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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湖骨笛的发现: 在我国目前出土乐器中，最令世人瞩目的是贾湖骨笛的发现。它是中国目前所见年代最为久远的乐器。1986至1987年间，考古学家在对河南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进行挖掘时，发现了多支新石器时期的七音孔、八音孔骨笛。根据碳同位素14C测定和树轮校正，考古学家认定这批骨笛的产生年代距今约8000年之久。这批由鹤骨制成的骨笛一般长二十厘米，直径一厘米左右，它们有以下三个特点值得注意：一是形式固定，制作规范，骨笛一侧有规整的圆形音孔，大多为七孔，每孔间隔距离基本相等；二是其中有些笛孔旁另外钻有用于调音的小孔，说明骨笛的制作者已有了明确的音高观念；三是有些骨笛留有刻划的标记，显然是先刻好等分，然后再钻孔，说明制作者对各音孔之间的距离曾有精确的计算。专家对其中保存较好的一支骨笛进行了测音，结果显示，它能发出较为完整的七声音阶，并可以吹奏出河北民歌《小白菜》的曲调。历史意义: 贾湖骨笛的发现，使世界音乐史学界对我国史前音乐艺术的发展水平有了新的认识和评价，对贾湖骨笛进行深入的研究，不仅能为我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创造有利的条件，提供必要的依据，而且也将对古老贾湖文明的认识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收藏单位：河南博物院，年代：新石器时代九千年前，一只仙鹤死去，把翅骨留在原始人的村落里， 人们捧着它，耳边响起鹤群哀悼的声音。 把仙鹤的翅骨凿成乐器，这是一次勇敢的尝试，一只朴素的骨笛由此诞生。 它的孔排列上下不一，吹口也还没有那么讲究， 但先人们用神奇的灵感，创造了一种朴素的乐器，并延续发展，不断丰富，直到今天。丁晓逵一直珍藏着一只仿制的骨笛，它的范本， 就是七千八百年到九千年前的史前聚落遗址，河南贾湖遗址出土的骨笛。 1986到1987年，在河南贾湖遗址，出土了二十多支这样的骨笛。这也是中国目前出土的最早的乐器了。 早期的骨笛，可能只是为了模仿鸟叫，以吸引猎物。 慢慢的，狩猎之后的欢庆，让这些骨笛变成了乐器。 再后来，人类的审美不断升级，人们开始需要越来越复杂的乐音。 在这些贾湖骨笛中，从最早的五孔，到后期的七孔，甚至八孔，正反映着这种文明的进化。很多人认为，传统的中国音乐是五声音阶，七声音阶是外来传入的， 而七孔的贾湖骨笛，已经可以发出近似今天的七声音阶。 这也让很多研究者改变了对中国古音乐的看法。 而要在仙鹤翅骨，这样不规则的管子上，找到吹孔的完美位置， 狩猎的原始人必须一点点尝试，修正， 直到今天，顶级的笛箫调音师，都在用这种传统的方法。九千年斗转星移，生活逐渐转化为艺术，骨笛也慢慢演变成竹制笛箫的大家族， 今天，在丁晓逵以及更多的音乐家这里，这些来自几千年前的乐器， 也具有非常现代的表达。只是，贾湖骨笛的影子，也许一直在背景处，低吟着历史的回声。 穿行在骨笛空洞之间的，是九千年前，人类的呼吸， 那是文明的先声，那时风动，此时心动。
论林黛玉的性格特点及形成原因从《红楼梦》中了解封建社会人的等级制度贾宝玉人格分析高颚续《红楼梦》部分与蓸雪芹部分文学艺术性的差距贾宝玉对林黛玉的爱与对其她女性的爱有差别吗？欣赏《红楼梦》中曹公的人物刻画艺术
提供一些《红楼梦》的论文题目，供参考。 试论《红楼梦》的女性人才观 《红楼梦》里的灯谜与民间谜语 论《红楼梦》的女性主义价值诉求 浅析《红楼梦》中的几桩糊涂官司 《红楼梦》钗黛形象的文化解读 浅谈《红楼梦》对张爱玲小说的影响 试谈《红楼梦》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 《红楼梦》的女性观及对现代人的启示 从《红楼梦》中的诗词翻译看归化与异化之争 从人物品格看《红楼梦》对人情小说传统的超越 论《红楼梦》的矛盾冲突 论《红楼梦》的艺术表现 《红楼梦》艺术成就拾零 新时期《红楼梦》语言研究述略 论《红楼梦》的诗美体式 论《红楼梦》所叙宦官的历史背景 《红楼梦》情节描写的穿插艺术及其审美价值 从人物性格的深刻性看《红楼梦》人物的美学意义 论《红楼梦》某些景物的特殊作用及语言魅力 试论《红楼梦》开端艺术的特色与意义 谈《红楼梦》中满族旧俗 再论《红楼梦》中的庙庵与僧道及其社会意义 贾宝玉正邪两赋人格对儒家人格的背离与超越 论贾宝玉典型性格的悲剧美 贾宝玉悲剧性格生成论 真假相映、虚实相衬的甄宝玉和贾宝玉 试论贾宝玉婚姻悲剧的必然性 论贾宝玉的双性化性格特征及其实质 贾宝玉：一个结构的解构因子 “情不情”、“情情”与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性格 殊途同归的悲剧命运——贾宝玉和汉诺悲剧人生之比较 浅谈贾宝玉形象及其文化意蕴 贾宝玉感情状态透析 贾宝玉的人生道路初探 论林黛玉与薛宝钗的性格差异 宝黛爱情悲剧与林黛玉的情商 自恋情结的悲剧——林黛玉、妙玉的性格分析 草木有本心——林黛玉名士型文化人格解读 林黛玉人物形象的思想性格 一个封建礼教的回归者——林黛玉性格之我见 论曹雪芹的文人情结与林黛玉的性格、命运 略论林黛玉的生命意识及其叛逆 从林黛玉形象塑造看《红楼梦》人生价值取向 试论薛宝琴、晴雯、龄官和香菱是林黛玉的四个形象副本 论林黛玉个性的塑造 从《红楼梦》的二重世界看林黛玉与眼泪之关系 就林黛玉的爱情悲剧谈人际关系 中西文化的误区——林黛玉和安娜?