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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研究史记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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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研究史记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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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是中国西汉时期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史学名著,原称《太史公记》。列“二十四史”之首,《史记》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史记》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作者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编辑本段]【作者简介】 司马迁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西汉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芝川镇)人。著有《史记》,《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司马迁赋》八篇;《隋书·经籍志》有《司马迁集》一卷。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十多年后,终于完成。 司马迁早在20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轶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 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38岁时,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机会阅览汉朝官藏的图书、档案以及各种史料。他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等到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我国第一部历书《太初历》完成,司马迁就开始撰写《史记》。 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司马迁因为替李陵辩护,而被关入监狱,并处以宫刑。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司马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直到汉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史记》全书得以完成。 作者年表 公元前145年(汉景帝中元五年),生于龙门。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建元元年),6岁,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太史公自序》:“谈为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 公元前136年(汉武帝建元五年),10岁,在夏阳耕读。《太史公自序》:“耕牧河山阳,年十岁,则诵古文。” 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建元六年),11岁。窦太后死,汉武帝罢黜黄老之言,发动尊儒。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元光元年),12岁。是年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司马迁时在夏阳耕读,时在长安求学。 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元朔二年),19岁,从夏阳迁居长安。从孔安国学《尚书》,从董仲舒学《春秋》。孔安国为侍中。 公元前126年(汉武帝元朔三年),20岁,开始外出游历,回长安后,为汉武帝近侍郎中,随汉武帝到过平凉、崆峒,又奉使巴蜀。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元封元年),36岁。汉武帝封禅泰山,司马谈病死洛阳。司马迁到泰山参加封禅。 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38岁,正式做太史令,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 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太初元年),42岁,《太初历》完成,开始编写《史记》。 公元前99年(汉武帝天汉二年),47岁,汉武帝攻打匈奴,骑都尉李陵投降。司马迁为其辩护,下狱,遭宫刑。(不过《史记》一半左右都是在他入狱的时间中完成的) 公元前96年(汉武帝太始元年),50岁,汉武帝改元大赦。司马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 公元前91年(汉武帝征和二年),55岁,《史记》全书完成。[编辑本段]【成书原因】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而是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为继承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 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 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 《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 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 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司马迁身为太史公,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 在《报任安书》中也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 【成书原因】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而是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为继承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 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 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 《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 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 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司马迁身为太史公,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 在《报任安书》中也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编辑本段]【最激动人心的思想】 表现进步的民族观 进步的经济思想 强烈的民主性批判性 贯穿全书的豪迈的人生观,生死观,价值观[编辑本段]【创作态度】 严谨实录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 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客观公正 司马迁坚持“实录”精神,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 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 司马迁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汉武帝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评价分明 项羽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 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 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 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编辑本段]【内容体例】 内容结构 《史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一十五字。其中的本纪和列传是主体。 “本纪”是全书提纲,按年月时间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 “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 “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 “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和特别重要人物事迹。 “列传”是重要人物和少数民族的传记。 文章内容 《史记》的文章可分成两个部分:前面的正文是人物的生平描述,这部分皆以代表性事件或逸事衔接交杂而成;正文后面会加上作者的评论或感想,通常以“太史公曰”为起头,内容或有作者的个人经历,或有对人物的评价,或有收集资料的过程,但仍以评论题材人物的性格与行事为主,这也呼应司马迁在自序中“究天人之际”的写作目标。 编撰主旨 按司马迁所说,编写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究天人之际”:是探究天道和人事的关系,作者批判了原来的“神意天命论”,提出了“帝王中心论”。 “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历史的发展实况及其规律。 参考内容 《史记》参考了众多典籍,如《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和诸子百家等,同时参考档案、民间古文书籍。司马迁还亲自采访,进行实地调查,然后对材料精心选择使用,治学态度异常严谨。 汉代之前的历史著作在内容、史事、材料、作者编撰水平上都无法和《史记》相比。《史记》不但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基本都用这种体裁撰写。同时,书中的文字生动性,叙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 体例结构 本纪 实际上就是帝王的传记,因为帝王是统理国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脑,为他们作纪传而名之曰“本纪“,正所以显示天下本统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纲纪的缘故。同时,也是全书的总纲,是用编年体的方法记事的。在“本纪”的写作中,司马迁采取了详今略远的办法,时代愈远愈略,愈近愈详。 “本纪”托始黄帝,是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师。将项羽列入“本纪”,一是秦汉间几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 书 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无法撰写成书的。班固《汉书》改称“志”,成为通例。“书”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孔子世家 是记载诸侯国之事的。这因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也就给了他们的传记叫做世家。从西周的大分封开始,发展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先后称霸称雄,盛极一时,用“世家”体裁记述这一情况,是非常妥当的。 司马迁把孔子和陈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种例外。孔子虽非王侯,但却是传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况汉武帝时儒学独尊,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将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领域的现实情况。 至于陈涉,不但是首先起义亡秦的领导者,且是三代以来以平民起兵而反残暴统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司马迁将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业和汤放桀,武王伐纣,孔子作《春秋》相比,将他写成为震撼暴秦帝国统治、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英雄,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 列传 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 单传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 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 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 司马迁把当时我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也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编辑本段]【全书篇目】 本纪

关于《史记》思想性的几点思考传统观点认为,《史记》是一部有着丰富人民性的著作,并认为司马迁的思想是与封建正统思想相对立的。这种观点的最大缺陷是割离了个人与社会的联系,把司马迁超然于时代之外《。史记》的思想性是丰富的、多层次的,也是矛盾的,司马迁的价值观还是统治阶级的,他的历史观依然是帝王史观,是英雄创造历史,人民群众不过是帝王将相的有益补充,其人民性不过是司马迁正统思想价值的偏移。!关键词《#史记》;司马迁;价值取向;历史观;封建正统思想目前关于《史记》思想性的论述甚多,但对于其思想性的定位似乎都不够准确,故旧话重提,结合笔者研读《史记》的体会谈几点思考。首先要承认的是,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各种思潮斗争激烈的时代,儒、道、名、法等思想间既相互斗争又兼容并蓄。这种时代特征,反映到司马迁思想上就表现为多面性与矛盾性,那么反映到《史记》中,其思想性肯定就不会是单一的、纯粹的,而应是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的,甚至是矛盾的。同时,在《史记》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各种倾向思想的地位也不会是同等的,其中肯定有个核心,有个主流。一、关于《陈涉世家》陈胜、吴广起义为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之滥觞,特别是陈胜,虽然仅只“王六月”,但对推翻秦朝统治是功不可没的。为此,司马迁把他归入与诸侯等列的“世家”篇。《太史公自序》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把陈涉与汤、武相提并论,这个评价不能说不高。那么,司马迁到底是如何看待陈涉起义的?把他列入“世家”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这两个问题是我们认识《陈涉世家》的基础,也是我们界定《史记》思想性的一个突破口。韩兆琦指出:“《陈涉世家》是为整个农民军而不是只为陈涉一人立传。”!"#$%&’(“)司马迁高度地评价陈涉,是与他一贯地重视下层人民、重视人民群众力量的进步思想分不开的。”!"#$%&’’)并由此而得出结论说“:这是一首最早的农民战争的颂歌,是作者进步历史观的集中表现。”!"#$"*+)杨燕起认为:“司马谈父亲司马喜‘为五大夫’,这是秦爵二十级中的第九级。汉初治用,相当于大夫,虽为高爵,得免役,但仅是统治阶级中的一个下层人物。《史记》记述之能关注社会经济生活及下层官吏与民众的疾苦,与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的家世也会有重要关系。”&!(’()*#)还有的研究者甚至说:“《史记》是一部‘人民历史’,而司马迁是‘人民历史’的开创者……司马迁站在农民的立场,歌颂了农民起义。“”司马迁是‘人民歌手’。”&+’上面提到的几段论述都出自《史记》研究名家,具有一定代表性。笔者认为,这些看法没有把握住司马迁的本意,将其思想中的人民性因子夸大了,因而也就把司马迁的思想性拔高了。谢贵安指出:“建国以来,史学界一直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史记》有‘人民性’,‘处处从人民立场上来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支撑这种观点的主要证据有四:一是司马迁‘大胆地歌颂农民起义领袖的历史功绩’;二是‘写了不少游侠、刺客、龟策、日者、货殖等下层社会的人物’;三是‘热情地颂扬了那些对国家民族有贡献、对广大人民有过好处的历史人物’;四是‘司马迁从同情广大被压迫人民出发’,‘敢于揭发和抨击那些强暴的统治者及其御用的大小爪牙的各种罪行’。这种观点及其证据是错误的。”&,’显然,尽管这四点证据反映了司马迁有同情人民、反对暴政的一面,但要证明司马迁“一贯地重视下层人民”《、史记》是一部“人民的历史”是不够的。“史书的整体性质是由其价值取向来决定的……而价值取向有时会因作者本人感情波动的冲击而偏离整体性质。”&,’那么,就《史记》的价值取向而言,笔者认为应该还是统治阶级的。《太史公自序》说:“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泽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从这段文字中能梳理出三条信息:一是表现出了一种对汉家盛世的自豪感,这也是对汉武帝文治武功的最大肯定;二是说明《太史公书》的内容是“载明圣盛德,述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录先人所言”;三是表明了司马迁在写作方法上,是尽力保持历史的原貌,尽量避免将个人的情感掺杂其中。前两条都说明《史记》的价值取向是为汉王朝歌功颂德的,是为表彰明主贤君、忠臣义士的。清人赵翼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世家”篇除了陈涉和孔子外!,其余不是诸侯就是显贵,而“列传”中除《日者列传》等极少数篇幅外,其他的传主都与“人民群众”扯不上关系。这也证明了《史记》记人叙事是以帝王将相的活动为中心的,所表现出来的价值观是统治阶级的价值观。第三条信息表明:对于帝王将相也好,对于平民百姓也好,司马迁都是意图按照“实录”的原则把他们原原本本地写出来,即其所说的“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他对《陈涉世家》的处理也是这样,只是尽量展现这次农民暴动的整个过程。当然,记载历史不是像兰克"所强调的那样,严格奉行“纯粹客观主义”,超然于历史之外的历史学家是没有的,历史学家的情感体验必然会干预历史,甚至左右历史。《史记》一书中有司马迁自己的影子,这是必须承认的。作为一位思想家,他的感情是丰富细腻的,也是异常敏感的。在其统治阶级的价值观里面,包含有人民性的因子,凭着思想家的敏锐观察力,他从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下层人群所受的苦难,从而表现出同情,这就是《史记》整体性质的偏离。白寿彝说:“有人把司马迁抬得太高,说他歌颂陈胜等农民领袖,歌颂农民起义。实际上没有这种事情。但他的思想,在当时来说,的确反映了人民群众的一些愿望。”&.’((/")但更主要的是,司马迁从秦末农民战争中看到了下层群众的巨大威力,认识到要想巩固汉王朝江山一统的牢固地位就必须调解、缓和社会矛盾,特别是缓和统治阶级与广大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司马迁如实纪录这场农民暴动,其用意是很明显的,就是想要给汉朝统治者以警醒。所以,从这个角度看,“《陈涉世家》是为整个农民军而不是只为陈涉一人立传”的说法是有道理的,这是司马迁写《陈涉世家》的第一层意思。其次,西汉王朝是秦末农民大起义的产物,刘邦虽是个亭长,但在秦二十级爵位中是排不上号的,只能划入“民”一类。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汉是一个由农民政权建立的王朝,那么这个政权与陈涉的“楚”政权之间是有传承关系的。之所以把陈涉写入“世家”,司马迁看重的是“由涉首事也”,陈涉对西汉政权的建立是有功的。事实证明,整个西汉一朝,从来没有把陈涉当成过“盗贼”,相反,“高祖时为陈涉置守冢三十家砀,至今血食”&%(’卷,《)陈涉世家》,(/#./)。汉景帝时,黄生与辕固生之间关于“汤武弑君”与“汤武受命”的著名辩论,正是肯定了陈涉起义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司马迁的这种思想不但与“人民性”毫无关联,而且是相当正统的。这应该是司马迁高度评价陈涉及把他写进“世家”篇的真正原因。二、关于“帝王史观”与“人民史观”司马迁的价值观就其主体来说是统治阶级的,但是包含有人民性的因子。问题是,司马迁思想中人民性因子到底占多大的比重?这个比重会不会随具体情况的变化而改变?另一个问题是,司马迁所说的“人”的作用,究竟指的是哪些人?侯外庐说:“《史记》大量记录了普通人民的生活,这正表现了他是把人民的生活作为历史主体和研究对象的。”!"#这是把“民”与“下层劳动人民”等同起来了。白寿彝说:“司马迁所说的人的作用,究竟是指哪些人?从《史记》看来,还是指杰出的个别人物……司马迁认为在历史上起作用最大的还是帝王将相……司马迁怎样估计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我认为,他在一定程度上是看到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的……有的同志认为,司马迁歌颂了农民起义,我认为司马迁还做不到这一点。我的看法是:他还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历史上起了决定作用,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认识到人民群众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司马迁承认人民群众有一定的作用,但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并不是他们,而是个别的领袖人物。”!$#%&’’(黑格尔有一句名言“:人们总是很容易把我们所熟悉的东西加到古人身上去,改变了古人。”!)(#&’’’)一些研究者正是把现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价值观不恰当地加到了司马迁身上。班固给《史记》下的论断是“不虚美,不隐恶”,这个论断对于当今我们评价司马迁和《史记》也同样适用。张大可说:“(《史记》)发凡起例的宗旨有三端:一曰效周公歌文武之德;二曰继《春秋》效孔子‘修旧起废’,为人伦立准则;三曰颂汉兴一统,论载‘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合此三端,即以人物为中心,帝王将相为主干,颂一统之威德,正是秦汉中央集权政治在学术思想上的反映……司马迁推崇道家,只不过是文景时代政治思想遗留的一种反映而已。他反对独尊儒术,但倡导融会百家思想为一体,自成一家之言,与汉武帝统一思想的方向是一致的。”!’*(#&+")这个分析是比较理性的。另外,《史记》固然是一部以帝王将相为研究主体的通史,但人是社会性的,帝王将相的关系必然要涵盖整个社会,只有把他们放到整个社会之中去考察,才能揭示出他们的本来面目,像《史记》这样的宏篇巨著,它的笔触必然要涉及到普通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作为封建士大夫的司马迁以及他所处的时代决定了他只可能把帝王将相作为他的历史研究主体,普通人民的生活只能是帝王将相生活的补充,所谓的“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是不折不扣的“为统治阶级献治安策”。其实,《太史公自序》向我们交代了《史记》的写作动因:“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这就是说他的《史记》是以宣扬西汉盛世、以载明圣盛德、以述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为内容的。他的道德观、价值观都是以儒家正统思想为标准的,他理想的政治模式,还只是停留在“王道”的水平上。另外,从《史记》的体例来看,也能明确地看出这一特点。“《本纪》编年,广载军国大事,摘载诏令制诰,以象征历史发展的统绪。《世家》述开国承家的诸侯。《列传》叙人臣事迹,辅弼君上,如众星之拱卫北辰。这种不同的题名及载述笔法,是一种等级序列。所以纪传史是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历史,形象地照映了封建政体的等级秩序,适应了封建统治者的思想体制。这就是纪传史之被封建王朝颁令为正史的内在原因。”!’’#%&),-)+(所以,司马迁的历史观还是帝王史观。三、关于“正统”与“叛逆”《汉书·司马迁传》中有一段评论.“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卷$/,&/0,")除此之外,历来的研究者还有几个共识:一是认为司马谈的思想是道家,而汉武帝时代的思想主流则是儒家,司马迁受其父影响,所以他的思想是非正统的;二是认为司马迁反对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感应学说,而这些东西在当时是正统的;第三是认为司马迁揭露批判了以汉武帝为首的封建统治阶级的种种罪恶,“歌颂了农民起义和游侠、货殖、龟策、日者等下层人民”,这是一种“叛逆”思想。由此得出结论:司马迁的思想是与正统思想相对立的叛逆思想。如白寿彝说:“和董仲舒的正统思想相反的,是以司马迁为代表的一派思想。”!$#(&/’“)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实际上是同以董仲舒为代表的阴阳五行禁忌学说、正统儒学相对立的。”!$(#&,*“)司马迁‘究天人之际’,把自然现象的天和阴阳五行的迷信说法分开,并把迷信说法的历史来源、迷信活动的历史过程加以揭露,是对汉武帝封建专制主义政权的一个打击,本质上是和统治阶级思想对立的。”!$(#&,1)俞樟华也认为“:汉武帝为了控制舆论,统一思想,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在儒家思想成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而占据整个社会之际,司马迁的一家之言是不受欢迎的,是必然要受到冷落,乃至于遭到打击的。”&’()其实,班固的这个评论是站不住脚的。比如他说“是非颇缪于圣人”“,圣人”是以谁为标准?在当时而言无非是指孔子了,而实际上司马迁就是以孔子的继承者自居的,他的《史记》也是仿效《春秋》而作,司马迁的思想在许多方面都是与孔子相同的,这“是非颇缪于圣人”又从何说起?司马迁的思想主流是正统的,这点是无疑的,否则封建统治者也不会把《史记》列为正史之首。至于班固与司马迁的分歧,我们应该从更深层次去认识,实际上,两人的思想指向都是一样的,都是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不过是方式不同而已,两人是“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至于司马谈父子的思想倾向问题。汉武帝虽然“独尊儒术”,但他并没有压制其他思想。而司马谈父子的思想体系中儒家思想的底蕴是很深厚的,只不过他们是偏向于先秦的“醇儒”而远离西汉的“俗儒”而已,所以司马谈父子与汉武帝之间思想冲突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太史公自序》说:“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这说明司马谈之“发凡起例”,一为效法孔子总结历史,二为宣汉之盛世。所以清代钱大昕指出:“《史记》的微旨有三:一曰抑秦,二曰尊汉,三曰纪实。”&’*)(卷(《*与梁耀北论史记书》)这恰恰说明司马谈父子的思想是与汉武帝以及整个潮流合拍的,是正统的。张大可说:“(《史记》)发凡起例的宗旨有三端:一曰效周公歌文武之德;二曰继《春秋》效孔子‘修旧起废’,为人伦立准则;三曰颂汉兴一统,论载‘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合此三端,即以人物为中心,帝王将相为主干,颂一统之威德,正是秦汉中央集权政治在学术思想上的反映……司马迁推崇道家,只不过是文景时代政治思想遗留的一种反映而已。他反对独尊儒术,但倡导融会百家思想为一体,自成一家之言,与汉武帝统一思想的方向是一致的。”&’")(+*,)当然,“尊汉”不等于唱赞歌,“所以《史记》的主题既是尊汉,为巩固中央集权的西汉王朝服务,却又暴露了一些专制主义的黑暗,讽刺汉朝皇帝的一些隐私”&’"()+-)。其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向统治阶级献治安策”,是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的。另外,对于司马迁对董仲舒思想的继承问题,我们也应该有个正确认识。董仲舒思想体系中既有“天人感应”思想,也有“灾异”学说,司马迁所批判的,正是董仲舒在当时受到打击的“灾异”学说,而对他被尊为正统的天人感应思想,司马迁则是全盘继承了的。列宁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分析《史记》的思想性,也应该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既要看到司马迁思想中的个性,也要看到他所具有的共性。否则,对司马迁思想倾向的把握就不是全局性的,对《史记》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的评价就会失之偏颇。

