民族、吐蕃统一青藏高原等.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具有反对封建主义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光荣传统。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反对压迫剥削。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各族人民为了反抗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曾多次联合起来进行反抗斗争。例如，东汉杜琦、杜季贡领导的汉、羌族人民联合起义，岭南各族人民联合起义，西晋巴氐人李特领导的关西六郡人民起义和蛮族张昌领导的荆州蛮汉各族人民起义，北魏匈奴人破六韩拔陵领导的“六镇”起义，鲜于修礼、杜洛周、葛荣领导的河北各族人民起义等,都是几个民族起义军互相联合,互相声援。唐末的黄巢起义，宋代汉、壮、苗、瑶、侗等族人民的多次起义,也都是各族互相响应,配合作战。元代，各族人民共同反抗的斗争,更是史不绝书。明代,大藤峡瑶、壮等族人民的起义，老回回马守应领导的回民义军积极配合李自成农民军一起推翻了明王朝的统治。清初，作为张献忠农民军的继续，李定国、李来亨领导的西南苗、瑶、彝、壮各族义军前后败敌数十万，此后的苗民起义、回民起义，也都是有许多民族共同参加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边疆地区和中原经济文化联系的加强，中华民族各族人民相互了解和依存关系的加深，进一步导致政治上的接近和结合，从而逐步为组成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而奠定基础。全国统一集中的发展趋势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结束了500多年的诸侯割据、群雄争霸的局面，统一了战乱频仍的中国，第一次建立起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这给中华各民族进一步加强联系，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苹果产业生产现状与发展对策***位于甘肃东部，子午岭西麓。东接陕西黄陵，南临彬县、旬邑，西连长武，北壤本省宁县。全县共辖10乡镇、111个行政村、695个村民小组，万户，万人，总面积万亩，耕地43万亩。全县平均海拔1460米，平均气温℃，年均降雨量630毫米，无霜期180天左右。昼夜温差大，自然条件优越，是一个具有明显地域特色的旱塬农业县，是苹果栽植的最佳适宜区域，苹果栽培历史悠久。一、苹果生产现状近年来，***立足县情，因地制宜，紧紧围绕“兴果、富民、强县”的总体目标，充分利用资源优势，狠抓栽植上规模，强化管理增效益，使苹果生产成为本县新的经济增长点。全县果园面积达到15万亩，其中苹果万亩，占总面积的。由于管理水平和苹果质量的逐年提高，果品优质率和户销率也大大提高，分别达到了60%和75%。所产红富士苹果1996、1997连续两年在全省林果产品交易会上荣获金奖，秦冠苹果1998年又获得全国苹果鉴评“葫芦岛杯”金奖，长富2号2000年又在国家优质产品博览会上获得第一名。以“陇蜜”牌商标命名的正宁苹果,在全省乃止全国已有了一定的知名度。2005年全县苹果产量达到2400万公斤，产值21万元，果品总产值占全县农业总产值的18%。全县已建成集体、个体私营加工企业15家，年加工各类果品150吨，加工增值250万元，实现利税75万元，建成50吨以上果库20座，30吨果库30座，10吨果库86座，小果窖1460孔，年贮藏能力达到400万公斤，增值70多万元。组建果行21个，果品运销队39个，年运销果品600万公斤，创税210多万元。二、苹果生产中存在的问题1、管理水平相对较低。正宁经济落后，农民生活水平较低，部分果农收入有限，对果园投入明显不足，经营管理不到位，大部分果园果树生长缓慢，结果少或不结果，商品果数量较少，直接影响了果园效益。如经过调查，部分未结果果园粗放的果园户，至今温饱问题还未解决，更谈不上对果园的投入和管理了。永和镇果农李岁虎，1999年建园6亩，至今未见1分钱的收入，生活十分困难。2、高新技术推广滞后。由于资金技术等因素的影响，致使一些名优新品种及高新技术不能及时引进，科研项目的试验、示范、推广工作受到限制，严重制约了正宁苹果生产向高层次、高水平迈进。如果实套瓶、生物防虫等高新技术，仍未全面推广到所有果园中去。3、产业化步伐亟待加快。正宁苹果内在品质在国内属上乘水平，与国际市场差距也不大，但外观、包装质量与山东、辽宁主产区及国外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优质商品率偏低，不到国外的三分之一，尤其是产后处理和加工贮藏环节薄弱，果品产后消毒、清洁、分级、打蜡、包装、冷藏到销售等一系列产后处理技术还处于空白，严重影响着果品的贮藏寿命、货架期和增值效率。如***至今还未建成一家大型现代化的果品加工厂和果品保鲜贮藏库，果品产后处理尚处于起步阶段。4、品种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正宁以晚熟红富士为主要品种，其它早、中熟品种较少，鲜果和加工品种比例失调，不适应市场四季需要和多品种发展的要求，更新换代品种少，优良品种覆盖率低。如经过调查，全县70%的果园品种以长富2、秋富1为主，秦冠、新红星也占有一定比例。早熟品种皇家嘎拉，加工品种澳洲青苹占的比例很少，不足5%。5、***财力较弱，资金到位困难。对苹果产业的投入严重不足，特别是科研经费缺乏，物资投入不足，影响和制约全县果业的快速发展。经调查，县乡财政对苹果产业的投入很少，每年不足10万元，基本发挥不了作用。三、 发展苹果生产的主要对策和措施（一）发展思路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突出黄土高原苹果种植区域优势，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依靠科技，调整布局，优化结构，突出特色，培育品牌，主抓果园科学管理，推行无公害和绿色果品生产技术标准，大力推广新技术、新品种，运用多种经营模式，建立基地，培育龙头企业，扶持加工、贮藏、运销大户，加快苹果生产的产业化进程，最终实现“种苗无毒化，品种优良化，布局合理化，技术标准化，果品安全化，经营一体化，服务便利化”。（二）发展目标全县苹果在现有10万亩的基础上，从2006年开始，每年新发展2万亩，力争5年内苹果面积再新增10万亩，累计全县苹果面积达到20万亩，总产量达到9000万公斤，总产值达到亿元。（三）发展措施***苹果生产要按照产业化发展新要求，抓住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根据市场需求和资源条件，及时调整布局，加快发展速度，致力于提高商品市场占有率和经济增长率，努力建成以市场为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产、加、供、销一条龙的苹果产业建设新格局。为此，我们认为应抓好以下几点：1、强化组织领导，形成建设合力。各级政府都要加强对苹果产业化的领导，苹果作为***的主要支柱产业，从栽、管、销、加各个环节，必须加强领导力量，由政府牵头，加强苹果产业的战略研究，在发展上要长远规划，加快产业化进程。要广开渠道、多设窗口，开拓市场，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知名度改坐等客为招商引客，互惠互利，讲求信誉，全县上下同唱兴果、富民、强县“一台戏”的建设新格局。2、合理产业布局，调整品种结构。要根据正宁自然条件，选择适宜品种，继续按照“三带一片一区”的发展格局，北塬以重点村、规模片建设为重点，南塬果带要不断扩大规模，力争在“十五”期末迅速建成具有区域规模优势的10万亩优质苹果基地。与此同时，要瞄准市场搞调整，要稳定现有红富士面积，发展其它名优特新品种基地。品种的适宜与否，对苹果以后的产量、质量、效益都起着长远的、决定性的作用。从目前和今后市场行情分析，早、中、晚熟品种以1：5：14为理想的搭配比例。这个比例有利于苹果授粉完全，能保证优质苹果的多样性，又可延长上市时间，充分保证市场需求。对缺乏竞争力、病虫害严重、经济效益差的老品种苹果园，下大决心改劣换优，首选品种应为皇家嘎拉、烟富1、烟富2、新世界等。其特点是树势强健、易成花、早结果、座果率高、丰产、稳产、果实色泽鲜艳，味香、成熟期正是瓜果淡季，且售价高于红富士，在市场上有较强的竞争力。***要以市场为导向，千方百计引进推广优质苹果新品种，在时间上要争取主动，在品种上要领先，在意识上要超前，坚持引、选、育并重的方针，不断增加新品种资源，做到生产一代，贮备一代，选育一代，更新一代，确保所产苹果能以优取胜，以优扩大销路，以优占领市场，提高产品知名度。3、积极推广实用技术，实施优果战略。我县是旱作农业区，干旱是制约果品产量和质量的主要因素，因此，要通过抗旱耕作措施，调节并满足苹果树对水分的需求。一般可采取三种措施：（1）园土保墒。通过初春耙磨、夏季中耕、秋末冬初深翻等措施保住土壤墒情。也可采取覆盖地膜、杂草、秸杆、绿草等方式保墒。（2）通过合理施肥、调整树体结构、调整果树负载量等途径提高树体自身吸水力和抗旱性。（3）针对果树不同生长季节对水分需求量的大小及自然降水量的多少，进行合理灌溉，满足果树生长对水分的需求。实施优果战略，必须采取五方面措施：（1）合理负载。根据果树树龄、生长势、品种特性等相关因素，合理调整结果量，以达到稳产、丰产、优质的目的。（2）疏花疏果。按照“人工先疏蕾、后疏花、再定果”的原则落实疏花疏果措施，经克服“大小年”，提高座果率和果实品质。（3）摘叶转果。在9月上旬，通过适度摘除果实周围遮光叶片，转动果实方向来促进果实全面着色，增进果实品质，提高商品价值。（4）果实套袋。在疏花疏果工作结束之后，及时实施果实套袋，可预防病虫、鸟害，减少农药残留，促进果实着色，增加含糖量，提高商品价值。（5）喷施微量元素。通过叶面喷布钙、铁、硼、锌、铜等微量元素，促进果树正常生长发育，全面提高果实品质。4、加强队伍建设，完善服务体系。要加大科技推广力度。尽快健全县、乡、村三级服务网络，要优化提高县一级，重点健全乡一级，普及村一级，兴办各种形式的果农协会，构建一个上下联动和左右贯通的服务体系。同时，要加强各级技术队伍的培训工作，特别是要狠抓农民技术培训工作，全面推广专业化、程序化、标准化的果园管理制度，落实配方施肥，节水灌溉，果园生草、疏花疏果，单果管理、限产增质，摘叶转果，分期采收，化学调节，生物防虫等先进技术。5、培育龙头企业，加快形成产业链。构造龙型经济是产业化的关键，但龙型经济必须通过龙头企业来牵引。为此，要着眼于市场，把培育龙头企业作为产业化建设的突破口来抓，形成由龙头企业带动果品产业化经济链。一是建立以果品销售为龙头的流通企业。