卡列尼娜悲剧情结 浅论林黛玉的诗人气质 片言谁识解秋心——林黛玉为人漫议 论林黛玉爱情至上观的悲剧必然性 论晏几道的痴情——兼谈林黛玉的痴情 潇湘馆环境描写与林黛玉性格刻划 试论林黛玉诗歌的追问意识 议林黛玉的感情生活 论林黛玉的存在体验 论林黛玉“真实”的人性品格 成也孤独,败也孤独——林黛玉形象的一个因素分析 林黛玉形象议 “春秋”法子促狭嘴——林黛玉语言特色之一 论林黛玉悲美风采和诗词的和谐统一 解读薛宝钗与林黛玉的共时空存在 封建“淑女”的理想化与世俗化——以燕梦卿、林黛玉、薛宝钗的悲剧命运为中心浅析《林黛玉进贾府》主要人物的出场描写 试论《红楼梦》林黛玉形象塑造 浅析林黛玉形象 林黛玉病态人格及其文化意蕴 林黛玉性格浅析 从王熙凤的出场看曹雪芹塑造人物的艺术特色 论王熙凤与曹七巧的人生误区 王熙凤——一个被包裹住了的悲剧人物 王熙凤口才分析 论潘金莲与王熙凤 试论悲剧英雄王熙凤的悲剧意义 对王熙凤艺术美的思考 从协理宁国府看王熙凤的管理才能 “二令”及王熙凤悲剧之源 曹操与王熙凤——关于典型形态问题的一个侧面 论环境对潘金莲和王熙凤妒妇、市侩性格形成的影响 论贾母、王熙凤在贾府中的地位 惊人的相似——骊姬与王熙凤形象分析 《红楼梦》中 王熙凤才智简析 论 王熙凤性格的心理基质 刘姥 姥形象的社会文化底蕴 论《红楼梦》人物刘姥姥与贾母的审美同构关系 同在喜剧背景下演绎悲剧人生——桑丘和刘姥姥形象比较 刘姥姥与尤老娘形象论析 论刘姥姥形象的恒久魅力 刘姥姥三题——《红楼梦》人物论 析刘姥姥在《红楼梦》中的特殊作用 论《红楼梦》中的刘姥姥形象塑造 曹雪芹笔下的刘姥姥 刘姥姥与桑丘形象的异中之同 刘姥姥形象的社会意义 刘姥姥对人物性格的映衬作用 王熙凤判词里的闷葫芦 试论王熙凤艺术形象 从触摸传播谈王熙凤的性格塑造 略谈《红楼梦》中王熙凤的语言个性化 责权利对等与王熙凤治丧 含笑的罂粟——尹雪艳和王熙凤形象之比较 解读王熙凤命运的密码——“一从二令三人木”探析 魇魔法的真谛——王熙凤和贾宝玉的“聪明”和“愚钝”破译 20世纪王熙凤研究综述 一夜北风紧——王熙凤结局之我见 浅析王熙凤的悲剧 错不在王熙凤 自尊与对抗评王熙凤的“辣” 解读《红楼梦》中的王熙凤人物形象 女正位乎内论贾母、王熙凤在贾府中的地位 试论王熙凤个性化语言的背景 王熙凤的社会伦理意识 王熙凤巧言令色的性格特征论析 男权压迫下的封建妇女——王熙凤新论 论潘金莲与王熙凤悲剧人生三部曲 王熙凤与《红楼梦》的艺术结构 《红楼梦》中王熙凤才智简析 论王熙凤性格的心理基质 浅析《林黛玉进贾府》中王熙凤形象的塑造 对《红楼梦》中王熙凤管理方法的思考 浅谈王熙凤的美、才及命运悲剧 从人际关系的角度看林黛玉与薛宝钗 论林黛玉形象描写特点及艺术魅力 浅议林黛玉的感情生活 谈《林黛玉进贾府》的艺术真实美 林黛玉“忧患”意识的美学象征意义 论《红楼梦》中的薛蟠形象 母爱的异化———《红楼梦》中的四位典型母亲形象分析 晴雯和春梅——《红楼梦》与《金瓶梅》比较研究一例 着意塑造的模糊艺术形象《红楼梦》秦可卿种种 论《红楼梦》人物的绰号艺术 《红楼梦》人物刻划的“情理分寸” 从环境与人物的非典型因素深入研究《红楼梦》 但闻其声如见其人——浅论《红楼梦》人物语言特色 浅谈《红楼梦》与《金瓶梅》情节设置的相关性 人生之谜和超验之美——体悟《红楼梦》 《红楼梦》与中国历史上的人文主义思潮 《红楼梦》主要人物年龄考 论《红楼梦》中的人物形象美 《红楼梦》宴会描写简论 论《红楼梦》悲剧中的喜剧描写 《红楼梦》贾探春自卑心理浅析 林黛玉和薛宝钗人物性格之比较 林黛玉性格的形成因素 论《林黛玉进贾府》的辞令艺术美 论林黛玉的双重性格在其诗词中的体现 浅议林黛玉的悲剧美的意蕴 原型意象与林黛玉的忧郁 至刚至柔至阴至阳——破译林黛玉的男性气质 简爱与林黛玉比较谈 林黛玉心理健康状况分析 林黛玉“悲剧根源”的现代阐释 异域别壤中的两朵孤独之花——林黛玉与简·爱的比较 独立与叛逆——简·爱与林黛玉之比较 论《红楼梦》的思想 曹雪芹的自然观和《红楼梦》的自然美 《红楼梦》梦境之原型解析 论关于《红楼梦》的散曲
《红楼梦》，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清代作家曹雪芹创作的章回体长篇小说[1] 。早期仅有前八十回抄本流传，八十回后部分未完成且原稿佚失。原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程伟元邀请高鹗协同整理出版百二十回全本[2] ，定名《红楼梦》。亦有版本作《金玉缘》。《红楼梦》是一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人情小说作品，举世公认的中国古典小说巅峰之作，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小说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以贾府的家庭琐事、闺阁闲情为中心，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婚姻故事为主线，描写了以贾宝玉和金陵十二钗为中心的正邪两赋有情人的人性美和悲剧美，歌颂追求光明的叛逆人物，通过叛逆者的悲剧命运预见封建社会必然走向灭亡，揭示出封建末世的危机。