《史记》研究性学习活动学生论文逆 水 也 能 行 舟——谈韩信忍辱负重明月如水,疏桐如剑,萧萧寒夜中,太史公披衣而起。一只瘦笔写下了一位千古名将——韩信。人言韩信厚脸皮,却不知这叫忍辱负重。穷困潦倒的他,不得不寄人篱下。他何尝不知寄人篱下的痛楚?他何尝不知大丈夫当自强自立?然而他更知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因此他也就不在乎所谓的脸面了。“跨下之辱”是他一生最大的耻辱,然而他无怨,他反而从中学会了忍,懂得了立世之道。于是他决定进入沙场。我常常惊叹于他的追求,我常常拍案于他的胆识。无数次的碰壁,然而他却始终不屈。先随项梁,项梁兵败被杀,他明白自己应该另择明主。于是他投入项羽帐下,然而却未得重用。他明白了“竖子不足与谋”,于是他投向了汉军……一次次的碰壁,一次次的惨痛,然而承受着过重生命负重的他却没有丧失信心,他不断调整自己的人生方向。命运却偏偏与他做对。经历了这么多的挫折,明明找到了自己的“伯乐”却仍要经历坎坷。虽然只是一介小吏,他却尽心尽职,他认为这是上天在教导他“三军未行,粮草先行”的道理。因此他也就毫无怨言。好不容易“登坛拜将”,本是他平步青云之时,命运却又来给他开玩笑。人言可畏,他遭到人们的轻视、嘲讽。然而在命运遭受无数挫折的他已经成长起来。他不会再屈从于命运,他要战胜命运。井陉大战,一战定威名。他成功了。人们曾嘲讽过他,曾侮辱过他,他承受过太多命运的负重,然而他了解少康,明白姬昌,体谅重耳——他学会了忍辱负重。一挥而就,烈烈寒风之中太史公放下瘦笔,凝望星空。忍辱负重,虽是逆水行舟,但终有出头之日。命运的负重是人生前进的动力。司马迁,我心中的英雄陈 慧此题看后也许有人会笑,耻笑我崇拜一个受了宫刑的人——不是男人的男人,但我是很严肃的。他失去了作为一个男人应有的尊严,但这是他无法的选择。他在苟活与赴死之间也许有过彷徨。人生的意义让他选择了苟活。如果一个人的历史像沙漠中的足迹,风过后,所有的都被覆盖消失,那么这一个人是否真正活过?他不愿那样默默无闻。生命的美好,是因为它能创造辉煌。他为创造生命应有的价值,他在极度屈辱中完成了他生命的杰作——《史记》。我不是司马迁,我也没有能力去想像,站在他的立场该有的承受能力,有的只是站在山脚仰望站在山顶的他。英雄,不一定一生都是金光闪耀,只要在某时某地发挥应有的最大潜能。司马迁,已做到了。假如有一天,让我选择所处的年代,我会毫不犹豫的回到他的时代也成为他的门徒,磕头一百也值得。我愿在他难过时,决然支持他——我心中的英雄。司马迁的痛苦让他欲哭无泪,而我最痛苦时还能挥洒泪水。我的痛苦和他相比简直是水滴与大海的关系。英雄,我无法达到你的高度,但我会努力用最大的力量去承受人生每一次打击,效仿你为完成生命的价值而生存。杂 感 一 则朱 亮我们将要学习《史记》这部历史巨著了。鲁迅先生曾以“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来评价它。从文学角度.历史角度,这无疑是一部百科全书,融会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我们决不否认《史记》的价值性,但对司马迁却有几句肺腑之言,不吐不快。就当时那种封建时代,一个人要想仕途显达一展政治抱负,首当其要的是要有显赫的家世,纵不能如此也要在朝中有些熟人。有句老话叫“朝中无人莫当官”,这就足以揭露当时那种依靠身世或人际关系而走上仕途的社会现象。司马迁一开始做史官,虽无大权,但好歹也是个朝廷命官。就凭这一点他的子孙也可以轻松踏上仕途。但,司马迁下狱将要接受官刑时,他不为自己着想也应为后人着想,他能苟活于世吗?难道一部《史记》就比他的子孙还重要吗?难道他就不相信他的子孙会为他完成吗?其实,说得不客气一点,这就是人的本性——怕死。人就是这样,总喜欢为自己的苟且之事找这样或那样的理由,虽然性命是保住了,但精神与人格上却是遭受了何等的打击。司马迁毕竟是想让后世人知道如何立足于世,如何面对万千大众,又能如何重新踏上个人的成长之路,而这一点足以在后人的心灵深处留下浓重阴影。刘 邦 的 “黑 子” 太 多戴于谦在我没学《高祖本纪》之前,我只知道刘邦就是汉高祖,仅此而已。但是在我学完《高祖本纪》之后,我对刘邦这位汉代开国皇帝有了更深的了解。许多人认为刘邦是个英雄,但我不敢苟同,因为我不喜欢刘邦这个人。理由之一:太史公在《高祖本纪》中的第二段就写到:“好酒及色。常从王媪,武负贳酒。”一个好酒喜欢女色的人,还有喝酒不给钱,怎么可以怎能称其为英雄,大丈夫?完全是一个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无赖而已!理由二:在见吕公时刘邦竟然不要脸的说:“贺钱万”。既然没有钱为何说大话?难道不怕在众人面前丢脸?这种虚伪,爱吹牛的人何以谓英雄?理由三:在秦王子婴投降后,刘邦就准备在宫中居住休息,享享帝王之乐。由于樊哙,张良谏最终才还军霸上,还跟秦人说:“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并且与父老乡亲约法三章。”如此蛊惑人心,收买人心,追求享乐者可谓英雄?理由四:可以说刘邦是个假仁假意的人。在兵败固陵后,行屠城父;在咸阳时却说:“杀人者死”。虽然城父邑不比咸阳,但城中的平民百姓却是无辜的。如此行为可以说是英雄吗?理由五:在未央前殿为太上皇祝寿时刘邦却说:“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在文武百官面前,不顾老父亲的颜面,不注意场合说这些大煞风景令人扫兴的话,岂是英雄所为?这恰恰证明刘邦是一个小鸡肚肠,爱记仇的人。当然,对于刘邦这个人的评价,我们不能只看到他的缺点,而否认他的优点,例如:他有伟大的抱负,知错即改,谦虚,有宽容之心,当机立断……不过,也许我们对英雄的要求太苛刻了。我 眼 中 的 刘 邦夏 琳刘邦在楚汉相争中胜利了,所以在后世的评价中他总是占着上风。我想我该用司马迁的那句话来简述我的观点:“不以成败论英雄”。读完《高祖本纪》,我对刘邦有了些初步的了解。他虽有许多优点,但在我看来只要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也可以将这一切掩埋。刘邦的无赖形象在我脑中犹为深刻,从他“好酒及色”到“折券弃责”,到“贺钱万,实不持一钱”,这些无不淋漓尽致的表现无赖形象。所以,在后来的楚汉之争中,“为之奈何”成了他的口头禅。多么可笑!又多么荒唐!假如张良、萧何都不在他的麾下,那结果可想而知了,因此我觉得他的皇位是受之有愧的。刘邦是虚伪的。正当秦人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时,他说:“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虽说行军打仗要足智多谋,但我所能看出来的却是他的心机。战争多年,军中粮饷定是所剩无几,向来“仓粟多,不乏”这种收买人心的方式似乎过于荒唐。宁可让士兵们饿肚子,也要让他撑起那么一副慈善的形象。他的目的达到了“秦人惟恐沛公不为秦王”,这时他定是在窃喜,而我读出的是好一个虚伪的刘邦!中国自古崇尚“百善孝为先”但是刘邦却在众臣面前戏弄其父,其粗俗鄙陋无人能及。他这样说道:“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产业所就孰与仲多?”我想当太公听了这些话后该是多么的尴尬,被自己儿子在众人面前羞耻,其威严何在?此时的刘邦已是一个逆子的形象,同时也表现了他的骄傲自大。刘邦是有优点的,也是优点成就了他的美名。他是成功了,但至少他不是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的那种英雄。相反我却更欣赏项羽的自刎乌江。在我心中他的一言一行铸就了真正宁死不屈的精神。有时我甚至在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若楚汉之争最终项羽胜利了,刘邦会有勇气自杀吗?我对虞姬和诗的看法缪红霞虞姬,一代绝色佳人,并且才华出众。作为一代英雄——项羽的爱妾,她是当之无愧的。她跟随项羽征战,项羽的性格,她是了如指掌的。在四面楚歌后,项王吟诗抒发自己的情感。美人和之:“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有人认为,项羽选择自杀,一半的责任在于虞姬。面对自己的爱人,爱妾竟然说:“大王意气尽。”这可能让项羽觉得连自己最心爱的人都这样说,也许局面真没有办法挽救了。虞姬的自刎更让项羽觉得活着没意义,他于是选择了自杀。但我认为,虞姬作为项羽最贴心的人,绝不会在项羽兵败之际打击他的。虞姬可能会想,既然刘邦夺取天下大权已定,项王现在意气将尽,要打败刘邦需很长时间,何必让自己的项王整天都生活在打打杀杀的征战中?那么,即使项王夺得天下,又怎么样呢?我不想让他活在这种征战中,还是让他放弃征战吧,可是那样我的项王又会心灰意冷,我会对不起他的,让我用自刎来向他谢罪吧!虞姬是一个懂得项羽的人,她和这首诗是有道理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她怎么会打击项羽呢?小议荆轲刺秦王仲子鹏荆轲刺秦王是脍炙人口的英雄故事。但与历史上众多刺客行刺帝王的事件相比,它显然是失败的。他为什么失败呢?首先,作为一个刺客,必须要有过人的胆识与冷静的态度。胆识,荆轲是拥有的,然而冷静和沉着的心态就与之无缘了。根据《刺客列传》中的记载,荆轲在几乎万无一失的机会下却失手了,这就足以说明他心中的紧张。在秦王逃脱却无法拔剑而围着铜柱跑时更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但荆轲显然不够冷静,不能正确认清优势,竟然只想捉住秦王。在那样紧张的情境下一味追击秦王,终致失手被杀。其次,荆轲的剑术明显不高:卫元君当然知道武能强国的道理,但是却不用荆轲,足以说明荆轲的剑术不高。鲁勾践也说过:荆轲之所以失败,正是因为他不擅长刺剑之术,而荆轲又不愿虚心请教,以致在秦王没有准备的状况下仍然失手。从《刺客列传》中可以看出:荆轲显然是一个比较自傲,贪图享乐但又贪生怕死的人。盖聂与鲁勾践只不过与荆轲产生了一点小误会,荆轲却从此不与他们见面,不以他们为同道。太子丹封他为上卿后,他整日贪图享乐,日日欢娱,直到太子丹找他责问时才说出自己的想法。在行刺秦王时,荆轲本可以一击必杀,想活捉秦王来保全自己,这些足以看出他的贪生。荆轲出发之前说过还需要等一个友人同去,我们虽然不知道他的友人是谁,但也许会因为这个人而成功。然而他却在太子丹一激之下,放弃了自己原来的计划,足见其冲动有余,智谋不够。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当时的诸侯国家正值多事之秋。几百年来一盘散沙的诸侯令人们深受其害,其势必有一方强者来统一天下,而秦国各方面均为上上之选。荆轲欲以一人之力而扭转天下之大势,这根本是不可能的。《英雄》中,无名在最后关头懂得了高山、流水两人的想法,明白了天下大势,放弃了刺杀秦王的机会,乃是为天下谋福。但荆轲却无法意识到这种大势。我认为,这才是他失败的根本原因。总之,诸多方面都决定了荆轲的行刺是注定要失败的。人生因《史记》而精彩刘小杰在灿烂的古代文化中,有这样一本浓缩着精华的史书——《史记》。这是一本不朽之作,它记述了华夏文明五千年历史的五分之三,滋养了中华文化的沃野旷畴。读《史记》,它让我明辨了人间的是非善恶,分清了尘世的人情冷暖。人生因《史记》而精彩,而丰富。弹指间,忽然感觉我已经不像从前,曾经一度的浑浑噩噩仿佛烟消云散;曾几何时的恍恍惚惚再也难觅踪迹。难道这就是《史记》“润物细无声”的魅力?《史记》为我拨开了人生的迷雾,让我阅遍世间的坎坷与辛酸。不论源自何方,不论情归何处,仿佛一切在《史记》中早有定论。我知道,虽然我没有蔺相如的过人才智,但我一定能做到像他一样为人耿耿,无私无畏;虽然我不及屈平的刚正不阿,卓越才情,但我会努力学习他的光明磊落,不屈不挠;虽然我没有仲尼的博学多识,临危不惧,但我可以像他一样勤敏于学,韦编三绝。再看看《史记》:周公的博大胸怀,深沉果断;刘邦的雄才大略,远见卓识;管仲的人生阅历和治国方略……大到人生理想,小到言行举止,值得我学习的东西太多了。遇到困难,像孔子那样坚持真理;遇到矛盾,像蔺相如那样化干戈为玉帛……人生的一切可以因《史记》而改变。一个折断了翅膀却想飞翔的人,最大的勇气莫过于付出比别人更多的痛苦;一个渴望飞翔却没能飞高的人,最大的依靠就是拥有强大的精神支柱。《史记》就是我勇气的源泉,就是我精神的支柱。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读《史记》就像登山、观海一样,每一遍的投入都会有全新的感受。