组建***苹果开发集团公司，做到上联市场，下联农户，以公司+基地+农户的形式，与果农签订产销合同，及时将果农生产的果品打入市场，适时组织供给果农急需的生产资料，使企业与果农组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紧密联合体，彻底解决果品销售问题。二是建立以果品贮藏加工为龙头的开发企业。要着力建立以千吨气调库为主体，简易窖、小土窖为补充的果品贮藏体系，贮果能力达到1500万公斤，实现旺季贮存，淡季销售，调剂余缺，保鲜增值。同时，要考察论证果品清洗、分级、上蜡生产线和果汁、果酒、果茶、果脯等加工生产线，做到多条腿走路，缓解市场供需矛盾，全方位增收创收。6、培育市场体系，促进果品流通。构造龙型经济必须把产品带入市场经济的大循环，逐步建立和完善市场体系。一是开辟有形市场。要随着果品产业的大开发，在***永和乡、湫头乡、周家乡等主要果品生产区，建立一批批发销售市场，为外地客商提供交易场所，扩大产品销路；二是开拓无形市场。主要是要求企业或联合体努力提供优质服务，强化产品质量监督管理，讲求信誉，以产品和服务质量占领市场。三是扩大经营网络。在充分发挥业务部门经营主渠道的同进，正确引导果农进入流通领域，兴办各种购销组织，发动有能力、有特长的社会各界群众组成购销联合体，千军万马搞运销，推动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7、借鉴先进经验，制定激励政策。一要用足用活用好关于西部大开发、老区建设、扶贫开发等优惠政策，特别是今年中央1号文件关于鼓励农民增收的有关政策，切实制定***果业开发的优惠政策，为苹果产业的开发提供政策保障。二是要充分抓住国家关于取消农林特产税的有利时机，加大对果农的扶持力度，千方百计增加果园的经济效益，调动农民栽果的积极性。三要解决果树科研经费短缺问题，县财政每年要拿出一定数量的专项资金，用于引种、育苗、试验、推广、培育、奖励等，以促进苹果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下：关于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若干问题的思考 摘 要 本文通过回顾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历史变化过程，分析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问题和矛盾，针对新一轮规划修编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和矛盾，结合国家、江苏省有关政策规定和实际，主要以定性研究的方式提出若干方法和途径。 关键词 土地规划；修编；研究；江苏省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城乡建设、土地管理的纲领性文件，是落实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的重要依据。2004年6月，国土资源部下发了《关于开展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评价和修编前期调研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04]133号），着手启动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工作；2005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做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前期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5]32号），正式开始了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工作，并对有关工作内容提出了比较明确的要求和规定。为开展好此项工作，结合江苏省的土地利用规划工作的实际，我们对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了粗浅的分析和思考。希望通过找出问题和矛盾的解决办法和出路，为做好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工作提供一点思路。 一、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发展历程 （一）第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1987—2000年) 1986年，我国颁布实施了建国以来历史上第一部对城乡土地利用活动统一规范管理的《土地管理法》（1986年6月25日，经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1987年，我国第一轮覆盖全国范围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工作开始展开，到1992年前后在全国普遍推开，规划的目标年为2000年。 该轮规划主要思路是借鉴农业区划成果、国土规划成果和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土地利用规划指南》，以控制建设用地总规模，协调各部门用地需求为重点，提出实现“一保吃饭，二保建设”的规划目标。江苏省按照以上要求和有关技术路线，编制了首轮《江苏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1987—2000年）》，但由于当时客观原因的存在，该轮规划编制完成后，基本上没有得到实施。 （二）第二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1997—2010年) 1996年，原国家土地管理局提出对第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进行修编的设想。在1997年全国宏观经济调控和严格保护耕地的环境和政策背景下，结合中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中发[1997]11号）和修订《土地管理法》的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第二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修编工作（即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从1997年开始，江苏省展开了《江苏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1997—2010年）》的编制与修订工作，并于2000年基本结束。该轮规划基期年为1997年，规划目标年为2010年，并远景展望至2030年；其重要特点是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技术路线和规程及规划控制指标体系，建立了乡、县、市、省和国家的五级土地利用规划体系和管理方法，为保护耕地尤其是强化对基本农田的保护，节约利用土地资源，合理控制建设用地规模特别是规划建设占用耕地数量，兼顾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的统一，保障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第一、二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意义和作用 第一、二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编制与实施，加强了对耕地尤其是基本农田的保护，保障了经济建设合理的用地需求，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优化了生产力布局，提升了经济发展的质量，改善了生态环境建设，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但是由于社会经济、技术和政策制度因素的影响导致规划适用性不足，规划管理的风险与难度加大： 1、社会经济因素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的影响 ⑴规划编制与实施阶段巨大的宏观经济环境差异导致规划适用性不足 1998年以来，江苏省经济投资规模逐年递增，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年均增长率达％，远高于同期GDP平均增长速度。同时，基础设施建设、城镇新区开发、（新）工业集中区的发展使耕地占用率显著上升。社会经济宏观环境变化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主要目标（如建设用地总规模与耕地保护）产生强烈冲击，客观上影响了规划实施进程。 ⑵经济总量急剧扩张与经济结构大幅调整加大了规划管理的风险与难度 人口总量增长、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结构调整是规划实施期间江苏省建设用地扩展的主要驱动力，其中人口总量增长1％，建设用地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建设用地平均增加％；二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在现有水平上提升1％，苏南地区建设用地数量将增加％，苏中地区建设用地数量将增加％，苏北地区建设用地总量将增加％。 事实上，外延式发展导致的高速经济增长不仅成为江苏省耕地资源快速减少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江苏省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危机的主要原因。虽然现有规划编制过程中对江苏省经济增长速度有较为准确的把握，但受数据资料等因素影响，长期以来我们对土地利用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的数量关系把握不够充分，加上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程过于乐观，直接导致经济增长对土地利用结构的冲击远远超出规划预期。 江苏发展实际表明，大部分地区都不可 能超越经济增长的阶段性。虽然江苏部分地区已经具备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实力和经济水平，但对于大部分地区而言，不可能通过大力倡导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就能够使经济增长中的土地代价（主要表现为农业用地和生态用地损失）在短期内迅速下降。