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共二十卷子部-先秦两汉/刘向《说苑》/
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可见,勤于思考对于求知是多么重要.其实人们在一切活动中都应重视思考.只有深刻而周到的思考,才会有新的发现,才会产生创造的灵感,才会有理性的升华,才有可能避免许多可以避免的失误.所以,我们要学会勤于思考,不做思想懒汉.(2)事实论据“大陆漂移说”的提出著名的“大陆漂移说”是德国地球物理学家、气象学家魏根纳提出的.他在地图上发现大西泣西岸的南美洲巴西东端呈直角的凸出部分,与东岸非洲喀麦隆海岸凹进去的部分,正好能够对起来,而且巴西沿岸每一凸凹处,与非洲沿岸每一凹凸处几乎都相对应.他思索着：如果移动这两块大陆,使他们靠拢,那么这两个部分正好吻合.他想到这里,心里一亮：“这两个大陆原来可能是一个.”后来他又经过长期研究,通过地球物理,地质,古生物及古气候多方论证,提出了著名的“大陆漂移说”.他认为地球大陆原是一个整块,大约距今3亿年以前开始分裂,向东西南北移动,后来才成为现在的样子.后来科学的新发现,进一步证明了他的学说.维勒的后悔德国19世纪化学家维勒,是一位在科学上有成就的科学家,他曾先后发现了铝和铍两种元素.但他也有遗憾.有一次,他在研究矿石时,发现了一种化学物质,他没有深入思考,武断地断定它是金属铬.不久,瑞典物理学家、化学家肖夫斯特姆也遇到了这种化合物,他没有轻易放过,而进行了深入的思考研究,终于发现这种金属是钒.维勒得知后,后悔莫及.由于自己的草率,没有认真思考,失去了一种科学发现的良机.(3)理论论据不深思则不能造其学.宋程颢、程颐《二程全书粹言论学》思索,譬如穿井不懈,便得清水.宋朱熹〈朱子语类辑略〉致思如掘井,初有浑水,久后稍引动得清者出来.人思虑,始皆混浊,久自明快.宋程颢、程颐《二程全书河南程氏遗书》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理自知.谢觉哉《杂文选》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清张伯行《学规类编》讯问者智之本,思虑者智之道.汉刘向《说苑建本》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
不要只顾及眼前利益，而忘记日后的祸患。
原文：
晋平公问于师旷曰：“人君之道如何？”
对曰：“人君之道，清净无为，务在博爱，趋在任贤。
广开耳目，以察万方；不固溺于流俗，不拘系于左右。
廓然远见，踔然独立，屡省考绩，以临臣下。
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
白话译文：
晋平公问师旷说：“做人君的道理有哪些？”师旷回答说：“做人君的道理应是清心寡欲，以德政感化人民而不施行刑治；努力做到博大仁爱，把任用贤能作为自己的宗旨；开阔自己的见闻，明察各方面的情况。
不拘执、沉溺于世俗的偏见，不受身边亲信的影响和羁绊；做到目光开阔、视野远大，见解独特超群；经常检查考核官吏的政绩，以此来驾驭臣下。
这就是人君所掌握的道啊！”晋平公说：“很好！”
出处：出自西汉刘向的《说苑》。
《说苑》，又名《新苑》，古代杂史小说集。刘向编。成书于鸿嘉四年(前17)。原20卷，78。按各类记述春秋战国至汉代的遗闻轶事，每类之前列总说：事后加按语。其中以记述诸子言行为主，不少篇章中有关于治国安民、家国兴亡的哲理格言。主要体现了儒家的哲学思想、政治理想以及伦理观念。
《说苑》是一部富有文学意味的重要文献，内容多哲理深刻的格言警句，叙事意蕴讽喻，故事性颇强，又以对话体为主，《说苑》除卷十六《谈丛》外。
各卷的多数篇目都是独立成篇的小故事，有故事情节，有人物对话，文字简洁生动，清新隽永，有较高的文学欣赏价值，对魏晋乃至明清的笔记小说也有一定的影响。
扩展资料：
相关故事：
祁黄羊荐贤
晋平公问祁黄羊说；“南阳缺个县令，谁可以担任这个职务？”祁黄羊回答说；“解狐可以。”晋平公说；“解狐不是你的仇人吗？”祁黄羊回答说：“您问谁可以担任这个职务，不是问谁是我的仇人。”晋平公很是称赞祁黄羊的话，就任用了解狐。
国人对此都说好。过了一段时间，晋平公又对祁黄羊说，“国家缺少掌管军事的官，谁可以担任这个职务？”祁黄羊回答说：“祁午可以．”晋平公说。“祁午不是你的儿子吗？”祁黄羊回答说；“您问谁可以担任这个职务，不是问谁是我的儿子。”
晋平公又称赞祁黄羊，就又任用了祁午。国人对此又都说好。孔子听说了这件事，说：“祁黄羊的这些话太好了！推举外人不回避仇敌，推举家人不回避儿子。祁黄羊可称得上公正无私了。”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晋平公
1，宋祖儿
宋祖儿（lareina），1998年5月23日出生在天津，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中国内地影视女演员。2005年，宋祖儿出演了个人第一部影视作品《海阔天高》，开始涉足演艺圈。
2，金晨
金晨，1990年9月5日出生于山东省济南市，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民族舞专业，中国内地影视女演员、模特。2011年，因出演武侠剧《七种武器之孔雀翎》进入演艺圈；同年，参加舞蹈节目《舞动奇迹》第三季并获得总决赛冠军。
3，谭松韵
谭松韵，1990年5月31日出生于四川泸州，中国内地影视女演员。2001年，进入四川省舞蹈学校学习古典舞和民间舞。2005年，因拍摄电视剧《山菊花》而接触表演。2007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
4，林允
林允，本名费霞，中国内地影视女演员。2016年，在周星驰电影作品《美人鱼》中饰演该片女主角并正式进入演艺圈，也获得第16届纽约亚洲电影节亚洲新星大奖、第12届中美电影节最佳新人奖、第3届中澳国际电影节最佳新人奖等多个奖项。
5，秦舒培
秦舒培，1990年8月10日出生于河南开封，中国内地女模特、演员。2008年参加纽约春夏时装周而进入模特界，2009年被时尚装杂志《世界时装之苑ELLE》评选为“年度10大新模特”，2010年首度进入Models模特榜Top50。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宋祖儿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金晨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谭松韵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林允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秦舒培
《SuperELLE》是一本聚焦年轻偶像、社交媒体红人以及具有影响力辐射力的千禧一代、分享他们生活方式的潮流特刊。《SuperELLE》是《ELLE世界时装之苑》的特别刊。
2021年时尚杂志封面最好看的有哪些？我个人觉得像这种时尚杂志封面的话，我觉得他们的封面都是很漂亮的，我觉得我都是喜欢的。
王子文 杨紫 关晓彤 周冬雨 Angelababy
课题研究方向一般是指学生在校期间，或者相关科研工作者在申报撰写论文过程中需要明确的研究方向。课题研究方向应在所研究课题历史基础上提出自己独特或者有所创新的研究方向以丰富学科知识体系。
论文题目由教师指定或由学生提出，经教师同意确定。均应是本专业学科发展或实践中提出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通过这一环节，应使学生受到有关科学研究选题，查阅、评述文献，制订研究方案，设计进行科学实验或社会调查，处理数据或整理调查结果，对结果进行分析、论证并得出结论，撰写论文等项初步训练。
扩展资料：
注意事项
1、研究课题的基础工作——搜集资料。考生可以从查阅图书馆、资料室的资料，做实地调查研究、实验与观察等三个方面来搜集资料。搜集资料越具体、细致越好，最好把想要搜集资料的文献目录、详细计划都列出来。
2、研究课题的重点工作——研究资料。考生要对所搜集到手的资料进行全面浏览，并对不同资料采用不同的阅读方法，如阅读、选读、研读。
