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0月19日，星期一。纽约股票交易所。这一天成为金融界及实业界的噩梦。持续很久的牛市当天惊人下落，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指数骤跌508点，一天内跌去的股票价值总额是1929年华尔街大崩溃时跌去价值总额的两倍。混乱中，价值超过6亿美元的股票被抛售。震荡也冲击到东京和伦敦。一个中国的年轻人观望了这场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混乱。后来，有人称他为“华人圈里第一个目睹了‘黑色星期一’的人”。他就是王波明，中国证券市场创立中的自发推动者。那时，他刚从哥伦比亚大学拿到法学硕士学位，在纽约交易所做数据整理员，满怀着年轻人的激情，雄心勃勃地期待开创一番事业。在这个年轻人眼里，“黑色星期一”背后的传奇性和神秘，远远超过了它的灰暗和恐怖。旁观者清，王波明对证券市场的作用有了深入的了解。他觉得证券市场能为中国进一步的改革大展身手。推动中国证券市场的建立，成为他的理想之一。尽管历史是多种因素的综合，但是，总有一些身影在历史远去的时候异常清晰。王波明即是其一。 1988年下半年，王波明和同是海归的高西庆一起，给高层写了封信，大意是：中国的农村改革在1986年已经基本完成，而城市经济改革刚刚开始，而城市经济改革，首先就是金融改革、股份制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他们是幸运的，他们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因为在同时，以国家体改委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体改办为主的政府部门，也开始探讨建立中国资本市场的可行性。1988年9月8日，北京万寿宾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在这里悄然举行。这拉开了中国资本市场创立的序幕。该会议是以国家体改委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体改办的名义组织的，名为“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当时，王波明刚从纽约股票交易所辞职回国大约两三个月，他也参加了这个会。当时到会的一共有一二十人，包括时任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刘鸿儒、中创公司总经理张晓彬、中农信公司总经理王岐山，以及时任外贸部部长助理的周小川等。多年以后，《证券市场周刊》总编方泉在一个讲述中国证券市场历史的会议上，称他们是“年轻的有先见头脑的金融官僚”。该会议就如何组建北京证券交易所方面进行了讨论。当时，张晓彬介绍了他和王岐山共同草拟的建立北京股票交易所的建议书。会议对交易所应该设在北京还是上海，争论很热烈。会议之后，人民银行牵头组织编写材料，最后定下来由中创公司组织策划，提供经费和办公场所。于是张晓彬、高西庆、陈大刚和王波明等人，共同编写了《关于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也就是后来被简称的“白皮书”）。他们充分运用在国外的所学，搭建起了中国证券市场的一个基本框架。当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拿到了“白皮书”以后，很快就回复，表示要专门召开汇报会，这就有了1988年11月9日的“中南海汇报会”。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表示：先由基层自发研究，然后变自发为国家有组织地研究和筹划。后来被总结为“民间推动，政府支持”。1989年1月15日，九家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负责人在北京饭店发起了一个会，讨论中国证券市场早期的筹备工作。很多国家级的金融机构也参加了会议。这被戏称为“北京华尔街会议”。“九大非银金融机构包括中信、光大、北京国投、中创等，最后确定，参与这个事情的公司要每家拿出50万元人民币，作为组建机构的经费。”方泉介绍说。这个机构就取名为“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后来又正式更名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成立时间是1989年3月15日，王波明出任副总干事，理事长为经叔平。 证券交易所应该建在北京还是上海？这是一个问题。1990年三四月份，时任上海市长的朱镕基知道“联办”后，向他们发出了邀请，并表示可以解决他们的户口问题。成立了筹划交易所小组，尉文渊任组长。1990年8月，中央出台《开发浦东纲要》，明确提出把上海建成远东金融中心。这时候，上海和深圳开始争夺中国第一个证券市场的开业权。北京，已经被落在后面。一个插曲是：朱镕基在加拿大访问时，就宣布上海要建立自己的证券交易所，而且年底就要开张。这使得深圳变得被动起来。不过，深圳还是抢在了前头，1990年12月1日，深交所试营业；同年12月19日，上交所开业。深交所开张的时候，中央还没有批，就用红布盖着牌子，仅搞了一个小仪式，宣布可以交易了，可想而知，交易单自然也寥寥。经过两年的努力，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了。而王波明自股市成型后，一直游离于核心圈外。他一直任职“联办”副总干事，以及“联办”旗下一揽子财经媒体的社长或总编，包括《财经》、《证券市场周刊》、和讯网等。王波明如今为人低调，《财经》联席主编杨大明回忆说，他只接受过王安的采访，当时王是在写一本书。或许，面对自己曾经那么投入的一个事业成果——在风雨中跌跌撞撞成长的中国股市，王波明应是无语最好。这位股市的设计者之一，依然率性，骨子里依然崇尚勇敢，依然用漫不经心的神态，悠然于这几大财经媒体；叼着烟卷，擎着老茶杯，在烟雾缭绕里，怀揣着对激情的膜拜，继续打造他的梦想。