《红楼梦》的作者具有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他对现实社会包括宫廷及官场的黑暗、封建贵族阶级及其家庭的腐朽，封建的科举制度、婚姻制度、奴婢制度、等级制度，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社会统治思想即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社会道德观念等，都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并提出了朦胧的带有初步民主主义性质的理想和主张。这些理想和主张正是当时正在滋长的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因素的曲折反映。[3] 《红楼梦》以“大旨谈情，实录其事”自勉，只按自己的事体情理，按迹循踪，摆脱旧套，新鲜别致[1] ，取得了非凡的艺术成就。尤其“真事隐去，假语存焉”的特殊笔法更是激起了后世读者强烈的好奇心和窥探欲，各种猜测附会之说愈出愈奇。
<我眼中的宝黛钗> 《红楼梦》是我国古典小说中一部最优秀的现实主义文学巨著，是作者曹雪芹“呕心沥血，披阅十载，增删五次”长期艰辛劳动才给子孙后世留传下来的一件宝贵的艺术珍品。《红楼梦》出世以后，它所具有的思想艺术力量，立刻惊动了当时的社会。人们读它，谈它，对它“爱玩鼓掌”“读而艳之”；又为了品评书中人物而“遂相龃龌，几挥老拳”；还有的青年读者，为书中的爱情故事感动得“呜咽失声，中夜常为隐泣。”因此在当时有“闲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一说。《红楼梦》在它带给社会巨大的影响之后，也引起了人们对其品评、研究的兴趣。一 贾宝玉要评说《红楼梦》中的人物，首要的当数男主人公贾宝玉了，作为贯穿全书始终的人物，作者曹雪芹在其身上着力最多，寄托也最深 ，他其成为中国小说史上塑造得最为成功的艺术典型之一，甚至人人还说这一形象所影射的就是曹雪芹本人。但据我看来，这一典型形象绝非作者的实灵自作，而是作者根据现实生活中同类型的人物加以概括，并揉合了自己的想象，经过艺术加工而创造出来的完美艺术形象。在第三回《贾雨村夤缘复旧职 林黛玉抛父进京都》中有两首《西江月》，是这样描写宝玉的：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梁：莫效此儿形状！有些读者在读了这两首《西江月》后，就此认定了宝玉是一个不求上进，只爱脂粉的孽根祸胎。但其实不然，这两首《西江月》是从封建统治者的思想出发，所反映的是封建大家长对宝玉盼着他中举，扬名以继承地主阶级事业的“良苦用心”。而作者正是借《西江月》寓褒于贬，充分概括了在宝玉身上最突出的闪亮点---叛逆性格。词中说他：“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其实就是说他不肯“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不愿走封建家长为他规定的读书应举，结交官场，遵从礼法，经帮济世的人生道路，而是鄙视功名利禄，厌闻“仕途经济”的学问。他甚至认为那些和朱理学之类的儒家著述，“都是前人无故生事”是“杜撰”出来的。至于八股时文更是：“后人饵名钓禄之阶”，是“拿安诓功名混饭吃的”。他把封建统治者奉若神明的儒家道学批评的一文不值。基于此种想法，他“杂学帝搜”，宁肯去读《西厢记》《杜丹亭》这类被封建卫道者视为邪书的“小说淫词”，也不去读《四书》、讲八股、听“仕途经济”的“混帐话”。他对读书上进、为官做宦的世俗男子，有着强烈的憎恶和轻蔑。不仅如此，在红楼梦第三十二回中，史湘云劝他：“也该常常的会会这些为官做宰的人们，谈谈讲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也好将来应酬世务”。宝玉听了十分逆耳，忙说：“姑娘请别的妹妹屋里坐坐，我这里仔细污了你知经济学问的。”贾玉玉的叛逆精神不仅表现在他坚决不肯走封建主义人生道路，还表现在他对“男尊女卑”的封建传统观念大胆地提出了挑战。当然，在他的性格当中，给人印象最深的也就是对于世俗男性的憎恶轻蔑以及与之相反的对于女孩子的特殊亲爱和尊重。在第二回中，他发表了自己离经逆道的独到见解：“原来天生人为万物之灵，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为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得浊臭逼人。”后来随着宝玉逐渐长大，他的思想也日趋成熟，他又发现“女儿”也是不断变化的，所以又有女儿由出嫁前的“无价宝珠”到出嫁以后变成“死珠”再最后竟变成“鱼眼睛”的看法。这表明，他在成和或逐渐认识到在封建社会中受压迫最深的就是女孩。因此，他在行动上才表现出了对女儿不同一般的温柔体贴。再有，样宝玉极其轻视尊卑有序、贵贱有别的封建等级制度。贾环既是他弟弟，又是庶出，“他家规矩，凡做兄弟的都怕哥哥”, “须要为子弟之表率”，但宝玉却是“不要人怕我”，所以贾环他们并不甚怕他，甚至得寸进尺还想割害死他和凤姐。即使被贾环有意用滚烫的蜡油烫伤，他还在为贾环打掩护。他还对仆人没有主奴界限，直接破坏封建秩序。对茗烟“没有没下，大家乱玩一阵，”“撕扇子千金一笑”使晴雯转恼为笑；金钏受辱身死，宝玉念念不忘，不顾给凤姐过生日这等大事，偷偷跑到郊外冷清之处洒泪祭奠。还有，就连宝玉追求的爱情婚姻也是建立在这种反叛思想的基础上的。他早已将追求婚姻自主和个性解放的思想昭然明世，他在梦中叫骂“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金玉良缘’？