关于研究史记的论文

它有史书价值!

史记》是一本既生动有趣又能增长知识的值得一看的好书。

希望这几篇论文对你有帮助

篇名: 《史记》《汉书》表体略说

作者: 王令樾

刊名: 辅仁国文学报

卷期/年月: 21 民 页25-51

篇名: 史记研究成果的总汇--《史记研究集成》简介

作者: 陈水福

刊名: 国文天地

卷期/年月: 22:5=257 民 页94-97

篇名: 形象塑造之范式与「史记」叙事艺术--「史记」叙事话语研究(2)

作者: 李秋兰

刊名: 东方人文学志

卷期/年月: 4:2 民 页19-48

篇名: 「史记」中的黄老之学析论

作者: 陈伯适

刊名: 台中师院学报

卷期/年月: 18:2 民 页125-154

篇名: 隐喻与叙事--「史记」叙事艺术探究之一

作者: 李秋兰

刊名: 东方人文学志

卷期/年月: 3:2 民 页13-40

篇名: 「史记.游侠列传序」章法结构探析

作者: 王胜忠

刊名: 中国语文

卷期/年月: 94:2=560 民 页80-85

篇名: 《史记》兵谋探析--以所载兵家及征引兵法为主

作者: 阳平南

刊名: 中国文化月刊

卷期/年月: 314 [民] 页26-70

篇名: 试论《史记》的「越位性谬误」--文化学意义的讨论

作者: 孙世民

刊名: 国立台中护理专科学校学报

卷期/年月: 4 民 页105-130

篇名: 李广:《史记》与《汉书》

作者: 金伟孝

刊名: 洄澜春秋

卷期/年月: 2 民 页51-55

篇名: 「史记」互见法之方式及功用

作者: 魏聪祺

刊名: 国教辅导

卷期/年月: 44:5=367 民 页11-18

篇名: 「史记」与「论语」

作者: 陈桐生

刊名: 孔孟月刊

卷期/年月: 40:10=478 民 页9-18

篇名: 「史记」述「周易」探微

作者: 郭琼瑜

刊名: 中国学术年刊

卷期/年月: 22 民 页33-55 469-470

篇名: 司马迁与「史记」

作者: 叶橘

刊名: 古今艺文

卷期/年月: 27:3 民 页4-11

篇名: 从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看《汉代书序》的体制--以「作者自序」为中心

作者: 车行健

刊名: 中国文哲研究集刊

卷期/年月: 17 民 页263-287

篇名: 「史记」「汉书」「游侠列传」较析

作者: 黄榕

刊名: 中国语文

卷期/年月: 84:2=500 民 页64-70

==等概率圆==

篇名 《史记》“戏剧性笔法”探析

作者 李晓风

刊名平原大学学报

卷期/出版年月 24卷3期(2007/06)

页次60-63

篇名 《史记》编纂体例之数的意义

作者 向燕南

刊名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卷期/出版年月 2007卷3期(2007/05)

页次113-118

篇名 清代《史记》的研究成就

作者 董焱

刊名社会科学论坛

卷期/出版年月 2007卷4B期(2007/04)

页次174-179

篇名 《史记》论赞对古代杂文文体的影响

作者 谌东飚

刊名云梦学刊

卷期/出版年月 28卷1期(2007/01)

页次117-119

篇名 《史记》中人物肖像描写方法的现代意义

作者 马玉琛

刊名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卷期/出版年月 8卷3期(2006/09)

页次86-89

篇名《史记》中的处所词语作状语

作者余贞洁

刊名江西教育学院学报

卷期/出版年月 26卷1期(2005/02)

页次64-66

篇名 《史记》采《战国策》略论

作者 董常保

刊名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卷期/出版年月 23卷1期(2006/03)

页次86-89

篇名 《史记》所见辞书未收词语续释

作者 王彦坤;周若虹

刊名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卷期/出版年月 24卷1期(2006/01)

页次16-20

篇名论《三国演义》对《史记》笔法的继承

作者张次第

刊名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卷期/出版年月 32卷6期(2005/11)

页次136-140

篇名论史记五体的体系关联

作者 阮芝生

刊名台大历史学报

卷期/出版年月 7期 (1980/12)

页次1-30

篇名論史记五体及“太史公曰”的述与作

作者 阮芝生

刊名台大历史学报

卷期/出版年月 6期(1979/12)

页次17-43

我这里有篇原创的。正好是我们前几天的考试题目。史记,史部第一,就像希罗多德之于希腊,我们也是把司马迁当“史学之父”。它不是一部以朝代为断限,罗列帝王将相,孳孳于一姓兴亡的狭义史书,反而它视野开阔,胸襟博大,早于它的事,它做了总结;晚于它的事,它做了预言。它是一部上起轩辕,下迄孝武,“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的“大历史”。当时的“古代史”、“近代史”和“当代史”,它都讲到了。特别是他叙事生动,笔端熔铸感情,让人读着不枯燥,而且越想越有意思。鲁迅先生誉之:“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谓入木三分。 司马迁作《史记》,利用材料很多。它们不仅有“石室金匮”(汉代的国家图书馆兼档案馆)收藏的图书档案,也有他调查采访的故老传闻,包含社会调查和口头史学的成分。司马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是我们从汉代思想进窥先秦历史的重要门径。不仅如此,它还涉及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包含后世集部和子部中属于专门之学的许多重要内容,同时又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总汇。它于四部仅居其一,但对研究其他三部实有承上启下(承经、子,启史、集)的关键作用。借用一句老话,就是“举一隅而三隅反”。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讲史记是读古书的一把钥匙,特别是对研究早期的学者,更是如此。 读《史记》,除史料依据,编纂体例也很重要。这本书的体例,是以“世系为经”,“编年”、“纪事”为纬,带有综合性,并不简单是由传记而构成,在形式上,是模仿早期贵族的谱牒。司马迁作史,中心是“人”,框架是“族谱”。它是照《世本》和汉代保存的大量谱牒,按世系分衍,来讲“空间”(国别、地域、郡望)和“时间”(朝代史、国别史和家族史),以及“空间”、“时间”下的“人物”和“事件”。它的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本纪”是讲“本”;“世家”是讲“世”,即族谱的“分枝”;“列传”是讲“世”底下的人物,即族谱的“叶”。这是全书的主体。它的本纪、世家都是分国叙事、编年叙事,用以统摄后面的列传。本纪、世家之外,还有“十表”互见,作全书的时空框架。其“纪传五体”,其中只有“八书”是讲典章制度,时空观念较差,属于结构性描述。司马迁虽生于布衣可取卿相的汉代,但他是作“大历史”。他要打通古今,保持联贯,还是以这样的体裁最方便。这是我们应该理解他的地方。 司马迁作《史记》,其特点不仅是宏通博大,具有高度概括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能以“互文相足之法”,节省笔墨,存真阙疑,尽量保存史料的“鲜活”。 《史记》这部书伟大,它的作者更伟大。我们“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一定要读他的《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太史公自序》当然很重要,因为只有读这篇东西,你才能了解他的学术背景和创作过程,知道他有家学渊源、名师传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生老道,所以文笔也老道。但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他还有一封《报任安书》。如果我们说《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学术史”,那么《报任安书》就是他的“心灵史”。因为这是一篇“欲死不能”之人同“行将就死”之人的心灵对话,每句话都掏心窝子,里面浸透着生之热恋和死之痛苦。其辗转于生死之际的羞辱、恐惧和悲愤,五内俱焚、汗发沾背的心理创伤,非身临其境者,绝难体会。 司马迁为“墙倒众人推”的李将军(李陵)打抱不平,惨遭宫刑,在我看来,正是属于鲁迅所说敢于“抚哭叛徒”的“脊梁”。他和李将军,一个是文官,一个是武将,趣舍异路,素无杯酒交欢,竟能舍饭碗、性命不顾,仗义执言,已是诸、刿之勇不能当。而更难的是,他还能在这场“飞来横祸”之后,从命运的泥潭中撑拄自拔,发愤著书,成就其名山事业。读《报任安书》,我有一点感想:历史并不仅仅是一种由死人积累的知识,也是一种由活人塑造的体验。这种人生体验和超越生命的渴望,乃是贯穿于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历史的共同精神。史家在此类“超越”中尤为重要。它之所以能把自身之外“盈虚有数”的众多生命汇为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首先就在于,它是把自己的生命也投射其中。我想,司马迁之为司马迁,《史记》之为《史记》,人有侠气,书有侠气,实与这种人生经历有关。 以个人荣辱看历史,固然易生偏见,但司马迁讲历史,却能保持清醒客观,即使是写当代之事,即使是有切肤之痛,也能控制情绪,顶多在赞语中发点感慨,出乎人生,而入乎历史,写史和评史,绝不乱掺乎。 对司马迁的赞语和文学性描写,我很欣赏。因为恰好是在这样的话语之中,我们才能窥见其个性,进而理解他的传神之笔。例如,在他笔下,即使是“成者为王”的汉高祖也大有流氓气,即使是“败者为贼”的项羽也不失英雄相。就连当时的恐怖分子,他也会说“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就连李斯这样的“大坏蛋”,他也会描写其临死之际,父子相哭,遥想当年,牵黄犬,逐狡兔的天伦之乐。很多“大人物”写得就像“小人物”一样。 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有关,《李将军传》也值得一读(有趣的是,它是放在《匈奴传》和《卫将军传》的前边)。他讲李陵之祸,着墨不多,对比《汉书》,好像一笔带过。这种省略是出于“不敢言”还是“不忍言”,我们很难猜测。但他在赞语中说: 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

