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民族的血液，是民族的DNA。它蕴含着这个民族的历史与成就等！如果一个民族失去了文化，也就是等于失去了本身的来源，没有保护好祖先们给予的宝贵财产。我们不仅要保护好民族文化，还要发扬文化，只有文化才能证明我们是这里的人民，只有保护好文化才能证明我们爱国，当别的民族文化来到自己的生活中的时候，我们因该以热情的款待它国文化，不能遗忘自己民族的文化。来到他国的时候要尊敬他国的文化，只有尊敬他国的文化才能让他国人民爱戴你。其实我们中国的文化也随着西化和现代化也慢慢消失，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圣诞节在中国可谓是比春节还要热闹。中国文化都是我们祖先们在慢慢积累和发现和创造，经过了风吹雨打，走过了5000年的漫长岁月，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们的祖先依然在创造新的文化。但是到了我们这一代里，我们却丢失了祖先给我们的文化。我想世界上的四大古国，三个古国消失了，是因为他们没有珍惜好他们的文化，长年战火连天，现在中国也快消失了，是因为我们被西化了！
有关传统文化的高二议论文5篇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这是中华文化所具有的特质。但是，在当今各种“变异”文化的冲击之下，人们开始亵渎文化，把文明积淀看作炒作的工具。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有关传统文化的高二议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所谓传统文化，可以说是一个民族丰富的特色，一个国家独有的标志，一段历史熔炼的精髓。
中国的传统文化可谓是五彩斑斓了，可以是建筑，书籍，服饰，它包罗万千，丰富广博。就如中国传统文化中代表性的神物“龙”的形象。其实龙本不存在，它只是古代的人们为拥有神奇力量的向往，因此作为自己民族的图腾，有着鹿角、虎须、蛇身、凤爪等多种特征，融合了多民族的文化。龙就似我们我们中华民族，象征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反映了中华民族对伟大神力向往的美好理想。
“中华汉字，生动形象”，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与我们关系最密切的就是汉字了，这也是我们“传播文明，盖世无双”的传统文化之一。它的特点嘛，就是“对联形式，汉子独创，左右工整，能简能祥，既便言志，又供观赏。”说起汉字我们无不想到书法文化。值得赞扬的是，即使书法的年龄远远大于我们现代人，但我们间的距离却似穿越的效果。在此，我也是书法的传承者之一，它的美感“篆书隶书，古色古香，行书流畅，正楷端庄，狂草奔放，凤舞龙翔，”我也深有体会。对于写书法的传统用具——毛笔，柔软优雅，创作的字体有胖有瘦，或直或曲，时而粗糙时而顺滑，无不体现着各种线条的美感，无不透露着写作人当时的心境。然而西方人用的钢笔却只能将字死死地呆呆地“刻”在纸上，所以西方国家没有书法这一说。这就是中华民族先辈的智慧结晶，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独特，值得我们华夏子孙传承。说到书法，我便想起中考语文要提高分值，会在书法和文言文方面加以重视，这样一来就对我们中学生了解掌握中国传统文化做了进一步的要求，传统文化进入校园考场啦！由此可见，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我们也应该了解重视它。
反观我们现代社会，经历多次战事，以及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冲击，一再使得文化的传统根基早就如同一片风中摇摇欲坠的枯叶。再加上我们的经济日渐富裕，西化的生活方式在中国人的生活中也越来越普遍，但这也不能是我们的心灵感到满足。如何重新找回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美感，继续传承它呢？那就得扎根于我们的生活，就当我们对传统文化多一些关注，多一些了解吧！
上下五千年，中国一路风尘仆仆走来，脚下踏的是深厚的文化底蕴。但在今天，一提及中国传统礼仪，大多数人并没有什么清晰概念，甚至则一位这种传统礼仪人化是过时的东西。因此，中国礼仪文化正在遭受着史无前例的以往与不屑。
然而，中华民族传统礼仪文化是中国人民几千年来处理人际关系的实践结晶，是人与人之间行为规范的准则。
杨时与他的学友游酢为求的正确答案一起去老师家请教。时值隆冬，天寒地冻，来到程家时，适逢先生坐在路旁打坐养神，杨时二人不敢惊动老师，就恭恭敬敬立在门外，等候先生醒来，过来良久，程一觉醒来，从窗口发现侍立在风雪中的杨时，只见她遍身披雪。脚下雪已有一尺多后了。此后，“程门立雪”的故事就成了尊师重道的千古美谈。
礼仪是律己，进人是一种规范，是表现了对他人的尊重。古人云“不学礼，无以立”文明礼仪不仅是个人素质、教养的体现，也是个人道德和社会公德的体现。
东汉黄香仅仅九岁，就懂得尊老爱幼，孝顺父母。在冬天严寒之时，就用自己的身体将父母的被子温暖后，再请父母安寝；在夏日炎热之际，则用扇子给父母扇凉驱蚊，以侍奉父母安寝。黄香温席是在中国传统孝之礼仪，孝顺父母，从小事做起。
近百年来，由于种种原因，一些优秀的伦理道德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如今的人们已经有了较之过去更为雄厚的经济基础来孝敬老人，心已经没了，孝敬父母不是有心无力，而是有力无心。
唐朝贞观年间，西城回纶国是大唐的藩国，一次，回纶国为了表示对大唐的友好，派使者带一批珍宝见唐王，其中最珍贵的是白天鹅。途中，白天鹅不谨飞走，使者只拔下几根鹅毛，却没能抓住白天鹅，使者在担心害怕之余吧鹅毛献给了唐太宗，唐代宗并没有怪罪他，反而觉得他忠诚老实，不辱使命，从此，“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的故事干为流传开来。
中国传统礼仪，应是体现精神价值的生活方式，传录它可以使我们的礼仪化发扬光大。
传统礼仪毕竟是中国传续了几千年的血脉，若血脉堵塞，中国只能被称为是一个现代国，而不能称其为中国了。中国传统礼仪文化博大精深，它足以使国人和海外人引来容耀和自豪，它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凝聚力，没有它，国人将迷失自我；没有它，中国便只剩下一个空壳。
纵观古今中外各国发展，世上没有一个民族失否定自身传统礼仪的，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会认为自己的优秀的传统礼仪是过时的，有害的。而传来中国传统礼仪文化。是每个华夏儿女的责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无愧地大声说：“我是中国人！”
如今相对开放的国际环境，使得各种地域文化交汇融合，过各种洋节日的中国人也越来越多，这使得中国的传统节日渐渐地不被重视。现今保护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每个人肩负着的使命。
中国的传统和文明需要传承。这些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生存和发展的产物。现在的中国人，未来的中国人，若是无法了解自己的祖先和民族的发展，轻视这些传统和文明，那么这样的中国人也就失去了属于自己的特色。
中国的传统节日和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形成的品性的紧密联系，也使得中国的传统节日不容被西化。中秋节寄托了游子对家的思念;端午节展现了耕作的劳动人民对丰收的喜悦;清明节表达了亲人对逝去者的哀思;新年则体现了人民向往和平快乐生活的朴素愿望。这些节日背后所存在的意义，是任何一个洋节日无法替代的。
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提倡保护重视中国的传统节日。清明，端午从原来没有节假日变成了休假一天，电视媒体也日益加大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提高人们的了解和重视程度。
在这个受到外来文化强烈冲击的21世纪，我们太多地关注于西方万圣节的南瓜;情人节的玫瑰;圣诞节的白胡子老人。从而忽略了新年的“福”字，端午的艾草，中秋的月饼，对于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来说这都是一种本土文化的丢失，没有了这些文化和传统，我们也将丢失自己的信仰，失去自己的特色。
身处于现今社会的我们依然要懂得不崇洋媚外的道理。外国的传统和特色往往不适合拥有古老历史的中国。就像君主立宪制不适用于中国;刀叉无法成为中国人吃饭的主要工具;直接的说话方式无法改变中国人的婉转一样，洋节日也不应该成为中国人的节日。
一个民族的传统节日，是历史文化在千百年里长期积淀和凝聚之后又经后人总结和实践而成的，从种种节日风俗里，后世的人们可以清晰地体验到先民生活的历史文化图景。当承载着民族传统文化的节日不再受重视，节日的文化内涵渐渐被遗忘，中国“文明古国”的盛誉也将不复存在。
我们需要加强对传统节日的宣传与弘扬，从自身做起，坚守中国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如同民族的灵魂，蕴含着不屈的希望与力量;传统文化是民族发展的原动力，给人们勇攀高峰的斗志与毅力;传统文化仿佛是一座沟通世界的桥梁，传递给世界温暖与色彩。因此，我想说：让我们共同守护我们的传统文化吧!
最近名为“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前十二名文化大国”的调查结果已经揭晓。中国以拥有众多的优秀传统文化位居第二名，这个好消息令大家欢欣不已。但当我们静下心来与拥有众多备受欢迎的现代文化的美国作比较时，我们的优势在于我们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然而在我们的传统文化被很多外国朋友欣赏的时候，我们自身是否足够重视它呢?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传承传统文化，这难道不是我们民族的悲哀吗?
现实情况值得社会担忧。如今很多国人特别是青少年朋友，他们对外来文化有高度的认同。于是我们不再对“哈韩”、“哈日”感到大惊小怪，不再对好莱坞影片感到陌生。其实，感受、学习外国文化的精华并没有错。但过分的关注与模仿必将导致对传统文化的漠视。可以说，外来文化已经对我们的传统文化产生了冲击。这种现状值得我们关注。
令人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懂得守护我们的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例如著名作家冯骥才实地考察并用所写文章表达了呼吁人们保护传统文化的迫切心声。他说：“民间艺术是民族情感与精神的载体之一，普查与记录是为了见证与记载一种历史精神。”是啊。倘若我们失去了珍贵的传统文化，我们的内心会不会时常感受到一种不能诉说的苦衷呢?更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政府的未雨绸缪。为了引导人们重视传统文化，国家设立了清明、端午、中秋三个传统节日，守护传统文化的决心不言而喻。是的，我们不想再看到自己的传统节日被别的国家抢先申请注册的事情重演。为此，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守护我们的传统文化。让它在世界的舞台上展现耀眼的光彩。
随着全社会对传统文化的关注度与日俱增，我们理应满怀信心并且坚信：懂得守护我们的传统文化的民族会永远屹立在世界的前列，拥有勃勃生机。
不管怎样，中国人都不能忘“本”。
“最美女教师”张丽莉在紧急情况下，推开了两名学生，自己却被车轮碾压，双腿高位截肢。不少人感叹她的举动，但也有人替她感到惋惜。对比《二十四孝》中的某些类似“埋儿养母”的极端行为，这种行为更让人尊敬。
文章中提到的有违当今社会主义所“规划”的和谐蓝图的“传统道德”如今注定要被剔除，倘若继承这些糟粕，必定会收到法院的“通知书”和“警察的手铐”。对那些垃圾道德必须剔除，毫无疑问。“三纲”，“五常”，男尊女卑，为千年后的我们描绘了一个男权社会。“裹脚”定义了当时的审美标准，那也注定要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被巨浪冲走，尽管它在某些人的脑海中根深蒂固。——正所谓“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今天的我们可以用千年后的眼光重审过去的历史事实，讽刺当时的文化糟粕，却不知道后人千年后亦会用这样的眼光打量今天我们的一切。
千年前“精忠报国”的英雄与现在津贴的“士兵”形成鲜明对比。过去文化的精华大都随时间的拉长减轻了质量，甚至湮灭了。
不可否认，自中国打开大门迎接外来文化的同时，我们便遭到外来文化的侵袭。新旧思想道德文化的激烈碰撞，新时代的先进文化才能占到上风，而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精华大都失去了，或者改变了最初的形态，遭到扭曲，甚至泯灭，无迹可寻。“圣诞日”“复活节”充斥店家“商战”，“七夕”演变成了“情人节”;——这是多么的遗憾。
我们承认，中国传统道德中是精华与糟粕并存，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就成了必然。中华上下五千年所孕育的未间断的文化精华，留传至今是一笔无法用金钱丈量的巨大财富，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骄傲，是区别于其他民族血脉的独特精髓。换言之，这就是“本”这就是“源”。
我们应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传统道德文化，衡量其思想价值，继承并发展精华，保持传统道德的内在思想形态，维护精华的本原，将它带入当今的生活实践中去，在它的基础之上构建符合这一时代的道德文化大厦。
不忘“本”，只因为我们是中国人。即使外来文化与新思想侵蚀到了我们的每一寸土地，我们也无法丢掉传统道德的“本源”。这“本源”，就是文明从未间断的古国文化延绵至今的重要原因。传统道德中的精华教会我们如何做好一个堂堂正正大写的人。倘若你已被新文化浪潮冲掉了这看似包袱的财富。请一定要找回它。
因为，不管是什么理由，只要我们是中国人，就绝对不能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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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悠..忽悠..)彝族概述 彝族的禁忌 凉山彝区禁忌十七岁以上的女子上楼，如违反，家中要举行“晓补”咒仪，驱除秽气和不吉；禁忌外人、哥哥、爸爸、叔叔、叔伯兄弟、媳妇到以右上侧锅庄石为界的主人位“尼木得”处。过去如有违反，媳妇退回娘家，娘家要退聘金并赔偿失礼金；父、兄、叔等则要打酒给主人赔礼。新房落成后迁入时，忌男主人走在前，否则不利家中人丁发展。云南巍山彝区则禁在家中吹口哨，唱山歌、说粗话；禁带棍棒、绳索、刀枪等器机械进堂屋和厨房。 宅址选择彝族宅址选择依山傍水、土肥草美处。择址后需卜宅，凉山彝族卜宅方法有滚蛋、立米和烧羊胛骨等。滚蛋，是取一蛋放在宅基地上滚动，然后立三石支一锅煮蛋，煮熟后剥去蛋壳看蛋窝是正或偏，正为吉，可建房，偏为凶，另择址。立米，用手握住五颗大米，然后把米逐粒按东南西北中方向竖立于土中，拿碗扣住，次日如发现米粒丢失、倾倒等现象为不吉，另择址。烧羊胛骨，需请巫师行此术，即把火草放在羊胛骨上燃烧毕，看胛骨上烧出的裂纹定吉凶，四方开纹为上吉，一字纹为中平，交叉纹为不吉。这些都带迷信色彩逐渐被淘汰。选址后门的朝向一般门朝东，朝坡下。忌门朝秃山开；禁房后有水，否则易发山洪，危及房屋。� 村寨特点凉山彝族生产是农牧兼营型，历史上由于彝族常受其他民族的侵扰和内部频繁的冤家械斗，于是居住村落大多选择在地势险要的高山或斜坡上，或接近河谷的向阳山坡，这样，有险可守，有路可走，并能高瞻远瞩，居前有梯田，居后有牧地，这是彝族理想的居住地。一般高山地区多散居，平坝河谷地区多聚居。 彝族的婚恋 1949年以前，由于彝族分布地区和支系不同，各地社会和经济形态的差异，反映在婚姻制度上的地域性也突出。具体有如下表现： （一）一夫一妻制。 在彝族社会中，和父权制小家庭相适应的一夫一妻制是占主导地位的婚姻形态。过去凉山，除呷西和部分阿加子女外，一般男女在童年或幼年之时，就由父亲代为择配，求媒说合，卜算合婚，纳聘订婚。一定时间以后即行婚礼。婚后除幼子外，都与父母分居，另立门户，组成一夫一妻制小家庭。若婚后男方尚幼，新娘则返回娘家居住，待其丈夫成年后再行建立家庭。至于阿加与呷西，经主子配婚，或征得主子同意结婚，仍然采取一夫一妻制的形式。过去部分贵族统治者和富有者中也有一夫多妻的，一般所娶各妻都分居不同地点，诸妻中第一妻虽在家中有较高的地位，但无管理和支配其他各妻的权力。但再娶时，事先必须取得第一妻的同意，并泡酒打牛宴请娘家亲友，赔礼后始得行，否则有可能招致非难，引起冤家械斗。� 川、滇大小凉山彝族实行“同族内婚”、“等级内婚”、“家支外婚”、“转房制”、“姨表不婚”、“姑舅表优先婚”。“同族内婚”，是指配偶双方都必须是彝族，禁止与其他民族婚媾，如有违背，按习惯法规定要处死或开除家门。