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书法艺术风格一、书法风格形成的条件风格是什么?西方美学家总结为“风格即人”,这与中国古代书法理论家都喜以人格化来比喻书法有其契合之处。具备一个人的条件,不但要有形体,而且还要有个性、风度、思想和感情。书法艺术不但要有“骨、肉、筋、血”,而且还要求在作品中流露出一种艺术个性、风度、神采和意蕴。风格的形成标志着艺术生命的成熟,独特的风格,是每一个学书者终身为之奋斗和追求的艺术理想,只有具备独特的风格,才能承上启下,继往开来,保持书法艺术的生命力。学书者虽人人都有自己的“体”和“面目”,但不一定人人都具备风格,面目是浅表的,而风格却是表和里的统一,形和神的统一。凡具有风格的作品,古人称谓“上品”或“入品”,故风格之形成必须以三个条件为前提:中国书法是以写汉字为基础的艺术,离开了这个基础,也就不是书法,也就谈不上书法的风格,这是书法的第一前提。五官四肢构成了人体;点画的不同搭配,构成了字形。书法必须受到文字笔画结构规范化组织形式的约束,必须具备可读性,楷有楷法,篆有篆法,草有草法。任何一个书法家都不能离开这个谱,去创造。中国书法艺术的风格必须具备书法艺术的共同美,风格的美在形式上虽具有丰富性,但在其本质上却有它的共同规律。人们观察到形的产生离不开正侧、方圆、轻重、徐疾、刚柔、浓淡、枯润、奇正、疏密、巧拙等两个对立面互相之间的协调配合,所以“阴阳既生,形势出焉,”寓多样于统一是形式美的基本法则。孙过庭《书谱》说:“违而不犯和而不同。”通过对比统一,可以避免单调刻板,从而可以产生无穷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不能离开匀称、协调、统一、和谐等基本法则,人们还观察形的变化离不开势的作用。“古书”第一用笔,第二识势,第三裹束。“字有筋骨、血肉,以气充之,精神乃出。”(张怀瓘《用笔十法》),“书之大局、以气为主。”(包世臣《历下笔谈》)。因势生形是结字章法的一个重要原则,只有具备势的作品,才能给人以一种生命力的艺术享受,在书法创作中可以变形以求新,但必须在势的管束下进行组合,方能合乎情理。“力”在书法中也占据极重要的地位,点画浑厚饱满,笔力遒劲,沉劲入骨,是对每一个书法家的具体要求,所谓“众妙攸归,务存骨气”,只有“藏骨包筋,含文色质”的线条,才能表现出点画的形质美。人们还观察到“节奏”“、韵律”是表现书法动态美的重要方法,运笔时通过轻重、徐疾、提按、顿挫等多种手法,不但使静止的字形产生一种和谐的动感,而且还可以产生墨色的变化,故节奏是气韵生动的重要表现手法。由此可见,对立统一、势、力、气韵等是各种风格和流派必须遵循的共同的客观规律,是组成书法艺术共同美的重要因素,是书法艺术的“理”。但“理”又必须依赖于“法”去达到,实践证明,一个书家的技巧越精熟,功力越深厚,就越能把握自己,把自己的艺术个性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忘我”的境界之下,用熟练的技巧写出来的作品,却是一个活生生的“我”,这个“我”是自然流露出来的,这就是“我”的风格。所以风格是在长期的,艰苦的技巧和锻炼中,加上知识修养和自己的性格所形成的,它不是笔墨游戏,也无捷径可走,故“理”和“法”是形成风格的重要的前提。风格必须具备意的境界。具备了筋骨血肉,四肢形骸还不能成为一个完美的人。只有躯壳,而无思想;只具形质,而乏神韵;只有面目,而无风度;只有形体,没有个性,是谈不上风格的。书法艺术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借助笔墨的外在形式,而显示出一种内在的精神和意蕴。所谓“意”不是指局部,具体的点画和结构,而是指整幅字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统一而和谐的精神境界。汉代的赵壹,已经意识到书法是技巧和艺术个性的有机组合,提出“书之好丑,在心与手。”以后书论述说更详“,欲得妙于笔,当得妙于心”(黄山谷《论书》)“,书道妙在性情”(朱履贞《书学捷要》)“,有功无性,神采不生,有性无功,神采不实”(包世臣《艺舟双楫》),只有具备意蕴的作品,才能耐久所玩,给人以美感的持续,才能具备风格。综上所述,中国书法艺术对于气势、力量、形质、韵律、理法、神采和意蕴的研究在世界艺术史上是罕见的。无怪苏轼说“:书必有神、气、骨、血、肉,五者缺一,不成为书也。”因此,书法风格必须以上述三个前提为基础,否则就难以入品。风格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长期的、缓慢的过程。立意是风格形成的主要因素,一个人的审美能力和艺术修养,除了在不断的书法实践中逐步提高外,还必须从文学诗词、哲学、音乐以及金石绘画中触类旁通、汲取营养,以提高自己的眼力。只有将这些字外工夫与笔墨技巧相互渗透时,才能孕育出博大深邃的创作意境和熔造出优美高雅的艺术个性。风格的形成是实践与思维的结合,风格形成后,也不是一层不变的。它往往随书者的修养、兴趣、审美观念、艺术见解的变化形成一个多层次、多侧面的立体型风格,所谓“不失本调,兼得众调”。如杨凝式之四贴各各不同,兼具面目。惟其不变,才能保持其相对稳定性,惟其变才能保持其旺盛的艺术生命力。二、中国的书法艺术的特点多流派、多风格是我国书法艺术的特点之一,也是长期以来得以繁荣和发展的根本原因,风格的命名以技巧而论,有苍劲雄厚、奇险凝练等。以风格而论,有威武、雍容、俊秀、潇洒等;以个性而论,有粗旷、豪放、倔强、孤傲等,以品格而论,有平和、庄重、雅逸、瑰奇等,但总的来说,风格可以分成阳刚和阴柔两大类。两种不同的风格都可以给人以美感,二者可以结合,但必有偏胜。当然,也不能过度,若“偏胜之极,一有一绝无,则不可以言文”,各种风格都以自身之特点而存在,他们之间争奇斗艳,各有其胜,促使艺术的繁荣和发展。秀美的书法作品好似一位天真、妩媚、楚楚动人的苗条淑女,给人们以赏心悦目的阴柔之美;壮美的书法作品则似一个威武、魁伟、英姿勃勃的无畏勇士,充满了力度、节奏和阳刚之美。无论在戏剧、音乐、舞蹈乃至书法、绘画等不同艺术门类中都可以看到或听到这两种不同风格的艺术表现。在书法这一艺术长河中始终存在着秀美和壮美两大主要风格,它们各自闪烁着不同的光芒。远在殷商时期人民已经注意把汉字写(刻)得美观一些。从出土的甲骨文来看,其中就存在着秀美和壮美的不同风格,据此可作为一种表现艺术,即使是在早期萌芽阶段,也同样体现出不同的审美观,出现不同趋向的表现形态。在早期的钟鼎文字中,属于飘逸、妩媚的也即秀美风格的代表者应是战国中山王十四年鼎铭文,它一改西周金文的雄浑壮实而别开生面,出现了修长秀丽的风格,透露出飘洒、俊俏的美感。可惜此鼎出土太晚,故不能为以前许多学书者知晓。在汉隶中属于秀美风格的有《礼器》、《曹全》等石碑。在行书中声名显赫的《兰亭序》就是属于秀美风格的,它的原本虽不可见,但从一些唐摹本及定武刻本来看,是大致仿佛的,可以相信王羲之的字就是这个风格,历代都有继承者,如唐代的欧阳询、宋代的米芾、明代的文征明,近代的沈伊默、现代的启功都是秀美的一路风格的大师。壮美一路风格的书法,亦代不乏人。在早期钟鼎文中,表现出质朴、壮美的《散氏盘》是这一时期作品中的佼佼者,此盘文字线条泼辣,行笔跳跃性大,历来受到人们的喜爱。在汉隶中,如《石门颂》、《张迁碑》结体高古、厚重凝练,奇纵恣肆,很好地继承、表现了质朴雄壮的书风,继而进至北魏时期,埋藏于洛阳芒山一带的墓志铭以及著名的洛阳龙门石窟中的造像题记,便是一大批书法艺术的瑰宝,其中虽然用笔各异,有方起、圆起,结体上有野逸、高古、朴素,但总的来说大都是追求粗犷、奇诡的壮美风格,又如刻于山东掖县云峰山的石刻群,如郑道昭所书的《郑文公碑》,此碑即为康有为所提出的圆笔最高准则“石峰石刻”。它的笔道犹如篆书,圆浑而古朴,结体犹如隶书宽博而又豪放。在行笔中又如行、草书一波三折,流畅而有神采,也是属于壮美风格的代表作品。总的来说,秀美和壮美两种文风在历史上,或齐头并进或此起彼伏,作为一种风格和流派,实际上谁也无胜过谁,因为两者都是美的。即所谓阴柔之美和阳刚之美。作为个人可以以自己的好恶来倾向于其中的一种,但却不能因此而论另一种就不美。我们要以“百花齐放”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现在有些人,为了标榜自己是“阳刚之美”,因而竭力贬低“阴柔之美”,我们认为这是大可不必的。实际上,作为书法的一种风格来说,也没有绝对的“刚”或绝对的“柔”,多半是“刚中有柔”或“柔中有刚”,只不过是以何者为主而已。如果是只“刚”不“柔”或者说只“柔”不“刚”,则不能给人以美感。美应该是多样的,应该“百花齐放”。三、书法艺术的创新风格贵在独创,但如何去创?什么是创?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和探讨的问题。事实上书法艺术本无新旧之分,只有高低之别。狭义上来看,多种风格,似乎都已经被前人捷足先登,各占山头,后人已无插足之地,但从广义上来看,同一种风格可以用不同的形式来表现,正如同一种性格的人可以有不同的面目一样,这样就可以大大开拓我们创作的领域。