我偏说‘木石姻缘’”。甚至拉着袭人的手把对黛玉的满腔情都倾诉了出来。因此，也有人说贾宝玉这个形象所体现的是初步民主平等思想。但毕竟，他的思想还是有一点狭碍的。例如，他不敢与封建制度彻底的决裂；他从来不敢和封建家长正面发生冲突，对抗比较消极；还有当他苦于找不到思想出路时，就产生了想死，想“化烟化灰”的虚无空幻的思想。二 林黛玉林黛玉这个人物在读者心中的影响与贾宝玉几乎是等同的。她是作者精心塑造的另一封建贵族阶级的叛逆者，每次读完《红楼梦》，她都能引起我的深深思考，她用她的敏感多疑，用她的反抗，她的痛苦和眼泪，甚至用她的爱情来反抗统治阶级的压迫。但同时在她身上又存在不少弱点。因为林黛玉的家世、出身，她在最根本点上所表现的是一个贵族阶级的小组。在探春理家之后，黛玉评论说：“要这样才好。咱们家里也太花费了。我虽不管事，心里每常闲了替算著，出的多，进的少，如今若不省俭，必致后手不接。”O六十二回）可见她对于自己是属于贵族阶级，对于与自己休戚相关的贾家贵族的命运也是异常关心的。当湘云等人说一个扮小旦的伶人模样很象林黛玉时，她是很气恼的。“黛玉冷笑道....我原是给你们取笑儿的，拿着我比戏子，给众人取笑！”（二十二回）这里不仅是由于她使“小性儿”，而更重要的是在于：她在自己和社会地位低贱的人们----例如伶人--- 之间划下了一道深深的鸿沟。从而认为把自己与这类人相比，是对自己的一种侮辱。这里，她的阶级优越感表现的很突出。另一方面，她的性格中虽然存在着叛逆因素，但也并不是说她就一味地与封建阶级抗争。在宝玉的叛逆思想与封建传统观念冲突，矛盾最激化的时候----宝玉挨打时，黛玉却在宝玉被打后劝她：“你从此可都改了罢！”（三十四）在这里，黛玉劝宝玉时所凭借的是怎样的一种想法呢？还有，她偶而说了两句《牡丹亭》和《西厢记》的曲文，被宝钗听到了，宝钗就对她作了长篇封建论教的说教。黛玉对此不但没有反感，而且“心下暗服”（四十二回）从此变得眼宝钗非常亲密。那么这里黛玉又是凭借怎样的一种思想来对等待宝钗的劝告呢？显然，在黛玉性格中，封建传统观念是与叛逆因素并存的。林黛玉的性格与她所生长的环境有着很密切的关系。由于她出身在贵族世家，自幼受父母的痛爱，因此养成了她贵族小姐的性格也就不足为怪了。不过，在她性格中最突出的一点也就是她对封建礼教的叛逆。林黛玉出身于世袭侯爵的“清贵之家”。由于生活在思想最先到达的，思想环境比较开放的南方，加之父母钟爱，把她当作男孩来培养教育，使得她的思想比较开放，才华横溢。后由父母早丧，她寄居到每日每时都发生仇恨、倾轧、争夺、欺诈的“本也难站”的贾府内。“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一家子亲骨肉，一个个象乌眼鸡似的，奶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在这样一种险恶的环境下，黛玉得不到一点欢乐幸福。但同时，险恶的环境也培育了她的叛逆性格。她永远也学不会薛宝钗的处事圆滑，也学不会讨好封建统治大家长。她眼里揉不得沙子，心里装不下尖埃。无视“温柔郭厚”的封建规范的存在。她用她那“比刀子还厉害”的言语对贵族家庭中种种黑暗和丑行揭露和嘲讽。我们常说，黛玉是任性、多疑、敏感、小心眼的。但其实我们应该看到，她正是用她这种独特的方式来反抗封建礼教的束缚的。除此之外，林黛玉还直接反抗封建礼教。薜宝钗曾经一本正经地向她宣扬：“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信条，她丝毫没有放在心上，她才华横溢，写诗做赋不让须眉。而且她还和宝玉有着同样的爱好，最爱看诸如《西厢记》、《牡丹亭》这类“移人心性”的“杂书”。她的这种蔑视封建礼教的庸俗，诅咒八股功名的虚伪，从来不劝宝玉为官做宦，从来不用“仕途经济”一类的“混帐话”去劝说宝玉，因而深得宝玉敬重，被宝玉视为“知已”。他们的这种共通点也成了他们爱情的共同基础。但可悲的是宝黛玉之间的爱情注定是一场悲剧。顽固的封建礼教是不充许他们之间的爱情存在的。于是嫌弃她的多病之身和小家子性儿为由，一次次地向她们的爱情发出警告。从“金玉良缘”到“慧紫鹃情辞试莽玉”再到“晴雯之死。”最终在“抄检大观园”时达到了爱情的毁灭阶段。在这场灾难中，司棋、芳官、四儿等先后做了牺牲品。就连“眉眼儿象林妹妹”的晴雯也在重病时被强赶出了大观园，最后含屈而死。这里封建势力彻底抛弃黛玉的讯号。从此黛玉的状况每日愈下，就连重病将死也乏人问津。美好的理想最终是毁灭了，黛玉赢得了爱情却无法得到美满的婚姻。林黛玉的艺术形象深入人心，打动了读者，令人同情。但这个形象同时又是鲜活的。她那纷繁复杂的性格，明显的弱点，和敢于反抗、追求爱情的鲜明个性组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个体。使我们感到，她就我们所熟识的人，是为我们深深喜爱的人。薛宝钗说完了宝黛，那自然要说说宝钗了。对宝钗的评价，长期以来褒贬不一。对于这个人物，我们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肯定，虽然她是一个封建礼教的守护者，是封建势力的帮凶，但同时，她也是受封建势力压迫，毒害的千万个人物的其中一个。因此，作者在描绘这个人物时，是同情与批判兼而有之。作者同情她，她也是“薄命司”里“有命无运的人。”作者也赞美她，她的才，她的貌，是有目共睹的。她博学多才，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无一不晓，各地风土，处世之万般皆通。