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总干事财讯传媒集团董事局主席中国国债协会理事《财经》杂志总编《证券市场周刊》社长哥伦比亚大学国际金融硕士。曾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任经济师,参与中国初期资本市场的建立，包括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筹建；参与设计了中国第一个投资基金，从而开创了中国机构投资者的先河；曾被世界经济论坛推选为“全球未来领导”成员。王波明作为证券市场的早期主要推动人之一积极推动、策划并参与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创建。
王波明厉害。王波明，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金融专业，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的一批留学生之一，曾在美国纽约交易所任职。1987年回国后，积极推动、策划并参与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创建。1990年代初，亲自组织和实施了许多重大项目的投资，开创了多项投融资先例，是中国投资方面资深专家和经济学家，现任中国证券市场设计研究中心总干事、《证券市场周刊》《财经》社长。是非常厉害的人物。
1987年10月19日，星期一。纽约股票交易所。这一天成为金融界及实业界的噩梦。持续很久的牛市当天惊人下落，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指数骤跌508点，一天内跌去的股票价值总额是1929年华尔街大崩溃时跌去价值总额的两倍。混乱中，价值超过6亿美元的股票被抛售。震荡也冲击到东京和伦敦。一个中国的年轻人观望了这场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混乱。后来，有人称他为“华人圈里第一个目睹了‘黑色星期一’的人”。他就是王波明，中国证券市场创立中的自发推动者。那时，他刚从哥伦比亚大学拿到法学硕士学位，在纽约交易所做数据整理员，满怀着年轻人的激情，雄心勃勃地期待开创一番事业。在这个年轻人眼里，“黑色星期一”背后的传奇性和神秘，远远超过了它的灰暗和恐怖。旁观者清，王波明对证券市场的作用有了深入的了解。他觉得证券市场能为中国进一步的改革大展身手。推动中国证券市场的建立，成为他的理想之一。尽管历史是多种因素的综合，但是，总有一些身影在历史远去的时候异常清晰。王波明即是其一。 1988年下半年，王波明和同是海归的高西庆一起，给高层写了封信，大意是：中国的农村改革在1986年已经基本完成，而城市经济改革刚刚开始，而城市经济改革，首先就是金融改革、股份制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他们是幸运的，他们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因为在同时，以国家体改委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体改办为主的政府部门，也开始探讨建立中国资本市场的可行性。1988年9月8日，北京万寿宾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在这里悄然举行。这拉开了中国资本市场创立的序幕。该会议是以国家体改委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体改办的名义组织的，名为“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当时，王波明刚从纽约股票交易所辞职回国大约两三个月，他也参加了这个会。当时到会的一共有一二十人，包括时任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刘鸿儒、中创公司总经理张晓彬、中农信公司总经理王岐山，以及时任外贸部部长助理的周小川等。多年以后，《证券市场周刊》总编方泉在一个讲述中国证券市场历史的会议上，称他们是“年轻的有先见头脑的金融官僚”。该会议就如何组建北京证券交易所方面进行了讨论。当时，张晓彬介绍了他和王岐山共同草拟的建立北京股票交易所的建议书。会议对交易所应该设在北京还是上海，争论很热烈。会议之后，人民银行牵头组织编写材料，最后定下来由中创公司组织策划，提供经费和办公场所。于是张晓彬、高西庆、陈大刚和王波明等人，共同编写了《关于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也就是后来被简称的“白皮书”）。他们充分运用在国外的所学，搭建起了中国证券市场的一个基本框架。当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拿到了“白皮书”以后，很快就回复，表示要专门召开汇报会，这就有了1988年11月9日的“中南海汇报会”。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表示：先由基层自发研究，然后变自发为国家有组织地研究和筹划。后来被总结为“民间推动，政府支持”。