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说,所谓的“新”只不过是有自己与前人不同的面目而已,也即是追求法和意,形和神相统一的不同形式而已。这种形式由于受到文字的约束,点画之间的搭配相差毫厘之间便可形成一种面目。有古才有新,有源才有流。古人创的新,在今天我们叫它“传统”。风格的独创不能脱离传统凭空而来,从历史观点来看,古代书法家无不在精研前人的基础上,经过自身的蜕变,才有所突破而自创面目的。不同的探索道路,不同的研究方法,不同的审美情趣,产生了千姿百态的不同风格。只有遵循书法艺术的客观规律,其创作出来的作品才能给人以美感的持续,只有“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的作品才能保持其艺术的生命力。因此,书法艺术的创新是一种长期而艰苦的艺术活动,甚至于是一种超出于个人功利,完全不计较利害得失的独立思考和全神贯注的艺术活动,它需要一定的胆识,需要不破不立的精神,需要强烈的艺术个性,也需要一些浪漫主义色彩,需要一点“怪癖”的艺术个性,也需要呼吸时代的气息。只有这样才能在理性的把握下,闯出古人的樊篱,自出新意,从而创作出有自己独特风格而又有时代精神的作品来。参考文献:[1]中国古代书法史[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0.[2]书品[M].北方文艺出版社,2000.
李时珍与《本草纲目》李时珍（1518—1593年），字东璧，晚年号濒湖山人，蕲州（今湖北蕲春县）人。祖父为铃医，父李言闻（号月池）为当地名医。少年时期开始系统地阅读过一些医籍，曾随父诊病抄方。但当时医生的社会地位低下，李言闻不愿李时珍以医为业，要他走科举道路，还特领他去拜访进士顾日岩为师。顾日岩家中藏有大量书籍文献，李时珍因此有机会阅读到许多文献和一些珍贵的书籍。李时珍在14岁考中秀才。17岁、20岁和23岁时，三次赴武昌参加乡试，但均未考中。从此之后，他放弃考科举而决心随父亲学医。他刻苦钻研医理，用心汲取前人医疗经验，并且善于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加上对病家的高度同情心，他行医不仅疗效好，而且医德高尚。短短几年之中便享有声誉。其间，他因诊断治愈了楚王府中小儿的“虫癖”怪病，医名更增，旋被楚王府聘为“奉祠正”，并掌管“良医所”事务。后又被荐举到北京“太医院”任“院判”。但是，他对此并不感兴趣，任职一年多便托病辞归。李时珍在行医过程中，发现以往的本草书中存在着不少错误、重复或遗漏，深感这将关系到病家的健康和生命，于是决心重新编著一部新的本草专书。从34岁起，他开始着手进行这项工作。除认真总结吸收前人经验成就外，还向药农、野老、樵夫、猎人、渔民等劳动群众请教，并常亲到深山旷野考察和收集各种植物、动物、矿物标本。对某些药物亲自栽培、试服，以取得正确的认识。经过27年漫长艰辛的努力，参考了800余种文献书籍，以唐慎微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为基础，进行大量的整理、补充，并加进自己的发现与见解，经过三次大的修改，至万历六年（1578年）他60岁时，终于编著完成《本草纲目》这部药学巨著。《本草纲目》全书52卷，收载药物多达1800余种，附图1000余幅，药方11000余个。全面总结了16世纪以前我国药物学的进展，是我国药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本草纲目》纠正了以往本草书中某些错误：如把实为两药而被混为一物的葳蕤与女萎分清；把同是一物而被误为两药的南星与虎掌统一；把被误为兰草的兰花、被误为百合的卷丹区分开；把被误列为草类的生姜、薯蓣归为菜类等等。同时，提出了当时最先进的药物分类法：一是按照“从微至贵”的原则，即从无机到有机，从低等到高等，基本上符合进化论的观点；二是“物以类从，目随纲举”，以纲辖目，依首归类。所以用“纲目”，一是“一十六部为纲，六十类为目，各以类从”；二是“标名为纲，列事为目”，即每药标一总名，正大纲也。大书气味、主治，正小纲也。分注释名、集解、发明，详其目也；三是同一种药物，由于其不同部分均可供药用，则以此药总体为纲，各部为目，“如标龙为纲，而齿、角骨、脑、胎等列为目；标梁为纲，而赤、黄染米皆列为目之类”。《本草纲目》对每种药物的记述，包括较正、释名、集解、辨疑、正误、修治、气味、主治、发明、附录、附方、药物的名称、历史、形态、鉴别，到采集、加工、功效、方剂等。尤其是发明这一项，主要是李时珍对药物观察、研究以及实际应用的新发现和新经验，这就更加丰富了本草学的知识。对于人体生理、病理、疾病症状、卫生预防等作了不少正确的叙述，而且，还综合了大量的科学资料，在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物理学、化学、农学、天文、气象诸多方面，有着广泛的论述。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和思想演变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 首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灾难沉重的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依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从此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不断的向前发展，由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推进。 其次，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有了科学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它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制定了正确的革命纲领和各种策略，为中国人民指明厂斗争的目标和走向胜利的道路
李鸿章 李鸿章及其生活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他作为近代中国一位非常复杂的历史人物，在不同时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所言所行更是斑驳陆离，因而人们评价起来众说纷纭就没有什么可怪的了。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在晚清政坛上纵横驰骋半个多世纪。梁启超评价李鸿章“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李鸿章虽然难以承载“英雄”桂冠，但为“时势所造”和影响“时势”进程则是不争的事实。 李鸿章活跃于政治舞台之日，正值晚清社会从传统向近代、从独立国家向半殖民地演化的过渡时代。适逢其会的李鸿章也就成了“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时代造就了李鸿章，而李鸿章也以自己的言行在绚丽多彩的时代画卷上深深地打上了个人的印记。李鸿章人生旅途，跨越道、咸、同、光四朝，出将入相，“坐镇北洋，遥执朝政”，涉及晚清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他身为清朝“柱石重臣”，植根于封建主义而又倾向资本主义，忠实于传统营垒而又颇具改革精神，所言所行，往往新旧纷呈，中西杂揉，内则“开拓”与“因循”毕具，外则抗争与妥协并存，因而有时是顺乎时代潮流，有时又是阻挡历史车轮。 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 李鸿章以儒生起家军旅，凭借编练淮军镇压太平天国、“削平大难”而“早膺疆寄，晋赞纶扉”。太平天国运动是“四海变秋气”的封建衰世的农民群众企图用火和剑来变革现存的清朝统治秩序，把“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国在现世、在中国建立起来。尽管他们所憧憬的“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国实际上只能给自己套上一副带有光环的封建枷锁，但他们反对“鹰遍野，豺狼噬人”、内则残民以逞、外则丧权辱国的清朝统治，无疑是顺乎时代潮流的正义之举。李鸿章维护腐朽的清朝统治，镇压太平天国，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自然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罪无可赦。 