“等级内婚”，“即是黑彝必须和黑彝婚配，严禁黑彝男女和其他等级的男女发生婚媾，如黑彝女子和其他等级男子发生关系，双方都要处死；如黑彝男子和其他等级女子发生关系，男子则要开除家支或被处死，女子一律处死。“家支外婚”，即规定同一家支内部严格禁止通婚，配偶必须在外家支选择，同一家支内部若发生两性关系被视为乱伦，按习惯法双方都将被处死。“转房制”，即已婚妇女丈夫死后，尚在生育年龄，须转给夫家近亲中的另一男子。转房的顺序是，先尽平辈，如平辈中无适当人选，依次及于晚辈或长辈。除不能转给亲生儿子和姑表婚不转给公公外，其余均无限制。“姨表不婚”，即严禁姨表兄妹相婚，姨表兄妹似同亲兄妹，既不能联姻，也不能发生婚外性关系，否则将被视为乱伦，按习惯法予以处死。“姑舅表优先婚”，即姑舅表兄弟姐妹有优先婚配的权利，习惯法规定，姑母的女儿生来就是舅舅的儿媳，姑母的女儿先要征求舅家纳聘，舅家不要才能别嫁，且所得聘礼要送一份与舅家，反之，舅家方面的女儿对姑家也有上述义务。 滇、黔、桂彝族封建式婚制，婚姻由父母包办，父母同意后再取八字，男家要向女家送聘礼，婚期要择吉日。� （二）云南永胜县他鲁彝族对偶婚和群婚制这一婚姻制的结婚与离婚很自由，有的女子甚至终生不婚不嫁，靠不时上门的男伴侣夜晚同居，与其所生子女为家。特别是女子婚前性生活自由，通常成年后都要到被俗称为“棚子”的公房去居住，而且往往在其中一住数年，因此，新娘带着孩子结婚者也为习惯法所允许。� （三）云南弥勒“阿细”彝族自由恋爱该支系彝族有供未婚青年男女社交的“闲房”或“公房”，婚姻无父母包办，不用聘礼，当女儿将男子领回家后才知道女婿是谁。 1949年以后，彝族地区普遍推行社会主义婚姻法，废除了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婚姻制度。 彝族的语言文字 彝族工艺主要有彩漆绘、刺绣、贴花和铸造等。漆绘主要多施于碗、盘、壶、杯、盔甲、护腕、盾牌、箭筒、马鞍、马笼头、月琴、口弦等之上，颜色以黑、红、黄三种彩为主。刺绣和贴花，为彝族妇女所善长，常绣(或贴)在擦尔瓦、头帕、衣袖、衣领、衣大襟、裤脚、挂带、烟荷包、腰带等上。多以黑色为底配刺(贴)红、黄、绿、蓝等纯度极高的花线。彩漆绘、刺绣、贴花花边的图案有以日、月、彩虹、云等天象为图的；有以水波纹、山形等山河自然地理为图的；有以鸡冠、牛眼、牛羊角、猪齿等动物的某一部分为图的；有以花、叶、树枝等植物的某一部分为图和以绳纹、发辫纹、方块形等为图的。各种图案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丰富多彩，富有浓厚的民族和地方色彩。 彝族的舞蹈 彝族的民间歌舞归纳起来可分为以下几种： 《打歌》：包括“打跳”、“跳脚”、“左脚舞”、“跳歌”、“跌腿”、“跳月”（即“跳乐”）等圆圈舞，流行于云南省西部与四川省凉山交界地区、云南省西南部的彝族和相邻的其他少数民族之中。自娱性舞蹈《打歌》与汉族 古代的《踏歌》极为近似。现存于云南省巍山县巍宝山文昌阁，绘制于清代乾隆时的《踏歌图》便记录了当地的舞态。每当节日和喜庆之时，人们挽手围圈，载歌载舞或随乐而舞，舞蹈始终以下肢动作为主。 《跳弦》：因舞者双手持“烟盒”边敲边舞，故也被称为《烟盒舞》。《烟盒舞》流行于云南省中部和南部红河、石屏、建水等地彝族支系尼苏人居住地区。舞蹈分为“正弦”和“杂弦”两类。“正弦”融双人自娱性舞蹈与表演性舞蹈为一体，主要传统段子有《哑巴砍柴》、《鸽子度食》等，舞姿优美轻盈、活泼风趣。而“杂弦”则是在“正弦”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来的，是一种表现人物、具有故事情节的歌舞小品。其中《哑巴摸鱼》、《童子拜观音》等具代表性的节目达百余种。当地所流传的“是人不跳弦，白活几十年”的口头禅，可说明《跳弦》在人们生活和心目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 《罗作》：也称《罗索》，是流行于云南省红河南岸彝族支系尼苏人中的另一种圆圈舞。曲调欢愉跳跃，节奏鲜明而强烈，伴之以快速摆手、错步、踏脚等舞蹈动作，特别受到青年们的喜爱。 《跳三弦》：也称《大三弦》、《跳月》，是云南省中部地区彝族支系阿细人、撒尼人喜爱的自娱性舞蹈。在大、中、小三弦和高、中、低不同音色的竹笛伴奏下的《跳三弦》，是“火把节”不可缺少的舞蹈。 《披毡舞》：是四川省凉山地区彝族所特有的舞蹈形式。舞者以披毡为道具，通过双臂的伸展、收拢、摆动与身体旋转，来模仿鹰、熊的姿态。该舞现已成为彝族的代表性表演舞蹈。 以上五种类型的彝族民间舞蹈，如剔除近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对传统民间舞蹈所作的修饰，还原到它的本来面目，我们就能清晰地看到彝族远古时代模拟动物的情态，看到反映人们劳动生活的原始而古拙的舞姿。前四类舞蹈源于彝族古代生活，第五类模仿鹰、熊的舞蹈，可能与彝族古代的多神和图腾 祟拜有密切关系。这类动物模拟舞蹈，动作优美、高雅，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逐步从祭祀仪式中分离出来，并不断添加着各个时代的审美意识，使之成为今天专供人们欣赏的表演舞蹈。 在彝族人民欢庆年节期间，我们还可以看到来源于中原文化的舞蹈形式《竹马》、《高跷》。现代彝族的《高跷》保留和发展了它的杂技特色，在高度上远远超过了汉族《高跷》，但却未能接受汉族《高跷》的舞蹈技艺。 在彝族人举行祭祀祖先、祈求丰收的仪式时，我们还可以看到《木鼓舞》、《铜鼓舞》、《羊皮鼓舞》等。这些舞蹈均由巫师“毕摩”和“苏叶”表演，在击鼓的同时，他们以迅速摆动双肩、胸、胯为主要舞蹈语汇。此外，在“跳宫节”表演的《跳宫》、《跳麒甲》等舞蹈中，仍保留着古代狩猎、部落间战争的痕迹，以及战士出征、作战、胜利凯旋的祭祀仪式和舞蹈场面，以此来表示对古代英雄的怀念和歌颂。这种人们手持器械的舞蹈，与羌族的《铠甲舞》在表现形式上大致相同。 现经加工并搬上舞台的著名舞蹈《红披毡》、《阿细跳月》、《快乐的诺苏》等。以跳跃欢腾的旋律表现了彝族人民生气蓬勃的生活而蜚声艺坛。 彝族的饮食 彝族分布地域广，因不同地区的地质、气候、雨量等都有差别，农作物种类和产量互有差别。因此也形成了各地彝族饮食多样化的特点。 1．主食。以玉米、洋芋、苦荞为主，此外还有燕麦、大麦、小麦、豆类，部分坝区主要食用大米。食法一般为做成各种馍馍之类的食品，有时也煮食或炒食。凉山彝族把荞麦揉成饼，放入沸水中煮食；洋芋喜煮食或烧食；燕麦炒后磨成面粉调食；大米用甑子蒸食。 2．副食。蔬菜类有萝卜、元根、白菜、青菜、洋花菜、芥蓝、韭菜、蕨菜、葱、姜等。有煮、炒、炖、腌等不同食法。肉食类主要食用牛、羊、猪、鸡肉。食法以水煮和腌制较普遍。饶有风味的要数凉山彝族的砣砣肉和撒梅彝族的生肉生肝。砣砣肉的作法是选用30斤左右的山地小猪，去毛和内脏，洗净后切成拳头大小块状，下锅煮熟即捞出，拌以盐、花椒等佐料食之。生肉生肝的作法是将猪脚皮烧后切丝，把猪肝切碎，加酱油、醋、葱花、辣子拌食。 3．酒类。彝族爱喝白酒，一般以高粱、玉米、荞子等杂粮酿制而成，以不同的制作方法或饮用方式而称之为“坛坛酒”、“转转酒”、泡水酒、包谷酒、水酒、稀饭酒等。坛坛酒是在坛中酿制而成，饮用时剥去坛口封泥，加入冷开水，待数小时后插入弓形竹管或木管吸饮，亦可供数人同时饮用。转转酒是凉山彝族的一种饮酒方式。成群男女席地而坐，一碗碗白酒自右至左以次传递而饮，每呷一口以左手姆指横擦碗沿为礼。泡水酒是在木桶中酿制而成，饮时从桶中冲水，酒从桶底小孔流出，边饮边搀水，可痛饮数日. 4．茶类。云南、贵州彝族习惯喝茶，自己也种茶。云南无量山、哀牢山、澜沧江、黑惠江沿岸土壤偏酸，湿润多雾，有利于茶叶生长，所产青毛茶，挺秀显毫，条索紧结，清香醇厚，回味无穷。青毛茶早在唐代就有种植，《蛮书》记载：“茶出银生界诸山，蒙舍蛮以椒姜桂煎之。” 5．烟类。凉山彝族喜吸兰花烟，一般利用屋旁较为肥活的小块土地种植，2月下种，5月分秧，7月收获，然后把烟叶晒干叠齐，用山草扎成小把备用。吸时将烟叶放在掌心，搓成细末，装入烟斗。云南、贵州彝族喜吸叶子烟。 6．食具。凉山彝族的食具大多为林制和皮制漆器，造型独特，美观耐用，以黑色作底色，用红、黄等颜色描绘上各种花纹。常用的有木盘、木钵、木勺、木盔、木碗、皮碗、肉盘、饭盒等。木盘有高脚和低脚两种，木钵为敛口，有盖、鼓腹，由盖和器身成子母扣合，木盘和木钵为盛饭菜用。木勺为舀汤、饭用，匙部呈椭圆形，勺把细长，俗称“马匙子”，食时稍动把，匙不粘唇，汤饭即入口中，既卫生又实用。皮碗轻便耐用，搅拌荞面、粑粑等冷食用。 7．酒具。酒杯有鹰爪杯、牛角杯、羊角杯、雁爪杯、猪蹄杯、木酒杯、皮酒杯等；酒壶有圆形壶、扁圆形壶、鸽形壶等。壶分头、腹、足三部分组成，足底中心有小竹管为进酒口，酒灌满后把壶放正，酒却流不出来。腹部上端旁斜插一细竹管为吸酒口。造型美观别致，独具一格。酒具用材有木制髹漆、银质、角质、皮制等。� 彝族的节日 彝族的传统节日很丰富，根据节日的性质可分为生产性节日、社交游乐性节日、纪念性节日、庆祝性节日和祭祀性节日等五类。而每一类又包括5—10个节日。如以发展、促进生产为目的生产性节日有剪羊毛节(流行大凉山，一般为农历六月中旬)、采药节(流行云南小凉山，每年农历五月初日，主要是采、卖药材)、黑井灯会(流行于云南牟定县黑井一带，每年农历正月十五，主要是祈求多生产盐)、羊年(云南牟定每年农历除夕晚上和初一给羊吃年饭，贴对联)、巴乌节(流行于云南鹤庆县东西山区，每年农历正月十五举行，主要是欢庆和祈望狩猎丰收)、颂牛节(云南西北山区彝族每年立冬举行)、拉麻节(拉麻彝语意为贺牛神，彝族支系黑话人的传统节日，每年农历七月初七日举行)和护山节(流行于广西隆林彝族中，每年农历三月初三、初四日举行)；又如以歌舞、游艺、集会形式进行交往娱乐为目的的社交游乐性节日有赛歌会(云南九江县彝族支系腊鲁人每年农历二月举行)、情人节(广西那坡县彝族支系白彝人每年农历三月举行，情人互送礼物)、姑娘节(云南金平彝族姑娘每年春节后的第一个赶场日，到街场上展示自己的青春和美貌)、赛马节(贵州威宁，每年农历五月初五)、赛装节(云南永仁等县，每年农历正月十五彝族姑娘都着盛装，比试谁的服饰漂亮)、赶花街(云南峨山、新平、双柏三县交界处的彝族支系勒苏人每农历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十五日举行二次，是年轻人谈情说爱的好机会)、串会节(云南漾濞彝族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人们聚集篝火旁跳舞对歌)、搭清节(云南曲靖市白水区彝族妇女节日。每年农历三月的第一个马日。妇女们打扮后带上食品聚集于当地的密集山上，一边唱歌，一边品尝食品，直到明月当空才各自离去)、开新节(云南峨山彝族每年农历正月初一后的第一个赶集日，过完节日就要春耕了)、拜姑爷节(云南峨山一带彝族每年正月初二，以村寨为单位，邀请3—5年内嫁出去的姑娘连同姑爷接回本村进行团拜)和斗牛节(每年农历六月一日各地彝族都要举行)；再如以追念民族英雄、纪念某个历史事件为主要内容的纪念性节日有插花节(云南楚雄彝族每年农历二月初八举行，以纪念传说中为妇女除暴安良的女英雄咪依鲁)、服装节(云南大姚县三台山彝族每年农历三月二十八举行，以纪念心灵手巧的女服装师阿米尼、二月八(每年农历二月初八举行，节期三天，以纪念智斗强敌英雄密枯)和牟定三月会(云南楚雄彝族每年农历三月二十四日举行，节期3—5天，以纪念传说制服蛟龙的胜利)；以喜庆丰收、祝贺人畜兴旺、平安幸福为内容的庆贺性节日有彝年、老年节、尝新节、新米节、沙户比节等；最后就是以祭祀神灵、祈禳凶邪的祭祀性节日有火把节、密枝节、祭公节和跳公节等。其中以彝年和火把节为彝族最普遍最隆重的节日。� （一）彝年 彝语称“库史”，是大小凉山彝族的传统节日，每年农历十月至十一月内择吉日举行。彝年前，人们打过年柴，准备过年的食物，精心地催养年猪。过年三天，第一天：“点烟火”，清晨用袅袅的青烟通知祖灵回家与后代共渡佳节；“逐户杀年猪”，全村男女老少(除女主人留家外)喜气洋洋簇拥着杀猪能手“翁色尔古”逐户宰杀年猪，杀猪的顺序以村中辈份的高低长幼而定；“松母”即献祭，取部分猪肝、猪肉烧煮，由男主人端至火塘上方祭祖，此后，大家吃年饭，太阳落山时，以煮熟的砣砣肉和荞粑粑再次祭祖，以祈来年丰收、平安。第二天：孩子们做“翁西那姑革”游戏，青年男女身着盛装聚在一起，伴着口弦、月琴、胡琴欢歌舞蹈，进行赛马、荡秋、蹲斗、角力等娱乐活动。中年男子成群成队到各家互贺新年，妇女留在家中招待客人。第三天：“送祖”，人们早早起来，热饭菜以送祖灵归祖界，并为祖灵备好路途中需要的盘缠、干粮，还把燕麦倒在畜槽中象征喂祖灵的灵马。送祖灵时，男主人向祖灵祈求保佑来年家庭平安、五谷丰登、六畜发展。� （二）火把节 四川、云南彝族一般在农历六日二十四日前后几天举行，贵州彝族则在农历六月初六左右进行。祭神祭田、祈年丰收、送崇除邪是火把节的重要民俗内容。节日期间，有的彝区要合村杀猪宰牛祭神，有的地方每一彝户要抱鸡到田里祭田公地母。而凉山彝族火把节那天，所有在外的人都得赶回家吃团圆饭，饭前杀鸡祭祖，饭后举行点火把仪式。由一家之主点燃用干苦蒿杆扎成的火把，从屋里的上方照亮每一个角落，口中念：烧掉一切不吉之源，全家平安、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等词，然后经过牛圈、羊圈，最后加入村寨的火把节行列，到村头寨边、田野山坡耍火把。有说火把能灭虫害，有说可驱灾去邪。如今，火把节的内容更加丰富，有斗牛、摔跤、跑马、选美、对歌、舞蹈、射箭、磨儿秋等各种娱乐性活动，有的地方还进行商业贸易活动。� 彝族的服饰 彝族服饰因地而异，大体上和方言的分布基本相同，不同方言区有不同特色的服饰。为此有如下六种类型：� （一）凉山型服饰主要流行于四川、云南大小凉山一带。男子头顶蓄一绺发，称为“兹尔”，汉称“天菩萨”，并以长数尺的黑色或深蓝色布帕包头，额前右方或左方裹成一细长锥形状突出帕外，称为“兹贴”，汉称“英雄结”，身穿黑色或蓝色紧身衣，大襟右衽，窄袖。袖口、襟上嵌不同颜色的布数圈，或用五色棉布细条镶嵌其间，长于腰际。裤子用海蓝色棉布缝制，裤脚以地区不同，有大有小，宽大的可达170厘米，走路时常把裤角吊在腰际。窄小的脚板伸直才能穿入。成年男子左耳戴银丝镶嵌耳环或珊瑚和琥珀大耳珠，珠下缀红丝线穗。女子身穿镶边或绣花大襟右衽上衣，领口、袖口、襟边、下摆边缘镶有蓝、红、白待布条，或用彩色丝线织成各种图案花边。衣领中部纽扣处钉有方形银牌花，或用银质小钉镶满衣领。裙子用红、黄、蓝、白等色彩鲜艳的棉布或羊毛布缝合成三节，上节为裙腰，中节成筒状，下节成皱折，俗称“百褶裙”。未婚女子穿两节小裙，成年后举行换裙仪式，称“沙拉勒”，换成三节裙，此后就进入婚恋期。青年女子或已出嫁而未生育者用青色或黑色布折叠成瓦式头帕，压以发辫。中、老年妇女用黑色头帕裹头或戴荷叶状的盘帽。手戴银镯、银戒；耳戴莲花形、圆星形银耳环；腰佩三角荷包，下缀五色飘带；胸佩口弦、针筒、獐牙等。彝族男女一年四季都披着用羊毛绒编织成的披氅，称“擦耳瓦”，冷时可御寒，睛时可遮日，雨天作雨衣，睡觉当被盖。服装的纹饰工艺称为“做花”，大致有：挑花、贴花、穿花、锁花、盘花、滚花、补花、刺绣等。纹样有波浪纹、鸡冠纹、牛眼纹、星纹等。� （二）滇东南型服饰以撒尼、阿细彝族服饰为代表。撒尼彝族老年男子喜戴青布包头，穿宽裆裤。青年男子喜穿用麻布缝成的对襟式无袖短褂，绣上图案式花纹，用蓝色或其他色布镶边。女子喜戴花包头，老年妇女多用红黑两色，青年妇女用多种颜色。包头边沿镶嵌银制“卡士玛”，顶端的双耳部位缀一对“彩蝶”，后面吊一束串珠，下垂至前胸，光耀夺目，走动时发出清脆悦耳的响声。外衣长略过膝，多数是蓝白色，袖子、领口和边角绣有花饰，背披一块黑布衬底的雪白细羊毛皮，布带经胸前直贴衣襟，腰间系一块黑底绣着五彩图案的围腰，下穿蓝黑色长裤，脚穿绣花布鞋，肩挎花布包。阿细彝族男子服饰与撒尼彝族男子类似。女子两股发辫缠头，头戴花布扎制的“鲁都”彩色包头，“鲁都”是生长在高山岩头上的一种草。身穿蓝白色或青色布紧袖衣，袖子上半节多用青布，下半节用另色布相衬，袖边绣有花纹图案。背披五光十色布，下穿紧身裤。佩带手镯、耳环。背上自编草篼。� （三）滇南型服饰男子身着对襟短衣，有的衣襟密钉长襻或饰银币扣，在领上绣一排犬牙花纹；有的喜披一件羊皮领褂。下穿宽裆裤。女子头戴银泡镶嵌鸡冠帽，身着右衽大襟衫，有衽边摆和尾摆。衽边摆后绕打结，尾摆平时掖于腰带间，形如褡袋，能盛针线包等什物，跳舞时放下尾摆，以助舞姿。下着大管裤，腰系丈余花围腰。脚穿翘尖绣花鞋。喜戴银耳环、银手镯，襟前、腰间、臀后挂有银铃、银泡。� （四）滇西型服饰男子身着黑色或蓝色无领对襟衣，有的外加麂皮领褂。下着宽裆裤，头缠青布帕，或戴一瓜皮小帽。女子头戴缀有小红缨，嵌有小银珠的绣花“鱼尾帽”，脑后留一小发辫。身着前短后长的圆领大襟衣，外套深色坎肩，腰系青布围腰。下着绿色或蓝色大管裤，脚穿翘首船形绣花鞋。喜戴银制大花、簪子、别针、耳环、戒指、手镯、三须等饰物。男女老少都披无扣对襟羊皮褂。� （五）滇中型服饰男子一般短衣长裤。女子身着浅色短上衣，外套黑色坎肩。下穿长裤。佩胸围腰。头缠青巾，有的地区戴绣花帽，如鹦嘴帽、蝴蝶帽、樱花帽等。� （六）黔西北型服饰中、老年男子头包青、白帕，身着长衫，系青腰带，下穿宽裤管灯笼裤，俗称“八幅裤子”。青年男子身穿对襟短衫，系大白腰带。女子头缠黑、白头帕，身着青、蓝色上衣，领口、袖口、襟边、下摆均绣花纹，下着青、蓝、乳、白色相间的三节中长裙，扎白布腰带，脚穿绣花高钉“鹞子鞋”。 人口及分布� 彝族人口，据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共计6572133人，在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仅次于壮、满、回、维吾尔族，居第五位。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三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西北部。他们以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形式，居住在北起大渡河流域，南到云南国境线，东自乌江、西抵澜沧江的广阔地区。主要聚居区有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贵州毕节地区和六盘水地区。� 地理环境� 彝族主要聚居在北纬22—29、东经98—106之间约50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处于云贵高原和康藏高原东南部边缘地带。 这一地区，群峰林立、峡谷纵深、地势雄伟、气势磅礴，大雪山、大凉山、乌蒙山、哀牢山、无量山横卧境内；金沙江、元江、南盘江、雅砻江、普渡河、西溪河、美姑河、安宁河、会通河盘旋于幽谷之中；滇池、洱海、草海、邛海、马湖等许多大大小小的湖泊散布在高原上。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常年气温在10℃至20℃之间，年降雨量为700至1000毫米。无数的丘陵、山地、坝子、河谷、湖泊，蕴藏着铁、铜、锌、铝、金、银、锡、锑、锰、镍、铅、汞等金属矿和煤、磷、云母、石膏、石棉、水晶、硼砂、雄黄、泥炭、矽土、耐火沙石等非金属矿；盛产玉米、稻、麦、荞子、燕麦、马铃薯等农作物；出产大麻、油菜、烟草、花生、棉花、茶叶等经济作物；有云南松、华山松、冷杉、云杉、铁杉、桦木、樟木、楠木等木材；有桐油、漆树、油茶、苎麻、板栗、柑桔、桃、梨等经济林木；有虫草、贝母、三七、天麻、木香、党参、茯苓、雪莲等药材；有牛、马、羊、猪等畜产；还有飞狐、金丝猴、熊猫、灰竹鼠、白马鸡、白腹锦鸡等奇珍异兽。彝族人民世代在这块土地上劳动、生息，创造了绚丽灿烂的彝族文化。