1989年1月15日，九家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负责人在北京饭店发起了一个会，讨论中国证券市场早期的筹备工作。很多国家级的金融机构也参加了会议。这被戏称为“北京华尔街会议”。“九大非银金融机构包括中信、光大、北京国投、中创等，最后确定，参与这个事情的公司要每家拿出50万元人民币，作为组建机构的经费。”方泉介绍说。这个机构就取名为“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后来又正式更名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成立时间是1989年3月15日，王波明出任副总干事，理事长为经叔平。 证券交易所应该建在北京还是上海？这是一个问题。1990年三四月份，时任上海市长的朱镕基知道“联办”后，向他们发出了邀请，并表示可以解决他们的户口问题。成立了筹划交易所小组，尉文渊任组长。1990年8月，中央出台《开发浦东纲要》，明确提出把上海建成远东金融中心。这时候，上海和深圳开始争夺中国第一个证券市场的开业权。北京，已经被落在后面。一个插曲是：朱镕基在加拿大访问时，就宣布上海要建立自己的证券交易所，而且年底就要开张。这使得深圳变得被动起来。不过，深圳还是抢在了前头，1990年12月1日，深交所试营业；同年12月19日，上交所开业。深交所开张的时候，中央还没有批，就用红布盖着牌子，仅搞了一个小仪式，宣布可以交易了，可想而知，交易单自然也寥寥。经过两年的努力，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了。而王波明自股市成型后，一直游离于核心圈外。他一直任职“联办”副总干事，以及“联办”旗下一揽子财经媒体的社长或总编，包括《财经》、《证券市场周刊》、和讯网等。王波明如今为人低调，《财经》联席主编杨大明回忆说，他只接受过王安的采访，当时王是在写一本书。或许，面对自己曾经那么投入的一个事业成果——在风雨中跌跌撞撞成长的中国股市，王波明应是无语最好。这位股市的设计者之一，依然率性，骨子里依然崇尚勇敢，依然用漫不经心的神态，悠然于这几大财经媒体；叼着烟卷，擎着老茶杯，在烟雾缭绕里，怀揣着对激情的膜拜，继续打造他的梦想。
你说的财经杂志吗？财经杂志的执行主编是何刚，管内容的；幕后老板是总编王波明，他同时也是《财经》隶属的联办传媒集团的董事局主席。
1987年10月19日，星期一。纽约股票交易所。这一天成为金融界及实业界的噩梦。持续很久的牛市当天惊人下落，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指数骤跌508点，一天内跌去的股票价值总额是1929年华尔街大崩溃时跌去价值总额的两倍。混乱中，价值超过6亿美元的股票被抛售。震荡也冲击到东京和伦敦。一个中国的年轻人观望了这场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混乱。后来，有人称他为“华人圈里第一个目睹了‘黑色星期一’的人”。他就是王波明，中国证券市场创立中的自发推动者。那时，他刚从哥伦比亚大学拿到法学硕士学位，在纽约交易所做数据整理员，满怀着年轻人的激情，雄心勃勃地期待开创一番事业。在这个年轻人眼里，“黑色星期一”背后的传奇性和神秘，远远超过了它的灰暗和恐怖。旁观者清，王波明对证券市场的作用有了深入的了解。他觉得证券市场能为中国进一步的改革大展身手。推动中国证券市场的建立，成为他的理想之一。尽管历史是多种因素的综合，但是，总有一些身影在历史远去的时候异常清晰。王波明即是其一。 1988年下半年，王波明和同是海归的高西庆一起，给高层写了封信，大意是：中国的农村改革在1986年已经基本完成，而城市经济改革刚刚开始，而城市经济改革，首先就是金融改革、股份制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他们是幸运的，他们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因为在同时，以国家体改委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体改办为主的政府部门，也开始探讨建立中国资本市场的可行性。1988年9月8日，北京万寿宾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在这里悄然举行。这拉开了中国资本市场创立的序幕。该会议是以国家体改委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体改办的名义组织的，名为“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当时，王波明刚从纽约股票交易所辞职回国大约两三个月，他也参加了这个会。当时到会的一共有一二十人，包括时任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刘鸿儒、中创公司总经理张晓彬、中农信公司总经理王岐山，以及时任外贸部部长助理的周小川等。多年以后，《证券市场周刊》总编方泉在一个讲述中国证券市场历史的会议上，称他们是“年轻的有先见头脑的金融官僚”。该会议就如何组建北京证券交易所方面进行了讨论。当时，张晓彬介绍了他和王岐山共同草拟的建立北京股票交易所的建议书。会议对交易所应该设在北京还是上海，争论很热烈。会议之后，人民银行牵头组织编写材料，最后定下来由中创公司组织策划，提供经费和办公场所。于是张晓彬、高西庆、陈大刚和王波明等人，共同编写了《关于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也就是后来被简称的“白皮书”）。他们充分运用在国外的所学，搭建起了中国证券市场的一个基本框架。