就连医药之理。宝钗也略知一二。因此宝玉常常为之赞叹。她的艺术造诣很深，大观园里是有口皆碑的。诗才敏捷，常常独占鳌头，足可与黛玉相媲美。至于她那“比黛玉另具一种妩媚风流”的容貌神韵也常令宝玉羡慕得发呆。的确，薛宝钗是一个才貌双全的少女。但是作者越是渲染和赞美她的才貌，就越能让人更好地批判她封建品德。但同时，作者并不是把她写成一个小丑，而是通过对宝钗的批判来达到谪指封建制度的目的，贬中有褒，褒中含贬，但基本持否定态度，我想，这就是作者对薛宝钗的态度。在《红楼梦》中，宝钗很少直接宣扬和维护封建礼教，而是通过她日常生活中的一言一行为反映她的真实个性。在生活中，宝钗并不是像黛玉一样真情流露，而是常常深隐心机。她表面上“随分从时”“装愚守拙”“罕言寡语”，一举一动显得“端庄贤淑”完全符合封建“淑女”风范。但实际上她期望着“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温柔敦厚的仪范中掩盖的是“欲偿白帝”的野心。她熟谙世故，诚府极深。“来了贾府这几年”虽然表面不言不语，安分守已，实则“留心观察”因此即使是在荣国府这个人事复杂，矛盾交错的环境里，也生活得左右逢源，如鱼得水 。甚至就连那个几乏忌恨一切的赵姨娘也赞她：“很大方”，“会做人”。“会做人”的确是薛宝钗的性格特点，这与她“温柔敦厚”的外露特征相融合，使得她为人人所夸赞。宝钗“会做人”，“不关已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的为人处世原则，让她凡事不像黛玉一样用尖酸刻薄的话语指出，而是充闻耳不闻，装作看不见，只为心里明白也就罢了。这就使得那些平日里做着些见不得人的丑事的封建主子们便 赞她“会做人”。宝钗“会做人”不仅体现在对封建阶级最高统治者不露声色的笼络，还表现在对处于封建阶级下层的被压迫者的收卖上。贾母给她做生日，要她点戏，她就依着贾母素日的喜好说了一遍。又将贾母喜吃的甜烂之食当做自己喜吃之物说了出来，结果“贾母更加喜欢了”。王夫人逼死金钏儿后，她和袭人扣听到消息，就连一向奴性很强的袭人也不觉流下泪来，而剥削阶级冷酷无情的本质使得她只感到“奇”便急忙撇下袭人，跑来王夫人处来安慰她。把全部罪过都归之于金钏儿的“糊涂”。她还说：“不过多赏她几两银子发送她，也就尽主仆之情了。”为了笼络王夫人--- 她未来的婆婆，宝钗表现得非常大方，表示了她并不忌讳把自己的衣服赏与死去的奴才穿，当即回家拿了几身衣服来。至于受压迫的封建阶级下层统治者，宝钗为刑岫烟掩盖当衣度日的事实，来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地位。她还设法拉拢黛玉，为病中的黛玉送去燕窝、糖片。甚至就连赵姨娘这个众人嫌弃的女人有时也能得到一份宝钗送来的礼物，令她受宠若惊。遇到她在宝玉面前谈论仕途经济，恼了的宝玉当面给她下逐客令，宝钗为求“会做人”的命号，自然不能发火，只能把努力埋在心底，一笑了之，让袭人对她“会做人”的名声又多了一份赞叹。宝钗不仅会做人，而且常常借“做人”的机会来表现自己的才能。史湘云要起诗社，但没有钱，这时宝钗便趁机要替她设东。宝钗告诉湘云要从自家带 东西来请大家，但出门叫一个婆子来却说：“明日饭后请老太太姨娘赏桂花。”“会做人”的宝钗表面上是帮了贫弱孤女的大忙，但实际上却是给另一段“金玉良缘”一次打击。她借口请大家，实则是为讨好封建统治的大家长。她处处小心，处处为了讨好贾母而布置。如此可见“会做人”的宝钗是怎样“会做人”的了。宝钗另一个主要性格特点就是虚伪，她虽然说过，对和尚道士所说的“金玉良缘”认为是胡说，又说金锁沉甸甸的戴着无趣，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宝玉去看生病的宝钗，宝钗拿着他的玉“重新翻过来细看”又“念了两遍”，再嗔怪丫环莺儿为何不去倒茶，引出莺儿笑说“和姑娘项圈上的两句话是一对儿”，这正好达到此此起宝玉注意的目的。然后再将本来戴着无趣的金锁从里面的大红袄上掏将出来。薛宝钗笼着红麝串招摇过市也是同样道理。本来她不爱花粉，衣著朴素，最不喜打扮，但金锁专等玉来配，而红麝串是元春独赐予她和宝玉的，都是命定婚姻的征兆，所以以此才能来证明只有她才是得天运命的人堪配宝玉。虚伪而“会做人”的宝钗就是这样，以“敦厚温柔”的“淑女”身分为掩盖，用她深隐的心机暗示和讨好贾府的家长们。不过就其社会会地位和得到在人们心中的好评来说，宝钗“做人”是成功的。就从这点我们或许可以得到一点启示。在当今纷繁变化的社会中，要想得心应手地周旋其中，恐怕这就要向宝钗学几手了。不过有得必有失，或许我们会推动我们的真本性。但我想，只要我们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只学习好的一面，或许对我们也是很有帮助的。