中国是一个民族众多的国家,各民族共同创造了绚丽多彩、各具特色的中华文化。彝族就是这个民族大家庭中一个古老而光荣的成员,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是我国 最大的彝族聚居区。 凉山彝族的传统社会是一个泛道德主义的社会,彝族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是以道德价值为核心,由它向外衍射,涉及所有社会活动。这个社会中的任何个人的言行都 严格地受道德价值的制约和影响,具有深厚的民族性、广泛的群众性、相对的稳定性。凉山彝族传统道德价值观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调整社会关 系,规范人们行为,维护内部团结的重要力量,并在源远流长、内容丰富的凉山彝族习惯法得到完全体现。 凉山彝族习惯法是在凉山彝族社会中,人们经过长期生活约定而成又口头传承的一套法律制度,是我国法制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凉山彝族常常依靠传统道德价值观 和习惯法来调整自己的日常生活,与国家法很少有互动,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国家法与习惯法的冲突与断裂。由于民间纠纷发生的普遍性、经常性,其正确解决不仅对 凉山彝族地区的社会历史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而且对凉山彝族地区的现实社会生活具有相当大的影响,特别是对于凉山彝族地区法治建设的推进及凉山和谐社会的 构建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本文在广泛收集、深入调研凉山彝族习惯法案例资料的基础上,在参加四川省社科联十一五规划课题、四川省教育厅彝族习惯法相关课题的过程中,对凉山彝族传统 道德价值观和凉山彝族习惯法两者之间的逻辑必然性,对彝族传统道德价值观、彝族习惯法与国家法三者之间的关系,对国家法与凉山彝族传统道德价值观和彝族习 惯法的整合进行专门研究。希望在凉山彝族传统道德价值观的基础上加以改造、更新和发展,推陈出新,存其精华,弃其糟粕;根据彝族传统道德价值观的特点,深 入进行社会主义道德与法制的教育,积极引导,既继承和发扬彝族的优秀传统道德,又使凉山彝族的传统道德价值观经过更新得到健康地发展。为更好地总结有利于 我国各族人民的法治经验和理论开辟更多的路子,为尽快地解决凉山地区法治建设面临的现实问题,推进凉山及少数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有益的帮助。 全文共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凉山彝族传统道德价值观。首先,从彝族、族群概念和地域概念介绍了凉山彝族的起源与发展;从生产工具、衣、食、住等方面介绍了凉山彝族的物质文 化特征;从家支政权组织、土司制度、森严的等级制度、奴隶制的经济关系介绍了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的制度文化特征;从宗教信仰、哲学、伦理道德、法律、风俗习 惯及其他介绍了凉山彝族精神文化特征。其次,阐述了凉山彝族希望战胜自然、克服自然灾害,祈求平安、幻想永生,追求自由平等和人生价值,追求德行合一的理 想人格的传统人生理想。最后,阐述了凉山彝族尊君敬长、以孝为重、重义轻利、集体意识、吃苦耐劳的传统道德价值观。 第二部分:凉山彝族习惯法。首先,从习惯、习惯法与法律的关系入手,论述了少数民族习惯法民族性、群体性、具体性、类比性的特征;介绍了少数民族习惯法观 念、规范、行为、实物形态等基本结构;分析了少数民族习惯法道德研究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其次,从宗教、禁忌、风俗礼仪等方面分析了凉山彝族习惯法的起 源;从凉山彝族的血缘等级制度、家支制度、婚姻制度三个主要因素阐述了凉山彝族习惯法的发展、演变;从表现形态、基本框架和内容、纠纷的解决程序剖析了凉 山彝族习惯法的主要内容;重点介绍了凉山彝族习惯法的调解人——德古。 第三部分:凉山彝族习惯法中的传统道德价值观及现实意义。首先,论述了凉山彝族习惯法中的传统道德价值观对凉山彝族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其次,从依照传统 习惯法私理案件、家支复仇事件时有发生、赔命价习惯法、不同等级男女禁止通婚、转房制、继承制、神判剖析了凉山彝族习惯法中的传统道德价值观对凉山彝族现 实社会生活的影响。第三,分析了地域因素、案件性质、当事人综合力量、当事人族别等影响凉山彝族社会国家法与习惯法适用的四个变量。最后,阐述了凉山彝族 习惯法中的传统道德价值观的积极功能、消极作用。更
彝族是中国具有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的民族之一，有诺苏、纳苏、罗武、米撒泼、撒尼、阿西等不同自称。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三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西北部。彝族历史悠久，文化丰富多彩，古时候就对历法和宗教信仰有着深刻的研究，在常年的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饮食和服装文化，经济也得到了发展。【民族历史】彝族是古羌人南下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与西南土著部落不断融合而形成的民族。在六七千年前彝族少女，居住在我国西北河湟地区的古羌人，开始向四面发展，其中有一支向祖国的西南方向游弋。到3000多年前，这支向西南游弋的古羌人以民族部落为单位，在祖国的西南地区形成“六夷”、“七羌”、“九氐”，即史书中常出现的所谓“越嵩夷”、“青羌”、“侮”、“昆明”、“劳浸”、“靡莫”等部族。当古羌人游弋到西南时，西南地区已有与其先后到达的两大古老族群——百濮族群了百越族群。古羌人到西南后，他们和百濮、百越长期相处、互相融合，并吸收和百濮、百越的南方文化。魏晋以后，昆明人与焚(濮)的融合发展为对僚人的融合。汉至六朝，汉文史籍把云南东部、贵州西部、四川南部的主要居民称为叟人，有时则以叟、濮并列。汉族、土家族、藏族、彝族、纳西族、白族、哈尼族、僳僳族、普米族、景颇族、拉祜族、基诺族等为兄弟民族，皆出自古羌。隋唐以来，彝族先民地区有乌蛮与白蛮的分化，乌蛮系由昆明部落发展而成，白蛮系以叟、濮为主体，并与其他民族融合而成。彝族先民在长期形成与发展中，活动范围曾遍及今云南、四川、贵州三省腹心地带及广西的一部分，其核心地区应是三省毗连的广大地区。彝族历史上一个重要特征，是长时期保持着奴隶占有制度。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及其以前，彝族先民社会已出现游牧部落与定居农业部落的分化。东汉至魏晋时期，各彝族先民地区继续分化出一批叟帅、夷王，表明在征服濮人等部落的基础上，昆明部落已基本完成从原始部落向奴隶占有制度的过渡。8世纪30年代，蒙舍诏统一六诏，云南彝族、白族先民联合各族上层建立了南诏奴隶制政权，统治中心在今云南西部大理白族自治州一带，统治范围达到今云南东部、贵州西部与四川南部，基本上控制了彝族先民的主要分布地区。南诏奴隶制王朝曾长期统治彝族先民地区，不能不对当地奴隶制的存在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唐天复二年（902），南诏奴隶制王朝的覆灭，不意味着彝族先民地区奴隶制随之消亡。两宋300多年中，戎（宜宾）、泸（泸县）、黎（汉原）3州的彝族先民，处在宋王朝与大理政权的相互争取之中，出现了奴隶制经济相对繁荣的局面。与之相配合，奴隶制生产关系出现了强大部落奴役小部落的情况。蒙古蒙哥汗三年（1253），蒙古骑兵自四川分三道进攻云南，经彝族地区，促使处于分裂状态的各彝族地区出现比较松散的反蒙古联合，开始统一于罗罗族称之下。与之相对应，蒙古贵族加强了对各地彝族兹莫即土长的争取工作，发展为在部分边疆民族地区分封各族首领世袭官职以统治当地人民的土司制度。自1263～1287年，相继在今越西、西昌、屏山、大方、昭通、威宁等地设立彝族土司。彝族人明代276年间，地跨云、贵、川三省的水西（大方），乌撤（威宁）、乌蒙（昭通）、芒部（镇雄）、东川（会泽）、永宁（叙永）、马湖（屏山）、建昌（西昌）等地各彝族土司（兹莫）连成一片，相互支援，保持着基本上相同的奴隶制度，与低下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各彝族地区基本上可以划分为土司及黑骨、白骨与家奴3个等级。在上述等级关系的基础上，明代水西、建昌、乌蒙等地彝族的土司制度仍然是奴隶制的上层建筑。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在彝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给土司、土目、奴隶主势力以沉重打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部分地区比较迅速地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编辑本段]【文化艺术】彝族人民能歌善舞。彝族民间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曲调，诸如爬山调、进门调、迎客调、吃酒调、娶亲调、哭丧调等。有的曲调有固定的词，有的没有，是临时即兴填词。山歌分男女声调，各地山歌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彝族乐器有葫芦笙、马布、巴乌、口弦、月琴、笛、三弦、编钟、铜鼓、大扁鼓等。彝族舞蹈也颇具特色，分集体舞和独舞两类，其中多为集体舞，如“跳歌”、“跳乐”、“跳月”、“打歌舞”和“锅庄舞”等。动作欢快，节奏感强，通常由笛子、月琴、三弦伴奏。彝族：能歌善舞的民族凉山是歌舞之乡，彝族是能歌善舞的民族。凉山彝族音乐风格古朴，品种繁多，民族特色鲜明而浓郁。民间音乐中的民歌和民间文学关系密切，很多普遍流传的抒情长诗，如《阿莫尼惹》、《阿依阿呷》、《阿惹妞》、《阿丝牛牛》等。都是用歌曲形式传唱的。除叙事性的歌曲外，有结婚时唱的歌曲如《惹打》，火把节唱的歌曲如《都火》、劳动时唱的歌曲如《犁地歌》、《牧学歌》等。此外还有山歌，如布拖高胜山歌、儿歌等。彝族民歌因地区的不同，其风格也有差异。凉山南部地区的民歌高吭激越，中西部地区的民歌轻柔优美，东部依诺地区的民歌敦厚朴实。过去的彝族民歌，总的说来给人以压抑低沉之感，但其朴素优美的民族、地区韵味十分鲜明。民间器乐不是供作伴奏，而是独立发展，自成系统。引人注目的是它展示的历史时空跨度极大。常见的有口弦、月琴、马布、葫芦笙、胡琴、彝箫、坚笛、唢呐等。此外，吹木叶，即以一片树叶来吹奏乐曲也是彝族人民喜爱的民间音乐。口弦和月琴十分普遍，几乎所有的妇女．无论老幼，襟前都挂着一付口弦，随时可以演奏。口弦是一种独特而简易的乐器，由几片长约七八厘米的薄簧片组成．有竹片和铜片两种，最少的两片，最多的达五六片。竹制的音色深厚、低沉。铜制的音色清脆、秀丽。吹奏时以手指拨动黄片，利用口腔共鸣变化音色。簧片除发出本音外．还发出十分优美的泛音，构成音乐较宽的曲调。月琴多为中青年男子喜爱，其中不乏优秀的民间月琴手。50年代．凉山彝族姑娘沙玛乌芝在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演奏的月琴．受到热烈赞扬。凉山彝族的民间舞蹈往往和歌唱、器乐的演奏分不开。民间舞一类是产生于生产劳动中的舞蹈如荞子舞、包谷舞、织毡舞等，大多是模拟劳动动作和表现生产过程。另一类是在节日或在婚嫁欢乐场面中常见的舞蹈如跳锅庄、跳“都火”、对脚舞、被毡舞、芦至舞。有的表现耕牧的勤劳。丰收的欢乐，有的表现征战的勇敢、爱情的追求。从彝族民间艺术中开出的凉山歌舞之花，不仅在中外舞台上一展辉煌，而且在现代生活中遍地开放。今天，在凉山城乡经常可以看到男女老少手拉着手，踏着民族风味的节拍，欢乐地跳着达体舞。达作是彝语的音译，意为踏地舞或脚踏舞，是在传统的彝族歌舞基础上编创而成的一种集体舞蹈。动作简练明快，音乐悠扬流畅，乡土气息浓郁，时代色彩强烈。80年代一经形成，迅速普及全州并以大西南民族交谊舞的态势，很快向州外、省外推开。在94凉山彝族国际火把节上来自国内外的客人和彝族同胞手拉手，围着一堆堆青火．跳在一起，融为一家，场面热烈壮观，气氛亲切感人。彝族的民族音乐包括歌曲和乐器。彝族的歌曲有：史诗歌、情歌、喜歌、风俗歌--内中又有喜酒歌、叫魂歌、送鬼歌、巫师调等多种曲调；从名目上分，歌曲有俄、雅、左、格等。“俄”是唱的意思，可以在各类场合中演唱，气氛较为轻松随意；“雅”是一种独唱山歌，演唱者一般为男女青年，多为触景生情；“左”是一种婚礼歌，在举行婚礼大夜晚，由主客双方各出两名歌手边舞边唱；“格”是一种悼念死者时或祭祖活动时演唱的合唱歌曲，一人领唱，众人学唱，歌词由领唱者即兴创作；“毕”是指彝族毕摩在进行宗教活动时唱的歌，我们称之为宗教音乐，以与“俄”进行区分。音乐则有歌舞音乐、口弦音乐、吹叶子音乐，其中也各有许多曲调。此外，还有多种乐器：月琴是彝族最喜爱的乐器之一，弦普遍为两根，具有较强的艺术表现力；口弦是用竹质、铜质制成形状象竹叶的簧片，在中间有一簧舌，靠控制呼吸来调节音色；“玛布”是彝族独特的乐器之一，其吹奏特点是利用鼻孔吸气，让鼓腮连续不断送气，可模仿婴儿啼哭，鸟雀鸣唱；葫芦笙和唢呐，多用于吹奏彝族民歌和曲调。