当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拿到了“白皮书”以后，很快就回复，表示要专门召开汇报会，这就有了1988年11月9日的“中南海汇报会”。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表示：先由基层自发研究，然后变自发为国家有组织地研究和筹划。后来被总结为“民间推动，政府支持”。1989年1月15日，九家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负责人在北京饭店发起了一个会，讨论中国证券市场早期的筹备工作。很多国家级的金融机构也参加了会议。这被戏称为“北京华尔街会议”。“九大非银金融机构包括中信、光大、北京国投、中创等，最后确定，参与这个事情的公司要每家拿出50万元人民币，作为组建机构的经费。”方泉介绍说。这个机构就取名为“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后来又正式更名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成立时间是1989年3月15日，王波明出任副总干事，理事长为经叔平。 证券交易所应该建在北京还是上海？这是一个问题。1990年三四月份，时任上海市长的朱镕基知道“联办”后，向他们发出了邀请，并表示可以解决他们的户口问题。成立了筹划交易所小组，尉文渊任组长。1990年8月，中央出台《开发浦东纲要》，明确提出把上海建成远东金融中心。这时候，上海和深圳开始争夺中国第一个证券市场的开业权。北京，已经被落在后面。一个插曲是：朱镕基在加拿大访问时，就宣布上海要建立自己的证券交易所，而且年底就要开张。这使得深圳变得被动起来。不过，深圳还是抢在了前头，1990年12月1日，深交所试营业；同年12月19日，上交所开业。深交所开张的时候，中央还没有批，就用红布盖着牌子，仅搞了一个小仪式，宣布可以交易了，可想而知，交易单自然也寥寥。经过两年的努力，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了。而王波明自股市成型后，一直游离于核心圈外。他一直任职“联办”副总干事，以及“联办”旗下一揽子财经媒体的社长或总编，包括《财经》、《证券市场周刊》、和讯网等。王波明如今为人低调，《财经》联席主编杨大明回忆说，他只接受过王安的采访，当时王是在写一本书。或许，面对自己曾经那么投入的一个事业成果——在风雨中跌跌撞撞成长的中国股市，王波明应是无语最好。这位股市的设计者之一，依然率性，骨子里依然崇尚勇敢，依然用漫不经心的神态，悠然于这几大财经媒体；叼着烟卷，擎着老茶杯，在烟雾缭绕里，怀揣着对激情的膜拜，继续打造他的梦想。
王波明。王波明担任广东《财经》杂志总编辑，杨浪担任《财经》杂志副总编辑，何刚为《财经》杂志执行主编，法蛮担任《财经》杂志副主编。
王波明厉害。王波明，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金融专业，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的一批留学生之一，曾在美国纽约交易所任职。1987年回国后，积极推动、策划并参与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创建。1990年代初，亲自组织和实施了许多重大项目的投资，开创了多项投融资先例，是中国投资方面资深专家和经济学家，现任中国证券市场设计研究中心总干事、《证券市场周刊》《财经》社长。是非常厉害的人物。
1987年10月19日，星期一。纽约股票交易所。这一天成为金融界及实业界的噩梦。持续很久的牛市当天惊人下落，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指数骤跌508点，一天内跌去的股票价值总额是1929年华尔街大崩溃时跌去价值总额的两倍。混乱中，价值超过6亿美元的股票被抛售。震荡也冲击到东京和伦敦。一个中国的年轻人观望了这场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混乱。后来，有人称他为“华人圈里第一个目睹了‘黑色星期一’的人”。他就是王波明，中国证券市场创立中的自发推动者。那时，他刚从哥伦比亚大学拿到法学硕士学位，在纽约交易所做数据整理员，满怀着年轻人的激情，雄心勃勃地期待开创一番事业。在这个年轻人眼里，“黑色星期一”背后的传奇性和神秘，远远超过了它的灰暗和恐怖。旁观者清，王波明对证券市场的作用有了深入的了解。他觉得证券市场能为中国进一步的改革大展身手。推动中国证券市场的建立，成为他的理想之一。尽管历史是多种因素的综合，但是，总有一些身影在历史远去的时候异常清晰。王波明即是其一。 1988年下半年，王波明和同是海归的高西庆一起，给高层写了封信，大意是：中国的农村改革在1986年已经基本完成，而城市经济改革刚刚开始，而城市经济改革，首先就是金融改革、股份制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他们是幸运的，他们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因为在同时，以国家体改委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体改办为主的政府部门，也开始探讨建立中国资本市场的可行性。1988年9月8日，北京万寿宾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在这里悄然举行。这拉开了中国资本市场创立的序幕。该会议是以国家体改委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体改办的名义组织的，名为“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当时，王波明刚从纽约股票交易所辞职回国大约两三个月，他也参加了这个会。