推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轨 李鸿章堪称洋务运动的首脑和旗帜。洋务运动是时代的产物，是对外国殖民侵略和世界现代化浪潮冲击所作出的积极回应，是近代中西文化撞击和交融的初步结果。与同时代的洋务官员相比，李鸿章不仅对中外形势和中国出路的认识要比同僚深刻，而且采用西法、举办洋务新政数量之多、成效之大，也无人能望其项背。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遇到“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大清帝国“厝火积薪，可危实甚”，因而主张“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耳”，绝不应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不思振作。为此，他提出必须向西方学习，举办洋务新政，以求“自强”、“自立”。他斥守旧而不避“人君”，为“自强”而力倡变法，主张以儒家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之以西方富强之术。他力主把“修明前圣制度”和学习“外人所长”结合起来。所谓“修明前圣制度”，就是“变法度必先易官制”，改善封建政治制度。所谓学习“外人所长”，就是引进属于西方“物质文明”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甲胄以保护清朝封建主义的躯体。必须指出的是，他力图排除西方的“政治文明”即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只热衷于引进西方“物质文明”即近代军工技术，显然不能使中国摆脱传统的农业社会，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但毕竟使封建体制发生裂痕，催生了中国的资本主义，从而使中国社会在传统向近代转轨的路途上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加速中国向半殖民地沉沦 李鸿章曾长期跻身于晚清“外交第一冲要”，时人称“一生功过在和戎”。外交的成败，自然取决于综合国力的强弱和外交政策的当否。就综合国力即军事、经济和政治组织力而言，封建的中国远逊于列强，因而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列强的枪炮就扫地以尽。李鸿章有鉴于此，明确指出：中外实力相距悬殊，列强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中国无法取胜于疆场，因而对列强不可轻言战争，而应以“羁縻”之策谋求“中外相安”之局。所谓“羁縻”，就是用儒家的道德规范即孔子“忠信笃敬”四字方针进行“笼络”。在应对列强欺凌时，始则以理折之，进行与虎谋皮式的道德说教，并实施以中国传统的合纵连横理论和西方的均势思想相结合为特征的“以夷制夷”之策；继而不惜在权益上作出某种限度的让步，以期“驯服其性”，实现“守疆土保和局”的目标。李鸿章所以主张“羁縻”之策，目的之一是想争取并利用和平环境“借法自强”，预修战备，以期“确有可以自立之机，然后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以和则久”。从李鸿章推行“和戎”外交的实际看，有得有失，而失远大于得。他指挥过“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而以失败告终的甲午战争。他亲手与外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其中除了《中日修好条规》、《中秘友好通商条约》等少数平等条约外，其他诸如《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均为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些丧权辱国条约标志着中国从独立国向半殖民地沉沦。对此，作为以慈禧为首的统治集团的重要一员和晚清丧权辱国外交决策的参与制定者和主要执行人的李鸿章绝对难辞其咎。 腐朽王朝的忠臣 李鸿章是清王朝的忠臣。他出身于崇尚宋学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幼受到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在他的心目中，忠君观念根深蒂固，他认为君臣之位不能僭越，疆吏不可“窥测朝廷之迹”。他与清廷互相依存，荣辱与共。他需要依靠清朝皇权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清廷也需要依靠他“安内攘外”，维护清王朝的稳定。他凭借清廷爬上权力顶峰，清廷则把他誉为华夏栋梁，声称“无鸿章，无清朝”。他的悲剧在于既看出清朝统治风雨飘摇，犹如“敝絮塞漏舟，朽木支广厦，稍一倾覆，遂不可支”；又在自己“实力足可除清廷自立有余”时，仍“勤勤恳恳服侍皇室，决不另有他途”。他镇压太平天国、倡导洋务新政、推行“和戎”外交，无一不是为了拯救面临沉没的“漏舟”和倾覆的“广厦”。他形象地把清王朝比为“破屋”，自己比作“裱糊匠”，宣称“裱糊匠”只会“修葺”而不能改造“破屋”，及至“破屋”“真相破露，不可收拾”，“裱糊匠”自然无计可施。他为“无力回天”而深长叹息，瞻望前景而茫然若失。 独特的性格特征 李鸿章具有独特的性格特征，而他的性格特征则是其文化素质、心理条件和社会烙印的综合反映。一曰“拼命作官”。李鸿章“拼命作官”意在争权竞势和扶危安倾。因而他“自壮至老，未尝一日言退”。他精通“宦术”，“好结内援”，“献媚宫闱”，“固宠求荣”；他勇于任事，“不避劳苦，不畏谤言”，“屈心抑志，忍尤攘诟，以济时艰”。二曰“不学无术”。李鸿章曾自诩“生平不解空言高论，只知以实心办实事”。不尚空谈固然是其所长，但缺乏以“真实学问”为根底的“以实心办实事”，绝不可能收到“旋乾转坤”的实效。他直到晚年对此才有所省悟：“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骄之气，任意胡为，其实没有根底。现在真实学问，已用功不进。”（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4）三曰“恃才傲物”。李鸿章入仕后，随着地位的飙升和权势的膨胀，心态畸变，飘然欲仙。他吹嘘支持大清“天下”者，“舍我其谁”。对同僚倨傲不恭，对部属动辄训斥，对洋人“尤轻侮之”。曾国藩看出李鸿章“近颇傲，非吉兆”，曾密札劝诫：“一居高位，则宜时时检点”，“不可误认简傲为风骨，风骨者，内足自立，外无所求之谓，非傲慢之谓也。”（黄：《花随人圣庵摭忆》）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李鸿章依然故我，“自信自大”，“喜嘲谑，忌者日众”。四曰“好以利禄驱众”。被时人誉为识时务之大员的李鸿章，虽然出身儒生，但却在“西学”和“变局”的影响下，产生了疏离儒学的倾向。他注重“治国平天下”，漠视“以修身为本”；注重事功，漠视为人；张扬功利主义，否定儒家义利观。他直露地说：“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周馥：《负暄闲语》，卷上）功利既是李鸿章搏击宦海的动力，又是他驱策部众的工具。他遴选部众，“着重于经世致用。凡有谋略而干练，必受到赏识擢拨，文章道德，尚在其次。”（王尔敏：《淮军志》）李鸿章以功利为纽带结成的庞大群体，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受到“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的责难也就是当然了。