3、研究课题的核心工作――明确论点和选定材料。在研究资料的基础上，考生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根据选题，确立基本论点和分论点。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毕业论文
课题研究方向一般是指学生在校期间，或者相关科研工作者在申报撰写论文过程中需要明确的研究方向。应在所研究课题历史基础上提出自己独特或者有所创新的研究方向以丰富学科知识体系。由导师决定，看看你导师以前的论文或硕士论文题目，再看看你导师正在研究的项目，一般就差不多清楚了。一般你自己决定不了的，最多只能从导师给的题目中选择。
你的专业是研究生的专业。
例如对于一张脸高中是整张脸 ，大学是半张脸 ，研究生是一个鼻子，对于研究生来说这个鼻子就是研究方向 。
填写论文研究方向的原则：
一、应与兴趣相合
一个人在日常生活里，没有兴趣的事，不会去做，如勉强去做，也会做不好。写论文的情形跟做事一样，能符合自己的兴趣才有可能写好。
二、应考虑自己的能力
现在台湾的大学硕士班修业时限是六年，博士班是八年，但大多数学硕士班是读三四年，博士班是四五年，这中间还包括修学分等，实际上能写论文的时间也仅仅两三年而已。在这段期间内，是否有能力作某个论题的研究，也应好好考虑。论题如涉及太多外文文献，就要考虑自己的能力是否能胜任。
三、范围应大小适中
一般讨论论文写作的书，都强调论题不宜太大，或论题要小，笔者以为研究方向的大小应有其伸缩性，譬如：起先作研究时，方向较大，有深一层的认识后，才把研究方向缩小。如果把论题缩得太小，且整天只抱着题目找资料，将使研究者的格局太过狭隘，很难培养出大学者宏观通识的能力。因此，Gocheck论文检测系统认为，研究方向大小的选择，应以研究时间的长短、数据的多寡作为考虑的首要因素。
四、资料是否容易取得
一篇论文的好坏，除写作者的能力外，另一部分的因素是资料是否充足。当我们在选择研究方向时，就应把资料是否容易取得，列为重要的考虑因素。
五、应能推陈出新
一般论文写作规范，都强调论题要新，意思是前人可能没有研究过，或研究的水平不高。笔者以为选择前人没有研究过的方向来研究，就如同扩张土地的领域，只能做横面的发展，除了这种研究的大方向外，也应该在前人的基础之上，能推陈出新。
巴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师级作家，他因呼吸五四的新鲜空气而成长，因经历了革命大风暴的考验而成熟。在写下大量论著的同时，他独特的人格魅力与人格精神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知识青年。随着他第一部重要作品《灭亡》的问世，对巴金作品的评论与研究亦即开始，但是巴金研究真正以开创性和突破性的进展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而存在，还是近三十年的事：从巴金研究资料集、巴金年谱到巴金作品评论集、巴金评传等专门著述的出版已达到数百种，而巴金研究的学者也有近20位，其中李存光、陈思和、谭兴国三人的贡献尤为突出，他们的著作不仅体现在数量上，他们对巴金的人生、思想、作品的研究以及各种资料的整理也是最为全面和系统的。 本论文拟对三位大家的代表性巴金研究的著作进行述评，侧重点上则各有不同：李存光擅长于资料的研究和整理，因此着重分析了他的《巴金研究资料》和《百年巴金——生平及文学活动事略》；陈思和的巴金传记创作独树一帜，重点即放在他的《人格的发展——巴金传》上；而谭兴国往往能从某一个方面入手，对巴金先生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所以主要述评了他的《巴金美学思想论稿》和《走进巴金的世界》。
论巴金后期作品的悲剧色彩该论 这么肯定
巴金原名李尧棠，现代文学家、出版家、翻译家。同时也被誉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文学大师、中国当代文坛的巨匠。代表作品“爱情三部曲”：《雾》《雨》《电》 散文集《随想录》(包括《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现代文学家，翻译家，出版家，“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中国现代文坛的巨匠,曾任中国作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 巴金1928年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1929年在《小说月报》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 主要作品有《死去的太阳》《新生》《砂丁》《索桥啊故事》《萌芽》和著名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1931年在《时报》上连载著名的长篇小说《爱情三部曲》：《雾》《雨》《电》1982年获“国际但丁文学奖”。 其中《家》是作者的代表作，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卓越的作品之一。巴金出生地及巴金文学院本数据来源于百度地图，最终结果以百度地图数据为准。他的作品《给家乡孩子的信》被选为苏教版小学六年级课文、北师大版小学三年级下期课文，《索桥的故事》被选为北师大版小学六年级课文。并有散文随笔集《龙.虎.狗》其中短文两篇《日》《月》被选为人教版八年级下册课文。 巴金被人们称为“世纪老人”。一位诗人王火在《敬寿巴老百岁》中写道：时光如水，巴金是金。真心真爱，深意深情。大智大悟，举重若轻。大作大家，淡泊宁静。曲奏南薰，霞焕椿庭。 人歌上寿，仁者遐龄。 立言立德，益世益民。 如鹤如松，长寿常青。 百岁翩临，华夏集庆。 海上人瑞，天际有星。成就贡献巴金是我国著名的小说家，历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名誉主席、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国文联副主席等职。他一生勤奋写作，著作颇丰，即使进入耄耋之年仍能写出《随想录》这样的惊世之作。巴金年轻时只顾写作，身体并不太好，1927年他在法国患肺病后，天天到田畔河边散步，一年后就好了。回到祖国后，每年都要出去爬山锻炼，杭州的南高峰、北高峰都有他的足迹。进入老年后，他为了锻炼腿，每天早晨六点半起来，七点下楼在院子里先慢跑一圈，回来喝杯牛奶再出去散步。另外，他每天上楼写作，下楼活动，上楼睡觉，下楼吃饭，有意地多上下几次楼梯，以达到锻炼腿脚的目的。 他1982年摔断左腿，后又患“帕金森氏病”住院治疗，但由于他有坚强的意志，积极锻炼，配合医生治疗，身体恢复得比一般老人快。时光如水，巴金是金。 真心真爱，深情深意。 一个世纪的生命长河，淌过崇山，流过峻岭，穿过峡谷，在这一刻停留了。巴金，多少人在呼唤这一名字，多少人在哀哭中国文坛的参天大树倒下了。 “祖国永远在你身边” 1927年，巴金以第一部小说《灭亡》，被人们认识以后，以自己的光和热，逐渐成为中国文坛的领军人。巴金的财富，是他26卷本的不朽著作和10卷本的精彩译著。巴金的财富，更是他高尚的精神境界和完美的人格力量。 爱国主义，是巴金两大财富的重要基础。巴金12岁那年通读了《说岳全传》，深深被岳飞的爱国精神、民族精神震动。上世纪90年代，巴金在众人的劝说下，到杭州休养。从来怕麻烦别人的他，有一天却提出了要求，想去拜谒岳坟。在文征明《满江红》词碑前，年过九十，平时说话吐字不太清楚的巴金，像小学生那样吟诵起这首词来，声音越来越清楚、高亢：“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1979年，巴金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巴黎。这是离别巴黎半个世纪后，巴金第一次再踏上这片土地。故地重游，对于任何人都会有很多感慨。然而，每天清晨，巴金静静地坐在窗前，眼前看到的不是巴黎的街景，而是北京的长安街、上海的淮海路、杭州的西子湖、成都的双眼井，广州的乡村……他说：“出了国境，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觉得有一双慈爱的眼睛关心地注视着我。