有关村史的研究论文

2009年,我们的共和国已经走过了60年的光辉历程。回顾过去,我们豪情满怀;放眼未来,我们信心百倍。1949年10月1日,第一面五星红旗从北京天安门升起,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新中国成立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第一,表明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成了国家的主人。中国的历史进入一个新纪元。第二,标志着中国从此走上了独立、民主、统一的道路,开始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时期。第三,宣告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壮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一,建国六十年来,社会主义制度已在中国大地上扎根、开花,结出累累硕果。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建立了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没收了大官僚垄断资本,通过土地改革,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作为阶级的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这就从根本上铲除了阶级剥削的根源,消灭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现象;这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消灭了剥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优点,从此全体人民有了共同的根本利益。人民利害相同、休戚与共,每个人的利益都依赖于国家、集体事业的发展。人们在生产中建立起了同志式的协作关系。尽管在人民内部还有矛盾,但这种矛盾是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是局部的、暂时的,只要正确处理,就不难解决。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由于根本利益一致,因此人们有共同的理想和奋斗目标。把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就是我国人民共同的理想和奋斗目标。它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符合我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它经过全体人民的奋斗,一定能实现。对于这一点,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有着坚强的共同信念,并由此迸发出无穷的力量。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决定了我们的生产力能够高速度地向前发展。建国60年来,我们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工业的发展上,我们只用了20多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半个多世纪走过的路程。我们的农业、交通运输、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实现“四化”创立了可以依靠的前进阵地。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培育了一代又一代新人。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社会主义制度在人类历史上是新生的制度,同任何新生事物一样,它还不完善,在成长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遭到挫折,出现反复,但这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有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不断纠正工作中的失误,同时吸收世界各国的进步因素,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正在日益显示出来,它必将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必将赶上和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二,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1978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上扭转了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左”倾路线,标志着“以阶级斗争为纲”时代的结束,开启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从那时以来的30年,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改革开放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斗的壮丽史诗,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文明古国,重新焕发出蓬勃生机,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改革开放30年,我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中国奇迹”,在民族复兴的伟大道路上走过了辉煌的历程,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30年,是我们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同心同德、锐意进取,进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创造性活动的30年。我国人民在建国以后取得的重大成就的基础上,取得了新的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30年的改革开放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给中国带来了持续快速的发展。文革中一度濒临崩溃边缘的中国经济,到今天总量已跃居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居世界第三。老百姓从温饱不足到吃饱穿好,不少人还买房买车,到国外旅游。从抗震救灾中,从奥运会和残奥会的成功举办中,从神七飞天太空行走中,我们进一步看到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30年的基本经验告诉我们,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重要论断,高度概括了改革开放的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就是要让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勃勃生机,给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使古老的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潮流,实现伟大复兴。三,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我们的伟大目标是到建国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胡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党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胡书记指出:我们的伟大目标是,到我们党成立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的党中央及时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集中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智慧,形成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制定和作出了指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现在又为我们提出了振奋人心的奋斗目标,只要我们在党的领导下,一代接一代地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胜利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和奋斗目标。弹指挥间、沧桑巨变,60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亿万人民艰苦创业,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程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实现着强国富民、民族复兴的百年梦想。当今之中国,到处充满勃勃生机,各项事业蒸蒸日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六十年来,中国一步步走向繁荣昌盛,华夏儿女们安居乐业。青藏铁路,一条几乎不可能的铁路,中国人民做到了;火车多次提速,让人们的生活更加便捷;奥运场馆建设,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让举国上下一片欢呼雀跃……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完成着一个又一个壮举!六十年里,中国这个拥有13亿人口的文明古国成为了一个和谐的大家庭。1998年,南方特大洪水,淹没了许多楼房,淹没了许多人民,却淹不灭中华儿女的爱心;2007年年底,当春节来临之际,一场突如其来的雪灾,阻碍了人们回家的道路,却阻碍不了中华儿女救灾的决心;2008年5月,里氏高达级的汶川大地震一度牵动了世界各地的心,地震震倒了一座座楼房,震碎了一颗颗逝世者家人的心,却震不倒中华儿女突破重重困难的热情。我相信,再大的困难除以13亿,会变成小小的烦恼,再小的帮助乘以13亿,会变成大大的扶持。炎黄子孙会手挽手,心连心,克服一切困难!六十年来,中国的航天事业迅速发展,中国在历史上刻下了辉煌的一页。2003年,神舟五号发射成功,杨利伟叔叔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千年飞天梦;2008年,中国的首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飞上太空,到月球上去拜访嫦娥和玉兔;同样是2008年,神舟七号升空,翟志刚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位进行太空行走的宇航员。中国的科技技术蒸蒸日上,为发展中的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六十年来,中国建设新农村的脚步越走越快。以前,农村人知识很少,只知道劳作。现在,“活到老,学到老”的理念越来越普遍,连许多老年人都发奋学习。农业不仅用上了力气,同时也充分运用上了智慧。越来越多的农村人上了中学、大学,成为了建设祖国新一代的智囊团;以前,农村生活是吃不好,穿不暖,过的都是苦日子。现在,农村人的经济能力越来越好,纷纷过上了小康生活。手机、彩电、冰箱……这些曾经连想都不敢想的东西,一样样成为了现实。以前,农村给人的印象是又脏又乱。一下雨,小路便成为了“水泥路”,山上杂草丛生,无人问津……现在,一提到农村,人们想到的是清新的空气,美丽的青山绿水……改革开放,让农村展现出了勃勃的生机,让人们的生活过得更加幸福。我坚信,中国将会迎来更美好的未来.孩子上得起学2004年,我国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年,超过世界平均水平1年。但教育从业人员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仅为,教育投依然严重不足。2006年,普及和巩固农村义务教育将成为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财政性教育支增长将高于财政支出的增长,教师工资、生均公用经费等逐步增长,办学条件差、运转困难、教育乱收费等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将逐步得到解决。到2010 年,全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人口覆盖率将接近100%。看病心里舒畅过去的5年,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突破了靠政府单一发展的模式,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最快的时期。但医疗体制、机制还存在着诸多障碍,公立医疗机构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倾向严重,小病“大处方”、“滥检查”,看病难、看病贵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2006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面将扩大到40%,群众因病致贫、返贫现象将得到进一步遏制;国家将落实必要的经费,支持乡卫生院和县医院的建设,为农民提供安全、廉价的基本医疗服务;发展社区卫生服务,将为城市低收入者提供基本医疗服务保障。放心喝水吃肉2005年,为加强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推进重点流域区域污染防治工作,着力解决严重危害人民群众健康安全的环境污染,特别是水污染、大气污染等问题,国家关闭了15种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小企业,实行工业污染源限期达标排放。2006 年,让百姓喝上洁净的水,呼吸新鲜的空气,已成为各级政府的重要目标之一。国家已经明确,到“十一五”末期,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要比“十五”末期降低20%左右,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越来越成为全社会共识。支起“保护伞”2005年前10个月,我国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人员880万人,“十五”期间实现城镇新增就业4000万人的目标已提前实现。但我国已进入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高峰期,今后几年里,每年劳动力供求缺口仍将达到1300万~1400万人。今后,企业不得集中将富余人员推向社会,国家也将建立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培训机构指标体系。“十一五”期间,将新增4500万个就业岗位。一些歧视性就业协议将被禁止。优化就业环境,成为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居者有其屋2005年,在国务院统一部署下,多部门联手出击调控房地产市场,市场秩序得到好转。但对普通百姓而言,商品房价格仍然“高高在上”。随着中央稳定住房价格政策的陆续实施,房地产市场将朝着遏制投资、控制投资、引导合理消费、稳定房价的预期目标方向发展,投机性购房行为将得到遏制,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将会得到更多关注,房价将在更大范围与百姓对接。老有所养统计显示,全国离退休人员社会保险费19年增长119倍。但目前我国公共养老覆盖面只占总人口的15%,一部分退休人员生活窘迫,农村老人基本不享受社会保障。随着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不断完善,以非公有制企业、城镇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工作为重点,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范围将逐步扩大。国家逐步做实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越来越多的人将过上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生活。共享发展的成果我国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但目前占全国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的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其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2006年,政府将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制度和国家财政支出结构入手,建立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体系,让公共服务惠及农民;今后,新增财力将重点投向农村、农业和农民,而且增长幅度还会大大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等战略举措,也将加快共同富裕的步伐。农民工及时拿到工钱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各地陆续掀起清欠农民工工资行动。截至2005年9月,全国累计清偿2003年以前竣工项目拖欠工程款1410亿元,占拖欠总额的。但漠视、侵害农民工利益的现象仍时有发生,务工环境仍待根本改观。2006年,让农民工按时、足额拿到工钱,成为各级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随着国家有效加强对企业的监管,业主行为将会得到进一步规范,在建和新建项目拖欠工资的现象将得到遏制;农民进城务工的环境将更加宽松。生活更有质量统计显示,目前我国城乡居民平均出游率达到,文化产品也大大丰富。但和老百姓日益高涨的精神文化需求相比,文化服务网点还很不健全,一些景点高昂的票价依然让百姓“望景却步”。2006年,让普通百姓看得起风景,享受更有质量的生活,给政府留下了更多思考和努力的空间。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推进,百姓将享受到日益完善的文化服务;在农村,影院、文化馆、图书馆等设施的普及,将把农民的传统日常生活概念大大拓展。