甲骨文发现的重要意义之一，是证实了中国早期国家——商王国的存在。在殷墟甲骨文发现以前，人们只能从有限的文献记载中知道历史上有个商王朝，而且这些文献无一是成于商代的。最系统讲商史的是西汉司马迁所撰《史记·殷本纪》；即使连公认为保留了较多商人语言的《尚书·盘庚》篇，其中亦多杂有西周时的词语，显然是在西周时期被改造过的文章。由于文献奇缺，更缺乏同时代的文字史料，以至在本世纪20年代，著名学者胡适仍主张“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3]。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将大量的商人亲手书写、契刻的文字展现在学者面前，使商史与传说时代分离而进入历史时代。特别是1917年王国维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4]，证明《史记·殷本纪》与《世本》所载殷王世系几乎皆可由卜辞资料印证，是基本可靠的。同时，他根据缀合的两片卜辞（《殷墟卜辞后编》上8·14＋《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1·10），发现上甲以后几位先公之次序应是报乙、报丙、报丁，《史记》以报丁、报乙、报丙为序，是后世传抄致讹。这篇著名的论文，无可辩驳地证明《殷本纪》所载商王朝是确实存在的。这不仅是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件大事，而且鉴于殷商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这一发现也是世界历史研究中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甲骨文发现的重要意义之二，在于王国维用甲骨文证实了《殷本纪》的史料价值，使《史记》之类历史文献有关中国古史记载的可信性增强，其意义不仅局限于商史。因为这一发现促使史学家们想到，既然《殷本纪》中的商王世系基本可信，司马迁的《史记》也确如刘向、扬雄所言是一部“实录”[5]，那么司马迁在《夏本纪》中所记录的夏王朝与夏王世系也恐非是向壁虚构。特别是在20年代疑古思潮流行时期，甲骨文资料证实了《殷本纪》与《世本》的可靠程度，也使历史学家开始摆脱困惑，对古典文献的可靠性恢复了信心。殷墟甲骨文发现的重要意义之三，是引发了震撼中外学术界的殷墟发掘。“五四”运动促使中国的历史学界发生两大变化，一是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古史辨派对一切经不住史证的旧史学的无情批判，“使人痛感到中国古史上科学的考古资料的极端贫乏”。二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史学界产生巨大影响[6]。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力倡“二重证据法”，亦使中国历史学研究者开始重视地下出土的新材料。这些历史因素对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起了催生作用。1927年秋，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发掘殷墟，其最初的目的乃是为了继续在此地寻找甲骨[7]。当李济主持第二次发掘时，已开始从主要寻找甲骨变成对整个遗址所有遗存的科学发掘，认识到“凡是经过人工的、埋在地下的资料，不管它是否有文字，都可以作研究人类历史的资料”[8]。并从而取得以后14次发掘的重大收获，所以可以说，正是甲骨文的发现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殷墟甲骨文发现的重要意义之四，是大大加速了对传统的中国文字学的改造。汉代以后中国的文字学家崇尚许慎的《说文解字》，文字学主要是《说文》学；但由于北宋以来金石学的发展，特别是对金文的研究，已不断地用商周古文字对《说文》的文字学进行补充。到了清代，在乾嘉学风的影响下，对金石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使《说文》的权威性受到了较大的冲击。光绪九年（1883年）刊行的吴大澄《说文古籀补》以金文资料充实、修订《说文》，为中国文字学向近现代文字学发展搭起了一座桥梁。甲骨文的发现更提供了汉字的早期形式，其构成离小篆甚远，多有象形、会意文字，令当时学者眼界大开。《说文》以小篆为本解释字原的理论与其整个文字系统皆难以维持，从而使“许学最后的壁垒也被冲破了”，从此“中国文字学就到了一个新的时期”[9]。
国之大事，唯祀与戎。甲骨文中数量最多的记载都是关于占卜、祭祀以及战争相关内容。甲骨文是中国目前为止发现的最早的体系文字，具有重大的考古研究价值。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文字发展、演化历程具有重要意义。
商周甲骨文已经是一种成熟的文字，象形、会意、指事、形zhi声等构字法则，在甲骨文中都能找到对应的例子。从业已发现的材料来看，商周甲骨文既有用尖锐锋利的工具契刻的，也有用类似毛笔的工具书写的。
扩展资料：
甲骨文的内容大部分是殷商王室占卜的记录。商朝的人大都迷信鬼神，大事小事都要卜问，有些占卜的内容关于天气，有些是农作收成，也有问病痛、早生贵子的，而打猎、作战、祭祀等大事，更是需要卜问了！所以甲骨文的内容可以隐略了解商朝人的生活情形，也可以得知商朝历史发展的状况。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甲骨文
一，是证实了中国早期国家——商王国的存在。二，在于王国维用甲骨文证实了《殷本纪》的史料价值，使《史记》之类历史文献有关中国古史记载的可信性增强，其意义不仅局限于商史。三，是引发了震撼中外学术界的殷墟发掘。四，是大大加速了对传统的中国文字学的改造。五，大大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以及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传播。