不管你跑到天涯海角，你始终摆脱不了祖国，祖国永远在你身边。” “使每个人都得着春天” “让每个人都有住房，每个口都有饱饭，每个心都得到温暖”，巴金的心里始终珍藏着这一美好愿望。 巴金出生于成都一个封建大家庭。仁爱的母亲，是他人生的第一个老师。他从母亲这里懂得了爱，懂得了宽容。巴金幼年另一位老师是轿夫老周。老周总跟他说：“要好好地做人，对人要真实，不管别人待你怎样，自己总不要走错脚步。”“火要空心，人要实心。” 成年后的巴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是什么精神和力量，使瘦弱的老周在那样困苦的条件下，讲出这番深刻的道理。这就是仁义、道德、忠爱。而恰恰是这些，正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根、为人之本。 巴金把他的爱，他的思想，反映在他的作品中。反帝、反封建、反压迫，呼求平等、自由、幸福，是巴金作品主要内容。在巴金许多文论中，我们可以读到他火一样的文字：“我们的生活信条应该是：忠实地行为，热烈地爱人民，帮助那需要爱的。”“我的生活的目标，无一不是在帮助人，使每个人都得着春天，每颗心都得着光明，每个人的生活都得着幸福，每个人的发展都得着自由。” 小张、小吴，从农村来到巴老身边工作。转眼多年过去了，有一天，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翟泰丰来探视，问巴老有什么要求？从来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的他，不假思索地提出：希望安排好小张、小吴的工作。 仁爱、忠诚、正义、自律，人道主义相伴巴金一生。编辑本段名言警句为着追求光和热，人宁愿舍弃自己的生命。生命是可爱的,但寒冷的、寂寞的生，却不如轰轰烈烈的死。 人生如同日记，每人都想记下自己的经历。但当他把记好的日记和他的誓言进行比较时，心情是何等谦卑啊！ 青春活泼的心，决不作悲哀的留滞。 好听的话越讲越多，一旦过了头，就不可收拾；一旦成了习惯，就上了瘾，不说空话，反而日子难过。 每个人应该遵守生之法则，把个人的命运联系在民族的命运上，将个人的生存放在群体的生存里。 理想不抛弃苦心追求的人，只要不停止追求，你们就会沐浴在理想的光辉之中。 支配战士行动的力量是信仰，他能够忍受一切艰难、痛苦，而达到他所选定的目标。 随着信念的指示做事情，事无论大小，我都会感到喜悦。 我对人世还不能没有留恋。牵系着我的心的是友情，因为我有无数散处在各地的朋友。 我常说我靠友情生活，友情是我的指路的明灯。 沉默容易使人跟朋友疏远。热烈的诉说和自由则使人们互相接近。 要做一个在寒天送炭，在痛苦中安慰的人。 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予，而不在于接受，也不在于索取。 战士是永远追求光明的，他并不躺在晴空下面享受阳光，却在黑暗里燃烧火炬，给人们照亮道路，使他们走向黎明。 一个人的生命是短暂的，而我们的事业都是无限长久的。个人尽可以遭到许多不幸，许多痛苦，但是只要我们的劳动融合到集体的胜利里，那幸福也就有我的一份。只要我活着一天，我事实上为党为人民工作一天。
巴金:世纪文人的情与爱畅文 《四川党的建设：城市版》2008年 第2期关于“后启蒙”时期现代文学研究的思考——以“巴金与五四新文学传统”为主题的研究〈是否可能/如何可能〉坂井洋史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 第1期论巴金小说的死亡悲剧艺术——以《激流三部曲》为例辛慧 《丝绸之路》2010年 第4期对巴金书信和日记的两点考证肖乃田 《大众文艺：下半月（浪漫）》2010年 第1期鲁迅与巴金的宗教意识比较贾蕾 《黎明职业大学学报》2009年 第4期从当代散文的嬗变论“以文化自我为中心”的确立的艰难——以巴金、贾平凹和余秋雨为例范培松 《江汉论坛》2010年 第1期“巴金”笔名的由来《内蒙古林业》2009年 第12期从目的论看巴金翻译的《快乐王子》罗丽芸 《大众商务：下半月》2009年 第12期巴金致萧乾书信日期考证唐丽君 秦必荣 《大众文艺：学术版》2009年 第21期巴金的编辑思想罗晓华 《出版科学》2006年 第1期从忏悔到随想——谈卢梭对巴金的创作影响郑艳 李敬巍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 第6期巴金 永远的《随想录》李辉 《中国报道》2009年 第11期情做血脉理做魂——巴金的创作思维初探贾玉民 《巴金研究》2008年 第1期巴金、朱雯与赛珍珠姚君伟 《巴金研究》2008年 第1期规训与惩罚——从巴金的创作看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魏巍 《巴金研究》2008年 第1期巴金小说中的疾病伦理叙事分析邓赛梅 《巴金研究》2008年 第1期穿越黑暗的飞翔——论巴金桂林文化城时期的散文创作刘铁群 宋扬 《东方丛刊》2008年 第4期作家与人的融合——巴金本色创作论沈琳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 第6期巴金、冰心、老舍的精神形态分析巫晓燕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 第6期“人类”视野下的历史先声——论巴金小说中的异域历史叙事沈庆利 《济宁学院学报》2008年 第5期巴金文化心理结构解析陈连锦 陈江平 《金陵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 第3期巴金：读书的过程就是思索生活、认识生活的过程唐宋元 《社区》2008年 第23期巴金：中国屠格涅夫研究的先行王立业 《俄罗斯文艺》2008年 第3期“出走”背后的“回归”——巴金《家》的再审视王俊忠 《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 第4期文坛上不灭的星斗巴金廖小勤 《陕西教育：高教版》2008年 第8期试析巴金小说《家》中的“人性恶”李向东 《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 第4期近三十年巴金研究述评於可训 李雪 《江汉论坛》2008年 第7期黄裳谈巴金黄裳 《出版参考：新阅读》2008年 第5期巴金《鸟的天堂》赏析罗先万 《科教文汇》2008年 第17期
刘向父子的《七略》
刘歆于公元23年谋诛王莽事败身死。刘歆--古学鼻祖2004-7-29（前50？—23）自汉武帝尊崇儒术以后，儒学传授出现了昌盛的局面，当时所立学官一般概称之为今文经学。到西汉末年，刘歆大力鼓吹古文经书“好恶与圣人同”，为之争立学官，从而开启了经学史上的经今古文之争。一、王侯世家 书香门第刘歆，字子骏，西汉后期的著名学者。他不仅在儒学上很有造诣，而且在目录校勘学、天文历法学、史学、诗赋等方面都堪称大家。章太炎说，孔子以后的最大人物是刘歆。顾颉刚称刘歆为“学术界的大伟人”。刘歆的卓越学识确实是为古今学者同声赞誉的，然而，他又是帮助王莽篡夺汉室江山，建立新朝的最主要人物之一，政治上与王莽的不光彩事业捆在一起，而受到后人的唾弃。这是一个在政治上与学术上都名声很大的人物，了解他的生平和学术，分析其在特定时代形成的特殊的人格与事业，确实是一种十分有趣的事情。刘歆的生年，历史上没有记载。他是刘向的第三子，刘向生于公元前77年。从刘歆的生平交往看，他与王莽（公元前45一公元23年）年岁大体相近，但他又与著名学者扬雄交往较深，扬雄生于公元前53年，卒于公元19年。又《欲传》云，其“少以通《诗》《书》能属文召，见成帝。”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将此事系于成帝建始元年，即公元前32年。按“少”者，年轻人也。刘歆此时当已在20岁左右。由以上诸项看来，刘歆大体年长于王莽，而又稍晚于扬雄，出生时间可能在公元前50年（汉宣帝甘露四年）前后。他是公元23年自杀的，享年大约为73岁。研究刘歆，不能忽略他的宗室出身。他的六世祖名交，字游，是汉高祖刘邦的同父异母弟。在刘邦抚定三秦，与项羽争天下时，刘交一直随侍左右，很受亲信，所以在汉高祖六年被封为楚王。四世祖刘成有子五人，长子礼嗣，其余诸子皆封侯。吴楚七国之乱，刘戊兵败自杀。其子刘富，因反对叛乱，事前已奔逃京师，得以更封为红侯。富子辟强，学问出众，但不肯出仕。辟强子德，为刘歆祖父，在昭、宣之世任宗正，赐爵关内侯，又封为阳城侯。刘向为德之次子，12岁时就以父荫任为辇郎，20岁为谏大夫。