彝族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一员，拥有渊远的历史、古老迷人的彝族风情。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彝族人民养成了能歌善舞的特性，拥有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音乐舞蹈艺术，民族节目灿烂多姿。此外，他们还拥有独特的饮食、起居、婚丧、服饰，待客及庆典礼仪尽可让人返朴归真，体验古老的文明之韵味。（一）历史悠久的彝族文字彝文的起源和历史，说法很多，迄今无定论，传说有毕阿史拉则（1500年前）在大森林听神鸟传经记写毕摩经书一事。据彝族谱系，毕阿史则迄今已有六十多代，美姑县人，凉山解放后仍有石砌经库，（“文革”中被毁），其可推至汉晋时期。到隋唐时期，彝文已具有一定规模，后世又续有增补，明清时代已相当发展，现在遗存的许多彝文碑刻，经典抄本，都是这段时间的产物。到目前为止各地的彝文总数在万字左右，但较常用者只有一千多字。1974年，制定了统一的彝文规范方案，简化统一的819个单字。（二）彝族古老的神话和传说故事彝族民间流传着大量的神话和传说，其中最具代表性并有彝文记录的是从史诗《勒俄特衣》中反映出的神话。史诗叙述了宇宙的变化，人类的起源，祖先的迁徙等12个方面的内容。这些故事既是独立的，又是相互联系的，它以磅礴的气势，生动的形象，朴素的语言，反映了彝族人民在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初期的一些背景。（三）彝族音乐彝族音乐丰富多彩，歌曲、舞蹈、器乐优美动人，具有鲜明的民族艺术风格。 歌曲有俄、雅、左、格等名目。 俄，即唱的意思，有多种曲调，如“牛牛俄”，“阿莫尼惹俄”等。 雅，这是一种独唱山歌，常在高山放牧，野外耕种或游玩演唱。演唱者一般为男女青年，多是即景生情，表达渴望自由、爱情，追求幸福的情感，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 左，彝族称阿丝木莫左，是一种婚礼歌。 格，又叫策格或承阿古格，一种悼念死者或祭祀活动时演唱的歌曲，也是因为“阿古阿……哦叹嘎啦”为每段开头而得名。这是一种合唱的歌曲，一般以十人为一队，列队边舞边唱，歌词由领唱者即席创作，一般是主客双方各自组队演唱，参加者女均可。 乐器，彝族的民乐器较丰富，常见的有口弦、月琴、胡琴、笛子、唢呐、葫芦笙、皮鼓、铜铃以及木叶等，而以口弦、月琴和笛子流传最为广泛。彝族传统的舞蹈有：节日舞、婚礼舞、悼念舞、或丧事舞、宫廷舞和铃鼓舞、劳动舞和征战舞、对脚舞、赶街舞、手帕舞、手镯舞、轮翻舞等。 节日舞主要有欢度火把节跳的“都火舞”。这是一种大型的女子集体舞。舞蹈队形有圆圈式和双行横队排列式两种，而以圆圈式为主。一般以三至五十人组成，每圈有一人领舞领唱，其余舞伴都尾随其后边唱边舞，同时，每人左手持一把伞，右手拉着前面一人的衣襟，形在一个个舞圈。一个火把场上，往往都有数十个，甚至上百个这样的舞圈在跳舞。参加跳舞可达数百人、数千人之多。这是凉山彝区火把节上最为壮观的场面之一。（四）彝族美术彝族的美术，在劳动人民长期的积累和创造下，取得一定的成就，并别具风格。 绘画，凉山彝族没有专门的绘画艺术，仅在毕摩的经书可以看到日、月、人、鸡、虫等图形，所画的人物，鸟兽、花草等图形，所画人物则系神话传说中的神人支格阿龙。传说支格阿龙曾经射日月，并将地上的动物打小，因而在画支格阿龙的时候，伴随画日、月、人、鸡、虫等。这些由点、线组成的白描，给人一种原始古朴的美感。 雕刻，过去彝族的统治阶级的房屋、屋基、柱础、檐柱和锅庄石上，往往有工匠雕刻的人物、鸟兽、花草等图案。此外在常用的宝剑、长刀柄上，也有工匠雕刻的美丽的花纹。 刺绣，凉山彝族妇女擅长刺绣，常常在擦尔瓦、头巾、衣袖、衣领、衣大襟、裤脚、挂袋、烟荷包、腰袋等上面，多以黑色或白色为基础，配上红绿黄等五色花线，绣上流云纹、方胜纹。花边图案主要有以下几种：以天象日、月、星、云、彩虹为图的；以自然地理山、河等为图的，以自然地理山、河为图的；以动物鸡冠、牛眼、羊角以及獐牙为图的；以植物的某一部分为图，如花叶图等。各种图象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丰富多彩。彝族妇女还常用“贴花”作装饰，以五彩色布剪成美丽的花纹和线条，镶于衣袖衣领、衣大襟裤脚、烟荷包、腰带上，千变万化，富有浓郁的民族色彩。 银器工艺美术，常见的有各种银领花，银戒指、银手镯以及银耳环等。有的土司和黑彝奴隶主还制作有打仗用的银护脸、银护腿等。这些银制工艺品相当精致美观，上面还装饰着许多图案花纹，具有很高的水平。（五）彝族习俗独特多姿的彝族民俗风情尽可让人返朴归真，体验古老文明之韵味。彝族在特殊的自然环境形成的独特多姿的民族风情，体现在他们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信仰崇拜多方面。 彝族饮食 彝族有偏爱吃粑粑的传统习惯，粑粑多以玉米、荞麦磨粉蒸烤而成。粑形扁圆，重约半斤，而以“略粑”为精美，“略粑”以玉米粗磨去壳后，再加水细磨而成粥，照粑粑做法蒸烤而成，细腻香甜，分外可口。一般只在年节或贵客临门时特意制作，被视为高级食品。 彝族饮酒，习惯喝“转转酒”，但凡宾客至或喜庆节日，有的节会议事皆饮酒。饮酒时，数人或者数十人团团围坐，一座用一酒器轮饮，一次喝一口，团团转，直喝到酒醉方休。兴来时则豪饮，不论一碗半樽可一气喝下，以显示豪爽气概。 彝族群众特别好客。不论走进谁家，不管是否亲友或是相识，只要说出姓名、家支，都会受到热情接待。按家境条件尽量做到酒肉粑粑款待，并留住宿，从不索取报酬，而且诚挚大方。对亲友贵客杀鸡、杀羊招待。对特别尊贵的客人，如条件许可，还要杀牛招待。杀鸡招待是最轻的，也要把全部鸡肉端上桌先请客人吃，并请客人吃鸡头，看财喜。杀猪杀羊除招待客人吃饱吃好外，还要送猪头半块，羊胛肉一块让客人带走，以示对客人的尊重和热情。 彝族房舍 房屋的宅基地，多选择居高临下有险可据的小山头或山坡平地处。古时，彝族因生产生活因素，常迁徙。富裕之 50回答者： 妙酒 - 中级经理 八级 2007-2-7 22:56 我来评论>> 相关内容�6�1 需要彝族文化\风景\风情描写，很重要，急啊！！！！ 2 2008-7-21 �6�1 彝族毕摩文化特征与内涵 2007-4-20 �6�1 彝族文化艺术价值 4 2007-3-12 �6�1 影响傣族和彝族饮食文化的因素 9 2008-6-16 �6�1 了解彝族文化：现代彝族孩子的整体受教育程度怎么样？ 2007-11-7 更多关于彝族文化的问题>> 查看同主题问题： 彝族 文化 其他回答 共 2 条彝族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一员，拥有渊远的历史、古老迷人的彝族风情。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彝族人民养成了能歌善舞的特性，拥有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音乐舞蹈艺术，民族节目灿烂多姿。此外，他们还拥有独特的饮食、起居、婚丧、服饰，待客及庆典礼仪尽可让人返朴归真，体验古老的文明之韵味。（一）历史悠久的彝族文字彝文的起源和历史，说法很多，迄今无定论，传说有毕阿史拉则（1500年前）在大森林听神鸟传经记写毕摩经书一事。据彝族谱系，毕阿史则迄今已有六十多代，美姑县人，凉山解放后仍有石砌经库，（“文革”中被毁），其可推至汉晋时期。到隋唐时期，彝文已具有一定规模，后世又续有增补，明清时代已相当发展，现在遗存的许多彝文碑刻，经典抄本，都是这段时间的产物。到目前为止各地的彝文总数在万字左右，但较常用者只有一千多字。1974年，制定了统一的彝文规范方案，简化统一的819个单字。（二）彝族古老的神话和传说故事彝族民间流传着大量的神话和传说，其中最具代表性并有彝文记录的是从史诗《勒俄特衣》中反映出的神话。史诗叙述了宇宙的变化，人类的起源，祖先的迁徙等12个方面的内容。这些故事反映了彝族人民在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初期的一些背景。（三）彝族音乐彝族音乐丰富多彩，歌曲、舞蹈、器乐优美动人，具有鲜明的民族艺术风格。 歌曲有俄、雅、左、格等名目。 俄，即唱的意思，有多种曲调，如“牛牛俄”，“阿莫尼惹俄”等。 雅，这是一种独唱山歌，常在高山放牧，野外耕种或游玩演唱。演唱者一般为男女青年，多是即景生情，表达渴望自由、爱情，追求幸福的情感，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 左，彝族称阿丝木莫左，是一种婚礼歌。 格，又叫策格或承阿古格，一种悼念死者或祭祀活动时演唱的歌曲，也是因为“阿古阿……哦叹嘎啦”为每段开头而得名。这是一种合唱的歌曲，一般以十人为一队，列队边舞边唱，歌词由领唱者即席创作，一般是主客双方各自组队演唱，参加者女均可。 乐器，彝族的民乐器较丰富，常见的有口弦、月琴、胡琴、笛子、唢呐、葫芦笙、皮鼓、铜铃以及木叶等，而以口弦、月琴和笛子流传最为广泛。彝族传统的舞蹈有：节日舞、婚礼舞、悼念舞、或丧事舞、宫廷舞和铃鼓舞、劳动舞和征战舞、对脚舞、赶街舞、手帕舞、手镯舞、轮翻舞等。 节日舞主要有欢度火把节跳的“都火舞”。这是一种大型的女子集体舞。舞蹈队形有圆圈式和双行横队排列式两种，而以圆圈式为主。一般以三至五十人组成，每圈有一人领舞领唱，其余舞伴都尾随其后边唱边舞，同时，每人左手持一把伞，右手拉着前面一人的衣襟，形在一个个舞圈。一个火把场上，往往都有数十个，甚至上百个这样的舞圈在跳舞。（四）彝族美术彝族的美术，在劳动人民长期的积累和创造下，取得一定的成就，并别具风格。 绘画，凉山彝族没有专门的绘画艺术，仅在毕摩的经书可以看到日、月、人、鸡、虫等图形，所画的人物，鸟兽、花草等图形，所画人物则系神话传说中的神人支格阿龙。传说支格阿龙曾经射日月，并将地上的动物打小，因而在画支格阿龙的时候，伴随画日、月、人、鸡、虫等。这些由点、线组成的白描，给人一种原始古朴的美感。 雕刻，过去彝族的统治阶级的房屋、屋基、柱础、檐柱和锅庄石上，往往有工匠雕刻的人物、鸟兽、花草等图案。此外在常用的宝剑、长刀柄上，也有工匠雕刻的美丽的花纹。 刺绣，凉山彝族妇女擅长刺绣，常常在擦尔瓦、头巾、衣袖、衣领、衣大襟、裤脚、挂袋、烟荷包、腰袋等上面，多以黑色或白色为基础，配上红绿黄等五色花线，绣上流云纹、方胜纹。花边图案千变万化，富有浓郁的民族色彩。 银器工艺美术，常见的有各种银领花，银戒指、银手镯以及银耳环等。有的土司和黑彝奴隶主还制作有打仗用的银护脸、银护腿等。这些银制工艺品相当精致美观，上面还装饰着许多图案花纹，具有很高的水平。（五）彝族习俗独特多姿的彝族民俗风情尽可让人返朴归真，体验古老文明之韵味。彝族在特殊的自然环境形成的独特多姿的民族风情，体现在他们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信仰崇拜多方面。 彝族饮食 彝族有偏爱吃粑粑的传统习惯，粑粑多以玉米、荞麦磨粉蒸烤而成。粑形扁圆，重约半斤，而以“略粑”为精美，“略粑”以玉米粗磨去壳后，再加水细磨而成粥，照粑粑做法蒸烤而成，细腻香甜，分外可口。一般只在年节或贵客临门时特意制作，被视为高级食品。 彝族饮酒，习惯喝“转转酒”，但凡宾客至或喜庆节日，有的节会议事皆饮酒。饮酒时，数人或者数十人团团围坐，一座用一酒器轮饮，一次喝一口，团团转，直喝到酒醉方休。兴来时则豪饮，不论一碗半樽可一气喝下，以显示豪爽气概。 彝族群众特别好客。不论走进谁家，不管是否亲友或是相识，只要说出姓名、家支，都会受到热情接待。按家境条件尽量做到酒肉粑粑款待，并留住宿，从不索取报酬，而且诚挚大方。对亲友贵客杀鸡、杀羊招待。对特别尊贵的客人，如条件许可，还要杀牛招待。杀鸡招待是最轻的，也要把全部鸡肉端上桌先请客人吃，并请客人吃鸡头，看财喜。杀猪杀羊除招待客人吃饱吃好外，还要送猪头半块，羊胛肉一块让客人带走，以示对客人的尊重和热情。 彝族婚俗 峨边彝族的婚姻嫁娶习俗，在民主改革以前，实行彝族内部通婚，等级内婚，家支外婚，姨表不婚、转房、赘婚等婚姻制度，一般实行一夫一妻制，也存在父母包办、媒妁之言、买卖婚姻的现象。从订婚到结婚过程中保留着具有民族特色的婚嫁礼仪和形式。 彝族葬俗 彝族对死者，普遍进行火葬，但对尚未长牙的死婴，则实行土葬。 彝族岁时节俗 凉山彝族的传统节日主要有两个：一是彝族年节，二是火把节。峨边彝族的年节：凉山彝族年是彝族的太阳历，一年为十个月，在年终的一个月相当于农历的十月，也是彝区秋收结束之际，彝族各个村寨选定一个吉日，一般在十月初一至十五之间的3天时间，就是彝族过年的日子。 在过年的前一天是除夕，家家户户大搞卫生，扫尽地面，清洗家具。过年的第一天凌晨，有条件的家家户户杀过年猪，按崇敬祖先和尊敬老人的传统习惯和规距，过年首先从村寨最受尊敬的长者之家杀猪起。然后各户依此宰杀。猪杀死后，取出胆、腰、脾、胸肉、煮熟切块与荞粑盛入高脚木盆，再用一块烧红的山石，投入一碗清水之中，产生蒸汽上绕三圈，意为除污去秽，然后斟上泡水酒并肉盆一道献于内室祭台上，举行迎祖仪式。 三天以后，开始走亲访友，到远处亲戚家拜年。已出嫁的姑娘带着酒、猪头肉等礼品回娘家，看望父母。约五六天后，过年才完毕。（六）彝族信仰彝族笃信精灵，崇拜祖先，认为万物有灵，然而沿未发生偶象崇拜，也未形成一个主宰一切的大神。他们认为人是有灵魂的，人死后灵魂单独存在，而且变成了鬼，到处游荡，常常作祟，加害于人，因此要及时请巫师来驱鬼。彝族人民还相信整个大自然中无处不有神灵存在，地有地神，日月而且诸如雷电、草木、岩石、衣服、首饰都由神灵主宰。在众多神灵中最崇拜是山神。彝族人民相信自然巫术，彝族的巫术主要用于除邪驱鬼，诅咒仇人。彝族群众凡遇不吉利事，特别患了疾病，便认为是鬼找着了，因此请来毕摩或苏业，从事“做和尚”或“打鼓鼓”活动。通过毕摩或苏业念经驱鬼，或杀猪或杀羊，以示猪羊作了主人的替身，或者是鬼被驱赶逃走，病也随之除了。对我有帮助
文化是民族的血液，是民族的DNA。它蕴含着这个民族的历史与成就等！如果一个民族失去了文化，也就是等于失去了本身的来源，没有保护好祖先们给予的宝贵财产。我们不仅要保护好民族文化，还要发扬文化，只有文化才能证明我们是这里的人民，只有保护好文化才能证明我们爱国，当别的民族文化来到自己的生活中的时候，我们因该以热情的款待它国文化，不能遗忘自己民族的文化。来到他国的时候要尊敬他国的文化，只有尊敬他国的文化才能让他国人民爱戴你。其实我们中国的文化也随着西化和现代化也慢慢消失，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圣诞节在中国可谓是比春节还要热闹。中国文化都是我们祖先们在慢慢积累和发现和创造，经过了风吹雨打，走过了5000年的漫长岁月，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们的祖先依然在创造新的文化。但是到了我们这一代里，我们却丢失了祖先给我们的文化。我想世界上的四大古国，三个古国消失了，是因为他们没有珍惜好他们的文化，长年战火连天，现在中国也快消失了，是因为我们被西化了！
有人说中国的河山好，有人说中国的人口众多，但我说的是中国民族和民族文化。我国是一个团结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又汉，壮，蒙古，回，藏，维吾尔，苗族等56个民族成员。下面是各民族的人口统计各民族中，汉族人数最多接近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其他民族人口仅占百分之，称为少数民族我国各少数民族数量相差悬殊，其中人口最多的壮族约1600万，人数少的民族仅几千人，如珞巴族，赫哲族等各民族不论人多少，社会经济发展程度高低，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如何，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具有平等的地位。我国各民族分布的特点是“大杂居小聚居”，相互交错居住。汉族分布最广，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中部。少数民族则主要分布在西南，西北和东北部地区。汉族地区有少数民族居住，少数民族地区也有汉族居住。民族间的交错分布促进了民族交往与合作，为各民族共同繁荣提供了有利条件。我国民族众多，但各个民族都有独特的民族风情。我国民族众多，各民族都有自身的风俗习惯。各具特色的民族风情给人以美的感受。我们要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巩固和发展民族的风俗习惯，巩固和发展民族团结。各民族之间因和睦相处。各个民族的风俗都不一样，都具有特色在少数民族中各乐器都不一样，如；朝鲜族的长鼓，傣族的两面鼓，蒙古族的马头琴，壮族的合欢萧，哈萨克斯族的冬不拉等地民族乐器我就不一一详写了。这些就是我国的民族和民族文化。
彝族的火把节我们国家有56个民族，56个民族都有各个民族的特色、习惯。比如：蒙古族的“白节”、藏族的“女儿节”、苗族的“开年节”等等。那我就个大家介绍一下彝族的火把节吧！关于火把节的来历，路南一带彝族传说，古时有个魔玉残酷迫害百姓，群众忍无可忍，便群起而攻之。但魔王堡垒久攻不克，于是改为用羊群火攻，就是在每只羊的双角和后腿绑上火把，驱羊进攻，结果获胜，人们为了纪念这次斗争胜利，乃于每年夏历六月二十四日耍火把相庆，由此形成了火把节。在一次火把节之前的采访上，一个42岁的彝族人潘木乃像孩子般陶醉其中。“每家每户都要喝杆杆酒，穷的村杀两三只鸡，富的村杀头牛。”他说，“最开心的还是跳达体舞，看赛马和摔跤，多有味道的哟！”火把的亮度可不比烟花差多少，可以将整个地方照亮的如同白昼。这就是火把节的特色，几千甚至几万人在一起点燃火把这才是壮观的一幕。早在火把节的第一天，彝族村寨里家家户户都要在门前竖立若干火把，准备活动使用。同时在村寨附近选择一块开阔地，在地中央竖立一根长10～20米的青松，青松顶端横放一根挂满红色纸花的木棒，缘青松四周用易燃柴草堆砌成一个类似于宝塔形大火炬，作为活动场所。第一天是祭火，家家户户举着火把游走于田边地角、并且杀牛宰羊。第二天是传火，这一天男男女女聚集在一起选择配偶，展示才艺。所以有人称为“中国第二个七夕节”。最后一天是彝族传统火把节的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彝语称之为“都沙”，意为“送火神”。在中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凉山彝族自治州，火把节这一延续千年的传统，在一年一度的火把狂欢、彝族选美、摔跤、“朵洛荷”等彝族特色活动中，在现代社会的不断撞击下得以传承。傍晚，节日活动的主持人率领锣鼓队敲锣打鼓，寨中各家闻听锣鼓声即出门点燃火把，男女老少举着火把向活动场所汇集。人们到齐之后，主持人一声号令，大家举火把向宝塔形火炬奔去，将其点燃。一时火光冲天，欢声四起，大家各举小火把围着大火炬，跳起“丰收舞”，唱起丰收歌，载歌载舞，热情奔放。在狂欢夜观赏了盛大焰火晚会的美国游客詹姆斯•艾普说：“这些灿烂的烟火是我出生以来看过的最美的！”为了过中国的火把节，他和朋友专程从家乡远道而来。 “农村里不管是老人小娃，庆祝火把节的兴致还是不变，到了过节，四面八方的人都必须回来。”潘木乃说。 去年，凉山彝族火把节成为中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这一古老文化传统的保护与传承已引起各级政府的重视。 “火把节的传统有慢慢被年轻人淡忘的危险。”凉山州彝学会会长巴莫尔哈认为，将它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彝族人民及其后代、地方领导都是个教育，也可以让外界来关注和保护它。 火把节是中国彝族最隆重、最热闹的节日，一般在每年的农历六月二十四至二十六日举行。传统火把节里，彝族人民点燃火把，绕房前屋后、田间地头巡游，以消灾避难，祈求幸福。