举例:潮汕民居的传承与变迁衣、食、住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起码需求,即便是在原始社会阶段的人也是不能缺少的。住,也即民居,是建筑之起源,它是用物质材料和技术手段所构建的,以满足人们各种需求的活动空间,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出现的一项活动《韩非子·五蠹》曰:“上古之世,人民少,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民居即在这种历史背境中产生,而随着社会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不断丰富而逐渐发展,它既是一种科学技术的生产活动,又是一种具有精神性的文化行为,是人类文明的标志。历史、地理、自然环境对人类建筑活动有着重大的影响,生活于不同区域的人们由于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不同,都会尽量地利用当地的天然建材,创造出适应当地自然环境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建筑形式,它包含着某一区域的历史、文化积淀,思想潮流和审美观念,反映了某一区域的地方文化特征,民居是最能体现区域特色和时代特点的建筑之一,它把一个区域的文化特征和人们的精神、物质追求用技术和经济的形式表现出来。潮州民居由于潮人的民系特点属福佬民居,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早在清初就引起外界的注意。康熙·林杭学《潮州府志》(下称《林志》)和乾隆·周硕勋《潮州府志》(下称《周志》)曾对潮州民居作如下描述:营室必先祠堂,明宗法,继绝嗣,重祀田,比屋诗书经诵之声相闻,彬彬乎文物甲于岭表。(《林志》)望族营造屋庐,必立家庙,尤加壮丽。其村坊市集,虽多茅舍竹篱,而城廓中,强半皆高闰闳,厚墙垣者。三阳及澄、饶、普、惠七邑,闾阎饶裕,虽市镇也多鸟革瀈飞。家有千金,必构书斋,雕梁画栋,缀以池台竹树。民居辄用蜃灰和沙土筑墙,地亦如之,坚如金石。即是飓风摧扑,烈火焚会,而墙垣卓立无崩塌者。界过惠州、嘉应,虽间有之,然不及潮远甚。(《周志》)林杭学、周硕勋简明地介绍了清初潮州城乡之民居建筑大势、环境、工艺、材料、质量和体现出来的潮州人的思想观念和审美意识,由于有这些观念和意识,才使潮州民居建筑成了一种具有自已区域特色的传统形式。潮州民居的发展轨迹潮州民居有着悠久的历史形成期,潮州原住民的居住方式今己渺不可考,澄海汉代龟山遗址,是一处占地近2万平方米的大型建筑群。其中f1建筑基址的建筑平面为长方形,中间为夯土隔墙和柱础,似乎是条状排屋;f2建筑基址平面为圆形,垒石墙;f3建筑基址已破坏,但依然可辨出是一处三合院式建筑,后部为一堂二室,隔着过道,前部两侧是廊房,中间是庭院,整座建筑夯土作墙,出土柱础石较多,内部似多出使用柱子承托梁架;f4建筑基址长方形,用隔墙分成东西2间,建筑的外墙和隔墙都是夯土墙,同时还出土有地砖、瓦当、瓦顶、筒瓦等。上述出土建筑基址表明了汉代的建筑水平和中原建筑文化已向粤东传播,其中的三合院式建筑可以说是后期潮州民居发展的雏形;同时从出土的瓦当、瓦顶可以证明宋代苏东坡《与吴子野书》言瓦屋始于宋广平之说不成立。晋代的建筑遗构,今也难见实物,揭阳新亨镇九肚山发现的晋代全木构房屋,坐北朝南,平面方形,室内长宽各为米,高米,竖木为墙,屋顶盖木板覆以粘土。这可说明这一时期潮州民居建筑形式和用料工艺已不亚于岭北地区。唐宋代是潮州建筑迅速发展的时期,民居用料方面,在潮州发现的多座唐窑中,仅春光窑上埔就有26座,窑址出土了建筑陶瓷印纹砖、瓦当、筒瓦、板瓦。出土的印花瓦当有椭圆形和圆形两类,表面模印莲花瓣和菊花瓣纹,图案规整,手法熟炼,竟与西安大明宫出土的瓦当一样。潮州唐墓曾出丈一块莲花纪年砖,刻有“仪凤四年”(639)铭文。北宋苏东坡《与吴子野书》云:“岭外瓦屋始于宋广平,自迩延及支郡,而潮尤盛,鱼鳞鸟翼,信如张燕公之言也。”从唐窑出土和东坡的描述,虽宋广平之说不能成立,但也可知民居已普遍采用砖瓦,且烧制水平已不亚于中原。可见该时频潮州民居建筑风格逐渐形成,为时人所关注。 宋代能见到实物且得到保护的最早期潮州民居建筑要数国家历史文物保护单位——许驸府,它位于中山路萄巷东府埕4号,为北宋许珏府第。因许珏尚宋太宗曾孙女德安公主,故潮人称之为“驸马府”。该府始建于宋英宗治平年间,历代屡有维修,但至今仍然较好地保留原建年代的布局、构造特点型制和建筑风格。其平面布局明显是明清时期驷马拖车的雏形。明清时期,由于大量的八闽、江西移民迁居潮州;东南各省的游宦;活跃于全国各地的潮商带来了各地的建筑文化,使潮州民居建筑走向成熟,民居建筑也已形成了保留古制 、 形式趋同、 恪守礼制,重视教育。讲究实用,突出兼容、 轻巧通透、 工艺精致等自已的诸多风格(另文)。这个时期的实例在潮州遍处皆有,从这个时期的实例可以看出潮州民居建筑己形成自已的风格,成为中华建筑文化一颗璀灿明珠。清代后期,因潮州濒临东南亚,跨国商贸活跃,潮州是著名侨乡,侨民甚众,且旅外潮人有于外创业,回乡建屋之习惯,在回乡建屋同时他们带来了侨居地的建筑文化,民居的建筑风格又融入了东南亚和西方建筑的因素并逐步趋向现代化。这个时期的民居大量保存至今,且基本完好,是我们研究潮州民居建筑文化的证例。潮州民居的类型和风格特色潮州民居的类型很多,最基本的形式为“下山虎”和“四点金”,其它的民居形式如:“百凤朝阳”、“驷马拖车”、“三壁连”等规制多以“四点金”、“下山虎”为基本单元组合衍生。在一些山区、乡镇尚有不少堡寨形式和带有客家特色的民居。潮州民居在早期较多地受到中原文化的渗透,后期较多地受到八闽、江西文化的浸润和江南、广府文化的影响,加上自身地域的自然、经济、人文特征,使之成为既是中华建筑文化之一脉相承;又既有别于中原和北方民居建筑的凝重、鲜艳;又区别于江南民居建筑的俊逸、清纯,逐渐地形成自身的民居风格。1、保留古制 形式趋同潮州开发迟于中原,而民间工匠的建筑技术主要是靠师徒相承的私授形式。因此,在古代信息传播迟慢的条件下,对中原的先进技术有着传播过程之时差。一些珍存之民居在细部结构上至为难得地保留了前代的古制,一些几经重修之民居因格守原则而较好地保留古制,如“斗栱之斗底皆刻皿板”,是见之中唐之前,远者可溯至战国时期(战国时期中山国铜方案上的斗栱模型,斗底即刻有皿板),这种做法在中原地区宋代遗构已为鲜见,而在潮州民居中自宋至清如许驸马府、猷巷黄府尚存此唐代之前古风。自然环境与民系文化的同一性,使潮人的生活习惯与审美情趣具有许多共通点,反映于民居上就有风格的趋同性。同全国大部分民居建筑一样,潮州民居均恪守对称的布局,它们都有明确的中轴线,以厅堂为中心组织空间,左右对称、主次分明,规模大时则纵向延伸或横向发展,规模更大时则多厅堂组合,或并列数条轴线,形成多院落组成的大型民居,因为带有祭祖、敬神的功能,因而厅堂的中心地位在空间组合中处无可替代的重要位置。2、轻巧通透 工艺精致轻巧通透是潮州民居的重要特色之一。所谓轻巧,一是单体体量较小,普遍不及中原地区和江南地区民居建筑的宏敞高大;二是外表视觉效果不及中原地区之威严,也不及江南地区之俊逸。无论是屋顶的曲线、檐角的举翘、门面的布局、颜色的涂饰只要作一比较,就可以感受到潮州民居的特色。以色彩为例,北方喜上下均重彩,金碧辉煌,团花簇锦,显得雍容华贵;江南喜用素色和黑色,颜色清纯,与水乡之环境协调。而潮州民居的色调较之偏灰浊,着重于屋脊、梁架、墙头、檐下等重点部位加强装饰,而这些装饰构件往往同建筑构件的实用功能有关。在潮州民居中,通常是灰麻石或灰面勒脚,贝灰墙面,灰瓦屋面,唯有屋脊和山墙、大门口才饰以较为鲜艳悦目的灰塑、嵌瓷、彩画、木雕、石雕,在屋檐与屋面交界处常施以黑色边线,画上彩色(有的黑色)卷草、悬鱼、夔纹,使轮廓醒目,在强烈的日光下,丰富了立面的变化,表现出传统建筑的节奏感和韵律感。所谓通透,是指建筑从整体上注意透风,既有利于建筑材料去潮防朽、延长寿命。更着眼于地处亚热带地区的潮州长夏无冬的自然气候条件下,使居住活动舒适凉快。潮州民居注重整体环境设计达到室内降温效应,形成一个适宜人居的冬暖夏凉的建筑环境。为使空气流通,采用前低后高,巷里对直以兜风入室,此所谓之“露白”,加强了室内的穿堂风和足够的日照。在民居向大型化组合发展的情况下,横纵之间以火巷、屏风、槅扇等相隔,既通风、又防火、便交通、达到形式上的分隔。就是照壁、砌砖窗花、厅堂、门口采用的门罩、拦干门、闪门、博古等空间分隔构件,都以不同材料做成通雕,以利空气对流,达到分而不隔,更使石雕木雕等传统工艺有用武之地。木结构多采用彻上露明造,让所有之建筑构件通风透气,木材尽量外露以防白蚁、防腐朽,庭院内多为敞厅,门窗多朝天井,一般人的天井都设有花圃、水池、花木、莲缸、四季常青、静谧幽雅、更有利于调节室内温度。这些都淋漓尽致地体现了潮州民居的通透特点。3、恪守礼制,重视教育。嘉庆《澄海县志》曰:“大宗小宗,竞建祠堂,争夸壮丽,不惜资费”因为宗祠是联系族人、举行宗族活动之纽带,也是衡量宗族实力之窗口。它在强化封建礼制上的作用与影响不言而喻。在民居中,礼制秩序对其建筑格局和使用功能的影响也十分明显,如百凤朝阳式宅院、门厅会客、后厅设龛祭祖、中厅可行各种大礼;中厅西侧大房,乃家长之居室,前院为客房,后院为内眷,火巷排屋则为族人、佣人之住所,这种格局,切实地体现了父权统治,男尊女卑、主仆有别的伦理秩序,即便是最基本的“下山虎”、“四点金”,上厅正屋,一定要高于下厅,大房的纵深长度也一定要超过下房,上下的尊卑等级绝不能越雷池半步。在装饰题材中,二十四孝、忠义戏曲故事、以及英雄神话故事、渔、耕、樵、读等传统题材使用频率最高,学为民居之彩画、木雕、石雕用于大门、闪门、隔断等构件之上,这无不体现其建造者敦敦之教诲。又“家有千金,必构书斋”(《周志》),简单8个字刻画出潮州文风之盛,从此更可看出潮人对教育重视之程度。4、讲究实用,突出兼容。潮州地处亚热带,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境内河海交汇,雨水多、台风多,洪患多,建筑物须立足于实用、牢固上。又因潮州森林资源不丰,故建筑材料以石材、泥沙、贝灰为主,《周志》称“民居辄用蜃灰和沙土筑墙,地也如之,坚如金石。即遇飓风推扑、列火焚馀,而墙垣卓立无崩塌者”贝灰沙的广泛应用,是潮州民居建筑的一大特色。潮州民居屋顶多采用硬山式,因为它所有的屋顶形式中有更好的搞风防火性能,而且出椽不长,不易受淋,为了防风,屋顶偏于平缓,又适当降低高度。檐口加封檐板以阻挡气流进入;屋瓦铺双层,以利隔热,瓦面交接处抺灰做成瓦垅,以增加屋面重量以及前述的轻巧造型、通透石雕、木雕构件等等无不体现潮州民居讲究实用的特色。至于突出兼容,明中叶以前,潮州民居建筑多受八闽文化和中原文化辐射,此后由于潮商在江南一带活动频繁,则受到江南文化较大影响,近代则较早吸纳了一些海外文化因素,正是这种海纳百川式的兼容,才使潮州民居的不断发展,显得绚丽多彩又风格独具,近代以来,海外的建材、模式以强劲的势头进入本土,许多民宅纷纷使用“红毛灰”、玻璃、瓷砖、如蒪园之建玻璃厅(民谚有“起大厝,激玻璃”之句),澄海陈慈黉故居的拱门、檐梁内容中甚至用了英文字母,门窗饰件兼用嵌瓷与石膏构件、地板用马赛克。顺德居的书斋装饰,以及遍处皆是的古城区沿街骑楼等……。但是这些居宅、园林的总体布局和外观大都以潮州建筑传统风格为基调,反映了潮州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和对外来文化的善于融合吸收的能力。我们可以看到客家民居作为中国五大民居之一,客家土楼和围龙屋已经被新一代的客家人彻底抛弃。随着时间的推移,客家民居如果不加强保护力度,有可能会成为历史永远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而潮汕民居的传承与发展,为保护潮汕艺术精品寻找到更好的天地。随着新型建筑材料的不断应用,潮汕民居本身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现代的磁砖和大理石等在潮汕民居中的应用,极大地丰富了潮汕民居的艺术风格,使得原来守旧落俗的潮汕民居又焕发了新的风采。当然,这种以生活功能为主潮汕民居的发展并不能从整体上说明潮汕民居的发展与创新。作为潮汕文化中的代表之一,潮汕民居的传承体现的是一个地域文化的特征。在这一个传承中,我们看到了中原汉文化的身影,同时我们也看到来自各个方面的精华。而潮汕民居在吸收这些精华的时候,无疑会对潮汕民居的发展与创新产生影响。潮汕民居的兼容并蓄不仅仅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厚和广博,也体现了潮汕文化的海纳百川。我们有理由相信,潮汕民居以及整个潮汕文化在未来的发展中会朝着这条路继续延伸。

史记研究论文

我这里有篇原创的。正好是我们前几天的考试题目。史记,史部第一,就像希罗多德之于希腊,我们也是把司马迁当“史学之父”。它不是一部以朝代为断限,罗列帝王将相,孳孳于一姓兴亡的狭义史书,反而它视野开阔,胸襟博大,早于它的事,它做了总结;晚于它的事,它做了预言。它是一部上起轩辕,下迄孝武,“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的“大历史”。当时的“古代史”、“近代史”和“当代史”,它都讲到了。特别是他叙事生动,笔端熔铸感情,让人读着不枯燥,而且越想越有意思。鲁迅先生誉之:“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谓入木三分。 司马迁作《史记》,利用材料很多。它们不仅有“石室金匮”(汉代的国家图书馆兼档案馆)收藏的图书档案,也有他调查采访的故老传闻,包含社会调查和口头史学的成分。司马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是我们从汉代思想进窥先秦历史的重要门径。不仅如此,它还涉及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包含后世集部和子部中属于专门之学的许多重要内容,同时又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总汇。它于四部仅居其一,但对研究其他三部实有承上启下(承经、子,启史、集)的关键作用。借用一句老话,就是“举一隅而三隅反”。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讲史记是读古书的一把钥匙,特别是对研究早期的学者,更是如此。 读《史记》,除史料依据,编纂体例也很重要。这本书的体例,是以“世系为经”,“编年”、“纪事”为纬,带有综合性,并不简单是由传记而构成,在形式上,是模仿早期贵族的谱牒。司马迁作史,中心是“人”,框架是“族谱”。它是照《世本》和汉代保存的大量谱牒,按世系分衍,来讲“空间”(国别、地域、郡望)和“时间”(朝代史、国别史和家族史),以及“空间”、“时间”下的“人物”和“事件”。它的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本纪”是讲“本”;“世家”是讲“世”,即族谱的“分枝”;“列传”是讲“世”底下的人物,即族谱的“叶”。这是全书的主体。它的本纪、世家都是分国叙事、编年叙事,用以统摄后面的列传。本纪、世家之外,还有“十表”互见,作全书的时空框架。其“纪传五体”,其中只有“八书”是讲典章制度,时空观念较差,属于结构性描述。司马迁虽生于布衣可取卿相的汉代,但他是作“大历史”。他要打通古今,保持联贯,还是以这样的体裁最方便。这是我们应该理解他的地方。 司马迁作《史记》,其特点不仅是宏通博大,具有高度概括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能以“互文相足之法”,节省笔墨,存真阙疑,尽量保存史料的“鲜活”。 《史记》这部书伟大,它的作者更伟大。我们“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一定要读他的《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太史公自序》当然很重要,因为只有读这篇东西,你才能了解他的学术背景和创作过程,知道他有家学渊源、名师传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生老道,所以文笔也老道。但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他还有一封《报任安书》。如果我们说《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学术史”,那么《报任安书》就是他的“心灵史”。因为这是一篇“欲死不能”之人同“行将就死”之人的心灵对话,每句话都掏心窝子,里面浸透着生之热恋和死之痛苦。其辗转于生死之际的羞辱、恐惧和悲愤,五内俱焚、汗发沾背的心理创伤,非身临其境者,绝难体会。 司马迁为“墙倒众人推”的李将军(李陵)打抱不平,惨遭宫刑,在我看来,正是属于鲁迅所说敢于“抚哭叛徒”的“脊梁”。他和李将军,一个是文官,一个是武将,趣舍异路,素无杯酒交欢,竟能舍饭碗、性命不顾,仗义执言,已是诸、刿之勇不能当。而更难的是,他还能在这场“飞来横祸”之后,从命运的泥潭中撑拄自拔,发愤著书,成就其名山事业。读《报任安书》,我有一点感想:历史并不仅仅是一种由死人积累的知识,也是一种由活人塑造的体验。这种人生体验和超越生命的渴望,乃是贯穿于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历史的共同精神。史家在此类“超越”中尤为重要。它之所以能把自身之外“盈虚有数”的众多生命汇为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首先就在于,它是把自己的生命也投射其中。我想,司马迁之为司马迁,《史记》之为《史记》,人有侠气,书有侠气,实与这种人生经历有关。 以个人荣辱看历史,固然易生偏见,但司马迁讲历史,却能保持清醒客观,即使是写当代之事,即使是有切肤之痛,也能控制情绪,顶多在赞语中发点感慨,出乎人生,而入乎历史,写史和评史,绝不乱掺乎。 对司马迁的赞语和文学性描写,我很欣赏。因为恰好是在这样的话语之中,我们才能窥见其个性,进而理解他的传神之笔。例如,在他笔下,即使是“成者为王”的汉高祖也大有流氓气,即使是“败者为贼”的项羽也不失英雄相。就连当时的恐怖分子,他也会说“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就连李斯这样的“大坏蛋”,他也会描写其临死之际,父子相哭,遥想当年,牵黄犬,逐狡兔的天伦之乐。很多“大人物”写得就像“小人物”一样。 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有关,《李将军传》也值得一读(有趣的是,它是放在《匈奴传》和《卫将军传》的前边)。他讲李陵之祸,着墨不多,对比《汉书》,好像一笔带过。这种省略是出于“不敢言”还是“不忍言”,我们很难猜测。但他在赞语中说: 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

1、论文题目:(下附署名)要求准确、简练、醒目、新颖。2、目录目录是论文中主要段落的简表。(短篇论文不必列目录)3、内容提要:是文章主要内容的摘录,要求短、精、完整。字数少可几十字,多不超过三百字为宜。4、关键词或主题词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关键词是用作计算机系统标引论文内容特征的词语,便于信息系统汇集,以供读者检索。每篇论文一般选取3-8个词汇作为关键词,另起一行,排在“提要”的左下方。主题词是经过规范化的词,在确定主题词时,要对论文进行主题分析,依照标引和组配规则转换成主题词表中的规范词语。(参见《汉语主题词表》和《世界汉语主题词表》)。5、论文正文:(1)引言:引言又称前言、序言和导言,用在论文的开头。引言一般要概括地写出作者意图,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并指出论文写作的范围。引言要短小精悍、紧扣主题。〈2)论文正文:正文是论文的主体,正文应包括论点、论据、论证过程和结论。主体部分包括以下内容:a.提出问题-论点;b.分析问题-论据和论证;c.解决问题-论证方法与步骤;d.结论。6、参考文献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是将论文在研究和写作中可参考或引证的主要文献资料,列于论文的末尾。参考文献应另起一页,标注方式按《GB7714-87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进行。中文: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版地、版者、版期)英文:作者--标题--出版物信息所列参考文献的要求是:(1)所列参考文献应是正式出版物,以便读者考证。(2)所列举的参考文献要标明序号、著作或文章的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获取最佳论文选题的途径:1、选择你有浓厚兴趣,而且在某方面较有专长的课题。2、在不了解和了解不详的领域中寻找课题。3、要善于独辟蹊径,选择富有新意的课题。4、选择能够找得到足够参考资料的课题。5、征询导师和专家的意见。6、善于利用图书馆;图书馆的自动化、网络化为读者选题提供了便利条件。