哎，小朋友啊，多读书啊，历史人物那么多，随便整一个撒，评价嘛，就看你了解多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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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国书法艺术风格一、书法风格形成的条件风格是什么?西方美学家总结为“风格即人”,这与中国古代书法理论家都喜以人格化来比喻书法有其契合之处。具备一个人的条件,不但要有形体,而且还要有个性、风度、思想和感情。书法艺术不但要有“骨、肉、筋、血”,而且还要求在作品中流露出一种艺术个性、风度、神采和意蕴。风格的形成标志着艺术生命的成熟,独特的风格,是每一个学书者终身为之奋斗和追求的艺术理想,只有具备独特的风格,才能承上启下,继往开来,保持书法艺术的生命力。学书者虽人人都有自己的“体”和“面目”,但不一定人人都具备风格,面目是浅表的,而风格却是表和里的统一,形和神的统一。凡具有风格的作品,古人称谓“上品”或“入品”,故风格之形成必须以三个条件为前提:中国书法是以写汉字为基础的艺术,离开了这个基础,也就不是书法,也就谈不上书法的风格,这是书法的第一前提。五官四肢构成了人体;点画的不同搭配,构成了字形。书法必须受到文字笔画结构规范化组织形式的约束,必须具备可读性,楷有楷法,篆有篆法,草有草法。任何一个书法家都不能离开这个谱,去创造。中国书法艺术的风格必须具备书法艺术的共同美,风格的美在形式上虽具有丰富性,但在其本质上却有它的共同规律。人们观察到形的产生离不开正侧、方圆、轻重、徐疾、刚柔、浓淡、枯润、奇正、疏密、巧拙等两个对立面互相之间的协调配合,所以“阴阳既生,形势出焉,”寓多样于统一是形式美的基本法则。孙过庭《书谱》说:“违而不犯和而不同。”通过对比统一,可以避免单调刻板,从而可以产生无穷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不能离开匀称、协调、统一、和谐等基本法则,人们还观察形的变化离不开势的作用。“古书”第一用笔,第二识势,第三裹束。“字有筋骨、血肉,以气充之,精神乃出。”(张怀瓘《用笔十法》),“书之大局、以气为主。”(包世臣《历下笔谈》)。因势生形是结字章法的一个重要原则,只有具备势的作品,才能给人以一种生命力的艺术享受,在书法创作中可以变形以求新,但必须在势的管束下进行组合,方能合乎情理。“力”在书法中也占据极重要的地位,点画浑厚饱满,笔力遒劲,沉劲入骨,是对每一个书法家的具体要求,所谓“众妙攸归,务存骨气”,只有“藏骨包筋,含文色质”的线条,才能表现出点画的形质美。人们还观察到“节奏”“、韵律”是表现书法动态美的重要方法,运笔时通过轻重、徐疾、提按、顿挫等多种手法,不但使静止的字形产生一种和谐的动感,而且还可以产生墨色的变化,故节奏是气韵生动的重要表现手法。由此可见,对立统一、势、力、气韵等是各种风格和流派必须遵循的共同的客观规律,是组成书法艺术共同美的重要因素,是书法艺术的“理”。但“理”又必须依赖于“法”去达到,实践证明,一个书家的技巧越精熟,功力越深厚,就越能把握自己,把自己的艺术个性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忘我”的境界之下,用熟练的技巧写出来的作品,却是一个活生生的“我”,这个“我”是自然流露出来的,这就是“我”的风格。所以风格是在长期的,艰苦的技巧和锻炼中,加上知识修养和自己的性格所形成的,它不是笔墨游戏,也无捷径可走,故“理”和“法”是形成风格的重要的前提。风格必须具备意的境界。具备了筋骨血肉,四肢形骸还不能成为一个完美的人。只有躯壳,而无思想;只具形质,而乏神韵;只有面目,而无风度;只有形体,没有个性,是谈不上风格的。书法艺术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借助笔墨的外在形式,而显示出一种内在的精神和意蕴。所谓“意”不是指局部,具体的点画和结构,而是指整幅字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统一而和谐的精神境界。汉代的赵壹,已经意识到书法是技巧和艺术个性的有机组合,提出“书之好丑,在心与手。”以后书论述说更详“,欲得妙于笔,当得妙于心”(黄山谷《论书》)“,书道妙在性情”(朱履贞《书学捷要》)“,有功无性,神采不生,有性无功,神采不实”(包世臣《艺舟双楫》),只有具备意蕴的作品,才能耐久所玩,给人以美感的持续,才能具备风格。综上所述,中国书法艺术对于气势、力量、形质、韵律、理法、神采和意蕴的研究在世界艺术史上是罕见的。无怪苏轼说“:书必有神、气、骨、血、肉,五者缺一,不成为书也。”因此,书法风格必须以上述三个前提为基础,否则就难以入品。风格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长期的、缓慢的过程。立意是风格形成的主要因素,一个人的审美能力和艺术修养,除了在不断的书法实践中逐步提高外,还必须从文学诗词、哲学、音乐以及金石绘画中触类旁通、汲取营养,以提高自己的眼力。只有将这些字外工夫与笔墨技巧相互渗透时,才能孕育出博大深邃的创作意境和熔造出优美高雅的艺术个性。风格的形成是实践与思维的结合,风格形成后,也不是一层不变的。它往往随书者的修养、兴趣、审美观念、艺术见解的变化形成一个多层次、多侧面的立体型风格,所谓“不失本调,兼得众调”。如杨凝式之四贴各各不同,兼具面目。惟其不变,才能保持其相对稳定性,惟其变才能保持其旺盛的艺术生命力。二、中国的书法艺术的特点多流派、多风格是我国书法艺术的特点之一,也是长期以来得以繁荣和发展的根本原因,风格的命名以技巧而论,有苍劲雄厚、奇险凝练等。以风格而论,有威武、雍容、俊秀、潇洒等;以个性而论,有粗旷、豪放、倔强、孤傲等,以品格而论,有平和、庄重、雅逸、瑰奇等,但总的来说,风格可以分成阳刚和阴柔两大类。两种不同的风格都可以给人以美感,二者可以结合,但必有偏胜。当然,也不能过度,若“偏胜之极,一有一绝无,则不可以言文”,各种风格都以自身之特点而存在,他们之间争奇斗艳,各有其胜,促使艺术的繁荣和发展。秀美的书法作品好似一位天真、妩媚、楚楚动人的苗条淑女,给人们以赏心悦目的阴柔之美;壮美的书法作品则似一个威武、魁伟、英姿勃勃的无畏勇士,充满了力度、节奏和阳刚之美。无论在戏剧、音乐、舞蹈乃至书法、绘画等不同艺术门类中都可以看到或听到这两种不同风格的艺术表现。在书法这一艺术长河中始终存在着秀美和壮美两大主要风格,它们各自闪烁着不同的光芒。远在殷商时期人民已经注意把汉字写(刻)得美观一些。从出土的甲骨文来看,其中就存在着秀美和壮美的不同风格,据此可作为一种表现艺术,即使是在早期萌芽阶段,也同样体现出不同的审美观,出现不同趋向的表现形态。在早期的钟鼎文字中,属于飘逸、妩媚的也即秀美风格的代表者应是战国中山王十四年鼎铭文,它一改西周金文的雄浑壮实而别开生面,出现了修长秀丽的风格,透露出飘洒、俊俏的美感。可惜此鼎出土太晚,故不能为以前许多学书者知晓。在汉隶中属于秀美风格的有《礼器》、《曹全》等石碑。在行书中声名显赫的《兰亭序》就是属于秀美风格的,它的原本虽不可见,但从一些唐摹本及定武刻本来看,是大致仿佛的,可以相信王羲之的字就是这个风格,历代都有继承者,如唐代的欧阳询、宋代的米芾、明代的文征明,近代的沈伊默、现代的启功都是秀美的一路风格的大师。壮美一路风格的书法,亦代不乏人。在早期钟鼎文中,表现出质朴、壮美的《散氏盘》是这一时期作品中的佼佼者,此盘文字线条泼辣,行笔跳跃性大,历来受到人们的喜爱。在汉隶中,如《石门颂》、《张迁碑》结体高古、厚重凝练,奇纵恣肆,很好地继承、表现了质朴雄壮的书风,继而进至北魏时期,埋藏于洛阳芒山一带的墓志铭以及著名的洛阳龙门石窟中的造像题记,便是一大批书法艺术的瑰宝,其中虽然用笔各异,有方起、圆起,结体上有野逸、高古、朴素,但总的来说大都是追求粗犷、奇诡的壮美风格,又如刻于山东掖县云峰山的石刻群,如郑道昭所书的《郑文公碑》,此碑即为康有为所提出的圆笔最高准则“石峰石刻”。它的笔道犹如篆书,圆浑而古朴,结体犹如隶书宽博而又豪放。在行笔中又如行、草书一波三折,流畅而有神采,也是属于壮美风格的代表作品。总的来说,秀美和壮美两种文风在历史上,或齐头并进或此起彼伏,作为一种风格和流派,实际上谁也无胜过谁,因为两者都是美的。即所谓阴柔之美和阳刚之美。作为个人可以以自己的好恶来倾向于其中的一种,但却不能因此而论另一种就不美。我们要以“百花齐放”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现在有些人,为了标榜自己是“阳刚之美”,因而竭力贬低“阴柔之美”,我们认为这是大可不必的。实际上,作为书法的一种风格来说,也没有绝对的“刚”或绝对的“柔”,多半是“刚中有柔”或“柔中有刚”,只不过是以何者为主而已。如果是只“刚”不“柔”或者说只“柔”不“刚”,则不能给人以美感。美应该是多样的,应该“百花齐放”。三、书法艺术的创新风格贵在独创,但如何去创?什么是创?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和探讨的问题。事实上书法艺术本无新旧之分,只有高低之别。狭义上来看,多种风格,似乎都已经被前人捷足先登,各占山头,后人已无插足之地,但从广义上来看,同一种风格可以用不同的形式来表现,正如同一种性格的人可以有不同的面目一样,这样就可以大大开拓我们创作的领域。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说,所谓的“新”只不过是有自己与前人不同的面目而已,也即是追求法和意,形和神相统一的不同形式而已。这种形式由于受到文字的约束,点画之间的搭配相差毫厘之间便可形成一种面目。有古才有新,有源才有流。古人创的新,在今天我们叫它“传统”。