摘 要：为能找到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彝族文化的亲缘关系，本文从另一个全新的视角、全新的观点用古彝文对刻划陶文进行比较，解读出大地湾彩绘陶文、陶器图案与彝文化具有同源性，提出大地湾考古发现的刻划不是符号是文字的结论，并认为这些刻划陶文或许就是古籍文献记载的伏羲“造书契”的真实再现，有力地证实了彝文化与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是一脉相承，一母所生的同根同源文化。关键词：彝族文化；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刻划陶文；解读；关系 夏商周断代工程确立了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这遭到西方学者和国内一些学者的反对，反对的理由是文明社会标准的“文字”条件不足，他们认为中国最早的文字是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的甲骨文，距今仅有3600多年的历史，与5000年文明史还相差1400年，这与文明构成要素“文字”的时间长度是不对称的。由于考古发现大地湾、西安半坡、甘肃马家窑、陕西临潼、青海乐都、浙江良诸、江西清江吴城、威宁中水等遗址的刻划陶文，引起了考古学、文字学、民族学、历史学及相关学科的关注，众多专家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形式去破译这些神秘的刻划陶文，想找到这些刻划陶文就是文字的答案，但最终也未找到打开这道神秘之门的钥匙，只是肯定这些刻划陶文就是初创文字的观点。本文从大地湾刻划陶文是伏羲“造书契”的真实再现，古彝文解读考古遗址陶文，大地湾遗址刻划陶文的外延发展和传承，彝文化解析大地湾刻划陶文文化内涵等方面入手，提出这些刻划不是符号而是文字的结论，且认为这些刻划陶文就是古籍文献记载中伏羲“造书契”的再现，从而得到彝文化与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同源异流文化，这对探寻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一、大地湾刻划陶文或许是伏羲“造书契”的真实再现根据大地湾博物馆陈列图片资料及马振栋老师的介绍，结合张津梁主编的《伏羲文化研究论文选编》，宋进喜著的《大地湾文化概说》，周宜兴著的《中华文明8000年》和周子博 周宜兴合著的《中国上古时代的文字‘二进制计数与六十四卦’》等著作，笔者认为，大地湾文化与伏羲文化在空间和时间上是重叠的，这与周宜兴先生的观点不谋而合。2017年6月，贵州省彝学研究代表团在甘肃天水参加“中华伏羲、女娲龙根文化精英论坛暨新中国第一部易学教材编撰工作会议”时考察了大地湾遗址，王子国、王继超两位彝学泰斗现场用古彝文解读了大地湾博物馆36个刻划陶文，直接破解了被学术界称为天书的刻划陶文是文字的事实。2019年6月22日，笔者在大地湾博物馆看到彩绘陶片实物上的陶文，其结构、形态与古彝文没有差别，馆内陈列的彩陶图案与考察组随行人员身着服饰图案元素基本相同，只要留心观察，就会发现大地湾彩陶图案符号与彝族图腾、彝族服饰、彝族建筑文化元素符号具有相同性、相似性。笔者认为把大地湾考古发现的刻划陶文、彩绘陶器、炭化种子、兽骨骨骼等与彝族文化、伏羲文化结合起来研究，或许能得出这些刻划陶文是不是最早的文字，彩绘陶器是不是中国最早的彩陶，炭化种子是不是中国农业的起源，兽骨骨骼是不是原始畜牧业兴起等问题的答案。史书记载，伏羲诞生于古成纪，东治陈（春秋、战国时因秦人在陈地建有粮仓，后世称陈醋地为陈仓，今陕西宝鸡），最后袭“陈”于河南淮阳。[0]《尚书·序》曰：“伏羲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这说明了伏羲所“造书契”一直引领着先民们进入文明时代。根据伏羲文化研究相关文献表明，一是伏羲大概生活在7000—8000年左右，这与大地湾考古一期测定时限7800—7300年基本相符；二是伏羲生活地域与大地湾考古发现地域相同。这说明大地湾文化与伏羲文化在地域上位于同一区域，时间上处于同一时期，两者在空间上、时间上具有双双的重叠性。据此，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伏羲“造书契”就在大地湾呢？不然古籍文献记载的伏羲“造书契”究竟在什么地方？所造的“书契”又是什么样子？显然，大地湾遗址发现的彩绘陶文极有可能就是当年伏羲“造书契”的再现，只是研究者们把这些彩绘陶文看作是初始文字，用甲骨文去无法解读后认定为初始文字，更没有把这些彩绘陶文与伏羲“造书契”联系起来思考，也忽略从民族学的视野去寻求答案，导致研究者们尚不知道如何破译这些有字的“天书”。令人无法想象的是，西南地区彝族一直使用的古彝文字，不但解读了大地湾考古发现的刻划陶文，同样能解读西安半坡、马家窑、马厂等地刻划陶文，这说明彝文化、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三者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导马名驹认为：“原始语言文字，如出土的陶器图案符号、岩画符号等，是先民们最早的原始文字，伏羲造书契，就是指伏羲时代的原始文字；美术图案及饰品文化，在伏羲时代出土的彩陶器物上发现了大量的美术图案，鱼纹、三角平行纹、半圆纹、鱼鸟花纹、蛙纹、连续旋纹等图案，示意着当时人们生活的重要内容。”[1]笔者认为，伏羲“造书契”绝不是说伏羲创造了文字，而是伏羲把已经使用了很久的文字进行了一次收集、整理、提升的过程，他对文字的创新发展作出了贡献。可以肯定的是，大地湾考古发现刻划陶文已经是成熟的刻划文字，在伏羲“造书契”之前，刻划文字至少历经了3000—4000年的发展历程。关于文字产生万年以上的发展源头信息，可以从彝族文献当中找到一些答案，本文在此不作赘述。如果大地湾文化与伏羲文化在空间上、时间上的重叠性成立，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大地湾就是古籍文献记载的伏羲“造书契”的地方，我们所看到的刻划陶文就是伏羲“造书契”的真实再现。二、古彝文解读考古遗址刻划陶文据了解，到目前为止，笔者尚未看到有研究者把大地湾、西安半坡、马家窑、马厂等地考古发现的刻划陶文进行完整地、系统地比较解读，除彝文化研究者用古彝文解读考古发现的刻划陶文外，也未看到其它现有文字对考古发现的刻划陶文进行比较。早在80年代，彝学专家们就用古彝文对这些刻划陶文进行过解读，如中国社科院冯时先生用古彝文破译了山东丁公村出土的陶符，湖南省株洲工学院刘志一先生考证了从湖南彭头山遗址出土的“饰符图片，认为这个古彝文距今已有九千年以上的历史，加上其初创时期已有万年以上的历史”，于是他大胆立论：“古彝文是世界文字始祖”，这一结论比大地湾刻划陶文要早2000年左右。王子尧(已故）在《古夷人史迹遗物与三星堆始源文化理论研究》一文中说：“在彝族世居的云南呈贡金宝山彝区距今12000年—10000年前的古人遗址，也出土了三个陶符，用彝文破译为“么夺织”，是彝族古代对竹崇拜社会的遗物。”[2]也就是说，金宝山出土的12000年—10000年前的刻划彝文不但记录历法，还服务于宗教祭祀活动。据悉，这三个陶符经考古专家测定有10000—12000年的历史，比具有9000多年的贾湖遗址还早3000年，比大地湾彩绘陶文早4000年。我国历史学家、文字学家郭沫若在《奴隶制时代古文字之辩证发展》中说：“这些刻划符号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如花杆或族徽之类”。在谈到西安半坡刻划符号时说：“彩陶上的这些刻画记号，可以肯定说就是中国文字(汉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中国秘书史》第一章说：“最早的文字产生于约6000年前的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的仰韶文化遗址中。”李孝定《从几种史前及有史早期陶文的观察蠡测中国文字的起源》中提出：“半坡文是已知的最早的中国文字，与甲骨文同一系统。”[3]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在《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中提出：“这种陶器上的简单文字，考古工作者以为是符号，我认为这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的文字。”[4]但是，这些刻划陶文还是无法用“甲骨文”解读。笔者撰写了几篇拙文《试析彝文字产生的源头》《彝文揭开8000年前甘肃大地湾刻划符号的神秘面纱》《彝族文化与大地湾刻划符号的同源关系》，特别是《彝族文化与大地湾刻划符号的同源关系》一文，引起各界不同的反响，得到著名作家、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鲁迅文学院原副院长王彬先生的重视，并通过微信将文章转发给《天水晚报》总编辑王若冰先生，认为此文对中国文字源流进行比较研究，很有新意，对大地湾文化研究也很有价值，推荐该文在《天水晚报》用四个整版进行全文登载。为能直观、简洁地向读者展示古彝文解读各地刻划陶文，笔者将古彝文解读大地湾、西安半坡、马家窑、马厂刻划符号图片进行展示，旨在说明古彝文的发展至少与最久远的刻划文字是同源文字，进一步证实了这些刻划不是符号是文字的结论，也证明了中国古老方块字即彝汉文字是同宗同源的文化体系，只是这个源头还在更久远的年代。（一）古彝文释读大地湾刻划陶文上述图1—1至1—8是古彝文解读大地湾刻划陶文，2—1至2—5释读西安半坡刻划陶文，3—1至3—6释读马家窑陶文，4—1至4—5释读马厂刻划陶文。通过比较解读，在大地湾、西安半坡刻划陶文比较中，两地至少有13个刻划陶文是相同的，这说明了两地刻划陶文之间具有同源性、传承性，是一脉相承的文字体系；再往后比较研究中发现，西半坡刻划陶文中有3个传承发展到马家“图片图片图片”刻划陶文中，在马家窑与马厂刻划陶文中，至少有10个刻划陶文相同。特别是刻划陶文“图片”，在大地湾、西安半坡遗址、马家窑、马厂等四地都出现，这表明这些刻划陶文之间存在传承发展的轨迹。为什么这些刻划陶文会在不同的地点出现呢？这说明了文化是伴随着人类的迁移发展而发展，从而使同源文化在不同空间和时间里出现，进一步说明了彝族文化、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之间具有同根性、同源性。 为进一步证实刻划文字、古彝文之间的关系，笔者从考古遗址、遗址距今年代、遗址刻划陶文比较等三个方面研究发现，这些刻划陶文之间如锁链一样环环相扣，形成大地湾→西安半坡→马家窑→马厂刻划陶文的文字发展传承轨迹，从而得出西安半坡、马家窑、马厂等刻划陶文是大地湾刻划陶文的延续发展结论。此外，这些刻划陶文还与浙江良诸、江西清江吴城、青海乐都、河南偃师二里头等遗址刻划陶文有着紧密的传承发展痕迹。让人难于理解的是，一直在西南彝区使用的古彝文却破解了被学界称为难解的“天书”，解答了考古发现的刻划不是符号，是文字的结论。图片图5—1大地湾、西安半坡、马家窑、马厂刻划陶文比较三、大地湾刻划陶文的外延发展和传承轨迹笔者研究发现，大地湾一期刻划陶文“图片”在西安半坡、浙江良诸、河南偃师二里头、江西清江吴城出土的刻划陶文中都出现“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在彝文中“图片”读作“SƐ33 、tɑ21”，有两个义项，即树（从偏旁）；一（单）。该符号根据各地考古发现测定时间为，大地湾“7800—7300年”，西安半坡“7000—6000年”，浙江良诸“5800—4400年”，河南偃师二里头“4000—3400年”，江西清江吴城“3800年”；五地刻划陶文时间相差依次为“800年、2000年、3800年、4000年”，这说明刻划陶文“图片”在不同的空间和时间中出现，说明了人类迁移发展把文化基因带到不同区域传承，故五地方的刻划陶文才形成延续发展的轨迹。图片图6—1刻划陶文外延发展轨迹大地湾“图片”在西安半坡、陕西临潼姜寨、浙江良诸、青海乐都、河南偃师二里头中都出现“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图片”，相互之间时间相差“800年、1800年、2000年、3400年、3800年”，且这五个地方出现的刻划陶文，在彝文里写作“图片”，读作“SƐ33”，意为“木、神（五行木）”，图7—2是大地湾二期彩绘陶文与彝文比较解读的图片。图片图7—1 各地考古遗址刻划陶文发展轨迹图片图7—2 大地湾二期彩陶刻划陶文与彝文比较图8—2中“图片”陶文，是大地湾彩绘陶器、彩陶残片上不同方向的相同陶文，该陶文在西安半坡、陕西临潼姜寨、浙江良诸、河南偃师二里头中都同时出现“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在古彝文中，这个彝文字图片读作“ʣɿ33 、dƲ21、 dƲ21”，其意为“畜，钱财；（产）生、孔、癸（天干数）；翅膀等”。根据考古发现，四地相互间时间跨度为“1000年、1200年、3000年”。图片图8—1 各地考古遗址刻划陶文外延轨迹图片图8—2 大地湾二期刻划陶文与彝文比较再如西安半坡考古发现的“图片”刻划陶文作字例，该陶文在浙江良诸、马家窑、马厂、青海乐都、河南偃师、江西清江吴城都有，其形态为“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同样，在甲骨文、古彝文中也有这个文字，甲骨文中图片释为“又”；在古彝文中与“图片”相近的有四个，可读作“zu21、tʂo13、 go21、gu21”，其意为“由（来）；转；回、归；处所等。这说明了“甲骨文”、“古彝文”与上述六地刻划陶文是同一文化体系，一脉相承，他们在文化上具有同源性、同一性。图片图9—1各地考古遗址刻划陶文发展轨迹图10—2是大地湾考古出土彩绘陶器上的刻划陶文，特别是大地湾刻划陶文“图片”，在西安半坡、陕西临潼姜寨、浙江良诸、马家窑、马厂、青海乐都、河南偃师等地方都出现“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图片”，从未间断，该字符在考古遗址刻划陶文中的发现率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当然，这个刻划陶文“图片”在甲骨文和古彝文中同样存在，在甲骨文中“图片”释为“甲、十”，在彝文中“图片”可读作“sэ21、kƐ55 、kЩ21 ”，其意为“鱼鳞壳；贵；交配、生育魂等。”图片图10—1各地考古遗址刻划陶文发展轨迹图片图10—2 大地湾二期刻划陶文与彝文比较四、彝文化解析大地湾刻划陶文文化内涵为更多地挖掘大地湾遗址考古发现彩绘陶文信息，笔者从36个大地湾刻划陶文列表中，选取部分字符进行分析推测，探索彝族文化、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之间的更多文化信息。曾有人问我，能否解读出一句完整的句子或是词语之意，其产生的意义重大深远，但因获得的刻划陶文样本都是单个的彩陶残片和一些不算完善的考古信息，很难从单个的刻划陶文中解答出完整的句义，更何况尚未找到完整的彩陶上刻有连贯的刻划陶文，这肯定是难上加难。就从解读甲骨文来看，自1899年发现甲骨文以来，从发现的15万片甲骨上整理出甲骨文单字约4500个，经过100多年的解读，到目前为止，甲骨文也只解读出1500个左右单字，所以才有了“认出一个字，奖励10万元？”的破解文明密码的“攻坚战”，试想难度之大，不言而喻。下面是笔者根据彝文古籍文献中常出现的句例，结合考古资料，尝试从刻划陶文中解读出更多的文化内涵。（一）对大地湾彩绘陶文“图片”的分析推测一是从彝文古籍文献中常出现的句例分析“图片”的文化内涵。上图1-1是大地湾彩绘陶文总表，表中第31个陶文来源于下图6—1陶片样本F709：p15，这个彩绘陶文图片，在彝文中有三个字形与之相近，即图片、图片、图片，彝语依次读作mƲ21、bⅰ13 、bu33，其义分别为“母、阴、大，（偶蹄动物的）蹄子，始”。根据伏羲文化研究表明，伏羲氏是一位远古时代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社会，由渔猎畜牧向农耕文明进化，由野蛮向文明过渡的历史阶段的创世英雄。伏羲时代虽然是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时期，但人们还普遍存在对母性的崇拜。根据彝文献记载，彝族同样也从漫长的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在彝族传统文化中，父为阳，母为阴，故彩陶残片上的陶文“图片”与古彝文“图片”对应，其义可选择“母、阴、大”之义。图片图11—1 大地湾出土彩陶刻划陶文如果将“图片”与图1—1中第12个符号“图片”结合起来，就能得到一个完成的意思。古彝文中与大地湾考古发现的刻划陶文“图片”相近的有三个字符。一是“图片”与大地湾“图片”相近，在古彝文中“图片”读作za13 ，意为“下、降 ”；二是“图片”在古彝文中读作ndo13，意为“居住”；三是“图片”在古彝文中读作 ʈɿ55，义为解，放。笔者认为，大地湾遗址中的“图片”选取“下、降”之意最为恰当。因为在彝文古籍《西南彝志》《彝族源流》等文献中，常常出现“图片”与“图片”在一起结合出现“图片图片”，在彝语翻译中直译为“母降”，意译为“阴降”。另在古籍文献中也常看到“图片图片图片图片”，意为“阴阳升降”或“阳升阴降”。二是从大地湾考古发现动物骨骼分析彩绘陶文“图片”的文化内涵。正如所述“图片”在彝文中有相近字三个“图片”“图片”“图片”，分别读作mƲ21 、bⅰ13 、pi33，释义分别为“母、阴、大，（偶蹄动物的）蹄子，始。”之义。再结合大地湾一期发掘出土的灰坑、房址、墓葬中发现的猪、狗、鹿、羊和其他动物骨骼分析，三个形近的古彝文中“图片”读作bⅰ13 ,意为（偶蹄动物的）蹄子，这与大地湾考古发现的猪、狗、鹿、羊的骨骼来分析是吻合的。通过分析推测，大地湾彩绘陶文“图片”得到两个结论，一个是根据彝文古籍文献中常出现的句例，义为“母、阴、大”之义，另一个根据大地湾考古动物骨骼考古分析推测为（偶蹄动物的）蹄子，至于选择那个结果更为恰当，这需要更多学者结合大地湾8000年前的地理环境及生活轨迹进行判断探索，选择出符合当时社会环境的文字内涵。