同时，实证研究也表明，在经济较为发达的苏南地区，第三产业相对于第二产业比重的上升已经对建设用地规模扩展起到了显著的抑制作用；在苏中地区，这一经济变量对建设用地扩展的作用方向为负，但不显著；在苏北地区，这一经济变量对建设用地扩展的作用方向为正。这更加充分地说明，经济增长过程中从建设用地迅速扩展到平缓增加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能是经济发展自身演进的结果。 现行规划对产业结构调整引起的土地利用变化强度整体估计不足，同时对产业结构升级对建设用地扩展的抑制作用过分乐观，从而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的难度估计不足，在建设用地控制指标设计上缺乏适度弹性，导致不同地区、不同规模城镇的扩展均超出预计水平。 2、技术因素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实施的影响 ⑴数据不足是现行规划科学性的重要障碍 现行规划编制的基期年时值国家完成全国土地利用详查资料汇总工作，因此规划现状资料的完备性与准确性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满足规划的部分需要。但是由于土地利用历史资料缺乏、部分地区土地数据严重失真和1996年进行全省、全国土地详查数据汇总时部分地区（主要是经济发达地区）的土地数据并未及时更新，导致现行土地利用规划编制的数据基础失实，使得江苏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数据资料相对不足。 ⑵规划灵活度不够是规划方案实施难的一个原因 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是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基本指导思想。虽然《土地管理法》要求省级政府负责辖区内的耕地总量平衡，但并未从区域土地利用效益差别与比较优势角度出发设计出能够灵活实施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政策体系。 ⑶基础性研究不足影响现行规划的实用性 虽然江苏省现行土地利用规划在首轮规划基础上采用了改进后的规划方法与规划理念，但是由于受数据约束与理论研究限制，规划方法在融合土地利用结构演变规律与政策调控意愿方面的实用性不强。由于缺乏关于经济发展与土地利用结构变化关系的基础性研究，导致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难以兼顾政策目标与土地利用现实。 3、政策制度因素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的影响 ⑴土地产权制度不完善导致规划控制对象不够明确 土地产权边界不清与产权主体模糊是当前我国重要的土地问题，对土地利用规划实施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土地产权问题一方面使土地利用规划的实施主体——地方政府行为发生偏离，同时使规划缺乏民众监督的支持。 ①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土地产权关系与利益的不一致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在地方层次缺乏自我实施的基础。 ②集体土地产权关系不清与所有权主体缺位也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实施产生不利影响。 ③由于土地产权关系与利益关系模糊，规划实施的公众监督机制难以运作，使规划实施监督成本相对高昂，违反规划用地的行为时有出现。 ⑵土地市场化配置机制未充分形成致使规划在实施中发生偏差 由于现行规划的编制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土地利用从粗放经营向集约利用转变，尤其是城镇内部低效利用土地的再开发。但是，由于土地资源市场配置机制尚不够成熟，政府过度干预，在地方政府追求地区经济总量最大化的动机下，更容易导致土地资源过度供给、价格过低，引起了土地过度需求和低效利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城镇规模控制目标在内涵与外延意义上均未得到很好的实现。 ⑶土地管理体制影响了规划实施监督 地方政府是城镇土地的事实所有者与各类土地的管理者，掌握了极大的土地调控权力。为了实现任期内的政绩最大化，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的提高，土地往往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杠杆”。其结果，不仅提高了经济发展的过度性土地代价，还使未来的土地供应难以持续。而耕地与生态保护等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的土地管理活动在地方上严重供给不足，导致土地利用规划的耕地保护等目标难以在地方上得到具体落实。 事实上，在上下级政府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共同土地利益，因为在中国的统计制度下，下级政府辖区内的经济增长成果同时也是上级政府的业绩评价标准。因此，只要土地资源为地方政府控制，而且缺乏科学的发展观与政绩观的指导，土地规划实施失效的问题就难以解决。就现行土地利用规划实施的主要时期来看，原土地管理体制下地方政府行为异化是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难以得到全面落实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第三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的思考 （一）关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体系的思考 目前，规划理论上，我国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体系主要分为三个层次，即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利用专项规划（含土地开发整理规划、基本农田保护规划、土地综合整治规划等）和土地利用详细规划（含城镇土地利用规划、乡村土地利用规划、土地开发整理项目规划设计等）。在这一体系下，根据1998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修订通过的《土地管理法》第三章第十 七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整治和资源环境保护的要求、土地供给能力以及各项建设对土地的需求，组织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规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为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县（县级市、区）和乡（镇、街道、场）5级的规划体系。 针对目前规划编制和实施管理中出现的问题，结合新形式下发展规划的要求，为完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的体系，明确各级规划的职能、内容和重点，充分发挥各层级规划的作用，我们认为应当在现有的法律法规和理论基础的框架下，对现有规划体系及其内涵和调整内容、对象进行适当整合，突出重点。 1、进一步明确省内（省、地、县、乡）四级行政区域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定位和内涵 ⑴省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省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属于次概念性、战略性和政策性的宏观规划，其职能和重点与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近。基本内容应当是提出全省土地利用的战略目标，确定土地开发、利用、整治、保护的重点项目和重点区域，提出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的土地利用政策，协调全省性的骨干基础设施建设的用地关系，提出不同地区的土地利用方向、目标和重点，宏观控制和体现全省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目标、基本农田保护目标、规划建设用地尤其是规划建设占用耕地规模、多途径补充耕地目标，为下级规划提供控制依据和区域发展平衡的导向。 因此，从省级土地利用规划的内容和功能上看，应当在完成空间规划功能的同时，转变为具有一定的国土规划内容和功能的概念性规划。从全省的土地资源的承载能力、容量和配置方向、方式入手，强化不同经济区域和不同产业结构、层次的横向关联关系研究，深化区域间空间概念基础上的战略性关联作用研究。 ⑵市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市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属于过渡层次的中观性、政策性规划。其基本内容应当是在上级规划的控制下，提出各类土地供应的总量控制指标和确定本行政区域内的土地开发、利用、整治、保护的重点区域和重点工程，重点解决好市域内城镇体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骨干性基础设施规划、产业布局规划、生态环境建设规划等各类规划用地规模和布局的协调与控制问题。 由于市级规划的功能和定位，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能够满足土地利用活动的管理需要，同时市本级规划不能完全担负起落实省级规划确定的跨行政区域的区域性发展协调功能，因此，应当弱化市级规划的功能。但在弱化市级规划的同时，应当突出和强化市本级城郊结合部土地利用规划的研究。通过市本级城郊结合部土地利用规划的研究，控制和协调发展空间的定位和规模控制问题。 ⑶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属于管理型规划，在各级规划之间主导性地担负着承上启下的协调和落实功能。其基本内容应当是落实上级规划的各项主要控制性指标；重点在于定性、定量、定位、定序，在土地开发、利用、整治、保护的层面上确定各类用地的类型、规模、范围和时序；核心内容是土地用途分区，包括基本农田保护区、一般农地区、园地区、林地区、城镇建设用地区、村镇建设用地区、工矿建设用地区、村镇建设控制区、土地开发整理区、风景旅游生态环境保护区等。 ⑷乡镇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乡镇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属于实施性的微观控制性规划。重点应当是在县级规划的各类土地用途分区和用地规模的控制下，详细确定各个地块的规划土地用途，其详细程度应当达到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深度，规划成果的侧重点应当放在规划图件和控制性规划设计原则的编制上，以满足土地用途管制和其他各项土地利用活动管理的需要。 目前规划编制和实施中，土地利用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缺位，客观上已经造成了与建设管理部门的村镇布局规划、村镇建设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脱节和不协调。虽然乡镇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控制性规划的作用，但是总规毕竟不能代替详规。因此，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中，应当结合土地利用规划管理信息系统的建立，将乡镇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深化为具有控制性详细规划内容、功能和作用的规划设计层面的规划。 2、补充和深化规划体系层级间区域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区域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属于大致介于相邻两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之间的衔接性规划，是统筹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带和城乡之间协调发展的指导性规划。在市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结合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在基础上，在省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架构下，应当建立跨行政区域的地区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完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空间规划功能，一定程度上体现国土规划的分区域协调引导功能。 ⑴地区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地区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介于省级规划和市级规划之间的规划层次，其规划内容和方法侧重于空间规划。它是在具有一定同质性和关联性的自然、社会、经济属性的地区的基础上，根据差异性原则进行地域分区，依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土地利用规划指南》确定的规划思路和方法，整合地区性的城镇体系和城市总体规划点轴结构、骨干性基础设施规划节点效应、 生产力布局（含第一、二、三产业）规划等区域性专业规划对各类用地的有效、合理需求，提出统筹区域土地利用和经济发展布局、产业结构层次统筹发展，优化城乡和人口布局和结构，促进集约节约利用土地，协调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建设的土地利用地域发展核心策略。 江苏省可以根据苏南、苏北、苏中，沿江、沿海、沿东陇海、沿沪宁高速沿线、农业主产区等分区域，进行区域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研究和编制。 ⑵市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郊结合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市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介于市级规划和县级规划之间的规划，主要应当结合城市总体规划和城市控制性规划，着重细化存量土地用途分区和分工的不同功能性区域布局的控制性和引导性安排。市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成果主要为较大比例尺的市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建议为1：5000比例尺，局部重点区域至1：2000比例尺。 城郊结合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控制城市（城镇）规模、协调城乡过渡地区农地转为建设用地的速度和时序的重要指导性控制规划，以城市（城镇）总体规划范围为界限，针对已划入城市（城镇）总体规划范围之内的土地利用和范围之外的土地利用，着重分类别安排开发用途、方向、时序和强度。市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成果主要为较大比例尺的市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建议为1：10000比例尺，局部重点区域至1：5000比例尺。 ⑶镇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镇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以乡镇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为基础，是对村镇建设规划和村镇布局规划不同规划功能区域土地利用控制和引导安排的细化，是建设和发展区域的控制性规划的具体体现。镇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成果主要为大比例尺的镇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建议为1：5000比例尺，局部重点区域至1：2000比例尺。 （二）关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发展空间问题的思考 1、当前规划管理技术操作层面的失误，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既有规划发展空间的缺失 当前，对于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地方对规划发展空间（增加规划建设占用耕地指标、减少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指标）的期望与上级的规划控制要求有很大的现实差距。基层总是反映现行规划不合理，表面问题是规划建设占用耕地指标少，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指标过多，基本农田保护率过大（而且在不断增加）。 其实，除了工业化、城市（镇）化等经济社会发展确实在高位运行，需要一定数量的增量土地解决发展空间；但真正分析一下，在我们目前的规划管理技术操作层面上——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中（我们定义为因重大布局调整而需进行的原则性规划修改）的失误给我们造成的损失和代价是巨大的，失误的直接结果是造成了规划建设占用耕地指标的蒸发、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的增加以及基本农田保护率的上升。 因此，必须对目前的规划修改管理方式进行修正，否则规划修改次数越多，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及基本农田保护率就增加的越多，规划建设占用空间就减少的越多。在规划修改时，应当对节余的规划建设占用耕地指标进行妥善安置处理；对增加的耕地保有量要通过核减规划中的补充耕地控制指标达到平衡；对增加的基本农田保护指标及时储存调减，这是保证我们现行规划建设发展空间不减少的关键所在。作者1根据几年来的规划管理工作时间，按照规划管理的基本技术要求，拟订了《江苏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方案及其实施影响评估报告编制要点（征求意见稿）》，并由作者2在江苏苏地源土地整理规划设计有限公司的规划修改具体业务工作中予以试用。 2、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中拓展建设发展空间的途径 从务实的角度来将，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的目的其实是要为江苏省2005——2020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找出发展的空间。从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前期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5]32号）的有关精神和要求中，可以预见到——通过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核减现有和先行规划确定的基本农田保护指标可能性是很小的，希望国家下达江苏省大数量的规划建设占用耕地指标也是不切实际的。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各类规划空间不能改变和突破的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和途径就是只有通过充分利用国家现有的政策，将规划修编与开展农村建设用地整理（特别是基本农田保护区内农村建设用地整理），实行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达到我们的目的，同时又能完成基本农田保护和耕地保有量的任务。 ⑴国家的有关政策依据 2004年全国土地市场治理整顿后，国家陆续出台了若干具有重要指导性的文件，经过分析和研究，我们认为在以下的几个文件中，可以找到在新一轮规划修编可以运用的能够为江苏省今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拓展空间的途径和办法——开展基本农田保护区内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挂钩，将基本农田保护区内的建设用地空间数量置换出来。 ①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号） 该文件第二部分“加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村庄和集镇规划实施管理”的总第（十）条中明确指出：“鼓励农村建设用地整理，城镇建设 用地增加要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以下简称“挂钩”） 其实，“挂钩”政策由来已久。2000年，国土资源部下发了《关于加强土地管理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土资发[2000]337号)，其中第二条“立足存量，内涵挖潜，促进小城镇建设集约用地”明确提出“县、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镇建设规划已经依法批准的试点小城镇，可以给予一定数量的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的周转指标，用于实施建新拆旧，促进建设用地的集中。周转指标由省级国土资源部门单列，坚持“总量控制，封闭运行，台帐管理，统计单列，年度检查，到期归还”。”同年，国土资源部下发的《关于加强耕地保护促进经济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国土资发[2000]408号)，在第四条 “有条件地实行建设用地指标周转，推进国家和省级试点小城镇建设”中进一步明确提出了“为妥善解决小城镇建新拆旧过程中的建设用地指标问题，省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可以根据小城镇建设试点推进情况、试点小城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镇建设规划，按照“总量控制，封闭运行，台帐管理，年度检查，到期归还”的原则，对国家和省级试点小城镇，单列编报下达一定数量的建设占用耕地周转指标。小城镇建设建新拆旧完成后，经复核认定的复垦成耕地的面积必须大于建设占用耕地的面积。”的做法。2004年，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意见》（国土资发〔2004〕234号）中，又提出“县市和乡（镇）要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结合实施小城镇发展战略与“村村通”工程，科学制定和实施村庄改造、归并村庄整治计划，积极推进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提高城镇化水平和城镇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努力节约使用集体建设用地。农村建设用地整理，要按照“规划先行、政策引导、村民自愿、多元投入”的原则，按规划、有计划、循序渐进、积极稳妥地推进。” 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耕地保护促进经济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国土资发[2000]408号)中的建设用地指标置换政策和农用地整理指标折抵政策,为什么当时没有用到现在这个称为“挂钩”的政策，就是因为“挂钩”周转指标的身份问题在当时无法解决。我们认为挂钩周转指标应当具备两种身份，即规划建设占用耕地指标身份和耕地转用计划身份，否则就会产生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光有计划，没有落计划的空间，等于没有计划，挂钩是白忙。 ②国土资源部《关于基本农田保护中有关问题的整改意见》（国土资发[2004]223号） 该文件第一条“抓紧解决基本农田保护中基础工作有关问题，切实落实规划确定的基本农田”第一款中明确提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基本农田保护指标要在基本农田保护区范围内落实到地块”和“由于基础工作不扎实，在划定基本农田时将其他用地误划为基本农田的，要进行调整，并补划同等数量和质量的基本农田。因现有耕地数量不足难以落实到地块的部分，可将土地整理复垦新增加且经验收合格的耕地补划为基本农田。” 这个规定允许通过开展基本农田保护区内现有建设用地的整理复垦为耕地补划为基本农田。 “挂钩”政策的实施，其实从规划意义上讲，只能限于在规划的基本农田保护区和一般农地区内开展（在规划建设用地预留区内开展“挂钩”，整理复垦出耕地毫无意义），就为我们在规划修编中充分利用“挂钩”政策，通过将基本农田保护区内的建设用地整理复垦为耕地补划为基本农田，相应在另外的区域换取规划建设空间扫清了政策规定上的障碍。 ③国土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农业大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百姓都以农业为生，农业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离开农业，他们的生产生活就会陷入困境，这是我国传统社会最大的国情。在传统社会中，土地问题又是农业中的最大问题。土地所有权问题则是农业发展变化中的核心所在，也是农业、农村、农民经济生活中的关键所在。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传统社会经历了一次经济体制变革时期，由西周时期的领主制经济体制向地主制经济体制过渡，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与变动，到秦汉时期，地主制经济体制得到确立。废井田“民得买卖”，开创了经济运行的新纪元。地主制经济体制是以地主经济为核心，包括国有经济、自耕农经济、佃农经济、手工业经济、商业经济在内的多种经济成分构成。其中小农经济(包括自耕农经济和佃农经济)是地主制经济的基础。当地主经济无限扩张时，地主制经济体制下的多种经济成分之间的平衡关系就会被打破，自耕农经济会受到极大打击而衰败下去，广大自耕农便沦落为佃农，或地主的依附农，或雇佣工人。佃农经济因受自耕农破产挤压，原来的佃农中有相当部分受到排挤，而沦落为流民，主佃之间的依附关系，随着小农经济破坏而得到强化，整个农民阶层社会地位在下降。与此同时，手工业者也因小农经济破产，产品找不到出路而倒闭。这时地主制经济体制就会发生倒退，甚至是逆转。不甘心破产、没落的小农和手工业者就会为争取曾经有过的经济利益进行抗争，一场以农民和手工业者为主体的声势浩大的农民战争爆发了。在农民战争洗涤下，地主制经济体制又回到正常轨道上，各种经济成分之间的利益暂时得到平衡，劳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又会得到巨大的发挥，社会经济又会在新一轮经济关系中得到恢复和发展，并走向繁荣昌盛。 经过一场巨大的农民战争洗礼，新王朝建立以后，为了安定社会秩序，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采取一系列措施。如鼓励垦荒，并给垦荒者以土地所有权，在规定时间内免于升科纳粮、免除徭役负担，没有耕牛、籽种者给予资助，大力兴修水利，或资助农户凿井溉田，鼓励农民发展家庭副业，在受灾年份可以免除部分田赋，或给予赈济，或对地主兼并土地行为进行抑制，等等。这时，小农经济在较为宽松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得到恢复和发展。整个社会经济在小农经济发展拉动下，也由衰败走向恢复，并走向繁荣和昌盛。这一切都受到地主制经济影响和约束。 在地主制经济体制制约下，土地可以买卖，并不固定在某个人手中。由于土地所有制不同，所以中国社会经济运行与西欧领主制经济体制运行有巨大不同，西欧在领主制经济体制约束下，庄园内部实行分工制，生产各种各样产品以满足庄园内部生产生产需求，与市场联系不密切；中国在地主制经济体制制约下，由于各个经济单位规模小，产品又单一，对市场有强烈依赖性，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 在地主制经济体制制约下，每家每户都是一个独立经济单位，由于他们经营土地面积规模都不大，南方地区，耕地多的农户，所占有的土地不过数十亩，占地少的家庭，所耕种的土地不过三五亩，少的甚至几分地而己。北方自耕农虽然耕地面积大些，多者上百亩，少者十几亩或几亩，但单位面积产量比南方要低。从家庭人口结构看，不论南方或北方，家庭成员也不多，一般为四五口之家，数世同堂大家庭虽有，但为数不多。地主占地有的很大，多者以万计，但绝大部分土地是划分为小块，出租给农民，以收取地租为生。土地收获物以粮食为主，很单一，无法完全满足生产生活需求，各个经济单位之间必须进行交换，才能实现自身经济再生产。这成千成万经济单位存在，以及多种经济成份并存情况下，为市场经济发展堤供了极为广阔的空间。 不过，市场经济的发展还取决于当时社会的购买力。我国传统社会以农业经济为主体，市场经济繁荣与萧条，取决于当时农业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活跃，农民生活富裕程度来衡量。有人认为个别地区市场发展是靠当地官僚集中、消费水平高来拉动。但从全国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看，这仅仅是很特殊的事例，不能把它扩大化。手工业工人、商人、官僚数量也不大，据研究，到明清时期，城镇人口还占不到百分之十，也就是说最多也不过十分之一而己。尽管这些人与市场关系很密切，对市场经济依赖性很强，消费也较高，但必竟人少，对整个社会经济来说，购买力还是有限，对市场经济整体而言，起不到拉动作用。所以农村经济发展，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至为关键所在。舍此，而去寻找其他什么原因，都是拾芝麻丢西瓜，抓小而不抓大。 中国封建社会以农业为主体，是农民赖以生存最基本条件。