其后曾任散骑宗正给事中、光禄大夫，领校中五经秘书，刘向“居列大夫官前后三十余年”，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年72卒。刘向学问渊博，著述宏富，撰有《尚书洪范五行传论》、《五经要义》、《世说》、《列女传》、《列仙传》、《新序》、《说苑》等百余卷。可以说，刘歆的祖辈多数都有做学问的传统。到刘歆成人之时，虽家世不如当初显赫，却仍凭着一个宗室的牌子在朝中占一职位，“家产过百万”。出于严格的家学渊源和个人的天赋，刘歆很早就以才学闻名。成帝之初，亲信大臣就推荐说“欲通达有异材”。由此爱到召见，他“诵读诗赋，（帝）甚悦之”，以至成帝想当场任其为“得入禁中”的中常侍。只是由于大将军王凤的反对而未能得逞。史书上记载这一事件时说：“（帝）欲以（歆）为中常侍，召取衣冠。临当拜，左右皆曰：‘未晓大将军。’上曰：‘此小事，何须关大将军？’左右叩头争之。上于是语凤，凤以为不可，乃止。”刘歆只得到了一个待诏宦者署的黄门郎职位。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汉成帝下令谒者陈农到各地搜求遗书，同时，将太常、太史博士、延阁、广内、秘室藏书集中到一起，由光禄大夫刘向负责、步兵校尉任宏、太史令尹咸、侍医李柱国、黄门郎刘歆等参加，对中秘之书，进行系统的整理编目工作。刘向逝世不久，汉哀帝下令刘歆领校五经，以完成其父未竟之业。两年以后，经过刘向、刘歆父子20多年的努力，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组织的大规模图书整理编目工作。刘向、刘歆父子领导的这次校理群书的工作，创造出一整套科学的方法。为了对书籍的篇章文字等进行校雠和勘定，他们首先兼备众本，广搜异本；然后选定篇目，去除重复；再后纠理错简，校雠文字；最后勘定书名，誊清新本。总共整理出图书33，090卷，收藏于天禄阁、石渠阁，建立了第一个国家图书馆，并为先秦古籍的流传，为图书由官府收藏走向民间普及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系统的古籍整理方法，使校勘、辨伪、考据等学问开始产生。刘氏父子典籍整理的一个重要工作是编制目录，首先是在每一本书校勘誊清后，由刘向父子集其篇目，叙其旨意，写成叙录，也就是后代的提要。然后，又将各书的叙录集合一起，按部类抄成一书，称为《别录》。这主要是刘向完成的。最后是刘歆在《别录》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工，编成了一部综合性的图书分类目录《七略》。《七略》计七卷，其《辑略》为全书的叙录，其余六卷，“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将著录的图书分为六个大类，38种，603家，13219卷。《七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每种每类都加小序，说明其学术源流、类别含义等，不仅对当时的学术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对后世的目录学更有着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目录书的典范。刘歆本来从其父学习《诗》《书》《易》和《谷梁传》，在经学上很有造诣。在勘校中秘藏书的过程中，他发现了用先秦古文抄写的《春秋左氏传》，特别喜爱。于是，他一边向研治《左传》有师承的尹成和翟方进学习，请教书中的许多问题及其义理，同时，和父亲刘向一起讨论、辨析《左传》的内容。还以《左传》“教授子孙，下至妇女，无不读诵。”将《左传》与当时已立于学官的《公羊传》《谷梁传》比较，他认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左传》的价值，在《公羊》、《谷梁》之上。他提出《左传》以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等古文经都应该立于学官。哀帝让他与五经博士商量，但博士们根本就不理睬刘歆的意见，而采取“不肯置对”的态度。原因很简单，研治儒家经书早已成为“禄利之路”，同意《左传》等立于学官，岂不是要五经博士们让出一些禄利来哩！刘歆见无法沟通语言，于是写了《让太常博士书》，叙述五经产生与流传的历史，古文经发现的经过及其价值，说明皇帝同意研究将《左传》等立于学官，是“继统扬业，亦闵文学错乱”；严厉地批评博士们“专己守残，党同门，拓道真，违明诏，失圣意”的狭窄胸襟。这封信捅了马蜂窝，引起了博士和所有研习今文经的儒者的怨恨。名儒光禄大夫龚胜以辞职表示抗议，以治《诗》起家的大司空师丹则上书控告刘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刘歆得罪了执政大臣，又经受不住众多儒者的攻击，虽然得到哀帝的回护，也觉得无法在京师立足，于是请求到外地做官，从而先后任河内、五原、琢郡太守。后来因病免官，再起为安定属国都尉。可以说，在50岁以前，刘歆主要是潜心于撰述的一个学者，虽然他在经学、目录学等方面造诣日深，成就甚大，但在政治上却屡屡受挫，最后竟然被排挤出京师，申张古文经的愿望也成为泡影。在远谪五原的日日夜夜，他痛苦地思索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其《选初赋》就是他这一反思的流露。在赋中，他追忆“遂初之显禄”，把自己远离京华为五原太守说成是因自己“好直”“为群邪之所恶”，联想到仲尼陈蔡之厄，屈原放沉于湘渊，他痛感古来“方直”之士必为世俗“难容”。从而深深地悟出一个人生的真谛——单纯做学问是毫无出路的，说：“玩琴书以条囗兮，考性命之变态。运四时而揽阴阳兮，总万物之珍怪。虽穷天地之极变兮，曾何足乎留意？”他想从此“守信保己比老彭”，却又不甘心“降皮弁为履，公室由此遂卑”。他觉得自己如“韫宝而求贾”，总希望有一天“赖祁子之一言”而使“善人之有救”。不久，这个“祁子”终于出现了，他就是王莽。二、助莽篡汉 位至国师原来，当刘歆初入仕途为黄门郎不久，以孤贫恭俭而声名盛高的王莽也因王凤临终之托而为黄门郎。两个出身豪贵而又博学的年轻人从此结下了较深的情谊。经过几十年的奋斗，野心勃勃的王莽终于“拔出同列，继四父而辅政。”哀帝死后，他更被举为大司马，独掌政权。为了给最终篡权作准备，王莽胁持上下，设计诛灭政敌，拔擢党羽。失意的刘歆成为王莽拉拢的对象。王莽把刘歆召回京师，先任命为右曹太中大夫，很快迁官为中垒校尉。不久，王莽为安汉公，随即任刘歆为羲和、京兆尹，封红休侯，让他“典儒林史卜之官”。这时的刘歆已成为学术文化事业的最高领导人。他借助王莽的权力，以“罔罗遗失，兼而存之”为名，将《左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立于学官，不久又立《乐经》，从而将过去的五经增为六经，每一经的博士增为五名，六经共30名，每一博士领弟子360人，共有弟子10800人。此外，又徵召各地通晓一艺教授11人以上，以及懂得《逸礼》、《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文字等学问的人数千人，到京城来“记说廷中，将令正乖缪，壹异说”。在全国兴起了一个大规模的古文经学宣传运动。从王莽来说，为了实现政治欲望，也需要有一种新的学说作为自己的理论武器，而刘歆所鼓吹的古文经学，尤其是其中的《左传》和《周礼》，颇有一些利于其篡汉夺权的内容，所以他利用政权的力量大力支持刘歆推行古文经学，同时换取刘歆等人利用古文经学为其固位、篡权和托古改制制造舆论，提供谋略。元始三年（公元3年）王莽把女儿许配给平帝为皇后，刘歆等人就占卜说：“兆遇金水工相，卦遇父母得位，所谓康强之占，逢吉之符也。”并为之“杂定婚礼”。由此，王莽得加号“宰衡”，其子王安、王临皆封侯。元始四年，王莽奏立明堂辟雍，以刘歆典其事，其制度之盛，无与伦比。从而赢得天下儒生学士的好感，他们上书认为这是比“唐虞发举，成周造业”更有意义的事业，要求给王莽“位在诸侯王上，赐以束帛加璧，大国乘车、安车各一，骊马二驷。”王莽得加“九锡”，成为无冕的帝王。元始五年，刘歆作《钟历书＃与《三统历谱》。前者从钟律的考定，以恢复古代的乐律。后者从其父“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的理论出发，考其三代历日，从而探索历史变化与天命的关系。