如果只是一般的毕业论文,特别是非正规全日制毕业论文,只要内容严谨就行,不必太在乎创新性,多参考前人成果,但不要全盘照抄。在“中国知网”查一下相关论文,外网虽然只能看提要,但这些提要会起到很重要的提示作用,此外,里面列的“参考文献”也是非常有用的东西,可以找一些来看看,对启发思路作用很大。如果想写好一点,可以看一看张新科的《史记学概论》,里面涉及了当前史记研究的各个方面。

《史记》是中国西汉时期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史学名著,原称《太史公记》。列“二十四史”之首,《史记》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史记》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作者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编辑本段]【作者简介】 司马迁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西汉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芝川镇)人。著有《史记》,《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司马迁赋》八篇;《隋书·经籍志》有《司马迁集》一卷。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十多年后,终于完成。 司马迁早在20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轶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 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38岁时,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机会阅览汉朝官藏的图书、档案以及各种史料。他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等到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我国第一部历书《太初历》完成,司马迁就开始撰写《史记》。 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司马迁因为替李陵辩护,而被关入监狱,并处以宫刑。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司马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直到汉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史记》全书得以完成。 作者年表 公元前145年(汉景帝中元五年),生于龙门。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建元元年),6岁,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太史公自序》:“谈为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 公元前136年(汉武帝建元五年),10岁,在夏阳耕读。《太史公自序》:“耕牧河山阳,年十岁,则诵古文。” 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建元六年),11岁。窦太后死,汉武帝罢黜黄老之言,发动尊儒。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元光元年),12岁。是年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司马迁时在夏阳耕读,时在长安求学。 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元朔二年),19岁,从夏阳迁居长安。从孔安国学《尚书》,从董仲舒学《春秋》。孔安国为侍中。 公元前126年(汉武帝元朔三年),20岁,开始外出游历,回长安后,为汉武帝近侍郎中,随汉武帝到过平凉、崆峒,又奉使巴蜀。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元封元年),36岁。汉武帝封禅泰山,司马谈病死洛阳。司马迁到泰山参加封禅。 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38岁,正式做太史令,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 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太初元年),42岁,《太初历》完成,开始编写《史记》。 公元前99年(汉武帝天汉二年),47岁,汉武帝攻打匈奴,骑都尉李陵投降。司马迁为其辩护,下狱,遭宫刑。(不过《史记》一半左右都是在他入狱的时间中完成的) 公元前96年(汉武帝太始元年),50岁,汉武帝改元大赦。司马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 公元前91年(汉武帝征和二年),55岁,《史记》全书完成。[编辑本段]【成书原因】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而是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为继承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 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 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 《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 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 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司马迁身为太史公,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 在《报任安书》中也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 【成书原因】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而是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为继承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 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 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 《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 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 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司马迁身为太史公,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 在《报任安书》中也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编辑本段]【最激动人心的思想】 表现进步的民族观 进步的经济思想 强烈的民主性批判性 贯穿全书的豪迈的人生观,生死观,价值观[编辑本段]【创作态度】 严谨实录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 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客观公正 司马迁坚持“实录”精神,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 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 司马迁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汉武帝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评价分明 项羽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 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 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 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编辑本段]【内容体例】 内容结构 《史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一十五字。其中的本纪和列传是主体。 “本纪”是全书提纲,按年月时间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 “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 “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 “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和特别重要人物事迹。 “列传”是重要人物和少数民族的传记。 文章内容 《史记》的文章可分成两个部分:前面的正文是人物的生平描述,这部分皆以代表性事件或逸事衔接交杂而成;正文后面会加上作者的评论或感想,通常以“太史公曰”为起头,内容或有作者的个人经历,或有对人物的评价,或有收集资料的过程,但仍以评论题材人物的性格与行事为主,这也呼应司马迁在自序中“究天人之际”的写作目标。 编撰主旨 按司马迁所说,编写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究天人之际”:是探究天道和人事的关系,作者批判了原来的“神意天命论”,提出了“帝王中心论”。 “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历史的发展实况及其规律。 参考内容 《史记》参考了众多典籍,如《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和诸子百家等,同时参考档案、民间古文书籍。司马迁还亲自采访,进行实地调查,然后对材料精心选择使用,治学态度异常严谨。 汉代之前的历史著作在内容、史事、材料、作者编撰水平上都无法和《史记》相比。《史记》不但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基本都用这种体裁撰写。同时,书中的文字生动性,叙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 体例结构 本纪 实际上就是帝王的传记,因为帝王是统理国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脑,为他们作纪传而名之曰“本纪“,正所以显示天下本统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纲纪的缘故。同时,也是全书的总纲,是用编年体的方法记事的。在“本纪”的写作中,司马迁采取了详今略远的办法,时代愈远愈略,愈近愈详。 “本纪”托始黄帝,是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师。将项羽列入“本纪”,一是秦汉间几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 书 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无法撰写成书的。班固《汉书》改称“志”,成为通例。“书”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孔子世家 是记载诸侯国之事的。这因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也就给了他们的传记叫做世家。从西周的大分封开始,发展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先后称霸称雄,盛极一时,用“世家”体裁记述这一情况,是非常妥当的。 司马迁把孔子和陈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种例外。孔子虽非王侯,但却是传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况汉武帝时儒学独尊,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将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领域的现实情况。 至于陈涉,不但是首先起义亡秦的领导者,且是三代以来以平民起兵而反残暴统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司马迁将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业和汤放桀,武王伐纣,孔子作《春秋》相比,将他写成为震撼暴秦帝国统治、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英雄,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 列传 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 单传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 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 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 司马迁把当时我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也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编辑本段]【全书篇目】 本纪

有关记忆脑研究的论文

记忆,这个曾经被披上神秘色彩的心理现象,吸引了多少古今中外的专家和学者,也引起了几乎全人类的关注。记忆是十分重要的,所有的学习,同时又都是一种记忆。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记忆心理学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记忆心理学论文篇1 浅论记忆心理学在思想政治教学中的运用 摘 要:记忆在思想政治教学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记忆的形式有形象记忆、抽象记忆、情绪记忆和动作记忆。主要阐述这四种记忆类型在教学实践中的运用及教学 反思 。 关键词:记忆;教学实践;教学反思 记忆是十分重要的,所有的学习,同时又都是一种记忆。假如我们对以往的 经验 无法保持任何记忆的话,我们就学不到什么东西了。同时,我们的思维也完全要靠记忆才能顺利进行。因此,在思想政治教学中,我运用记忆心理学的相关理论有意识地帮助学生提高有效记忆,在此,谈一些感想,敬请读者批评指教。 记忆,就是过去的经验在人脑中的反映。它包括识记、保持、再现和回忆四个基本过程,其形式有形象记忆、抽象记忆、情绪记忆、动作记忆等。在学习活动中只要进行有意识的锻炼,掌握记忆规律和 方法 ,就能改善和 提高 记忆力 。 一、形象记忆型――以事物的具体形象为主要记忆类型 我觉得多媒体辅助教学可以发挥比较充分的优势,把听觉和视觉相结合,就可同时利用语言功能和视觉、听觉器官的功能,来强化记忆,提高记忆效率。 例如,我在教《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中发展的趋势及途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及发展的状态“做好量变的准备,促进事物的质变”这两框内容时,就制作了一个关于战斗机发展简史的短片。从战斗机F-4的横空出世到与米格战斗机相搏斗所暴露出来的缺陷。后来,美国又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并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最终研究出了性能优良的F-15。如今,美国又研发出了F-15猛禽,无论在速度、隐形、目标瞄准的准确性、发射的火力级别都是当今其他战斗机无法比拟的,实现了战斗机整体性能上质的飞跃,达到了战斗机中的顶级。通过这个短片把战斗机发展的趋势、途径、状态形象生动地表现出来了,使学生成功地记住了相关的教学内容。 [教学反思] 1.选材要准确形象,能精准地阐释课本的内容,同时又可以引起学生的注意力,使他们印象深刻。 2.多媒体制作内容要精短,形式要多样化。毕竟,多媒体是起辅助教学的,不能太冗长,要服务教材,落实教学目标;但形式可以采用文字、图片、动画、配音等多种手段,有效地帮助学生调动各类感官来记忆。 二、抽象记忆型――以文字、概念、逻辑关系为主要对象的抽象化的类型 我觉得对于抽象词汇、 文章 、理论记忆,理解是最重要的,因为理解是记忆的基础。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记得牢、记得久。 例如,“真理是客观的”这一知识点比较抽象难解,所以在突破这个教学上的难点时,我采用了“层层解剖法”让学生来理解记忆。首先,我让学生自习,自主得出对“真理是客观的”的思考和见解。然后,我再进行层次引导:从真理的含义“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反映”即正确的认识;迁移认识的相关知识――认识的主体是人,客体是客观事物,“桥梁”是实践,所以认识的内容及检验标准是客观的,形式是主观的;因此真理作为一种正确的认识,它的内容及检验标准是客观的,所以“真理是客观的”。最后,思想碰撞――我举例了几种对月球的正确认识,如月球的表面情况、物质构成、引力大小等,然后提问:真理只有一个,为什么我们会有对月球的多个正确认识呢?学生对这个问题进行小组讨论与思考进一步深化了对“真理是客观的”的理解。 [教学反思] 1.给予一片草原,予以一个方向。教师不要越俎代庖,要相信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我觉得越是抽象的,难以理解的内容越应该让学生自主思考,得出自我认知,这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发散性思维,培养其自主探究能力。 2.讲解要有层次,注意知识的系统性。讲解的原则一般由易到难,循序渐进,同时要关注学生的接受能力,新旧知识的有机衔接,这有助于在理解的基础上记忆。 3.适度举例,提出疑点,激荡思想。把抽象的概念具体化、生活化是符合中学生的 逻辑思维 的,但是要避免流于肤浅,对知识要有一定的挖掘,提出疑点,促使学生的思想在激荡中得以提升。 三、情绪记忆型――客观事物是否符合人的需要而产生的态度体验 这种体验是深刻的、自发的、情不自禁的。所以记忆的内容可以深刻地牢固地保持在大脑中。因此,我觉得要让学生拥有浓厚的学习兴趣。如果学生对学习材料、知识对象索然无味,即使花再多时间,也难以记住。 例如,《权力的行使:需要监督》这一课有几个重要的知识点:学生要知道制约和监督政府权力的意义,懂得有效制约和监督权力的关键是建立和健全机制,同时要了解我国的行政监督体系。于是,我就以原上海市市委书记陈良宇的案件和国家 游泳 中心水立方中方执行总负责人郑方多次邀请铁面审计署署长李金华审计水立方工程的实施案例为新课导入,极大地引起了学生对政府权力的探究兴趣。其中,陈良宇在庭审过程中的三个“对不起党,对不起上海市人民,对不起我的家人”尤其使学生对权力是把双刃剑有了深刻的感悟。于是,我就组织学生对“我们怎样监督政府人员使他们对得起党、人民和家人?”进行小组讨论,使学生在情感、态度、价值观上认同了对政府权力进行有效监督的意义,同时懂得了有效制约和监督权力的关键是建立和健全机制及我国的行政监督体系。 [教学反思] 1.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因此,新课导入如何有效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是十分关键的。 2.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学生的注意力和情绪的兴奋点是有规律的,教师要注意把握好节奏,做到松弛有度,自然流畅,切忌疲劳教学。 3.案例的引用要结合学生的成长特点和生活实践,这样才能使学生有共鸣,引起学生的兴趣,更好地落实教材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四、动作记忆型――以各种动作、姿势、习惯和技能为主的类型 动作记忆是培养各种技能的基础。因此,我觉得要让学生根据情况,灵活运用 辩论 、查资料、编提纲、做笔记、卡片等 记忆方法 , 增强记忆力 。 例如,《民主选举:投出理性的一票》这一课要让学生理解民主选举的积极意义,提高参与民主选举的素养。于是,我进行了一场班级模拟选举人大代表的情境,并让“选民”畅所欲言,表达自己的想法和立场,最后对选举结果的满意度及选举方式进行评判。 [教学反思] 1.新课程强调课程实施的实践性和开放性,这就要改变传统教学的单纯性理论教学的方式,使学生在开放、互动的教学方式中提高学习和发展的能力,培养创新能力。 2.教学课堂要适当地延伸,把课前的资料收集、课堂的教学及课后的调研及反思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动作记忆的连续性。 人的成功与智商的四个要素:注意力、 想象力 、思考力和记忆力有很大的关系,这里我把教学过程中的一些关于记忆力的感想与大家共勉,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记忆心理学论文篇2 浅析巧用心理学知识有效记忆英语词汇 【摘 要】词汇量的大小是衡量一个人 英语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制约一个人英语能力提高的关键因素,然而英语词汇的记忆一直是广大 英语学习 者的最大障碍,直接影响学习者的学习效率。因此,找到有效方法来攻克单词记忆这一关是提高学习效率的关键。本文从心 理学的角度出发,结合人的记忆 规律和遗忘规律, 总结 出一些切实可行的有效的词汇记忆方法。 【关键词】词汇记忆 记忆规律 遗忘规律 1 引言 英国语言学家David Wilkins在总结词汇学习的重要性时曾说过:“没有语法就只能传递有限的信息,没有词汇则什么也传达不了。”词汇作为语言三要素之一,是语言的建筑材料,任何一项语言技能都无法忽视词汇因素而独立存在。根据《大学英语教学大纲》的要求,大学生在完成两年的英语学习后应掌握4200个单词。显然,对于学生来说,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一般来说,学生在掌握了基本的语音和语法知识以后,他们在听、说、读、写、译等各方面能力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词汇量的扩大。词汇量的大小是衡量一个人英语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制约一个人英语能力提高的重要因素,因此词汇记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广大的英语学习者找不到记忆词汇的有效方法,结果往往事倍功半。 2 笔者从心理学的角度,浅析人的记忆规律和遗忘规律,并提出如下记忆词汇的有效方法 经常复习 孔子在《论语》中提到:“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都是强调复习在学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一劳永逸的记忆是没有的,即使是记忆牢固的词汇,也会因 其它 因素的影响或干扰而发生遗忘,避免遗忘最有效的手段是经常复习。复习也要讲究策略,那就是要分配复习。一般而言,应先密后疏,即对刚学过的材料应多加复习,每次复习间隔的时间应短些,随着记忆巩固程度的提高,复习的次数可逐渐减少,间隔的时间可逐渐增长。 及时复习 复习不仅要经常而且要及时。德国心理学家艾宾浩斯第一个对遗忘现象作了系统的研究,他所绘制的艾宾浩斯遗忘曲线揭示了人的遗忘的进程是不均衡的,是先快后慢的规律。由于遗忘是先快后慢的,所以记忆词汇时复习必须及时,要在遗忘尚未大规模开始之前进行,方可阻止学习后立即发生的急速遗忘。有些同学虽然也复习,但由于复习地不够及时,影响了记忆的效果。我们应当明白:有些事情不在于做与不做,而在于什么时间做是有用的。 多种感官参与记忆 在识记时,通过何种感觉通道输入信息影响到识记的效果。例如,有人曾经做过一个实验:让三组学生识记相同的材料——10张画片,一组采用视觉记忆,二组采用听觉记忆,三组采用视听结合记忆。结果一组能回忆起70%,二组60%,三组。这说明:视觉记忆优于听觉记忆,视听结合优于视觉记忆。显然,多种感觉通道共同参与识记,可使同一内容在大脑皮层上建立多 渠道 的广泛联系,因而要优于单一渠道的识记。因此,在记忆词汇时如能充分调动主体的五官共同参与识记,做到视、听、读、写结合,将会大大提高记忆效果。同时,在记忆过程中,由于多种感官共同参与其中,更易集中精力,全神贯注,不受外界事物的干扰,保证了记忆的质量。建立联想 单词之间存在着广泛的联系,如词义上的相近关系、相反关系,词形上的相近关系、衍生关系等等,依据这些关系进行联想记忆可收到“记此忆彼”的功效。实践也证明,是否善于利用联想来扩展记忆范围是造成人与人之间记忆水平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有的人可以浮想联翩,举一反三;有的人则什么也记不住。词汇记忆过程中,当碰到一个新单词时,可使用接近联想法,类比联想法,对比联想法,归类联想法等记忆方法,由此及彼,由点到面,由一个单词尽可能多地联系到与它相关的各种形式,结构及用法等。 如在学习表达好的记忆力的 短语 have a reliable memory时,联想到其相近的表达:have a/an tenacious/retentive/ photographic/unfailing memory,同时又联想到其意义相反的表达:have a/an unreliable/ terrible/selective memory。在学习blue-collar(蓝领阶层的,指“体力工作者的”)时,类比联想到white-collar(白领阶层的,指“脑力工作者的”)pink-collar(粉领阶层的,指“典型女性职业工作者的”),gray-collar(灰领阶层的,指“维修保养行业工作者的”),gold-collar(金领阶层的,指“高级专业人士的”)和bright-collar(亮领阶层的,指“电脑及通讯专业人士的”)。在记忆单词drought(旱灾)时,运用归类联想法联想到同属 自然灾难的其它单词,例如:flood(洪水),hurricane(飓风),typhoon(台风),tornado(龙卷风),earthquake(地震),volcanic eruption(火山爆发),mud- rock flow(泥石流),avalanche(雪崩);在记忆单词accelerator pedal(油门踏板)时,联想到同属汽车装置的其它单词,例如:brake pedal (制动器踏板),clutch pedal(离合器踏板),dashboard(仪表盘),horn(喇叭),ignition switch(点火开关),seat-belt(安全带),steering wheel(方向盘),windshield(挡风玻璃),windshield wiper(刮水器),bumper( 保险 杠)等。 尝试回忆 在用联想进行记忆时,一方面强调它对“记”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强调它对“忆”带来的方便。所谓记忆,包含记和忆,是指对知识的识记,存储,提取和再现,因此只有记而没有忆的记忆称不上真正的记忆或完整的记忆,记、忆结合才能保证记忆的效果和质量。实验也表明,学习时,单纯地反复阅读的效果,不如在阅读中结合积极的尝试回忆效果好。这是因为反复阅读与尝试回忆相结合是一个积极的学习过程,它要求高度集中注意,进行更紧张的脑力活动,能促进暂时神经联系的建立和巩固,同时又能及时检查记忆情况,把精力集中到薄弱环节,易于加深印象。实验证明二者最好的比例是20%的阅读+80%的尝试回忆。 3 结束语 掌握大量的 英语词汇是提高听、说、读、写、译各方面能力的前提和基础。然而如此丰富的词汇量,如果没有 科学理论作为指导,仅凭学习者的耐心和毅力去死记硬背是难以完成的。记忆词汇的过程就是同“遗忘”作不懈斗争的过程,因此了解必要的心 理学知识,将遗忘控制在最小范围内,从而强化记忆就显得格外重要了。这样记忆英语词汇,不仅记得多,记得准,记得牢,而且易于提取,不易混淆。运用词汇时也能真正做到得心应手,触类旁通。 参考 文献: [1]陆巧玲.词汇教学中的语境问题[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6). [2]孟祥杰.大学课程中的英语词汇教学.吉林工商学院学报,2008,(7). [3]江林等.心理学教程.东营:石油大学出版社,2000. [4]肖菊兰.英语词汇拓展——类比构词.湖北 财经 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2). 猜你喜欢: 1. 有关记忆的心理学论文 2. 有关记忆的心理学论文 3. 关于普通心理学的论文 4. 艾宾浩斯记忆曲线