国之大事，唯祀与戎。甲骨文中数量最多的记载都是关于占卜、祭祀以及战争相关内容。甲骨文是中国目前为止发现的最早的体系文字，具有重大的考古研究价值。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文字发展、演化历程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笛子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那时先辈们点燃篝火，架起猎物，围绕捕获的猎物边进食边欢腾歌舞，并且利用飞禽胫骨钻孔吹之（用其声音诱捕猎物和传递信号），也就诞生了出土于我国最古老的乐器——骨笛。1977年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骨哨、骨笛（距今约七千年）、1987年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出土7孔贾湖骨笛（距今约9000年）是世界最早的可吹奏乐器。 黄帝时期，即距今大约4000多年前，黄河流域生长着大量竹子，开始选竹为材料制笛，《史记》记载：“黄帝使伶伦伐竹于昆豀、斩而作笛，吹作凤鸣”，以竹为村料是笛制的一大进步，一者竹比骨振动性好，发音清脆；二者竹便于加工。秦汉时期已有了七孔竹笛，并发明了两头笛，蔡邕、荀勖、梁武帝都曾制作十二律笛，即一笛一律。 笛在古代称为“篴”。到了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有：“笛，七孔，竹筩也”的记载。 1978年，从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了两支竹篪，从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两支竹笛，出土的篪和古籍中记载的汉篪，除长度略有出入外，其他形制完全相同；出土的笛除与记载相同外，并在墓内的竹筒上写有篪的字样，显然是古代竹笛，古代的篪和笛非常相似，历来有人篪、笛不分，说成是同一乐器，实际是有区别的。从出土篪、笛可以看出：篪， 6孔，闭口，能奏五声加一变化音，全身髹（xiū）漆；笛， 笛子7孔，开口，能奏七声加两个变化音，不髹漆。战国时，篪是祭神或宴亭时演奏的主要旋律乐器之一，笛也非常流行，屈原学生宋玉的《笛赋》中也曾讲到当时南方的笛，与今日之笛已十分相像。 笛在汉代前多指竖吹笛，秦汉以来，笛已成为竖吹的箫和横吹的笛的共同名称，并延续了很长时期。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后传入横笛，亦称“横吹”。它在汉代的鼓吹乐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两支竹笛，都属横吹类的笛乐器。 北朝时，笛子不仅极为普遍，而且有所发展，形制、长短、粗细变化较大。到了北周和隋代，开始有了“横笛”之名。隋朝后期，出现了能演奏半音阶的十孔笛。 从唐代起，笛子还有大横吹和小横吹的区别。同时，竖吹的篪才被称为箫，横吹则称之为笛。唐朝吕才，制“尺八”，竖吹，并传入日本；在古都奈良的正仓院中，珍藏着我国盛唐时期制作的4支横笛。其中有牙和雕石横笛各一支，竹质的两支，它们长短不同，但都开有7个椭圆形音孔。刘系作七星管笛，蒙膜助声，是为笛加膜的第一人。 在晋时已有竖笛，吹头加一木头，使气从缝隙中通过，射向两哨孔边陵发音。 宋笛制多样，有叉手笛、龙颈笛、十一孔的小横吹、九孔的大横笛、七孔玉笛等等。 元朝以后笛子与现在类似，由于戏曲的蓬勃发展，笛子成为很多剧种的伴奏乐器，并按伴奏剧种不同分为两类：梆笛和曲笛。 20世纪六十年代，赵松庭发明排笛，将2至4根不同调的笛子扎在一起，音域可扩大三个八度以上，音乐富于变化，易于演奏。 笛子虽然短小简单，但它却有七千年的历史。大约在四千五百多年前的时候，笛子由骨制改为竹制。在公元前1世纪末汉武帝时，笛子称为"横吹",它在当时的鼓吹乐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从7世纪开始，笛子又有了改进，增加了膜孔，使它的表现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并且演奏技术也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到了10世纪，随着宋词元曲的崛起，笛子成了伴奏吟词唱曲的主要乐器，在民间戏曲以及少数民族剧种的乐队里，笛子也是不可缺少的乐器。
我为大家整理了一篇关于竹笛演奏艺术的论文，感兴趣的可以参考我整理的论文哦。
竹笛演奏艺术有20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主要以线性思维为主，在单音的天地里追求变化，音色作为基本元素，就成为竹笛演奏中极其重要的表现手段。但仅有好的音色是不够的，演奏者还应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和丰富的内心情感。如何发出好的音色，主观上取决于演奏者要有正确的吹奏方法及在不同音乐表现中所酝之内心情感。俗话说“声情并茂”，我们要重视音色与情感之间具有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辩证统一关系，使音色与情感达到完美的结合。
一、竹笛演奏中音色的掌握