图片图11—2 大地湾博物馆家畜训养图片（二）大地湾第一期彩绘陶文“图片”的文化内涵图1—1中第4个陶文，是第一期A类彩绘符号H3114“图片”，如下图12—1为大地湾第一期彩绘陶片图片，根据大地湾遗址中植物木炭的出土分析，表明当时大地湾以针叶和阔叶混交林为主，其植物树种以冷杉、榆树、榛木、白蜡树、铁木、槲栎（青冈）、花楸、槭木（枫）等，分别属于落叶乔木和常绿灌木，其中亚热带树种有槲栎和铁木两种。结合这些遗址中的植物木炭分析，“图片”所表达的是一种人们常用的植物树种，而在古彝文中，“图片”、“图片”“图片”与“图片”在结构上相似或相近，在古彝文中“图片”，读作Po33 ，纬（线）之意；图片读作Po33，义为钻、捅；“图片”读作“so13 ”，义为“松、杉或小麦”。结合大地湾遗址植物木炭考古分析，“图片”彩绘陶文所表达的意思应是下图12-2植物树种中的第一种冷杉，笔者认为他就是古彝文中“图片”读作“so13 ”，义为“松、杉或小麦”。图片图12—1 大地湾第一期彩绘陶文图片图片图12—2大地湾考古植物木炭图片当然，以大地湾为代表的仰韶文化刻划陶文能用古彝文释读外，大地湾、马家窑等地发现的彩陶图案在彝族图腾、彝族服饰、彝族建筑、雕刻、绘画中常常出现，如火镰纹、如意纹、图腾纹、螺旋纹、几何纹、动物纹、八卦纹、植物纹、犬齿纹等，这种高密度的文化信息重合，说明古彝文解读大地湾等地刻划陶文不是偶然，而是必然，也更加有力的证明了古彝文化与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的同源性、同根性关系。结 语：通过多角度分析探索，惊人地发现越古老的文化越往上追溯，其文化的同源性、同根性、同一性特征更为明显，在核心价值观上更是一脉相承。从古彝文解读大地湾等地彩绘陶文，明确得出大地湾彩绘刻划不是符号而是文字，进一步阐释了彝文化、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是一脉相承，一母所生的同根同源文化，用彝文化解读考古发现的刻划陶文，无疑是一把打开文明源头的金钥匙，是破解文明要素“文字”难关的突破口，这对探寻中华文明源头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参考文献：①宋进喜著《大地湾文化概说》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8年9月第1版。②张津梁主编《伏羲文化研究论文选编》2019年6月印。③王子国编著《彝文字释》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9年11月第1次印刷。④毕节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编《藏羌彝走廊·彝族文化产业博览会‘文化高峰论坛论文集’》四川党建期刊集团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17年9月第1版。⑤丁诗建 王继超 李玉平编《明清彝文书法汇辑》贵州教育出版社 1998年11月第1版。⑥贵州省彝学研究会 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语文办公室 贵州民族学院彝文文献研究所 贵州省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编《简明彝汉字典》贵州民族出版社 1991年9月。⑦滇川黔桂彝文协作组编《彝文字集》贵州民族出版社 四川民族出版社 四川出版集团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4年6月第1版。 ⑧周宜兴著《中华文明8000年》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5年11月第1版。⑨周子博 周宜兴著《中国上古时代的文字‘二进制计数与六十四卦’》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8年6月第1版。【附: 1、荣氏《开山图注》曰：“伏羲生成纪（今甘肃天水市），徙治陈仓（今陕西宝鸡，与天水为邻”。郑椎《通志》也有：“伏羲，生于成纪，作都于陈”的记载。《绎史》卷三亦云：“伏牺生成纪，徙治陈仓”。《帝王世纪》云：“庖牺氏（伏羲）称太昊，都陈”。 [1] .张津梁编《伏羲文化研究论文选编》第60页《关于伏羲文化内涵和外延的思考》。 [2] .毕节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编《藏羌彝走廊·彝族文化产业博览会‘文化高峰论坛论文集’》四川党建期刊集团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17年9月第1版，第95页。[3] .李孝定《从几种史前及有史早期陶文的观察蠡测中国文字的起源》。[4] .《文物》1973年02期。】
彝族是中国具有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的民族之一，有诺苏、纳苏、罗武、米撒泼、撒尼、阿西等不同自称。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三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西北部。彝族历史悠久，文化丰富多彩，古时候就对历法和宗教信仰有着深刻的研究，在常年的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饮食和服装文化，经济也得到了发展。【民族历史】彝族是古羌人南下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与西南土著部落不断融合而形成的民族。在六七千年前彝族少女，居住在我国西北河湟地区的古羌人，开始向四面发展，其中有一支向祖国的西南方向游弋。到3000多年前，这支向西南游弋的古羌人以民族部落为单位，在祖国的西南地区形成“六夷”、“七羌”、“九氐”，即史书中常出现的所谓“越嵩夷”、“青羌”、“侮”、“昆明”、“劳浸”、“靡莫”等部族。当古羌人游弋到西南时，西南地区已有与其先后到达的两大古老族群——百濮族群了百越族群。古羌人到西南后，他们和百濮、百越长期相处、互相融合，并吸收和百濮、百越的南方文化。魏晋以后，昆明人与焚(濮)的融合发展为对僚人的融合。汉至六朝，汉文史籍把云南东部、贵州西部、四川南部的主要居民称为叟人，有时则以叟、濮并列。汉族、土家族、藏族、彝族、纳西族、白族、哈尼族、僳僳族、普米族、景颇族、拉祜族、基诺族等为兄弟民族，皆出自古羌。隋唐以来，彝族先民地区有乌蛮与白蛮的分化，乌蛮系由昆明部落发展而成，白蛮系以叟、濮为主体，并与其他民族融合而成。彝族先民在长期形成与发展中，活动范围曾遍及今云南、四川、贵州三省腹心地带及广西的一部分，其核心地区应是三省毗连的广大地区。彝族历史上一个重要特征，是长时期保持着奴隶占有制度。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及其以前，彝族先民社会已出现游牧部落与定居农业部落的分化。东汉至魏晋时期，各彝族先民地区继续分化出一批叟帅、夷王，表明在征服濮人等部落的基础上，昆明部落已基本完成从原始部落向奴隶占有制度的过渡。8世纪30年代，蒙舍诏统一六诏，云南彝族、白族先民联合各族上层建立了南诏奴隶制政权，统治中心在今云南西部大理白族自治州一带，统治范围达到今云南东部、贵州西部与四川南部，基本上控制了彝族先民的主要分布地区。南诏奴隶制王朝曾长期统治彝族先民地区，不能不对当地奴隶制的存在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唐天复二年（902），南诏奴隶制王朝的覆灭，不意味着彝族先民地区奴隶制随之消亡。两宋300多年中，戎（宜宾）、泸（泸县）、黎（汉原）3州的彝族先民，处在宋王朝与大理政权的相互争取之中，出现了奴隶制经济相对繁荣的局面。与之相配合，奴隶制生产关系出现了强大部落奴役小部落的情况。蒙古蒙哥汗三年（1253），蒙古骑兵自四川分三道进攻云南，经彝族地区，促使处于分裂状态的各彝族地区出现比较松散的反蒙古联合，开始统一于罗罗族称之下。与之相对应，蒙古贵族加强了对各地彝族兹莫即土长的争取工作，发展为在部分边疆民族地区分封各族首领世袭官职以统治当地人民的土司制度。自1263～1287年，相继在今越西、西昌、屏山、大方、昭通、威宁等地设立彝族土司。彝族人明代276年间，地跨云、贵、川三省的水西（大方），乌撤（威宁）、乌蒙（昭通）、芒部（镇雄）、东川（会泽）、永宁（叙永）、马湖（屏山）、建昌（西昌）等地各彝族土司（兹莫）连成一片，相互支援，保持着基本上相同的奴隶制度，与低下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各彝族地区基本上可以划分为土司及黑骨、白骨与家奴3个等级。在上述等级关系的基础上，明代水西、建昌、乌蒙等地彝族的土司制度仍然是奴隶制的上层建筑。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在彝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给土司、土目、奴隶主势力以沉重打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部分地区比较迅速地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编辑本段]【文化艺术】彝族人民能歌善舞。彝族民间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曲调，诸如爬山调、进门调、迎客调、吃酒调、娶亲调、哭丧调等。有的曲调有固定的词，有的没有，是临时即兴填词。山歌分男女声调，各地山歌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彝族乐器有葫芦笙、马布、巴乌、口弦、月琴、笛、三弦、编钟、铜鼓、大扁鼓等。彝族舞蹈也颇具特色，分集体舞和独舞两类，其中多为集体舞，如“跳歌”、“跳乐”、“跳月”、“打歌舞”和“锅庄舞”等。动作欢快，节奏感强，通常由笛子、月琴、三弦伴奏。彝族：能歌善舞的民族凉山是歌舞之乡，彝族是能歌善舞的民族。凉山彝族音乐风格古朴，品种繁多，民族特色鲜明而浓郁。民间音乐中的民歌和民间文学关系密切，很多普遍流传的抒情长诗，如《阿莫尼惹》、《阿依阿呷》、《阿惹妞》、《阿丝牛牛》等。都是用歌曲形式传唱的。除叙事性的歌曲外，有结婚时唱的歌曲如《惹打》，火把节唱的歌曲如《都火》、劳动时唱的歌曲如《犁地歌》、《牧学歌》等。此外还有山歌，如布拖高胜山歌、儿歌等。彝族民歌因地区的不同，其风格也有差异。凉山南部地区的民歌高吭激越，中西部地区的民歌轻柔优美，东部依诺地区的民歌敦厚朴实。过去的彝族民歌，总的说来给人以压抑低沉之感，但其朴素优美的民族、地区韵味十分鲜明。民间器乐不是供作伴奏，而是独立发展，自成系统。引人注目的是它展示的历史时空跨度极大。常见的有口弦、月琴、马布、葫芦笙、胡琴、彝箫、坚笛、唢呐等。此外，吹木叶，即以一片树叶来吹奏乐曲也是彝族人民喜爱的民间音乐。口弦和月琴十分普遍，几乎所有的妇女．无论老幼，襟前都挂着一付口弦，随时可以演奏。口弦是一种独特而简易的乐器，由几片长约七八厘米的薄簧片组成．有竹片和铜片两种，最少的两片，最多的达五六片。竹制的音色深厚、低沉。铜制的音色清脆、秀丽。吹奏时以手指拨动黄片，利用口腔共鸣变化音色。簧片除发出本音外．还发出十分优美的泛音，构成音乐较宽的曲调。月琴多为中青年男子喜爱，其中不乏优秀的民间月琴手。50年代．凉山彝族姑娘沙玛乌芝在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演奏的月琴．受到热烈赞扬。凉山彝族的民间舞蹈往往和歌唱、器乐的演奏分不开。民间舞一类是产生于生产劳动中的舞蹈如荞子舞、包谷舞、织毡舞等，大多是模拟劳动动作和表现生产过程。另一类是在节日或在婚嫁欢乐场面中常见的舞蹈如跳锅庄、跳“都火”、对脚舞、被毡舞、芦至舞。有的表现耕牧的勤劳。丰收的欢乐，有的表现征战的勇敢、爱情的追求。从彝族民间艺术中开出的凉山歌舞之花，不仅在中外舞台上一展辉煌，而且在现代生活中遍地开放。今天，在凉山城乡经常可以看到男女老少手拉着手，踏着民族风味的节拍，欢乐地跳着达体舞。达作是彝语的音译，意为踏地舞或脚踏舞，是在传统的彝族歌舞基础上编创而成的一种集体舞蹈。动作简练明快，音乐悠扬流畅，乡土气息浓郁，时代色彩强烈。80年代一经形成，迅速普及全州并以大西南民族交谊舞的态势，很快向州外、省外推开。在94凉山彝族国际火把节上来自国内外的客人和彝族同胞手拉手，围着一堆堆青火．跳在一起，融为一家，场面热烈壮观，气氛亲切感人。彝族的民族音乐包括歌曲和乐器。彝族的歌曲有：史诗歌、情歌、喜歌、风俗歌--内中又有喜酒歌、叫魂歌、送鬼歌、巫师调等多种曲调；从名目上分，歌曲有俄、雅、左、格等。“俄”是唱的意思，可以在各类场合中演唱，气氛较为轻松随意；“雅”是一种独唱山歌，演唱者一般为男女青年，多为触景生情；“左”是一种婚礼歌，在举行婚礼大夜晚，由主客双方各出两名歌手边舞边唱；“格”是一种悼念死者时或祭祖活动时演唱的合唱歌曲，一人领唱，众人学唱，歌词由领唱者即兴创作；“毕”是指彝族毕摩在进行宗教活动时唱的歌，我们称之为宗教音乐，以与“俄”进行区分。音乐则有歌舞音乐、口弦音乐、吹叶子音乐，其中也各有许多曲调。此外，还有多种乐器：月琴是彝族最喜爱的乐器之一，弦普遍为两根，具有较强的艺术表现力；口弦是用竹质、铜质制成形状象竹叶的簧片，在中间有一簧舌，靠控制呼吸来调节音色；“玛布”是彝族独特的乐器之一，其吹奏特点是利用鼻孔吸气，让鼓腮连续不断送气，可模仿婴儿啼哭，鸟雀鸣唱；葫芦笙和唢呐，多用于吹奏彝族民歌和曲调。
彝族的传统节日中最为隆重的要算“火把节”。这是彝族的传统佳节，不论是聚居区还是杂居区，也不论是云、贵、川三省还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所有彝民都欢度这个节日。由于分布地区广，不仅火把节的欢庆仪式及娱乐内容有所不同，就连具体日期也不一致。大、小凉山一带，火把节在农历六月二十四日，（或二十五日），而贵州多在六月初六。云南彝区，在火把节的当天夜晚，一吃完饭，每户人家门前都竖起一个火把，且以村寨为单位在广场上集体扎一个大火炬，桶般粗细，高高竖立。各家的火把放在大火炬周围。人们围着熊熊燃烧的火炬，且歌且舞，饮酒、赛马，并用松脂撤火把为戏。凉山地区，每逢火把节，大都以村寨为单位，举行集会。人们手持火把绕住宅和田间游巡，并插松明火把于田埂之上。游巡之后，人们又聚在一起，围着熊熊燃烧的髯火，弹月琴、吹口弦，开怀痛饮，纵情歌唱或围圈起舞，以此庆祝丰收。活动常常是通宵达旦。关于火把节的来历，有种种说法。一说唐代六诏之一的造贴诏王被蒙舍诏王皮罗阁所害，他的夫人闻讯后，立即率兵赶去，但待她赶到时，诏王已被烧死在松明楼里了。于是，她命令士兵燃起松枝火把，为死去的诏王领路招魂回家。事情发生在六月二十四日，后来，彝族人民为了纪念这个悲壮的历史事件，就定这天为火把节，相沿成习至今。还有一种说法：古时候，天上、地下分别有两个著名的大力士。天上的大力士名叫“斯热阿比”，地下的大力士名叫“阿提拉八”。天上的大力士非常傲慢，瞧不起地下的大力上。一天，他专程下凡来找地下大力士“阿提拉八”，向他挑衅，说是要比赛摔跤，想毁掉“阿提拉八”的声誉。“阿提拉八”看透了“斯热阿比”的用意，决心应战。几经较量，挑衅者屡遭失败。于是，回到天宫，罗列“罪名”去禀告天神，说人间百姓如何触犯天规、蔑视天神。天神轻信了他的诬告，就派遣许许多多的害虫，铺天盖地地飞向人间去糟踏庄稼、危害人民。事件发生在六月二十四日。这天，阿提拉八洞察情况，立即号召并领导百姓，燃起松明火把，奋力驱赶害虫。经过全体人民的努力，终于战胜了来自天宫的害虫，保护了地上的庄稼，并获得了罕见的丰收。为了纪念地下大力士阿提拉八领导人民取得的这次重大胜利，彝族人民就定这天为火把节。