对进行了考察。记忆与人的意识、思维、理性等精神能力和精神活动密切相关,它经常成为哲学 反思 和思辨建构的对象。以下是我整理分享的哲学记忆论文的相关 文章 ,欢迎阅读!

摘要:对进行了考察。记忆与人的意识、思维、理性等精神能力和精神活动密切相关,它经常成为哲学反思和思辨建构的对象。西方哲学的记忆观经历了古代本体论记忆观、中世纪____神学记忆观、近代认识论记忆观和当代生命哲学记忆观等几种历史类型。

关键词:西方哲学;记忆观;历史演进

中图分类号:B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477(2008)04-0476-06

罗素曾说,记忆“那是一个很困难的题目”。在近代心理学将实验手段引入记忆研究之前,甚至在今天大脑对于脑科学而言仍然是一个“灰箱”的情况下,记忆的运行机制无疑仍是一个难解之谜。由于记忆与人的意识、思维、理性等精神能力和精神活动的密切联系,它总是经常成为哲学反思和思辨建构的对象,尽管它也从未成为哲学思想的主流。西方哲学自古希腊以来形成了以求知、尚智为核心的理智知识型传统,对记忆问题有较多深入的研究散见于哲学家、思想家的著作中,蕴涵着丰富的记忆思想资源。考察这种哲学记忆观的历史演进,对于推动哲学认识论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古代本体论记忆观

哲学史上第一个谈到记忆并赋予记忆以极高地位的当属柏拉图的“回忆说”。柏拉图不仅实际地撰写了大量的回忆录,包括对他的老师苏格拉底的回忆和他的自传,用他的生花妙笔确立了苏格拉底在西方文明史上不朽圣人的地位,而且也从《美诺篇》开始以“回忆说”着手构筑了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影响深远的形而上学体系。

“回忆说”的提出直接源于对“美诺悖论”的解答。苏格拉底的哲学活动是热衷于为一些道德及相关概念的正名,探求它们的合乎逻辑的定义。他不但承认自己的无知,而且通过反复盘诘往往使被问者陷入迷茫的境地而被迫也承认自己的无知。美诺正是在被诘问了三次而对先前自以为是美德的定义感到绝望时提出:“你在对一个东西是什么全然不知时,能够寻求它吗?”苏格拉底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将它重新表述为:“他不会寻求他所知道的东西,因为他既然已经知道它,就无需再探求;他也不会寻求他不知道的东西,因为他甚至连他要寻找的东西是什么都不知道。”这就是一些现代西方学者很重视的“美诺悖论”,它表明苏格拉底在美德问题上陷入了绝境。柏拉图让苏格拉底反求诸己,用“回忆说”来解决这个悖论。他说:“既然灵魂是不朽的,可以不断重生,它已经在这个世界以及别的世界中获得一切事物的知识;……因此寻求与学习并不是别的,不过就是回忆。”。在柏拉图看来,包括美德在内的一切知识都是不可教的,也不是通过后天的学习可以获得的,它们本来就内在于人的心灵和灵魂之中,只不过在现世生活中它们被人忘记而成了不觉察的状态。从未学过数学的童奴经过苏格拉底的适当提问后说出了两个正方形的面积之比等于它们的边长平方之比,即毕达哥拉斯定理,就证明知识是灵魂从生前的存在里带来的。所以,后天的 经验 际遇不过是一种“机缘”,经它的刺激和提醒使人回忆起灵魂本已具有的知识,一切学习都是回忆。柏拉图正是以“回忆说”为基点建构了他的乌托邦、理念论、灵魂不朽论、宇宙起源论,建立了庞大的纯粹唯心主义哲学体系。所以罗素认为回忆说是柏拉图哲学中最重要的东西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柏拉图不是在一般的经验层面上谈论记忆和回忆问题,而是一开始就赋予它一种思辨的意义,用它讨论认识的来源和本质、灵魂的不朽和肉体的生灭、整体的理念和分有理念的万物等极抽象的形而上学问题,具有深刻的哲学意义和思想史意义。从思维的取向来看,“回忆说”将探寻知识和美德的认识活动从外在转向了内在,从感觉和经验转向了理性和灵魂。黑格尔曾对此评论道:“一般所谓学习是指接受一种异己的东西进入思维的意识,这乃是用事物去填满一个空的空间的机械联合过程,而这些事物对于这空间乃是生疏的、不相干的。”相反,依照柏拉图,“学习是这样一种运动,在学习过程中没有异己的东西增加进去,而只是它自己的本质得到实现,或者它自己的本质得到自觉”。这无疑是哲学精神的纯化和 理性思维 的进展,它使记忆和回忆一词摆脱了日常经验的意义,而具有内在化、深入自身的深刻的思想性意义。其次,柏拉图认为“整个自然是同类的”,只要回忆起其中的一件便可能触类旁通,由此推论出 其它 的一切,无需对每一件事物都用回忆的 方法 去认识,这表明柏拉图认为一切事物都具有密切的联系,他力图用“回忆说”对整个世界形成一个完整的看法,构建一个完整的本体论的结构图景。最后,“回忆说”具有承先启后的意义,他发展了苏格拉底寻求普遍性定义的精神助产术,回答了人的心灵中的知识是如何孕育的这个苏格拉底没有提出也没有回答的问题;同时,就灵魂在堕入肉体之前已经具有某种知识,在肉体的污染和囚困中虽然忘却但经某些“机缘”的提醒和刺激又可回忆起这些知识而言,“回忆说”事实上蕴涵着后来亚里士多德潜能与现实学说的萌芽。

亚里士多德“是从来最多才最渊博(最深刻)的科学天才之一”(黑格尔),在他的自然哲学著作中,辟有专章《论记忆》,而这却是为历来的哲学研究所忽略的部分。

亚里士多德的记忆思想以灵魂学说为基础。如果说他对灵魂的说明是形而上学的思辨,那么他对记忆及其它生命现象的观察则充满了自然哲学的色彩。亚氏的记忆观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关于记忆的性质和属性。

他认为,灵魂具有感性和理性功能,记忆和想象属于灵魂的同一部分,它属于“第一感觉能力,即我们由以感知时间的能力”。在他看来,“时间的一部分已经过去了,现在并不存在,另一部分将要到来,现在也并不存在。但是由这些部分,却又构成了那无限的和永远存在的(真正的)时间”。时间既是可分的又是连续的,还是可度量的,是灵魂认识广延和运动的内在尺度。“只有那些能意识到时间的动物才有记忆,并且它们是凭藉着以感知时间的器官来记忆的”。第二,记忆的对象。亚里士多德认为,“将来是不可能记忆的,因为将来是猜想和希冀的对象;对现在也无可记忆,而只能感觉,因为对将来和过去我们都无法靠感觉来认识,只有对现在才能这样。记忆属于过去,而对当下的现在则无法记忆”。所以,记忆既不是感觉也不是判断,而是当时间流逝后它们的某种状态和影响,所有记忆都表明着时间的过去。第三,记忆的发生。时间成为过去,只是本质意义上的记忆之发生的一个必要条件。由于记忆存在于具有强烈刺激之心灵的潜能之中,因而只有当属于事实的以及属于时间的刺激同时发生时,人才会现实地记忆。“记忆在本质上包含有意识。但是如果只有属于事实而没有属于时间的刺激,或者相反,人们都不可能记忆”。总起来看,虽然亚里士多德认为记忆属于感觉而且是第一感觉能力,它是人们知识经验的开端,与理论科学和高级智慧相距甚远,具有与柏拉图超验地谈论记忆完全不同 的观察和研究记忆的经验取向。但是由于他的灵魂学说渗透在整个自然哲学之中,而且将记忆与对时间的深遂思辨结合起来,因而亚氏的记忆思想仍然具有相当深厚的形而上学基础,他同柏拉图共同缔造了古代本体论意义上的哲学记忆观。

二、____神学记忆观

欧洲中世纪是____神学兴盛并一统天下的时期,所有的理论思维和思想论争都发生在神学的范围内,人们不再探求自然和宇宙的奥秘而致力于对上帝信仰的论证与理解,古希腊的哲学 文化 传统和希伯来的宗教文化传统逐渐融合为一体化的神学哲学理论,直至经院哲学的诞生,哲学完全沦为神学的婢女。奥古斯丁正是站在这个结合点上,作为“最后一个教父和第一个经院哲学家”,他认为基督____真正的哲学”,皈依基督____到达哲学的天堂”,而一般人所谓的哲学只是“现世的哲学”,真正的哲学可以利用普遍流行的现世哲学,现世哲学需要经过改造才能被利用,二者的关系是信仰和思想的关系。那么,如何由现世的哲学达到真正的哲学,即信仰和思想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奥古斯丁坚持“信仰然后理解”的基本立场,“你若不信,便不能理解”。而“信仰然后理解”的关键则是他关于记忆的“光照说”。

“光照说”的大意是:一切真理都存在于上帝之中,上帝是真理的来源,真理是上帝之光的照耀,“光照”是人的理性获得真理的途径。奥古斯丁正是通过“光照说”来论证对上帝的信仰。从哲学史上看,“光照说”可以说是对柏拉图“太阳”比喻的承继和对“回忆说”的改造。如前所述,柏拉图通过“回忆说”解答“美诺悖论”,把对普遍性知识的寻求诉诸于超验的理念世界,引出了灵魂轮回观念。奥古斯丁取消了灵魂的前生观念,认为不能像柏拉图那样由现在可发现真理而推出心灵有前生及灵魂轮回,因而回忆就是当下的,真理的获得和幸福的达至乃是由于人具有天然的上帝记忆和天然的追寻上帝的欲求。奥古斯丁认为,“信仰寻求理解”,人对于上帝是听信在先,理解在后。我们之所以能够信仰,是因为已有上帝记忆。但这上帝记忆是极不完全的,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提醒”,即得到圣经、教会这两大权威的“提醒”。因此,人的上帝记忆就蕴含了一切真理之相和后天获得的感性形象,包含有潜意识和意识的内容与活动。“记忆的领域中原已有它们存在着,不过藏匿于邃密的洞穴,假使无人提醒,可能我绝不会想起它们”。人们获得知识,体验幸福,正是由于得到了上帝之光的照耀,上帝之光照亮了记忆中某处邃密的洞穴。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记忆’代表心灵的潜在状态,‘光照’代表心灵的显在活动。”可见,在记忆来源问题上,奥古斯丁将柏拉图的理念改造和提升为上帝,记忆就是心灵的上帝记忆,对于上帝记忆人们是不能再进一步追问的,它属于直接的、当下的、自明的信仰领域。