明清两代农业经济发展与衰落，农村经济繁荣与衰败，农民需要增加与缩减的发展变化历史过程，生动地描绘了“三农”与市场之间水与鱼关系。水丰则鱼多，水枯则鱼亡。农民口袋钱多，市场则购销两旺。当地主制经济体制正常轨道运行时，自耕农经济大量存在，农民生产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农业得到发展，商品量增加，农民钱袋子也随生产发展而逐渐饱满起来，农民钱多了，市场出现购消两旺，商人发财。到王朝后期，市场逐渐走向萎缩，商号倒闭，其原因是政府重农政策不能坚持到底，在地主经济迅速上升情况下，重农政策转化为弃农政策，把农民当作羔羊任意宰割，自耕农承受不了苛重赋役剥削，而抛弃土地，佃农经受不了地主沉重地租掠夺，而离开土地，农业生产遭到破坏，这时农民钱袋子又变得空敞，市场失去拉动力，而变得疲软。商品卖不出去，市场就不景气。这时就会出现商家破产，商人失业，手工业倒闭，社会经济萧条。这是最明白不过的道理。从前，有很多人谈论中国商业不发达时，总喜欢把问题简单地归结为王朝“重农抑商”政策的结果，这可能是一种误解。除汉武帝采用告缗钱办法，抑制商人发展以外，其后历代王朝都没有对商人采取过打击或剥夺政策。虽然在政治上有限制商人参加科举规定，但并不影响商人当官，历代买官商人所在有之。况且，汉武帝时所采取的告缗钱政策，主要还是针对逃税不法商贾，是针对人，并不是针对要不要商业制度，守法商贾准予照常营业，同时小商小贩并没有受到打击，盐铁买卖也照常进行。当时政府行为并不是取缔市场，禁止买卖，这一点还是很明确的。不能因为惩治不法商人，而笼统地把它夸大为“抑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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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舞蹈文化发展态势论文一、文化人类学视野中的民间舞蹈文化结构1.民间舞蹈是人体动态文化民间舞蹈是一种文化现象，它用人类自身的形体动作和思想情感表现社会生活，体现民族历史，传情达意，抒发情怀。民间舞蹈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紧密相连，早在史前时期，我们的祖先就用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来表达他们最激动的感情，舞蹈活动几乎渗透到劳动、狩猎、争战、祭祀和性爱等一切领域。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原始舞蹈也随之发展分化，一部分成为为奴隶主表演的舞蹈，以后发展为宫廷舞蹈；另一部分是奴隶们的舞蹈，从祭祀性或其他功能的舞蹈逐渐发展成为民间舞蹈。由于各民族历史发展不平衡，许多少数民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因此很少在史书中留下它们的踪迹。然而极为宝贵的是植根于人民生活沃土中的民间舞蹈，经过数百上千年的传承演变，至今仍流传于各民族群众生活中，尤其是地处边疆交通不便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直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仍较多地保留着原形态的舞蹈特征，具有舞蹈史前史的性质。它们的表演形式、风格特色及其内容所折射出的文化内涵，涉及到民族历史、宗教信仰、生产方式、风土民情、道德伦理、审美情趣等各个方面，可以说民间舞蹈是社会文化交织融合的总汇演。2.民间舞蹈的文化结构历史悠久的民间舞蹈，在长期的创造、传承和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结构。从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的视角，通过文化层次分析法来剖析研究，以便使我们更为准确地揭示其全貌和特质。任何文化的产生、发展、演化都离不开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民间舞蹈的时间性，即民舞文化的纵向面，展现民舞产生、发展、变迁的过程，可称之为“时间文化层”，即其历史层面。从时间文化层来分析民间舞蹈的形态，可分解为“原生形态”和“变异形态”二种形式。二种形态的生成都具有一定的条件和背景，主要是自然生态环境、社会历史背景、民舞群体的民族心理和审美心理等方面的综合互动作用。原生和变异二种形态的演变，不是简单的更替，而是累积和融合，它表现为原生形态舞蹈的基本节奏、步伐、动律和体态的基因及其功能、文化内涵，有选择的保存和新形态的重新整合。民间舞蹈的空间性，即民舞文化的横断面，展示民间舞蹈的结构、表演环境、表演形式和程式，可称之为“空间文化层”。从空间文化层来分析民舞结构，可分解为“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二种构架。表层结构是指民舞表演中可见的物质性、动态性等符号，符号象征物具有指称、意味和记忆等功能。深层结构是指民舞主体即特定民族群体的宗教信仰、民族心理、审美情趣等无形的意识形态，它是蕴藏在民族群体头脑中的宗教观念、价值观念、生死观念等。二、民间舞蹈与当代社会转型1.“社会转型”简说世界上的一切文化现象总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其变异性是永恒的，稳定性是相对的，在社会转型期尤其如此。1978年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生产力为首要任务的社会主义新时期，我国社会进入了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型的加速期。何为社会转型？社会学家认为：“‘社会转型’意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或者说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说详细一点，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当我们说社会转型时，着重强调的是社会结构的转型。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转型’和‘社会现代化’是重合的，几乎是同义的。”〔1〕社会转型期不是一切都变， 也不可能一切都不变，哪些该变，哪些不该变，都有一个向度的问题。本篇论文无意去探讨“社会转型”这一社会学术语，而是想通过吸收社会学家的科研成果，在当代我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从人文学科透视、分析传统的民间舞蹈生存与发展的现状，剖析其变异原由，使我们能较为全面、客观、理性地看待这些现象。2.民舞生存空间的变化我们知道，历史上由于我国各民族地区社会结构、经济类型、生产方式等方面的制约，千百年来民间舞蹈是在特定时空、特定群体中传承的，这个“特定时空”大多包括宗教仪式、祭祖祈神、年节聚会、生产劳动、婚丧嫁娶、谈情说爱等各种民俗事象；这个“特定群体”是指各民族的广大民众。尤其是地处边疆的少数民族人民，他们总是喜爱用本民族的民间歌舞表达自己喜怒哀乐的情感，就是在劳动小憩或亲朋相聚的日常生活中，他们也要唱唱跳跳歌舞一番，民间歌舞是他们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生产的快速发展，通讯、交通的大力改善，各民族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都有了空前的提高。特别是在一些交通较为便利，自然和文化资源丰厚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他们在发展富有民族特色的旅游业、民族贸易等地方经济中，接触了外界，开阔了视野，他们还通过电视、电影、广播、报刊、电脑网络等现代化传媒方式，认识世界，了解经济文化的最新信息。当代色彩纷呈的科学文化知识丰富了少数民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并正在改变着他们的思维方式、生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西方的迪斯科、现代舞、卡拉OK等娱乐方式迅速传播，尤为青年人所青睐，传统的民间舞蹈不再是群众唯一的娱乐形式。在社会转型加速期，由于传统文化因素和现代文化因素的摩擦，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撞击，文化娱乐形式的多样性和普及性，特别是价值观念的转变等诸多因素，使古老的民间舞蹈文化正在发生着程度不同的变化，这一变化呈多元、多样、复杂性的发展态势。三、民间舞蹈的时空移位与新包装1.民舞资源的开发与利用90年代，我国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对外联系，为该地区的社会进步和文化变迁创造了条件。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大多奇山异水风景秀丽，文物古迹多有保存，奇特的民族风情，深厚的文化底蕴，因而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成为这些民族地区发展的首选项目，旅游业的发展使该地区走出封闭的山寨，逐渐摆脱贫困，走上致富的道路。与此同时，在一些大中城市，也掀起了兴建民俗村、民族园、风情园的热潮，这些旅游景点规模不等，他们将各民族风格独特的建筑荟萃一起，并配上身着盛装的本民族群众载歌载舞，动静结合，交相辉映，使游客在一天或半天之内饱览民族风光。这一时期利用传统的民俗节日，采取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现象十分普遍，甚至根据商品流通的需要生造出各种五花八门的节日，民族歌舞自然是其中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此间的民间舞蹈在旅游景点或节日活动中，展现风土民情，渲染节日氛围，增加活力和参与性，加强与商客游客的感情交流，创造宽松和谐的气氛等，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2.民舞文化时空的移位民间舞蹈多与信仰民俗、岁时节日民俗、人生仪礼民俗紧密相连，其表演的时间性和空间性无不受到民俗活动时空的制约。长期以来各民族各地区都形成了独特的节日、祭日，并从常日中突出出来，且以年为周期，循环往返，周而复始，不同的节日、祭日还形成了程式化、仪式化以及禁忌等约定俗成的风习。