中国民俗文化 ——风水文化和风水建筑风水一说被大多数人视为无稽之谈。在科学发展的今天，从科学的角度来看，风水之说并不是一无是处。大多数人也将其看做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 《黄帝宅经》曰：地善，苗旺盛；宅吉，人兴隆。短短十个字就完全道出风水学的精髓。风水从字面上来理解，风是流动的空气； 水是大地的血脉， 万物生长的依靠。有风有水的地方就有生命和生气，万物就能生长，人群就能生活。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正因为有了空气与水和适宜的温度，地球上才有了生命。所以，风水一说也有正确所在，正因如此，在建筑中从古至今人们都十分重视风水一说。在中国有许多风水建筑，人们在建造房屋，选择家宅的时候会注意风水的好坏，讲究环境方位问题。人们也常以山水俊秀，地灵人杰等词语来赞美自己所在的地方。风水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那么，何为风水文化？它究竟是迷信还是科学呢？《葬书》最早提出风水一词， “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 ”所谓的风水学便是：太极生两仪（阴阳、正负） ，两仪生四相（五行） ，四相生八卦，八卦生二十四山。通常人们将风水分为：龙、穴、砂、水、向、意、形、天。所有高等的风水师，都是按这些理去做，但要结合人命理，本性去计算；以前风水大师们的一句发家名言便是：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中国古人把风水称为堪舆，也叫地理，我们可以将其连起来读做：堪舆风水地理——堪（观察天） 、舆（勘察地）、风（空气空间） 、水（水文水质）、地（地形地质）理（的研究分析理论） 。在地球上， 水、 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质是也是风 占最大体积的物质是风、 地。 （空气）、水、地（土地） 。在地球上除了由天体进来的物质之外，几乎所有物质都由风水地三者所承载所包含所孕育，当然也包括人类。可见古代人所说的风水，就是泛指地球中的所有物质，风水学就是研究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微观物质（空气、水和土）和宏观环境（天地）的学说。 根据古人的感知，在大地上除了地和水之外，余下的就是空间了，空间里只有风了。古人认为，风和空间和天是联在一体的，风水学中所说的风，既是空气，也代表空间，同时也包含天。老子曾说过：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就是天，所以有天一生水之说，二就是地，三就是水。翻成白话文便是：天生地，天地生水，天地水生万物。 风水一词最早出于伏羲时代， 太昊伏羲根据自己研创的简易图， 推理出地球有过一段是风与水的时期。《简易经》里记载： “研地说：一雾水，二风水，三山水，四丘水，五泽水，六地水，七少水，八缺水，九无水。 ”这里所指的风水应该就是风水的原义了。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 风水一词是这样定义的： 指住宅基地、 坟地等的地理形势，如地脉，山水的方向等。在《辞海》中也是如是解释：风水，也叫“堪舆” 。旧中国的一种迷信。认为住宅基地或坟地周围的风向水流等形势，能招致住者或葬者一家的祸福。也指相宅、相墓之法。但其实这两种说法并不准确。其一，它将风水等同于一种迷信，没有肯定其科学的内涵；其二，没有把风水与风水术区别开来。风水是从古代沿袭至今的一种文化现象。从表面上讲，它是一种民俗，一种择吉避凶的术数；从本质上讲，它是古人研究人与环境之间关系 、的一门学问。简略地说，它与现代的“人类聚居学”“环境地理学”有些相似，但二者之间仍有本质的差别： 后者是建立在观察与实验基础上的一门科学； 而前者由于缺乏科学理论与实验基础， 夹杂着许多唯心主义的说法和迷信的内容， 以至于我们还不能将它作为一种科学，只能作为一种“术数” 。近年来，由于对传统文化研究不断深人，中外学者对风水的看法渐趋一致。他们认为：风水是中国古代为寻找建筑物吉祥地点而提出的一套景观评价系统， 是古人对居住环境进行选择、处理的方法与布局的艺术。风水的范围包含住宅、宫院、寺观、陵墓、村落、城市等许多方面，其中涉及死人葬地的称“阴宅风水” ，涉及生人居住地的称“阳宅风水”。风水有糟粕也有精华，不能简单地采用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态度对待它。有的学者还认为，严格地讲，风水与风水术是有区别的。风水是一种客观存在，其本体是自然界；而风水术是主观对客观的活动，其本体是人。中国风水学是宇宙星体学、天文学、天体运行方位学、地球物理学、地磁方位学，水文学、地质地貌学、环境景观学、自然生态建筑学、社会伦理学、美学、人体信息学、气象学、空间选择学、时间选择学、民俗学、做人哲学、玄学、易学、预测学、阴阳学、五行学、形气学、理气学、日课学等等一门庞大的综合类学科。这是中国古人的伟大智慧的结晶，这是我们后人所应学习继承，应大力发扬光大的。 在我们的生活中，所有人都熟知的风水建筑可能非故宫和明十三陵莫属了。 北京有一条龙脉，贯穿故宫和明十三陵。 古代君王身前居住之所与身后安息之地皆在龙脉之上，受天神庇护。 故宫，距今已经有了 600 多年的历史。故宫的龙脉与昆仑山相通，而昆仑山与天上元气相通。故宫中的交泰殿是故宫的龙穴也是北京城的龙穴，同时也是全中国的龙穴。从静态风水来看，故宫后有景山，前有金水河，位于山水之间，镇山金水，处于山水的环抱之中，为延年穿宅之格。从后宫后寝分析，以前宫前三殿来论，主体建筑太和殿、中永殿、保和殿皆占吉星位置，以后寝、后三宫来论，朝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亦处于吉星位置，尤其是延年吉星得位，更主长久稳固。整个故宫是完全按照风水这个大体的格局来建造的。明朝皇帝的墓葬群——十三陵亦是如此，它始建于永乐七年。为了求得吉祥的墓地，明成祖命江西风水师在昌平境内找到了这一片山地， 经朱棣亲自踏勘确认后并封为“天寿山”。以后的十二代明朝皇帝也相继把陵墓建造在这里，十三陵周围层峦叠嶂，秀美天成。十三陵所处的地形是北、东、西三面环山，南面开敞，山间众溪汇于陵前河道后，向东南奔泻而去。陵前神道两侧的两座小山，为“龙山”和“虎山” ，符合东青龙、西白虎的四灵方位格局；用风水理论来衡量，天寿山山势延绵， “龙脉”旺盛，陵墓南面而立，背后主峰耸峙，左右“护砂（山）”环抱，向南远处一直伸展至北京小平原，前景开阔。陵墓的“明堂” （基址）平坦宽广，山上草木丰茂，地脉富有“生气” ，着实是一处天造地设的帝陵吉地。这次在去北京的旅游途中，我还听说了北京另一特别知名的风水建筑——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大厦。此建行位于北京西二环金融街 25 号。“金融街”在元代被称为“金城坊” ，明、清两代是金铺、银号聚集之地；清末至民国，我国的大部分银行也多设于此，是历代各种金融机构垂青的风水宝地。“现在的‘金融街’始建于1993 年 8 月，至 2005 年全部完工。南起复兴门， 北至阜成门，东临太平桥，西沿二环路，占地总面积 103 公顷。这里云集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中国工商银行总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总行、中行总行、农发行总行等国家级银行总部，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中保集团、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网通等一大批著名金融保险证券单位和电信企业入驻。马来西亚丰隆集团等国外的著名银行机构等 200多家国内外金融及非金融机构落户此地， 成为我国掌握国际最新金融信息， 了解世界金融动态的国家级金融中心。” 虽说在此块“风水宝地”之上，但建行总行却是“地处不兴” 。建行门前天桥斜去，呈虚水而走遇“天桥煞”，而其西北角又面对十字路口遭“路冲煞” ，皆为泄财之象。相传时任行长周小川为此请来了香港著名的风水大师为建行的设计出谋划策， 力图化险为夷。于是便有了这幢为北京人所津津乐道的“风水建筑” 。金融街上的建行大厦通体黑色，在世界建筑史上实属罕见，在风水学中，黑色属水，水亦表财，黑色不仅催财力量强而且可以化煞；在西北角的煞重之位，大厦被设计成两把尖刀状的化煞布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顶部，为四个形如水闸放水的旺财设计， 意为财源滚滚；十字路口与天桥的西北角也有一对号称中国最大的汉白玉貔貅来招财镇宅；在貔貅的正中，竖立三根旗杆，意为三根高香表示对天地神灵的敬畏。在如此风水建筑的庇佑之下，这几年来，建行蓬勃发展，成为了我国四大商业银行之楚翘；原行长周小川也官升三级，从总行行长之位扶摇直上至证监会主席、央行行长之高位。真正的中国古代风水学应该是一种古代人类繁衍生息，治国安民等社会活动所形成的生存知识；是一种研究大自然对人类作用的精深学问；是一种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是一种趋吉避凶的术数； 是一种流传了几千年的民俗活动；是一种中国独有的以天人合一阴阳调和为核心的哲学思想产物；是一种由实践积累起来的经验所形成的人居环境选择优化的实用技术；是一种由中国古人的唯物唯心学术混杂而形成的博大学派； 是一种科学与玄学相提并论的、精华与糟粕并存的、落后于现代技术的、超越于现代科学的的系统理论；是一种宝贵的非物质历史文化遗产。风水可以改天命而夺神功，这是古人对风水学的高度肯定。风水学告诉人们要能顺应自然规律，做到天人合一，要优化自然环境，这样就有了好的阴阳宅，有了好的风水地的吉气感应与荫庇，自己和后人即可以平安昌盛，所以丁财贵秀，百福臻临，如果人人家家都能获得好风水地而吉祥， 社会就会因人人平安幸福而和谐，民族国家也就会因人人有为家家发达社会和谐而兴旺，这就是风水学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所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风水不是万能的，风水也只是影响人生的一种力量。中国风水学虽博大但杂乱，虽精深但虚玄，虽可验证但少数据，虽有作用但多无科学根据，尚存在很多局限性，广而无边，深不见底，艰以学习，难以操作，尚泥古不化，裹足不前，为此，但愿风水同行们能摒弃成见，在考古践今的同时，努力开拓创新，与时俱进，不断地丰富它，充实它，完善它，提升它。是所至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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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历史上不乏知识分子在真诚地为民请命的时候，却导致祸国殃民的后果，对此，当代知识分子还刚刚开始觉醒。当前，中国知识分子正致力于疏理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的关系，并逐渐将自己与之疏离开来，接下来的工作将是进一步反省自己与民间世界的关系，正视自己与民间的距离。我们并不主张一种新的民粹主义，主张知识分子重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实际上，主张知识分子应关怀民间和具有民间意识，与主张将知识分子消弭于民间并非一回事，也决不等于“媚俗”。一个清醒地认识到并同时拒守着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和民间社会之间距离的知识分子阶级，恰恰是一个民族文化能够健康成长的重要条件，而也只有当知识分子清醒地意识到了其与民间的距离时，他才会认真地去了解和理解民间，毕竟，民间社会虽然是历史的本体，但民间历史仍有待于知识分子去书写，这是当代知识分子所不可推托的文化使命。 对外开放，在使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同时，也回过头来更仔细地审视自己，文化史研究因此而兴。 一个国家的文化，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浑沌一体的，而是有着复杂的内在结构的织成物，存在着地域、民族、阶级、职业和年龄等方面的差别，其中，阶级差别是文化差别的重要原因，不同的阶级，由于其经济力量、社会地位、历史传统和教育机会的不同，而承当和依循着不同的文化，在古代中国，我们大致可以将文化划分为统治阶级、知识阶级和平民阶级文化，三种文化无疑都对整体的民族文化有所贡献，问题是，在三者中，何者应是中国文化的本体，因而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主体？ 文化是由人承当并作用于人的，如果文化丧失了对人的作用，就不再是活生生的文化，而成了仅供游人观赏的文物古董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则是由这个民族的全体成员所承当的，因此，在民族人口中占主体的阶级的文化，自然就是民族文化的主体，也就是说，文化史研究固然应关心统治阶级和知识阶级的上层文化，即所谓政治文化和精英文化，但更应该关注民众的下层文化，即民间文化。只有民间文化而不是别的，才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主体，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史，首先应该是民间文化史。 如果我们承认无论过去和现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永远是民众，承认民众是历史的主体，那么，我们就必须同时承认，要理解我们这个民族，要理解我们民族的历史和精神，就首先要理解民众，理解民间的历史和精神，而民间精神和历史只能保存于民间文化中，在气象万千的民间文化中，蕴含了民间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和感受方式，寄托了民间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惟有理解了民间文化，才算真正切中了我们民族的命脉，聆听了我们民族的心声。如果说，民间文化是一条汇纳百川的浩浩巨流，那么，帝王豪杰、文人精英的文化只能是这一巨流偶或激起的浪花，甚或只是虚浮的的泡沫。 将民间文化确立为文化史的主体，有着实践的和理论的意义。 其实践意义在于，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深刻变革，一个民族的变革，主要是人的变革，而首要的自然是展占其人口大多数的平民大众的变革，其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的一切文化侧面的变革，而欲求自新，必先温古，即认识民族主要是民众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状况。人们不是常说要现代化首先要了解国情么？而中国亿万民众的文化－精神传统与现状，就是最大的国情。民间文化以及它所陶冶凝炼的民间精神，直接关乎经济体制、民主政治和法治制度的等社会变革的方方面面。 不过，本文所关心的主要是民间文化研究的理论意义。民间文化研究的实践意义迫切要求文化研究对民间文化的关注，然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中国当代学术界的“文化热” 虽历久不衰，但热点却似乎总是那有限的几个，什么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嘉乾朴学等等，主要是一些思想史问题，在民间文化研究领域，虽也不乏默默的工作者，但其成果却未能在学术界激起应有的反响，民间文化仍处在学术视野的边缘，学术关注的焦点仍是思想史，而人们却是在文化史的名义下谈论思想史问题的（只要翻检一下时下流行的几份精英学术刊物，这一点就一目了然了），于是，文化史被归结为思想史，而思想史又被顺理成章地简化为哲学史、经典著述史。 思想史固然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却不是如知识分子通常所相信的那样，是文化史的主要部分，更不能以思想史取代文化史。 首先，就文化形态学而言，思想在文化整体结构中，只是最表面的层次，我们不妨将之称为文化整体结构的“上层建筑”。 按其存在形态，文化现象可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事情层。指人们在具体生活中的具体的所作所为所言所思，每时每刻都在大量的涌现着和消失着的人生百态、世间万象，诸如送往迎来、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等等，文化的这一层次以具体的行为的形态而存在，说穿了，就是生活本身。第二，制度层，即引导人们的具体行为、制约人们的生活实践的规范或模式，包括生活方式、交际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感知方式等等，它们使人们的行为成为有序的、可预期的。文化的这一层次以成文的或口传的典章制度的形态而存在，如礼仪、法典、谣谚等等。第三，意义层。即人们用以解释世界以领会其意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等等，它赋于世界以意义，使人们的世界成为意义世界。 文化的这一层次往往以高度抽象化、合理化的思想体系的形态而存在，如神学、哲学等。 文化的三个层次，相互引发、相互依托。从现成的形态学的角度讲，毋庸置疑，意义体系是文化的最深层次。人们的具体生活实践总是受一定的文化制度所制约的，而一定的文化制度总需相应的意义体系作为其合理性或合法性的辩护，因此，一言体系，或曰特定的思想体系，就被当成整个文化构成的奠基者，要理解一种文化现象，就首需理解其相应的思想或哲学体系。 然而，现成的形态学的关系不能被当成历史的发生学的顺序。文化史既然是关于文化的历史，就必须以历史的目光来理解文化，按文化现象各层次的自然发生顺序来理解其相互关系。就发生学的意义而言，意义体系是文化整体构成的最表面层次，而生活实践才是其发生的渊源和存在的基础。这正与其形态学意义上的关系相反。 这实在并不难理解。因为，生活，惟有具体的生活本身，才是文化萌芽、成长并植根于其中的沃土。先有人类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实践，才有人类的一切，也才有人类的文化。具体地讲，人们只是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经过长期的积淀、总结、升华和抽象，才建立了一定的文化制度：礼仪是交往的产物，语法是说话的产物，逻辑是思考的产物，总之，文化制度在生活中涌现并凝结成形的，说穿了，人们只有先如此这般地做事情，然后，才会有如此这般的做事情的方式和规范，这些方式和规范，无非是人类知识和经验的总结，它们流传于口头就成了谣言、古训，著于竹帛就成了典章、史册，而体现于生活本身就是民俗仪节。