风格的独创不能脱离传统凭空而来,从历史观点来看,古代书法家无不在精研前人的基础上,经过自身的蜕变,才有所突破而自创面目的。不同的探索道路,不同的研究方法,不同的审美情趣,产生了千姿百态的不同风格。只有遵循书法艺术的客观规律,其创作出来的作品才能给人以美感的持续,只有“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的作品才能保持其艺术的生命力。因此,书法艺术的创新是一种长期而艰苦的艺术活动,甚至于是一种超出于个人功利,完全不计较利害得失的独立思考和全神贯注的艺术活动,它需要一定的胆识,需要不破不立的精神,需要强烈的艺术个性,也需要一些浪漫主义色彩,需要一点“怪癖”的艺术个性,也需要呼吸时代的气息。只有这样才能在理性的把握下,闯出古人的樊篱,自出新意,从而创作出有自己独特风格而又有时代精神的作品来。参考文献:[1]中国古代书法史[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0.[2]书品[M].北方文艺出版社,2000.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和思想演变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 首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灾难沉重的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依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从此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不断的向前发展，由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推进。 其次，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有了科学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它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制定了正确的革命纲领和各种策略，为中国人民指明厂斗争的目标和走向胜利的道路
论点 论证 论据这个是三要素论文内容应层次分明数据可靠文字简练说明透彻推理严谨立论正确。论文一般由七部分组成依次为1.封面 2.摘要3.目录 4.论文正文5.参考文献6.附录7.致谢。
我眼中的中国近现代史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东方古国，勤劳勇敢的华夏儿女创造了灿烂的五千年中华文明。 在漫长的岁月里，曾经走在世界的前列。19 世纪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协工业革命的雄 风，蒸蒸日上；而中国却依旧在封建主义道路上徘徊，清王朝的统治风雨飘摇，江河日下， 日落西山。 1840 年，外国资本主义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 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一场场强加给中华民族的灾难。近百年来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资本 主义国家都对中国发动过一次甚至多次侵略战争。 有公然入侵， 也有不宣而战； 有单独入侵， 更有合伙劫掠，强迫中国签订了数以千计的不平等条约。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资本主义列 强扶植封建势力作为统治中国的工具； 蚕食和鲸吞中国领土； 出兵控制， 窃取中国军事要地； 划分势力范围；控制重要通商口岸和建立租界；施行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通过战 争勒索巨额赔款；在中国进行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外国资本主义列强推行的殖民主义，引 起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巨烈动荡，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中国 人民为摆脱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 进行了长时期的、 不屈不挠的斗争。 1840 年以来，亡国灭种的危机一直威胁着千年古国。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一代民族精英觉醒： 林则徐、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洪秀全领导的反清农民起义；康有为、梁启超的“变 法图强”；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正是他们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挺身而出，为反对外 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同仇敌忾，英勇奋斗，前赴后继，拼搏不息，谱写了中国近 代史上可歌可泣的悲壮篇章...... 以上历史事件均是我在书本上看到的，以前对历史很是喜爱，是历史让我了解了我们国 家的发展， 了解了我们国家的文化和民族， 同时也是历史让我仿佛看到了各位英雄人物的精 彩事迹， 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的智慧创造了我们炎黄子孙的未来， 给予了我们至高无上的权利， 这是我从历史书里所感悟到的。 在史书里我们也许会憎恨某些历史人物，要不是因为他也不会有有我们国家的衰落，就 拿李鸿章来说吧，他是签过卖国条约最多的一位官员，在史书里，说他是不折不扣的卖国奴 也不回过。但是，别的书籍上有记载说，其实李鸿章做这些都不是自己的意愿，而却他到死 都不愿闭眼，不像自己一生都活在别人的愤恨中，他死不瞑目啊。 对于史书， 我不会过分的去相信， 因为我觉得史书也是某位历史人物在闲暇时候的消遣， 每件历史事件的发生他不会总是在场，所以难免出现错误。 历史， 何谓历史?以我的理解大概就是把已经发生的事经过某人加工记载下来。不过老师 说只有已经发生过的并且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才能成其为历史。 不过不管如何， 历史已经成为 历史，我们不用再去追究谁的对与错。我认为现在的某些人总是拽着过去不放，其实我很鄙 视的。 我们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的目的主要是了解自己的国家的过去，每个人总得先了解自己 的过去才能更好的扎根于未来， 才会有民族自豪感。 我就是我这学期学习近现代史所受所感。有600字左右不过你总得加点自己的吧，不然容易穿帮行的话就采纳了吧！
楼主居然不给分 。。。。。 建议自己阅读历史教材 必修二第14到15课如果买了辅导资料 那上面应该有 很长很长的介绍 引入的文字 再自己拼凑一些 就ok了其实历史论文对文笔要求不是很高 思维清晰 史实别弄错就行了 中国近代社会习俗的变化 一、近代民俗变迁的基本脉络 近代民俗变迁是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近代社会转型相始终。近代民俗变迁涉及到社会各个角落、各个层面。以下从礼仪、消费、服饰、饮食、居住、出行、节日、婚丧等八个方面进行概括，大致可以窥见近代民俗变迁的基本脉络。 1.礼仪习俗的变化：在鸦片战争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传统的社交礼俗和祭典礼俗，包括称谓、见面礼等仍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人们见面要行作揖、拱手、跑拜、请安等礼。跪拜本是互相致意的姿势，但在封建时代成为敬重、臣服的一种礼节，以体现封建社会的等级尊卑，跪拜主要对尊长，最隆重的是行三跪九叩大礼，平辈之间一般用作揖、拱手方式即可。与此相适应还有一套“大人”、“老爷”、“太太”、“老太太”等称谓。然而，开国以后，在沿海通商地区，受西方平等观念影响，先是在新式知识分子内部，逐渐采用握手、鞠躬等见面方式，并且用“先生”、“女士”、“小姐”、“同志”取代了先前的称谓。1912年民国成立后，明令祭孔时“除去拜跑之礼，改行三鞠躬，祭服则用便服。”