然而旅游景点的民族节日和歌舞表演，打破了原时节性和空间性的局限，反复再现节日民俗事象和民间歌舞等场景，使民间舞蹈赖以依存的民俗文化时空发生了变化，其内容逐渐脱离了原有的含义，成为旅游观赏文化的组成部分。以贵州雷山郎德村为例：这一带风俗约定，农历六七月间吃新节后才开始吹芦笙，到正月十五以后禁止吹奏，据说是春天后吹芦笙惊动谷神会造成粮食歉收。过去对违者处罚很重，要本人宰牛扫寨发誓不再违犯。作为旅游点开发后，现在只要游客一到，不论春夏秋冬哪一天，村民们照常吹芦笙跳《芦笙舞》迎接。过去只有在十二年一次的“鼓社节”（吃牯脏）才敲击的铜鼓，也照例每日向游客敲响。〔2〕滇东南彝族地区也有此风俗， 每年四月初八“跳宫节”后不能再敲击铜鼓，理由也是铜鼓声会惊动谷神而使庄稼歉收，如今也已改变。云南石林是著名的旅游胜地，石林周围居住着彝族支系撒尼人和阿细人，边弹大三弦边跳《阿细跳乐》，是他们的代表性舞种。改革开放前，彝族人民基本按照传统习俗过火把节，没有表演成分，没有商业性质。节日期间或花好月圆之际，撒尼、阿细青年男女总要会聚一起，围着篝火跳乐（月），他们以舞蹈的方式自娱自乐，表达彼此之间的爱慕之情。近十多年来，节日活动产生了质的变化，节日期间国内外、省内外游客和商人大量涌来，其人数无数倍于当地彝族人。昔日彝家老少高举火把游弋田间驱瘟逐疫的火崇拜仪式，变成了广场的象征性篝火；昔日围着篝火自娱自乐、谈情说爱的《跳乐》，变成商业性的歌舞表演；昔日以血缘群体和地缘群体为节日的主体，变成数倍于本族人的外来者。3.民舞形态的新包装民间舞蹈在新的时空环境内，展示给游人的舞蹈形态大多是经过加工后的新包装，在“原汁原味”的基础上，经改编更加光彩夺目，显示出民间舞蹈无穷的魅力，此种民舞具有“新民舞”的意义。旅游景点的民间舞面对的是广大游客，经过加工改编后的民间舞突出了表演性和观赏性，强化了原民舞的风格韵律，动作变化更为丰富优美，既保持了民间舞蹈的“土风”味，又适应旅游文化的艺术欣赏品味。云南德宏州的《新嘎光》就是生动的一例。傣族人民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傣家人说“没有歌声和舞蹈的日子，就像吃菜没放盐巴一样”，“看不见孔雀跳舞，就得不到幸福和吉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德宏地区成为国内外旅游和经贸的热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精神食粮的需求越加迫切，旧的民舞形式已不能满足现实生活的需要。80年代中，州歌舞团和群艺馆的舞蹈家们，在原民间舞的基础上，从中加以精选、提炼，整理改编出《新嘎光》，既保留了抒情典雅、韧性起伏的动律特点，又规范发展了动作组合，很快得到傣族群众的认可，特别受到广大青年的欢迎。全国民舞集成工作的大力开展，有力地促进民间舞蹈的收集、整理与改编，使一些濒于失传的民间舞蹈获得了新生，也使一些基础较好的民间舞更加焕发出生命的活力。藏族《龙鼓舞》是青海省黄南州新挖掘的原始祭祀舞蹈，每年于六月跳神会时祭祀神灵、禳灾驱邪、保佑村民人寿年丰，青壮年男子手持单面鼓在神师的引领下边击鼓边跳。经整理加工，将流传下来的13段（套）动作，更趋完整规范，以雄健粗犷的跳跃击鼓动作，表现了请神、敬神、送神、降魔以及模仿雄鹰、骏马、海螺、太极等形象，无论从动作的发展、队形的变化或情绪的渲染，使这古老的舞种得以新生。陕西的《安塞腰鼓》、安徽的《花鼓灯》、山东的《鼓子秧歌》、青海玉树的藏族《卓舞》等一大批民间舞蹈，都在保留原基本节奏、步伐、动律、体态的基础上，进行了不伤筋骨强化精华的加工，在服饰、道具、音乐伴奏上突出了民族色彩，加强了表演性和观赏性，适应了当代审美的要求。加工后的民间舞又回到民间，从而带动了民间舞蹈形态从原生或半原生形态向变异形态的发展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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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水的使用和火的使用一样，给人类文明增添了光彩。人类有了火可以熟食，增强体力，促进成长；水是生命之源，滋润万物，勤于洗濯，有益健康。傣族人民喜爱水，勤于洗濯，是水文化的特征之一。人们劳作归来，再疲劳也要在水边或汲水洗濯后才吃饭。村寨内的水井，设有精致美观塔形井盖式的小建筑物，以保持水源清洁。这种风习是古代祓禊习俗的延续。祓禊，即每年三月上巳日到水边洗濯，洗去宿垢。《后汉书·礼仪志》载：“是月（三月）上巳，官民皆东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为大絜。絜者言阳气布畅，万物讫出，始絜之矣。”三国、魏以后，祓禊改于三月三日进行。 源于祓禊与“三月三”有关的风俗，后来虽因地区与民族之不同，日期不一定在这一天，或者内容已与水无关，但仍不同程度地保存着消除垢疢的古意。傣族的泼水节是辞旧迎新的年节，时间大约在清明后十日，其形式虽和“浴佛节”的宗教活动结合在一 起，但沫浴更衣、以水互相泼洒，赛龙船，放高升（燃放自制土火箭）等项目，依然是“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的古风。同时，又是古越人“习水便舟”的发展。泼水节的三四天中，人们尽情欢歌起舞，日以继夜，表演各种民间舞蹈，在带有祓禊古风的节日中，人们所表演的各种舞蹈也就带有水文化的特点。 古代文明是在大河两岸水滋润的土地上培育、生成和发展的，又沿着河水流向播散。傣族先民在澜沧江、瑞丽江建立起“勐泐”和“勐卯”两个地方政权，同时形成各自的方言和拼音文字，总体上又是傣族的共同文化，其中包含着水的文化特征。 傣族人民对水有着深切的感情，民族心态和水一样的平和、文静，并以水表示无比的真诚。通过流传下的《挖井歌》、《祭祀歌》等古歌谣中，就可以感受到这一特点。例如《挖井歌》中有这样的诗句：“鸟有饮水处，鹿有洗澡塘，就是小小萤火虫，也把露珠当水井。”仅此四句，已可看出他们对小动物、昆虫的亲切感，对水源开发的重视，并阐明挖井的重要性。又如，当老人去世后，在众人围着尸体悼念时，村寨中有威望的老人(或死者的长子、长孙)，一面把葫芦里的净水倒在地上，一面要吟诵《滴水歌》，歌中有如下词句：“让我们端起葫芦，倒出圣洁的水，像两行滚落的泪珠，一滴滴洒在悲哀的土地上”、“水，圣洁得没有一点灰尘，我们对死者多么真诚。”这些词句洗练的诗歌，充分表达了傣族人民那种对水、对亲人的深切之情。 傣族民间舞蹈是典型的亚热带风情舞蹈，舞蹈安详、舒缓的动律，来自他们劳动生活的环境，来自他们传统的审美情趣。傣族生活在天气炎热的亚热带地区，人们自然喜欢树荫和水边，喜欢明月和繁星，连劳动生活的节奏也不能过于激烈；劳动后归来清洗洁净，饭后在微风轻拂凉爽的夜 晚，大家和着轻缓的鼓声自由跳舞，那是最惬意的事。素有洁净、爱美和歌舞风习的傣族，就是这样地把水的清纯和水波轻柔的流淌，化为他们安详、舒缓的舞蹈动律。此外，人们生活在亚热带的环境，经常和孔雀、大象等温驯、可爱的热带动物相处，舞蹈中自然地融入对这些珍禽异兽的艺术升华，成为动律、动态的文化因素。傣族不同程度的保存有原始崇拜和万物有灵的观念，以及来自农耕文化“天人合一”的思想，使他们对自然界充满亲切感，人际之间和谐、融洽。小乘佛教传入后，宣扬的“唯我独善”，以佛祖为榜样的积德行善，多布施以修来世福等思想，和原有的传统观念相结合，形成傣族人民平和、善良的性格。自然环境、劳动生活、民族性格、审美心理，融为安详、舒缓的动律，贯串于舞蹈动律和表演之中。傣族民间舞蹈的动态形象上，舞者多保持半蹲的舞姿，重拍向下，均匀的节奏中，膝部的屈伸带动身体的上下颠动和左右轻摆。舞步的踏或跺，看似着力而下，却是重起、轻落，全脚掌平稳着地等。这种均匀的舞蹈动律中，有孔雀的轻盈、柔美的舞姿，有大象漫步森林和缓、稳健的步态，更有舞蹈者的生活感受和创造。而且，这些动态形象是在象脚鼓、铓、钹等乐器和谐击打的伴奏乐声中，像河水、小溪汩汩流淌，赏心悦目，沁人心脾。伴奏乐器有：象脚鼓、铓、钹等。其中，主奏乐器是象脚鼓，顾名思义，象脚鼓的造型很像大象之脚，音色和敲打的方法也很别致。可用两手轻重拍打鼓面、鼓边，可用单指、双指敲打鼓边，发出“崩、巴、比、泼”等音响形成各种鼓点，紧密配合舞蹈表演中的动作变化。鼓的节奏平稳，绵延的乐音和舞蹈均匀的动律相呼应，增强了安详的气氛和热带的风情。富有亚热带风情的傣族民间舞蹈有二三十种之多，这些舞蹈从动律、舞姿、表演形式以及伴奏音乐、乐器等，都充满亚热带的风情。比较典型的是“孔雀舞”、“象脚鼓舞”、“嘎光”、“依拉贺”、“嘎甸”（蜡条舞）等。其他属于道具的舞蹈还有：“大象舞”、“鱼舞”、“马鹿舞”、“蝴蝶舞”；源于武术的有：“刀舞”、“棍舞”、“拳舞”；徒手的如：“大鹏鸟舞”、“鹭鸶舞”，以及儿童舞蹈“嘎盖”（鸡舞）等。节日活动中，还有一种流传于云南瑞丽“赶佛摆”节日中，多由中年妇女表演的“大铓锣舞”，舞者倾情投入、质朴无华的表演，充分显示出她们的乐观、怡然自得的神态。
傣族民间舞蹈的风格特征以及文化
傣族民间舞蹈是中华民族舞蹈艺术苑中的一朵奇葩，它体现着傣族人民的灵魂、心声。下面我为大家搜索整理了傣族民间舞蹈的风格特征以及文化，欢迎参考阅读，希望你喜欢！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舞蹈作为一种表情达意、积淀古代文化，而又不受语言文字局限的特殊文化现象，传承着民族审美心理。不同的生存环境、生产方式，不同的社会群体、风尚习俗，都哺育、陶冶着不同的审美心理，同时又塑造着不同的民族民间舞蹈的独特风格。本文拟从地域文化特色、水文化特征及亚热带风情、拟兽舞及图腾崇拜、艺人及艺术家对傣族舞蹈风格的影响等四个方面来探寻傣族舞蹈风格的形成原因和发展趋势，以求对其有一个文化层次的深层把握。
一、地域文化的特色
傣族人民居住在平均海拔500～1000m之间的平坝地区和江河之畔。那里风光绮丽、土地肥沃，适宜农作物的生长。史书记载，大约两千多年前，傣族的先民们就已进入“盖房建寨、定居种瓜”的农耕时期，是我国最早种植水稻的民族之一。傣族长期生活在丰衣足食的安定环境之中，故而人们具有清新、雅致、平和、善良的民族心理。
一千多年前，小乘佛教传入，成为傣族的全民信仰，对傣族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都有着深刻而巨大的影响。小乘佛教与大乘佛教的“普度众生”不同，只主张“自我解脱、自我拯救、积善行、修来世，最终达到涅槃”。因此，它的舞蹈风格不似大乘佛教那样雄阔、壮美，有救众人于水火的气势，而是比较柔婉、秀美，与秀丽的山水风光融为一体。如“蜡条舞”，这是一种由女子表演的仪式性舞蹈，舞者两手各托一支燃烛，在鼓、钹等乐器的伴奏声中起舞。主要动作是两手向内或向外划圆旋绕，或半蹲，或跪下，形成各种“三道弯”的舞姿，十分柔美。有时做缓步流动，烛光随着舞姿的变化而摇曳，营造出端庄、典雅、安静、祥和、虔诚、神秘的气氛。烟烛在佛教中喻意光明，因此舞蹈带有祈福、祝愿的含义，希望通过这种舞蹈仪式求得佛祖保佑，使自身能够在光明中超脱、升华。又如广为流传的孔雀舞，也是按佛经中孔雀明王的故事改编的。舞者身穿白衣，头戴璎珞，手执莲花，乘金孔雀传经，这些白衣、莲花、金孔雀都是佛祖降福的吉祥之物，是民族审美心理的写照。再如狮舞、象舞等都源于佛经，且都形成了固定的表演程式。这种“佛在舞中”的现象也是傣族舞蹈风格的一大特征。