两者后来都成为王莽篡权建新的基础理论。此年底，平帝苑，王莽更仿周公，为“居摄践柞”，一切“皆如天子之制”、“民臣谓之摄皇帝”。除了未加冕以外，一切都与皇帝一样了。而刘歆也因之被任命为少阿，成为“四少”之一，地位比前提高。居摄二年（公元7年），东郡太守翟义起兵反王莽，立宗室刘信为天子。王莽任命孙建等七人为将军，率兵征讨，刘歆也被任命为扬武将军，屯兵于宛。直到翟义被平，刘歆才归故宫。居摄三年，王莽的儿子王安、王临皆封公，孙王宗封为新都侯，侄王光封为衍侯。九月，王莽之母功显君死，为了进一步明确自己万尊之位，王莽让太后下诏议论莽之丧服。刘歆率博士诸儒78人上书，追述了伊尹和周公居摄使殷、周兴盛的历史。言王莽因“皇天降瑞，出丹石之符”而居摄践柞，盛赞三年来王莽“茂成天功，与唐虞三代比隆”，乃“圣哲之至”。说王莽“以圣德承皇天之命，受太后之诏，秦汉大宗之后，上有天地社稷之重，下有元元万机之忧”，“与尊者为体，承宗庙之祭”，根据《周礼》“王为诸侯缌纟衰”、“弁而加环纟至”的规定，王莽对母丧宜“如天子吊诸侯服，以应圣制”。很显然，这里已不是单纯的议丧服，而是要从礼制上把王莽抬到最尊的地位。此前，王莽名义上还是“摄皇帝”“假皇帝”，现在有丹石文的“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的瑞兆，又有如天之功，王莽无论从天意、从功劳、从礼制上都应该是真皇帝了。由此，在刘歆带领或启发下，各地钻营之徒纷纷奏上符瑞，其中梓潼入哀章作铜柜，有两印案封题，称此为高帝庙之图策文“高帝承天命，以国传新皇帝”。并有辅佐11人包括王舜、刘歆、王兴、哀章诸名。据说在此前后，共有德祥五事，符命25，福应12都是督促王莽代汉的符命。甚至当王莽等人还犹豫不决时，大神石人又说道：“促新皇帝之高庙受命，毋留！”王莽“畏天命”，于是承应天意，当上了新朝的皇帝，改元始建国。以王舜为太师安新公，平晏为太傅就新公，刘歆为国师嘉新公，哀章为国将美新公。刘歆之所以能由四少跃为四辅，王莽在始建国二年底的一纸谕旨中道出了奥妙，说“嘉新公国师以符命为予四辅，厥功茂焉”。必须指出，王莽之得以篡汉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由于土地过度集中而造成的地主阶级统治的危机是最根本的问题。统治阶级内部，以王莽、刘歆为首的这部分人，终于看出了腐朽的西汉王朝无法维持，而试图以复古改制为旗帜，以推翻刘氏政权为号召，从而达到抑制土地兼并，维持地主阶级统治的目的。至于谶纬符瑞之类，不过是神化王莽欺世人的手段而已。刘歆讲符瑞，是否出自违心地假造以取悦王莽的卑鄙目的，这是一个历史的悬案。因为，不仅在西汉，就是到隋唐明清，谶纬符瑞之类仍是统治者经常利用的工具。何况他从自己屡受挫折的经历看出了做学问也必须有政治靠山。在经王莽提携而地位不断提高后，他更痛感与其苦苦地做学问，不如设法谋取利禄。当时，扬雄不愿与王莽同流合污，而潜心于著述《太玄》、《法言》请书，以至“家素贫”“时人皆忽之”。刘歆与扬雄是几十年的好朋友，他劝扬雄说：“空自苦！今学者有禄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也。”这是一句极有代表性的话，它固然是对扬雄“恬于势力”、“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的规劝，更反映了刘歆的人生观，说明此时的他已不再是一个安贫乐道的纯学者，而是一个热衷于禄利的政治型的学者，他的思想和著述已沾上了厚厚的铜臭和权势欲。他和甄丰、王舜三人“为莽腹心，倡导在位，褒扬功德；‘安汉’、‘宰衡’之号及封莽母、两子、兄子。皆丰等所共谋，而丰、舜、歆亦受其赐，并富贵矣。”前人对刘歆“助成莽篡”的谴责，是有道理的。王莽建新的头几年进行了一系列的“改制”，有的是针对社会矛盾进行的企图挽救危机的措施，有的是为了进一步迷惑人民进行的一些表面的变动。“改制”的内容很多，其中最主要的，一是改天下田为“王田”，奴婢为“私属”，禁止买卖。一家男口不超过八个的，占田不能过一井（900亩），分余田给九族、邻里或乡党；无田者则按制度受田。这是企图通过恢复古代的井田制度并禁止买卖，来制止日益剧烈的土地兼并和奴婢买卖。二是推行“五均赊贷”和“六囗”法。在长安等六城设五均官负责征收工商税，掌握市场物价，物品滞销时由政府收购，价格上升时再出售之，并给贫民赊贷。这是“五均赊贷”。由政府对盐、铁、酒、铸钱、山泽生产税和上面的五均赊贷实行垄断，叫做“六囗”。其本意是想以此来抑制豪民富商的盘剥，使贫民得以维持最低的生活。三是改变币制。还在王莽当摄皇帝时，就另铸大钱、契刀和错刀三种新币。始建国元年，又废契刀、错刀和五株钱，另铸小钱，与大钱同时使用。次年，又改作金、银、龟、贝、钱、布，名曰宝货，共五物、六名、二十八品。货币制度屡变，而且换算又不合理。其本意是要抑制商贾的势力，为国家增加收入。此外，王莽还改易官名、官制和行政区划，恢复五等爵制，滥加封赏等。王莽的这些改制措施，往往出自于身为国师公的刘歆。如史书记载：“莽性躁扰，不能无为，每有所兴造，必欲依古得经文。国师公刘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雠，与欲得，即《易》所谓‘理财正辞，禁民为非’者也。”莽乃下诏行五均赊贷制。为了感谢刘歆之功，王莽在封古帝王圣贤之后时，以刘歆为祁烈伯，奉颛顼后；以刘歆之子刘叠为伊休侯，奉尧后，并为子王临娶刘歆女刘囗，结为姻亲。此时，刘歆的政治地位达到极点，但也潜伏着危机。正如其父刘向在《诚子书》中所说：“贺者在门，吊者在闾。言受福则骄奢，骄奢则祸至，故吊随而来”。宋人叶适说：“孟子曰‘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也。’人之患在为徇人之学，而欲遂狼狈不可救，悲哉！”刘歆用自己的学问为王莽效力，自己也因之而荣华富贵，但福尽祸至，这种用道殉人的事可得逞于一时，却终究是不能长久的。三、谋诛王莽 事败身死从来建立新王朝的统治者在建政以后最要防范的总是那些辅佐他夺权的开国元勋。因为，随着他自己登上皇帝宝座，各位开国元勋也必然得到三公宰辅等高位，权力和声望俱著。元勋们一有“邪念”，往往可以利用当初的办法，推翻新皇帝，自己登上九五之位。王莽的新朝是由一帮野心家、政治失意者、投机家，用种种欺手段建起的政权，在新朝建立后，他们君臣之间必然因权力分配不均而发生矛盾。前头说过，王莽得以为帝，甄丰、刘歆、王舜是其助臣。王舜与王莽为同曾祖弟兄，且于始建国三年即病死。甄、刘二人就成了王莽的眼中钉。甄丰原来已为大阿、右拂、大司空、卫将军，王莽建国后却只封他为更始将军，与卖饼儿王盛同为四将，已使甄丰不快。甄丰之子甄寻当时为侍中、京兆大尹、茂德侯，为了给其父争地位，甄寻伪作符命，说新朝应该将陕地分立二伯，以甄丰为右伯、平晏为左伯，王莽不得已封甄丰为右伯。接着，甄寻又以其手纹有“天子”二字而作符命，说王莽之女汉平帝皇后黄皇室主是他的妻子。王莽借口这是对他的怨谤，下令收捕甄寻，迫令甄丰自杀。甄寻逃往华山，到始建国二年底才捕获。在审讯中，甄寻的交代牵连到刘歆两个封侯的儿子刘囗和刘泳，刘歆的门人丁隆，以及一大批公卿党亲列侯，死者数百人。俗话说，打狗要看主人面。王莽借甄寻案而处死刘歆之子及门人，显然是要给刘歆一点颜色看看。二子及门人被杀，使刘歆受到很大的震动，更重要的是，新朝建立以来社会危机的加深，使刘歆对曾经寄予厚望并为之奋斗的改制失去了信心二王莽的那些改制，不仅没有达到抑制土地兼并减轻百姓负担挽救地主阶级统治危机的目的，反而导致了更多的人民破产，造成了社会的混乱，尤其是其沉重的赋役、残酷的刑法以及对周围各族频频发动的战争，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从而加剧了社会矛盾。从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起，各地农民起义就彼伏此起连续不断，到天风四年、五年（公元17、18年）终于形成以绿林、赤眉为主力的农民战争。刘歆利用王莽改制以安定社会的愿望成为泡影，加之王莽的不信任，于是思想消极，闭门自守，未再参与重大政治活动，也不见在此期间有什么学术著述。对刘歆的第二次沉重打击在地皇二年（公元21年）。刘歆的女婿王临曾被王莽立为太子。王莽与妻之侍者原碧有奸，王临亦与之通，恐事情泄露，于是王临与原碧密谋杀死王莽。其妻刘忄音受家学，能观天象，对王临说，宫中将有白衣会，此为王莽败乱之兆。王临暗喜，以为阴谋将要成功。但不久，王临被贬为统义阳王，心中忧惧，就给病中的母亲写信，言“不知死命所在”。