（注：《丁祭除去拜跪》，〔上海〕《申报》1912年3月5日。）不久，又明令废除社交中实行的叩拜、相揖、请安、拱手等旧礼节，改行鞠躬礼为主。同年8月17日，民国政府公布了《礼制》，用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新式礼节的合法地位（注：《东方杂志》第9卷第4号，1912年9月。）。行鞠躬礼，使用“先生”、“君”的称呼，反映出近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总之，脱帽、靶躬、握手、鼓掌等新礼俗逐渐成为中国通常的“文明仪式”、“文明礼”，反映出社会礼俗的进步趋向。此外，在城市中交际舞的流行、生日聚会以及同事宴请等，都反映出近代交际习俗的新变化。 2.消费习俗的变化：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以及中国新式商业的产生和迅速发展，对传统消费习俗产生巨大冲击，并直接导致了消费习俗的变迁。在鸦片战争后的道光年间，享用洋货在上层社会已渐成时尚，不过开始仅限于通商口岸等少数地区和官僚富裕之家，到19世纪末，随着通商口岸增加到70余个，于是洋货消费遍及各阶层，即使在云南交通偏僻之地的商店里，也可见到不少洋货，包括各种哈剌呢、哔叽、羽纱、法兰绒、钟表、玻璃等，一应俱全，而且其售价“并非贵得惊人”（注：姚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06-1107页。）许多“农民亦争服洋布”，中产之家更是“出门则官纱纺绸不以为侈”，“一般青年均羔裘如膏矣”（注：宋延斋：《蒲圻乡士志》，转引自严昌洪：《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2页。）。此外，赛马、赛船、网球、足球、西餐、啤酒、西式点心、西式饮料、业余剧社、公园、室内音乐会、电影、电灯、电话、自来水、邮政、电车等西式生活方式无不影响到中国人消费方式的改变，使中国人消费结构、消费内容均发生重大改变。此外，以上海为例，色情消费、游乐消费也成为商人、富人等消费方式中的重要内容。 3.服饰习俗的变化：中国服饰习俗源远流长，各时代都有绚丽多彩的服饰。至清代中国服饰则多以长袍马褂为主，女子则穿旗袍。民谚有“孔雀翎，马蹄袖”之说。服饰具有体现等级森严、褒衣博带特点，这些弊端与近代人的平等要求以及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很不协调。为此，部分中国人开始接受西式服饰。在19世纪50年代，香港、广州即有人模仿洋人打扮，华商更多有穿洋装者。戊戌时期康有为力倡“易服”。20世纪初，当时青年穿西服的人渐多起来。1903年胡汉民任教的广西梧州中学允许学生可以在岁时年节“披洋衣揖孔孟”（注：《胡汉民自传》，〔北京〕《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可见在学生中穿洋服的人已不在少数。当时的出“洋”留学生更多着洋装。清亡后，曾出现过“洋装热”，在通都大邑，人们“趋改洋服洋帽，其为数不知凡几”（注：《潘月樵请用国货》，〔上海〕《申报》1912年3月4日。），在偏远小城，“文武礼服，冠用毡也，履用革也，短服用呢也，完全欧式”（注：民国《慈利县志》卷17，风俗。）。此外，洋式衬衣、绒衣、针织衫、西裤、纱袜、胶鞋、皮鞋等都渐渐普及推广，总之，中国服饰中的西方因素不断增加。值得一提的是，中山装则是近代中西服饰合璧的最典型标志。 在广义的服饰民俗中，穿着和“打扮”是有机的统一体。例如纹身、化妆、发式、饰物、缠足等。鸦片战争前后，西方人到中国，首先看到的就是蓄着长辫子的男人和裹着小脚的女人，“许多年来，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辫、斜眼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毁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注：〔英〕哈利：《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王维周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页。）。男人拖着大辫子、穿着宽大的褂袍，女人裹着小脚，这是清代中国人的基本装束。然而，19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人这种装束形象有了显著改观。首先，一批来华的传教士中有人首先提倡天足。维新派人士更率先反对缠足，主张放足，1883年康有为在广东南海县成立不缠足会，1896年又在广州成立不缠足会，1897年梁启超等人在上海成立不缠足会，不久不缠足会遍及东南沿海地区。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还发出上谕禁止缠足。1901年慈禧太后下达了劝禁缠足的懿旨，1912年民国成立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从反对传统道德，争取妇女解放的角度看，不缠足运动带有反封建的政治意义，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 辫发虽系清代男人的形象标志，但却是满族习俗同化汉族的结果，在外国人面前，却又成为中国人的民族标志了，而这种民族标志，在近代又成为与开化世界趋向短发的世界大潮相背驰的“落后”、“不开化”的标志而体现的。 戊戌时期康有为在给光绪皇帝的《请断发易服改元折》中公开要求清政府“断发”易服，一般开明人士也发出了剪辫的呼声。清政府更在1911年允许官民自由剪发了。辛亥革命爆发后，辫子陆续剪掉。当时甚至出现了众多的理发店取代了众多的“剃头匠”。连袁世凯也剪掉了辫子。民国的成立更带来了短发的普及。 4.饮食习俗的变化：中国是世界上饮食文化发达的国家，至清代已逐渐形成了川、粤、鲁等各种菜系以及其它各地方风味菜肴及小吃。至鸦片战争以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的饮食习惯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但随着西方文化的进一步渗入，西方的一些饮食也逐渐传入中国，至19世纪中叶以后西式饮食开始在一些沿海通商城市流行。1876年葛元煦注意到，开设在上海虹口一带的西餐馆有“华人间亦往食焉”（注：葛元煦等：《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0页。）。到八、九十年代，天津、北京的西餐馆也相继开设，名声愈来愈大。翻阅这一时期的《大公报》，常可看到“品升楼”、“德义楼”等“番茶馆”的广告，称它们专办“英法大菜”、“请得巧手外国厨房精调西菜”（注：《大公报》光绪二十八年5月25日、8月23日。）。北京的西餐饭店档次很高，象“六国饭店、德昌饭店、长安饭店，皆西式大餐矣”（注：胡朴安编：《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一，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2页。），以至官商各界人士每每出入其间。辛亥之后，在一些大城市，吃西餐成为一种时髦。海昌太憨生在《淞滨竹枝词》中写道：“番菜争推一品香，西洋风味睹先尝，刀又耀眼盆盘洁，我爱香槟酒一觞”（注：顾柄权：《上海风俗古迹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2页。）。总之，在以“洋”为时尚中，具有西方风味的食品渐受中国人的欢迎，如啤酒、香槟酒、奶茶、汽水、冰棒、冰淇淋、面包、西点、蛋糕等皆被国人接受。说明西式饮食已引起了中国饮食习俗的较大变化，丰富了我国人民的日常生活。 5.居住习俗的变化：中西居住习俗差异较大，这里既有都市化程度问题，也有不同的风俗问题。皇家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杰出代表，不过它与民居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差别。北京的四合院、西北高原的窑洞、南方的天井院落、西南少数民族的吊脚楼和土楼、北方草原的毡包等，都是中国传统民居的典型形态。通常中国传统民居以平房为主，这主要与中国有广阔的土地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技术落后有关。在近代，由于受西式建筑风格的影响以及都市化程度的提高，在一些通商口岸，中国人也开始建筑西式或半西式住宅，出现“huán①huì②多仿西式”的风尚。邓子琴在《中国风俗史》中称，“晚清园亭，亦参以西式建筑，而通都大邑，几于触目皆是矣”。