当时到会的一共有一二十人，包括时任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刘鸿儒、中创公司总经理张晓彬、中农信公司总经理王岐山，以及时任外贸部部长助理的周小川等。多年以后，《证券市场周刊》总编方泉在一个讲述中国证券市场历史的会议上，称他们是“年轻的有先见头脑的金融官僚”。该会议就如何组建北京证券交易所方面进行了讨论。当时，张晓彬介绍了他和王岐山共同草拟的建立北京股票交易所的建议书。会议对交易所应该设在北京还是上海，争论很热烈。会议之后，人民银行牵头组织编写材料，最后定下来由中创公司组织策划，提供经费和办公场所。于是张晓彬、高西庆、陈大刚和王波明等人，共同编写了《关于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也就是后来被简称的“白皮书”）。他们充分运用在国外的所学，搭建起了中国证券市场的一个基本框架。当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拿到了“白皮书”以后，很快就回复，表示要专门召开汇报会，这就有了1988年11月9日的“中南海汇报会”。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表示：先由基层自发研究，然后变自发为国家有组织地研究和筹划。后来被总结为“民间推动，政府支持”。1989年1月15日，九家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负责人在北京饭店发起了一个会，讨论中国证券市场早期的筹备工作。很多国家级的金融机构也参加了会议。这被戏称为“北京华尔街会议”。“九大非银金融机构包括中信、光大、北京国投、中创等，最后确定，参与这个事情的公司要每家拿出50万元人民币，作为组建机构的经费。”方泉介绍说。这个机构就取名为“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后来又正式更名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成立时间是1989年3月15日，王波明出任副总干事，理事长为经叔平。 证券交易所应该建在北京还是上海？这是一个问题。1990年三四月份，时任上海市长的朱镕基知道“联办”后，向他们发出了邀请，并表示可以解决他们的户口问题。成立了筹划交易所小组，尉文渊任组长。1990年8月，中央出台《开发浦东纲要》，明确提出把上海建成远东金融中心。这时候，上海和深圳开始争夺中国第一个证券市场的开业权。北京，已经被落在后面。一个插曲是：朱镕基在加拿大访问时，就宣布上海要建立自己的证券交易所，而且年底就要开张。这使得深圳变得被动起来。不过，深圳还是抢在了前头，1990年12月1日，深交所试营业；同年12月19日，上交所开业。深交所开张的时候，中央还没有批，就用红布盖着牌子，仅搞了一个小仪式，宣布可以交易了，可想而知，交易单自然也寥寥。经过两年的努力，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了。而王波明自股市成型后，一直游离于核心圈外。他一直任职“联办”副总干事，以及“联办”旗下一揽子财经媒体的社长或总编，包括《财经》、《证券市场周刊》、和讯网等。王波明如今为人低调，《财经》联席主编杨大明回忆说，他只接受过王安的采访，当时王是在写一本书。或许，面对自己曾经那么投入的一个事业成果——在风雨中跌跌撞撞成长的中国股市，王波明应是无语最好。这位股市的设计者之一，依然率性，骨子里依然崇尚勇敢，依然用漫不经心的神态，悠然于这几大财经媒体；叼着烟卷，擎着老茶杯，在烟雾缭绕里，怀揣着对激情的膜拜，继续打造他的梦想。
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总干事财讯传媒集团董事局主席中国国债协会理事《财经》杂志总编《证券市场周刊》社长哥伦比亚大学国际金融硕士。曾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任经济师,参与中国初期资本市场的建立，包括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筹建；参与设计了中国第一个投资基金，从而开创了中国机构投资者的先河；曾被世界经济论坛推选为“全球未来领导”成员。王波明作为证券市场的早期主要推动人之一积极推动、策划并参与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创建。
1985年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获理学学士、法学硕士。1985年-1989年：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统计分析室副主任、四组副组长。期间先后被派往日本、美国研究农村政策问题。1990年-1992年：农业部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国际部主任、副研究员。1990年以来：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联办）研究开发部副主任、《证券市场周刊》编委、主编、《财经》杂志编委、副总编；联办房地产部总经理、青海信托副总经理、深圳宝雅董事长；联办媒体事业部总经理、财讯传媒执行董事等。2009年9月兼任《财经》总经理，辞去《财经》编委、副总编职务。终身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