王莽探侯妻子的疾病，发现此信，在妻病死后，就抓了原碧等拷问，知王临有杀父之意，迫令王临自杀，赐谥谬王。进而牵连于刘囗，下诏责备说：“临本不知星，事从忄音起。”刘忄音自杀，刘歆更加惶惶不可终日，且加深了对莽的仇恨。而朝野也皆知刘歆已不受信用，所以当王莽召问群臣擒“贼”方略时，公孙禄竟在朝廷上攻击“国师嘉信公颠倒《五经》，毁师法，令学士疑惑。…宜诛此数子以慰天下！”到地皇三年，人们普遍认识到王莽的垮台已势不可免，于是图谶又起。宛人李通以图谶说刘秀言：“刘氏复起，李氏为辅。”穰人蔡少公也言图谶曰“刘秀当为天子。”道士西门君惠根据天文谶记也向卫将军王涉说：“星李扫宫室，刘氏当复国，国师公姓名是也。”就是说，当时在图谶家中普遍流传着“刘秀当为天子”的谶语。后来建了东汉的刘秀认为这是他将为王者受命的徵验。而与刘歆亲近的一些人则认为是刘歆将恢复汉室为天子的兆验，因为刘歆早在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为了避新继位的哀帝刘欣的名讳而改名刘秀，字颖叔。这个谶言以复汉为号召，以刘秀为天子，极有号召力。于是两个刘秀就成了人们注视的目标。卫将军王涉和大司马董忠，都深信其谶，几次向刘歆讲天文星宿情况，刘歆没有表态。后来王涉哭着对刘歆说：“我实在是为了和你一起设法保全王氏之族，你为什么就不相信我王涉呢！”刘歆看王涉是真心诚意，于是将他引为知己，向他讲述天文人事，东方必成。刘歆、王涉、董忠于是共谋劫持王莽，投奔新市、平林起义军所立汉宗室更始皇帝刘玄。当时，董忠统领中军精兵，王涉负责宫廷守卫，刘歆之子伊休侯刘叠为侍中五官中郎将担任殿中警卫，如果三人同心协力，大事可成。可惜，刘歆过于迷信天意，非要等到太白星出现才肯动手。结果在地皇四年（公元23年）七月，被孙极、陈邯告发，董忠被中黄门格杀，刘歆、王涉皆自杀。刘歆等人精心策划的兵变竟毁于一旦，自己也终于丧失生命。刘歆、王涉等人的反叛对王莽的精神打击很大。王涉为王莽叔父王根之子，刘歆为其有几十年情谊的旧臣，这真是所谓“军师外破，大臣内叛，左右无所信”，从此王莽“忧懑不能食，亶饮酒，啖鳆鱼，读军书倦，因凭几寝，不复就枕矣。”行动也更为乖辟。到十月，更始兵入长安，王莽就被分裂身体，支节肌骨脔分，其新朝政权也就在农民起义的凯歌声中宣告灭亡。四、博学淹通 倡立古学刘歆在经学史上的贡献首先是发现了一批晚出先秦经书，使之免于佚失。秦始皇焚书，使许多先秦古籍被禁毁。汉初，才陆续从民间传出。汉武帝独尊儒术，把一批用通行隶书写成的经（今文经）颁为官书，立博士。加上以前文帝、景帝和以后宣帝所立，《易》有施、孟、梁丘，《书》有欧阳、大小夏侯，《诗》有齐、鲁、韩，《礼》有大小戴、庆氏，《春秋》有公羊、谷梁，以至“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与今文经传授的兴盛相比，用先秦篆文写成的经书——古文经的流传却极为冷落，只在民间由经师传授，或者由发现者献上以后，一直藏于中秘府而无人问津。是刘向和刘歆父子在校理中秘藏书时发现了这些经书，使之得以为世人所知，从而为经学的研究增添了新的材料。这些经书中，有的文字与今文经有增有异，如《古文易经》比施、孟、梁丘之经增“无咎”“悔亡”等。有的篇章比今文经增多，如《古文尚书》为鲁恭王坏孔子宅于壁中得之，孔安国所献，共58篇46卷，比今文经多16篇，即使与今文同者，亦有比其全者，欧阳、大小夏侯之经文的《酒诰》有脱简一，《召诰》有脱简二，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再如《逸礼》，亦为鲁恭王坏孔子宅时发现，总计56卷，其中与今文经同者17篇，其它39篇皆为逸篇，是关于仪礼的古文篇章。还有的全经为今文博士所未见，如《周官经》（即《周礼》），此书在文帝、武帝时陆续发现，仍缺《冬官》一篇，河间献王用千金求购，仍不得，遂取《考工记》以补其处，合成六篇，奏上。因为是讲周代官制的，故称《周官》，刘歆改称之为《周礼》。《春秋左氏传》，汉初为张苍所献，司马迁曾据之写《史记》中的有关篇章，河间献王曾在其封国立《左氏春秋》博士，但因为当时该书经、传别行，又由于武帝崇《公羊》之学，故《左传》不仅不能立于学官，且不为博士官所知。又有的虽与今文经无多异，但因传授师说不同而与今文经有别，如《毛诗》。《毛诗》出自赵人毛亨，其释诗兼诂、训、传三体，自谓系子夏所传，河间献王颇好之，以毛公传人毛苌为博士，但却不得立于学官。这些经书的价值是很高的，但因不立学官，又无人表彰，故传授者极少，据《让太常博士书》所说，当时调查，民间只“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抑而未施。”况且古文经都是用先秦篆文写成，一般学者阅读存在困难，即使读通了也无利禄可言，长期以往，将会日渐失传，“此乃有识者之所惜阂，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只是由于刘歆的倡导宣扬，才使这批古文经书为社会和士人广泛得知，遂转相传习不辍。尤其是《周礼》、《左传》、《毛诗》等终于传流至今，成为经学的重要文献，刘歆当初的发现和提倡之功是不可低估的。这里有必要叙述古文《尚书》《周礼》《左传》的真伪问题。唐代中期以前，对这三部书尚毫无怀疑，汉代今文家只说刘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并没有说这三部书不是真书，只是反对将其立于学官。唐初修《五经正义》，仍用以上三书。唐人啖助、赵匡始以为《左传》非左丘明所作。宋人苏辙则认为《周礼》中“秦汉诸儒以意损益之者众矣。”到了明代，梅囗则则揭发《古文尚书》及孔传为伪品。清代学者在对古籍进行全
刘歆，字子骏，西汉末年人。他是一个对天文学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伟大的天文学家。 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历 刘歆是西汉皇室宗亲，其父亲刘向是当时的知名学者，博通经史，天文学方面也造诣很深，曾在朝廷中做过官。刘歆从小生长在这样一个学术气氛很浓的书香门第，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读书，其非凡的才华逐渐显露了出来。少年时代，他已精通《诗经》、《尚书》等当时被认为是最古老最经典的书籍。当时的西汉皇帝是成帝，他听说刘歆小小年纪就学识渊博，特意召见他，让他做黄门郎。这是刘歆走上天文学研究的第一步。 河平年间（公元前28--公元前25年），皇帝令刘歆与其父一同负责整理校订国家收藏的书籍，这使刘歆有机会接触到当时的皇家的各种稀见之书。刘歆坐拥这些皇室典藏，如饥似渴地钻研起来。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刘歆的父亲刘向去世，皇帝任命刘歆为中垒校尉，统领校书工作，以完成他父亲的未竟之业。 汉成帝死后，汉哀帝继位，西汉王朝的统治权逐渐落入外戚王莽手中。刘歆曾与王莽共过事，二人关系十分密切。王莽就推举他做了侍中太中大夫，此后又逐渐升为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成为显赫的人物。后因与时人政见不合，请求外任。汉哀帝死后，王莽便任命刘歆为右曹太中大夫，很快又提升为羲和京兆尹，并封为红休侯。(羲和，西汉时称太史令，王莽夺权后，把许多官名都改为上古时的官名。羲和是帝尧（约公元前21世纪）时的天文官，王莽就把太史令之称改为羲和。) 刘歆任天文官时，做了一项很重要的天文工作，这就是编制了三统历，他对天文学的贡献都记载在三统历之中。 三统历是根据太初历改编的，其中加入了许多新的内容。太初历是汉初天文学家邓平、落下闳等人编制的，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一直使用到西汉末。刘歆系统地叙述了太初历的内容，又补充了很多原来简略的天文学知识，并仔细分析考证了上古以来的天文文献和天文记录，写成了《三统历谱》。《三统历谱》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一部完整的天文著作，它的内容有编制历法的理论，有节气、朔望、月食以及五星等的常数和位置的推算方法，还有基本的恒星位置数据。可以说，它包含了现代天文年历的基本内容，因而《三统历谱》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历的雏形。 