明代徐上瀛所著《溪山琴况》中，提出琴演奏的音色标准：“润”如水、“圆”如珠、“洁”如玉、“坚”劲有力、“轻”而不虚、“重”而不躁等。吹笛同抚琴，演奏的基本音色就是用符合竹笛发音原理及人体生理运动规律的演奏方法，发出既符合美的声音基本规范，又符合竹笛基本音响特性——纯净、明亮、圆润、甜美、丰满而有穿透力的声音。好的音色，要经过长期的练习之后，才能达到一定的熟练程度甚至是自觉性的条件反射。例如，演奏中口型的控制、气息的运用、手指的配合等，它们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关联。只有经过刻苦的练习，才能满足在演奏乐曲时各种音色及情感充分表现的需要。
首先，要熟练掌握口型与呼吸的正确方法。口型的控制主要依靠唇部肌肉和面部肌肉伸缩力的大小。面部肌肉要放松，口型似含蓄的微笑，口腔达到自然放松。与其相配合采用胸腹式混合呼吸的方法，即胸腹同时扩张，最大量地吸气，气归丹田，而后，将气流以适当的直径、宽度、速度及角度吹出。恰当地使用口型与呼吸，才能使不同音区的发音达到平稳、结实、嘹亮、不虚不浮的理想效果。
其次，舌的运用也是竹笛演奏的要点之一，舌在口腔内的位置与发音的高低有直接关系，靠后靠下适于吹奏低音，靠前靠上适于吹奏高音。
再次，气、唇、指、舌各部分能够熟练掌握时，配合的`平衡性、统一性是对演奏技法更高层面的追求。如气流吹出，对笛管施力，人的身体与笛体合起来也是一个上下的纵重心轴，其前后左右都应是平衡的。各环节的运用相通相连，身体各部分与笛管相融，最终做到支点放松，力点集中，纵横对称，气身贯通。这样，对音色才能自如控制，达到圆、亮、厚的标准。
二、竹笛演奏中的情感表达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①。情感是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由于对客观现实对象和现象持有不同态度，而产生出各种各样的内心体验。而这些体验又是以人的感官对事物个别属性的反映即感觉为基础的。人们常把音乐称为情感的艺术，在演奏者内心情感调动下，发出的音响流动能够激起听者的情绪活动，产生共鸣。音乐虽然不是情感，却是情感的最佳载体。在音乐中，情感被直接模拟，这种情感的源头，来自于演奏者的内心感觉和想象。
根据不同的情感表现需要，通过一定的演奏手法而奏出不同色彩的乐音，它不仅能表现情绪的紧张与松弛、激动与平静，而且还能表现情绪的积极、增力和消极、减力的变化，因而饱含了不同的感情因素。
如乐曲《秦川抒怀》(马迪作曲)引子的第一句，表现西北人民坚强、豪迈、刚毅、倔强的性格特征时，要采用“刚”的音色，音头清晰有点，保持较强力度，具有穿透力和震撼力。技术上要求丹田鼓劲较足，重心靠前，力量传递直接，呼吸速度加快，气流加大，手指多用打音、叠音配合。相反，在演奏乐曲《向往》(曲祥作曲)第一段慢板时，则要采用“柔”的音色表现委婉、细腻的情感。音头较软而润，一般用中弱或中强的力度，具有流动性和抒情性。技术上要求重心相对靠后些，力量传递较慢，呼吸速度平和，气流较缓。采用柔和的音色，更适合表现憧憬的思绪。
当乐曲表现饱满情绪和敦厚形象时，演奏的音色则要浓厚、丰满，共鸣充分，立体性强，富于张力和动感。其技术上要求使气流成束，胀满笛管，使笛管充分振动，支点位置靠后，重力相对较大，有时加以气颤音，使持续感加强，弧度感加大。乐曲《三五七》(赵松庭编曲)引子的演奏宜采用此种音色。
在表现回忆的情感和幽静的意境时，薄淡的音色更为适合，其特点是频响范围窄，无须丰满浑厚和太多的立体感，更侧重清淡、平和。技术上要求发力位置靠前，重力相对减少，口风变小，气流较缓，方向略微向前、向上，手指无过多修饰。
此外，有些乐句、乐段需要表现空远、虚幻的意境，那么，就要采用标准音色以外“虚”的音色或泛音来演奏，气流要求小而浅、缓而轻，呼气方向靠前、靠上，音头不甚清晰，音腹振动不很充分，给人若有若无、虚无缥缈的感受。
“琴者一器，声色无穷”②，音色的变化无穷无尽，我们在演奏中应以情感表达为法，以情感音色为用。音色变化是情感表达的基础，而无论什么样的音色变化，都要以艺术表现的需要、情感的需要为轴心，使竹笛演奏艺术在横向的线的形态中获得变化和发展。
注释：
①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中国古代乐论选辑[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1962：71.
②赵晓生.钢琴演奏之道(修订本)[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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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管弦乐学会陶笛考级指导教师培训班，通过陶笛考级指导教师资格考试可以获得资格证。
学员的成绩分为舞台演奏和教学理论两个部分（各占50%），任何一个部分不合格均不能通过。
考核办法如下：
研修班的第五天下午将举办结课汇报音乐会，每位学员必需上台演奏指定曲目（七级以上难度，背奏，60岁以上的老教师可以看谱），组织专家进行现场评判。考试曲目请参阅人民音乐出版社《陶笛考级曲集》。
学员须在研修班结束两周内（9月3日）提交3000字以上的陶笛教学、研究相关论文或教案一篇。我会将组织专家进行对文章进行审阅和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