在天津，小洋楼渐渐取代北方的四合院而成为当地居室建筑的新潮流；在沈阳“建筑宏丽，悉法欧西，于是广厦连云，高甍丽日，绵亘达数十里”（注：《奉天通志》卷97，礼俗三、居室。）；在青岛，“市内住屋多属欧式建筑”（注：袁荣叟：《胶澳志·民社志》，第72页。）；在汉口，“尺地寸天，huán①huì②日密，中西厂肆，角胜争奇”（注：民国《夏口县志·序》。）；在上海除了兴建了大量西式建筑外，还出现了西洋建筑风格影响下的中国民居——里弄房屋。受上海影响，汉口、南京、福州、天津、青岛等地也相继在租界、码头、商业中心附近建成了里弄住房。此外，与西式建筑的引进，钢铁、水泥、机制砖瓦、建筑五金、自来水、电灯等也大量应用。使近代中国居民尤其城市居民的居住习俗发生重大变化。 6.出行习俗的变化：出行习俗是与交通工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传统社会，代步工具主要是马车、牛车、肩舆（轿子）、木船以及骑马、骑驴、骑骆驼等。其共同特点是多用畜力、人力或自然力，速度慢、活动范围小。交通落后，必然造成社会的落后。在近代，随着西方的火车、轮船、电车、汽车、自行车、摩托车等的引入，逐渐导致了中国传统交通工具的变革。人们出行一下子就由“乡人”而变成“国人”。汽车兴起后，“男女授受不亲”的陈腐观念被打破了“男女杂坐不以为嫌”（注：民国《夏口县志》卷二，风土志。）。使传统的交往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 7.节日习俗的变化：中华民族的节日习俗独具特色，近代的岁时令节从总体上仍然沿袭自古以来的民间形成的节庆习俗，如元旦（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腊八节等，但这些节日是依据传统历法而来，属于封建农业文明的产物，且多有传统民间信仰色彩，因此，它有不适应近代工业社会的落后性也是非常明显的。清末已有改历的呼吁，梁启超于1910年就撰写《改用太阳历法议》一文，主张采用太阳历代替阴历（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25，〔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页。）。民国政府成立后，断然于1912年1月2日宣布全国改用阳历，以求与国际上通行历法相一致。改历后，必然引起岁时节日习惯的变化。首先就是一些有意义的新式节日、纪念日相继出现在人们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之中。民国初年的新纪念日除了民国成立日（元月1日）和国庆（10月10日）纪念以外，还有革命先烈纪念日（3月29日）、国耻日（5月9日）、植树节（清明节）等，二三十年代又有了国际妇女节（3月8日）、儿童节（4月4日）、国际劳动节、学生运动纪念节（5月4日）、教师节（8月27日）等等。特别是受西俗影响，圣诞节、情人节等也在城市中普及。这些都为中国的节日时令习俗增添了异彩。 8.婚丧习俗的变化：婚礼是标志与庆贺结婚的民俗形式。近代汉族主要的婚姻形态仍然是封建包办买卖婚姻。受男女平等观念以及西方婚俗的影响，19世纪五六十年代，少数与外国人交往密切的士大夫中有用西礼结婚的现象，“前日为春甫婚期，行夷礼”（注：上海人民出版社编：《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0页。）。光绪年间，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出现了婚姻论财不问门第的现象，西式婚礼渐有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明结婚形式在大城市及沿海通商口岸开始流行，“光宣之交，盛行文明结婚，倡于都会商埠，内地亦渐行之”（注：徐珂：《清稗类钞》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987-1988页。）。文明结婚，除婚礼地点不在教堂，不用牧师主婚外，许多仪式大致从西礼中移植过来，虽然杂有中国传统婚礼的某些内容，但精神和形式上基本上是西方化的。总之，近代在通商口岸及沿海城镇“文明结婚”的流行，毕竟反映出中国婚俗的变化，代表着晚清婚俗变化的正确方向。
关键词：李鸿章，洋务运动，爱国摘要：李鸿章作为一个影响了晚清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汉族官僚。可以说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悲剧人物。一生奔波劳累，是洋务运动中做事最多的的人。最后却落得被时人、后人唾骂的卖国贼。今天，我们应该抛弃过去的偏见，全面客观的看待这样一个历史人物。 “丈夫只手把吴钩，义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位历史学家曾经说过，晚清只要搞懂三个人，就可以把晚清历史的枢纽、着眼点找到。这三个人是：慈禧，李鸿章，赫德。慈禧代表清王朝满族贵族的最高统治者，太平天国后，清朝权力中心下移，地方汉族大员崛起。湘系，淮系，北洋。当中时间最长，做事最多的就是李鸿章。赫德代表洋人和西方势力。这足见李鸿章的分量。 关于如何评价李鸿章，我想先从李鸿章对自己的评价入手，甲午战争使他一生事业名声扫地，他也承认自己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没想到甲午一战，把我这个纸糊的灯笼给捅破了。现在我们一步一步来看。 首先，李鸿章并非出生于大地主大官僚家庭，他的祖先一直到他的祖父才有了两倾地。李鸿章24岁就中了进士。过去有种说法，叫五十少进士，二十老明经。就是说五十岁能中进士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像小说范进中举的人层出不穷。可以说李鸿章是很刻苦，而且理学修养很高。 在19世纪50年代，太平天国横扫中国江南地区，清朝的“八旗”，“绿营”不堪一击。是靠汉族大员的团练才将其平定。其中就包括李鸿章的淮军。过去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被称为是他的一项“罪证”。我认为这是因为受过去得意识形态影响，凡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就是反动势力，尤其在文化的革命时期。凡是不“革命” 的就是反动的顽固派，而在那个时期“革命”其实是被理解成“造反”，只有造反才是对的，所谓“造反有理”。历史作者梅毅（赫连勃勃大王）在他的新书《极乐诱惑———太平天国的兴亡》中评价太平天国是世间的“祸胎”，没有任何先进的东西可言。虽然很多起义者追随太平天国，认为可以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的理想国。可惜“人们对天堂的渴望，往往导致其最终堕入地狱的深渊”。 经过了太平天国，捻军两次大规模的内战后，李鸿章凭借军事力量起来了。这时正值英法连军火烧圆明园。让李鸿章看到西方的船坚炮利，势不可挡。他立刻对淮军进行现代化改革，用现代兵器武装，此后30年，淮军基本充当了国防军主力。又组建了北洋海军，是中国现代化的一颗明珠。这两支队伍在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和国防近代化的过程中，是应该肯定的。 趋新实物，是李鸿章的特点，他认识到中国应该建立自己的民族工业，不能只向外国人买兵器，所以他积极投身洋务，作为晚清五大洋务集团，拉开了近40年“洋务运动”“同光中兴”的序幕（而且他也是谢幕者）。一方面，他办实业，铁路、海防都是他最早创办的，另外他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军事工业，民用工业，电报也，据说创造了47个第一，非常不容易。另一方面，他同时看到光有造机器的的机器不行，还要有造机器的人和懂原理的人。于是他派遣留学生。近代留美幼童，福州船政学堂，陆军军官，都是李鸿章派的，不过留学周期太长，而洋务急需人才，于是聘请洋人，聘请土籍科学家如徐寿、华恒芳等。另外设立翻译官，翻译了很多科学、军事方面的书籍然后办学堂，做了很多事情。在办军事工业后发现国不富就无法养兵。于是又办民用工业，办轮船招商局和洋人争利，开煤矿。办民用工业钱不够用，他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官方出一股，民间资本出一股，总的是国家控股，官督商办。这在当时是一个全新的体制。 事实上，李鸿章搞洋务是阻力重重的，很多人认为他大逆不道。比如造轮船，要大机器生产。当时很多顽固派就反对，而且势力很大，认为立国之道在人心，在孔孟之道，不在于机器，那是奇技淫巧。以洋人为师就是乱我中华，就是用夷变夏。至于修铁路，19世纪70年代初就提出来了，最后1889年慈禧下懿旨批准，在那么紧急的情况下耽误了20年。