最早提出“岁星超辰”计算法 三统历在中国天文学史上，首次提出了岁星超辰的计算方法。岁星就是木星，岁星超辰即：它在恒星背景上约每年自西向东运行一周。由于年与12年很接近，我国古代就认为它是12年一周天，因此把周天分为12分，称为12次，认为木星每年行经一次，12年正好运行12次，完成一周天。由于年的周期较12年要快一点儿，因此经过若干年后，岁星的实际位置就较按12年一周天计算的位置超前一次，这就叫岁星超辰。设岁星经过X年超辰一次，按12年一周天计，岁星运行了X次；按照年一周天计，岁星运行了12X/ 列成方程： x=(12x/)-1 解这个方程，X＝，就是说，岁星每84年到85年超辰一次。 我国在春秋时代已经发现了岁星超辰问题，但是没有提出超辰计算法。刘歆分析了《左传》等史书中关于岁星位置的记载，提出了岁星每144年超辰一次，数值虽然并不准确，但这是历史上第一个用科学的态度探索岁星超辰规律的十分宝贵的尝试，为在思想上实现天文学从神学向科学的伟大转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刘歆还是中国古代第一个提出接近正确的交食周期的天文学家。交食包括日食和月食。交食周期的最早记载，是在司马迁的《史记》中，但由于可能是某些数字的错乱，现在很难确定它的周期值。刘歆坚信日月食都是有规律可循的自然现象，他通过分析各种书上的月食记载，提出了135个朔望月有23次交食的交食周期值。 刘歆还在《三统历谱》中对上古年代做了排比，引经据典，数值虽然不太精密，但这种方法是他的独创。 刘歆除了对天文学有重大贡献外，对于中国古代书籍的分类整理和史学研究都是功不可没的。
刘歆(约前53—23)，字子骏，汉哀帝建平元年（前6年）因避帝讳曾改名秀，字颖叔。沛（今江苏沛县）人。刘歆是西汉学者刘向的第三子，也是刘向诸子中最有学问的人。他出身皇族，世代显贵，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少时以精通《诗》、《书》善写文章闻名，后为汉成帝召见，任黄门郎。河平三年（前26年），年约二十七岁的刘歆与刘向一起“领教秘书”，协助其父校勘整理国家藏书，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方技、无所不究。他后来先后担任河南、五原、涿郡太守等官，王莽篡位后，敬为国师。地皇五年（23年）南阳兵起，刘歆害怕大祸将至，与王涉、董忠一起密谋诛杀王莽，事泄自杀，年约七十六岁。 刘歆对于文献学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目录、版本、校勘以及古文经学的传播等方面均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 一、《七略》 研究汉代目录学，必然要论及刘氏父子。刘歆在文献学上的最大贡献是在其父刘向《别录》的基础上，写出了我国第一部系统的综合性国家藏书目录《七略》。 《七略》原书七卷，唐末已经失传。清代洪颐煊、马国翰、姚振宗、严可均等均有辑本。另从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尚可窥见原书大略。刘歆受诏与父亲刘向领校秘书时，“每一书就，向辄撰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叙而奏之。向卒后，哀帝使其子歆嗣父之业。乃徙温室中书于天禄阁上。歆遂总括群篇，撮其指要，著为《七略》”（《隋书·经籍志》）。可见刘歆所撰《七略》是在汇集其父亲半生校书成果的《别录》基础上，和他本人在对天禄阁藏书进行整理校雠、分类编目的基础上最终完成的。 《七略》著录图书六略，三十八种，六百三十家，一万三千二百一十九卷。其分类体系基本上是按照学科内容进行分类的，计有：六艺略，下分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九种，收书一百家两千九百七十五篇；诸子略，下分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十种，收书一百九十家四千三百四十九篇；诗赋略，下分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孙卿赋之属、杂赋、歌诗五种，收书一百零五家一百三十篇；兵书略，下分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种，收书六十三家一千二百一十一篇，图四十三卷；数术略，下分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种，收书一百零九家两千五百二十八卷；方技略，下分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种，收书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六略之前有辑略，为全书之叙录，诸书之总要。 可以看出，《七略》是一部系统严密的图书分类目录。它产生于一千九百多年前，是当时世界上任何国家所没有的，比西方目录学之父，德国古士纳《万象图书分类法》早一千五百七十一年，比《汉书·艺文志》早近三十年，成为我国历代编制各种图书分类目录的典范，对于我国目录学的发展有深远影响。 《七略》对于我国目录学的贡献主要在于他开创性的分类体制，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图书分类法，《七略》分类体系有较严密的系统性，大纲、子目，比较清楚，先分略，再分种，有大类，有小类，同类之书约略以时代之先后为层次，如杂家，虽知孔甲似非黄帝之史，亦列于篇首，馀皆以次序列，最后始为汉代之书。但是也有例外，如道家中之郑长春，以六国时人而列于汉武帝时人郎中婴齐之后，但是总体来看全书分类层层展开、条理清晰、井然有序;并且类目设置适合当时国家藏书的实际情况，有什么藏书就设什么目录，各目录之间比较平衡，没有畸轻畸重现象；在分类技术上，灵活而又巧妙地运用了按图书内容标准和按图书形式标准进行分类的两种方法，大类下子目的建立，都有一定的分类标准，不是杂乱无章的堆砌。其分类标准，就各大类具体情况而定。有的按专书作为分类标准，如六艺略下再分易、书、诗、礼等九小类；有的按学术流派作为分类标准，如诸子略下再分儒、法、名、墨等十小类；有的按体裁结合作者作为分类标准。如诗赋略下再分赋、诗，赋下再按作者分；有的按学科作为分类标准，如兵书略下再分兵权谋等四小类。 《七略》作为我国第一部国家藏书目录，从方便读者使用考虑，著录项目尽量详细齐全，每部图书不是简单的著录书名、篇数，还著录内容提要，包括作者小传、内容简介、图书来源和著成时代等，对于书少不能成一类者，附入性质相近之类，如春秋家后，附录《国语》二十一篇，《新国语》五十四篇，《世本》十五篇，《战国策》三十三篇，《奏事》二十篇，《楚汉春秋》九篇，《太史公》一百三十篇，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太古以来年纪》两篇，《汉著记》一百九十卷，《汉大年纪》五篇。这些史书大概是春秋家学，它们也不全是编年体制。大概是因为秦火以后，诸侯史记多扫地以尽。刘向刘歆校书时，史书很少，因为其性质近于春秋，所以列入春秋之后。 此外刘歆还创造性地运用了互著和别裁的方法，即对归入一类而不能概括全部内容的图书，就分别著录在相异类目下，以充分指示图书内容，便于读者查阅。如《伊尹》《太公》两书，分别见于诸子略的道家类和兵书略的兵权谋类，是为互著；《管子》归入诸子略道家类，其中《弟子职》一篇，裁出别归六艺略孝经类，是为别裁。 其著录内容，大致包括书名、篇卷数、作者小传、内容简介、图书来源和著成时代等。因为他撰《七略》的目的是为了让读者循目求书，所以不可能很详细的收录，如：“《老莱子》十六篇。老莱子，古之寿者。”又：“《周训》十四篇，人间小书，其言俗薄。”（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一般著录条目简洁，至多几十字而已，当系刘歆根据其父《别录》中所辑群书叙录得原文撮其指要而成，却又比班固《汉书。艺文志》详细得多。 作为我国第一部系统的目录学著作，《七略》采取了全书有总序（辑略），大类有大序（略后序），小类有小序（种后序）和每书有内容提要的方法，来阐述各家学术流派，具有学术史意义。同时将百家诸类各种书籍，分门别类地展示于读者面前，这不仅开拓了读者的眼界，也给了人们一把打开各类专门知识宝库的钥匙，可以“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章学诚《校雠通义》）。