关于记忆的内容,奥古斯丁认为包括三类:第一,“不通过印象,即在我们身内得见概念的真面目”,人们称之为知识学问,潜隐在最幽远的地方;第二,“记忆还容纳着数字、衡量的关系与无数法则”,它们无色、无声、无味、无从捉摸,也不是感觉所镌刻在我们心中的;第三,“记忆又拥有我内心的情感”,但方式依照记忆的性质与心灵受情感冲动时迥然不同。记忆好比一个库房,这些材料在记忆中不是杂乱无章地堆砌在一起,而是依照一定规则有序地排放。“在那里,一切感觉都分门别类,一丝不乱地储藏着,而且各有门户:如光明、颜色以及各项物象则属于双目,声音属耳,香臭属鼻,软硬、冷热、光滑粗糙、轻重,不论身内身外的,都属全身的感觉。记忆把这一切全都纳入庞大的府库,保藏在不知哪一个幽深屈曲的处所,以备需要时取用”。这就是说,记忆不仅保存一切感觉材料,同时又是最初运用理性规则的场所,是联系理性和感性的中介,因而已经包含着对人的认识过程的初步分析。

作为神学家和哲学家,奥古斯丁毕生追求识神与识己,人的上帝记忆既是这场追寻的起点又是终点,在此基础上,奥古斯丁又论述了返观自照的“自我记忆”、三位一体的永恒记忆等。可见,经过“光照说”改造的神学记忆观,实质上构成了奥古斯丁神学和哲学的秘密与枢纽,对于上帝记忆的“先信仰然后理解”在他的神学继承者那里一直是争论不休的话题,开辟了经院哲学系统化的道路;而关于记忆的内容和记忆对认识的作用则成为带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唯名论的思想资源,并最终导致了经院哲学的瓦解。

三、近代认识论记忆观

近代以降,经过文艺复兴运动的洗礼,____会和经院哲学的束缚逐步松缓。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推动着人们去探索自然界的奥秘,以革新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实验科学的许多重大成就,也向哲学提出了在方法论和认识论上加以指导的要求。因此,对科学研究方法和认识方法做出哲学概括与说明的认识论问题就被提升到了特别显著的地位。相应地,对记忆问题的探讨再也不能在原来神学的框架内进行了,它被纳入了对知识的来源、性质、范围等问题的探讨中,其中尤以经验论哲学为甚。

将经验论加以系统化的洛克是哲学史上对记忆问题进行认真研究的重要思想家。他对人类思想的各种情状进行了划分,明确区分了感觉、记忆、回忆和思维等,第一次从唯物主义经验论角度肯定了记忆在人类思想意

识结构中的地位。洛克十分重视记忆的重要性,他说:“在有智慧的生物中,记忆之为必要,仅次于知觉。它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们如缺少了它,则我们其余的官能便大部分失了效用。因此,我们如果没有记忆的帮助,则我们在思想中,推论中和知识中,便完全不能越过眼前的对象。”可以看出,洛克认为记忆的重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人心的大部分官能在发挥其功能时都需要有记忆系统同其协同作用,否则其功能就无从发挥。例如感知器官如果缺乏记忆系统的配合,那么感知对象对它而言每一次都是不同的,或者它不知道它每一次感知到的是同一个对象,因此它也就不能获得任何稳定有效的信息。而学习的内容如果不能进入长时记忆系统,则学习者什么也没有学习到。第二,有了记忆,人才可能有间接知识,只有凭借记忆,人才可能离开眼前的对象,通过推理、比较、想象等思维活动获得具有间接性的知识,“敏捷的才智在于能自由调动记忆中的各种观念”。

“天赋观念”是洛克认识论集中批判的问题,他正是通过对记忆的分析来达到的。洛克说:“回忆作用同其它思维方法,分别之点,就在于回忆时,分明意识到那件东西是曾经在心中存在过的。人心以前所不曾知觉过的东西,都不能说是在心中的。”存在于心中的任何观念,如果不是当下的一个实在知觉,就是从前不为理解所知道的;而如果一个观念能通过记忆被追唤出来,则人一定知道它是以前在心灵中存在过的旧的观念。任何观念究竟是否在人心中或记忆中,就完全看这样差异。借着这个差异,洛克断言,“记忆中并没有天赋的观念”。因为根据洛克的逻辑,人心中的知觉(观念)只有两种:已知的记忆和当下的新知。新知的观念总要以某种方式贮存到记性中成为记忆,作为记忆存在的已知观念在某个时候一定是当下的新知,当下的新知转化为记忆就成为人类知识的来源和流程。依此层层追溯,一定可以达到一个既没有任何记忆也没有任何新知识的阶段——“白板”阶段。这样,洛克就通过对记忆的分析驳斥了天赋观念论的“普遍同意说”和“理性发现说”。

另外,洛克还注意到了人的意志对记忆活动的主动控制、记忆的两层缺点、记忆与抽象言语的关系等,在经验论的框架内比较详细全面地考察了人类的记忆现象。相对于洛克之后的许多哲学家,包括许多当代哲学家从根本上忽视记忆在思维中的地位和作用而言,事实上他已赋予了记忆在思维中相当重要的地位,尽管还只是“仅次于知觉”的第二位的地位。可以说,在记忆问题上洛克超越了他的时代。

如果说洛克在对经验论哲学的综合中存在着动摇的倾向,那么休谟则将经验论原则彻底化了。休谟认为,呈现于心灵中的除了知觉以外什么东西也没有。知觉分为两种:微弱暧昧的抽象观念和强烈活跃的感觉印象,一切观念都是印象的摹本。“记忆和想像这两种功能都可以摹仿或摹拟感官的知觉,但是它们从来不能完全达到原来感觉的那种强力同活力”。这就是说,直接面对对象的感官知觉最为强烈,引人冲动,而离开直接对象的事后记忆,甚至最自由的思想也比最钝暗的感觉较为逊弱。当人心的种种思想或观念出现于记忆或想象中时,并非杂乱无章而是以某种次序和规则相互引生,这些规则只有三种:相似关系、接近关系和因果关系。这三种关系都以记忆为基础,“除了直接呈现于他的记忆和感官面前的东西而外,他再不能确信别的东西”。

休谟是如何推知这一点的呢?休谟认为,几何、代数、三角等具有直觉的确定性的知识,人们只凭思想作用就可以保证其明白性和普遍必然性,而对于“实际的事情”的研究似乎都建立在因果关系上,但在这里各种事实的反面总是可能的。人类理性不可能凭借事物呈现于感官前的种种性质,把产生它的原因和由它所产生的结果揭露出来。人们只是由于似乎相似的原因,便期望有相似的结果。但这并不是推论,而是期待和信念,即这不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关于实在事情或实在存在的一切信念都只是由呈现于记忆或感官的一个物象来的,都只是由那个物象和别的物象的恒常会合来的”。正是由于一种物象和呈现于记忆中的东西的习惯性会合,人们才有了相似关系、接近关系和因果关系的推论方式。如果不根据呈现于记忆或感官中的一些事实,那么一切推论不过是纯粹假设。尽管思想可以自由地超出记忆和感官之外,达到最远的地方和最远的时期,但是它必须依据感官或记忆之前的一些事实。“所以你最终就必须归结到呈现于记忆或感官中的一种事实。若非如此,那你就得承认,你的信念是完全没有基础的”。因此,所谓因果关系仍是由于经验的不断重复和恒常记忆,它是否是事物的固有性质和必然联系,对于人是不可知的,人们只需要根据经验和记忆期待将来有类似过去的一串事情发生就够了。可见,休谟从知识、理论起源于知觉、印象的经验论原则出发,将知识、理论特别是关于“实际的事情”的知识、观念局限在感觉经验的范围之内,感觉经验的不断会合和多次重复成为呈现在心灵中的记忆,根据经验和记忆形成思维的信念和行动的习惯。而对经验和记忆的外在对象是否有真实的因果联系甚至是否真实存在的问题,则持怀疑主义态度。这样,休谟在对经验主义原则彻底化的过程中,走向了不可知论。

四、生命哲学的记忆观

20世纪上半叶以柏格森为代表的生命哲学对记忆进行了独特而深入的研究。柏格森公开举起非理性的旗帜,致力于解决传统哲学的身心二元论,他以生命冲动为基石,把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从空间转移到时间,突出直觉的方法论本质,系统地提出了人的生命创造进化学说,记忆理论是柏格森生命哲学的重要内容。

批判传统哲学特别是笛卡尔理性主义二元论是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出发点。他认为物质与心灵的关系,在笛卡尔那里被拉得太远,因为他认为物质具有几何空间性而心灵却无广延;在贝克莱那里又被扯回太近,因为他使物质的第一性质等同于第二性质而成为纯粹的表象。柏格森肯定精神的真实性和物质的真实性,力图在二者的结合部——记忆——来解决这个问题。“一旦着手从纯粹事实当中寻找这样的信息,以求帮助我们解决这个

问题,就发现我们不得不涉及的不是别的,而是记忆”。“任何人只要不怀成见,立足坚实的事实,一旦着手研究心灵与身体这个经典问题,很快就会把它看作记忆的核心问题”。可见,记忆问题是柏格森批判传统哲学提出生命哲学的出发点和核心。

柏格森在讨论记忆时,涉及到了记忆功能的发生方式、如何储存和运动的过程,他提出了两种不同的记忆形式:记忆-形象和记忆-行动。前者记载依时间出现的全部日常生活事件,不忽略任何细节,也不考虑任何实际用途,只是由于自身性质的必然性把过去保存起来。这种记忆形式形成了经验性认识,把人们的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第二种记忆形式并不保留具体的事件、过程、方位等,而是把过去运动中形成的理智协调的运动保留下来,它代表着过去积累起来的努力。柏格森说:“被储存在当前里的这种对过去全部努力的意识,确实也是一种记忆,但它与第一种记忆却大不相同,它总是受行动的支配,位于当前意识中,并且只顾及未来。”第二种形式之所以无愧于记忆的名称,不是因为它保持了以往的形象,而是因为它把过去的作用延伸到现在,是面向现在和未来的行动意识,是纯粹记忆而不是大脑的自然机能。它努力聚积的是人的生存能力,显示着人的生存能力的增强。因此,第二种记忆实质上是促使人行动、促使人生活的力量,正是它体现了生命的创造进化过程。

正是在第二种记忆即纯记忆中蕴涵着柏格森那个重要而令人费解的“绵延”概念,“绵延说”和记忆理论有密切关联。“纯粹绵延是,当我们的自我让自己生存的时候,即当自我制止把它的现在状态和以前各状态分离开的时候,我们的意识状态所采取的形式”。绵延使过去和现在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其中存在着相互渗透,存在着无法区分的继起,它具有以下几个特性:第一,只有活生生的生命过程才会有纯绵延的形式出现。在柏格森看来,数学时间是空间的实在形式,而对于生命万分重要的时间是绵延。第二,绵延是没有区别的陆续出现,生命过程是无法切断的生命之流,只有在自我的生命流程中而非纯粹空间内,过去和现在才并非相互外在而是在意识的整体中融汇起来。第三,绵延是一与多样性的统一,构成生命之流的绵延虽然是“无法区分的继起”,却并不意味着永远不变。绵延过程是一,是什么把绵延过程统一起来呢?柏格森认为是依靠记忆。第四,绵延的趋势不可预测。对于一个不可分的生命过程,任何超人的智慧都无法预见它的未来发展趋势。因此创造是生存所必须的,生命存在的根据就在于创造,它不服从于某种先验的目的。由柏格森记忆理论和绵延理论的基本内容可以看出,纯记忆就是绵延不断的生命之流的形式和保证。只要生命在继续就会有过去,而过去就意味着记忆、储存和积淀。记忆并非储存在大脑里,而是储存在绵延中,即储存在生命本身和生活范围中。正因为如此,人们才能立即返回过去,使过去作用于现在和未来。所以,柏格森所说的记忆并不是一种心理存在,而是生生不息的创造的生命能力。

对直觉的重视是柏格森区别于传统哲学的重要之点,但他又不同于现代哲学其它流派从存在、意志等出发去阐述直觉,而是以绵延和记忆理论为前提去发现直觉的。他认为直觉对于当时的人类而言只是理智的边缘或半影,它是因为在行动中不及理智有用而被排出中心的,但是直觉自有更奥妙的用途,应当再恢复它的较显要的地位。柏格森认为,每个人都可以有直觉意识,直觉地思维也就是绵延中思维,而生命的绵延依靠记忆成为可能,所以记忆就为直觉提供了基础和参照。“真正直觉的机制就仅仅是唤起回忆,给它一个实体,并重新赋予它活动的,因而也是切实的性质”。记忆中的知觉和形象不断聚积,最后缩约成一个单一的直觉,从而直接地产生对事物、生命的完整意识。

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记忆观是对传统形而上学记忆观的根本变革,它一反传统哲学将时间空间绝对化、数学化的理智形而上学 思维方式 ,将记忆视为生命绵延的根据和创造的源泉,从而超出了对记忆的自然科学式理解。如他反对把记忆当作大脑的自然机能,把大脑当作记忆的贮藏室,记忆是纯粹的过去等等,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等正是这样看的;他也反对把记忆当作减弱的知觉,这在休谟那里表现得最为明显。柏格森所理解的纯记忆是生命的能力而非心理存在,它储存在绵延中即储存在生命本身之中。过去活动的内容和结果积淀下来所形成的能力即纯记忆,过去依然是充满生机的,是具有当下效应的现在的前提,也是使当下效应指向未来的前提。在这个意义上,柏格森的纯记忆也就是类记忆、社会记忆。但是由于他的哲学在总体上是综合的而非分析的,“主体与客体的区别,……在他的哲学中是完全没有的”,因此,柏格森虽然突出了记忆对于生命创造进化的意义,但却由于这种混淆而具有生物有机论的倾向,也并未真正深入人类社会演进传承的记忆一创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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