二、水文化特征及亚热带风情
（一）傣族民间舞蹈的亚热带风情的成因
傣族多居住在群山环抱的河谷平坝地区，这里土地肥沃，山川秀丽，四季常青。如德宏和西双版纳等地的傣族村寨，多依河傍水，椰树高耸，蕉林处处。人们都住在干栏式竹楼上，翠竹掩映，溪流环绕，优美宁静，一派南国田园景象。在这种得天独厚自然环境的哺育、陶冶下，傣族人民性情温和、善良，民间舞蹈洋溢着亚热带特有的风情。
1、安详、舒缓的动律
傣族民间舞蹈安详、舒缓的动律，来自他们劳动生活的环境，来自他们传统的审美情趣。傣族生活在天气炎热的亚热带地区，人们自然喜欢树阴和水，喜欢明月和繁星，劳动生活的节奏也不能过于激烈，劳动后归来清洗洁净，饭后大家和着轻缓的鼓声自由跳舞。素以洁净、爱美和擅长歌舞闻名的傣族，就是这样把水的清纯和水波流淌的轻柔，化为他们安详、舒缓的舞蹈动律。此外，人们生活在亚热带与动物相处，舞蹈中自然也融入了对这些珍禽异兽的艺术升华，使之成为动态的文化因素。
傣族群众不同程度地保存着原始崇拜和万物有灵的观念，以及农耕文化“天人合一”的思想，这使他们对自然界充满亲切感，人们之间和谐、融洽。小乘佛教传入后，教度所宣扬的“唯我独善”、以佛祖为榜样的积德行善与原有的传统观念相结合，形成傣族人民平和、善良的性格和独特的审美心理，融为安详、舒缓的动律，贯穿于舞蹈动作和表演之中。
傣族民间舞蹈的动态形象上，舞者多保持半蹲的舞姿，重拍向下，在均匀的节奏中，以膝部的屈伸带动身体上下颠动和左右轻摆；舞步或踏或跺，看似着力而下，却是重起、轻落，全脚掌平稳着地。这种均匀的舞蹈动律中，有孔雀的轻盈、柔美的舞姿，有大象漫步森林和缓、稳健的步态，更在象脚鼓、钹等乐器和谐打击的伴奏乐声中，像河水、小溪汩汩流淌，赏心悦目，沁人心脾。鼓平稳的节奏、绵延的`乐音和舞蹈均匀的动律相呼应，增强了安详的气氛和热带的风情。
2、“三道弯”与“一顺边”的舞姿造型
傣族传统的审美心理还体现在舞姿造型上。
傣族舞蹈中的“三道弯”和手臂关节的弯曲，其渊源是古代百越人的“蛇鸟图腾崇拜”和对水的深切感情。从古越人的鸟图腾到今日傣族的孔雀崇拜，是千百年来民族生活和民族心理的发展。孔雀的自然形态也有“三道弯”的特点，傣族人民通过对孔雀的仔细观察，进行孔雀舞的艺术创作并于后来融入宗教因素。傣族舞蹈中“一顺边”的美，则源于高原地区的劳动生活，手与脚同出一侧而形成“一顺边”的特点。傣族虽然居住在山谷间的平坝上，但山地的动态特征也反映在人们的劳动生活中，尤其是妇女，她们在担水、挑谷、扬场等劳动的步态和形体中就有“一顺边”的特点。作为舞姿造型的“一顺边”，又和审美情趣有关。“三道弯”与“一顺边”两者融合后形成的体态，才是傣族特色的舞蹈造型。
3、亚热带风情的舞蹈
傣族民间舞蹈都充满亚热带风情，比较典型的是“孔雀舞”“象脚鼓舞”“嘎光”“依拉贺”“嘎甸（蜡条舞）”等。
（二）水文化特征的成因
水是生命之源，滋润万物，勤于洗濯，有益健康。傣族人民喜爱水、勤于洗濯，是水文化的特征之一。人们劳动归来，先洗濯后才吃饭。村寨内的水井上，设有精致、美观、塔形井盖式的小建筑物，以保持水源清洁。这种风俗是古代祓禊习俗的延续。祓禊，源于祓禊与“三月三”有关的习俗，后来虽因地区与民族之不同，日期不一定在这一天，或者内容已与水无关，但水节是辞旧迎新的年节，其形式虽和“浴佛节”的宗教活动结合在一起，但沐浴更衣、以水互相泼洒、赛龙船等项目，依然是“洗濯祓除，去宿垢契”的古风，又是古越人“习水便舟”的发展，泼水节的三四天中，人们欢歌起舞，表演各种民间舞蹈。在带有祓禊古风的节日中，人们所表演的各种舞蹈也就带有水文化的特点。
三、拟兽舞及图腾崇拜
在亚热带丛林中，常有珍禽奇兽出没。比如孔雀、马鹿、猴子、大象、鱼、蝴蝶等动物，是原始游猎时期的傣族先民最常相处的善良伙伴。人们观察它们的种类、形态、习性，久而久之，这些动物就在他们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狩猎而归、喜庆捕获的时候，他们就会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起来，所跳的动作自然是那些穿梭印在他们头脑里的动物形象及其动作姿态。无意识地再现这些动物的简单动作，逐渐成了他们表达满足、喜悦等情绪的方式。随着见识范围的扩大，他们就能模仿更多动物的更为复杂的动作姿态，于是也就产生了早期的孔雀舞、马鹿舞、猴子舞、鱼舞、蝴蝶舞等舞蹈。
以象舞为例，傣族地区气候炎热、森林茂密，古时即有“乘象国”之称，至今仍常有象群出没其间。人们对象怀有好感，以掌心手背相合，前后甩动来模仿大象鼻子的动作。傣族人民只要一跳舞就用象脚鼓为之伴奏，小象脚鼓舞动起来，舞步灵活跳跃，舞蹈以斗鼓、赛鼓为基本内容。斗和赛中以灵活机智的进攻、退让、躲闪，最后抓住对方包头或帽子为胜。只要有节会、庆丰收、大型仪式或舞蹈就要打象脚鼓，而傣族人民只要一听到鼓声就会从四面八方拥来合着鼓声尽情舞蹈。
另外，傣族人民对孔雀的喜爱和崇敬已经带有一定的民族图腾崇拜性质。这对傣族舞蹈风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傣族是个崇尚和平的民族，据说“傣”的含义就是和平，傣族就是和平的民族。他们把美丽、善良的孔雀视之为吉祥、幸福、纯洁、和平的象征，把自身的情感都寄托在孔雀身上，并把它看作自己民族的象征。傣族人民喜爱孔雀、崇尚孔雀，当他们赞颂孔雀的时候，也就是在赞颂自己的民族。孔雀舞代表了傣族舞蹈的最高水平，是傣族舞蹈风格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艺人及艺术家对傣族舞蹈风格的影响
谈论傣族舞蹈的风格，就不得不谈到杨丽萍这位著名的傣族舞蹈艺术家。她对推动、发展傣族舞蹈，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文艺当随时代。今天创造的民族民意舞蹈作品是根据时代的需要，在继承民族传统的基础上再创造而成的。白族舞蹈家杨丽萍的《雀之灵》甩脱了表层的描述，把创作的意向、内含的意蕴，与由此而生发的形式美，融合成一个趋于完美的统一体。使人们在耐人寻味的形式美中，仿佛看见一个纯洁、高尚、典雅的精灵，漂游在森林中，徜徉在小溪边，是那样坦荡自如、高尚妩媚。她在表演舞蹈《雀之灵》时，每片肌肤都好像在吟诗，都好像在讲述一个美丽的故事。她的手乃至每根手指的关节，都能表演出极其细微的舞蹈诗情，有如五根琴弦一样发出令人难以置信的震颤和频闪。她用手和手臂的细腻动作描绘了孔雀走路、喝水、抖翅、觅食等情态，让人们通过她的手和手臂的动作，感受到一只活生生的、人性的孔雀。她把这种手影艺术提高到了一个审美的高层次。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任何东西，凡是显示出生活或使我们想起生活的，那就是美的。”傣族民间舞蹈是中华民族舞蹈艺术苑中的一朵奇葩，它体现着傣族人民的灵魂、心声。今天的傣族民间舞蹈在艺术内容、表现形式、舞蹈风格上有着飞速的进展，在不失其古朴、稚拙的原始风貌的同时更真挚直率、浪漫自由。傣族舞蹈正走着一条由传统娱乐方式向舞台艺术升华的道路，其审美趣味也更具有时代感。人们在参与和观赏傣族舞蹈的同时，也在追求自我个性情感的呼应，并获得自娱和超脱的审美感受。
中国民间舞在不断孕育时代精神的过程中流传数千年不衰，在不断加入新的审美情趣、新的文化因素中，愈发生机勃勃。另一方面，只有在对本民族文化深切理解的基础上，以最富特色的形式美、情趣美体现本民族的文化精粹，才能使舞蹈文化更具生命力。面对现代文化的冲击，傣族舞蹈更需在本民族丰沃的传统文化土壤中博采众长、立足传统、锐意创新，创造属于自己的舞蹈精品，在绚丽纷呈的舞坛中独树一帜，以崭新姿态迈向新世纪。
拓展阅读
傣族舞是傣族古老的民间舞，也是傣族人民最喜爱的舞蹈。流行于整个傣族地区，以瑞丽县和耿马县孟定的孔雀舞为代表，而且有不少以跳孔雀舞为生的职业艺人，他们模仿孔雀：飞跑下山、漫步森林、饮泉戏水、追逐嬉戏、拖翅、抖翅、展翅、登枝、歇枝、开屏、飞翔……等等。跳出丰富多彩的舞蹈动作和富于雕塑性的舞姿造型。他们的舞蹈有严格的程式和要求，有固定的步法和地位，甚至每个动作都有固定的鼓语伴奏。
傣族介绍
聚居地
傣族主要聚居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并散居于临沧、澜沧、新平、元江、金平、华坪、大姚、禄劝等30多个县。
地理风貌
傣族地区山川秀丽，资源丰富，森林茂密，被称做“植物王国”和“动物王国”，河谷地区土地肥沃，灌溉便利，气候炎热，雨量充沛，宜于农作物种植和经济作物栽培。长期以来，西双版纳享有“滇南谷仓”的美称；德宏地区“芒市谷子，遮放米”誉满全省；大部分傣族地区都是我省产粮基地和经济作物产区。
悠久历史
远在公元前一世纪，汉文史籍已有关于傣族的记载。汉代称傣族为“哀牢”，隋唐称傣族为“哀牢”、“乌蛮”、“白蛮”；宋沿称傣族为“金齿”、“白衣”；元明时期，“金齿”继续沿用，“白衣”则写作“百夷”或“僰夷”。清以来则多称为“摆衣”。
语言文字
傣语属东亚语系，自己的文字，过去有过不同形体的傣文，皆由梵文字母演化而来。[1]
宗教信仰
由于社会发展不平衡，各地傣族宗教信仰上也有不同。在傣族聚居区西双版纳、德宏等地，在信仰南传上部座佛教的同时，也信仰原始宗教。散居各地的傣族多信仰原始宗教，也有信奉关帝、观音的。
傣族的民族节日，各地虽不尽相同，但都与宗教信仰有密切关系。在西双版纳、德宏等傣族聚居区，主要节日有傣历新年、关门节和开门节、跳摆。傣历新年俗称 “泼水节”，傣语为“桑勘比迈”、“梭贺桑勘”，时在傣历六月(公历四月)，节期三至五天不等。活动内容有采花、堆沙、浴佛、泼水、划龙船、放高升等，歌舞活动更是傣历新年时的重要活动内容。关门节和开门节，傣语为“毫瓦萨”和“奥瓦萨”，系由佛教术语“萨沙那”演变而来，意为“斋戒”。在傣历九月至十二月(公历七至九月)，这三个月正值雨季，人们要集中精力到佛寺拜佛听经，停止其他活动；男女青年不能恋爱和结婚，称为关门节。雨季结束，丰收即将到来的时候过开门节，届时，男女青年们穿上新衣，成群结伙，敲鼓敲锣，走村串寨，最后到佛寺举行赕佛。过去在夏历二月初八举行跳摆：村寨中的男人们备丰盛的食物到佛寺中献佛，然后在佛寺院中，由四人分别持小钹、大锣、象脚鼓跳舞，舞毕痛饮而散。这种跳摆活动现已不多见。过去在跳摆时还要举行盛大的赕佛活动，也叫 “做大摆”，白天诵经，晚上有歌舞演出，如今也不进行了。
在多民族杂居区的傣族多信仰原始宗教，有的与其他民族共过春节、赶花街等活动；有的地方有祭龙树和祭祖活动，只有少数几个地方有祭把性舞蹈存在。
舞蹈特点
傣族的居地大多与缅甸、老挝、越南等国接壤，傣族人民善于吸收来自四方的文化精华，并能融于本民族古老的文化中，经过长期发展，形成了傣族舞蹈品种繁多、形式多样的特点。
傣族舞一位手：大拇指向回扣，放在大腿前侧。
旁一位手：双手手腕折回来，手要有点弧度，大拇指向回扣，手臂微微弯曲，在大腿2侧。
后一位手：双手放在臀部后面，不能*在一起，稍稍分开，手不能离身体太远，手要有点弧度，大拇指向回扣，手臂微微弯曲。
侧一位手：双手放在身体的一册，和一位手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