正所谓“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紧，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范文澜曾给予《七略》极高的评价，他说：“西汉后期，继司马迁而起的大博学家刘向刘歆父子，做了一个对古代文化有巨大贡献的事业，那就是刘向创始，刘歆完成的《七略》。”又说：“《七略》综合了西周以来主要是战国的文化遗产......是一部完整的巨著，它不只是目录校勘学的开端，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一部极可珍贵的古代文化史。西汉能有《史记》《七略》两大著作，在史学史上是辉煌的成就。”（《中国通史》） ? 二、古文经学 古文经学派的最终形成一般是以西汉建平元年（前六年）刘歆《移太常博士书》为标志的。而纵贯东汉，清代又起的今古文之争也是由刘歆提出为《春秋左氏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等四种古文经立博士引起的。哀帝令刘歆与五经博士讨论这件事，结果“诸博士或不肯置对”，即以沉默表示反对。因此刘歆写下了著名的《移让太常博士书》，对博士们加以指责，说他们“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忌，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以《尚书》为备（指二十九篇之《今文尚书》），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议”，等等。并指出古文经如《春秋左氏传》、《逸礼》、《古文尚书》，都是从秘府旧藏取出，真实可信。将古文经列于学官是“辅弱扶危”，刘歆指出，《春秋左传》的作者左丘明“亲见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刘歆的这封移书，据实讲理，较有说服力，但是因其言辞过切，不仅招致诸博士的怨恨，也引起了一些执政大臣的愤怒，如大司空师丹即“大怒，奏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这场争论，以刘歆所代表的古文经学派的失败而告终，刘歆也被下放到地方做官去了。但这次争论除博士们所谓“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之说，略带学术性质，并没有涉及到任何具体的学术问题。且当时的博士都甚浅陋，大多没有见过古文经，更谈不上有所研究，故“不肯置对”。至于博士们一致反对立古文经的根本原因，则是为了垄断利禄之途，不愿古文经学派出来跟他们争饭碗。因为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读经可以做官，著名的经师还可以做大官，今文经学得以迅速发展。到宣、成时期，即已由此而形成了“士族”这一特殊势力。金春峰在其《汉代思想史》中对此有很好的分析，其中有两段话说：“由于尊儒政策的确定，在社会上，在民间，经学取得了迅速发展，经过六十多年的积累，终于形成了‘士族’这一强宗豪族力量。……宣成时期今文经学确立全面统治地位，本质上是由这种情况造成的”。“汉代经学重师法、家法，又形成‘累世经学’的特殊现象。每一经师，门徒众多，代代相传，党同伐异，壁垒森严，在社会上形成为一种特殊的势力和朋党。……经学的经师或‘家’的代表，往往是政府中的大官，相互援引荐举，门生故吏亦纷纷占据要津。于是上下左右，朝内朝外，盘根错节，势力更加牢不可拔。这也是经学在宣成时期能够确立统治地位的原因。” 这样一种由今文经学势力垄断政治和仕途的局面，仅凭刘歆的建议，就想让古文经学插足进来，将固有的格局打破，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刘歆对于古文经立于官学的努力对古文经学的流传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刘歆在经学史上的第二个贡献是开辟了以文字和历史解经的新方法。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家是宗孔子的，他们以为六经皆为孔子所作，孔子是政治家，六经是孔子求天下治理的学说，所以他们解说经传偏重于微言大义，推阐发挥，其特色是功利的，往往容易因现实政治的需要而以己意附会经义，而不重视经文的本解。为此，他们传经的主要方式是口说师传，解经繁密驳杂，各有师说。这种方式解经时见精义，却不免沦入主观臆见之案。他们在六经中最为注重公羊学，就是因为《春秋》极为简略，他们尽可以随意发挥。他们解《尚书》《尧典》“曰若稽古”数字，竟用数万言来阐发。古文经是用先秦古文古言写成的，不通小学，就无法研读古文经。为了发扬古文经，刘歆等人重视训诂，不仅凭此以读经，且据古文的字体笔意以解经，所谓“《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刘向、刘歆“父子俱好古，博见强志，过绝于人”，“博物洽闻，通达古今”。由于文字训诂的需要，刘歆重视作为经书辞典的《尔雅》，曾撰有《尔雅注》三卷。而所倡《毛诗》与齐、鲁、韩三家《诗》之根本不同也在于毛公释诗兼诂、训、传三体，其书故名《诂训传》，如《关睢》中“窈窕，幽闲也。淑，善。逑，匹也”之类，“关关，和声也”等等。这样解释《诗》使读者能明了诗之本义，比海阔天空的微言大义更易为学者接受，所以后来，三家《诗》亡而《毛诗》独存。以刘歆为代表的古文家是宗周公的，他们认为六经是周公旧典，故为官书，六经所记为古代情形，皆系事实，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一位历史家，他对六经只是进行整理，加以保存而已。 ? 三、校勘的成就 刘歆校勘沿用其父之法，首先广罗异本。整理“中书”即皇宫所藏之书，如所谓“延阁”、“广内”、“秘室”之府藏，此类藏书是刘歆校书的主要来源与依据。清理国家教育机关藏书，即“太史书”、“太常书”及各博士藏书。另外还广泛收集私人藏书。这两类藏书则是参校的基本资料。收罗了每一书籍的不同版本之后，即进行校勘。刘歆等人利用各种异本加以比勘，删除重复，相互补充，编定篇目次序。与此同时，参酌诸本校勘字句。为此，刘歆付出了大量辛勤的劳动。其一，校出脱简。其二，校出传抄讹误的文字。然后核定书名。刘氏所校之书，最初或无书名，或书名异称，纷歧不定。如《战国策》一书，仅中书之本就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六个不同名称。刘歆针对这种情况，又根据该书的中心思想，斟酌去取，重新确定为《战国策》。 经过一番整理，不仅使汉以前的书籍大都有了内容完备、篇目整齐、字句讹误较少的佳本传世，历代学者均受其嘉惠，而且开创了我国完整意义上的校勘学历史。 ? 四、其他方面的成就 除了文献学方面的贡献，刘歆知识渊博，他还在文学、天文学、阴阳五行学等方面作出了贡献。文学方面，他的《遂初赋》、《列女赋》等文章均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刘歆还造有圆柱形的标准量器，根据这量器的铭文计算，他用的圆周率为，世有“刘歆率”之称。 从现存的材料看，他是主张历代兴衰按照五行相生的顺序进行的，《三统历谱》记录了他关于这方面的观点。历史上的五德终始说作为一种以土、木、金、火、水五行相胜之序来解说王朝更替的历史学说，为战国阴阳家邹衍所创立。自此以后，人们都以这种学说作为王朝建立的一种合法依据，秦的水德制度和汉的土德制度皆是据此而建立起来的。但至西汉末年，古文经学家刘歆一改传统的五行相胜之五德终始说，而以木、火、土、金、水五行相生之序来解说历史王朝的更替，从而创立了一种五行相生之五德终始说。与旧的五行相胜之五德终始说相对而言，刘歆的五行相生之五德终始说则是一种新的五德终始说。虽然这学说在现在并不可取，但是对于研究当时的社会情况还是有一定价值的。 刘歆在他在目录校勘学、天文历法学、史学、诗赋等方面都堪称大家。章太炎说，孔子以后的最大人物是刘歆。顾颉刚称刘歆为“学术界的大伟人”。刘歆对于文献学的卓越贡献确实是为古今学者同声赞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