另一方面，文化制度产生于生活，却又反过来约束和规定生活：礼仪源于交际又反过来约束交际，语法源于说话又反过来约束说话，逻辑源于思考又反过来约束思考。文化制度又是意义体系赖以产生的基础。一定的文化制度确定了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设定了人们在世界中的地位，也设定了人们看待世界的立场，从而，就决定了人们对自我和世界的理解，也就是说，人们总是在一定的文化制度中并依赖于一定的文化制度来领会和理解世界的，人们置身于怎样的制度中，他在这一制度中处于怎样的位置，他就怎样领会和理解世界，世界就会又怎样的意义，这也就是说，一定的意义体系总是建立于一定的文化制度之上的，不同的民族因其不同的制度而具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同的阶级也因其在文化制度中的不同地位而拥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因此，往往被思想史家视为文化最基本层次的思想体系或哲学传统，实际上是文化整体结构中最迟产生和分化出来的层次，它最初还是水乳交融地寓于具体的生活实践和文化制度中，只是随着社会的分化，随着专事精神生产的知识分子的产生，它才以神学或哲学的形式蜕变和分化出来，而占据社会统治地位的知识分子（最初是以巫史兼王的身分出现的），同时也就将作为其存在基础的思想体系置于文化的统治地位，并借助为之所垄断的历史叙述和学术著述宣传和强化这一被颠倒了的文化观，而昧于历史辩证法并囿于文字典籍理解历史的后世的知识分子也果真相信了这种编造的文化历史，并继续编造着这种颠倒了的历史，以至于连自己的生存也被头足倒立地颠倒了过来。 既然，只是由于人们先已如此这般地生活着，然后才演生出如此这般的文化制度，才最终编造出如此这般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那么，要研究文化，就必须从生活、从活生生的生活出发，只有首先理解了生活本身，理解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事象和形形色色的文化制度，然后才能理解思想。文化研究应从研究文化制度和思想体系是如何从生活实践中生成和分化出来的，而不是相反，研究生活是如何莫名其妙地从思想体系中分泌出来的，毕竟，人是为生活而思想，而不是为思想而生活，人们从来不是先建立一种世界观或人生观，然后才开始生活，而只是在生活历程中才逐渐有了对世界和人生的理解，即是表面看来是先有思想后有生活的知识分子，他具体选择何种思想体系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是有其粗俗的物质生活前提的，这个道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划时代巨著中已讲得很明白，马克思将被知识分子尤其是哲学家颠倒的历史重新扳正过来。 应该说，自从马克思出，人们再也没有理由仅仅局限于思想史的范畴叙述思想史，再也没有理由使文化史的研究依赖于思想史，尤其在我们这个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国度里，然而，事情却恰恰相反，在西方人文科学界已将历史和文化研究的目光投向世俗文化从而导致历史观和史学方法的根本转变的时候，我们的人文学术界却仍执著于一些陈旧的问题和理路不放，古代经院学术（经学）的哲学方法，仍被奉为学问正宗，几千年的学统和道统绵绵不绝，既是我们的骄傲，可也是我们的包袱，对此，我们应该有足够清醒的觉悟，学术方法的积习较之思想观点的教条更难于被觉察和清除，学统较之道统更根深蒂固。
对中国民间文化现状的调查与反思文化是一个民族独有的东西，它是这个民族得以继续存在的基础，当一个民族的文化消亡或者被其他的文化形式所代替，失去了民族存在基础的时候，那么即便它的人民仍旧存在，这个民族的存在和消亡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当越来越多的文化形式从原有的那种昌盛发展到现在的濒危乃至已经消失，谁该为这些事情负责？当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如痴如醉地沉醉在圣诞节、万圣节、NBA、足球以及情人节等西方文化的氛围中，还有多少人能够从春节、庙会、传统戏剧、皮影戏、传统民乐等中国传统文化形式中找寻到往日的那种新鲜和快乐？当另外一种“崇洋媚外”在我们中间悄然流行的时候，我们已经在抵抗西方文化侵略的阵地前举起了自己手中的“枪”！很多民间文化正在逐渐消失民间文化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夏挽群告诉记者，民间文化主要包括四种，即民间文学、民间表演艺术、民间美术和民俗文化，但是从目前的很多情况来看，这些传承着中国劳动人民智慧结晶的文化形式却在各种各样的冲击下逐渐失去了市场、生存发展的空间以至于走向消亡。民间文学的种类很多，我国各种类型的民间文学形式几乎在河南都可以找到，它包括神话、故事、传说、歌谣、谚语等，它们构成了中国口继文学的通史，对过去人们的道德思想形成了很大的影响。河南的神话被称为中国神话的奇迹之一，新郑黄帝、周口伏羲、泌阳盘古等表达了东方才有的内在而隽永的民族想象。然而，民间文学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异，有些不再流传，迅速消失，继而消亡。民间表演艺术包括民间戏剧、曲艺、音乐、舞蹈、武术、杂技等，它们也是历史悠久，从上古时代产生、发展并传承下来。中国的民间戏剧发源于原始劳动歌舞，是世界戏剧三大源流之一。河南民间戏剧在民国末期调查有80多个剧种，这其中有道情、二夹弦等，但是据现在的调查和统计只剩下30多个，建国后平均每年消亡一个剧种。夏挽群说，每个剧种的消亡都意味着这种戏剧音乐表演形式的消亡，而剩下的30多个剧种也是惨淡经营，专业的演出已经很少了。而在刚解放时，河南有大量的专业剧团走乡串户，现在很多还存在的专业剧团却面临着生存危机，好一些的也只能勉强维持生存。夏挽群给记者举了另外一个例子，在河南鄢陵有一种乐器叫做筹，是过去随着佛教音乐而产生的，现在实际上已经消亡了，仅存的一位能够吹奏该乐器的老人也已经在前不久去世了。在丽江纳西族的音乐文化中，驰名中外的纳西古乐，是每一个到丽江的人必听的。但如今，随着纳西古乐的势微、失传与衰落，该音乐形式也将变成“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民间美术包括瓷器、泥塑、玉雕、年画、剪纸等种类，它们也是很珍贵的一笔遗产。夏挽群给记者介绍说，河南淮阳太昊陵的泥泥狗，虽说看起来很粗糙，但是它有很深厚的历史底蕴，被称为史前图腾，它把原始的信息带到了现代。以前在太昊陵的庙会上简直到了热销的程度，然而现在对泥泥狗的制作已经越来越少了。笔者记得小时候，母亲每次去太昊陵烧香，总会带回一些憨态可掬的泥泥狗，它们给笔者留下了美好的童年记忆，而现在却很少有孩子们能够见到这种工艺玩具了。传统工艺美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遇到了新的挑战，福建为人们所熟知的工艺美术行业，如脱胎漆器、软木画、竹编、德化瓷塑都处于后继乏人的困难境地。北京、江苏、浙江等工艺美术发达的省、市同样陷入不景气的状态。其他艺术形式如年画、剪纸过去在民间都很流行，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传统木版年画，除专家、学者、外国人外，很少有人问津。而对剪纸，目前学习的人主要是农村妇女，年轻人并不重视它的传承。民俗文化反映了老百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各种习俗，如庙会和春节等。这些传统节日中有着大量的民族内涵，然而随着西方大量节日的到来，中国的很多节日却在逐渐淡出。从事相关研究的专家指出：“很多民族的民俗民风都已经没有了，充满中国民间文化气息的春节本是民族凝聚力与亲和力的体现，而我们现在却不知道该如何去过了！如今节日没有了文化的载体，文化内涵变得越来越空泛，人们也就对节日失去兴趣了。”“孔雀公主”杨丽萍忧心于她看到的云南的变化: 许多绝技因为失去了用途而濒于失传，新生的一代喜欢牛仔裤甚于传统服装。一位专家在调查了基诺族巴卡村寨后指出，如果不加以重视和保护，这里的民族口碑文史及其风俗传承机制，有可能在20年内消失。而这种状况，在云南众多的村寨之中并不鲜见。著名作家冯骥才忧心忡忡地说，现在很多少数民族的村寨都变成了洋楼，历史的记忆和传承都没有了。如果继续这样发展，十几年后，我们传统的东西就都没有了。我们剥夺了它们生存发展的权利冯骥才曾经这样说，“我们正处在一个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时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我们的文化没有载体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人们对外来的东西觉得特新鲜，把原来的东西都扔掉了。”夏挽群也告诉记者，出现各种民族民间文化失去发展机会乃至走向消亡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农耕时代已经结束，进入了工业时代，这些直接导致了原来民间民族文化生存的土壤变化，人们的社会心理、行为习惯以及精神的变异。事实上，我们为之自豪的中华文化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半是精英和典籍的文化，一半是民间文化。两部分同等重要，相互不能代替。民间文化是我们的祖先五千年以来创造的极其丰富和宝贵的文化财富，是我们民族精神情感、个性特征以及凝聚力与亲和力的载体，也是我们发展先进文化的精神资源与民族根基，以及综合国力中不可或缺的坚实的精神内含。可是，由于民间文化长期不被重视，也没有从文化上、从全球化的背景上来看待这个“中华文化的一半”，因而至今我们对于民间文化的整体状况认识不清、心无底数，我们甚至不知道如今民间文化到底消失得怎样。再次，民间文化是一个非常脆弱的生存方式，和经典文化以及典籍文化相比，它从没有像它们一样用各种方式进行加强。并且民间文化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的传承一般都是口口相传，并且还有很多“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等禁忌，传承的范围也很窄，大都是师傅传给徒弟、父亲传给儿子等这样的形式，一旦出现断线，它这种形式很快就可能消亡。韵味无穷的皮影木偶，流浪四方的说唱艺人，诙谐幽默的曲艺形式……这些经过几千年来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诸多璀璨夺目的文化遗产组成了今日博大精深的中华五千年文明。然而，也正是由于它们大多只是凭借着口传心授、相当脆弱的方式代代相传。面对开放与交流的加强，多元文化潮流的冲击，绝技绝艺传人越来越感到困惑与无奈：一方面，随着年岁渐老，他们带徒传艺的期盼越来越强烈而急迫；另一方面，年轻人忙着打工挣钱、追逐新潮，对民族传统文化感兴趣的不多，能沉静下来学习观摩的就更少。一旦没有传承人，就如断线风筝，即刻消失，化为乌有。在工业化和全球化的今天，它必然遭受致命的冲击。最后，民间文化从没得到过正确的认识，甚至一直被认为是封建迷信。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的民间文化还没有来得及作好进行细致的整理的准备，西方的各种文化就来到中国，它们这种带有商业行为的文化形式拥有更多强大的资本，对中国的民间民族文化造成了强大的冲击。而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的东方人特别是年轻人还去追求时尚，这种浮躁行为对中国民间民族文化的打击也是毁灭性的。传承，不仅仅是为了一种文化存在几年来，随着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出现了全国性的文化反思，这种反思的结果处于认识的三个层面上。首先认为民间文化的断裂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传统文化的断裂。因此，对待民间文化不应该采取历史虚无主义认识，不能让其断裂而应传承下去。如果昨天发生的事情今天就可以割裂，那么，我们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恐怕早就不存在了。尽管不可否认经典文化和典籍文化的巨大作用，但是更应该看到民间文化是亿万劳动人民的劳动结晶，保护民间文化就是从民间文化延续上发出的呼喊。其次是东西方更加激烈的碰撞使得民间文化地位的上升，成为现代文化的基础和底色，也成为民族文化共识、民族文化绵延赓续的基础和情感的纽带。若东方的文化全部消亡、大脑中的记忆荡然无存，全部被西方的文化所代替，那么中华民族将会是一个什么概念就应该重新考虑了。夏挽群说，这些直接导致了中国文化运动的产生，而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保护民族先进遗产则成为了这场运动的高潮。再次可以上升到国家文化安全的层面上。美国中情局的用心可谓是极其险恶的，他们已经将这种险恶用心用于对付中国正在迅速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人，并将在今后的生活中继续加大。从日本对中国台湾的50年文化侵略就可以看出端倪，在那50年中，日本的用心同样险恶，他们要求台湾同胞不准说中国话只能说日语，不让过中国的节日，扒掉中国的庙宇改建日本的神社，这些直接导致了目前在台湾仍旧有人信奉日本文化乃至承认日本文化。日本的险恶用心就是想通过这些来改变甚至抹杀台湾同胞心中的文化记忆，这种行为已经上升并涉及到了中国的文化安全问题上来了。民间民族文化的保护和拯救已经到了十分迫切的地步，不仅仅是从上述三个层面上说的，因为我们的民间文化还承担着政治资源、教育资源、道德资源、文化产业资源和未来文化建设资源等五个资源的功能。“民间文化不同于经史子集，它们存在于普通的民居和人们的生活起居中，是生活的文化，是民族个性特征和独特精神的重要表征。”夏挽群说。从历史传承来看，民间文化分为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有专家认为，在中华文明的演进史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规律：每当有形的物质文化受到损毁时，口头的非物质文化就会发挥它巨大的历史功能，维系、保护和传承着中华文明的精神血脉。中华文明之所以成为人类远古文明唯一延续至今的伟大文明，是和口头非物质文化具有延绵不断的强大生命力直接相关的。可以说，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信念的“活史”，是中华民族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基石。留住民族记忆的背影，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才有其生生不息、长远发展的可能和潜能。就此来说，遵循人类口头文化的艺术规律，及时抢救濒危文化遗产，使人类社会创造的非物质文化能够代代相传，文明成果能够千年流淌，源远流长。这既是国民的责任，更是薪火相传的使命。我们能否留住它们曾经的辉煌？随着认识的逐步提升，中国的文化保护已经从原来的那种自在状态变成了自觉的状态，目前全国人大正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立法工作。夏挽群介绍说，目前全国人大正在加快对这些方面的立法进程。2003年2月18日，“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正式启动，这一工程还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这个工程是我国首次对民间文化进行国家级抢救、普查和整理，工程将耗时10年。当年，“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已经在15个省展开，并对其中重要的民间文化进行保护，2004年该工程在另外9个省市进行。冯骥才还和地方学校合作编写乡土教材，培养青年学生的民族文化情感。同样是剪纸，河南西部的剪纸大都自己玩玩，但河北蔚县剪纸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产值数千万元。“这就涉及到市场理念的问题。”夏挽群认为，有些民间艺术难以和市场接轨，即便扶持也难以长久。对那些历史渊源深厚、文化信息丰富、能够和市场接轨的民间艺术可以有针对性地开发。比如曾经是高贵的象征地河南开封的滕派蝶画，他们正在寻求更多的解决办法，以此来推动它进入市场，继而得以更好地传承。对一些已经无法迎合市场的民间艺术形式，该怎么办？“那就养起来。”夏挽群说。对于传统文化来说，只有当人们普遍认识到民族的文化是精粹、值得世界关注时，传统文化才能得到重视。因此，夏挽群认为，“国家教育部门应该加强这个方面的重视，抓传统文化的教育工作应该从中小学入手，在教材中不仅要加入历史的文化，更重要的是各地都有自己的地域文化，因此应该从培养本地的文化认识上进行文化的传承。然而遗憾的是中国的应试教育扼杀了这些！”而对于下一代的传统文化教育，是革新的最好手段之一。据介绍，目前在全国各级学校的课内外教育中，很难看到传统民间文化的身影。有关专家不无忧虑地说道：“下一代教育和兴趣的缺失，将可能断送传统民间文化的未来！”