在期间李鸿章修了一条70公里的铁路用来运煤，当时遭到反对。结果不敢跑蒸汽机车，而是用骡子在铁轨上拉着跑。至于洋务运动需要的技术人才，在当时根本没有人愿意学，认为只有孔孟之道才是正道。比如严复就是想走功名之路，但后来父亲死了，家里很穷，他才进福州船政学堂。在洋务派和顽固派历次的争论中，顽固派总是把技术性的问题上升到道德层面，上升到违反孔孟之道。中国人有种泛道德化的倾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纵观整个洋务运动，李鸿章克服了重重困难，中国才取得来之不易的一点点近代化的进步。由此观之，李鸿章是个爱国士大夫。 李鸿章被指责最多的就是甲午战败，签署中日《马关条约》。李鸿章早就认识到了日本的威胁。1874年李鸿章就说“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之外，日本则近在户闼，视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他创立北洋水师时就指出“今日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御日本起见。”甲午战争中李鸿章下令不许出战有诸多原因。首先是慈禧60大寿，不能被一场战争搅和。其次，他深知中国30年的军事变革，不过是一座纸片糊的破房子，实际上不足以战胜日本。其实李鸿章了解自己部队的腐败，之道不能打，只能养成猛虎在山之势威慑日本。电视剧《走向共和》里李鸿章对荣禄说过一段话，虽然未必是历史事实，但很精辟。他说自己不过是大清的裱糊匠，把一栋破屋子涂的很光鲜，有些小风小雨弄破了几个洞再糊上就好了。但一旦遇上暴风雨，就免不了倒掉的结局。这个暴风雨就是日本。在百弊丛生的中国，他根本不能以一人之力补天，被日本战胜是必然的。我们过去总提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可是不能说盛世的、革命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而屈辱的历史就是几个“窃国大盗”“卖国贼”创造的吧！李鸿章做了一个衰落国家的替罪羊。至于后来的《辛丑条约》的签订，李鸿章没有什么责任，战争的挑起和整个过程李鸿章都没有参与。他还和张之洞，刘坤一搞了个“东南互保”，保存了一点实力和中国经济的命脉，一方面没有彻底激怒洋人，另一方面使谈判有了一点最起码的本钱。 纵观李鸿章的一生都在为国家奔波劳碌，为中国最早的现代化奠定基础，尽自己说能强国，说他“卖国”其实是毫无道理的。 当然，李鸿章在强国的同时，也有许多错误和不足的地方。比如他搞军事工业现代化，却没有对军事体制尤其是陆军进行多大的革新，没有形成军官团及其精神。还有就是他任人唯亲，尤其是对同乡的照顾。淮军1300多名军官中700多人是安徽人。再就是只重视对器物的变革，没有进行政府体制的变革，没有行政效率的提升。即使在淮系内部也没有现代管理体制的样子，还是古代幕府的延伸。 李鸿章作为一个新旧交替的任务，一方面以前所未有的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一方面也没有脱离出传统的官僚作风，但是我们不能苛求古人，在那样一个时代，能够做到他这点，我认为已经非常难得了。 通过对李鸿章的认识，我觉得今天的中国也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比如洋务运动时期搞的官督商办，一百年后我们的改革也在用。我们今天的国有企业改革也是国家控股。这在改革刚开始的时候可以刺激民间资本的投入，可是不能根本的解决问题，因为实际掌权的的仍然是官员，商人没有发言权，导致企业仍然死气沉沉，官商很难融合。洋务运动的官督商办企业因此倒了，我们现在的改革如果不能再向前迈一步，实现私有制，那将是很危险的。再有就是只重器物层面的改革，而没有对政治体制的改革，最终导致洋务运动的失败，今天我们的改革至少也要消除那些政治方面一切限制经济自由健康发展的东西。另外李鸿章的改革没有系统的理论和指导思想，这使他在与顽固派的争论中总是处于劣势，最后这能自己低头做事，所以不论做什么都应该有系统的思想作支撑。还有李鸿章的变革是进入体制内的最高层进行的，这样代价很小，如果是靠革命变革，那对人民和国家都会造成巨大破坏。再有李鸿章的军事现代化变革也没有组织军队的腐败，直接造成了甲午战争的失败，也是我们今天要注意的。最后，李鸿章对外国有一种恐惧的心里，很“畏外”。我们今天在同外国打交道时应该挺起脊梁，据理力争。对于个人来说，李鸿章也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他是先攻学历资本，获得后立刻转向实力和道德资本，环环相扣，缺一不可，也不能颠倒顺序，这也是对于个人来说是要学习的。
高中历史人物论文我以前替我表姐找过，在那个591论文网上找范文自己拼凑的。那上面各专业范文挺多。还有专业写手在线，你可以去看看。
一、基本特点
历史小论文，实际上就是“小型的政论文”，篇幅不大，强调史论结合，具体地说有以下特点：
1.议论的方式，有立论与驳论之别
①立论题，就是从正面论证某论点的正确性，或谈谈对某一正确观点的理解与认识。
如范文澜先生说过： “腐烂了的封建主义决不能对抗新兴的资本主义”。
请结合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情况对这一观点进行分析。
②驳论题，就是对错误的观点或立论进行反驳，否定对方的错误之处，以辩正是非，形成正确的认识。
如 ，赵尔巽在《清史稿》中说：“秀全以匹夫倡革命，……中国危亡，实兆于此。”这一观点对不对？请围绕阶 级斗争的进步作用，结合太平天国革命作一小论文。
2.命题的形式，一般有三类
①直接提出评论的对象与内容。
评论的对象有人物、事件、制度、著作及现象。
评论的内容不外乎原因、 性质、制度、地位、影响、作用等。
如，试论民主革命时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
②提供一些材料进行命题论析。
如，1990年上海市高考历史试卷问答题：根据下列论述，联系有关中外史 实，谈谈你对爱国主义的看法
有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爱国主义”，有我们的爱国主义。
对于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所谓“爱国主义 ”，共产党员是必须坚决地反对的。
日本共产党和德国共产党人都是他们国家的战争的失败主义者。
……我们 的口号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者而战。
对于我们，失败主义是罪恶，争取抗日胜利是责无旁贷的。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
③提出一种或几种观点，进行立论或驳论。
如，隋炀帝杨广是历史上一位有争议的人物。
有人说他“一身 是过”，有人说他“功不可灭”。
请你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作一评价。
历史论文的标准格式⑴ 题名.是以最恰当,最简明的语词反映论文中最重要的特定内容的逻辑组合,应避免使用的不常见的省略词,首字母缩写字,字符,代号和公式,字数一般不宜超过20个题名用语. ⑵ 作者姓名和单位,两人以上,一般按贡献大小排列名次. ① 文责自负;②记录成果;③便于检索 ⑶ 摘要:是论文的内容不加注释和评论的简短陈述,中文摘要一般不会超过300字,不阅读全文,即可从中获得重要信息.外文250实词. 包括:①本研究重要性;②主要研究内容,使用方法;③总研究成果,突出的新见解,阐明最终结论.重点是结果和结论. ⑷ 关键词.是从论文中选取出以表示全文主题内容信息款目的单词或术语,一般3-7个,有专用《主题词表》. ⑸ 引言.回来说明研究工作的目的,范围,相关领域的前,人工作和知识布局,理论基础和分析,研究设想,研究方法,预期结果和意义. ⑹ 正文 ⑺ 结论:是指全文最终的,总体的结论,而不是正文中各段小结的简单重复.要求准确,完整,明晰,精练. ⑻ 致谢:是对论文写作有过帮助的人表示谢意,要求态度诚恳,文字简洁. ⑼ 参考文献表(注释),文中直接引用过的各种参考文献,均应开列,格式包括作者,题目和出版事项(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起始页码)连续出版物依次注明出版物名称,出版日期和期数,起止页码. ⑽ 附录:在论文中注明附后的文字图表等.
论点 论证 论据这个是三要素论文内容应层次分明数据可靠文字简练说明透彻推理严谨立论正确。论文一般由七部分组成依次为1.封面 2.摘要3.目录 4.论文正文5.参考文献6.附录7.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